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银行业损失1600亿[5篇范例]

第一篇：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银行业损失1600亿

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银行业损失1600亿

2015年06月16日 16:08 香港商报

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上)

民企大爆煲 银行损失1600亿

3年前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令举国震动，实体经济因多种原因被迫率先硬着陆。盘点其中得与失，记者发现受伤最深重的并非敏感但极具韧性的实体经济、民间金融，而是有意规避风险却深陷泥潭的银行业，温州正成为国家多年苦心构建的正规金融业的滑铁卢。

记者向很多上市银行总部求证温州银监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准确真实，统统被坚决否认。浙江主管金融的朱从玖副省长确认了银行业不良远超预期的事实：“我记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几十，个别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也很高，两三成是有的。但银行的名字请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银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是否硬着陆 央行地方不同调

2011年秋天，中国人民银行[微博]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刚接获温州求援报告，直接致电人行温州支行，商讨如何施救。美国次贷和欧债危机演变扩散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央行行长敏锐意识到温州几十家企业主跑路之后风险蔓延的破坏力，并提出两种对策：一种是紧急救助，大事化小，将金融**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种是不给钱，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这样做温州有硬着陆的风险。

很快，央行确定600亿有条件救助温州，并与浙江省政府沟通，600亿再贷款期限一年，必须归还，省财政为温州快速处置金融**进行担保。

相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1998年临危受命处置的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浙江省面临的情况是企业家群体跑路，并没有出现金融机构的挤兑，而广东省当时面临1000亿人民币支付的硬缺口，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广国投的资产负债率168%，资不抵债147亿元，境外投资者让广东省政府兜底的舆论压力也很大。审视了广国投和粤海的财务状况后，王岐山果断决定前者破产、后者重组，一年后为快速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兑付危机向中央借款380亿，紧接着央行增拨70亿的再贷款额度，紧急调集全省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2000多人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关闭了2000多家城信社、信托公司分支机构和农金会。原本计划9年时间偿还的借款，得益外贸出口复苏，一年后税收增加700亿，很快就提前归还完毕。

但央行救助温州的方案曝光后，舆论哗然，浙江银监局激烈反对，认为应该让高负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倒闭，实现自然淘汰，接着各大主流财经媒体充斥能否用大量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的质疑声音，浙江省政府选择了沉默与放弃，即便10月初温家宝总理带领众多 财经高官亲临温州现场允诺实施民间金融改革，温州的流动性迅速消失，已错过救助最佳时机，去杠杆变成现实，到目前为止超过万家企业大面积洗牌，银行业基本确认的损失总额高达1600亿。

银行替地方政府买单

600亿救助和1600亿损失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事后看一目了然，但是浙江省拒绝担保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国家金融业两个独立行政体系的矛盾与冲突。浙江省对温州危机烈度判断也许和央行基本一致，但救助即意味承担实实在在的损失，全省连环担保链的普遍存在让多个城市的损失预期更加悲观。不救助仅仅意味私营企业的洗牌(不是大面积关闭或破产)和银行出现坏账，央行和省政府对后续损益的权衡标准不同，态度自然迥异，金融系统盈亏对地方官员完成短期GDP各项指标考核的权重影响微乎其微，中央和地方对贷款资源的博弈中，只有贷款投放的大幅增加对地方政府有诱惑和吸引，贷款巨额损失引发的信贷增速骤降、信用崩塌对地方经济的长远负面影响、诚信企业与逃废债企业的甄别处置，地方政府往往重视不足。

反观中央政府即便600亿到位，如何救助才能达到及时、有效、损失最小化的目的，是更现实严峻的课题。征信系统缺乏公安、司法、抵押评估等多部委大数据有效支撑的前提下，债权人快速识别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央政府与其寄希望地方政府兜底，不如尊重地方金融监管和银行一线人员的判断，堵住区域金融危机关键的出血点，建立城市、省级、中央三级风险分担联动机制，防止区域危机深化蔓延。否则单纯注入流动性，有可能因道德风险的增加和大面积逃废债而产生更大的损失，温州地区银行业2011和2012两年1500亿贷款增量的注入反而扩大了坏账损失总额，就是惨痛的教训。迁就短视的舆论导向或者民意，漠视快速果断处置的客观需要，往往贻误时机，让微小的皮肉伤口溃烂伤及骨骼或神经系统，造成持久的被动。

影子银行式企业隐患大

温州金融**与广国投事件爆发的最大相同点，都是企业的过度借贷，以及民间投机资本将资金价格炒高到30%以上，广国投、粤海是地方政府组建的窗口上市企业，连带全省小微金融机构出现挤兑苗头；而温州陷入危机的是非上市民营企业，后者的财务状况更隐蔽，企业掌门人主动负债、运用高杠杆更大胆，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700%到1000%，比如立人集团、信泰集团、海鹤药业，这3家公司是通过破产程序才完整暴露了真实的资产和负债全貌。高杠杆企业的倒闭，比中小型金融机构挤兑有更大的破坏性，后者至少有被接管的可能，债权人或存款人的本金尚有部分安全保障，温州影子银行式的企业倒闭，除却抵押物进入拍卖渠道回收极少量现金，银行和个人借贷资金往往血本无归，没有倒闭的影子银行化身“僵尸”，随时侵吞吸嗜任何外来的资金。

两起事件后期处置最大的不同点是广国投借的是外债，涉及很多国家，由省政府邀请境外会计师和投行公开透明进行快速破产清算和重组，最终省政府、央行及境外投资者三方共同承担了损失，同时关闭省内上千家小型金融机构防止挤兑向全国蔓延。温州企业借的是内债，以民间债务和银行债务为主，2011和2012年危机最严重的阶段，银行业继续输血使温州地区贷款增量保持在1500亿规模，温州市政府组建15亿的应急转贷基金，浙江省政府没有分担损失，贡献流动性最多的银行业成为企业呆账的唯一承担者。另温州有1800多家各 式色各样的小型放贷机构，目前仍然合法生存，他们和高负债运行但躲过危机的企业一道，成为金融系统血管壁上最微小但是最薄弱的节点，随时可能溃破并演绎新一轮危情。

温州化解流动性枯竭和改善信用环境的现实需求，被温家宝到温州视察后的区域金融改革的呼声掩盖和淡化了，公众和学者把焦点集中在利率市场化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放松民营资本金融准入管制等等脱离温州救急实际的宏观长远命题上，似乎多拿到几个民营银行牌照就能为危机解困，央行希望的自下而上改革、允许试错的改革思路，被信用崩塌、担保链引发的二次灾难的呼救声淹没。

经济好了 银行烂了 失信人多了

3年过去，硬着陆究竟给温州经济带来哪些影响？记者翻看了近10年温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将历年来的多项统计数据进行了模拟(如图)，发现这个历来重视民营经济的地方，公报中劳工人员数量统计缺失，而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据危机期间一直保持正增长，这和企业倒闭潮非常冲突。据当地金融办介绍，与鄂尔多斯(14.18,-0.67,-4.51%)等鬼城空城不同，“硬着陆”通常导致的巨量人口失业和消费极度萧条，在温州并没有出现。只有2012单个年份的几个数字显示温州工业受到重创：GDP的增速从之前增长12%下滑到5%，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全部出现负增长，工业最困难的年份当地政府税收仍然增长了近7%。比较令人惊奇的是工业和出口的负增长瞬间即逝，2013、2014温州工业即全面复苏，今年一季度温州工业用电量增加8%以上，显示复苏的步伐加快。

银行业的表现出人意料糟糕，截止发稿时得到的消息，温州法院受理的银行借贷案件攀升速度依然不减，银行系统的风险不断暴露，最终损失有可能突破2000亿元，2013年坏账核销总量竟占到全国银行业的28%，一个曾经最具活力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最受追捧的城市，**骤起后坏账处置额占到全国总数近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大多数银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温州赚取的所有利润，重回本世纪初银行业整体技术性破产的尴尬境地，只有极少数坚守差异化经营和独立审贷原则的银行逃出生天。

温州真实不良惊人

温州近4年银行业平均放贷余额7000亿元左右，减去3000亿个人贷款余额，相当于公司贷款的坏账率高达50%，随着后续更多金融案件的审结，受制连环担保“处置一千、新增一万”的放大效应，银行业的伤亡统计更加不乐观。只是目前公司坏账损失的绝对数值被贷款总额稀释，再进行4个年度的分摊之后，平滑缩小成几个点的不良率。记者向很多上市银行总部求证温州银监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准确真实，统统被坚决否认。

浙江主管金融的朱从玖副省长向记者确认了银行业不良远超预期的事实：“我记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几十，个别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也很高，两三成是有的。但银行的名字请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银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外界普遍预计规模庞大的民间金融折戟崩盘后，其损失金额应该会大大超过银行业，但是近3年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标的金额只有银行系统的四分之一，即500亿左右。据浙江司法系统统计，银行在破产企业的总负债额度中占30%比例，果真如此，民间金融才是温州企业的真正保姆，危机过后民间金融的损失应该在6000亿左右，何来500亿就慢慢平息 了？

曾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刘明康曾提示：“企业家宁可跳楼、跑路，也不愿申请破产保护，是因为没法透露很多借贷资金的真实来源，说明官商勾结。”

某大行行长直指：“破产企业的负债畸高至8倍到10倍，怎么可能保证日常运营？一定是破产之前把很多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转移到亲戚的名下。”

金融危机蔓延 温企公开逃废债

温州民间金融的市场容量究竟是被个人热钱还是银行资金喂大的，或是隐蔽在人民银行[微博]能够监测的货币体系之外，又成悬疑。大额借贷强制登记条例实施之后，浮上水面的和仍盘踞地下的民间资本的比例，直接影响业已发布数年的温州指数或综合民间利率的可信度及有效性。

温州银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金融**最严重的年份，温州居民个人存款的数量没有下降，反而一直上升。有监管部门官员和司法系统庭长直指，温州企业逃废债从刚开始的个别偶然、迫不得已，到后来普遍自觉自愿，甚至出现频繁聚首、小范围公开探讨如何逃废债。比如将企业应收账款转到其它可信赖的个人名下，或者对外宣告严重资不抵债，让亲友用低价购买成为新企业主，资产转移到海外后再合法回流等。企业流动资金绕道通过个人账户流转，才能解释温州企业存款近三年持续下降而多项工业指标表现持续走好的矛盾现象。

温州危机期间法院借贷纠纷起诉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左右，个人与个人，银行与企业，银行与个人多方激烈对质博弈的结果，是四万多失信人的黑名单在今年初进入最高法院和央行征信系统，有偿还力而拒不履约的典型老赖被媒体曝光、限制出行高消费。温州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度只有0.68%，被甄别出的失信人总数超过全中国的5.59%。后者的数量级是前者的8倍之多。

民间借贷纠纷的案发高峰期比银行业诉讼高峰期提前了一年多，银行与民间借贷在法院的交集是争抢抵押物的运行时间。

温州的房价从2011年上半年一路走低，目前平均价格比最高峰期间拦腰斩断，银行业要出清积压的大量住房、厂房抵押物，对温州二手房市场是巨大压力。

实体经济受阻信用环境崩塌

随着时间推移，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名字，将逐渐被温州金融危机代替，后者是前者的深化蔓延，银行业的溃烂背后是当地信用环境的崩塌，是众多企业主为保护私有财富对诚信的出卖。信泰集团胡福林有效资产4个亿，债权人申报总额42亿，其个人16套房产记在胡恩圣名下，海鹤药业等关联公司账面资产2.5亿，但全部股东个人的民间债务超过15亿，为温州中院破产审理过程中界定企业债务增加了很大难度。

温州危机的各项数据表明实体经济即便经受了银行抽贷的短期折磨、政府救助不力，其强劲的活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十分强大，反而是吸收了实体排泄的全部毒素的银行业，极易重 演技术破产的悲剧。上世纪和本世纪初期是全体国民将银行信用等同国家信用的高额储蓄年代，大量的银行坏账始终没有引致国有银行的大规模挤提，但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的今天，商业银行有限偿付存款将推动风险意识、逐利意识快速强化，坏账激增的银行业如果经不起大额存户和投资者的严苛审视，它的衰落可能是缓慢的过程，更大可能是瞬间的倒塌和挤兑风险传染爆发。

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中)

独立审贷稳金融秩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总理朱镕基为整治金融乱象，用了8年时间才让国债利率水平从世界罕见的年息15%降至1.5%。重建金融秩序后，铁腕总理将眼中的银行业健康稳定看成国家的命根，坚决启动银行业坏账剥离及上市，地方政府和中央其它部委被告诫不可以干预商业银行的独立运营。但是，中国银行业世纪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业改革，在温州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彻底性。政企分开所要求的检视现行政策的独立意识，新型审慎的信贷文化、一线机构的预警功能和危机处置能力都尚待完善。

银行须自下而上改革

本世纪初，自上而下的财务重组和坏账剥离使银行业的财务状况迅速改良，甚至让宇宙大行上市不到一年，市值就超越发达国家银行一百年的经营成果，但是中国银行业基业长青最需要的独立审贷精神、贷款责任终身认定的机制安排、风险控制基本原则，并没有在动荡的市场环境和大政府主导经济的现行体制内，得到持久深入贯彻。2008年中央政府强力刺激政策出台，这些基本原则统统被搁置一旁，商业银行在与刺激政策的互动中彻底迷失了。

盲目乐观遗忘风险

温州市政府多年奉行小政府和不干预市场的政策，银行业不会遭受地方行政因素干扰，而温州民营资本跨省、跨国的一次次冒险，虽然成败参半，但是企业主们多年来对银行业的负债一向有借有还，2010年的0.38%的不良率创下全中国几乎最低纪录。信用环境如此优良，让银行业坚信不疑温州是市场经济的理想之国，这里创业打拼得有些规模的企业主，人人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的乔布斯。

据浙江省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回忆起2010年的情形说：“当时温州银行数量蛮多了，还是接二连三有银行托关系、想方设法提出申请要在温州开业，大家都很乐观，实际上很多人对经济周期的波动缺乏经验，只想到温州设立机构赚钱很容易，没有认真考虑过背后会有哪些风险，对市场的严酷性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盲目乐观使得包括温州在内的江浙两省成为2008年底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信贷资源倾斜力度最大的地区，那一年全中国的信贷投放增量相当于过往10年的总和，最终投放超过10万亿。温州地区2009年、2010年的贷款增量分别都达到了1000亿，但是2009年温州GDP只增加了100亿，也就是说温州的投入产出比10：1，如此强烈的预警信号被漠视，实体经济错过了一次由市场主导的优胜劣汰的机会，企业的负债水平急剧升高，准确的说是 背负银行债务升高过快，在随后而来信贷收缩中率先爆煲，温州当地银监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前8月中小企业抽贷规模将近400亿，9月出现企业主跑路潮，10月中旬之后银监会再注入流动性，信用崩塌之势已无法逆转，大放大收的信贷调控政策成为高杠杆温州企业灭顶的人为之祸。

浦发银行(18.43, 0.00, 0.00%)执行董事沈思承认，太多银行放贷不谨慎，同质化竞争产生共振效应，震垮了温州民营经济这座大桥，银行纷纷掉河。

去行政化迫在眉睫

温州中级法院民二庭庭长鞠海亭在分析众多破产案件或银行借贷纠纷的案件后，认为银行业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行政化倾向严重，过于注重书面文件审批和内部程序完整，一线信贷人员只是上面放贷、收贷计划的执行者；合同审查和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连哄带骗”诱导担保人签字、不认真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在处置风险阶段，为追求责任最小化，经常贻误时机，扩大实际损失和风险。

温州市金融办余谦说：“由于银行贷款期限与企业发展的周期存在期限的不匹配，导致企业存在一定的贷款缝隙。企业家在面对市场千变万化时，身处银行僵化的信贷机制与变化的行业发展规律，为民间金融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市场。”记者注意到，银监会关于担保链风险差异化处置的文件姗姗来迟，直到2014年7月底才出台，这比温州危机爆发晚了近3年。

目前温州银行业的当地分支负责人多被免职或调离，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的部门经理也陆续出现离职潮。一线审贷人员的专业性、独立性、责任心如何在危机期间发挥有效作用，对银行业运行机制和监管形成新的挑战。

中国银行业世纪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业改革，在温州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彻底性，政企分开后银行业重要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检视现行政策的独立意识不强，基层支行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审视过于粗放，基层信贷人员过度放松审贷标准，都不是原有自上而下能够完成的改革任务。引导所谓正规金融系统自下而上变革，形成去行政化、灵活创新、有效风控的运营机制和新型审慎信贷文化，应成为银行业深化改革的新课题。总结温州银行业巨额损失的教训，增强一线机构的预警灵敏度和危机处置能力，更是温州金融改革的题中之义。

政府喊话须担责

政府干预纠纷连连前总理温家宝曾到温州视察，希望当地银行提高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这是中央政府用稳增长名义启动货币政策增加全社会杠杆率之后，对银行业风险定价偏好的更加深入的干预，容忍的结果是全国范围加大了普惠金融的研究及实践力度，较大比例提升了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和总额比例，增加了数万亿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量投放。但是发端于温州、浙江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喧嚣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激发更多企业的负债融资欲望，甚至成为过度负债企业拖延还贷、逃避还债义务的挡箭牌，进而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实体经济被银行业暴利严重盘剥的广泛共识，一时间银行业俨然千夫怒指的黄世仁，企业主变身苦大仇深的杨白劳。

这种对立在温州金融危机期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官员埋怨金融业对实业界见死不 救，企业和银行在政府组织的多次协调会上无休无止的争吵：企业责怪银行不能雪中送炭，越困难越是压贷抽贷，并要额外承担多边担保风险。银行认为企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既然做了担保，就要履行责任，不能总是赖着不还。

幸运的是，温州法院很好坚守了这个城市的道德底线，承担起众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对立关系的疏通者和评判者的角色。温州中院金融庭庭长高兴兵说：“危机期间温州法院的债务纠纷收案标的是正常年份60亿的10倍以上，2014年金融案件的收案标的额达到创纪录的735亿，其中民间借贷165亿，银行诉讼债务412亿，收案的民间借贷和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数量近3万件，涉及年收入千万以上的企业近7000家。”

金融机构集中的鹿城区一位金融庭陪审员告诉记者，2015年银行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比去年还多，去年一周旁听40场庭审，今年春节后一周有时要旁听50场。法官个个超负荷工作，虽然年轻，健康状况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正是这些法官夜以继日的工作和翔实公开的审判文字记录，记者得以观察到企业和银行纠纷的冲突细节，纠正之前一味袒护企业主的立场，客观评估温州的信用环境。

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将2012年定义为企业借贷危机年，与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的前期定位区隔开来，也是希望舆论导向淡化温州民间金融的危害，转而关注银行业压贷抽贷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他认为 抵押贷款，几近面临“死光光”。法院纠纷个案审判中，竟有企业以技术改造资金名义申请银行贷款，收款之后即刻归还政府转贷基金，企业主的诚信度、地方政府和银行还款约束力的天壤之别可见一斑。

经济减速下行周期，银行惜贷是遵循正常的市场规律，低效企业、非诚信企业如果不尽快淘汰，会进一步拖低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政府领导人对既是企业家又是债务人的任何表态应慎之又慎，否则道德风险将被急剧放大。

中国诚信体系的构建障碍重重，工商、税务、公安、司法、不动产数据共享机制至今难产，使得骗贷、逃债的违法成本极低，金融系统相当于中国经济大厦的地基，也是国家经济稳定的堤坝，公众舆论和决策层往往只看到其巍峨华美的一面，对不停开挖侵蚀主体的行为警觉不够，目前急于分食银行业唐僧肉的不仅是中小企业，连以往对高利率意向不敏感的地方融资平台、连吃多年低息贷款的国有企业也加入了叫喊“融资难融资贵”的群体，高层政府官员盲目顺从“民意”的结果无疑将加速大厦倾倒。

政府和银行的良性关系究竟如何构建？业内人士介绍了香港2012年千亿中小企业担保计划的运作模式：“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1000亿保证额度，但是并不负责审贷，像审贷这样专业的事情政府完全交给银行业来做，贷款不可以用来还旧债，只能支持新的经营活动。

如果银行尽责后仍然亏损，政府承担80%，银行承担20%，如果有证据证明银行没有尽责，那么银行承担100%损失，政府既利用好银行的专业能力，同时用利益捆绑的方式迫使银行对放贷质量负责，绝对不会向银行发出必须放贷多少的行政指令，或者干预银行的资金定价。港府会告知公众担保的最长年期和最高额度，担保费用的优惠幅度。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是很高的，如果政府想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必须履行担保责任，否则同样是企业的银行为什么一定要承担这种风险呢？”港府提出千亿担保计划时测算过，按照户均贷款340万元计，3.6万家企业受惠，福泽120万名雇工。

比照香港，中央及地方的官员，如果诚意解决中小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要承担80%的责任和损失安排，而银行尽责的前提下只须承担20%的损失，目前几乎承担了100%的责任，政府喊话支持中小企业，但是风险分担方面几乎免责。银行业还能支撑多久不全面亏损甚至倒闭？当国家财政相对捉襟见肘时，为应对香港金融危机和广东兑付危机尚能调拨足够头寸，而当国库充裕时，为保GDP增长率，却不恰当推升了实体经济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新一届政府要在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找到利于长远的平衡点，必须区分两者真正的虚实轻重，温州危机中，实体经济和银行业的消长变迁提供一个富有前瞻性的参考样本。

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下)

民间金融监管须防患在先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温州的民间资本实力雄厚，民间的借贷活动非常活跃，三十多年来，每一次民间集资的疯狂，总是以毁掉多条人命的残酷方式暂时平息，此次温州危机自杀的企业主及放贷人近70人，温州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1800多家放贷机构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杀人放火的歧途？如何做好民间金融长期有效监管？对此，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抽检类金融机构的权限职能应该扩大，他说：“在温州，这些非银公司账户的资金周转金额与速度远远小于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账户活跃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让公安和司法部门介入，往往太迟了，所谓民间金融风险的事中监管就是一句空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有抽查机构法人或紧密股东个人账户资金往来的职能权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区域风险长期偏高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是温州本地人，对此次企业大面积洗牌**他心痛不已，他说：“死掉的都是行业龙头，是一些知名的信誉好的企业，还有一些历史很悠久的都死掉了，元气大伤。”但是站在审视风险的角度，死掉的企业一定不是好企业。

听完张仁寿院长发言，央行[微博]研究局局长陆磊非常恭敬发问：“请教张校长一个问题，温州地区的资金量与中国许多地区相比一直是很充沛的，为什么长期以来这里的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呢？”这个问题也困扰了记者很长时间，张仁寿几乎不假思索响应：“利率高是因为风险也高。”

高利率所对应的高风险究竟是企业家必须面对的市场风险，还是企业家自身的冒险意识为资本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温州企业家本身的道德风险就很高？这是一个应该认真甄别的问题。

张仁寿承认温州的上市企业数量极少，和温州人宁做鸡头不愿分享股权的文化心理有关，分享股权同时意味着财务公开，这对温州商人熟人间讲信用、陌生人打折扣的文化痼疾是巨大的挑战。有证监会[微博]官员直言不讳：“温州企业要想上市，数据审查一定要严一些。”

某家资产管理公司接受一家银行转让的温州不良资产包后，打开几十笔贷款进行尽职调查，对其中一笔大额贷款印象颇为深刻：“10个亿的房地产项目资产包，打开来，十几个项目，土地手续、建筑许可证、现金流报表，全是假的，银行的钱骗到手究竟弄到哪去了？这样的信用水平，还想借钱？”

从大额公司借贷到小额个人借贷，如果银行总是落入债务人“人人想吃唐僧肉，钱进不再想还钱”的信用陷阱，将贷款利息、罚息或者手续费成本提高几倍，都是徒劳的。

“大不了，我们温州的贷款都不要了，撤销机构关门走人！信用环境破坏易，重建难，一粒种子到了肥沃健康的土壤里，才能开出鲜花，落入污染的环境，只能长出毒草。”一位股份制银行的高管抱怨。

债务人失信率高 互保链条仍在增大

金融案件的起诉密度、深度和广度，如果发生在2012年和2013年，更加吻合前一两年的工业停滞，奇怪的是2013和2014年度温州的工业数据一直处于复苏正增长阶段，为何银行的诉讼活动越来越频繁？翻阅了几百份温州法院裁判文书之后，记者吃惊发现，这些诉讼中因续贷逾期不归还的案例极少，多数是2013年新借不还案例，房产抵押、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连环担保各种名义的一年期贷款，金额小至几十万到一两百万居多。由于各家上市 银行拒绝公开披露小微企业坏账率的细节，记者只能通过查阅温州司法系统的公开审结文案进行粗略统计和判断，95%的银行诉讼是几十万至五百万以下额度的企业或个人贷款，银行下沉户均贷款余额的努力清晰可现、以往利用优势地位盲目求大的作风明显改进，但债务人弃房还贷、各种名义拖欠违约比比皆是。用陪审员的话说，“很多小的坏账，累积多了，最终银行的损失还是很多”。

更加奇怪的是浙江许多地方互保联保贷款方式陆续被抛弃，其放大风险的弊端在2011年期间就已充分显现，媒体和企业反复批评其引发“火烧连营”恶果，为何2013年之后新增贷款温州银行业仍然固执沿用连环担保方式？担保人数从以往两三个，增加到五六个，保额比贷款额度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唯一的解释，是债务人借钱不还的概率太高，只能借此增添债权的安全砝码。

温商的冒险精神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为温州经济立下汗马功劳，在实业受困期冒险意识如果体现为过度负债，反而增加了其覆灭的几率，抱团衍生的联保互保风险已经从单纯财务层面上升到法庭内外对诚信公正的践踏和蔑视。

记者看到的数百例银行起诉案件中，债务人拒不出庭的情况极为普遍。温州法院系统在银行债务清收和企业风险化解的两难境地中，曾因坚持“担保有责”的审判基本底线，而被指责是将企业推下“断崖”的“黑手”。某些审判文书显示，互保圈某个债务人出现逾期欠债后，担保人往往编造各种说辞，将责任推定银行违规，解脱担保责任等。比如：某企业法人代表借款不归还，企业其它股东当庭辩解，说合同盖章是法人个人的借贷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其它股东的真实意愿，请法官判银行贷款违规，黑白颠倒的程度令人咋舌。

银行贷款在道德风险较高的地区，已经异化为没有股权回报的天使投资。

记者希望在温州市处置办和企业主面访的要求被婉拒，理由是到这里来投诉的企业主总是被银行纠缠得心情不好，这个部门每周要开企业和银行的债务协调会，既要防止企业逃废债，又要防范银行冷不丁抽贷压贷。

三年时间用应急转贷基金共周转9000多笔累计788亿贷款，受益的企业2000家。为防止僵尸企业浪费贷款资源，处置办的工作细化到要让街道办事处去识别管辖区内企业应否破产，同时发放企业家调查问卷，被投诉抽贷严重的银行，政府和法院会相互配合，在案件受理速度、财政储蓄资源调配上给予银行警示和限制。

健全征信体系 重中之重

记者采访温州之前，当地政府将20家涉嫌逃废债的企业纳入“约谈名单”，公开曝光了52个失信人名单，当地公安部门开展猎狐行动从境外抓回的经济犯罪嫌疑人22名，两年共抓获近四百名恶意逃废债的逃犯，法院联合机场、高速成功限制108人乘坐飞机，控制5辆汽车，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被银行起诉的数千家企业、总计4万个失信人来说，震慑力度仍须大大加强。

站在金融角度来比较温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其经济外向程度和民间金融发达程度基本相当，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信用环境差别较大，后者归功于深圳人行十年前，即推动深圳市企 业信用信息中心和深圳鹏元资信评级公司完成建设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致力于征集司法、税务、私家车保有量、房贷偿还、水电费缴纳等各种违约信息，大大方便了企业与企业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个人和银行之间的信息查询，降低了违约成本，个人或企业的透明度和诚信意识很好。深圳的高利贷公司生存空间有限，P2P公司兴起后，在深圳能够有效拉低贷款利率至9%~12%区段，个人贷款最低在7厘左右，但是温州的民间综合利率水平很少低过19%。

温州区域金融改革成功的真正标志，并不是新近开张的民营资本组建的温商银行能够为本地区的企业带来多少流动性或增量贷款，而是何时构建完成有效健全的征信体系，减少道德风险引致的大规模坏账的发生，4万个温州失信人的数字下降到与经济贡献度相匹配的位置，并且民间利率率先回归全中国最低水平，这意味着温州人和温州企业的诚信不再针对熟人小圈子，而是面向全世界所有愿意提供资金的人，那时的温州企业不论是公开发债、发股、或到银行、民间一对一借贷，既不会融资难，也不会融资贵。

民间金融监管存空白

温州虽小，因为民营之都的独特标签，它的起飞、盘旋、颠簸、失速乃至最后的硬着陆，都会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硬着陆为温州带来一些好处：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比如区域金融综合改革的金字招牌，双层监管体制的摸索尝试，世界级明星城市才能获得的境内外媒体关注度，地方立法权确立、金融司法创新、快速破产机制的有效建立等等。

自区域金融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关于金改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地方和中央都倡导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地方政府和众多放贷人侧重金融普惠，主张消除经营特权，给予小区机构合法吸收存款和放贷的自由。中央政府更看重民间金融野蛮燃烧的根源治理，三十多年来，每一次民间集资的疯狂，总是以毁掉多条人命的残酷方式暂时平息，温州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1800多家放贷机构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杀人放火的歧途？“高利贷公司的老板风控水平不比银行差，更有效率，但是暴力讨债是造成命案的原因之一。”一位曾经给高利贷公司老板开设培训课程的风控专家如此分析。

民间金融的真实规模高峰时有多少，不同组织给出的数字大相径庭，企业协会认为有8000亿，人民银行[微博]测算4700亿，当地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认可1200亿，按照司法系统的测算，则在7000亿规模上下。

数据混乱折射的是民间金融监管的空白，有业界人士指出，民间金融的规模不需要太大，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和个人愿意加入炒钱游戏，高息回报的星星之火瞬间可成燎原之势，就像原本半杯水量的杯子，一旦快速旋转，漩涡边缘飞溅的水花总会让外界误以为水量充沛，取之不尽，政府之手确定的存款基准利率越低，房地产或股市的预期回报越高，漩涡的推动力就越大。温州的民间利率始终是市场化定价，2011年月息高至九分，恰恰是温州区域风险的历史峰值纪录。

中国利率市场化有望在2015年变为现实，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先互补、后竞争的格局迟早到来，有香港专家建议应尽快实行存款人分类制度：“国内小贷公司不允许吸收存款，那么少的注册(运营)资本，把钱放出去以后，很多时间没事做，香港的财务公司是可以吸收存款的，但是只能吸收10万或30万、50万现金以上额度的存款，这些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强于一般存户，财务公司提供清晰的风险提示，存款人很清楚高额利息的背后，这些钱本金可能收不回来。”经济学家郎咸平[微博]认为香港上世纪70年代财务公司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在持牌银行严管的政策环境下，反而能够很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地方事中监管待加强

目前温州的小型类金融机构有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借贷服务中心、几十家P2P公司，但是由于小型机构庞杂多样，归属不同部门管理，金融办的日常协调难度不小。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和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都曾提到：“有必要探索和建立中央和地方双层监管体系，解决地方民间金融的监管空白带来的问题。”《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实施从立法角度首次厘清双层监管的边界，尽管存在隐私保护和偶然利得纳税的争议，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又保留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

温州金融办仿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建制，目前有70多人的规模，在各区县设置了四百多个资金交易的监测点。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全程跟踪了危机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与记者沟通互动时，开放度好过当地正规金融监管部门。余谦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抽检类金融机构的权限职能应该扩大，他说：“在温州，这些非银公司账户的资金周转金额与速度远远小于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账户活跃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让公安和司法部门介入，往往太迟了，所谓民间金融风险的事中监管就是一句空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有抽查机构法人或紧密股东个人账户资金往来的职能权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2011信用崩塌大地震，造成几十位鲜活生命永离人世，它给这座城市的血淋淋的记忆是永远不可以忘却的。记者漫步在温州漂亮的新区广场时，希望这里未来开设一面永久纪念墙，将历年来因高息借贷而自杀的每个生命步入绝望深渊的故事，永远隽刻展示出来，警醒普通民众和企业主面对之后各种投机浪潮时，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谨慎，多一份清醒。(完结)

第二篇：银行业调查

银行业调查

一、待遇篇

1、五险一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2、节日慰问金：一般是发放超市的购物卡，五

一、国庆、春节的时候发放，3、补贴：交通补贴每月500—2000多不等，职位越高越多，客户经理700左右；通讯补贴每月100—500不等。中餐补贴每月300左右；住房补贴，每个月1500左右，不过马上要取消了。

4、绩效奖金：

（1）季度奖，两三千块；

（2）年终奖，一万多。

（3）销售奖金，就是平时销售各种银行产品的奖励，因人而异，差异较大，有些比较厉害的客户经理一年单销售奖励就可以拿到5万多，做柜台的就会比较少。

（4）绩效奖金跟每个网点的经营业绩紧密相关。

综合以上四项，一般银行员工，也就是柜员和客户经理，待遇在4万—10万不等。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小的差异，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应该有10万以上，而偏远城市的话大概也就4到5万。现在的银行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经营目标是最大化的为股东创造利润，会计制度比较规范，员工的工资待遇应该来说是大不如从前，在每个城市也只能算是中等偏上一点。

二、银行机构篇

1、银行的组织架构。全国性的商业银行都是采用总、分、支三级组织架构：在全国设立一个总行，大部分银行的总行都设在北京，交行在上海，招行在深圳，2、银行的主要行政部门。银行的总行和省分行设立办公室、人资部、会计部、法律部、信息技术部、国际部、信贷部、电子银行部、对私业务部、对公业务部等行政部门，这些部门通常被称为“机关”，也是“后台”，因为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和规划各项业务，不直接面对客户，在这些部门上班比在支行相对要轻松一些。支行作为经营网点，不再细分部门，主要由正副行长、客户经理和柜员组成。

3、现在的银行通常都是以省分行的名义进行招聘，聘入后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大部分的人被分配到各个支行，小部分会留在省分行（一般是研究生）。分到支行后通常要先做柜员，然后做大堂经理或客户经理。

三、工作岗位篇

1、柜员。柜员就是坐在银行窗口为客户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属于银行的会计岗。这个岗位的工作比较单一，主要就是办理开销户、存取款、签协议等具体的银行业务，大部分进入银行的人都要先从这个岗位开始来熟悉和掌握银行的业务。

2、大堂经理。大堂经理主要负责管理大厅设施，引导和分流客户，指导客户填写单据，发现有价值客户，向客户推介新产品，处理紧急事件等。

3、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属于银行的营销岗，分为对私客户经理、对公客户经理和个贷客户经理。

（1）对私客户经理主要是服务私人客户，即个人，有的银行称为理财客户经理，工作职责主要是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拉存款、销售银行产品等，对私客户经理需要具备存款、国债、基金、股票、保险、黄金、外汇、期货等多种金融理财知识，为客户客户提供理财咨询和建议。

（2）对公客户经理主要是服务对公客户，即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公司等，工作职责主要是吸引对公存款、发放对公贷款。

（3）个贷客户经理主要负责营销和办理个人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等个人贷款业务。

四、职业发展篇

银行的职业发展可以分成会计条线、营销条线和管理条线三条路，银行一般员工的成长之路：

1、柜员。柜员一般有两条出路：

（1）在会计条线精耕细作，做成业务标杆，升为柜长，然后竞聘为支行的会计主管，再竞聘为支行的副行长，到这里一般需要5到8年。再往上可以爬到省分行的会计部门做个小领导，然后竞聘会计部总经理，再向总行进军。

（2）转岗做客户经理，走营销条线。一般需要在做柜时有较强的营销意识，转岗一般需要参加笔试和面试。

2、客户经理。客户经理一般有三条路：

（1）一直做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助理→客户经理→高级客户经理助理→高级客户经理→私人银行顾问，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随着级别的不断升高，工资收入也不断提高，管理的客户也是不断的高端起来，主要靠专业知识推动业绩增长来增加收入，但是就一直在支行工作，受支行长的管理。

（2）竞聘支行行长。支行的行长一般3年就要换一次，而且每年总有行长因为业绩不佳被开牌，所以如果你喜欢做领导，通常有3年的工作经验之后，就可以去参加每年的支行长竞聘。做支行长压力非常大，每年背负着50多个指标，做不好就亮红牌，直接下课。

（3）向省分行的相关部门发展。比如对私客户经理就去私人金融部，对公客户经理就去公司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就去信贷部，然后在这些部门做成领导。

3、在银行里，能不能升级，大部分是要靠业绩说话的，所以只有当你的业绩做到出类拔萃的时候，在竞聘中才可能胜出，当然每往上升一级，你身上背负的任务就要加一级。

第三篇：温州民间艺术资源调查

温州民间艺术资源调查

班级：10国贸3班姓名：苏航学号：1031050324 【内容摘要】 民间艺术是一种最能反应一个民族和地方文化特征的非物质遗产。当今社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正濒临灭绝，这敲响了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警钟。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鼓词 南戏 瓯绣 保护

温州是我的家乡，她有着千年的历史。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养育了聪慧、勤劳的温州人，也孕育出了各种优秀的民间艺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家乡的文化遗产，甚至有些孩子从小在外读书，竟然连温州话都听不懂。本调查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温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些珍贵的文化濒临灭绝之前，敲响保护他们的警钟。

一、列举典型的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1.鼓词入遗：留住民间文化的根

新华网浙江频道1月18日电 2006年5月20日，对于瑞安鼓词来说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一天，国务院正式向社会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瑞安鼓词榜上有名。温州瑞安市素有“鼓词之乡”的美誉。作为瑞安土生土长的传统曲艺形式，鼓词在瑞安人民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瑞安鼓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渐渐失去往日的风光。

2.温州，南戏的发源地

南戏形成于浙江温州一带，温州又称永嘉，故南戏又被叫作“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永嘉戏曲”、“温浙戏文”及“戏文”、“南戏文”、“南词”、“南曲”等。如宋末元初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说，温州乐清人把僧人祖杰的恶劣行径“撰为戏文，以广其事。

3.瓯绣，心灵手巧的温州人

瓯绣是温州地区的刺绣，为传统工艺的结晶，有浙江工艺“三雕一绣”之誉。是我国六大名绣之一。早在唐宋，民间刺绣即遍及千家万户，绣品多为鞋面、枕头、帐檐、寿屏、神袍之类。1853年(清咸丰三年)，温州首设专业绣铺，20世纪20年代，各绣庄请画师绘画，增加刺绣品种，逐渐向装饰品和欣赏品发展，并出口欧美及南洋各地。近年来瓯绣厂有佳作多次获奖，被选为国家级礼品，人选中国工艺美术名家展及出国展览。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1.对象:笔者是温州瑞安人，故对高中同学进行问卷调查。接受调查共100人，平均年龄20岁，学历均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2.方法:采用网上分发调查问卷的方法，通过QQ或EMAIL等让身处各地的同学网上答卷。问卷旨在了解作为温州人的他们在过去的20年中，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民间艺术及其了解情况。

3.资料处理:采用人工统计和整理。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模糊。我们是90后，大多数人表示只在电视或网络上看到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部分文科同学表示，在高中历史课本上学过。可见，我们这一代对民间的非物质文化的了解甚浅，即使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网络化时代，也很少去关注这些即将灭绝的文化。

2.知道瑞安鼓词“入遗”的消息，但丝毫不感兴趣。瑞安的鼓词有悠久的历史，在温州当地也是广为传唱的，但作为瑞安人，只有少数同学表示听过，对鼓词这门艺术感兴趣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见，民间艺术与当代的青少年的审美之间存在较大的代沟，是教育出了问题还是古老的文化艺术的先进性存在问题呢?

3.对于当地有实体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大家都表示比较了解。因为像藏书楼之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从小学开始就经常接触，通过春游、看展览的形式，知道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性，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甚少，保护意识也相对比较薄弱。由此形成了“重物质文化，轻非物质文化”的社会风气。

四、结论、建议与措施

1.民间艺术资源濒临灭绝，是谁的过错？

民间艺术的根在民间。随着城市改造、乡村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直接导致了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迅速瓦解。而错位的乡村旅游开发更是抹杀民间艺术的凶手；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青年一代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不愿学习继承。而一些掌握传统技艺的人年事渐高，有的已经去世，使一些传统技艺或民间艺术形式濒临失传甚至灭绝的危险；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许多外国人借商贸、旅游、学术交流之机进入我国民族地区，大量采集、收购、无偿记录和使用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形成了一股变相文化掠夺的浪潮，造成了文化资源的大量流失。

2.面对非物质文化的逐渐消逝，我们应当如何挽留呢？

（1）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整理、保存、传承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必须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和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这需要充足的经费作为保障。由于经费不足，保管民间文化资料的设施落后、设备陈旧，有关部门的整理、研究和抢救工作难以开展—大量民族民间文化实物和资料散落于民间，得不到收集，这导致了民间艺术的失传。

（2）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立法应该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民族民间艺术保护立法工作急需跟上，民族民间艺术保护的立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定《民族民间艺术保护法》时，必须注意与相关法律的衔接，最终形成完备、严谨、实用的民族民间艺术保护法律体系。

（3）青少年一代如何才能对这些古老的艺术产生兴趣呢？我想，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一条出路。建立民间艺术数据库，明确各项量化指标。对濒危艺术先采取强制措施甚至非常措施进行倾斜性保护，形成一定的社会根基之后，再改用一般激励机制；对亲和力较低的艺术形式，采取精英化策略，不求雅俗共赏，但求一技惊人；对各项艺术进行市场评估，以国际化的战略眼光，充分发掘市场潜力，不断开拓艺术品的国内外市场；用现代科技来包装

传统艺术，用现代媒体技术来宣传和推广传统艺术，提高艺术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不断推陈出新，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组合和改造，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以迎合大众的需求。

（4）我们自己要树立主人翁意识，自觉、主动地去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民间艺术来自于民间，那就有必要让民间艺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它。艺术要让人认识、了解，才能激发抢救和继承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让社会对传承者有认同感、自豪感。

参考文献：

[1]你了解瑞安鼓词吗 [J].温州日报,2007,8，20.[2]温州鼓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J].温州日报2006，06，01.

第四篇：“庆安火车站事件”真相调查

“庆安火车站事件”真相调查

新华网北京5月23日电

备受关注的“庆安火车站事件”又有最新进展——近日，检方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在调查、核实大量客观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认定，民警李乐斌是依法执行公务，在处置此事件中使用枪支依规合法。这一结论，与此前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5月2日，黑龙江绥化市庆安火车站发生铁路警察开枪事件。根据公安部指示，铁路公安局迅速组成工作组赴庆安指导处置，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成立调查组，及时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调查，形成了民警使用枪支依规合法的调查结论。

5月14日，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和监控视频后，舆情发生逆转，大多数民众认同调查结果、支持民警开枪，但依然有少数网民相信境外敌对势力“枪杀访民”的谣言，提出视频是否作假、认定民警开枪依规合法的依据何在、徐纯合堵门是否因为“截访”、20万元是否为“封口费”等质疑。对此，记者再赴黑龙江庆安，进行实地采访。

司法鉴定：未发现监控视频作假 5月14日，哈尔滨铁路警方通过媒体公布监控视频后，质疑视频作假的声音此起彼伏。

质疑者的主要“证据”是，两组镜头中，民警臂章位置不一样，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徐纯合抛摔孩子的画面经过“抽帧”的特别技术处理，比正常的画面走得快。于是，一些人就此推断，事件的真相存疑。

哈尔滨铁路警方告诉记者，媒体公布的视频是由调查组提供的，画面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警察的臂章佩带在左边，有的画面中却会出现在右边呢？

绥化车务段技术科微机室技术监督员刘宇峰解释，这是出于“镜像”设置的原因。在庆安火车站监控视频记录机上，刘宇峰向记者演示“镜像”现象：在正常的监控画面上，点击右键，出现“镜像”选框，选中，储存，画面立即左右颠倒。

为了进一步证实警方公布的视频没有改动过，刘宇峰选取了一段非监控视频画面，调整为“镜像”后，画面上的日期反了过来，而监控时的画面，不管是否选择“镜像”，日期都是正常的。

当日庆安火车站5个正常工作的监控镜头，其中有一个设置为“镜像”模式。记者电话采访安装调试这批监控视频的技术人员得知，当时他们安装调试时，看到画面清晰就认为行了，没有注意到“镜像”这个细节。

“看到网上一些人说警方公布的视频造假，我们很着急，不能让更多人误以为是真的。”现场目击者中有多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向记者表示。他们说，虽然不知道怎么从技术层面去驳斥造假说，但媒体公布的视频与他们所见的现场情形一样、事实相符。另一名学生还表示要出来作证：“网上的那些人不知道现场情况，就瞎说，让人感到气愤！”

目前，司法鉴定机关的司法鉴定结果已经得出。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员高磊介绍：送检的原始视频未发现剪辑处理痕迹，原始视频中的“镜像”（左右反转）视频，是摄像机的不当设置造成的；送检的媒体剪辑视频与原始视频中对应部分内容一致，检验未见抽帧和时序颠倒处理痕迹；送检的媒体剪辑视频中的放大画面内容来源于原始视频，且内容一致。

专家释法：民警使用枪支依规合法

事件发生后，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负责调查此事件的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孙成毅告诉记者：“5月2日下午2点41分，我们接到公安机关关于庆安火车站发生枪击事件的通知后，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迅速反应，立即派员在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迅速调查了解事件经过。”

记者了解到，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2012年已从铁路企业分离出来，移交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实行属地管理。在这次枪击事件的调查中，属于独立的第三方。

“在这起事件调查中，检察机关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独立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孙成毅介绍，“我们相继调取了事发现场监控录像，目击者证言，当事人陈述，警棍、枪支等物证照片、警官证、持枪证、枪支使用交接记录等书证，伤亡鉴定和枪支弹道鉴定等100余份相关证据材料，并进行了认真审查。”

“在调查、核实大量客观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认定，民警李乐斌是依法执行公务，在处置此事件中使用枪支依规合法。”孙成毅说。

对于这一结论，记者采访了多位看过视频的专家。专家均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杨宗科指出，关于民警开枪合法性的问题，直接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应当站在法治角度，从四个层面分析当事民警的执法行为。

“一是佩带和使用枪支的主体资格和场所是否合乎法律规定。”杨宗科说，从已有证据看，当事民警是具有正式执法资格的警察，拥有持枪证，并且在车站值勤，保护公共场所的安全，依法履行职责。

“二是民警使用枪支的目的是否合法。从视频看，从口头警告、使用警械，再到开枪射击，目的都是为了有效控制违法犯罪嫌疑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属于积极作为。”杨宗科说，“一开始，死者阻拦其他乘客进站，这是一般性治安违法行为。后来，死者行为升级，砸水瓶、殴打警察、抢夺防暴棍、摔孩子，已经涉嫌触犯刑事法律。执法遭到抗拒后，民警跑回值班室拿出警械，在制止无果的情况下开枪射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三是当时可不可以停止使用枪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

（一）犯罪分子停止实施犯罪，服从人民警察命令的；

（二）犯罪分子失去继续实施犯罪能力的。但是，从视频看，这两种情形都没有出现。死者不仅没有放弃暴力，反而不断升级。如果不开枪，可能会对公共安全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四是根据法律规定，民警使用枪支后造成犯罪行为人伤亡的，应当及时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防止证据灭失，并立即向所属配枪部门主动报告。从当事民警后续的程序性行为来看，都符合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表示，一个公民如何应对警察正当执法，这一问题应当引发更多思考。“警察的身份代表着国家法律，警察在正当执法中使用的暴力是合法的暴力，代表着国家法律的强制力。警察应当有起码的尊严，因为他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公民对此应当服从和配合。在本事件中，死者不但不服从，反而抗拒执法甚至反过来对执法者使用暴力，涉嫌暴力袭警，是一个很坏的例子。警察为了保护公共安全果断开枪，是依规合法的正当履职行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开枪，就可能涉嫌渎职。”

徐纯合为何突然堵门？

徐纯合为什么要突然堵住安检门？这是冲突的起点和事件的导火索，也是许多人的疑惑之处。

监控视频显示，当日11时49分，徐纯合进入候车室并走到座位上坐下。56分，徐纯合起身跟随母亲权玉顺走向洗手间，手推车就放在洗手间门口。徐纯合从卫生间出来后，将手推车推到候车室安检门处，站在一旁等待。两分钟后，徐纯合的大女儿从洗手间出来，来到安检门前，又将手推车推回洗手间门口，交给在门口等待的权玉顺。权玉顺推着手推车来到安检门，徐纯合从身后拉住母亲，用手推车堵住安检通道，不让其他旅客通行。随后，徐纯合将旅客们从安检通道赶出候车室门外，关上大门并阻止旅客进站。

记者找到了最先与徐纯合近距离接触的火车站工作人员、安检员齐贵民。齐贵民说：“大约12点左右，我看见有人把一辆手推车堵在了安检门前面。搁车的时候没看着，等我发现了去问，堵门的这个男的骂我‘不关你事，XXX滚犊子’。”

“这个男子穿得挺脏，胡子应该好多天没刮了，酒味儿挺大，看样子喝了不少酒。我感觉他是胡搅蛮缠。”齐贵民回忆，此前他并没有注意到徐纯合一家五口，到现在也没搞清徐纯合为什么堵门不让旅客进来。当时，齐贵民和另一位安检员齐洪波拿徐纯合没办法，眼看有趟列车马上开始检票，就赶紧去报了警。

徐纯合是不是喝了酒？记者调查得知，当日9时50分许，徐纯合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从广场进入候车厅，徐纯合直接到售票口排队买票。买到票后，一家五口前往站前的一家小饭店用餐。

该饭店的老板娘向记者确认，徐纯合一家人当日上午来吃过饭，点了一份麻辣鳕鱼、一屉蒸饺，“他（徐纯合）喝了一杯白酒，有二两五，50度的，还喝了半瓶啤酒。最后是老太太结的账。”

警方调查组出示的尸检报告显示：死者徐纯合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28mg／100ml。这一结果已超过80mg／100ml的醉酒标准。

从监控视频看，徐纯合在车站买完票走出画面时，走路较为正常；当他返回再次进入监控画面时，走路明显有些蹒跚。

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支部书记王淑华介绍，平时在村里，徐纯合喝酒后也这样，走路“东绊一下，西绊一下”。当问及徐纯合有没有酒后闹过事，王淑华说：“他喝酒后，村里都没人愿意搭理他。”

徐纯合堵门之前有没有与其他人发生过冲突？记者仔细查看了当日的监控视频，也采访了事发当天的多位车站工作人员和旅客，均没有发现徐纯合在堵门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或受到外界刺激，现场交流也仅限于与家人之间，更没有看到任何人对他进行阻拦。

记者调查发现，徐纯合在当日9时59分用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这也是当日事发前徐纯合与外界的唯一一次通话。这个电话是不是与徐纯合突然堵门有关？记者通过警方调取了当日徐纯合的通话记录，并找到通话人、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张先生屯的钱立民。

钱立民回忆：当时在电话里，徐纯合就问他忙啥呢，唠唠治肾的药和花生米买回去没之类的闲嗑，也没多长时间。没说要出门的事，语气也没有不高兴。

记者希望能通过其母权玉顺寻找答案。当记者赶到庆安中医院试图采访她时，在病房门前被一名中年女子拦住，她声称：“进去一个人，拿多少钱？”后经证实，这名中年女子是权玉顺的女儿，也就是徐纯合同母异父的姐姐。

警方调查组介绍，此前权玉顺做过3次笔录，都提到：“我儿子徐纯合喝了一杯白酒、半瓶啤酒，啤酒不好喝，出饭店后，在饭店门口把啤酒瓶子摔碎了。”问及“你儿子为什么拦着不让旅客进候车室”时，权玉顺回答：“没有原因，就是喝点酒，再加上情绪不好。”

此前，权玉顺还表示：“（徐纯合）不喝酒浑身就哆嗦，我说你喝吧，你喝死拉倒。我就这么说的。平时吧，（徐纯合）不来病啥事也没有，一来病就谁都骂。”

干部村民：徐纯合不是“访民”

事件发生后，有网民称，徐纯合一家是多年上访户，当日出门是为了去上访，遭到政府工作人员截访。对这一问题，记者进行了多方核实。

警方调查组向记者提供了徐纯合与权玉顺的两张车票复印件，票面显示为：庆安至金州的K930次列车，发车时间5月2日16时14分。

“徐纯合的目的肯定不是去上访。”徐纯合的堂弟徐纯静向记者透露，“去上访也不可能去大连，因为黑龙江的事辽宁管不着。”

据警方调查组介绍，权玉顺在做笔录时表示，“我们去金州徐纯合叔伯弟弟徐纯静家串门，主要是看徐纯静的母亲。”

一位警方调查组成员表示，徐纯合挡住安检口是在12时左右，离发车时间还有4个多小时，不存在不让上车的问题。监控视频还显示：当天徐纯合一家多次进出候车室，来去自如，没有发现受到任何阻拦。“很顺利地买票，自由出入候车室，不知拦截之说从何而来？”

徐纯合一家是不是上访户呢？徐纯合所在的丰满村村支书王淑华对此予以否认。她说：“他们家不是上访户，但是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经常领着三个孩子去外地讨要，被当地政府清理时，他们就称是上访的。”

村会计邓利民也向记者表示，徐纯合一家确实不是上访户，而是乞讨者。从2011年开始，权玉顺就领着三个孩子到各地乞讨。

据村干部介绍，2015年春节，权玉顺领着三个孙儿在北京乞讨时，被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民警发现，看到老人和小孩在天寒地冻中十分可怜，便把他们接到派出所，随后送往民政部，北京一家媒体还以《今晚祖孙四人吃上了热饺子》为题进行了报道。2014年5月8日，《大连晚报》刊文《八旬老妪携仨孙儿来连乞讨供养老家酗酒成性的懒儿子》，对徐纯合母亲及孩子乞讨一事也进行了报道。

邓利民告诉记者，徐纯合一家的年收入其实并不低：一家六口人都有低保，妻子是铁力市城镇户口，享受的低保更高，全家的低保收入一年接近20000元；他家的地转出去后，一年有6000元收入；此外，权玉顺还有高龄补贴和养老保险，加在一块有2000多元。“这样算下来，他们家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两三万元，村里还给了大量救助，按理说，他们家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

那么，徐纯合为什么一直让母亲领着三个孩子乞讨？村里的干部和村民给出的原因几乎一致：徐纯合太懒，啥活儿也不干，而且好喝酒，没钱了就去找要饭的母亲拿。

“徐纯合之前很长时间不在村里，住在铁力市，媳妇是在那边找的，三个孩子也是在那边生的。2011年6月，他们一家六口人被铁力救助站送回村里，村里给他租房住了一年多。”王淑华介绍，在村里住的这段时间，徐纯合的母亲和三个孩子去县城乞讨。

“去县城都是打车去的。大车不愿意拉，一个老太太领着三个孩子，只给一个人的票钱，又邋遢；出租车也不愿意拉，嫌他们埋汰。”王淑华说，进县城打车一般只要40元，徐纯合找了一辆专车，给人家80元、100元才给拉。后来，因为去县城乞讨实在不方便，徐纯合一家就搬到县城去了，在县城租房的钱也是村里出的。

邓利民对徐纯合的“懒”印象深刻。“徐纯合一家人从来不洗脸，他的外号就叫‘大没脸’，他妈要来的钱都被他挥霍了，还请人吃饭。他跟隔壁屯子的亲戚钱立民关系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

邓利民说：“徐纯合在村里租房期间，村里怕孩子冷，给他家搭了炕，修了火墙，还给他买了柴火，但他连柴火也不捆，花钱雇人帮他捆。冬天下雪没办法，他就去扒别人家的柴火烧，扒一次被人家投诉一次。”

“后来，他家的炕被患有精神疾病的媳妇给弄坏了，村里给了一些角铁让他自己修，他把角铁都卖了换酒喝。我们去看过之后，村里掏钱给他家买了块电热板，结果他直接把电热板堵在炕的窟窿上，把电热板也用坏了，村里后来又给他买了新的。”邓利民说，“2013年春节，他家欠了7000多元电费，电站给他家断了电，我去他家一看，老太太和孩子冻得够呛。主要是瞅他家老太太和孩子可怜，村里才给他交了电费，把电接上。”

丰收乡民政助理董春雨也和徐纯合打过交道。“他上我们这儿来办过几回事，不管是早上来还是中午来，都带着酒气。有几次是说银行卡丢了、密码忘了，还有一次是说他母亲有病住院，要办农村医疗救助。”

“我们帮他争取了2000元，后来听说钱被徐纯合拿走了，把他姐姐气得直哭，最后老太太治病的钱好像是他姐姐出的。”董春雨说。看到徐纯合一个大男人啥活儿也不干，他曾经帮徐纯合介绍了一个在澡堂刷池子的工作，“但徐纯合干了两三天就不干了，说干不了。”

村干部：20万元并非“封口费”

有媒体报道称，有关方面与徐纯合的亲属达成和解，并发放了一笔数额为20万元的“封口费”。既然民警开枪依规合法，何来“封口费”一说？

村支书王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村委会出面帮助徐纯合的亲属处理善后时，村委会看到徐纯合已经死亡，一个老母亲带着3个孩子，家里还有一个患病的媳妇，今后生活会很困难。“但是村里没有这个财力提供帮助。于是，我们就向铁路公安和铁路部门提出，能不能援助徐家一笔钱，就算是献爱心的捐助。”

王淑华说，20万这个数字是村委会提出的，在场家属也没有提出异议。“钱给了老太太。当时是老太太的侄子、外孙和村会计邓利民一起到工商银行存的，目前存折在老太太的手里。老太太说了，保证把钱留给孩子用。”

邓利民说，5月5日，他和徐纯合的堂哥及外甥去了工商银行，以权玉顺的名义新开了一张银行卡，将20万元现金存到了卡上。

哈尔滨铁路局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了上述说法，表示确实拿出了20万元的救助款。

“对于这笔钱，社会上有些人说成是‘封口费’，这是我们事前没想到的，本来是一个善举，结果却被网上炒成了这个样子。”王淑华对此表示遗憾。

目前，权玉顺已经从庆安转到哈尔滨接受进一步治疗。徐纯合的三个孩子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安置到福利院，妻子也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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