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火机反倾销调查 温州反倾销诉讼启示

第一篇：%93火机反倾销调查 温州反倾销诉讼启示

打火机反倾销调查 温州反倾销诉讼启示

【世贸人才网：国际贸易商务人才门户 更新时间： 2006-07-31 】 【打印】【关闭】

近年来，世界打火机产业在逐步向我国转移，而浙江省也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打火机出口生产基地。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打火机9.4亿个，价值1.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分别增长14.3％和28.2％。欧盟、日本、阿联酋和美国是主要出口市场。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打火机出口呈现量价齐增的态势，但在其出口的强劲势头下，打火机行业可谓劫难重重：2002年欧盟对我打火机反倾销调查，2003年开始各国纷纷要求实施CR法案（打火机儿童装置）限制中国出口，2006年2月9日，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以投票方式通过了CR新决议草案（简称CR法案）。2006年5月16日，美国Zippo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ITC)会申请对进口打火机进行337(知识产权侵权)调查，涉案产品美国海关编码为96132000项下的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原告要求ITC发出禁止令，禁止96132000项下的所有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进入美国市场。2006年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针对特定打火机的337调查”的立案公告。美国芝宝公司此次指控中国企业的理由，是以一枚“打火机外观设计图形商标”为依据，指控中国公司侵犯其美国注册商标。芝宝公司将打火机图形设计的保护特征描述为：“稍呈圆形边和角、顶部稍带弧度呈弯曲形状的打火机。”这一描述基本包含了中国所有中高档打火机的主流外形。

同“反倾销”一样，“337调查”也是美国另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但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要更为严厉和深远。因为“337调查”制裁结果不仅局限于特定行业的产品，而且可以延伸到其上下游产品，且被诉产品可能永远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因此，如果调查结果表明侵权事实存在，ITC将可能按照Zippo的要求实施救济令，不但对被诉中国企业的产品而且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打火机进行普遍性限制，禁止其在美国销售。这是打火机行业遭遇的继反倾销、CR法案之后的又一严峻打击。

面对打火机行业频频遭遇的各种贸易壁垒的情况，宁波海关建议：一是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帮助下，打火机出口企业应积极进行抗辩和应诉，广集相关的技术性应对策略，携手合作“据理力争”；二是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通过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增强对外竞争力；三是主动研究应对欧美标准的措施，进一步开拓拉美、非洲和亚洲众多国家在内海外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相关新闻：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诉讼启示

从2005年年末中国轮胎再次面临多国反倾销调查到2006年3月8日“欧盟反倾销应对联盟”的建立，中国的行业协会正在反倾销案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出于短期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往往放弃参与集体行动，即便其结果将对整个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尚不完善；行业协会的治理结构以及行为规范处于探索之中；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仍是模糊地带。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行业协会如何发展？我国的企业如何应对随入世而来的冲击？

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经过一年多努力，成功应对了欧盟的反倾销诉讼。该次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温州烟具协会作为自治组织，既要克服制度不完善之累，又要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与政府合作，领导会员打了一个漂亮仗，成功的背后有多少曲折故事？相信一次深入剖析会让我们体悟到更多„„

集体行动挫败反倾销诉讼

事件经过

温州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后，迅速改变了该市场主要由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垄断的格局。到2002年，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已达到500多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5亿多只，年产值为25亿元人民币，出口数量占总产量的80%，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为70%，占有国内市场份额为95%，温州已成为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中心，而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原来的打火机企业90%以上已经停止生产。

2001年9月间，欧盟根据欧洲一些打火机制造商的要求，出台“防止儿童开启装置措施”法案(Child Resistance Act，CR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均须设置安全装置。售价在1欧元左右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是该法案的适用对象。显然，该技术标准将起到限制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的作用，成为我国打火机出口欧盟的一项技术壁垒。在该法案正式出台之前，温州烟具协会就派员组团与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官员一起赴欧洲游说，但未能阻止该法案的通过。

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按照WTO的规定，反倾销所涉及的出口商必须在15天内做出应诉反应，否则将作为自动放弃论，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到欧盟各国的打火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经过紧急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1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即低于成本价)。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2002年10月8日，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确认；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

历时1年零1个月的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于中国的民间组织第一次充当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角，为我们考察中国转轨时期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协调机制及其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温州烟具协会

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由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自发组建，成立于1991年。1993年，温州市政府下发文件，授予烟具协会对新注册企业的考察、对关系行业利益的国家法规草案的技术意见和咨询、行业信息的收集以及公布、行业展览会的组织等等权力，将烟具行业的管理权主动让位于烟具协会。至此，烟具行业协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治组织。

《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章程》是该协会的“宪法”，对协会的业务范围、会员、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到资产管理、使用原则、章程的修改和程序等等均作了明确规定。根据“章程”，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领导班子由1名会长、2名副会长和26名理事组成，理事由全体会员选出，而会长和副会长则由理事投票决定。理事的选择是构建行业协会的基础，因此，采用了道德与能力的双重标准：遵纪守法，为人正派，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与声望，热心于协会工作，所在企业年销售产值1000万元以上，近3年来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质量投诉、出口索赔等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题，等等。

在反倾销之前，烟具行业协会影响最大、效果也最明显的举措是针对温州打火机的恶性价格竞争建立的惩罚机制，恢复了市场秩序。打火机技术工艺简单、产品设计更新很快，很容易模仿，但是厂家基本不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因为专利申请不仅周期长，而且成本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打火机市场出现了“一品走销，仿效蜂起，伪劣辈出，倾轧杀价”的混乱局面。1993年12月温州烟具协会制订了《烟具行业维权公约》，该公约明确指出：“凡经我会维权(即取得维权证书)的产品，在有效期内(6个月)如发现他人有侵权行为，一经查实，将对侵权产品的模具和专用夹具予以就地销毁，仿冒的产品和专用零配件给予没收，情节严重者，提请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为此，协会还专门建立了打火机质量检测站，并赋予其检验报告高度的权威性，作为整顿企业侵权的有效凭证。

打火机新产品投放市场时一般都是小批量样品出口，待外商信息反馈后，再进行批量生产，周转期需3个月左右。然而，国家三部委在2001年联合下文的通知中规定打火机全项型测试合格证有限期为3个月，无法满足打火机出口测试的需要。为此，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向国家部委办反映情况，与有关部门反复沟通协调。终于在2003年3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复函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同意将原来的3个月延长至12个月；复检收费由原来的全额改为按项收费，减轻了会员企业的负担。此外，尽管打火机生产企业都在温州，但国家产品检测机构在天津，温州出口的打火机只能天津中心实验室测试，提高了生产成本，贻误了最佳生产时间。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就这个问题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交了申请在温州市建立检测中心的报告。2004年3月22日，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检测中心成立挂牌。

烟具协会的这些行动不仅将一种自发的私人秩序演绎成有效的行业组织，而且为对欧盟反倾销诉讼中的迅速反应奠定了组织和声誉基础。

胜诉原因

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烟具协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应诉所需要的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现场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代表本行业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利益关系方进行联络、信息传递和磋商。在这些服务中，协会所具有的信息优势非常明显。这是由于一方面协会平时就重视对行业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专业信息资料方面比其他机构，比如政府部门或企业都要更全面、更准确；另一方面，由于协会在整个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许多信息都能够传递和反馈到协会，因而与别的组织相比，它更有能力得到各种信息。比如欧洲进口商协会与烟具协会长期保持着一种合作关系；生产企业会将本企业各种情况及时告知烟具协会；政府也会将相关信息向烟具协会通报。

第二，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以争取政府支持。尽管烟具协会在本次反倾销案例中充分体现了作为一种自治性治理组织的优势，但是，它也并没有选择孤军作战，而是尽量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力争取得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甚至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便于日后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类似的反倾销事件。在反倾销正式立案后，烟具协会与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共同在温州召开应诉工作会议，并确定总体应诉思路。在应诉过程中，政府积极与欧盟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交涉，为欧盟个案认定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协会有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政府要“给予企业对于WTO规则的指导和策略的研究。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建立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搜集国外相关产业的信息和发展动态”，等等。温州打火机行业有关人士甚至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当时的总理呼吁，要求政府给予支持。显然，这些利益表达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形成了协会与政府之间不同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

从理论上说，在集体行动中如果不克服成员坐享其成、搭顺风车的现象，将无法取得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欧盟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进口打火机加了反倾销税，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没有提起相应的诉讼；这次反倾销诉讼费用预算高达200万人民币，历时1年零1个月，无论由哪一家企业单独承担，都将是以一笔巨大的负担。16家最大打火机企业的参与，不仅分摊了公共费用，而且引起了政府的足够重视，中国政府的协助有利于促进行业协会与欧盟的对话和协调，增加了反倾销胜利的筹码。这表明了形成集体行动对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性。那么这次的反倾销案件中温州烟具协会是如何克服其会员搭便车行为的呢？

当时温州打火机对欧盟的出口比例高达60%，占据了80%的欧洲市场。如果不采取行动或者行动失败，加上之前刚刚通过的CR法案，温州打火机微薄的利润空间将会被无情打压，最终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由此带来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协会副会长黄静发称，当时“大家对多出一点(钱)，少出一点(钱)并不是很在意”。在反倾销一案中企业费用分摊比例方面，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捐得多，规模小的捐得少；至于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在欧洲市场几乎没有出口，出不起也不愿出钱；在应诉启动后烟具协会建立的应对国外贸易壁垒专项基金筹措方面，则采取了按照各个成员企业出口份额进行分摊的办法。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能力与责任原则，将企业成员的成本和收益结合起来了，虽然温州500多家打火机企业中只有16家企业出钱，最终还是促成了集体行动。

发展行业协会应对国际市场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面对反倾销申诉往往并不积极应诉，最后不得不退出实施反倾销国家的市场，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小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对抗这种贸易保护措施。另外，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采取倾销、垄断定价、搭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对此大多数企业尚没有应对良策。温州烟具协会此次能够将众多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并取得成功，说明依托行业协会可以使中小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过程中形成合力，做成单个企业所不能做的事情。温州烟具协会作为温州众多行业协会的一个代表，反映了行业协会的生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地区，温州的企业都是在国内或国际市场竞争过程中，完全凭借自身的竞争能力而生存下来的。它们最能了解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和弱点。从我们前面对烟具协会生产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民营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完全是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的，是私人秩序的一种合理扩展。可以说，没有在市场经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民营企业，也就不可能产生为这类企业的利益服务的行业协会。或者换个角度说，只有具有广泛社会合法性、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行业协会才能担当起为民营企业利益服务的重任。当然，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并不构成行业协会生长的充分条件。民营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愿的意志和认同的方式组建行业协会，还要取决于其他的外部制度和政府的政策。相比于其他一些民营经济发展也不错的地区，比如广东、江苏等地，温州市政府对行业协会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支持政策，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政府作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经济福利。在市场经济国家，一国的经济福利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的福利所共同构成的。所以，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要在充分了解各个利益集团要求的基础上形成。行业协会作为一定地区或某一行业企业的利益代表，它的利益表达往往已经综合了其会员企业的各种利益要求。在当前，行业协会的利益表达尤其反映了中小企业的呼声。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行业协会在信息收集和利益综合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政府从行业协会的要求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国内和国际产业经济动向，从而更准确地为相关行业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比如，在本案例中，烟具协会要求政府与欧盟交涉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都有力地支持了打火机企业打破欧盟的贸易保护意图。

WTO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员是各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其各项协定、协议规范着各成员的政府行为，特别是关于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一系列政府管理行为。相比之下，在WTO的法律文本中，只有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即《WTO协定》)第5条第2款2，以及《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等个别协定中，涉及到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机构(non-governmental body)、行业协会或商会(tradeor business association)。作为一个企业自治的非盈利组织，行业协会在WTO规则下的国际贸易中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比如，行业协会可以代表产业提出受到了进口商品的损害，从而要求本国政府采取反倾销等措施来保护当地产业；或是通过设定行业标准、质量标准、检验条件、劳动标准、价格协调等非关税手段来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从各国的实践看，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申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反倾销机构或单个企业作为申诉人的情况十分罕见。

因此，在开放经济中应当将行业协会信息协调优势同政府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国家优势相结合，为企业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在本案例中，行业协会和政府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功能互补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比如，由于中国政府与欧盟的磋商，欧盟同意在反倾销调查中，在有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实行个案处理，这一结果为中国企业单独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创造了条件。再比如，政府运用驻外机构所具有的社会网络，积极帮助烟具协会穿梭于欧盟的相关部门。另外，政府部门组织部署涉案企业和协会进行反倾销应对会议，在应诉策略、律师聘请等技术性问题上给予指导。这些事项充分说明，行业协会与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上并非各自为战，而完全可以在职能划分相对明确的基础上再形成合力。

创建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环境

为了使国内的商会组织发展成为规范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行业协会，从而能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具备进行利益表达、服务企业和行业内协调自律的功能，真正作为社团性利益集团去影响和参与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的经济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界定，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只有政府的职能范围缩小到合理的边界，才能为行业协会腾出发挥作用的空间。

二：加快对行业协会的立法工作，明确规定商会的性质、法律地位、成立程序、治理结构和组织机构，以及财务监督等内容。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立法过程一定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将《商会法》立成一个政府对商会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导致将立法的内容侧重在规定商会的职能、对商会的管理制度等方面。要明确《商会法》属于私法范畴，强调对商会的任意性规范，而不是强制性规范。

三：改革目前由政府部门主管商会(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逐步取消行业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挂靠；与此同时，强调各级工商联对商会(行业协会)的管理。这项工作可以先从地方(省、市、县)做起，把目前挂靠在地方政府经委、发改委和外经贸委(局)等部门的行业协会转归当地工商联管理，同时，政府不再直接任命各行业协会包括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在内的负责人。这一改革将有利于原体制内形成的商会向规范的行业协会转变。

四：清理对行业协会的发展构成阻碍的各种法规和文件。比如，1991年中央15号文件规定工商联的工作对象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不包括国有企业，强调工商联是统战性的人民团体，而且规定归口工商联的同业公会、行业商会的试点只能在县、镇两级进行。该文件极大地束缚了行业协会的发展。目前有的地方，如温州、深圳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该文件的限制。另外，由于以前政府对企业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因此要求按行业成立协会组织，各个企业也必须按所属行业入会。由于行业的划分过细，一些小行业的协会企业数量太少，实际上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应该允许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商会组织，允许企业志愿加入各类行业协会。

促进行业协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建议之一：政府应该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WTO规则的要求，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的干预之手应该从企业的微观经营层面退出，而要专注于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创造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的宏观经济环境。比如，政府对企业要加强指导性工作，包括对WTO规则和不同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培训；要及时公告国际经济最新信息与动态；要保持汇率的稳定。行业协会的职能则定位在微观领域单个企业所难以实现的功能，包括同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以及专业性的服务工作。

建议之二：目前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屡遭反倾销申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所以，政府应该要继续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进行磋商，力争提前让各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至少达成对中国企业实施个案处理的次优结果。这将有利于行业协会或企业进行反倾销应诉，防止进口国运用不恰当的“第三国价格”等办法来确定倾销的存在。

建议之三：行业协会和政府应该共同建立行业预警机制，提前知晓和规避各成员国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行业预警机制的重点在于建立分国别和地区的市场信息库，以及了解进口国政府的政策动向。行业协会的优势在于可以与进口国的进口商协会保持及时的沟通，更了解本行业的出口数量和价格；政府的优势在于更了解进口国的宏观和产业经济状况，通过驻外机构在当地政府的社会网络来预测进口国的政策动向。

建议之四：中国政府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经验，更充分地运用WTO规则所允许的各种手段来防止国外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当务之急是要在已有的法律基础上，按国际惯例完善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各种技术标准的实施细则，提高国内企业和行业协会运用这些武器的可操作性。

建议之五：在面临别国的技术壁垒或反倾销措施时，应该建立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的立体式应对框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行业协会要组织企业积极进行抗辩和应诉，中国政府则要主动与该国政府进行磋商与交涉，必要时候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另外，政府要通过公平贸易基金的运用来鼓励国内企业和行业协会积极地应对各种贸易壁垒。

第二篇：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案例

集体行动挫败反倾销诉讼

事件经过

温州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后，迅速改变了该市场主要由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垄断的格局。到2002年，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已达到500多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5亿多只，年产值为25亿元人民币，出口数量占总产量的80%，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为70%，占有国内市场份额为95%，温州已成为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中心，而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原来的打火机企业90%以上已经停止生产。

2001年9月间，欧盟根据欧洲一些打火机制造商的要求，出台“防止儿童开启装置措施”法案(Child Resistance Act，CR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均须设置安全装置。售价在1欧元左右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是该法案的适用对象。显然，该技术标准将起到限制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的作用，成为我国打火机出口欧盟的一项技术壁垒。在该法案正式出台之前，温州烟具协会就派员组团与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官员一起赴欧洲游说，但未能阻止该法案的通过。

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按照WTO的规定，反倾销所涉及的出口商必须在15天内做出应诉反应，否则将作为自动放弃论，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到欧盟各国的打火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经过紧急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1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即低于成本价)。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2002年10月8日，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确认；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

历时1年零1个月的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而且在于中国的民间组织第一次充当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角，为我们考察中国转轨时期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协调机制及其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可口可乐前CEO郭思达：口味改变的背后故事

三十年前在美国，这样一个匿名口味测试的电视广告，却引发了一场战争，可乐的战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在美国南部，观众打开电视时，突然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广告。这则广告是百事可乐新推出的，广告的内容就是给顾客两杯可乐，不告诉顾客被子里盛的是什么可乐，然后让顾客根据口感来判断，谁的口味更好。结果80%的顾客选出来的口味更好的可乐，最后一查全都是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则广告的威力，马上把它推向全国。一瞬间社会舆论一片大哗。很多人都

想看热闹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说句实话，当时可口可乐根本不把百事可乐放在眼里。这百事可乐诞生于1890年，比可口可乐晚了四年。最当初也是当作药品发明出来的，主要用于治疗胃病，和可口可乐有些相像。由于价格比可口可乐便宜，一直是美国中下阶层人的饮品，在美国种族歧视的年代里，很多人干脆叫它“黑人可乐”，无论是品牌形象还是市场份额都远远低于可口可乐。而且历史上百事可乐的老板曾经三次想把百事可乐卖给可口可乐，最后一次价格很便宜，才5万美元。人家可口可乐都不稀罕。长期以来，可口可乐在开会时，或者在文件中里，从来不直呼百事可乐的名字，而把用“仿冒者”这样的字眼代替它。

一开始郭思达对百事可乐的进攻根本不放在眼里。但是这种广告在美国狂轰乱炸的几个月后，局面就有点吓人了。百事可乐的在美国的饮料市场份额突然从6%猛升至14%，市场份额更是距离可口可乐只有一个百分点了。此时郭思达绝对不允许可口可乐的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他觉得你百事可乐的广告很容易戳穿嘛，不就是找了一帮托儿吗？你会测我就不会测？我就不信真有这么多人认为百事可乐比可口可乐好喝！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在可口可乐自己组织的一系列秘密进行的口味测试中，结果和百事可乐测试 的一样，人们更喜爱百事可乐的口味。当然这样的结果可口可乐是绝不能对外宣传的。

郭思达无法忍受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此时一个念头，应该说是个勇敢的念头，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型。他必须要做出某种改变。要改的就是9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变过的可口可乐配方。在这里，我们还得展开说说这可口可乐的神奇配方，这也是可口可乐公司保存最好的商业秘密。可口可乐公司发表声明，称可口可乐的原始配方永久保藏在亚特兰大的银行保险库中，属重大机密，即使因为公司内部需要，要查看这一配方时，也必须经由公司董事会批准，并在政府公证人员监督下，在指定的时间内打开。可口可乐公司号称截至到2000年，看过这一秘方的不超过10人。秘方的配料信息由三种关键成分组成，这三种成分分别由公司的3位科学家掌握，三人的身份对外绝对保密。同时，他们签署了“永不泄密”的协议，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另外两种成分是什么。这三个人还要遵守一系列纪律。三人不允许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外出，以防止发生飞机失事等事故导致秘方失传。甚至不能同居一室。可口可乐把它的配方渲染还真够玄的，这森严的程序快赶上冷战时期的核按钮了。

郭思达用了两年时间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口味的可口可乐。它比老可乐口感更柔和、口味更甜、泡沫更少。可口可乐公司不惜血本花了400万美元进行了又一轮的口味测试，这回测试的结果是60%的消费者认为新可乐比原来的好，52%的人认为新可乐比百事好，这下，郭思达心里有底了。

1985年的4月19日，又是一个星期五。郭思达在纽约召开了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面对着700名记者，郭思达宣布可口可乐将改变口味。

可口可乐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的确，我百事可乐之所以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你可口可乐的模仿。但你别忘了，我是个跟随者。跟随者模仿领跑者这是很自然的事。你现在改变口味，这不是承认口味不如我吗？这不是向我这个跟随者靠拢吗？这就好比是两个人赛跑。跑第二的跟着跑第一的没错，但是跑第一的要是回过头来跟着第二位这就不靠谱儿了。这是一种倒退！应该说犯了大忌！

郭思达不管这些，他坚信在可口可乐百年庆典的时候，推出新口味的可乐，将会名留青史，会给可口

可乐带来一个崭新的纪元，当然这一切他郭思达说了不算，都要看市场的脸色。

1985年在纽约，从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批新口味的可口可乐，就被马上地送到了正在维修自由女神像的建筑工人手中。显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当气球、焰火、大幅标语充斥在整个纽约的上空。可口可乐非常得意呀“你能想象到的一切新产品的宣传工具，只要是好的，我们都用上了”。

结果如何呢？您看看那些可口可乐迷的所作所为，您就明白了。据说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每天下午三点，都会准时喝一瓶可口可乐。这是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有时甚至会有意不吃早餐和午餐，以便空出肚子多喝点可乐。他一听说可口可乐要改变口味，马上跑到最近的超市，一口气买了110瓶老口味的可口可乐。

一位退休的空军军官打算在死后火化，把自己的骨灰密封在可口可乐灌装瓶子里。但是听说可口可乐变味儿了，马上就考虑修改遗嘱。因为这已经不是他

熟悉的可口可乐了，也不是那个跟他一块在蓝天战斗的可口可乐了。

一周之内，可口可乐公司每天能接到5000个投诉电话，而电话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批评可口可乐改变口味。美国媒体更是集中火力对可口可乐狂轰乱炸。刚开始，郭思达还很得意，因无论是正面的报道，还是负面的报道，毕竟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新可乐在美国就取得了轰动性的宣传效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事件营销的不错。但是随后几个月里，郭思达笑不出来了。到了6月份，电话投诉的数字变成了每天8000个，公司还收到了40000封投诉信。有人在信中写道，“可以重写《宪法》和《圣经》吗？对我来讲，改变可口可乐的配方，其性质一样严重。在我的生命中只有两件事情，上帝和可口可乐。而现在你们正在拿走其中一样东西。”其中有人甚至寄来了一张最高面值1000万美元的空白支票，并且还附带一张纸条“你们是不是不要老配方了，就把它卖给我吧”。

郭思达大惑不解，可口可乐的消费者应该是非常忠实的，现在怎么这么善变？他命令可口可乐市场调查部门紧急出击，很快就拿到了新的市场调查报告，他们发现之前声称喜欢“新可乐”的顾客是52%，到

了6月，一半以上的人说他们不喜欢了。到7月，只剩下30%的人说“新可乐”好话了。越来越厉害的愤怒的情绪却继续在美国蔓延，再加上传媒还不停的煽风点火。郭思达实在扛不住了，他宣布恢复传统配方的生产，定名为经典可口可乐；同时继续生产“新可乐”。就在宣布消息当天公司接到了18000个感激电话，经典可口可乐的复出几乎成了第二天全美各大报的头版头条。当月，经典可口可乐的销量不降反升，同比增长了8%，股票也攀升到12年来的最高点每股2.37美元，而新可乐的市场份额只有0.6%。

郭思达虽然坚持着自己的，尽管知道可口可乐的新口味彻底失败了。但是郭思达还是不服输，甚至在五年后，他还新瓶装旧酒，把这个失败的配方产品再次拿了出来，更名为“可口可乐Ⅱ”继续销售，结果还是因为缺少购买而草草收场。

从1886年可口可乐诞生到今天，可口可乐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可口可乐的历史本身就是近现代企业发展使得浓缩版本。

第三篇：反倾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反倾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摘要：自WTO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反倾销目标国。对中国发动反倾销的不仅有传统的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本文就是通过对欧盟对华反倾销和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形式的比较，来说明征对我国反倾销的国际形式，最后对我国如何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给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反倾销；倾销；国际贸易；世界经济

0.引言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或WTO)框架下维护公平贸易环境、抵制不公平竞争的一个合理的贸易保护手段。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纷纷调整和出台了各自的反倾销政策。目前全球已有91个国家或地区出台了各自的反倾销政策、法规或条例。反倾销政策已成为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的反倾销摩擦愈加频繁并日趋广泛。从反倾销的广泛性看，不仅有传统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也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同时还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反倾销已成为WTO框架下世界各国和地区最为常用的贸易救济措施。

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WTO之所以把反倾销视作一个合理的贸易保护手段，是因为倾销本身属于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此，反倾销的成效理应是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和推进。然而，国际反倾销政策及其实践的结果并没有促进自由贸易，相反却导致了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局面，从而导致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趋势下呈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矛盾局面。

1.倾销与反倾销

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它起源于重商主义时期推行的“奖出罚入”贸易政策，是寻求和开拓国际市场、排挤驱逐竞争对手以获得和扩大贸易顺差的重要对外贸易工具，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进口货物实行高关税政策，在奖励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同类商品征收禁止性关税。这样，既限制了外国产品的进入，又可以使本国的出口倾销产品不能再输回本国市场。倾销一般分为国内倾销和国际倾销。国内倾销俗称削价销售，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行为。这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通常由该国的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约束和制裁。国际倾销指的是一国的出口商以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的价格行为。现今所说的倾销指的就是国际倾销。

倾销一出现，西方国家就认为它是一种不公平贸易，反倾销与倾销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过，发达国家纷纷立法以制止倾销行为。1904年，加拿大首先立法对倾销加以制裁，其后，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和英国等相继立法，现今已知有反倾销法的国家共93个。反倾销法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2004年美国还专门召开反倾销国际会议纪念反倾销一百周年。

所谓反倾销，指的是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外国的倾销产品采取强制性措旋，以提高倾销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或限制进口数量。根据GATT/WTO反倾销协议，如果倾销成立，进口国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可以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也可以接受出口商作出的价格承诺。在实践中还接受出口商提出的数量限制——关税(即对数量限制内的出口商品不征收反倾销税，超过部分则征收反倾销税)的形式。这样，反倾销可以保护进口国受损的产业，同时也保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对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竞争的第三国出口企业有利，产生贸易转移)，限制倾销方的出口。倾销与反倾销，从本质上讲，是倾销方与反倾销方之间竞争优势的较量，同时还反映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和成本优势等。一般来说，反倾销的产品是反倾销实施国处于竞争劣势的产业(因此需要政府保护)，而倾销的产品则基本上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财政补贴、赚取外汇的倾销除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赢利并持续倾销。

2.反倾销的动因

由于倾销动机的多样化，反倾销的动机也呈现出多样性。

(1)从理论上讲，GATT/WTO八轮谈判使成员方的关税水平大大下降，为贸易自由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前提是公平竞争和市场开放，则竞争的标准就应趋同，但因为存在国际市场分割和不完全竞争，要求经济水平参差不同、比较优势不够明朗的国家都来执行趋同、透明的竞争政策显然阻力很大。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绝对和永久的优势，设置制度障碍就不足为奇，GATT/WTO设置了一套规则，本身就是各国谈判妥协的结果，反倾销协议也是如此。另外，反倾销机制本身的缺陷，再加上各国并没有完全按照GATT/WTO(反倾销协议)的标准制定和实施反倾销政策，使得反倾销愈演愈烈。

(2)法律是影响反倾销使用的主要原因。各国关税的普遍降低和贸易保护主义作祟，导致寻求合法而又隐秘的保护工具的国家越来越多。GATT/WTO《反倾销协议》的签订，使各国逐渐认识到这个工具就是反倾销。

(3)霸权主义的存在和盛行、完善的国际反倾销博弈规则的缺乏以及强反倾销示范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

(4)反倾销作为一种隐蔽的贸易保护工具，与世界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当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增长期时，各国对外经贸政策由于共同的需要而相对开放一些，此时国际反倾销案件会有所下降；而当世界经济遇到危机或受到政治、军事冲突等困扰时，各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无疑会趋于保守，国际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就会相应增加。

(5)反倾销还与国际经济格局相关，反倾销案件数量与其经济实力也是对称的。国际反倾销起源于发达国家，三十多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一方面决定了其对外反倾销案件会越来越多，以保护其产业升级和国内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其产业结构升级要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决定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比值之差会缩小，尽管其经济增长速度与下反倾销案件数之比的变化与其经济增长速度轨迹是一致的。详细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下反倾销案件数之比，发现其比值比发达国家的比值要大，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意识在不断增强，且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的步伐很快，力度也很大。反倾销本是用于保护国际公平竞争、使进口国产业免受外来不合理侵犯的合法措施，但三十多年的反倾销的发展历史表明，反倾销确有被滥用的趋势。

(6)各国对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并不遵循国家福利最大化原则，主要考虑的是产业界的利益和国家产业安全，较少或根本不考虑消费者利益，这将扭曲反倾销决策机制，使反倾销指控易于成立。这从GATT/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倾销的定义就可以发现：反倾销措施的目的是保护国内产业，而未考虑消费者利益。从反倾销程序法来看，消费者意愿在任何环节都无法表达，更难以被接纳。特别是由于各国实施反倾销时，均赋予本国有关的行政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反倾销申诉和裁决都只对本国产业有利。

(7)国际贸易的大力发展和各国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生产能力过剩，从而不得不另寻市场，导致各国经济贸易政策既要有利于扩大本国出口，同时还要有利于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冲击。这就难免会使各国重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从而使加入国际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国家和案件数量越来越多。

(8)产业结构雷同使国际竞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而各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又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矛盾，要求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比较优势不够明朗和真实的各个国家都来执行趋同、透明的贸易政策显然为时过早，阻力太大。既然有的国家比较优势不明显，就势必会设置制度障碍。有的是期望将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时再逐步趋同化，有的则由政府出面制造人为优势，导致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却难以出口商品，这些都会进一步强化反倾销机制的作用和实施。

3.反倾销的国际比较

30年多来国际反倾销明显呈现出强化趋势，并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下面重点分析欧盟对华反倾销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反倾销的形式。

3.1

欧盟对华反倾销

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欧盟就一直是反倾销法的坚决实施者，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反倾销守则还受到欧盟反倾销法的重大影响。30多年来，国际反倾销法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欧盟反倾销法及其实践来看，其影响也极其深远。十年前，印度、埃及和巴基斯坦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投诉欧盟反倾销“零幅”计算法，就足以说明问题。欧盟也同时是迄今为止国际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了解欧盟反倾销特点，对于我国来说尤为重要。在对华反倾销中，欧盟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历史上也正是欧盟揭开了对华反倾销的序幕。

3.55起，占17.3%)。值得指出的是，WTO成立后，欧盟、印度、美国、韩国、新西兰、土耳其、波兰、秘鲁等国家加强了对华反倾销的力度和进程(对华反倾销案的比例高于其在国际反倾销案中的比例)，且欧盟对华反倾销依然名列前茅。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地位，与其在国际反倾销中的地位是对称的。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比例，20世纪80年代为1.48%，90年代上升到2.16%，提高了45%还多。以此推测，本世纪头十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将共达94～112件，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华反倾销案的两倍!而且涉案金额(单案和全部案件的平均水平)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大。1997年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案已不接受我方的价格承诺结案，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国加入WTO后，欧盟仍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执行现行政策，视中国为特殊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只有积极应诉，欧盟方可能逐渐给予我方企业“市场经济”待遇，但欧盟接着可能会启动对华反补贴指控，对此，我国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并及早行动起来，方可防患于未然。

3.1.2欧盟对华反倾销产品比较

WTO成立以来到2013年底，国际反倾销案共计2646件，重点指控钢材、化工、塑料、机电和纺织产品，五项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共有2053件。这些产品也是欧盟反倾销的重点产品，1980--2013年欧盟对外反倾销指控的产品重点在于化学药品、机械、纺织品、矿石和电子产品等。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指控重点是化工、钢铁、其他金属和纺织产品及医药、土畜、食品、鞋产品(杨仕辉2002)，其中欧盟对华反倾销重点在指控化工产品(约占40%)、纺织、机械和电子产品(合计约占40%)。可见欧盟对华反倾销的重点指控产品与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主要产品基本相似，基本上都是化工、钢铁、其他金属、纺织产品以及医药、土畜、食品和鞋等产品。这就警示我国要重点加强对这些产品的监控和管理，出口这些产品的我国企业更要努力消除低价竞争行为。

此外欧盟对华反倾销示范效应十分强大，如欧盟首次对华反倾销产品约有三分之一被其他对华反倾销国家所继续指控，效仿密度为45%，溢出系数达55%。

第四篇：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案

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案

2003年7月25日，备受关注的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今天自动终结，中国打火机企业获得了最终胜诉。这次胜诉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获得的首次胜利。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温州市打火机协会17日接到欧盟通过有关方面发来的书面通知，告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已撤销对中国(主要来自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的申诉。欧盟在告知欧洲打火机生产商联盟撤诉的通知说，温州打火机协会及东方打火机厂等企业可在10天内对申诉方的撤诉递交意见。

据律师介绍，如果在这10天以内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意见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自动终结了，中国企业就获得了最终的胜诉。

欧盟通知温州企业 撤消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案

2003年07月18日08:36

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今天接到欧盟委员会通知，起诉方撤销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案。这意味着中国打火机出口欧盟将不再受到反倾销困扰，但是欧盟已经公布的CR法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企业在如何保住欧盟这个市场仍需努力。

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应代表欧共体一次性可充气打火机行业的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的要求，欧盟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一次性可完全袖珍(塑料外壳)打火机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由于海关税则号对可充气打火机中塑料外壳与金属外壳未予区别，使得温州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也被牵涉进来。因为该案影响的企业众多，牵涉金额较大，中国高层对此案非常重视。

为此，全国打火机行业召开会议，商量反倾销案应诉事宜。最终宁波四家企业决定以反倾销抗辩；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以反倾销应诉，向欧盟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申请。而温州另外十五家打火机企业决定从“金属外壳打火机与一次性打火机不同，对欧盟相关产业未造成损害”进行无损害抗辩。

来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通知称，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已经于二00三年七月十四日撤回其有关上述反倾销诉讼的申诉。并称，反倾销诉讼可通过撤回申诉而终止，除非该终止违背欧共体的利益。鉴于调查没有发现该种终止将违反欧共体的利益，故决定本次调查应当予以终止。

面对频频而来的反倾销，中国许多企业不敢打官司，逆来顺受，最终让出市场。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方对记者说，为了应诉这次反倾销，他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资金。但是，如果不应诉，中国整个打火机行业将陷入困境，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行业的整体利益，他义不容辞。他说，欧盟轻率立案反倾销，滥用反倾销，对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从明年开始，中国打火机行业将要应对CR法规。2002年4月30日，欧盟通过CR法规，对进口价两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进行技术上的限制，必须安装儿童不能开启的装置。该法规明年将生效。它将对中国同类产品造成重大影响。

打火机反倾销第一胜案

黄发静，一个民营打火机企业的董事长，因2003年7月领导中国打火机应诉欧盟CR法规取得胜利而赢得2003CCTV中国经济人物。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第一案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开始运用国际贸易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温州是中国打火机的主要生产基地，产品大都出口，年外贸销售量6亿只，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其中三分之一出口欧盟。因而欧盟是中国打火机最大的进口国。温州打火机崛起于90年代初，从该行业崛起到发展，一步步迫使日本、韩国从世界最大的两个打火机输出国变为最大的进口国。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打火机价格便宜。然而，从打火机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后，销售纠纷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中国入世以前，欧盟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一次性打火机的进口加税；美国在1994年全面实行CR法案，当时几乎把所有的温州打火机都逐出美国；在中国即将入世的1998年，欧盟又仿照美国提出了CR法案，2003年底将进入实施阶段；2002年，欧盟又提出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所谓CR法案即“儿童保护法”简称CR（Child Resistance Law）指的是在打火机的销售中，普及率高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装置，以防止儿童玩耍。而普及率高的定义就落在销售价格上，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落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它是以价格作为一个安全的界限，所以它是非常不公平的。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因为大部分温州的打火机价格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而法案中的安全锁装置专利多为国外公司控制，这就对温州的打火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任何一个技术壁垒的设定都要经过非常周密的市场调查的。美国1994年CR法规成立的时候，它就对市场作过调查。中国包括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出口价绝大部分都在2美元以下，这个CR法规几乎可以覆盖我们所有的产品。

事实上，在欧洲和美国两大市场的一系列案子背后，都有一个竞争对手作为发起人。在美国，对手是名声很响的ZIPPO公司；在欧洲，温州打火机的对手则是BIG公司。温州商人以低于欧美10倍之差的成本优势与这两大公司成为威胁极大的竞争对手。在欧洲，BIG公司是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霸主，虽然温州打火机厂商生产的大都是可充气的金属外壳打火机，但由于价格相对来说过于便宜，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在欧洲售价最便宜的只有三欧元，而欧洲市场上一次性打火机的出厂价为0.5欧元，销价要一欧元，这已经影响到一次性打火机的销售。而BIG公司推动欧盟提出CR污染和反倾销案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温州打火机的成本和价格，从而扩大他们自己的市场空间。然而，当地进口商却极其倾向我们中国方面，当然利益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可以明显的看出欧洲和美国炮制的这个法规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自己在当地的市场，从而把我们中国的打火机赶出欧美市场，其目的很简单。

摆在温州打火机企业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二是奋起抵制，争夺一条生路。第一条路的结局，从急剧萎缩的美国市场便可一目了然的看出来了。走第二条路，也许有赢得希望的可能。

领教过1994年美国CR法规痛苦的温州人没有再沉默，3月21日，由打火机协会会长李坚、副会长黄发静、秘书长林嵘等三人组成的“民间第一团”在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的带领下前往欧洲游说、抗辩。这支中国第一个抵抗CR法规的交涉团马不停蹄，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进行了十多次多边会谈。交涉团在沟通、交涉中一方面表示，中国重视保护消费者利益，对各国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安全标准予以理解。另一方面详细阐述了抵制CR法规的理由：首先，出口价低于2欧元的打火机应该安装“安全锁”，这个表面上是以安全为目的，实质上是建立在产品价格基础上的法规，缺乏科学依据，是对自由贸易设置壁垒，违反了WTO公平竞争的原则。其次，把价格与安全琐合在一起，不合理，也不科学。价格是可变的，而安全标准则是相对稳定的。然而，2002年4月31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就CR法规案进行的表决中CR法案正式通过了。5月17日欧盟正式公布了此法案，这就意味着中国入世后民营企业按国际规则打的第一场“洋官司”没有成功。CR法规进行表决后，还有两年的缓冲期，然而这两年的时间，欧洲打火机制造商也不愿意再等下去了。于2002年6月他们又对中国打火机提出了反倾销指控调查。经过CR法规的洗礼之后，温州的打火机企业意识和观念有了很大提高，大家一起筹措经费，聘请律师积极应诉。我们的理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劳动成本比较低，还有很多方面比它要低，包括加工费用，组织机构费用等等，一个企业光产品的费用是包括多层次的，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没有倾销，我们的企业是民营企业，是完完全全的市场经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补贴，所以对温州打火机的倾销指控是不成立的。2003年7月由于双方产品没有可比性，欧洲打火机生产商撤销了反倾销调查。黄发静终于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但这并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针对温州打火机而设置的贸易壁垒已经通过。黄发静利用多年的反倾销经验，通过律师和欧盟厂商一家一家的进行谈判，最终欧盟取消了CR法规，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打火机产业取得了胜利。黄发静因此也成为民间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第一人。

这场战争胜利了，但从中也看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着的许多问题。首先，国内的消息很闭塞，CR法规欧盟在98年就已经制定了，欧盟组织也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但这个消息一直停留在政府部门里，归根结底还是做为民营企业的温州打火机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少而造成的。民营企业的观念也赶不上世界潮流，同时缺乏团结精神。其次，不懂WTO规则就要挨打，想打赢“洋官司”，必须自强。再次，中国企业的品牌太少，产品标准太低，竞争力较弱，我们应该学习海尔的成功经验。

第五篇：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案

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案

事情经过

温州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后，迅速改变了该市场主要由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垄断的格局。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打火机价格便宜。到2002年，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已达到500多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5亿多只，年产值为25亿元人民币，出口数量占总产量的80%，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为70%，占有国内市场份额为95%，温州已成为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中心，而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原来的打火机企业90%以上已经停止生产。

2002年，欧盟提出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仿照美国提出了CR法案。所谓CR法案即“儿童保护法”简称CR（Child Resistance Law）指的是在打火机的销售中，普及率高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装置，以防止儿童玩耍。而普及率高的定义就落在销售价格上，指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因为大部分温州的打火机价格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而法案中的安全锁装置专利多为国外公司控制，这就对温州的打火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按照WTO的规定，反倾销所涉及的出口商必须在15天内做出应诉反应，否则将作为自动放弃论，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到欧盟各国的打火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经过紧急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6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即低于成本价)。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

历时1年零1个月的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于中国的民间组织第一次充当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角。黄发静，一个民营打火机企业的董事长，因2003年7月领导中国打火机应诉欧盟CR法规取得胜利而赢得2003CCTV中国经济人物。

一 成功原因分析

第一，高度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面对应诉贸易壁垒，温州打火机协会共聘律师、联合应诉。16家企业无偿集资200多万元巨资，聘请国际间有关精通 WTO 事务的律师积极应诉。

第二，把握情况“有理有节”。交涉团在沟通、交涉中一方面表示，中国重视保护消费者利益，对各国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安全标准予以理解。阐述了抵制CR法规的理由：首先，把价格与安全琐合在一起，不科学也不不合理。价格是可变的，而安全标准则是相对稳定的。出口价低于2欧元的打火机应该安装“安全锁”，这个表面上是以安全为目的，实质上是对自由贸易设置壁垒，违反了WTO公平竞争的原则。其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劳动成本比较低，还有很多方面比它要低，包括加工费用，组织机构费用等等。我们的企业是民营企业，是完完全全的市场经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补贴，所以对温州打火机的倾销指控是不成立的。二 温州打火机事件的启示

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的“战火”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根据国家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的统计，我国的出口企业中有一半以上遭遇过国外“技术壁垒”，每年因此损失约数百亿美元。仔细探究此次温州打火机事件的实质，可概括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两种比较优势的对决，即发达国家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成本优势的较量。由于担心成本优势对技术优势的抵消作用，发达国家往往用技术壁垒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设置“连环套”。温州打火机屡遭出口限制的事件表明，解决的方法要么增加成本丧失价格上的比较优势，要么放弃欧盟市场；在专利问题上也是如此，要么购买发达国家的安全锁专利，要么自行开发而贻误商机。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利用技术标准或专利技术，抵消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价格优势，实现技术壁垒的目的。

这场战争胜利了，但从中也看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着的许多问题

首先，早在中国入世以前，欧盟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一次性打火机的进口加税；美国在1994年全面实行CR法案，当时几乎把所有的温州打火机都逐出美国；在中国即将入世的1998年，欧盟又仿照美国提出了CR法案，2003年底将进入实施阶段。国内的消息很闭塞，CR法规欧盟在98年就已经制定了，欧盟组织也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但这个消息一直停留在政府部门里。归根结底还是做为民营企业的温州打火机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少而造成的。民营企业的观念也赶不上世界潮流。其次，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强，在国际竞争中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制胜的能力更有待提高。在遭遇技术壁垒后，我企业突围难度相当大，无论是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还是购买许可证，代价都非常昂贵。再次，中国企业的品牌太少，产品标准太低，竞争能力比较单一的，主要是以低价的劳动力成本与批量化、专业化生产等产业优势换来的价格竞争能力与竞争优势。这种竞争能力与竞争优势，一旦被技术设限，就会陷于被动局面。

三政府如何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从 “技术壁垒”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如：减少国际市场份额、失去贸易机会、退出市场、损害企业信誉等。并使国外消费者对我国部分产品信心下降，给我国出口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技术壁垒将成为今后长期制约我国外贸出口的最大屏障。就政府层面而言，应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密切有关主管部门间的合作，引导企业应对“技术壁垒”。

(一)政府要完善技术性贸易保护体系，建立快速反应系统。发挥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形成统一协调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渠道，及时掌握更多的技术信息，为广大出口企业服务。

(二)重视和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要建立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沟通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桥梁”作用；帮助行业协会等履行好服务职能，一方面要承担起保护企业的职责，及时引导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另一方面要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形成快速反应机制。

(三)实施标准战略，帮助企业“苦练内功”。必须明确认识到技术壁垒应对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技术竞争能力的体现。“技术壁垒”的破解最根本的办法还要靠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来解决。

(四)引导企业“走出去”规避技术壁垒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如果忽视对外投资和发展跨国经营，而仍以传统的贸易方式出口商品，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特别是加工贸易。而“走出去”可以立竿见影，绕道技术壁垒。可以说，“走出去”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