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行保险个人代理人制度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范文大全）

第一篇：浅谈现行保险个人代理人制度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浅谈现行保险个人代理人制度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摘要：坚持落实科学发展现和国家重视挟持保险业发展的若干方针政策，促进了保险业的空前繁荣。但保险个人代理人制度在保险监管中出现了新的问题。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在保险行业内建立个人代理人档案管理制度，并对其实施有效管控的建议。

关键词：保险 制度 监管 建议

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家重视扶持保险业发展的若干方针政策，促进了保险业的空前繁荣。截止到2008年末，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30多家，其中人身险公司59家，保险中介机构2327家，共有保险从业人员322.8万人，其中保险个人代理人262.9万人。

保险代理人制度从1992年进入中国大陆。代理人制度指的是由保险监管部门或者保险行业协会在营运过程中形成的针对保险代理从业人员的约束机制。在保险代理的发展历史中，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代理人制度，而我国的代理人制度发展仅仅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该制度对于推动我国保险事业特别是寿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随着保险市场的不断成熟，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保险个人代理人制度建设在监管方面出现了新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课题来自保险代理人监管中出现的几个新矛盾。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一个代理人代理多家的现象普遍存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在代为办理人寿保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代理人代理多家这种现象出现呢?主要是因为各保险公司目前对保险个人代理人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保险个人代理人的有效供给。可能有人会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个人保险代理人比比皆是，只要考取代理资格证就可以上岗。其实不然。各家公司争夺的对象实际是占行业30％的高绩效人员，即所谓的保险行业的“二八定律”或“三七现象”。这些绩优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业务品质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开展才能显现出来。而人身险公司的经营性质决定产品销售大多为期缴产品销售，对于在人身险公司从业的保险个人代理人来说，续期利益成为影响其收入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所以保险代理人最初想方设法维持这块利益，通过不断展业做新单达到公司要求的业绩标准以确保续期利益不丢失。

但事实上，保险公司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在促进保险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保险公司对市场份额的激烈争夺不仅体现在产品、价格和服务方面，当前更多的体现在对保险个人代理人的争夺上。谁拥有更多的人力往往就意味着谁在竞争中占据上风，占据主动。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对手人力快速壮大自己的实力正好是一箭双雕。所以新成立公司往往不惜成本、不惜代价用更高的利益吸引人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众多的个人保险代理人选择了一个身份多家代理的做法，而且创造出了羊群效应，使得这种现象在行业中不断蔓延开来。

二、行业内从业人员流动过于频繁。给保险行业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隐患

近年来，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流动频率远远超出其他行业的人员流动，特别是保险个人代理人的流动更加趋于非理性。每当一个新公司诞生，原有的保险公司就要承受一次人员流失的阵痛，这虽然有助于促进原有公司经营管理能力、服务水平提升，促进原有公司重视人员培养、教育，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比如：各家公司为吸引人、留住人，纷纷修订《基本法》，加大财务支持力度，提高手续费率等。团队的每次非理性集体跳槽都会给新公司带来业绩的快速增长，而同时原有的保险公司若不能及时补充人员则会出现保费大起大落，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局部保费断流，但最终无论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双方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代价。倘若长此以往不加以规范，势必造成恶性循环，对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带来重大的隐患。

面对中国保险业如火如荼的良好发展局面，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畏首畏尾，要有的放矢、及时准确地对这种现象进行管控和规范，一种比较有效的管控手段是在保险行业内建立个人代理人档案，对其实施有效管控。建议如下：

（一）、出台行业关于建立保险个人代理人档案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由监管机关和行业协会制定出统一的档案格式和要求，下发给各保险公司执行。

档案的内容可分为五部分：

1.个人代理人的全部基本资料；

2.个人代理人的从业经历及接受教育、培训的记录及得分；

3.个人代理人各个阶段的业绩情况及日常行为考核情况；

4.个人代理人的资信状况、受奖惩及是否有违规记录；

5.整个档案的得分标准及其本人综合得分。

（二）、对保险个人代理人档案流转的管控措施。

1.设计、开发相应的管理软件，建立行业互动平台。

对于达不到限定期限和限定分值的档案不予流转；对于达不到监管要求分值的档案予以冻结，并通过互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2.建立快速、高效、公正、合理的档案流转程序。

保险个人代理人档案建立后在各家公司，必须在监管机关统一电子信息平台上进行操作，否则不能取得合法有效的代理资格证；应在全国范围内对档案统一编号，这意味着每个代理人只有一个身份。同一身份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将被锁定，接受审查。

3.将代理人考试成绩和考试号记入档案和互动平台，由监管机关发放工号，否则不予发放代理人资格证。

保险代理人在当今保险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大监管力度，才能有效保证保险市场的平衡稳定，保险业务的稳步发展。

我国保险业监管发展的几个方向

【摘 要】 2008年8月我国保险法进行重新修订,其中对保险资金运用范围做了重大修改,大大地扩大了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新的保险法实施后,我国保险业发展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在金融危机还在延续之时,我国保险业监管将面临重要的任务,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情况分析我国保险业监管发展应该把握的几个方向。

【关键词】 危机 保险业监管 方向

一、引言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从美国财政部托管“两房”,美国第三大证券公司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到关系数千万人生命与财产保障的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下同)被美国政府出资85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获得该公司79.9%的流通股份进行接管等。仅仅半月,在历史上辉煌百年的金融巨头一个个相继倒下,使危机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几乎与此同时,于2008年8月我国新保险法修订草案诞生;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作了重要修改,其中第109条规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限于下列形式:银行存款;买卖证券、股票、证券基金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即将原先保险法规定的“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修改为“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并增加了规定保险资金可以投资不动产。并且,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保险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虽然,先前已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在实务中也早已实行,但现在已上升为法律而存在,这是对保险公司资金管制的进一步放松。新的保险法实施后,我国保险业将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再者,无论是保险巨头AIG还是其他金融巨头的危难,都验证了监管对其的重要性,更何况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个方面发展都还不是太成熟的我国保险业。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情况分析出我国保险监管将应把握的几个方向。

二、我国保险监管业应把握的几个方向

1.加强事前监管

所谓的加强事前监管,就是在保险公司各个方面行为发生之前加强规范,主要靠法律及规定。我国2008年新修订的《保险法》最核心的三大变化是突出了保护被保险人,突出了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突出了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对保险业的依法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应该说是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修改,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下一步主要是认真执行保险法所规定,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我国保险业在各个方面规范经营。但保险法只能在原则上规定,具体的细节就需要相关规定的出台作为保险法的补充,严格职守促进保险发展,监督保险资金准确、合理的利用,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比例的要求规定,一定要认真考虑保险的特点,吸取美国保险的教训,严格执行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原则;另外,相关规定要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的作出相应调整,做到松严得当,促进我国保险健康、顺利的发展。

2.加强过程监管

所谓的过程监管,就是引导保险公司各个方面行为,并且错误发生后给予及时纠正,加强规范保险公司运营,这主要靠监管机构以及第三方监管。

我们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主要是保险监督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虽然保监会对其职能的履行还算严格,但在关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关于保险保障基金的管理,保险保证金;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对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应该继续并且加强监管,使问题不发生或发生后及时发现并制止,不要象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少提、漏提准备金及相关负债的情况(这仅仅是众多违规操作行为中的一个)到严重时才发现,我国监管机构做到这一步可能还需要一个艰难并很长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做到,首先,要建立一个以非现场为主的功能监管信息体系,促进保险监管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建立制度性的信息共享机制,克服机构监管带来的信息封闭导致的效率低下和监管空白;其次,在现行机构监管体制下要强化保险监管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已建立的高层定期会晤制度,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对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和经营的业务要加以引导和监控,并建立一定制度使其向功能性监管过度;最后,对从事混业经营的保险集团,对出现混业经营特征的外资参股保险公司,如AIG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9.9%的股权,美国和中国的保险监管部门要达成联合监管协议,逐步向统一监管过度。

同时,我们国家应该大力支持健康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一方面引导保险资金投资;另一方面,也可监督保险公司本身的运营情况。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对保险公司的评级对保险公司的运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险公司拥有较高的信用等级,实际上是向投保人传递着其管理先进、财务安全、流动性好,以及较高的市场地位等信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保险市场中,拥有较高的信用等级的保险公司往往处于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由于一些投资产品的复杂设计,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资料和能力来评估这些产品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此,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评级就成为投资者购买相关产品的主要依据。中国的信用评级结构还比较弱小和稚嫩,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但是,随着无担保公司债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逐步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将日益显著,在平衡金融市场和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将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国应该建立健全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且引入适当的竞争环境,促使信用评级机构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有效的预警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市场风控定价和风险控制的核心部门,从而对我国保险监管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3.增强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能力,加强公司内部监管

每个保险公司为了发展,有可能进行盲目竞争、盲目投资,从而阻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我国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本来就弱,何况增加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后,面临的风险更大,这需要我国保险公司大力增强风险管理能力,学习借鉴外国发达国家的风险管理技术。虽然金融危机使得国外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倒下,但他们本身的风险管理技术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同时也得防范具有精湛技术的精算师为了公司竞争进行违规操作,使得精算师真正的发挥其技术,引导保险公司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另外,我国保险公司内部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或监督委员会,主要靠保监会统一监督,这就有可能对不同条件、不同情况的保险公司实行统一的监管方式及监管规定,所以各保险公司本身也应该成立自己的监管部门或监督委员会,使得各保险公司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开发自己的产品及进行自己风险控制范围内的投资,与监管机构共同推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三、结论

我国保险业在风险管理能力及监管方面都还很弱,当今全球化日益明显,投资全球化也逐渐广泛,我国投资不仅面临本国的风险也面临国际风险;在这时我国为了保险公司更好地经营发展,扩展其投资范围,这使保险公司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目前,金融危机日益蔓延,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要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更要吸取AIG的教训;在这风险加大之际,我们惟有加强监管,也就是促进我国保险发展的同时,做好坚强的保护后盾,控制好风险,把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中,建立和健全我国保险业监管体系,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的监管水平。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机理分析

摘要：社会医疗保险,不仅关系到我国未来人力资源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近几年来,伴随着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2009年最新医改方案出台,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又开始了新一轮变迁。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出发,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线,研究了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变迁机理,并在新医改方案制度框架的指引下,探索了完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机理分析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机理

1.1政府构建医疗保险制度的双重逻辑引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国家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但是因为受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国家作为博弈规则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一方面国家追求自身组织的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所以,在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作为国家统治代理人的政府,并非完全依照制度均衡与否和需求大小决定是否进行制度创新,而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所以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来调整制度安排。

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城镇,对大部分职工的医疗费用实行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在农村,实行农民个人与农业合作社共同出资缴费的农村合作医疗,在这种财政型的医疗保险体制下,个人基本上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缺乏对患者和医疗部门的监督,致使患者倾向于多消费、高消费,无形中造成了医疗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使用无约束的惯性。这种财政型的保险制度安排效率低下,无力及时分散风险、弥补损失,导致国家为此所支付的制度成本远远超过所获得的收益,影响了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国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安排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要有效地保障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使国民满意;另一方面又要将医疗开支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医疗保障的财务危机, 以致于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的身体健康。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强制性政策工具决定了医疗保健的传递和融资制度,但是在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中,并没有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对卫生医疗机构的制度安排呈现出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平衡。政府对医院投入的相对不足,导致医院在经营管理上,通过以药养医的方式来维持运行,而医疗保险制度中私人财政的主要融资方式,加重了患者个人的经济负担,这种体系虽然满足了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却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国家的暴力潜能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由此具有掠夺性质。此时,为追求“权威最大化”,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又开始了进一步变迁。

1.2产权制度变革推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市场的有效性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创造一套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约束变量。面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产权结构及其行使并得到确认能够降低或完全消除不确定性。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同时,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拓展等最终又会引致与原有产权结构的矛盾,于是形成相对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如前所述,社会医疗保险体制是依托一定的产权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产权制度的变革自然带动医疗保险制度的变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保医疗的经费虽然是由企业承担,但是企业是统负盈亏的,企业在其中并无自身利益,负担轻的企业,多出的利润上交国家,负担重的则是由国家补贴,由国家承担损益后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伴随着企业法人结构的建立,企业逐渐转化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实行自负盈亏,社会福利与单位福利混同安排的格局已难以为继,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中小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医疗经费只能应付一般疾病的开支,若是遇到危急的大病、重病,不但无法保证职工的巨额医疗费用,而且还会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许多企业陷入了维持简单再生产与保障职工医疗不能两全的境地。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村的经营体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也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缺乏新制度的及时供给而逐渐走向解体。非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产权形式,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运行模式,而外部潜在竞争者所形成的强大竞争压力,改变了国家实现其效用函数的环境和条件,国家效用函数中的成本收益对比发生变化,使国家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受到了约束,国家开始在医疗保险产权边界上逐步退让,由此,我国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国家垄断产权安排到产权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也决定了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建国以后经历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型保险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险制度变迁。

总之,政府通过控制产权制度,牢固地控制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使其朝着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

1.3认知的转变促使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创新

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医疗保险制度安排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致改革反过来受到了制约。诺思的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都表明,由国家界定的有效产权可以提高经济绩效,但这却无法解决人的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在我国,政府决定和主导了保险制度的变迁,政府对医疗保险的认识和理解,决定了保险在政府社会发展战略、效用目标函数中的位置和排序。在我国医疗保险的历程中,经历了一次认知的回归过程,那就是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补充的过程,这样的变迁过程,也是政府乃至社会对社会医疗保险认知的变化过程。在计划经济下,天下为公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体系当中,对于医疗保险,由国家提供成为理所应当的事。市场化改革以后,对市场的膜拜,建立起了一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经济管理手段涵盖了几乎一切领域。对改革者来说,将局部有效的意识形态扩大到改革的困难领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亲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影响社会安定(如药品市场腐败等)。诺斯指出,在发展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经验之前,必须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由于市场规则的误用,造成了国家制度合法性的损失,加大了公众遵从的成本,这引发了政府对医疗保险制度的思考和新的认知,诱发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变迁。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2.1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促进医疗保险法的尽快出台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时间不长,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尽管我国在社会保险领域已颁布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但并不配套。1995年10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针对商业保险而制定,对我国不断变化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指导意义并不大,目前关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法律规定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医疗保险立法的相对滞后使得社会医疗保险强制性偏弱,一些用人单位拒不参加法定社保,或长期拖欠保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之间社保制度缺乏衔接,商业保险由于缺乏对医疗服务定价和对医疗卫生资源有效利用实施监控的法定权利,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了解医疗服务各个环节的价格执行和被保险人健康和治疗的真实情况,起不到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这严重影响我国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迫切需要从法律的高度加以规范。2008年底提请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是一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其即将出台,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医疗保险的复杂性,从制度需求来看,我国仍需要一部统一的专门性的医疗保险法,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参保范围、医疗保险缴费、医疗费用结算和医疗费用报销的制度安排,保障各类职工、自雇人、自由职业者和居民都可以参保,实现参保范围最大化。

2.2拓宽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渠道,确立政府资金投入的有限责任

社会医疗保险,基本特征是其强制性、非营利性和国家的社会保护责任。建国初期,国家财政责任的分散,导致了不同企业和单位之间医疗负担畸轻畸重,市场化改革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后,为了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政府矫正了我国医疗保险的筹资模式,让非营利性的公立医疗机构按市场机制运作。政府筹资模式的矫正过正使政府责任缺位,没有尽到社会保障责任,引发社会的不满。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来提供,但是,由于政府职能是有限的,当政府面临复杂和多元的环境,也存在不可治理性。加之,政府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一方利益主体,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自身也存在着失灵。所以,在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应做好“裁判员”的角色,在医疗保险筹资融资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避免出现建国初期国家大包大揽的局面,又要防止政府责任的缺位。目前,我国医疗保险筹资融资主要依靠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采取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虽然引入了企业和患者个人责任,但是,社会的参与面还过窄,基金增值渠道也比较单一,全国各地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统筹层次多是地市范围,参保人数有限,基金相对比较分散,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难以充分体现社会保险性质和国家社会福利责任。因此,医疗保险制度的变迁,应拓展参与范围,鼓励社会资金的流入,一方面,通过税收的方式来增加医疗保险的筹资规模,调节个人或某些行业的过高收入,计入医疗基金账户。另一方面,通过对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减免营业税的形式,鼓励商业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提高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素质,借助商业保险的资金,发挥其补充作用,做到与商业保险的融合。同时,在制度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入国外资金,以提高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

2.3加强社会医疗保险信息建设,降低交易费用

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有限理性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过多的“道德风险”会使市场失灵,所以,亟需一种制度安排去让人们合法合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规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信息的失衡会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医疗市场中各主体的交易成本,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加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可及性是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加强信息的透明度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加强各方的监督,目前,我国医疗保险的监督主要由行政管理部门、专职经济部门监督组成,社会监督薄弱。所以,鼓励社会参与监督,对于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要建立第三方审核制度,由于医疗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民众对于医疗服务的监督是乏力的,因此,引入专家队伍,建立专家医疗咨询、评价和监督体系,保险部门通过委托专家对医疗服务的数量、制度以及医疗费用的支付进行监督,避免医生与患者合谋,来遏制诱导需求,以此完善对医疗服务信息的监督。总之,专家队伍的介入可以加强医疗保险机构对信息的掌控,改变医疗保险方的被动地位。对于对保险方的监督,应探索建立健全由政府机构、参保居民、社会团体、医药服务机构等多方代表参与的医疗保险社会监督组织,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运行的监督,在监督中发现不足,来促进制度创新。

2.4加强宣传教育,发挥意识形态作用

中国整个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的转变过程,而意识形态的逐步转变也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意识形态的改造和引导,有助于促进人们发挥创造性能力,克服懒惰与机会主义倾向,会促进个人与他人达成一致,解决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重视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医、患、保险三方都具有良好的道德来约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行为,降低制度的交易费用。另外,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宣传,使医疗保险这项惠民政策深入人心,真正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推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进程,使医疗医疗保险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第二篇：我国银行监管中存在问题及建议

内容摘要：

一、当前银行业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的法规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有15部，金融法规有40多部，人民银行已发布的银行业管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000多件。尽管我国的银行业监管法规较多，但法规建设仍较滞后，存在法律空白、短缺、模糊、不适应银行业发展等问题。如《商业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能对企业参股投资，但事实上债转股作为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一种较有效方式在商业银行中已在运用；《贷款通则》中规定贷款人经营外币贷款必须持有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但目前人民银行已将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实行两证合一，除结售汇业务外的其他外币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中对“贷款”定义的界定不明确，致使各商业银行对五级分类资产涵盖的业务口径不一致，同时分类标准过于笼统，信贷管理人员和监管人员对风险分类划分的标准把握程度相关较大；《支付结算管理办法》中规定银行不能垫款，但事实上中资银行已经允许开办帐户透支业务；《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内控指引》中对行长能否成为审贷委员会成员的规定不一致等。

(二)非现场监管的真实性、全面性和信息化问题

非现场监管因其具有信息的全面性、持续性和对风险的早期预警作用而成为各国对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手段。但我国银行业非现场监管在有效评价银行经营状况和实现风险早期预警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目前仅仅起到统计作用)，其主要的制约因素有以下方面：

1.数据基础不够真实准确。主要表现有，一是数出多门，银行内部存在会计、统计及信贷等多种数据口径，各口径之间不完全对应，而向监管部门提供数据的部门没有统一，造成上报监管部门的数据前后不一致；二是部分全科目统计指标和会计科目设置不对应，统计数据不能直接来源于会计数据，需要靠统计人员手工操作造成遗漏；三是部分银行未严格执行统计和会计制度，如合并报表中没有剔除内部往来而虚增资产；四是部分银行对政策制度掌握不到位，如对贷款的五级分类标准掌握不一致；此外还有人为调改数据等情况。

2.非现场监管数据指标体系不完整，不能支持对银行风险状况的深入分析和评估。目前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是1996年制定的，包括十个监控指标和六个监测性指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不能全面反映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如没有银行收入支出的结构及利润分配情况、不良资产的冲销回收及准备金提取充足情况、境内外机构并表数据、非信贷资产结构及质量指标、表外业务相关指标、利率及汇率等市场风险监测指标等；二是均为对法人监管指标，未明确对银行分支机构的监测重点及标准；三是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变化，部分指标的计算口径和标准已不符合银行经营的实际状况或不能充分反映银行的经营风险，如资本充足率、备付金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风险资产权重等；四是对所有银行采用统一的指标标准值，没有体现不同银行的经营特点，没有体现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相互关系。

3.非现场的风险分析及评价方式不系统。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系统，对银行的风险分析重点仍放在监控指标的合规性上，没有着重于采用历史比较分析、行业比较分析和期限缺口分析等动态分析手段来揭示银行风险变动趋势及对潜在风险和未来风险的预测，对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的分析局限于简单的数据汇总分析和经验判断，难以起到早期预警和指导现场检查的作用。

(三)现场监管缺乏连续性和针对性

现场检查是监管人员发现核实问题的有效手段，但现场检查的成本相对较高，在监管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应避免运动式的检查，通过加强现场检查的连续性和针对性来提高现场检查的效率，而这正是目前我国现场检查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现场检查缺乏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大量的现场检查项目是临时性安排的，与非现场检查和以前现场检查结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二是大量的现场检查是“一锤子买卖”，检查结果写成报告上报领导后，检查就算结束，对被查机构的整改情况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缺乏后续的跟踪检查，同时检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重复检查现象随处可见。

2.没有针对不同银行和不同地区银行业务的风险特点来确定检查重点和检查力度。我国银行机构在业务结构和规模均存在较大不同，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银行机构的业务特点及规模也存在不同，相应的主要风险点也不同。但目前的现场检查项目安排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法，一个检查项目同时对多家银行机构展开全国范围的运动式检查，其结果是对风险高的地区和银行的检查范围和力度不够，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对风险较低的地区和银行投放的检查力度过大，造成监管资源浪费。

(四)监管合力没有形成

从我国的监管实践看，银行业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和内部审计三股力量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

1.内外监管部门之间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及银行内部的审计稽核部门均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但检查项目的确定和计划安排在事前未充分沟通，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也未及时交流，造成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的情况时有发生。

2.未充分发挥市场监督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一是除上市银行外，我国其他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是不够充分的，有些信息甚至是虚假的，存款人、债权人、投资人、股东等市场参与者没有足够信息用以对商业银行进行评价和选择，难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的制约作用；二是外部中介机构如外部审计部门拥有大量专业资源和信息，监管部门尚未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来提高监管效率。

3.未充分发挥基层监管部门的作用。一是对各地监管部门的人员配置未按照不同地区银行机构的业务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及风险状况进行，而是实行人员平均分配，造成有的地区监管人员工作强度很大，而有的地区监管人员闲置。二是基层监管部门上报监管信息的可利用程度不高。除由总行统一制定的现场检查项目外，各地监管部门自行安排的检查和调研项目较零散，上报的信息对于判断法人的整体风险作用有限；同时基层监管部门对银行分支机构的非现场监管按法人指标进行，形成的监管报告无法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的区域分布状况。

(五)银行业监管的角色错位

一是认为银行监管是万能的。银行业本身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无论监管体制多么有效和完善，都不可能彻底消除银行业固有的风险并保证单个银行机构不出现危机，监管者的责任是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危机的发生；同时金融监管不是控制银行风险的唯一手段，银行内部管理、市场约束和官方监管形成维护银行业稳健的三大支柱，健全的内控制度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因此银行经营者始终应承担风险控制的第一性责任，这一点在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中均得到充分说明。对银行监管的上述局限性，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向社会宣传及争取上级管理部门的理解方面显得力度不够，一方面易使社会各界将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的责任主要放在监管上，一旦有风险暴露就归结于监管不力；另一方面也使金融机构和市场其他参与者对监管当局产生依赖，不积极主动管理和监督风险。

二是银行监管代替银行管理。银行监管者的工作是负责制定审慎经营标准、发现经营风险、提出整改意见、跟踪整改效果和处置有问题金融机构，而银行经营者要负责通过改善经营效益来提高竞争力，并达到监管当局审慎经营要求。银行监管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可以比作大夫和病人家属，监管者履行大夫的职责，负责常规体检、诊断病情和开出药方，银行经营者作为病人家属要负责照看病人按医嘱抓药、吃药和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如果银行仍不能达到审慎经营要求，监管者将采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直至让银行退出市场。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往往不仅是大夫，还当病人家属，投人大量的精力去做经营者的事情，如给银行下达各项经营指标，甚至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将银行经营业绩好坏、不良贷款下降幅度与本部门监管人员的工作业绩和待遇直接挂钩。这一方面使监管者要承担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过度的监管，压制了银行创新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六)监管人员的专业配置和培训问题

有效性的银行监管，最关键的步骤是发现和评价银行存在的风险，这对监管人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国外一些监管当局非常注重监管人员的专业结构配置及培训，如occ拥有法律、计算机、会计、信贷、反洗钱等各项领域的专家队伍，对监管人员安排了系统全面持续的培训计划。我国在监管人员专业化培养方面较落后，主要表现在：

一是没有建立结构合理的专业化监管人员队伍。风险性监管要求监管人员不仅要熟悉被监管对象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模型、内控机制、计算机系统，还要具备良好的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从而能对风险管理系统的合理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及各项业务的合规性及风险程度进行评判和检查。这些监管内容不是某一个监管人员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需要一支结构合理的专业监管人员队伍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我国目前严重缺乏这样的专业监管人员队伍，监管人员的专业结构配置不合理。

二是没有建立实用有效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银行业监管人员不仅要有较全面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系统的检查方法和技巧；同时金融市场和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大量新知识、新的管理技术和新产品，对此监管人员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银行业的发展和实施有效监管，因此学习也应成为监管人员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我国尚没有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监管人员制定全员的系统全面持续的培训计划，也没有建立分等级的监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相当部分监管人员的知识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这对实施有效的银行业风险监管形成巨大障碍。

第三篇：现行营业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文章标题：现行营业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我国营业税税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营业税部分税目借鉴增值税以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做法，从以往传统的流转税价内计征的形式，变为以增值额为计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重复征税的弊端，体现了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供劳务服务行业）的政策意图。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业税的某些制度规定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妨碍了营业税整体功能的发挥。

一、营业税税目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营业税采取应税项目正列举的方式，凡在列举范围内的课税对象属于营业税的课税范围，不在列举范围内的经营行为不征收营业税，我们认为在次环节的规定设计有遗漏。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列举诸多应税所得之后，有一个“其他所得”的税目。“其他”二字，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既体现了税法的严肃性，也增强了税制对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营业税涉及到的行业众多，情况复杂，但税制中恰恰缺少这样的规定，当出现新的经济现象时，营业税则无法将其纳入征税范围，新的经营项目介于高税率和低税率之间时我们无法明确认定其税目。譬如近年出现的采矿权转让、机动车特殊号码收费，桥梁街道命名权拍卖等，都没有列入或明确界定营业税征税范围，这不仅造成了税收流失，而且使不同经营者之间税负不平衡，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这些行为是商业色彩极浓的盈利行为，有必要依靠税收手段进行适当调控。同时针对当今新兴经营项目如泥吧、水吧、保健按摸、足浴、茶艺等的涌现，我们应相应地采取按类似行业确定税目、税率的办法征税。所以，对现行营业税各税目应尽快考虑增加“其他应纳税项目”的规定。

此外，“服务业”税目中餐饮、旅店、洗浴、理发、照相等行业之间的设备档次，服务水平及收费标准相差较大。例如，餐饮业中既有面向普通百姓的小饭馆，也有装饰奢华的大酒店，同一菜肴其价格也不及相同，有的甚至相差好几倍。但其使用税率均为5的比例税率，忽略了不同经营者服务对象和盈利水平的差别，不利于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协调发展。就我国现行流转税制而言，在商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增值税与消费税分别承担着普遍调节与特殊调节的职能，即在对所有商品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对利润较高的消费品再课以消费税，以构建起双层次调解的模式，使产业间利润趋于一致，有利于产业结构稳定。而在非商品流通领域，营业税尚未形成双重次调节的模式，同一行业按同一税率征税，忽略了行业内因企业规模差异形成的利润差异，导致利润率较低的小企业税负过重，生存、发展空间狭小，不利于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协调发展，这就要求营业税的税目进一步划分，不同税目的税率应拉开档次，区别设定税率，以体现区别对待政策。现行营业税的税目设置显然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对服务业中的餐饮业、旅店业、洗浴、理发、照相等行业按照其档次、盈利水平等综合因素进一步细分，将“普通消费”与“高消费”的消费活动区分开，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进行调解。

二、营业税计税依据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994年税制改革对有关营业税计税依据作了扣除规定。例如，建筑业中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他人，以工程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价款后的余额作为总承包人的营业额，计算营业税。除此之外，在运输业、保险业、文化演出业、旅游业等若干项目中也有以余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规定，这种做法消除了对同一营业收入重复征收的弊端。随着营业税税制的不断调整，营业税计税依据吸取了增值税差额计税的特点，如建筑安装业设备抵扣政策规定，更是突破了营业税全额计税的特质，差额征税，进一步减少重复征税范围，具有明显的增值税特征，其意义是应该肯定的。营业税计税依据规定中也有值得探讨之处。如，房屋租赁业中的房屋转租，按转租租金全额征收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对交通运输业课征营业税，不允许扣除票价中所包含的保险费金额，但这部分保险费属于代收款项并不是企业的实际收入，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运输企业的税收负担。纳税人对此反应较为强烈，存在一定的征收阻力。我们认为，类似问题应借鉴建筑业中总承包人以余额计税的方式，避免重复征税。

三、营业税征免界限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中的骨干税种，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营业税的减免税优惠政策应力求规范，以保证其收入和调节功能的实现。但现行营业税的减免税优惠制度中，有些规定值得推敲。例如，“企业整体转让不征收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税”，该政策的出台使得出售大额不动产的企业（如出售新建水电站），会考虑将出售的不动产作为主要资本新建企业，然后将其整体转让，从而达到逃避营业税纳税义务的目的。注册企业后整体转让不动产与出售单项不动产，存在巨大的纳税差异。再如，目前许多地区为故去的人购买公墓的风气日盛，

第四篇：现行营业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文章标题：现行营业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我国营业税税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营业税部分税目借鉴增值税以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做法，从以往传统的流转税价内计征的形式，变为以增值额为计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重复征税的弊端，体现了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供劳务服务行业）的政策意图。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业税的某些制度规定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妨碍了营业税整体功能的发挥。

一、营业税税目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营业税采取应税项目正列举的方式，凡在列举范围内的课税对象属于营业税的课税范围，不在列举范围内的经营行为不征收营业税，我们认为在次环节的规定设计有遗漏。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列举诸多应税所得之后，有一个“其他所得”的税目。“其他”二字，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既体现了税法的严肃性，也增强了税制对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营业税涉及到的行业众多，情况复杂，但税制中恰恰缺少这样的规定，当出现新的经济现象时，营业税则无法将其纳入征税范围，新的经营项目介于高税率和低税率之间时我们无法明确认定其税目。譬如近年出现的采矿权转让、机动车特殊号码收费，桥梁街道命名权拍卖等，都没有列入或明确界定营业税征税范围，这不仅造成了税收流失，而且使不同经营者之间税负不平衡，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这些行为是商业色彩极浓的盈利行为，有必要依靠税收手段进行适当调控。同时针对当今新兴经营项目如泥吧、水吧、保健按摸、足浴、茶艺等的涌现，我们应相应地采取按类似行业确定税目、税率的办法征税。所以，对现行营业税各税目应尽快考虑增加“其他应纳税项目”的规定。

此外，“服务业”税目中餐饮、旅店、洗浴、理发、照相等行业之间的设备档次，服务水平及收费标准相差较大。例如，餐饮业中既有面向普通百姓的小饭馆，也有装饰奢华的大酒店，同一菜肴其价格也不及相同，有的甚至相差好几倍。但其使用税率均为5的比例税率，忽略了不同经营者服务对象和盈利水平的差别，不利于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协调发展。就我国现行流转税制而言，在商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增值税与消费税分别承担着普遍调节与特殊调节的职能，即在对所有商品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对利润较高的消费品再课以消费税，以构建起双层次调解的模式，使产业间利润趋于一致，有利于产业结构稳定。而在非商品流通领域，营业税尚未形成双重次调节的模式，同一行业按同一税率征税，忽略了行业内因企业规模差异形成的利润差异，导致利润率较低的小企业税负过重，生存、发展空间狭小，不利于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协调发展，这就要求营业税的税目进一步划分，不同税目的税率应拉开档次，区别设定税率，以体现区别对待政策。现行营业税的税目设置显然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对服务业中的餐饮业、旅店业、洗浴、理发、照相等行业按照其档次、盈利水平等综合因素进一步细分，将“普通消费”与“高消费”的消费活动区分开，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进行调解。

二、营业税计税依据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994年税制改革对有关营业税计税依据作了扣除规定。例如，建筑业中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他人，以工程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价款后的余额作为总承包人的营业额，计算营业税。除此之外，在运输业、保险业、文化演出业、旅游业等若干项目中也有以余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规定，这种做法消除了对同一营业收入重复征收的弊端。随着营业税税制的不断调整，营业税计税依据吸取了增值税差额计税的特点，如建筑安装业设备抵扣政策规定，更是突破了营业税全额计税的特质，差额征税，进一步减少重复征税范围，具有明显的增值税特征，其意义是应该肯定的。营业税计税依据规定中也有值得探讨之处。如，房屋租赁业中的房屋转租，按转租租金全额征收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对交通运输业课征营业税，不允许扣除票价中所包含的保险费金额，但这部分保险费属于代收款项并不是企业的实际收入，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运输企业的税收负担。纳税人对此反应较为强烈，存在一定的征收阻力。我们认为，类似问题应借鉴建筑业中总承包人以余额计税的方式，避免重复征税。

三、营业税征免界限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中的骨干税种，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营业税的减免税优惠政策应力求规范，以保证其收入和调节功能的实现。但现行营业税的减免税优惠制度中，有些规定值得推敲。例如，“企业整体转让不征收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税”，该政策的出台使得出售大额不动产的企业（如出售新建水电站），会考虑将出售的不动产作为主要资本新建企业，然后将其整体转让，从而达到逃避营业税纳税义务的目的。注册企业后整体转让不动产与出售单项不动产，存在巨大的纳税差异。再如，目前许多地区为故去的人购买公墓的风气日盛，

公墓占用大量的土地，公墓用地转让本属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因按照“转让无形资产”这一税目，按照5的税率计算征收营业税，但是现在却将其归入“殡葬服务”，免征营业税。这既是税目归属上的失误，也是营业税优惠政策需要完善的地方。

此外，现行营业税对医院诊所和其它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税。但是，现在许多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中包括美容护肤，按摩等内容，严格的讲，这类服务属于保健，并非医疗，不应享受免税待遇。而要将保健与医疗分开，其界限有很难掌握，再加上一些医疗机构为了招揽顾客，又易混淆服务项目，这无形中进一步增加了征管的难度。在当前的医疗体制中，除了卫生厅直属的医院之外，又出现大量的“其它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普遍采取新机制运作，有承包、租赁等多种方式，他们在经营目标上不同于传统的医疗单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质表现的较为突出，对他们不宜采取免税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家经济迅猛发展，我们现行营业税税制已显现出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有不同的税制与之相适应。我们应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与税制关系，勤于思考、敏于观察，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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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占用大量的土地，公墓用地转让本属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因按照“转让无形资产”这一税目，按照5的税率计算征收营业税，但是现在却将其归入“殡葬服务”，免征营业税。这既是税目归属上的失误，也是营业税优惠政策需要完善的地方。

此外，现行营业税对医院诊所和其它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税。但是，现在许多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中包括美容护肤，按摩等内容，严格的讲，这类服务属于保健，并非医疗，不应享受免税待遇。而要将保健与医疗分开，其界限有很难掌握，再加上一些医疗机构为了招揽顾客，又易混淆服务项目，这无形中进一步增加了征管的难度。在当前的医疗体制中，除了卫生厅直属的医院之外，又出现大量的“其它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普遍采取新机制运作，有承包、租赁等多种方式，他们在经营目标上不同于传统的医疗单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质表现的较为突出，对他们不宜采取免税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家经济迅猛发展，我们现行营业税税制已显现出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有不同的税制与之相适应。我们应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与税制关系，勤于思考、敏于观察，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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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现行营业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文章标题：现行营业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我国营业税税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营业税部分税目借鉴增值税以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做法，从以往传统的流转税价内计征的形式，变为以增值额为计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重复征税的弊端，体现了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供劳务服务行业）的政策意图。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业税的某些制度规定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妨碍了营业税整体功能的发挥。

一、营业税税目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营业税采取应税项目正列举的方式，凡在列举范围内的课税对象属于营业税的课税范围，不在列举范围内的经营行为不征收营业税，我们认为在次环节的规定设计有遗漏。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列举诸多应税所得之后，有一个“其他所得”的税目。“其他”二字，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既体现了税法的严肃性，也增强了税制对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营业税涉及到的行业众多，情况复杂，但税制中恰恰缺少这样的规定，当出现新的经济现象时，营业税则无法将其纳入征税范围，新的经营项目介于高税率和低税率之间时我们无法明确认定其税目。譬如近年出现的采矿权转让、机动车特殊号码收费，桥梁街道命名权拍卖等，都没有列入或明确界定营业税征税范围，这不仅造成了税收流失，而且使不同经营者之间税负不平衡，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这些行为是商业色彩极浓的盈利行为，有必要依靠税收手段进行适当调控。同时针对当今新兴经营项目如泥吧、水吧、保健按摸、足浴、茶艺等的涌现，我们应相应地采取按类似行业确定税目、税率的办法征税。所以，对现行营业税各税目应尽快考虑增加“其他应纳税项目”的规定。

此外，“服务业”税目中餐饮、旅店、洗浴、理发、照相等行业之间的设备档次，服务水平及收费标准相差较大。例如，餐饮业中既有面向普通百姓的小饭馆，也有装饰奢华的大酒店，同一菜肴其价格也不及相同，有的甚至相差好几倍。但其使用税率均为5的比例税率，忽略了不同经营者服务对象和盈利水平的差别，不利于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协调发展。就我国现行流转税制而言，在商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增值税与消费税分别承担着普遍调节与特殊调节的职能，即在对所有商品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对利润较高的消费品再课以消费税，以构建起双层次调解的模式，使产业间利润趋于一致，有利于产业结构稳定。而在非商品流通领域，营业税尚未形成双重次调节的模式，同一行业按同一税率征税，忽略了行业内因企业规模差异形成的利润差异，导致利润率较低的小企业税负过重，生存、发展空间狭小，不利于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协调发展，这就要求营业税的税目进一步划分，不同税目的税率应拉开档次，区别设定税率，以体现区别对待政策。现行营业税的税目设置显然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对服务业中的餐饮业、旅店业、洗浴、理发、照相等行业按照其档次、盈利水平等综合因素进一步细分，将“普通消费”与“高消费”的消费活动区分开，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进行调解。

二、营业税计税依据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994年税制改革对有关营业税计税依据作了扣除规定。例如，建筑业中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他人，以工程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价款后的余额作为总承包人的营业额，计算营业税。除此之外，在运输业、保险业、文化演出业、旅游业等若干项目中也有以余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规定，这种做法消除了对同一营业收入重复征收的弊端。随着营业税税制的不断调整，营业税计税依据吸取了增值税差额计税的特点，如建筑安装业设备抵扣政策规定，更是突破了营业税全额计税的特质，差额征税，进一步减少重复征税范围，具有明显的增值税特征，其意义是应该肯定的。营业税计税依据规定中也有值得探讨之处。如，房屋租赁业中的房屋转租，按转租租金全额征收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对交通运输业课征营业税，不允许扣除票价中所包含的保险费金额，但这部分保险费属于代收款项并不是企业的实际收入，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运输企业的税收负担。纳税人对此反应较为强烈，存在一定的征收阻力。我们认为，类似问题应借鉴建筑业中总承包人以余额计税的方式，避免重复征税。

三、营业税征免界限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中的骨干税种，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营业税的减免税优惠政策应力求规范，以保证其收入和调节功能的实现。但现行营业税的减免税优惠制度中，有些规定值得推敲。例如，“企业整体转让不征收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税”，该政策的出台使得出售大额不动产的企业（如出售新建水电站），会考虑将出售的不动产作为主要资本新建企业，然后将其整体转让，从而达到逃避营业税纳税义务的目的。注册企业后整体转让不动产与出售单项不动产，存在巨大的纳税差异。再如，目前许多地区为故去的人购买公墓的风气日盛，公

墓占用大量的土地，公墓用地转让本属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因按照“转让无形资产”这一税目，按照5的税率计算征收营业税，但是现在却将其归入“殡葬服务”，免征营业税。这既是税目归属上的失误，也是营业税优惠政策需要完善的地方。

此外，现行营业税对医院诊所和其它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税。但是，现在许多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中包括美容护

肤，按摩等内容，严格的讲，这类服务属于保健，并非医疗，不应享受免税待遇。而要将保健与医疗分开，其界限有很难掌握，再加上一些医疗机构为了招揽顾客，又易混淆服务项目，这无形中进一步增加了征管工作的难度。在当前的医疗体制中，除了卫生厅直属的医院之外，又出现大量的“其它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普遍采取新机制运作，有承包、租赁等多种方式，他们在经营目标上不同于传统的医疗单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质表现的较为突出，对他们不宜采取免税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家经济迅猛发展，我们现行营业税税制已显现出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有不同的税制与之相适应。我们应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与税制关系，勤于思考、敏于观察，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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