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本起打假索赔案看消费者维权
从本起打假索赔案看消费者维权
内容提要:
知假—买假—索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来出现的新情况。作者通过对两个知假买假案件的剖析,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肯定了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和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案情:
1996年8月27日和9月3日,原告王海分两次在被告天津伊势有限公司购买了5部日本索尼公司生产的SPP—L338型无绳电话机,每部价格2920元,共计人民币14600元,后于1996年9月20日以该电话机非国家正式进口且无邮电部进网许可证,不能销售、使用等理由要求被告退货并赔偿人民币14600元,被告承认其销售的索尼无绳电话机没有办理邮电部进网许可证,同时提出该无绳电话机无质量问题,原告王海购买该种无绳电话机是以获得赔偿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因此不同意退货及赔偿,原告遂诉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5部索尼SPP—L338型无绳电话机,系国家明令禁止进口、销售、使用,不符合我国制式的不合格产品。被告的销售行为已构成欺诈,应承担赔偿责任。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8条第(5)项、第(12)项、第23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1996)和民初字第1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除返还原告所购无绳电话机款人民币14600元处,并增加一倍货款赔偿原告人民币14600元;
(二)原被告双方的其他诉讼请示求予以驳回。案件受理费1178元,其他费用200元,共计人民币1378元,由被告负担。
与此同时,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第三项 之规定,作出(1996)和民初字第1445号《民事制裁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所购、被告所售的5部索尼SPP—L380型无绳电话机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被告天津伊势有限公司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作出(1997)一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1993年颁布以来,在各级司法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机关、团体的努力下,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当前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频频受侵,有的人便以“打假”为己任,依照《消法》第49条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打击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但在审理打假索赔的案件中,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不太一致,有的支持消费者主张,有的则相反。甚至同一位消费者,购买同一种商品产生民事纠纷,只是不在同一法院审理,便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决结果,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法律的可预见性受到了严重破坏。社会公众对知假──买假──索赔这一行为,不知司法机关保护与否,在社会实践中造成了混乱。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对消费者的界定,二是对商家销售假货行为的认定。
与本案最相类似而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的是,王海1996年9月在天津市龙门大厦永安公司购买了两部索尼无绳电话机,共价值6346元。后他向该公司投诉,以其所购买的无绳电话机属于国家禁止销售、使用之商品为由,要求退货并加倍赔偿,因协商未果,王海起诉至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要求该公司加倍赔偿。而天津市河北区法院经审理于1998年元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王海与龙门大厦永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龙门大厦永安公司退还王海无绳电话机款;驳回王海“加倍赔偿”的请求。其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在三十几天的时间内购买现代化通讯设备如此之多,并非为个人生活消费需要”,“原告明知是禁销产品而购 买的行为也是有过错的”,该案“不宜适用《消法》第49的规定处理。”王海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②结果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首先,对于消费者,《消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所本法保护。但何为“生活消费需要”?该法未作出更加详尽的阐释。审理王海诉龙门大厦永安公司案的法官认为:原告在三十几天内购买现代通讯工具如此之多,并非为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该法官是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为标准作出了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属于限缩解释。依该法官的观点,如果某人购买同一种商品的数量多于一般人,那么该人就非消费者,因而不受《消法》的保护。诚然,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一次不可能购买多件贵重商品,但购买商品不一定非要自己消费,也可以赠送他人,况且商家不会过问顾客所购商品的目的。一个人在一个月内购买一部移动电话是消费者,购买两部就不是消费者,这种观点是不合逻辑的。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仅对社会公众而言,特别是民事领域;对于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而言,恰恰相反,法律未作出规定的就是禁止的),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应依照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原则作为指导,以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于商家而言,消费者购买的商品越多对其越有利,因其以赢利为目的,销售量越大利润越多。因而商家不会作出限制顾客购物数量的规定,一个人一次购买十部移动电话,商家是不会拒绝出售的。对于顾客和商家都不需要的限制条件,法官为什么要强行作出呢?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时,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法官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自己只是一个裁判员,依据所认定的事实和应适用原法律,居中作出裁判。在此问题上法官应有所不为。
从另一方面来讲,商家把商品摆放在商店里供顾客选购,此时已隐含了一项原则:欲售的所有商品都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合格产品(在此,合格产品应从广义来理解,起码应和商家承诺的内容相吻合)。如果以假冒伪劣商品冒充合格商品,掩盖商品的真实质量状况,便是欺诈顾客在先,法律首先使商家承担了诚实守信的义务。其实,这也是市场经济主体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商业品质。这里首先明确了消费者购物不受数量的限制,一律受《消法》的保护。
其次,知假买假者的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事 法律行为的要件为:(1)行为人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行为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首先,很显然,买假者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次,买假者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买假者购买商品的方式与一般的消费者不同,他们是有选择地购买,即根据他所具有的关于鉴别商品真伪的知识和经验,专门购买他认为是假冒的商品。对于假货的认定,完全是买假者的主观判断。在此购买过程中,买假者购买商品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如果他的判断失误,把真货当作假货购买,他是不能以判断失误而退货的,这也不符合退货的有关规定。所以,买假者购买商品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
第三,买假者的购买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目前的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它直接侵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使整个社会遭受极大的损害。正因为如此,国家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打击制假、售假的活动。买假者购买假货的深层目的并非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索赔。根据《消法》第49条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加倍赔偿原则。
商家之所以进假、售假,是为了谋取非法利润,而买假者的买假行为并非扩大了假货的流通范围,在更大范围内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而是通过非正常购物方式(但合法)间接缩小了假货流通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假货的流通渠道,制止了更大范围的人身和财产损害。通过索赔,使商家不仅赚不到非法利润,反而支付了巨额的赔偿金,使其明白:销售假货风险太大,得不偿失,迫使其不敢进假也不敢售假。从表面上看,买假者通过买假,获得了超过其损失的物质利益,因而有人认为买假者也是欺诈者(这种观点很普遍,从一般社会公众到法学专家、法官等),殊不知,这实在是对买假者的误解。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时间不长,公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比较淡薄,因而并非每一个消费者买到假货之后都会去找商家讨回公道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有的无足够的时间、精力;有的认为商品价值低,不值得麻烦;还有的不认为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虽然他们不投诉商家的原因各异,但对商家而言,只产生惟一的效果:可以更放心大胆地出售假货,损害更多消费者的利益,谋取更多的非法利润。一般消费者是在使用假货的过程中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后才去寻求救济的。
在损害发生之前,他们处于无知的状态,无论其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假货的危害已实际发生了。而买假者就不同,他们并非被动地作为假货的受害者,而是主动地作为潜在的受害者,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只要认定所购买的是假货就会去投诉,不会等到损害发生之后,其买假行为能产生双重的良好效果:首先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们与售假者无任何妥协的余地;其次,通过其行为,间接维护其他消费者的权益。试想一下,一买假者买了10部冒牌移动电话,索赔成功,那么至少能避免另外9个消费者买到这种假货。商家遭受了巨大损失,可能就会打消卖假的念头,从而合法经营。这不仅不与公共利益相左,而且是真正的公益行为,利自己,利他人,利社会,这就是买假者买假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因此,买假者买假的行为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三,目前的社会总体环境需要买假者的涌现,其行为需要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经济迅速发展了,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道德规范(如诚实信用)等还未完全形成,处于相对的无序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管理上出现许多漏洞和真空地带。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各国中位居前列,可制假、售假的规模和范围也是首屈一指的。
前几年一些不法商贩卖到俄罗斯等国的假冒伪劣商品,被外国人斥为“中国垃圾”,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一些厂家的名牌产品被假货冲击得销不出去,为了生存,专门派出“打假队”(这本应是政府的职责,却要由市场经济主体来兼任),无奈杯水车薪,能维持一时却不能维持长久,效果不理想;某些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制假活动不仅不禁,反而加以保护,以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经济学中所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假货直接侵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维护者,如果受假货之害的消费者不主动奋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只能眼看假货到处漫延了。工商企业规模巨大,组织严密,有雄厚的资产,掌握广泛的信息;相比之下,消费者却是分散的,组织性不强,属于弱势群体,需要公共舆论、社会团体(如保护消费者协会)的大力支持,法律的特别保护。
《消法》的宗旨和立法精神就是给予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广大消费者以特 殊的法律保护。知假买假者并不因为具有识别商品真假的能力而成为与经营者相匹敌的强者,同增应由《消法》给予特殊的保护。③买假者的涌现,不仅仅是社会产生了这种需要,而且也是公众运用法律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最好体现。他们不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而且为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最后,无论从一般社会常识上,还是从学理上,对于消费者的认定,都要归结到法院的审判之中。在此之前,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达成和解协议、向保护消费者协会投诉、要求有前行政管理机关查办,但起诉至法院,寻求司法保护,是最后的也是较有保障的救济手段。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法院对民事纠纷具有最终裁决权。对此类案件的审理,由于社会影响较大,所以要慎重作出判定。在这方面,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做法值得借鉴。
在王海索赔案审理之前,该院和天津市的一些法律专家、学者专门就“知假买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然后才作出了支持王海的判决;而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却认为王海非消费者,作出不予支持的判决。在此过程中,纵然有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因素,但问题主要在于对《消法》第2条“消费者”的解释上。若按字面意义,从一般社会行为模式来理解,王海的行为与一般消费者不同,但仅仅如此理解是不够的,还应探讨其深层的联系与区别。由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体现在各个领域,而且这种弱者地位是针对消费者这个特殊群体而言的,否则行家里手在购买其熟知的商品时也不再是消费者。④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并非把法条简单地套在所认定的事实上就结束了,而应首先把案件事实认定清楚,不存在疑点之后,再联系所要适用的法律,权衡法律条文是否与案件事实相吻合,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上法官本人的价值判断。在对“消费者”的规定方面,《消法》第2条的内容存在法律漏洞。所谓法律漏洞,是指“法律体系存在着违反方法计划的不圆满状态,换言之,是指某一法律问题,法律依其内在目的及规范计划,应有规定却未规定的现象”。⑤对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大体上有三种:其一,依习惯补充;其二,依法理补充;其三,依判例补充。⑥对“消费者”的认定,无疑应采取依法理和判例来补充,以达到法律规定的圆满状态。依照民法解释学的原理,应采用立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方法来进行解释。所谓“立法解释”,系指探求立法者或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立法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⑦对于后者,即“把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这种方法,须以文义解释为基础,在文义解释有复数结果之可能时,方得进行社会学解释”。⑧在本文案例中,由于对“知假买假者”能否认定为消费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所以,引入社会学解释方法比较恰当。其实,这两种方法存在重合之处。立法者在立法时,必然对将要制定之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状况进行深入地调查、了解,明确其所制定法律的主旨,《消法》的立法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即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以抗衡强大的工商业集团。在对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方面,前文已详细论述,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公众在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深入理解了法律的本质,逐步培养对法律的信仰,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非几日法制宣传所能比拟的。
根据以上论证,笔者提出如下立法及司法建议:首先,国家公布一部法律的同时应附带公布立法理由书,这对法官理解该法律的立法精神有很大益处。“因我国(大陆)立法无附具立法理由书之制度,其它立法资料如审议记录不公开,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时由起草人所作的立法说明往往非常简单,这对立法精神的理解增加了难度。”⑨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布理由书制度已经实行多年,效果很好,值得借鉴。其次,最高法院对“知假买假”案,应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司法解释。另外,对《消法》第2条作出更加明确的司法解释,规范法官的审判活动,限制其不当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全国范围内对此类案件审判的一致。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对同一法律事实作出两种不同的判决恐怕不是立法者的初衷,最低限度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对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加倍赔偿不足以制止,应提高赔偿数额,以三至五倍为宜。此举的目的就是把公众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成本由违法者负担。很多消费者,为求得公正处理,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整日奔波,身心疲惫,这样是不公平的。提高赔偿数额,使违法者不能从违法活动中获得利益,若铤而走险,必得不偿失,加大其获取非法利益的风险,必然减少其从事违法活动的机会。要知道,对违法者的仁慈,就是对守法者、对社会公众的损害。一个国家健全的法律制度必须使违法者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得非法利益,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了,那么,法律的权威必然受到挑战,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
《消法》自颁布以来,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超过了其它许多部法律,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正在得到加强。法律规则要获得生命力,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公众要不断地运用它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此意义上来说,《消法》是一部“活法”而不是“死法”。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⑩没有公众为法律奋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所欲达到的目的必难实现。肯定“知假买假”的合法性,就意味着《消法》第49条将以利益为驱动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广泛运用,将会导致假货在市场中绝迹。当然,这种情况只是最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我们不能奢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王海”式的人物,但从理论上加以明确是必要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兹事体大,不可不辨。王泽鉴先生认为,十九世纪是劳工运动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消费者运动的世纪,⑾如今虽然已是二十一世纪,但我国的消费者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有一天,买假者们无假可买了,那么,这一天就是制假售假者的末日,消费者的节日!
注:
① “同样的案子为何判决不同”,《人民法院报》,1998年2月26日。
② “王海津门兴讼受挫”,《法制日报》1998年1月22日。
③
李友根:《消费者权利保护与法律解释》,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
④
同③注。
⑤
崔见远:《我国民法的漏洞及其补充》,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1995年第1期。
⑥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⑦
同上书第219页。
⑧
同上书第236—237页。
⑨
同上书第221页。
⑩
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⑾
王泽鉴:《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与消费者的保护》,载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侯德强 崔纪元
第二篇:3.15消费者权益打假维权进校园3.12
3.15消费者权益打假维权进校园
为了保障师生的健康生活,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由南京市质量监督局江宁主办,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3.15消费者维权日、打假维权进校园活动于3月12日中午在二食堂门口开展。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有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薛茂云,南京市质量监督局江宁分局局长王伟以及监督局的技术人员和专家。
活动开始,薛茂云副院长致辞。首先,薛院长对质量监督局人员和专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薛院长认为当代大学生是消费的主体,但是到学生也是假冒伪劣产品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大学生更应该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理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积极抵制假冒伪劣产品,做一个诚实理智的消费者。最后,薛院长宣布我院即将成立校园维权站,这一组织的成立开启了我校与质量监督部门合作的新篇章。薛院长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我校学生能够宣传法律知识并进一步学习,用知识指导消费,让维权之风飘满校园。接着,监督局江宁分局局长王伟进行了讲话。第一,他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汇报。第二,局长表示质监局要为广大大学生服务。最后,他对江苏经贸学院的支持。讲话结束后,薛茂云院长和王伟局长进行了校园维权站揭牌仪式。
为了践行活动宗旨,监督局现场进行了四项活动:珠宝鉴定、清洗眼镜、接受假冒伪劣产品举报、发放质量问卷。看着大家认真严肃的神情,我们相信我校大学生的消费维权观念会更强,能够做一个诚实理智的消费者。
工商管理学院新闻部
2013年3月12日
第三篇:从生本教育看美术课
从生本教育看美术课
在生本教育的课堂上,老师是策划者,是引导者。老师只是给学生指个方向,剩下的时间都交给学生,老师再也不用一遍遍的重复了。而学生在课下的准备工作也有趣而生动了。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学生的知识量,学生在通过准备语文资料的同时,也增加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从而实现自身的整体素质的提高。生本理念(又称生本教育理念),是指“真正以学生为主人的,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生本教育的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现如今生本教育在中国教育的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展开着,如今的生本教育模式与理念实际上在美术课中早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术课中的主要环节: 为了使学生都能在视、听、说、做、思等行为环节中经历美术的过程、体验审美的快乐,顺利达成教学目标,一般美术课的设计环节为:
—、创设情境。著名教育家波莉亚曾经说过:“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规律、性质和联系”,所以体验是美术活动的最基本的因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在教学一开始,要通过聆听音乐或是挂作品等形式把学生带入本课的环境中,让学生通过语言表述与语文课相结合,表达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不仅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同时让学生有了很好的感受本课的机会,为讲好课做好了铺垫。教学活动中,以此调动学生勇于表现、释放个性的积极性,让学生真切体会到学习的成功与快乐。
二、小组讨论,自主探究。因为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是新课程标准特别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他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合作意识,所以在这环节可以先用激励的语言表扬学生的学习精神,正当学生情绪高涨,产生积极的探究动机的时刻,给学生时间,引导学生到书中寻找答案,鼓励相互交流,积极互动,讲解创作意图。通过这种安排,让学生在小组中交流、在小组中合作、在小组中探讨,使重、难点在小组合作、自主探究中得到了解决,教师只是组织者、引导者,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大胆创作。创作的过程是自我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这一段时间需要给学生放松的环境,让孩子们自己合作解决问题,聆听音乐,在优美放松的音乐中去完成作品,这段时间教师尽量参与度要少,体现孩子的创作特点。
四、展示欣赏。美术课程的评价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改进教师的教学,促进美术课程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作为评价的环节,要让学生自由发挥,教师最后补充。这样就做到了问题由学生提,方法由学生想,思路由学生讲,从而真正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让学生采用自评为主,互评与教师简评为辅的方法进行评价,从而学生参与到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信心,体验成功的喜悦。
五、扩展延伸与课堂小结。拓展延伸,调动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巧妙地渗透德育教育,使美术与思想品德、人文学科综合在一起。既培养学生的艺术情操,又最大限度地获得综合的、跨学科的知识。小结能够让教师总结本堂课的重难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咱们再从生本教育的一面来看:生本教育主张为:教育应实现由“师本教育”向“生本教育”的转变,即把为教师的好教而设计的教育转向为学生的好学而设计的教育,实现学生积极、主动、活泼、健康地发展。生本教育的儿童观为,人的起点非零,人拥有其自身发展的全部凭借,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的、思维的、学习的、创造的本能,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潜能无限,是教育教学中最重要的学习资源。借助于学生的本能力量的调动,形成教育的新的动力方式和动力机制。生本教育的教师观为,教师应是生命的牧者,而不是拉动学生的“纤夫”。教师在教学中要尽可能“不见自我”,要把教学内容从一大堆知识点转变为知识的“灵魂与线索”,来创造最大的空间,迎接学生积极飞扬的学习。生本教育的教学观为,教学就是学生在老师组织引导下的自主学习。生本的课堂是区别于考本、本本、师本的,是区别于短期行为的、分数的课堂,是人的发展的课堂。在教学组织上,生本教育鼓励先学,以学定教,少教多学,直至不教而教。采用个人、小组和班级的多种方式的自主学习。
生本教育认为,学生的美好学习生活是学校德育的基础。劳动产生自然素朴的美德,产生素朴的德行。当学生在课堂中真正成为主人,自己去体验和感悟真善美,就可以使教学中饱含的真善美最大限度地进入学生本体,从而起到最大的德育作用。由此,课堂教学成为最自在、朴素的无形的德育过程。
学生是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生命体,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如果老师单方面的向他们灌输知识的话,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影响他的学习的热情,造成了好多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厌学的情况。
在生本教育的课堂上,学生是课堂的主人,他们控制着课堂,通过亲自全身心的去查阅与课文有关的知识,扩充了自己的知识。同时这种学习是自愿的,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比之下,美术的课堂其实早就运用着生本教育的理念与模式,这正是学生们为什么喜欢美术课,而有些厌烦语文、数学等科目。相信在生本教育倡导的今天,美术的课堂将会更加的活跃、更加的灿烂无比。
从生本教育看美术课
淄川开发区中心小学
曹红爱 2010.5.10
第四篇:妇女维权讲座——从一起家庭暴力案例看妇女维权1
从一起家庭暴力案例看妇女维权
近年来,县妇联受理的家庭暴力投诉案件逐年上升,05年6件、06年8件、07年上升到15件,且施暴情节日趋严重,已危害到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此,笔者就一起典型家庭暴力案例作一粗浅分析,并就今后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一、家庭暴力典型个案
2007年底,我们接待了一名备受丈夫欺凌毒打长达 41年之久,现已57岁的老年妇女。自结婚以来,老人经常遭受其夫无理殴打,多次被毒打成轻微伤、轻伤,最严重的一次,左腿被打成骨折,花了3万多元治疗费,还落下残疾。而后,又因一小事将其耳膜打破。
老人到县妇联上访时,杵着拐杖,拖着跛腿,满身伤痕累累。接访后,我们仔细听完老人的哭诉,掌握到第一手基本情况。鉴于受害人遭受的伤害程度大、时间长等因素,加之其夫是文盲和法盲,我们将此案作为了典型家庭暴力案件办理。先对老人进行心理安抚,讲解有关妇女维权的法律知识;而后,及时和法律顾问联系,要求作为法律援助案例办理,通过法庭调解离婚解决;之后,我们协同律师调查收集了几十份证据,并通过近一个月的耐心细致劝说,男方终于同意协商离婚。法庭上,男方对自己的行为终于有所悔悟,认识到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物,夫妻之间地位平等,应相互尊重、体贴,并接受离婚。最后,在法院主持下调解离婚,夫妻双方都比较满意。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上述家庭暴力事件只是我县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典型。当前,家庭暴力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产生原因较为复杂,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
1、历史方面。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相当数量受害妇女还存在男尊女卑、夫权等观念,认为自己完全附属于丈夫,甘于逆来顺受、委曲救全,因此,助长了施暴行为。
2、经济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导致部分妇女经济不独立,没有经济地位,特别是农村妇女、城镇下岗妇女,在经济上的巨大依附性,迫使其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
3、思想方面。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男性受各种腐朽思想影响,贪图享受,片面追求金钱和美色,家庭责任感缺失,由此导致的家庭暴力就成为达到离婚的重要手段。
4、素质方面。部分女性不同程度存在文化低,性情过于软弱,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不知如何寻求法律保护,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5、社会方面。社会控制乏力是导致家庭暴力升级的重要原因,表现为调解家庭矛盾、家庭纠纷的社会调节机制不健全。
三、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发生于家庭内部,受种种因素影响,受害者往往不愿公开,加之公众的漠视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不够,使家庭暴力比其它暴力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和持久性。
1、家庭性。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目前,家庭暴力事件中,绝大多数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特点,也使得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态度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
2、隐蔽性。大多数受害人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隐私,“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反映到司法机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因而受害者大多采取隐忍态度。
3、持久性。由于受害者对家庭暴力无力反抗或不愿公开,导致施暴者更加为所欲为,长时间、屡次对受害者施暴。
四、家庭暴力的危害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当这个本应温馨和谐的空间被内部暴力侵蚀时,不论是主动施暴的一方,还是在恐惧中承受暴力的一方,在家庭维护失控的同时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妇女则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1、导致家庭破裂。家庭暴力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破坏了家庭稳定和安宁,成为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
2、影响社会安定。家庭暴力也同时影响社会安定。很多触目惊心的家庭恶性刑事案件,都起因于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或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而极端报复。
五、家庭暴力的维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安定的有力保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民认识的提高、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作为“娘家人”的妇联组织,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做好妇女维权工作。
1、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反“家暴”意识。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和《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等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保护妇女的浓厚氛围;同时加强对有关调处和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强依法处理家庭暴力的能力和责任感。
2、加强家庭成员素质建设,从根本上预防“家暴”发生。一是开展“五好文明家庭”争创活动,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抓好和睦家庭典型宣传,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努力提高家庭成员素质,建立平等、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提高婚姻质量,从根本上预防家庭暴力发生。二是继续加强对妇女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引导她们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教育妇女发扬“四自精神”,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劳动技能,争取经济独立,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3、构筑“家暴”维权网络体系,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一是单位和社区(乡村)要关心每一个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发现情况及时化解矛盾。同时,强化基层法律部门对家庭矛盾的调解、指导功能,发挥人民调解作用。二是健全防治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各执法机构要重视家庭暴力的处理,完善执法监督系统,尤其是基层派出所要充分发挥“110”快速反应作用,形成调解、救助、处理家庭暴力的全程服务。同时,以公安部门为主体,建立“家暴投诉站”和“伤情鉴定中心”,形成防治家庭
暴力的打击保护网络。三是建立多个部门参与的妇女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督查妇女权益工作。四是法院系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要充分发挥妇女维权作用。五是针对很多受害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后请律师难、打官司难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社会化工作网络。六是由政府出资建立“家庭暴力救助中心”,为受害人提供临时居住的“庇护所”。可借鉴其它地方做法,以民政部门的救助站为载体,建立受虐妇女“救助中心”,为其提供临时食宿、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和简单的技能培训。
为情 妻子失手伤夫
韩某一直怀疑妻子史某有外遇,为此两个人感情冷淡,但为了孩子仍然勉强维持着婚姻关系。两人平时因为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今年4月14日21时许,两人又因琐事发生口角,韩某上来就打史某,史某慌乱反抗之时失手将韩某右眼部打伤,后经鉴定为轻伤。
一个多月后,史某被民警传唤到派出所,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拘留。5月31日,史某经宣武分局决定被取保候审。
为财 前夫刀砍前妻
殷某怀疑其妻解某有外遇,夫妻感情因此亮起了红灯。
2005年9月,二人协议离婚,但因财产分割等问题两人之间一直有矛盾。2007年5月20日,殷某欲用暴力教训解某,遂于早8时许持刀找到解某,用刀将解某砍成重伤之后驾车逃跑。
一年后,殷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婚内遭受家庭暴力 离婚时获精神赔偿
因在婚姻期间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刘女士在起诉离婚时要求丈夫张某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日前,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离婚诉讼,判决刘女士与张某离婚,由张某赔偿刘女士精神损失1000元。
刘女士与张某于1990年登记结婚,婚后生活还不错,1992年生育一女。但随着日子的推移,张女士与丈夫张某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两人经常因生活琐事生气打架,丈夫张某也出现了家庭暴力倾向,经常对刘女士大打出手,特别是2009年4月时,张某用开水将刘女士颈部烫伤,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为此花费医疗费若干。刘女士因无法忍受张某不断增长的暴力倾向,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张某离婚,并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
庭审中,张某虽然对殴打刘女士表示悔意,并保证以后不再殴打刘女士,希望刘女士再给一次机会,但长期遭受张某殴打的刘女士坚决要求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婚姻关系的存续与解除,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依据。家庭暴力为我国婚姻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实施家庭暴力,侵犯配偶人身权益,依法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因刘女士与张某多年来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彼此不能包容,张某多次对刘女士实施家庭暴力并致受伤,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故对刘女士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予以了支持。因张某的行为已构成家庭暴力,应对刘女士支付精神抚慰金,但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刘女士的伤情酌情确定,考虑到刘女士的伤情较轻,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家庭暴力人格侮辱 丈夫被判精神赔偿
法院以为,原告婚后不尊重对方,对被告实施残酷家庭暴力,并对被告母女造成人身侵害,严峻辚轹了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因为原告的过错导致双方感情破裂,使婚姻没有存续的必要,应予解除。离婚后,对双方财产,应依据保护妇女正当权益及照顾无过错方之原则予以分割。原告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对被告实施家庭暴力及对被告实施人格欺侮、毁坏被告个人用品及物品之行为,对被告构成精神损害,应给予精神赔偿,故作出上述判决。
2004年6月29日晚,原告乘其女及被告不在家之机,对被告之女实施不轨行为。2004年10月3日原告将共同栖身的房屋换锁,使被告有家不能归,只好寄宿在姐姐家里。但原告常常到被告姐姐家去骚扰,并将被告骑的自行车砸坏卖掉,还把被告的12双鞋和7件衣服用刀割坏,扔到被告姐姐所住楼下。至今被告与女儿无法回家栖身。
原、被告经人先容相识,于1997年6月2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后,原告带一女(12岁),被告带一女(12岁),共同糊口。婚后因为原告有酗酒习性,常常酒后因琐事殴打被告,并常常在枕头下放置管制刀具,被告糊口在恐惊之中。1998年原告因琐事将被告打得鼻青脸肿,又将被告绑起来打,并对被告进行人身摧残,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将被告放开。在此之后,原告对被告实施家庭暴力从未中断。
由于家庭琐事,白某常常殴打、虐待妻子崔某。三八节“前夕,北京市向阳区人民法院酒仙桥法庭审结此案,依法判决解除原告白某(男,37岁)与被告崔某(32岁)婚姻关系,原告白某赔偿被告崔某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并依占有利于无过错方被告崔某的原则对双方财产进行分割,维护了被告崔某的正当权益。
第五篇:市工商系统开展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活动工作总结
市工商系统开展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活动工作总结
2009年以来,我市工商部门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经济违法行为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市场监管的新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了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目前,全市参加创建的30条“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经营秩序
明显好转,购物环境明显改观,经营者守法经营意识明显增强。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在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活动中,泰州工商局专门制定了严格的创建标准,明确了组织领导、行政执法、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社会效益等5个方面30条具体要求,并严格按照该标准的要求抓好创建活动的落实。
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和协同。各地工商部门主动将这项工作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争取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创建过程中,各地工商部门与公安、物价、卫生、城建、技监、烟草等行政执法部门联手,对创建街道进行综合整治。到目前为止,共检查30条街道上的经营户4019户,立案查处案件169件,查获假冒伪劣商品价值120多万元,及时处理消费纠纷89件,当场纠正经营户违法违章行为516次。
各地在抓行政执法的同时,积极组织创建街道全体业主进行法规培训,逐户发放创建通知和工作标准,帮助所有经营户建立商品购销管理制度、文明服务公约、商品销售承诺、明码标价和亮照经营制度,在创建街道上公布举报投诉电话,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和曝光售假和欺诈案例。这些措施都有效约束了创建街道各经营户的经营行为,增强了经营户守法经营、诚实经营的自律意识。目前,创建街道上的投诉率较创建前下降了80%。
泰州工商局经过认真考核验收,确定并命名了创建成效显著、符合创建标准的靖江市骥江路、泰兴市国庆路、海陵区海陵中路为泰州市“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