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道德水准是否低下

第一篇：当今中国道德水准是否低下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灵魂。判断当今中国主流道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我们藉此审视、辨识主流与支流，区别现象与本质，分清主观与真实，就会形成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坚固的、是非标准是分明的、主流道德是向上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主流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主流道德的形态和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永恒的道德、超阶级的道德是从来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实践，也蕴涵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蕴涵着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道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

道德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受到人们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的成果早已惠及13亿人口，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道德地位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先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内涵。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的最主流的价值取向和最基本的道德形态。评价中国社会主流道德，不能离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更无法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无须证明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催生并涵养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主流道德的蓬勃生长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向前。

2、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必然性

谴责不道德现象，人们总好怀念过去。比如百姓生活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比如几代同堂的脉脉温情、孝老爱亲。对比今昔，一些人难免慨叹“世风不古”。

但道德的行为并不完全反映道德的水平。小农经济时代，人们聚族而居，彼此熟识，自然无须互相提防。计划经济时期，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去实现，所以无利可图、无空可钻。而在今天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几世同堂的奢望已不现实。如果把历史的幕景对换，谁还会说人们的道德水准今不如古？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当今中国正处于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其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社会转型，赋予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道德行为选择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

对于中国这个不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而言，道德失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是必然的，这是市场经济的衍生品，是利益链条的附着物。但较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和繁荣，这些现象是我们必然付出的成本之一。随着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调节机制的不断成熟、监督措施的逐步到位，市场经济就会生成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道德规范，道德失范的现象自然会逐渐减少。

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非中国独有。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与中国处

于相近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皆难避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20世纪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动荡时期的道德危机，疾呼“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二战后西方经济的相对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要部分归因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弊端的猛烈批判。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制度无关。

3、新媒体对负面信息的偏好和放大，造成了公众的极端感受和道德焦虑

网络论坛、交友社区、微博、手机短信„„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产生深刻变革。当人人握有麦克风，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传统的舆论场就被颠覆，公众接收的可能不再是新闻，而只是价值混乱的信息。

富士康跳楼事件，充分说明了新媒体对道德感受的 “杀伤力”。2010年1月，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第一起跳楼自杀事件，先是网络疯炒，继而传统媒体跟进，在短时间内让偶然事件成为全社会关注讨论的焦点。过分的渲染，引发“维特效应”，10个月之内竟然有14人先后跳楼自杀。

不妨设想，如果跳楼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消息通过口口相传，会有几人知晓？即便发生在有“邸报”的唐朝，这起事件也绝不会引起朝野轰动。

“比特就是比特。”这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中的名言。对数字新媒体而言，它们承载和传递的只是信息，与意义无关。

当前阶段，受生存发展激烈竞争影响和外部经济利益驱动干扰，新媒体偏好负面消息，热衷炒作，追求耸人听闻，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人肉搜索、各种各样的“门”，你方唱罢我登场。久之，似乎这些就是主流、人人皆是如此。

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不同，新媒体具备互动和反馈的功能。人们在接受庞杂信息的同时，来不及筛选过滤，就已经被裹挟其中，同声应和，从众而云，慢慢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道德失范的个案视为社会的普遍状态。

其实，普通百姓每天都在做出大量的道德行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美德都体现在不为人知的细节里。只不过主流道德行为构不成新闻，不为媒体所传播，被湮没在负面的信息里。这些看似普通的道德行为，恰恰是中国社会道德大厦的坚实根基，就像空气一样，平常得无法感知，却又须臾不可缺失。

4、在突发灾难和重大事件面前，中华民族彰显了喷薄的道德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貌

灾难，是对一个民族道德的砥砺，更是对一个社会道德的度量。

且看中华儿女在关键时刻用善行义举标定的道德的高度——汶川地震，痛失亲人的县长从废墟中爬起冲向救灾一线，拾荒老人把零钱换成百元钞票颤巍巍地塞进募捐箱。舟曲泥石流，武警战士王伟舍弃自己的4位亲人救出23位素不相识的群众，巡诊的护士吴苹将7个月大的藏族孤儿抱在怀里轻抚哺乳。玉树地震，第三小学的60名老师徒手挖开废墟，救出12名被埋的学生，膝盖破了，指甲断了，废墟上留下一道道血印。甬温铁路事故，22岁的贵州打工小伙孙华6进车厢拉回7条生命，满身血污，遍体伤痕。近千名温州市民午夜自发献血，排队的长龙阻塞了交通。

从汶川到舟曲，从玉树到温州，一声声心痛泪热的祈福，一幅幅震魂撼魄的画面，一次次生命重生的奇迹，是中国社会厚积薄发的“道德井喷”，是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书写的 “道德答卷”。

志愿者，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名词。志愿者精神，反映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风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每逢重大事件，都有动辄上百万的志愿者热情参与，让西方媒体感到“不可思议”。80后、90后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又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已经长成为中国道德大树的茁壮枝干。

一个公众捐款可以超过百亿元的国家，一个因排队献血人数太多导致交通阻塞的社会，一个为同胞的遭遇同歌共泣的民族，其主流道德的高度，必当仰视。

5、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道德模范，正是植根于全社会深厚的道德土壤

每个社会都需要模范，每个民族都渴望英雄。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道德楷模不断涌现。孟泰、王进喜、雷锋、孔繁森、李素丽、郭明义，一代又一代的模范人物，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坐标，刷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高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这些道德模范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已进行了三届，共吸引了2.87亿人的广泛参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道德建设的热情。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质，感动和教育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道德模范不是孤立出现的，更不会绝缘于社会，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植根于脚下广袤的道德土壤。

与以往相比，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是来自基层的“平民英雄”，他们的行为都是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善行义举”。他们不断标高社会主流道德，同时也被主流道德所涵养。“当代雷锋”郭明义与他微博上的300多万粉丝，正是道德模范与道德主流关系的生动说明。

6、对道德失范行为的关注与抨击，恰恰证明了公众道德需求的增强和道德标准的提高

麻木比冲动更可悲。当年，鲁迅先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个社会的道德缺失，有道德失范行为不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对此的冷漠和麻木。面对各种道德问题，没有同情与支持，也没有愤怒与批判，人们似乎失去道德的判断，也不再有道德的需求。

20年前，青岛，一位农民工挤上公交车，被一位大学教授呵斥：“你这么脏，滚下去！”这条新闻当时少有人关注，那位教授当然也没有被“人肉搜索”。今天，福州，一位衣服汗透、裤脚有泥的农民工上公交车后，面对空座，却选择坐在地上，以免弄脏座椅。视频传到网上，围观跟帖者超过10万，“农民工兄弟，你也是城市的主人”的隔空喊话令人感动。两厢对比，凸显了社会道德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国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网络是公众进行道德围观和道德谴责的主要阵地，每一起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被披露之后，网民潮水般的评论、声讨甚至“人肉搜索”都会随之而起。虽然这些意见中不乏以偏概全的误解，或有非理性的言辞，冲动的污辱谩骂，甚至还有违反法律的过激行为，但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公众观点的倾向性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的道德是非标准是明确的，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是一致的。

印证这一观点的另一证据则在于，在对丑行恶德深恶痛绝的同时，网民对“最美妈妈”、“最美护士”、“最美环卫工人”这些美好的人与事同样不吝言辞大加赞美、倾力热捧。

每一起不道德行为，都像一面镜子，正面是丑恶，背面是良知。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关注与批评，也是一个公民道德自省和道德修正的过程，这种道德的陶冶，不亦善哉？ □本报编辑部

第二篇：科学管理在当今中国是否适用

科学管理在当今中国是否适用

武汉理工大学曹檐生0121005690120

摘要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并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的理论解释，这方面的研究却迟滞不前。围绕到底是追求“中国管理理论”(即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即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的争论，很多学者作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应遵循科学探究的自主性原则，保持对常规科学局限性的警觉，从事既能贡献普遍管理知识，又能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关键字科学管理西方情境中国企业

1.国际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现象

全球化商业活动的增加，不仅使得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管理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且那些处于新兴经济体(比如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的公司，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非常渴望得到管理实践所需的知识。除了新兴经济体外，许多发达地区的管理研究也十分活跃。有学者观察到了国际学者的一种明显偏好：从主流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文献)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构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这导致了詹姆斯·马奇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速度，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也是存在的。2.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

科学研究总是有目的的：执著于寻找真相和追求真理。科学的研究方法确保了科学家的发现是接近于真理的，这也是所有科学研究应该达到的严谨性标准。然而对于管理学这门应用科学来说，真理本身是不够的。管理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这就是管理学者应该达到的切题性标准。但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严谨有余，切题不足。目前，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研究主导了中国管理学研究领域。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国际性杂志上，尤其是国际顶尖杂志。这类研究成果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说明了如何使用现有研究成果来解释一些新情境下出现的独特现象和问题。但这样的研究倾向对现有的理论发展只能提供有限的贡献，因为它的目的并非寻找对地方性问题的新的解释。这种方法也限制了对中国特有的重要现象以及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的理解。

3.我的观点

3.1 科学管理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科学管理理论，由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中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后期的发展中简介了科学管理的局限性，科学管理

最明显的局限性是认为工人是“经济人”。科学管理重视物质技术因素，忽视人及社会因素。他将工人看成是机器的附属品，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工具，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强调严格的服从，他没有看到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心理社会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只看重经济利益，根本没有责任心和进取心。由于对工人的的错误认识，必然导致科学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局限性。

3.2 理论适用性—情境假设的差异性

提请注意这一事实：绝大部分中国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是缺乏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对科学目的的正确理解。一些研究者错误地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表文章，而非寻找对重要现象的恰当理解和解释。中国学者可以很快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研究方法，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一定理解了隐含其中的认识论和存在论。要理解发展于西方的理论的情境假设并非易事，这些理论是在特定的地点发展起来的，在当时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缺乏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哲学观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借来的理论的情境假设的适当认识，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管理现象有限或是错误的解释。

4.从富士康事件看中国式科学管理 富士康是一个庞大的代工企业，仅在深圳龙华、观澜两地就有40万员工。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富士康集团接连发生11宗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跳楼事件让富士康背上“血汗工厂”“杀人工厂”的标签，人们纷纷对富士康企业的管理制度产生质疑。富士康事件就是盲目套用西方管理理论的直接后果。这次的事件不仅反射出企业的管理漏洞，更能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漏洞。可以说这是中国企业管理上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4.1精神危机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富士康调查发现，这些当事人很年轻，年龄在17岁至22岁之间，只有1名是27岁。他们均来自农村家庭，入职时间比较短。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说，其中时间最长的只有1年半，最短的20多天。

企业提供了自杀员工的记录，他们没有很多加班记录，符合电子行业行为准则有关规定。企业表示，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并无直接联系。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而造成悲剧。其中饶某因感情纠纷与男友吵架而负气跳楼；李某因患有特殊疾病，年龄较大没找到女友，精神压力很大；而祝某则因情感纠葛、打胎而轻生„„

4.2 人文关怀对于企业管理同样重要

记者调查发现，富士康员工在物质待遇方面是比较好的，但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却比较淡漠。目前企业85%以上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着显著不同于父辈的精神诉求，特别是刚进城务工，由农村到城市会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企业一心追逐利润，年轻员工容易陷入一种“人际荒漠”。尽管富士康称自己企业的理念是“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但员工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还是显得紧张、冷漠。

富士康员工马某告诉记者：“每天十来个小时的工作很单调，而且工作纪律很严格，随便与同事说话就会被上司批评，严重的可能还会记过，我们心里有事情一般也不会去找上级主管谈，与工友也没时间交流。”

平时处于紧张劳作的年轻员工，在“八小时之外”并不容易找到放松和娱乐的场所。记者在富士康的龙华厂区内看到，银行、网吧、游泳池、书店、咖啡厅等日常生活设施不少，游泳池有5个，可是对42万名员工的需求来说，这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同时，厂区外公共娱乐和文化设施匮乏，大部分的员工能消费得起的地方，除了一两个溜冰场，便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小吃摊。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说，工人不是机器、零件，他们住在那里，没有文化娱乐，没有朋友交往，这对很多“80后”“90后”农民工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心理比较脆弱，虽然生活在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富士康“跳楼”事件就是他们发出的生命的呼唤。

5.结束语

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情境，所有的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情境假设下诞生的。在借鉴国外管理学理论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还有随时间的向前，以前的情境假设可能已经与现在的企业面临的困难不相符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因为科学管理的局限性就完全抛弃科学管理，我们应该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这些有着经典意义的管理理论更好的为中国企业管理与中国经济服务。

第三篇：当今中国是否应当取消节假日调休制度

当今中国是否应当取消节假日调休制度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好，大家好！节假日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去休闲，放松，团聚。所以，如何放假成了民众关注的热点。今天我们讨论的辩题就是当今中国是否应当取消节假日调休制度。首先让我们先明确下定义，节假日调休制度是指全体公民的节日假期通过调整双休日来集中休假。我方的观点是，节假日调休制度不应该取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我方观点。

第一，从人性化角度出发，节假日调休制度更方便人们的生活。集中休假的方式既减少了人们来回奔波之苦，又有利于人们更加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假期计划。如果假期分开来放，在时间较短的假期中，即使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考虑到时间，也许我们的假期就会在电视机和网络中度过。但是当我们集中休假，一天的假期成了三天，我们真的可以在充足的假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急急忙忙，担心明天的工作。所以，节假日调休给居民出行，购物，休闲等提供了便利。

第二，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集中休假延长人的休假时间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充分考虑国民旅游的需求，符合节假日安排的规则。而且，小假期能使旅游景点的人流分散。其次，集中休假能尽可能减少节假日期间生产力的损失，减少了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更有利于企业安排生产。再其次，集中休假鼓励国民消费，由其引起的集中消费的行为带动了市场，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种系统经济模式。假期经济有利于启动市场，拉动内需，增强经济活力，假期经济有效地带动了旅游业，餐饮业，商品，零售业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节假日调休制度有利于弘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支持统一假期，这样家人和朋友才有更多的机会聚在一起，在外工作的人才能在节假日会回家。在重阳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文化节日，我们应该回家，无论是团圆赏月，还是缅怀先人，和家人在一起，我们才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如果不调休，一天的节日假期，对于外地工作的人怎么能回家团聚呢！集中休假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才是节日假期真正的意义。

当然调休制度，可能会打乱部分人的生物钟，但是想要一份更大的自由，就要为此付出较小的代价，得失相抵，对多数人来说，节假日调休得大于失。综上 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当今中国不应当取消节假日调休制度。

第四篇：当今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反方

需：

均衡各方观影需要。成人——电影类型拓宽、电影尺度放大；未成年人——在其思想意识水平未完善前不向其传播情色、暴力等信息，保护其身心发展。

定义：电影分级制度是一项以年龄为标准，强制电影实行分级的制度。根：不能解决需。

成人：

1、很多人认为电影分级制度实行以后，他们就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成人片。这是一种认识误区。情色只是手段，是商家谋取利益而做出的噱头，可能加入了情色会更有票房和市场。然而色情是非主流的，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人们想看这类电影追求的更多是一种感官上的满足，对于电影内涵的深入挖掘无益。如果任由这类影片的发展，则会导致低俗电影大众化的趋势，不仅使国民思想文化素质降低，还可能破坏国家安定的秩序，导致更多犯罪的发生。

2、电影内容缺少深度，题材局限的问题，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政治有关。你你们口中开放程度很高的美国尚且对于政治方面的题材有所收敛，例如《咱们的小布什》涉及对总统智商有所侮辱，只播了一季就被砍掉了；而你们想看到的诸如韩国的《熔炉》这样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电影，更是缺乏可行性与现实性。韩国影片的审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伦理委员会和广播公司自己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政府审查已经取消。这是我们所无法盲目借鉴模仿的。

未成年人：

1、现在的电影是按照老少咸宜的标准制定的，并不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青少年的心智处在发育阶段，过早过慢地接受成人世界都不合适，但如果连成年人都觉得压抑的黑暗的东西，可以肯定一定不适合青少年观看。然而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个例。例如《变形金刚》上映后，曾有因为其震撼的声效而被吓哭，留下心理阴影的例子。每个人的心理条件不同，即使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也难免会有暴力场面，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红太狼平底锅敲打灰太狼。只要市场制度不改变，商家仍以利益至上，那么为了商业利益，就永远不会出现纯洁得毫无灰度的电影。美国的分级制度也是这样，区分出了一些需要家长陪同观影的电影，把甄别电影是否适合孩子观看的选择权交给了父母。

2、国家广电局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协委会”）。“'协委会'1996年成立，任务是引导中小学生看优秀影片。过去人们教育孩子大多停留在读和写的范畴，而当今视听时代，视听媒体已经成为孩子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之一，其中影视对孩子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视作品良莠不分，对孩子看片应该有选择、有指导。'协委会'每年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30部左右的优秀影片，要求各个学校组织少儿观众观看。

3、监管不可行。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未能做到像美国那样，如果出现未成年人单独进入影院，父母会被严惩的规定。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更是可见一斑，监管难度更大，可操作性不强。

第五篇：职业道德水准十则

职业道德水准十则

一、结果证明价值。，永远以结果证明自己的价值，职场没有苦劳，只有功劳。

二、责任造就人品。永远以责任心证明自己的人品，忠诚于事业，坚守承诺。

三、能力解决问题。永远把解决问题的技能作为核心能力，而不是把知识丰富作为核心能力。

四、重视日常细节。注意日常行为的细节，随意永远是职业人的大敌。

五、耐心对待客户。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保持主动与耐心，不耐烦就是不职业。

六、遵守公司规范。把公司规范视为不可逾越的权威，逾规不等于勇敢和创新。

七、团队利益为重。以公司和团队的利益为重，仅仅关注自己则难以成功。

八、精确时间观念。保持精确的时间观念，没有时间观念就是没有职业感。

九、沟通解决一切。将沟通能力视为不断修炼的课程，相信沟通能够解决一切。

十、行为始终如一。追求行为始终如一，虎头蛇尾 绝对是职业人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