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监狱生产的经济学分析
对监狱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一、中国监狱企业双重目标的矛盾
要条件。
监狱企业双重目标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监企不分的管理体制。长期以规
持监狱改造的功能(即社会效益)也难以发挥出来。的“社会规制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具有一般“社会规制
界各国社会规制组织改革的大背景。
要保证实现否则难以保障改造罪犯的条件。
企合一的状态。
于社会规制组织的政策调控主要体现在实施管制政策和补贴政策两
基础设施。法律调控则主要体现在制定有关行业的单行法和反垄断法对该行业的豁免有机的结合。
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因而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
二、监企分开的本质——以多组织单目标取代单组织多目标
近20
而且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纷纷通过改善激励管制、私有化和引入竞争促进本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进竞争。在1998政府管理职能。1997年初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承担国有资产的经营职能、企业经营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目前省级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按照“政企分开、省为实体”的原则基本完成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做法正在逐步推开。民航是中国自然垄断行业较早打破国家1998为电信行业的主管部门。国务院机构改革前中国的电信服务由中国电
将中国电信划分为×××个独立的公司。
近10业管理模式的变革。
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
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
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
加拿大监狱生产的改革比较成功①。80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corcan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corcan通常只是
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
corcan好罪犯管理和矫正工作有帮助。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个管理处。
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上是将一个原本“单组织多目标”组织结构改
(监狱、监狱企业)各自承担。这就是监狱系统人士常常提到的“监企分开”的模式。
三、关于中国监狱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几种美好愿望的否定
想过多种“美好的模式”。
欧美国家的监狱产品确实有相当一部分 为政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国际惯例为参加wto的成员国所普遍采纳。早在
1995年12jzm同志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
2020年向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对等开放政府采购。鉴于世界各国政府采购制度除了保证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政府采购没有特殊可言。
(或政府定购)能在政府采购(或政府定购)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前面所提及的加拿大监狱在corcan
以便向更多的国家安全的行业管理与监狱企业管理长期的低效率已迫使各国监狱不得不进行改革。
(即其他)并不适合
于监狱罪犯。
监狱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立的综合性经济行业。监狱企业所在行业一般不属于国家自然垄断行
理。监狱产品内部消化应该是理所应当。×××监狱局就面临着大量的问题的本质是监狱系统内部产品的“生产与购买”的选择问题。是济中企业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不断进行的选择。当靠内部管理权威狱企业产品能否在监狱系统内部使用也没有特殊可言。
四曰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生产只是在国家财政经
完成了历史使命。监狱生产只是为罪犯改造提供一个习艺的场所。的问题决不是由于投入不足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的政府承接公共物品建设难以克服的低效率问题。狱改造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法律和法规中对监狱劳动目的作了是一种生产性活动。”
与市场接轨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罪犯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的监狱生产经营工作为罪犯刑释后适应社会提供了一个真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
与市场接轨的生产经营创造的效益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的重要体现。国家对罪犯劳动进行的生产资料投入不应该是无效的。纯粹为
科学的。
四、监企分开的关键与改革的难点
中国监狱企业的使命应定位于“与监狱分离的、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经的监狱企业与监企分离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一)监企分开的两个关键点——多元持股与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
只会流于形式。
持股
监狱与企业人员分开是监企分开的另一个关键环节。目前监狱干中能够立足的必要条件。
(二)监狱体制改革的难点
革是最根本的。就中国监
织多目标”结构的做法已经或正在一些领域中展开。如对风景名胜区
——利用资源尽快创造效益与保
普遍服务”目将同一领域中的营利活动与非营利活动通过多组织的形式分开。这种改革方式在许多国家的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单一组织单组织多目标的协调问题变为多组织的协调问题。新的协调成本也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当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非营利组织的
大的影响。
干警在追求政绩、晋升与追求经济效益多元持股模式的运作使得原来直属于监狱局的监狱生产被剥离出去监狱局只能作为参股的股东对监狱企业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义务。因
制的变革必然涉及监狱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结构的定位。这些调整与新的定位也会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带来变化。
是否实行国有向于建立与理机制变革中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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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斌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干部。
——corcan
2000年第2期。
第二篇:对监狱生产的经济学分析分析
对监狱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一、中国监狱企业双重目标的矛盾
中国监狱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要面对双重目标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监狱改造与惩罚罪犯手段的载体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企业必须遵循和完成的社会目标而追求经济效益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监狱企业双重目标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监企不分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监狱与监狱企业的资产混在一起责、权、利关系相互重叠矛盾大部分监狱仍沿用监狱工作中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忽视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行的客观经济规律使监狱企业始终处于监狱附属物的地位。由于监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使监狱企业失去了与国有企业进行同步改革的大好机 遇以致监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先天不足”反过来监狱企业支持监狱改造的功能(即社会效益)也难以发挥出来。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监狱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世界各国的监狱管理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世界各国的“社会规制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监狱作为国家专政机关长期以来各国监狱管理千篇一律地由政府行使其责任所以监狱组织可以被归于“公共物品”的范畴
具有一般“社会规制组织”的诸多典型的特征。事实上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与其他社会规制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因此探讨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的改革不能离开世 界各国社会规制组织改革的大背景。
社会规制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第一社会规制组织的多目标问题。社会规制组织一般都存在多种目标。例如自然保护区一方面需要利用其资源尽快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资源被破坏邮政、电信、电力、交通等网络产业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又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效益否则也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同样如前所述监狱组织即要保证实现改造、惩罚罪犯的社会目标又要将企业效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臵否则难以保障改造罪犯的条件。
第二国家垄断。由于社会规制组织的特殊性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更是特殊的国有企业长期一直处于国有独资、监企合一的状态。
第三国家政策与法律调控。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看对于社会规制组织的政策调控主要体现在实施管制政策和补贴政策两个方面管制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同时规范经营者的行为防止造成资源配臵的扭曲这些产业经营亏损了政府也必须给予财政补贴因为它们属于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法律调控则主要体现在制定有关行业的单行法和反垄断法对该行业的豁免有机的结合。
第四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不足。社会规制组织大多是国有国营加之政府政策的保护从而由于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其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因而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
二、监企分开的本质——以多组织单目标取代单组织多目标近2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产业的放松管制运动风起云涌、私有化和竞争的主旋律交相辉映而且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国竞争更是愈演愈烈。各国政府不得不改革原有的管理体系纷纷通过改善激励管制、私有化和引入竞争促进本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快速发展以迎接国际化竞争的挑战。改革的主导方向是打破垄断、引进竞争。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也已经和将要进行改革电力工业部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撤销由国家经贸委承担电力工业的政府管理职能。1997年初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承担国有资产的经营职能、企业经营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目前省级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按照“政企分开、省为实体”的原则基本完成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做法正在逐步推开。民航是中国自然垄断行业较早打破国家垄断的行业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共同竞争航线、机场、飞机保有量和运营总里程等增长速度很快服务质量也有较快提高在服务行业中公众的满意率较高。目前中国的邮政和电信已经分开经营。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邮电部撤销新组建信息产业部作为电信行业的主管部门。国务院机构改革前中国的电信服务由中
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经营联通的经营规模远远不及中国电信其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中国电信。最近信息产业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电信的改组方案根据业务种类将中国电信划分为×××个独立的公司。
近10年来社会规制组织的改革浪潮同时影响着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
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矫正更生公司法》组建新加坡复员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法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经营全国监狱生产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对罪犯的培训为刑满释放人员介绍职业协调私人企业在监狱内设工厂安排罪犯劳动。国家给予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
加拿大监狱生产的改革比较成功①。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其有利之处在于可以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管理、更易于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能力更强和以更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corcan还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的帮助下以比以前更系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是监狱局的下属机构但它基本采取市场模式来运作它与联邦监狱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公司corcan通常只是为罪犯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并负责
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
对于监狱来说原来监狱劳动的组织、管理和盈亏等工作剥离给corcan统一管理这无疑对监狱工作人员减轻负担、集中精力去搞好罪犯管理和矫正工作有帮助。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内部为了方便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种类的管理设有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纺织品和劳务等×××个管理处。
与各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思路相似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监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上是将一个原本“单组织多目标”组织结构改革成为“多组织单目标”的组织结构即监狱企业原本承担的双重目标分别由两个单一的组织(监狱、监狱企业)各自承担。这就是监狱系统人士常常提到的“监企分开”的模式。
三、关于中国监狱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几种美好愿望的否定 关于中国监狱生产体制管理改革从事监狱工作的同志们曾设想过多种“美好的模式”。
一曰“监狱产品应由政府采购”。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监狱作为政法机关之一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自己拥有的产品或劳务若能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仍向社会采购就是资源浪费。应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欧美国家的监狱产品确实有相当一部分 为政府采购所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政府采购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趋势。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国际惯例为参加wto的成员国所普遍采纳。早
在1995年12月jzm同志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代表我国政府承诺将于2020年向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对等开放政府采购。鉴于世界各国政府采购制度除了保证公务员廉洁、抵制腐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节约财政支出(提高资源配臵的效率)政府采购的原则是依法公开、公正、公平又称“阳 光采购”。政府采购的主要方法是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因而在公开的社会监督下监狱企业产品参与政府采购没有特殊可言。
即使是“政府定购”也不可能脱离上述政府采购的原则因此推进监狱企业更多地承担政府采购(或政府定购)决不意味着政府将监狱企业产品大包大揽监狱企业必须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才能在政府采购(或政府定购)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前面所提及的加拿大监狱在corcan成立后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就反映了欧美国家在“社会规制 组织”的改革进程中监狱产品的市场定位所发生的变化。
二曰“监狱生产应列入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近似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可能并不大了解监狱组织本身就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有国营。但是正如前面所阐述的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管理长期的低效率已迫使各国监狱不得不进行改革。至于监狱生产应该定位在哪类行业恐怕那些自然垄断行业(即其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如邮电、电力、铁路、邮政等)并不适合
于监狱罪犯。
监狱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特殊行业历经几代监狱人民警察和职工的艰苦努力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经济行业。监狱企业所在行业一般不属于国家自然垄断行业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这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将会更加深化。
三曰“产品可以由监狱系统内部消化。”这种观点似乎最有道理。监狱产品内部消化应该是理所应当。×××监狱局就面临着大量的此类问题。如监狱农场产品卖不出去而本局监狱内的囚粮却到市场上去购买本局内的冶炼和铸造业务不能互相支持等等。×××监狱局曾考虑过解决此类问题但一直成效甚微。
问题的本质是监狱系统内部产品的“生产与购买”的选择问题。是靠内部管理权威配臵资源还是靠市场机制配臵资源这是市场经济中企业为提高资源配臵效率需不断进行的选择。当靠内部管理权威配臵资源效率低下时通过市场配臵资源就是明智的选择。因此监狱企业产品能否在监狱系统内部使用也没有特殊可言。
四曰“监狱生产应逐步弱化。”持这类观点的同志认为《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生产只是在国家财政经费不到位的前提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生产带来了很多弊端随着国家财政经费逐步到位监狱企业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监狱生产只是为罪犯改造提供一个习艺的场所。
从欧美国家监狱管理市场化改革的趋势看即使国家监狱经费能够到位也存在如何提高管理效率问题。应该看到中国监狱管理 的问题决不是由于投入不足也不是由于监狱生产带来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的政府承接公共物品建设难以克服的低效率问题。新加坡和加拿大监狱企业的经验表明产权清晰、机制完善、与市场接轨的监狱企业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而且同样是能够为监狱改造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法律和法规中对监狱劳动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印度阿萨姆邦监狱管理细则明文规定“监狱劳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使罪犯改过自新。因此要避免无目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应尽一切努力使罪犯在先进的劳动领域尤其是在监狱开办的生产行业方面获得最有效的训练以使在获释之后能自谋生路。”巴西规定“劳动通常被认为是罪犯的社会义务并是其人格尊严的象征劳动除了教育目的和使罪犯重返社会生活外还是一种生产性活动。” 与市场接轨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罪犯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的监狱生产经营工作为罪犯刑释后适应社会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情境罪犯通过融入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改造可以培养公平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诚实守信意识等等而这些意识和观念是罪犯立足于社会必然具有的道德意识及价值观念是监狱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
与市场接轨的生产经营创造的效益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的重要体现。国家对罪犯劳动进行的生产资料投入不应该是无效的。纯粹为罪犯学艺、学技而进行的劳动改造不论在现阶段还是在将来都不是
科学的。
四、监企分开的关键与改革的难点
综上所述作为罪犯劳动改造的主要载体和保障监企分开后中国监狱企业的使命应定位于“与监狱分离的、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经济实体”。新加坡与加拿大监狱生产改革的经验表明创建与市场接轨的监狱企业与监企分离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一)监企分开的两个关键点——多元持股与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
监狱与企业分开必须支持监狱企业多元持股与人员分开。否则只会流于形式。多元持股是国外企业机制设计的模式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这一模式能够形成制衡机制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这一模式对于解决政企不分、母公司对子公司行政干预等问题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监企分开的改革中多元持股也是一个关键环节。对于监狱企业来说多元持股还有另外两重特殊的意义一是增加融资渠道拓宽监狱企业融资瓶颈二是改革监狱产品的“身份”避免监狱产品在市场竞争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监狱与企业人员分开是监企分开的另一个关键环节。目前监狱干警既要管改造又要抓生产一套班子两种职能监狱与企业很难分开。不仅如此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还是监狱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立足的必要条件。
(二)监狱体制改革的难点
第一与市场接轨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要成为市场竞争中的
主体监狱企业的产权结构与管理机制的变革是最根本的。就中国监狱企业的现状而言这一改革是异常艰巨的。
第二监企分开的做法并非监狱管理领域中的独家创造。事实上在一些多目标的社会规制行业中以“多组织单目标”结构取代“单组织多目标”结构的做法已经或正在一些领域中展开。如对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将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利用资源尽快创造效益与保护自然资源由两个组织分别承担又如邮政产业中的“普遍服务”目标与经济效益目标由两个组织分别承担等等。也就是说将同一领域中的营利活动与非营利活动通过多组织的形式分开。这种改革方式在许多国家的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然而当多组织取代了单一组织单组织多目标的协调问题变为多组织的协调问题。新的协调成本也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当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非营利组织的 管理效率低下时这一协调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监狱生产体制改革的问题不仅涉及监狱企业的改革还要涉及监狱管理本身的改革同时还要研究当监狱与监狱企业分开之后二者的协调问题。
第三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会对监狱原有的利益格局带来巨大的影响。
首先监狱企业市场化运作需要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队伍职业经理人无论从干警中产生还是到社会招聘都要求现任干警在追求政绩、晋升与追求经济效益中做出选择放弃一部分利益其次多元持股模式的运作使得原来直属于监狱局的监狱生产被剥离出去
监狱局只能作为参股的股东对监狱企业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义务。因而监狱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将成为影响监狱局对实施监狱企业多元持股改革意愿的主要因素最后监狱企业的产权结构与管理机制的变革必然涉及监狱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结构的定位。这些调整与新的定位也会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带来变化。
因此监狱与监狱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在战略变革中会持有不同态度与行为。例如对于是否实行监狱收支两条线、是否实行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是否将监狱企业组成一个企业集团运行状况较好的与较差的监狱与监狱企业的管理者会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又如负责管教的干警一般更注重改造工作的政绩偏向于监狱企业与市场脱轨而负责生产的干警一般更注重企业的经济效益偏向于建立与市场接轨的监狱企业等等。在监狱企业的产权结构与管理机制变革中从提高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效率的大前提出发权衡各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利益是监狱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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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昭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文斌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干部。
①资料来源周勇编译《加拿大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corcan介绍》载《国外犯罪与监狱信息》2000年第2期。
第三篇:对目前监狱生产的理性思考
我国的经济体制己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监狱生产却由过去的一度辉煌,变得难以适应,困难重重。其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甚至令人担忧:或定位不准,忽略改造;或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或盲目招商引资,无序竞争;或不顾犯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狱的实际,舍本逐末;或束手无策,坐吃闲饭……形成上述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这就要求我们理论要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这一课题做出深层的理性思考,分析原因,寻求对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监狱生产又好又快的发展。
思考之一:“监企合一”,问题根源
我国的监狱生产是随着新中国监狱的诞生而应运而生的。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经济方面亦十分困难。与此同时,监狱在押犯也急速增加。为了解决犯人“坐吃闲饭”问题,有效的改造罪犯,195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制定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由此,监狱生产拉开了序幕,不仅解决了犯人“坐吃闲饭”的问题,同时解决了监狱经费不足的困难,而且解决了实现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问题,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由此观之,当时对监狱企业的定位:即是监狱又是企业。“劳动生产,从政治上看,是属于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一项重要政策。但从经济上看,则是属于国营经济性质的特殊企业。”(参见1952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的《第一次全国劳劳动改造罪犯工作会议决定》)这种“捆绑”式的“监企合一”的双重职能(又改造又生产)的定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现在看来,在认识上存在着偏差,甚至错位。这种偏差及错位随着时间和经济的发展,其问题和矛盾也不断地显露出来。即长时间以来一些监狱重生产、轻改造,为了赚钱不顾犯人的正常休息和身体情况,超时超限超体力,严重偏离了改造工作的宗旨。毛主席听到有关部门的汇报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并对一些监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把改造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刘少奇对此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这几年不是改造第一,而是生产第一,搞奴隶劳动,越搞越坏,对立情绪很厉害,生产也没有搞好。周恩来总理对这一问题也十分不满,指出“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以后又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时至今日,监狱改造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后,监狱企业计划时期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监狱企业的设备老化,资金短缺,劳动力素质不高,产品单一,管理呆板,缺乏营销手段等劣势,尽显无遗。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监狱生产陷入窘境。一些监狱为了企业生存,硬着头皮去参与市场竞争,其结果只能是:拼设备,拼体力,用低廉的劳动力,换取不等量的“劳务费”。有几句顺口溜在一些监狱不迳而走,广为流传:“经济指标是命令,教育指标是糊弄;经济上去提拔重用,教育上去原地不动”,“加班加点家常便饭,违规生产司空见惯;教育改造无暇顾计,紧张疲惫苦不堪言,死看死守莫出乱子,年终评比风光无限”。这虽不是监狱生产的全部实际,但也的确是部分监狱生产状况和犯人、干部心里状态的真实写照。这种恶性循环的生产模式,作为权宜之计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但从长远看,对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及犯人的改造,有害无益,与监狱改造工作的宗旨也是大相径庭。综上,我们不能不说:“监企合一”的体制是产生改造与生产的主要根源。
思考之二:“监企分开”,任重道远
1994年我国《监狱法》院颁布后,从根本上解决了监狱财政体制问题,使得监狱生存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特别是2000年国务院批转了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把“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做为监狱体制改革的目标后,使监狱生产重现生机。但由于监狱生产情况十分复杂,对“监企分开”内涵的理解又颇有分岐,加之缺少法律政策的支持,所以使“监企分开”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距监狱体制改革的目的尚有很大距离。
一是对“监企分开”的理解尚待统一。从“监企分开”的表述看,应理解为,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与监狱的企业生产分开,或者说,把监狱的企业从监狱中剥离出来,形成刑罚执行同企业生产两条线。相对独立,互有联系,互不干扰,规范运行。这里有一极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即监企分开的“企”是监狱自己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而不是监狱以外的什么企业。如:社会企业与监狱的“合作”,“两头在外”的企业,“来料加工”的企业,均不属于监狱自己的企业,故,监企分开所指的企业不包括这类企业,仅指监狱自己的所有企业。然而,监企分开虽然不涉及这类企业,但是所有在监狱
内生产(加工)的企业,都是要依据行罚执行的具体要求“规范运行”的,如何规范这类企业,为罪犯改造提供劳动岗位,如何为改造工作服务,也是我们丞需探索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是“监企分开”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实现“规范运行”。监企分开做为一个改革目标,内容十分丰富,工作十分复杂,任务十分艰巨。首先就是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如何监企分开;如:大型企业怎么分,中、小型企业怎么分,工业企业怎么分,农业企业怎么分,等等。其次,按上级监企分开的要求,要做到机构分开,职能分开,人员分开,资金分开,管理分开,收支分开,以达到监狱严格按照刑罚执行的程序和要求对罪犯行刑和教育改造,企业按照企业运作程序和要求开展生产经营。而机构如何分,又如何设,人员怎么分,资产怎么分,都是难度系数非常大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在我们基层积极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同时,还希望上级主管部门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制定监企分开后的运行规范,把“监企分开”和“规范运行”细化增强可操作性。进而推进“监企分开”的速度,提升“监企分开”的质量,真正到“规范运行”。
思考之三:特殊企业,“特”在何处
监狱企业主要是为了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和生产手段,是改造罪犯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所以,监狱企业是特殊企业。《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对监狱企业的性质,做了进一步明确确定,即“监狱国有独资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分公司是改造罪犯工作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为监狱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为改造罪犯服务,不同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但也要讲效益。”我们现在分析一下监狱企业与社会企业有哪些不同呢?换句话说,监狱企业“特殊”在哪里呢?
一是性质不同。监狱企业是依法为罪犯劳动提供的岗位和场所,为改造犯人服务,是监狱改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目的不同。监狱企业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为犯人改造提供岗位,培训技能,改造思想为目的,以社会效益为最大目标。
三是劳动者与企业的法律关系不同。监狱企业的劳动者不是一般的社会公民,凭劳动协议与企业形成的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是犯了罪的公民,其参加劳动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惩罚性,且具有流动性大,稳定性差,综合素质不高,劳动技能参差不齐等特点。
四是管理形式不同。监狱企业实行的是严格的封闭式集中管理。这是由监狱性质决定的。也是依法行刑,教育改造犯人的需要。监狱生产必须服从监管改造制度要求,以监区或分监区为相对独立生产单位,并根据监区押犯的数量、个人素质、技能等情况统筹考虑,统一调配、统一管理。
五是生产项目选择上不同。不是哪个项目经济效益大就上哪个项目。监狱企业生产项目的选择,是个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的工作。既要考虑产品的性质、技术的难易、产品的营销,又要考虑监狱的社会条件、地理位置,还要考虑押犯的构成、刑期的长短等等。这也是由监狱企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比如有损害犯人身体健康,危害监狱稳定安全的,技术要求太高和太低的都不能选。哪个监狱具体上什么项目也都要考虑到不同监狱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还要尽可能考虑通过政府采购订货制度,实现产品销售。这既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又规避了市场风险,同时也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
六是资源配置不同。监狱企业的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调配,《监狱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须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监狱企业所需的土地资金、生产项目、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由国家计划调配和划拨。监狱企业是国有独资,这与社会企业团体或个人投资的企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七是享受的政策不同。监狱企业享受免交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先增后返等税收优惠政策,享受专项贷款核销、政策性破产等金融优惠政策,享受建贷贴息、技术改造贴息等生产建设优惠政策。
监狱企业这一既有一般社会企业的共性,又有监狱企业特性的特点,决定了监狱企业既要遵守《公司法》等企业法律法规,又要遵守《监狱法》等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既要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又要遵守教育改造规律。这种双重性质,双重任务,双重规律,双重要求的特点,不仅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为搞好监狱生产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思考之四:以史为鉴,坚定前行。
如前所析,监狱这些年出现的“多元职能”“监企不分”“重生产轻改造”“包袱沉重”等问题,主要根源就是“监企合一”,现在监狱体制改革决定把“监狱分开”,这是解决监狱问题的关键。可以说“监企分开”是否成功,决定监狱体制改革是否成功。据笔者掌握的一些情况及一些人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心度,我们一定要警惕避免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明“分”暗“合”,走“监企合一”的老路。如是,必然将我国监狱体制改革取之不易的成果丧失殆尽,错失良机,痛失好局。二是虎头蛇尾、浅尝辄止。三是敷衍塞责、不思进取。任何好的改革和制度,也都需要通过人来贯彻和执行。因此,培养一支思想过硬、作风硬朗、高素质、高水平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既是当务之急,也是治本之策。
监企分开是我国监狱体制改革获得的重大成果,是监狱发展的又一里程碑。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创新工作,其复杂性、艰巨性可想而知。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知难而上,迎难而进,坚定前行。深入探索“监企分开”的方法、原则、措施及运作模式,提供理论上的有力支持,建立健全有关监企分开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形式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切实做到“规范运行”,真正使监狱改革和监狱生产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第四篇:煤矿安全生产的经济学分析
煤矿安全生产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经济学原因主要有:成本投入不足;“官煤勾结”;超生产能力生产;监管责任失察、权钱交易严重等。因此,我国对煤矿安全生产的治理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增强安全意识。完善投入机制;变革审批制度,实行产权分离;健全市场秩序,加速价格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矿;推行垂直监管,扼制权钱交易等。
[关键词]煤矿安全生产;经济学;官煤勾结;权钱交易
一、煤矿安全生产现状
我国对煤矿安全生产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整顿和治理。2006年12月21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对山西、辽宁、广东等地11起重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理结果,提出力争用三年时间解决矿难问题。进入2007年,国家继续重拳出击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但是触目惊心的煤矿生产事故依然频繁发生。仅2007年3-5月,在山西、河南等地就发生数起煤矿重大伤亡事件。其中,2007年3月18日山西晋城市苗匠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被困井下21名矿工全部遇难;2007年3月28日山西临汾尧都区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26人死亡;2007年3月22日河南汝州商酒务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15人遇难;2007年4月16日河南宝丰王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33人死亡,六名矿主逃跑;2007年5月5日山西临汾蒲县克城镇蒲邓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遇难28人。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但煤矿安全生产还是令人堪忧。近年我国平均每7.4天发生一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我国煤炭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我国采煤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百万吨死亡率却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2007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解决得不够好。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服务、教育收费、居民住房、收入分配、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方面还存在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保护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仍未能根本解决。”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上说,这些问题的严峻性,已经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非解决不可。一个社会只有生产是安全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民生才是有保障的。安全生产问题带有行业特点,资源型的煤炭产业安全生产问题优为突出,因而煤矿安全生产就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
二、煤矿安全生产问题的深层原因
中国矿难频发固然有其自然的因素,由于瓦斯、煤尘,煤矿区域的洪水、地震等原因,决定了煤矿生产属于高危行业,但是更多的矿难都有其经济和社会的原因。正如李铁映指出的:“从已查处的案件看。几乎每一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背后都存在着腐败行为。”正是这些原因冲破了人类设计的防御预警系统从而引发矿难;正是这些原因破坏了人类自己制定的生产规则而造成矿难;正是这些原因使已有的煤矿事故预防技术和设备根本无法进人煤矿,导致煤矿事故的发生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同样原因也导致了中央政府近年来整顿煤矿安全生产秩序、抑制煤矿事故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成本投入不足,安全意识薄弱。
煤矿安全生产的隐患始终存在:一是长期的资源配给制度,导致资源无偿或廉价被使用。由于进入煤矿生产的门槛过低,经常性的盲目开采和无证开采,致使我国煤矿普遍安全投入不足。这是造成我国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和事故规模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原因。
我国煤矿存在着地质构造复杂、倾角大、煤层薄、煤层不稳定和灾害严重等问题。现有煤矿的生产基础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投入的,近年来钢铁、电力、冶金等高能耗工业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和拉动了煤炭的过量需求,煤炭的过量开采造成技术更新缓慢和原有设备的迅速贬值。在煤炭逐步放开经营的环境下,投入问题暴露了出来,凸显了国家在投入机制上调控政策和扶持政策的不足。一些承包的煤矿存在短期行为,拼命消耗,矿山资源枯竭,无法治理环境,无法可持续发展,政府继续为成本买单,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二是比投入不足更加可怕的是安全意识淡薄。许多管理者漠视弱势群体,许多人对预防为主掉以轻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几乎就是应付上级检查的一句口号。安全意识淡薄一定意义上又说明了社会信用体系的问题,一些权利阶层的人“群体性冷漠”造成了社会底层民众被社会遗忘的境地。2 产权关系不清,价格机制乏力。
煤炭资源开发与利用实际上一直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各地方无偿占有和支配矿业权,煤炭资源成为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的手段。在产权分离的企业制度改革中,煤矿企业产权关系并不清晰,作为国家所有权的资源,归地方分配使用,大多采取行政划拨,而非采取招标、拍卖等市场竞争方式,加之行政审批转让的不规范,导致野蛮式开采,不仅开采成本未进入价格形成机制,而且回采率非常低,尤其是小煤窑极大地浪费了资源,采矿制度从根本上违背公平原则。煤炭资源的稀缺性和下游产业发展过热必然导致煤炭价格的需求拉动型上涨。这种上涨一方面导致国家价格调控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导致煤炭企业因价格飚升的利益驱动引发生产失控。由于煤炭资源的稀缺性,价格却未能真实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煤矿生产不能有效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调节,一方面造成某些产能过剩的国有大型煤矿价格过低,另一方面造成承包煤矿的大小“煤老板”谋取暴利。正是由于现行煤炭价格的计划调拨,像产煤大省山西省几十年的煤价都是国家计划调拨的,必然造成煤炭市场秩序的混乱,而价格一旦上涨,产煤集中的地方就会发生安全事故。“官煤勾结”:煤矿安全治理的最大障碍。
能源紧缺、煤炭价格上涨使煤矿采掘业成为近年来的暴利行业。媒体披露,近年来中国煤炭市场吨煤的纯利润在100-200元人民币左右(原煤会因为种类、质级等原因导致售价不同,由于贫矿富矿等原因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个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年获纯利就可达几百万元,稍大生产规模的煤矿每年的纯利可以超过1000万元。山西省高平市的统计年鉴表明,2003年该市原煤累计开采量为1150.68万吨,其中市属煤矿为214.87万吨,市以下乡镇煤矿为807.55万吨。该市政府一位官员分析,根据2003年的数据计算,私人手中累计的原煤开采量应在700万吨左右,按照每吨煤炭200元的纯利润计算,当年私人获取的纯利润应该在14亿元左右。正是这种超额利润的诱惑使各级政府对小煤矿的整顿关闭措施难以施行。从有关煤矿事故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矿主们在事故发生前后对法律的蔑视。很多煤矿在发生事故前曾多次收到当地煤矿安全监察部门的停产整顿通知,甚至曾经被这些部门实施关闭,但这并不影响煤矿的继续生产,即使把对矿难死者的赔偿额提高到了20万元,也同样不能阻止矿主们继续违章违法生产。因为,从煤炭生产中轻易获取的暴利使矿主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抗安全监察部门的执法,甚至收买执法人员;同时,“20万元”在日进百万元的矿主们眼里根本不算巨款。面对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矿主们,一些官员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既然无法阻止他们的违法生产,为何不“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呢?于是,“(政府)官(员)”与“煤(商)”就这样“勾结”了起来。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才大声疾呼:“„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已经到了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超生产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生产:煤矿安全治理的主要障碍。
面对不断恶化的煤矿安全生产状况,中央政府的治理整顿政策和措施首先受到了来自煤
炭市场的巨大压力。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每年煤炭消费量增长7%-9%。消费需求增长导致煤炭产量增长,从2001-2003年,全国原煤产量的累计增长量高达7.38亿吨,累计增幅接近74%。2004年,原煤产量达到19.5亿吨,与2003年相比,增加2,28亿吨,增长13.2%;2005年,原煤产量达到了21.9亿吨。比2004年增长9.9%。来自官方媒体的消息称,原煤增产主要是通过煤矿超出设计能力的生产实现的。2004年,全国27个产煤省(市、自治区)中,有20个省(市、自治区)超产,其中19个省(市、自治区)超产在10%以上,福建、陕西、北京等地超产均在50%以上。在超出生产设计能力的同时,原煤生产也超出了生产安全保障能力。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调查,2003年,全国原煤年产量为17.28亿吨,而当年年底,全国具备生产安全保障能力的矿井的生产能力仅为11亿吨,至少有6.28亿吨的原煤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2004年,全国原煤年产量为19.5亿吨,当年全国具有安全保障的生产能力仅12亿吨,至少有7.5亿吨的原煤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在经济增长目标的刺激下,煤炭市场的需求已经不可能由那些安全设施和制度较为完善的国有煤矿予以满足,这就为小煤矿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005年,全国小煤矿产量占到了总产量的38%左右。一方面,小煤矿产量份额的急速增加,再加上小煤矿安全投入不足甚至完全没有安全投入,使得小煤矿不仅产量大增,而且成本也相对低廉,这就反过来迫使国有煤矿进入了减少安全投入和超设计能力生产的行列。另一方面,由于小煤矿在煤炭市场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小煤矿高频率的关闭整顿,则直接影响着全国煤炭市场的供给,导致煤炭供应形势更为紧张,并成为推动煤炭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05年8月份开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小煤矿进行治理整顿和关闭,由此产生的煤炭供需缺口将主要通过国有大煤矿产量的快速增长实现。有人认为,从统计数据看,小煤矿仅占全国煤炭产量的三分之一,关闭小煤矿不会对煤炭业产生太大的影响,关闭小煤矿留下的缺口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国有煤矿的生产能力来填补。但事实上,这给国有煤矿造成了巨大的增产压力,使这些煤矿有了更好的借口变本加厉地超设计生产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生产,进而加大了国有煤矿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隐患。2005年11月27日发生的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煤尘爆炸事故便验证了这一点。一直以来,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执政目标,这一目标引发了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市场中几乎无止境的需求。而对市场经济就是“增长经济”的狭隘理解,则必然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病态市场经济。在这个忽视社会公正的市场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经无法抵御“看不见的畸形市场之手”的操控,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早已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强制性地对煤矿实施管理和控制。当政府仍然试图用惯常的行政强制手段去整顿治理煤矿安全生产秩序时,便总是遭遇到来自“畸形病态市场”的抵制,致使对煤矿安全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无法获得预期的效果。其实,即使在正常的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需求、产品价格、企业利润和预防事故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而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最终还要视政府、企业和工人各方之间的互动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定。监管责任失察,权钱交易严重。
政府职能部门对煤矿生产的责任监管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是监管机构的设置和权力配置存在失衡,对权力运用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现行的权力运行中产生的腐败现象,是煤矿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1)存在着政府职能交叉造成的权力执行中的推诿、扯皮、责任丧失等,集中表现为监管是在不合理的权力配置体制和权力结构以及不受监督和制约或监督制约不规范的公权力责任丧失下进行的,造成了权力使用的浪费和权力的不公平。
(2)存在着安全生产监管系统和监管官员自身未被监管的体制漏洞。谁来监管监管者,监管者一旦失职,谁来追究监管者的问题没有解决。出现安全生产事故后,基本上是自己查自己,自己对自己监管,走上了一个机制怪圈。(3)存在着监管系统中外部力量介入的障碍和渠道不畅,立法、司法、新闻舆论等监督作用小于行政监督的作用。更缺乏广大民众通过扩大权
利的途径参与监督的机制。忽视民众的话语权就无法直接反映弱势群体的意志和声音。造成了内部权利强势下外部力量很难介入的局面。(4)存在着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所辖煤矿管理机构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所辖管理机构安全检查中的故意庇护,对一些重大事故的隐瞒欺骗和弄虚作假行为。曾经发生的广东大兴煤矿特大透水事故造成123名矿工殒命的重大事件,由若干工程研究人员组成的专家事故调查组做出的事故鉴定结果却是此煤矿生产条件是“安全”的。前不久媒体披露,山西省一些地方,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发生数起安监局官员接受煤矿老板的贿赂达600多万元人民币,形成极其严重的你当摇钱树、我当保护伞的恶性循环。虽然暴露出的是个别现象,但足以说明权钱交易这种腐败的严重性。
三、完善制度环境是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
煤矿安全生产离不开制度规范化,制度规范化当然离不开生产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科学管理水平等内部制度环境建设,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更离不开外部的制度环境建设。外部制度环境的和谐是治本的关键。煤矿安全生产作为国民经济安全运行的一个缩影,直接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没有安全就没有长治久安,没有安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要安全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增强安全意识,完善投入机制。
安全体现以人为本,诚信是安全生产与和谐社会的基础,以诚信为本的理念是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责任的核心,官员除了官员的职责和服务外,应当把自己立于矿工的天然监督之下。增强安全意识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让安全意识与风险意识结合,让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把安全始终放在预防的基础上。增强安全意识要突出煤矿企业的特殊性,严格节能降耗,把安全生产目标尽快纳入管理者的考核目标。同时尽快改变传统的以产量、指标、利润为主的评价体系,加强安全预防的重点考核,并把安全隐患和隐情分解成模拟交易的商品,转换成费用的支出进行奖惩性考核。增强安全意识要彻底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解决地方职能管理部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好大喜功、大话空话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增强安全意识要充分关注社会底层的煤矿工人,防止道德沦丧,用官员的道德良心换取真正的人文关怀,情系民生应当成为政府和企业道德标准的试金石。煤炭作为开发型产业,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初期煤矿生产的老路子,一直是在过度性和掠夺性开采中配置煤炭资源,久而久之造成了安全生产的基础脆弱,投入不足。增强安全意识要增加开发型投入,尤其是科技创新的投入,解决煤炭产业深加工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煤矿生产的基础投入需要大量成本,在煤矿生产设施暂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力量,缓解煤矿现场、设备等弱化的局面。增强安全意识要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区分企业状况,采取鼓励政策,给予环境治理好的企业差别补贴,扼制不安全造成的政府买单的恶性循环。增强安全意识要使政府职能的调控活动常规化,针对调控重点,围绕调控中心,切实加大可持续发展的监控,减少管理成本。增强安全意识要健全安全信息披露机制,公开信息渠道,公开社会监督,防止权力愚弄民众,让民众及时掌握安全信息。目前,在即将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基础上,完善政府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以保证信息渠道的权威性和公开性,保证政府信息秩序的健康有序。变革审批制度,实行产权分离。
煤矿安全生产是否落实到位直接体现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的政府职能运转方式,让政府职能紧密围绕权力范围的有限权力展开,把行政审批压缩到最低限度,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审批过程要以安全生产为中心,以煤矿生产能力为尺度,确定以规模扼制超采率,逐步形成整合能力的标准,从而使不合乎开采标准的煤矿在审批源头上予以杜绝。防止应该关、停、并、转的小煤窑仍然遍地开花的情况发生。要改变审批职能的衙门作风,使其规范化和透明化。因为增加任何一道审批程序,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都有产生腐败的可能。防止官员以审批权为手段进行“官煤勾结”潜规则的运用,只有实行简化审批和阳光审批,才能防止“权力资本化”引发的审批渎职和失职行为。应从扼制审批不作为做起,严把人口关。审批是政府的职能行为,它在制度流程上约束行政能力的去向,产权是审批的前提,只有产权是清晰的,审批才不会糊涂。过去几十年里,矿产资源的管理,一般都是采取行政手段无偿授予矿业权,导致绝大多数的开采企业无偿占有矿业权。煤矿的行政审批制应当在产权分离的基础上,彻底取消行政划拨,加速实现市场拍卖制度,让地方政府从矿业权的地方资源自行配置中解脱出来,变更矿产权开发的地方资源划归方式,实现谁采全民所有权的矿,谁就使用后交足全民的钱。这样既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又可以扼制野蛮和非法开采,更重要的是扼制“官煤”勾结,从根本上杜绝公务员变相投资煤矿,享有干股坐享分红等不正当获利行为。最近媒体报道,山西省在全省范围深入开展清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人股煤矿,共计查处违规资金1,7亿元,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3 健全市场秩序,加速价格改革。
煤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煤矿生产安全问题说到底是旧体制的弊端和习惯造成的,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总体滞后,没有反映真实的价格和真实的社会需求,没有充分体现资源的紧缺性,现有的价格机制未能有效地按照市场规律调节生产和消费行为。煤矿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应当在摒弃计划价格、梳理计划调配、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基础上,健全市场体系。要保障煤矿生产安全,必须保证市场秩序,要对矿业权和开采权实行公开竞争,通过市场拍卖等方式取得。只要减少权力干预和权力渗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了盲目开采和获取暴利的可能性。要对采矿权实行经济核算的办法,用投入一产出比例分析,解决投入成本上升与收益下降的矛盾。要减少煤矿生产的不安全因素,就要扼制价格暴利产生的土壤,通过价格调控回归正常的利润是必然选择。要从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上保持平衡,改变现有的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建立资源后备和储备制度,达到煤炭资源的有序放开;调整下游产业的增长方式,进入价格机制引导的良性循环。要把可持续发展纳入成本核算体系,保证安全生产过程中考虑综合效应。煤矿生产应特别注重循环经济和节约经济,注重把植被破坏、耕地受损、空气污染、废弃煤矸石堆积等生态环境恶化指标计入成本,克服煤矿生产的短期行为。要让政府从习惯的行政管理方式中退出,必须减少行政干预,政府应当着力进行电子信息化建设,通过正常的价格信息渠道传递和反馈价格信息,引导企业从战略上调配资源,保证煤炭产业的有序发展。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矿。
政策和法律虽然不可相互替代,但是二者可以相互作用。所有的政策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才能使政策的执行力不会偏离法制经济的轨道。法律的约束力对煤矿安全生产行为来说,可以彻底规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一旦做了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当法律健全后,安全生产的漏洞就会大幅减少。煤矿安全生产必须着重完善法制建设。首先,要继续完善各种法规,实行依法治矿。在《煤炭法》、《安全生产法》、《保护煤炭资源环境法》等法规和《国务院关于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条例的基础上。根据煤炭行业的生产特点,保证各种法规的有机衔接,尽快补充各种专门性和具体性法规,尤其是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调整煤矿生产劳资矛盾等法规。从立法环节上实现依法治矿战略,保证生产安全有法可依,保证在现有的煤炭资源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前提下,及时有效地保护煤炭资源,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次,要完善执法环节。法规多多,关键在于执法力度。必须解决依法行政中,官员以法律的制定者自居,权大于法,政府行为凌
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应当在立法环节上制定详细的约束执法者的法律,保证执法必严。必须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在选好人的基础上,严厉打击官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行为。必须加大法律惩罚力度,用法律监管监管者,保证官员的权力意识绝对服从法律意识,对于生产安全中的缓报、谎报、瞒报、漏报、编造等行为,以法律惩戒为主,行政惩戒为辅。对于商业贿赂行为和渎职行为等应重拳出击,严厉地打击。最后,要保证执法环节健康有序,必须让法深入人心,法律要为人民大众所熟知。对于矿工来说,不仅有保证安全的经济法规体系,还要有完善的合同或契约以及劳动仲裁制度,使矿工在行使自身权益的时候,在钱与命的博弈中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推行垂直监管,扼制权钱交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规范的法制经济,法制经济通过政府的责任力和决策力,通过政府的执行力和监督力去体现。如果法制进程中的政府执政能力是滞后的,尤其是执法环节是权大于法的,那么,安全生产等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会大打折扣,还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煤矿安全生产问题,集中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中的政府定位和机构改革的重大问题,在法制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应当完善行政管理的运作方式。要从政府职能的横向管理层级体系中,思考像环保部门的权力弱化导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不协调造成的危害等问题。煤矿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部门,应当改革职能交叉的弊端,对于极易发生安全事故行业的管理,实行垂直管理制度,其职能应和地方政府脱钩。在解决矿难问题上,政府安全监管部门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难以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国家应当根据行业管理的特点,在机构设置上实行脱离地方并减少层级的中央直接管理,或者实行一对一的管理。要从严要求官员的做人准则,把官员的“社会良心”上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对于应付了事、漠视弱势群体等行为,视为事故应承担的责任严肃处理。要健全重大责任的追究制度,从配套机制上阻隔各种干扰渠道,对于安全事故中的重大失职行为,应严厉打击。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使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根据煤矿生产的特点,制订“保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的安全标准;一旦失职和失察,特别是故意袒护,必须严惩不怠。2007年5月24日发生在湖南郴州市临武县金江镇凤凰岭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实际矿难死亡13人。但是,煤矿、金江镇、临武县政府和有关煤管部门四个层面都对事故进行了隐瞒。这个案例表明权力一旦失控,官煤勾结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要使权力阳光运行,除了把煤炭生产管理部门的权力审批置于专门机构监管之下,防止审批权的滥用外,还要加强权力的外部监督,发挥舆论和民众正常民主的监督作用,防止权力脱离民众的视线,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权力一旦失去外部监督,腐败就难以根除。
煤矿安全生产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必须解决好,否则它将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必须从制度规范上下工夫。当前主要应当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和权力转移的步伐。以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为突破口,彻底解决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谋的问题。如此,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好。
第五篇:产业经济学 材料分析
四、材料分析题
材料一: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烟草托拉斯通过掠夺性定价来逼迫它的竞争对手以低价将公司卖给它。烟草托拉斯就顺利收购了无法与其竞争的威尔斯白头烟草公司。简述掠夺性定价的含义特征后果
答:含义:掠夺性定价是指在位厂商将价格削减至对手平均成本之下,以便将对手驱逐出市场或者遏制进入,即使遭受短期损失。一旦对手离开市场,在位厂商就会提高价格以补偿掠夺期损失。
特征:降价是暂时的实际的目的是缩减供给量而不是扩大需求量。
后果:是对市场结构的竞争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材料二:美国许多行业中的巨人都采用加成定价法。一般是整整一年内不发生变化。分析加成定价法的步骤和优势
答:加成定价法通常有以下两个步骤:首先,厂商要估计每单位产量的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会随产量的水平而变化,所以厂商的估算应建立在所设定的标准产量水平上,通常是生产能力的75%-80%;然后,厂商在估算的平均成本上加成,这个加成指厂商事先确定的目标回报率r。
成本加成定价法的优点:首先,它计算公式很简单,用起来很方便,它所需要的信息比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定价法少;其次,成本加成法有利于价格稳定,这是厂商所需要的,因为变动价格会花费一定的成本,而且可能引发竞争者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反应;最后,成本加成定价能为价格变动提供正当理由,想要提高价格的企业可以把成本增加作为自已的理由。
材料三:波音公司收购麦道公司
问题:横向兼并的含义及横向兼并的福利分析
答:横向兼并(水平兼并):进行兼并的企业属于同一产业,生产同一产品或处于同一加工工艺阶段;
横向兼并的福利分析:一方面,横向并购可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效率,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横向并购形成卖方集中,增加了卖方施加市场势力的机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也会导致福利损失。
材料四:美国宝洁公司成功运用广告塑造了较高的进入壁垒。拥有了大批忠实的消费者。问题:解释产品差异化的概念分别说明宝洁公司和海尔公司的差异化策略
答:产品差异化是指企业在给提供的产品上,通过各种方法造成足以引发顾客偏好的特殊性,使顾客能够把它同其他竞争性企业提供的同类产品有效地区别开来,从而达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目的。
材料五:案例: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
产业结构变化的国际标准(钱纳里)
问题:1.分析我国近10年来产值结构的变化,判断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那个阶段
2.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3.结合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作出分析评价
答:从产值结构来看,从1998年到2006年,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呈现较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从17.6%下降到11.7%;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趋势缓慢,只上升了1.4%,且有一定的波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了3.2%,在03年达到峰值,然后又缓慢下降。从劳动力就业结构来看,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呈稳步下降趋势,从49.8%下降到42.6%;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先是下降,然后略有上升,变化趋势不大;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呈稳步上升趋势,从26.7%上升到32.2%;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的水平,和国际标准比较,可以发现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存在偏差:第一产业已经大大低于国际标准;第二产业产值比值却远远大于标准值,超过16%;第三产业产值比值也远远小于标准值,少了10%。总体来说,第二产业的比重还偏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偏低,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较滞后。
在劳动力构成结构上也有偏差: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远远大于标准值,接近20%;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小于标准值,少了8%;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远远低于标准值,少了11%。说明我国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次产业转移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如果将各个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结合起来分析,则可以得到下表:
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极低且呈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的经验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逐步上升且较高;说明我国的农业还非常滞后,需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下降,这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但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是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的标准产业结构值的2倍。这说明我国第二产业创造的产值比重偏高,而吸纳的劳动力还偏低。因此,和国际趋势比较起来,还需要降低工业尤其是传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就要国家对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低的产业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
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上升,这和标准产业结构揭示的规律相违背,且高于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的标准产业结构值,这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和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都在50%以上相比较,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材料七:美国的美洲航空公司曾被指控采用掠夺性定价来驱逐企图进入其达拉斯/福斯沃斯航线的其他航空公司。美分析掠夺性定价的含义特征后果
答:含义:掠夺性定价是指在位厂商将价格削减至对手平均成本之下,以便将对手驱逐出市场或者遏制进入,即使遭受短期损失。一旦对手离开市场,在位厂商就会提高价格以补偿掠夺期损失。
特征:降价是暂时的实际的目的是缩减供给量而不是扩大需求量。
后果是对市场结构的竞争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材料八:百事可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很好地利用了劝说性广告。问题:广告的类型及为什么百事可乐采用劝说型广告?以及广告与进入壁垒的关系
答:广告的类型:广告可以分为信息性广告和劝说性广告。
为什么:通常掩盖信息(除了产品的存在外传播很少的信息),创造不真实的差异化。其目的是使消费者对产品有良好的感觉。通常认为,经验商品的生产者更有可能使用劝说性广告。由于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只有在消费以后才知道,因此,厂商试图通过广告影响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形成产品主观上的差异。劝说性广告是形成产品差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位厂商通过广告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主观差异,创造了稳定忠诚的品牌偏好。在位厂商只需维护这种信誉即可,而新进入厂商要创建自己的品牌则需花费大量的广告费用,且很难从在位厂商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关系:在位厂商通过广告形成的产品差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品牌忠诚度对新进入厂商构成了进入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