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1

第一篇：论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1

论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案例1 2011年，衡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药品经营企业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相结合，以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为载体，创先争优意识贯穿整个评定工作，共评出县人民大药房等13家A级药店、衡东诚信药号等101家B级药店、珍珠大药房等6家C级药店。

2007年以来，衡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省首次创新性推行药品经营企业信用等级建设，等级划分为守信、基本守信、轻微失信、严重失信四级，相应标示为A级、B级、C级、D级。同时,该局对全县零售药店建立诚信记录机制，结合日常监管、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和跟踪检查，将企业不良行为记入诚信档案，作为年底诚信等级评定重要依据，促进了药品市场诚信机制的建立。对A级药店，建立诚信激励机制；对C、D级药店，建立失信曝光机制，增加对该类单位的日常监督巡查频次，并将其列入重点监督检查对象名单。目前，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D级药店已全部关门停业。

据悉,该局还将衡东县人民大药房定为2011年医药企业先进典型。衡东县人民大药房成为该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个体经营药店,该药房以其质量优、价格平、服务诚，很快就稳占了衡东县龙头医药企业的地位。该药房严格按GSP规范经营，为学习先进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多次组织人员到广东等地学习先进的连锁药店经营管理经验，请专家对员工进行系统的培训工作，并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执业药师向庚如具体负责该药房的经营管理。目前已发展为营业面积220平方米，员工30人，年收入近300万衡东县规模最大的个体药店。今年3月份，该药房在衡东县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做了先进典型发言，介绍了该药房的先进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县食药监局并组织其它药店现场参观学习了人民大药房的药品陈列、分类管理、药房管理的一系列制度等软硬件设施。

案例一讲述了政府通过经济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即政府为确保市场运行畅通、保证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而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的管理和监督。案例中衡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药品经营企业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相结合，以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为载体，创先争优意识贯穿整个评定工作，共评出县人民大药房等13家A级药店、衡东诚信药号等101家B级药店、珍珠大药房等6家C级药店。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民族不能缺乏信用观念，一个国家不能缺乏信用制度，一个社会不能缺乏信用体系，一个企业不能忽视信用管理。”—————2002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信用论坛”口号

在我们这个崇尚儒家文化的悠久国度里，诚信，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词汇，自古就是维系各种关系与秩序的金玉良言。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呼唤诚实信用的声音似乎突然间放大，民间在呼唤，企业在标榜，政府在敦促，这无意中也昭示着信用的缺失与苍白。而良好信用体系的整治与重建，政府负有根本责任，理应发挥核心作用。

一、政务信用问题及政府改善措施

现如今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腐败的绝大部分目的都是为了敛财，所以，要求政府官员申报和公示家庭财产情况，是反腐工作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全世界大部分廉政国家的共同经验。但目前，这个办法在中国却遇到了“条件”障碍。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中央外宣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官员财产公示目前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没有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是很难的。我报的数字你又不相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这项制度很难在实践当中发挥它的作用。看到这个报告，真的让人很质疑，一个政府官员在申报家庭财产上都没有以身作则，更何况那些偷税、逃税的企业和个人又怎么能做好呢？

先如今我过的政务缺失主要表现有：政府政策决策随意性、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些官员为追求政绩，只顾短期效应，不求长远规划；为追求升迁，大量举债造“政绩工程”，结果形成沉重包袱，而继任者又不愿意为前任还债，结果造成大量的三角债；政府维护市场秩序，有失公正，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不惜纵容违法活动，如制假售假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虚报政绩，进数字造假，诚信意识淡薄，而另一类地方官员，为了保护地方利益，故意缩小产值、收入，尽量少向国家纳税；对重大安全事故，隐报、瞒报，害怕承担责任，相反为了骗取国家救济，又故意夸大灾害损失；暗想操作，决策远离科学，缺乏透明度、民主和公众参与；公共信息行政垄断，不向社会公布，遇到公共危机，不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故意对社会隐瞒，对其危害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政府任意干预经济，任意毁约严重；进行权力寻租，甚至买官卖官，腐败形势严峻等等。

对如何重建政府诚信，研究者纷纷提出各种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在众多的措施之中，信息公开是政府诚信的基本要求，是政府诚信的第一要义。诚信，本是从政者一项基本的政治道德。然而，结合当今一些官员权色名利皆重于“信”的现实，令人感觉这笑声实在不是滋味。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诚信是官员必须攀登的一道山峰。只有官员诚信了，政府的诚信才“立”得起来，整个社会才会有良好的秩序。诚信政府能够增强社会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而政府失信会导致社会公众信心不足和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可能造成社会普遍失信。信息公开势不可挡。政府部门信息公开不足，导致行政秘化、人治色彩浓重和腐败现象，最终影响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关系。因此，信息公开是诚信政府第一要义。

同样是“非典”，在后期，政府以最快速度向全社会公布疫情最新状况和数据，稳定了人心，塑造了一个负责任和诚信的政府形象。非典一役很快取得了胜利，但由非典引发的信息披露制度的深刻变革则刚刚起步。

新闻发言人制度被称为迈出官方信息公开“第一步”。其实，从1983年外交部首设算起，此项制度在国内从尝试到推行已历时20余年，但在非典之前一直是孤芳自赏；直到非典之后，该制度才在国内各级政府机构真正推开。

在融入信息公开这一世界潮流的行动中，作为政治和经济龙头的北京和上海的举措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2004年5月，上海全国第一个采用立法形式强制信息公开的做法，出台《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提出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要求--“除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六类信息依法免予公开外，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都应当予以公开。”2005年10月1日，北京也开始试行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办法。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当中明确规定：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预案还规定，如果官员没有及时上报信息，也没有把信息通报老百姓及相关单位，即使没有损害老百姓，也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

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随着诚信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显现出来政府应该肩负起诚信建设的责任，从自身做起。第一，保持政府政策和行政立法的连续性。第二，信赖保护，即要求政府信守承诺。第三，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政府自身利益的关系。第四，搞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第五，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履行。第六，政府发布信息真实、准确、及时。

二、商务信用缺失及政府作用

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有报道说，我国每年由于信用问题造成的损失高达6000多亿元，看来穆尔的担心和告诫不无道理。

用经济发展的眼光看，在有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可谓极尽优惠，渴望的双眼能望穿秋水，但“金凤凰”就是不飞来，已落户的也纷纷“东南飞”，现存的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没有“种树”的前瞻性。这说明企业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其重要原因在政府的政策层面上，政府政策不稳定，朝令夕改，随意操作，或者是政出多门，互相扯皮，这样便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短期化，投资短期化。诚信政府的要旨是兑现承诺，“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取信于民。有的地方的发展证明，政府的行为规范、透明、积极，有着真金白银般的经济价值。

政府失信的另一种表现是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导致无信无威的局面。有的官员整天讲不摊派、不加重企业负担，可企业经营者最清楚他们到底缴了多少不明不白的这费那费，他们报怨生意难做难道仅仅是市场使然吗？上市公司黑幕频繁曝光、走私骗汇屡屡得逞、逃废债务逍遥法外、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政绩“掺水”人所共知，这恐怕不能仅仅归咎于企业的不良吧，地方保护、权钱交易、短期行为、践踏契约，使得多少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多少承诺最终以失信而告终。所以，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首先政府要诚实守信，政府的责任是根本的。真正的信用危机不是来自企业和个人，政府失信才会造成真正的信用危机。

在建设信用体系方面，有专家指出，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颁布法规、制定政策、确立基本的信用制度；其二是加强监管，支持守信，惩戒失信，促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政府要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则衰，国家无信则败，政府应从自身做起，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根治信用缺失的顽症，让诚信重新闪耀价值的光辉，让诚信成为失败者的墓志铭，成为成功者的通行证。

三、个人诚信缺失及政府作用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教育诚信在塑造诚信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教育是培养亿万青少年的巨大社会基础工程。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不但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诚信缺失的问题就由来已久。比如，高考移民事件、教育官员腐败、违规收费、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

在教育过程中，有不少诚信丧失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脑海里多了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比如，屡禁不止的补课行为，某些中小学校长吃校服回扣行为，一些学校不顾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赶走成绩落后学生的行为，教师拿教辅回扣行为。如果教育者的身上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内涵，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平等、公正的基本理念，将给教育本身带来巨大伤害。

政府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

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诚信，不只是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这么简单的话题。诚信是一个人个人素质的一部分。一个有素质的人，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处世待人的方法，但有素质的人也不能就说在诚信这方面就做得也很好。没素质的人，就不必说了，毫无羞愧之心的人，心中不会有“诚信”二字。他与别人讲诚信，别人当他在“放屁”，他人与他讲诚信，犹如“对牛谈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如是说也。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都是做人要讲信用。对于我们简单的理解来说，我们所说的诚信就是讲“言必出，行必果”，一旦“言虽出，行不果”，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此人今后的所行所为肯定得不到他人的信任，一个人的信用一旦破产，今后不管讲什么话，人家都不会再相信，做什么事，都很难成功，这个社会是集体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脱离了集体，想一个人做成大事，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诚信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人不可能一出生就知道什么是诚信，就懂得以诚待人。诚信是需要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在每个人的做人做事的经历中慢慢去深悟，慢慢去培养起来的，让其成为自己的习惯，成为自己的性格。好的性格习惯能成就一个人，相对而言，怎么样的性格习惯也能毁灭一个人呢？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个人小结：

总感觉那些国家大事离我们很远很远，直到进入大学生活边多了那么的事情，开始关心更多的事情，开始被外界更多的事情所影响，“药家鑫”、“我爸是李刚”、“撑腰体”、越来越明白原来我所被告知的社会是多么的凶险的，不是因为社会的凶险，而是因为每个人心目中德那种和谐，人们心中的那种道德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第一次真的意识上的感受到灾难的壮举是汶川地震，记得那时的我是高二，还记得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有同情心，我们在不停的存钱，将那些很少的钱捐了出去，而后有接下来的灾难还是那么的多，然而，我们的那同情心却随之越来越来越淡了。我们不再谈论那些灾难，觉得那些都不是我们的事情。

教育，我们一直被教育着，可是又存在了假文聘和各种各样的作弊，我们是为了真实诚实而学习，而被教育，可是结果怎么样？大学生，在我们身边的大学生却又引出了各种各样的代考和作弊，学校的规章制度写得那么清楚，还是有那么多的人那么的搞教育的、所谓的高素质的人作弊。

每每都会有那么多的捐款，可是我们的钱究竟去哪里了，究竟有多少是用到那些贫困的人那里。我们很好奇。总会有那么多的人捐了那么的钱，总会有那么多的企业捐了这么多的财物，总会有那么的财政拨下来救济那些贫困的人，可是贫困真的得到解决了吗？没有，似乎我所看到的是越来越来还在贫困。就连大里的贫困的助学金都有了那么多的争议。

老人倒在地上没人去搀扶，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真的道德沦丧到了那种地步。不不是，是因为人们害怕了那巨款的要挟，可是为什么那些本应该去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却要因为那些钱和别人打官司，却得到了别人的骂名，这么老了还不安分。我们是不是因该想想这是不是赡养？这是不是国的基本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路上总会有那么多的老人明明是退休了却还要靠蹬三轮车来挣那些微薄的收入。

各种各样的企业，一边公正于世声明社会责任，可是做到了吗？我们一边在为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而努力，一边又为那些上身又伤心的东西而缠上。

无数次走过十字街，看到路边总会有那么多的残疾人，他们在路上爬着，哭嚎着、总会有那么几个孩子会追着你跑，为了是卖掉一束花。我听朋友说他们是有组织的。不要同情他们。可是我却感谢那些所谓的组织，至少有那么一些人可以收录他们，也许这就是他们所期盼的生活吧。他们很好的生活了。而相反的景象却是，必胜客、肯德基里的人们却爆满。该如何说。

农民工，一提到这个词各种各样的话语又会在大家嘴里出来，是不是他们贫困就天生该受到人们的歧视。农民也是一样，辛辛苦苦种一些蔬菜，却因为信息失误，销售不出去。而城市里的蔬菜的价格却一直在疯长。

诚信出来问题吗？是的。但是也许我们怎的该思考，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状况。一直所倡导的和谐，可是和谐了吗？

也许政府、国家真的应该把那些放在国际综合实力的排名和人均GDP等等的关注，轻轻的转移到那些事情上。

政府正在改革，我相信不久的今天将会看到与众不同的景象。

感谢老师

参考资料

《新浪网新浪新闻》 《中国人民网》 《瞭望期刊》 《》 《》

第二篇：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

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

金东日/朱光喜

 2013-05-02 14:48:39

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2年10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增大及对其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是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的基本责任就是进行制度体系的建设，包括制度结构的完善、制度内容的合理化以及有效地执行制度并使自身发挥示范作用。然而，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与自利性导致政府的责任难以充分履行，表现为政府供给的制度约束体系存在边界的有限性、内容的不合理性和执行的失效，这不仅难以约束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反而会刺激甚至鼓励其失信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府的责任和定位被扭曲，政府不仅不能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必需的以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提供充分的活动空间，而且政府自身的强势和渗透及运行逻辑对诚信缺失的社会风气也会推波助澜甚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关 键 词】诚信社会建设/政府责任/政府的局限性/制度体系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2)10－0034－05

近些年来，一个备受民众诟病和忧虑的问题就是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等多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①尽管这些讨论的视角不同，但却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诚信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政府责任的履行。②这个共识的基本依据有两个：其一，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模式的国家主导型诚信建设机制还是美国模式的市场主导型诚信建设机制，都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1]；其二，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因而社会诚信的重建不可能自然完成，必须依靠政府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如果某种问题已经成为关涉全社会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么该问题的解决就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到底应该或必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否有了政府的重视或全面负责就可以建设好诚信社会呢？这些问题在学界的讨论中并没有深入展开。如果仅仅是意识到政府对于建设诚信社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导致诚信缺失的原因出发并由此在具体层面上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责范围，就找不到建设诚信社会的具体途径和着力点。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如下基本事实：曾经存在过的和正在运行着的中外各种全能型政府大都为建设全新的社会秩序而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们却都屡遭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至少要承认从这一事实中引申出的命题：在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或不可逾越的界限。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解释看似悖论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建设诚信社会的责任，即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政府在建设社会诚信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某种局限性，政府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其自身反而会成为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之一。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作为的定位，以期对建设诚信社会寻找正确方向有所裨益。

一、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过程中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政府必须着手解决和可以有所作为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作出合理的判断。

诚信缺失的具体表现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点都是违背了诚实、守信、践诺、履约的社会交往规范，说到底是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究竟是怎么在中国产生并蔓延的？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传统的“单位制”社会迅速解体。转型之前国家控制着各种大小不

一、级别不同的单位，单位则控制着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生命、发展前途甚至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因而社会主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很小。但在转型社会中，社会主体作出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被急剧拓宽了。首先，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迅速转型。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因而社会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作的努力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信息本身不可能完全对称的情况下，谋求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增加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其次，社会结构由整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社会分化的特点是社会构成要素的增多和各社会群体间的差异扩大。一方面，诸如职业群体、社会阶层等社会构成要素比以前迅速增多；另一方面，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甚至是职业群体、社会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需求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因此，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利益关系异常复杂，不仅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且很多交往行为都是一次性或有限次数的博弈。这种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且使传统道德赖以产生作用的“熟人社会”逐渐消失。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依靠血缘或地缘相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人们失信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社会分化所形成的“陌生人社会”里，血缘或地缘就难以发挥约束作用。因此，转型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造成了社会主体失信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增大。

与此同时，在转型期，有效的制度约束体系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单位制”模式的硬性约束体系解体后，在众多领域都留下了制度约束的空白。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已经出台，但仍有很多方面存在法律漏洞。近年来许多“应急型”出台的法律法规就是很好的证明。例如，关于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慈善事业监管的制度都是在出现问题并导致社会产生强烈不满的背景下紧急出台的。另外，还有很多制度虽然形式上存在，但其内容存在诸多缺陷或者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成为了文本上的制度而不是行动中的制度。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执法机关可以对企业缺乏诚信的行为处罚，但规定的惩治力度远远不够，加之执行走样，以至于企业失信成本过低，“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现象屡禁不止。显然，对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由上述分析可知，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空间增大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体系是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从这个原因出发，可以对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责任界定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完善制度结构。制度结构的完善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使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情形中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有相应制度规则的约束；其二，每一项制度要有具体的实施机制，实施机制的作用在于对遵守制度行为的激励和违反制度行为的惩罚以维护制度本身确定的行为准则，因为没有实施机制的制度是不完整的制度；其三，为了使各领域的基本制度体系及其实施机制切实起到约束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特别要重视专门的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即制定对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信息及信用记录的征集、使用、披露、保护、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方案。

第二，制度结构的完善只是制度体系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制度内容的合理化。一方面，建立制度的目的是约束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社会主体交往行为的可预期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如果制度内容本身不是增加了社会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而是降低了行为的可预期性、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而是增加了交易费用的话，那么，不仅不会起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效果，反而会进一步诱导和刺激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制度内容的合理化是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这就要求制度的内容必须符合必要、清晰、协调、稳定、公平的要求。必要是指制度本身是为了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徒增繁文缛节；清晰是指制度的内容确定、明晰而不是含糊不清；协调是指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衔接而不是互相冲突；稳定是指制度要前后连贯而不是变换不定；公平是指制度的对任何主体一视同仁而不是因人而异。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体不仅在主观上知道要怎样做、不能怎样做，认可和接受这些规则，而且在客观上也能达到遵守制度比不遵守制度更符合利益最大化标准的效果，进而增加社会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以进一步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合理的制度内容还需要强有力的有效执行。制度的有效执行就是政府要让制度所确立的约束规则能够完全作用于制度指向的每一个社会主体。制度如果没有被有效地执行，要么导致制度形同虚设、有制度等于没有制度，要么导致制度变异，使“好”的制度变成“坏”的制度，结果是鼓励和刺激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的有效执行要求执行主体明确、程序公开、内容真实、标准统一。主体明确是指制度有明确的执行者且执行者的责任明确；程序公开是指执行的过程对外透明并接受监督；内容真实是指制度规定的要求不被增加、减少、篡改或替换；标准统一是指在相同的情形之下采用相同的标准，不因人、因事而异。

第四，由于政府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又是制度的执行者，要求其制定的各种制度能够有效执行和被社会主体所遵从，还要求政府自身首先发挥示范作用，即政府自身应该自觉遵守各种制度，以诚信政府的形象树立起公信力。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社会诚信由政府诚信、包括企业及事业单位在内的法人团体诚信和个人诚信三个部分组成。三者中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或许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三者中，政府诚信是建设社会诚信的关键[2]。

二、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的局限性

与上述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政府的这些责任会得到充分的履行吗？进一步说，如果政府尽心尽力实现上述政府责任，诚信社会是否就能够实现呢？这种疑问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杞人忧天，因为这种疑问将告诉我们在诚信社会的建设中政府作为的范围界限或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政府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制度边界的有限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的事物、新的领域、新的社会关系不断形成，因而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发生的范围和形态是无穷无尽的。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政府不可能设计出天衣无缝的制度结构，总会存在一些遗漏的领域。同时，由于制度总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会制定，并且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因而从逻辑上讲制度就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另外，出于自利性，当制度将约束或影响到政府自身的利益时，政府可能会拖延甚至阻止制度的制定。因此。政府制定的制度约束体系总是难以完全覆盖全部社会主体的所有机会主义行为的，总会为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空间。

其次，不合理的制度。由于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经常会制定一些内容不完全合理的制度。具体表现为：(1)不必要的制度。由于行政权力的惯性以及行政理念没有从管制向服务彻底转变，一些国家机关出台本来不需要的制度，造成“制度过剩”，这些不必要的制度突出体现在诸如行政许可、审批、备案、检查、评估等方面。(2)不清晰的制度。一些制度没有提供确切的行为指南，也就是对社会主体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没有界定一个可预见和预期的框架，或者是由于考虑不周全，对制度的规定有多种理解和选择，这突出体现在诸如“临时政策”、“红头文件”等形式的制度中。(3)不协调的制度。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没有从整个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出发，而仅仅是从本部门的立场和利益角度出发，造成相关部门针对同一问题出台的制度在内容上相互冲突、相互矛盾。这也就是经常所说的政出多门、制度打架的现象。(4)不稳定的制度。由于前面的制度存在问题或者出现新的情况，不考虑制度的衔接问题就突然停止、另起炉灶，甚至是反复地改弦更张，出现制度“急转弯”、“烤烧饼”的现象。(5)不公平的制度。在没有充足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制度在分配权利和利益时随意偏袒特定的地域、行业、群体，搞所谓的“政策倾斜”，甚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形成部门保护主义或者地方保护主义，扭曲了成本和收益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分配。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方面会使社会主体无所适从，对自身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没有稳定的行为预期；另一方面还会直接增加相关社会主体的制度遵从成本，导致遵从制度的收益明显小于损失，甚至为了遵从制度而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这样的制度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行为的可预期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遵守制度不如不遵守制度，因而会刺激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3]。

最后，即使是合理的制度也可能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由于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导致一些本来合理的制度被扭曲执行。具体表现包括：(1)选择执行。一些制度的执行涉及多个部门，由于执行主体不明确、责任不清，导致这些执行部门在执行时对制度的内容进行选择——有利于本部门的就执行，不利于本部门的就不执行，或者出现不同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现象。(2)秘密执行。一些制度的执行主体在没有事先明文公布制度规则的情况下就开始执行，有的甚至是故意隐瞒制度的规定，在执行时用“按照有关规定”来作为依据。至于“有关规定”是什么则不公开。这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隐藏。或者在执行制度时没有合法理由而不透明公开，诸如“钓鱼执法”、“秘密执法”等。完全违背了制度的本来意图。(3)虚假执行。由于涉及执行主体自身的利益。执行主体在表面上执行了制度，但实际上是故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该处罚的不处罚、该奖励的不奖励，这也就是所谓的阳奉阴违式执行。(4)附加执行。执行主体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制度加入一些原本没有的内容和规定，也就是所谓的搞“土政策”。(5)替代执行。执行主体在执行时完全篡改制度本来的规定，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6)差别执行。在执行时不按照规定对同样的情况采取同样的标准，滥用自由裁量权、甚至是公开违法对不同对象采用差别性、歧视性标准。这些执行情况完全违背了制度有效执行所要求的主体明确、程序公开、内容真实、标准统一的要求。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制度落空，形同虚设，即有制度等于没有制度；另一种是制度变异，本来合理的制度变成了不合理的制度。无论是制度落空、还是制度变异，事实上都为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空间，甚至是鼓励了社会主体的这种行为。

以上三点说明了聚焦于制度及相关政策上的局限性。但如果把目光稍微转移到政府得以存在和运行的体制框架上，那么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局限性就更加严峻了。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最后一点——最根本的局限性，即当今中国的体制缺陷。

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从已有的证据进行推断，而且借助各种符号来得到控制[4]1。可以认为，诚信是通过积累信任的行为形成的，这就是在“熟人社会”(“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也是不信任的前提”[4]25)中通常容易建立诚信关系的主要原因，也是政府官员的几次“谎言”而使老百姓不信任或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整个政府的原因。但是，“熟人社会”是小圈子，不可能覆盖大规模的社会。就是说，在大规模的社会现实中不可能通过“圈子”内的“自然”积累来维系诚信，而只能通过健全且可信任的机制来确认并维系诚信。那么，这种机制指的是什么？如何建立并继续维持下去呢？

社会诚信说到底是关于某种社会行为基本准则的信念及行为主体普遍遵守这些基本准则所形成的社会状态。如果不遵守这种基准，行为主体将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由此可以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为了建设这种社会状态，需要两种机制的支撑，即上述信念能够维系的机制和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不遵守基本准则将受到某种惩罚的威慑力在内)的机制。在现实社会中，安排这种机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有一个始终保持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即除了上述已经考察过的政府之外)，以及促使这种社会群体健康生存和有效运行的社会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及现实来看，这种主体群主要有知识界、宗教界、言论界，③其共性除了承担上述社会功能之外，就是独立性。如果这些群体依附于权力或财力的掌握者，就难免替自己的这些“靠山”说话或有为他们谋利的嫌疑，因此得不到广泛的社会信任。尽管这些主体群也存在可信度问题，但至少因其角色要求和其领域的开放本质(主要是指其运行基准及据此监督的公开性)在守护社会良知及培育和呵护人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例如言论，除了言论所具有的揭露谎言或欺诈行为以及越是充分的理性讨论越接近事实真相的通常道理以外，还由于言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即其面对的是社会良心。我们知道，虽然不能说回避直面社会良知的全都是“坏的”，但直面社会良知则至少要以符合社会良知的面目来装点自己。因此，即便一家言论偏向于自己的立场而歪曲事实，不仅其他倾向的言论也会反驳其偏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诚信的言行的生存空间必将缩减，整个社会成员无论参与讨论与否都将在言论报道和理性讨论中受到宝贵的诚信教育。这就是公共言论(直面社会而进行的公开言论在本质上都是公共言论)乃至其他上述主体群存在的价值所在。

由于体制的问题，这种意义上的主体在当今中国尚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体制特征可概括为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这不仅破坏了合理性、法制进程及程序等，还不利于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责任[5]。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中最积极且最具能量的政治与行政合为一体(即“政治上位的政治与行政一体化”体制)并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导致几乎没有给上述主体群基于独立性而发挥自己应有功能的空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例如“家产官僚制”、“家天下”、“学而优则仕”、“胜者为王败者寇”等)和官场上的种种“潜规则”，那么秉持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群体能够生存的空间就是可想而知的了。由于上述中国的体制特征，完全依靠政府来建设诚信社会也是不现实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诚信社会建设既离不开政府，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存在着明显而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理性的有限性和自利性导致政府的责任难以充分履行，表现为政府供给的制度约束体系存在边界的有限性、内容的不合理性以及执行的失效，这不仅难以发挥约束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反而会刺激和鼓励其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府的责任和定位被扭曲，政府不仅不能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必需的以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提供活动空间，而且其自身强势和渗透及运行逻辑对诚信缺失的社会风气还会起到推波助澜甚至“模范带头”的作用。

结语

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重建社会诚信已成为当务之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提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适宜的，但自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已经表明，经济既不是发展的唯一衡量尺度，也不能在没有其他领域支撑的条件下持续发展。而社会诚信正是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已经讨论的内容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现实情况来更具体地考虑这一问题，社会诚信显然不只是关涉人际关系或伦理道德这么简单，法制进程、政府角色与责任、社会各种机制的完善以及充分、有效地运用社会资源等等，都与之具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到底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需要进一步界定；不仅如此，还需要充分认识政府责任的内在局限性。只有对这两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对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作用有合理的预期，从而为如何建设诚信社会找到有效的途径。

实际上，诚信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政府之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需要社会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来促进政府自身责任的充分履行；另一方面，社会自身还需要发挥政府根本无法发挥的功能。这就需要政府给这种主体群提供可发展的空间，而且拓宽与维护这一空间本身就是建设诚信政府的重要社会条件。由此，中国诚信社会建设必然是一个牵涉体制与制度、政府的意志与行为、社会主体群的觉醒与自律等广泛领域的巨大社会工程。

注释：

①参见杨中华《诚信问题的政治学维度分析》，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瑞龙《关于诚信的制度经济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王利明《关于诚信的法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焦国成《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②不仅众多学者在学术论文中指出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大量的学者在各种媒体和新闻评论中也广泛强调这一点，在舆论上形成了共识。

③这里所说的知识界并不是简单地指有学历或知识的知识分子，而是指以独立的人格梳理和创造新的知识且积极关注社会公共问题，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且秉持良知代言时代精神的群体；宗教界和言论界也不是简单地以从事“职业”为判断标准的概念。虽然在现实中我们难以寻觅完全达到这种“标准”的人，但作为逻辑分析所需要的概念，同其他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概念一样，是不可否认其实在性的。

【参考文献】

[1]廖进，赵东荣．诚信与社会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7－8.[2]陈景云，王进敏．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关键在建设诚信政府[J].学习与探索，2006,(5): 89.[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33.[4]卢曼•尼．信任[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5]金东日．中国政府过程的体制症结探析：以政策过程为中心[J].学海，2008,(2).^

第三篇：试论政府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试论政府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加快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城市基层急剧转型，居民居住、生活方式快速改变的背景下，原有的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出现明显不适，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功能和职责不清，近几年来不断增多的物业纠纷，乃至群体性事件，给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社区的产生和基本概念

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贫困、疾病、失业、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在单靠政府力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种运用社团组织，利用社会资源，借助社区力量的构想与方法就应运而生。早在1951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就通过了390D号议案，计划建立社区福利中心，推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1954年建立了社会事务局社区发展组，1957年通过社区发展来解决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支持。社区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对于社区的含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英文community-词含有公社、团体、社会、公众，以及共同体、共同性等多种含义，而中文“社区”一词是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自英文意译而来，因与区域相联系，所以社区有了地域的含义，意在强调这种社会群体生活是建立在一定地理区域之内的。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今。本文所讲的行政区域意义上的社区是指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以居住环境为主体，行使社会功能、创造社会规范物，与行政村同一等级的行政区域，通常是指街道办下属的居委会，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而在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又称为业主自主治理意义上的新型社区。

二、社区建设是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1．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必要性。首先，意识转变的需要。中国的老百姓最相信的是政府。在我国，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逐渐展开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社区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劳保都是国家包揽，以“单位人”排斥“社会人”，以“集体事业”代替社区事务，“大锅饭”思想根深蒂固；在农村社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以集体劳作方式进行单一的农业劳动，生产集体只能把少数“五保户”作为“集体人”加以重点关照，而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保障只能是个人行为，以致“养儿防老”的传统意识根深蒂固。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工作也就无从谈起。其次，社会稳定的需要。在城市下岗失业、农村劳动力失地、白发浪潮冲击、贫困人口增加、社会流动加速、多项改革需要以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民为主体的情况下，原来以国家和单位为解决问题的主体的方式已不能奏效，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时，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就成了新形势下社会健康运行的最佳选择。我国的社区建设虽然在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但仅仅局限于社区服务方面，虽然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社区的功能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社会发展的需要。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战略在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上的具体体现，没有具体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社会发展也就成为空话，因此社会发展必须建筑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之上。

2．建设和谐社区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当今世界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推行社区发展的经验，事实证明，社区发展和建设对社会现代化具有极为深远的积极意义。一是协调社会有序发展。社区是在一定区域或地域内，按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共同体，社区居民具有共同的地域观念和认同感，发展的内容是社区成员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必然有益于社区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二是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由于社区建设关系到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因而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就大大加强，使得传统的少数人决策变为大多数人决策，形成“我为社区，社区为我”的氛围。三是发展与服务、建设与排忧的统一。“为民、便民、利民”的服务性应该是社区发展和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就决定了社区发展的内容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建设，而应该是包括发展经济在内的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事务等多方面内容。

三、正确发挥政府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1．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是在意识上加以引导，让公众对社区建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80年代中期，经民政部倡导，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了社区服务事业。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社区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社区”以及“社区发展”的概念不断出现在媒体上，人们对“社区发展”一词的理解也愈益丰富、具体和不断深化。但是，目前人们对社区和社区发展的理解和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还往往局限在政府、街道、居委会、村委会或企事业单位的行政行为上，基本上没有从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角度来认识或实践社区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们应在这方面加强引导工作，比如，加强对社区工作的宣传，加强社区人意识的培养，培育社区组织等。

2．政府的扶持作用。主要是物质上的帮助，即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转轨时期，将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的一些帮助与社区工作结合起来，甚至转变成为一种社区服务。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的深化，许多职工下岗、失业而走向了社区，这些人大多数往往面临着生活、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这里不排除有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原因。一些掌握社会稀有资源和难得发展机会的人，以及钻了政策空子的人富了起来，造成了下岗和失业职工很强的“相对剥夺感”和“相对失落感”。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改革中的失利者，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平、不公正而产生了一些低落甚至抱怨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的稳定与发展。对社区这部分“弱势群体”，仅仅依靠政府的“送温暖工程”、“再就业工程”是远远不够的。而社区社会工作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好办法。因此，在社区建设尚处起步阶段的这一重要时期，政府对社区的扶持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

3．政府的服务作用。主要是在政策、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服务上。任何事物都需要政策和法律的调整，社区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更需要这方面的服务。社区社会工作与法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法办事是社区社会工作的前提和依据；二是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也延伸到法律领域，社区的社会工作更需要充实法理和法律知识，提高法学水平。在与行政管理服务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社区社会工作就是发挥着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社区工作要运用行政管理学的原理进行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也要吸收社区社会行政管理的内容。社会行政是社区社会工作法律、法规与政策变为各项社区服务的过程。它包括社会工作运用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手段、行政措施、行政咨询、行政信息、行政反馈、行政监督、人事和财务行政、物资行政等方面的原理和原则，以提高社区社会工作的功能和效率。此外，随着社区事业的发展，政府的福利、社区管理、扶贫、救灾等部门，以及工青妇群团组织也应建立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并应通过专门的法规、制度与规章规范这些机构的运作。

4．政府的角色定位。诚然，通过政府的、街道的、居委会、村委会的或企事业单位的行政行为，可以组织社区成员，调动社区资源，推动社区发展，但是这还不够。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的“单位人”已经转变为“社会人”以及“社区人”，无论是社区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其对社区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依赖较之以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此相关的是，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之社会角色已开始重新组合、从新定位，其只能开始走向分化、清晰和多样化。因此，社区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和单位的事，而且更是每个社区成员自己的事，必须有全体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必须有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介入。

第四篇：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学术界的很多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要从理论上全面把握社区文化，笔者认为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内，经过长期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行为方式以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制约着当地经济、政治的发展；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文化现象的集成，即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一定特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群体意识等文化现象。将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结合起来，才能揭示出社区文化的全面内涵。

【关键词】: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社区综合竞争力凝聚力创新

一．社区文化的形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社区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不仅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

㈠社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㈡社区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㈢社区文化的不断推进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的需要

二．社区文化在社区里设中的作用

社区文化是社区全方位的文化，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㈠社区文化营造“社区精神”

一定的社区文化，在一定时期内，总会强调特定的文化理念，从而规范和影响社区群众的行为模式，并排斥其所否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一方面不断鼓励社区群众与现实之间以及社区群众之间的相互协调；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和目标。这样，社区成员在长期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信仰和归属感，即形成了某一种共同的“社区精神”。

1.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社区文化总是要倡导社会所认定的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行为方式，并能对社区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给予解决与导向，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陶冶、美化人们的心灵，抵制不健康的文化，不断提升社区群众的文化品位，引导人们自觉追求真、善、美的东西。

2.有利于增进社区群众之间的感情，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整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工作强度加大，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单位人”界限，成了开放的“社会人”，也使得联系人们的各种因素相对减少，人们各自忙忙碌碌。八小时的工作忙碌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区度过，1

因此，如何增进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了解就成为社区群众交往的一个难题。而社区文化的群众性活动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它成为增进社区居民之间、各类组织之间相互联系、加深了解、沟通关系的精神纽带，易于把社区群众吸引在一起，创造和谐、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

3.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通过组织老年、青年、少年、残疾人等不同形式的演出活动，尤其是代表本社区外出演出，不仅会大大吸引社区不同成员的积极参与，而且在社区集体演出活动中还会增强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其对社区的强烈归属感。通常，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越强，就越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社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而越加喜爱和参与社区文化活动。

4.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社区文化以其最活跃、最生动、最具吸引力、最易于为人们接受的生活方式满足了广大社区群众的精神需求。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工作紧张程度和精神压力随之增大，需要精神上给予调剂，而社区文化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在共同理解的心里空间内，人与人之间情感交融、心灵沟通，个体化的人格融入社区整体，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个体成员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而且创造了共同的“社区精神”。

㈡社区文化为“社区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社区综合竞争力”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它以新的发展观为基础。要增强“社区综合竞争力”不能单单理解为提升社区的经济增长能力，而应理解为社区经济、文化、自然的持续、协调地发展。

1.为“社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精神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们普遍认识到：一个脱离文化背景的发展是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可以通过对社会制度构成要件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社区综合竞争力”提供精神动力。

2.为“社区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提供智力支持

创新是一个社区进步的灵魂，也是社区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在当今知识经济和科技信息全球化大趋势面前，一个社区“综合竞争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区人口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取决于社区群众综合素质的高低。

3.为“社区综合竞争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社区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娱乐业、影视及影像制品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美食、美容、时装、休闲等产业。它不仅为社区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一个社区的文化品位。

4.社区文化是“社区综合竞争力”发展的象征

一个社区的综合发展的形象是外在面目与内在精神本质的有机统一，是历史文化的沉淀

与现实文化交融的结果。对于一个社区而言，社区文化就是该社区的气质和灵魂，一流的社区文化塑造一流的社区形象。

㈢社区文化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

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是一个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的大概念，不仅体现了一个社区全体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道德风貌、精神状态、健康等人文状况，而且还反映着一个社区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智力水平。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受教育程度、道德水准、精神状态、健康状况和创新能力等。这几个方面形成一个综合的统一体，共同反映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状况。只有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才能不断推动社区建设向前发展，而要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水平，就不能忽视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

社区文化在提高社区居民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教育功能上。社区文化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和专业教育外，还有社会性自我教育。它主要通过不断向社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来实现。在社区，各种各样的国家大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和群众性的自娱自乐活动等都可以使居民在精神上得到慰籍，在思想和道德上受到砺炼与提升。另外，社区的医疗、卫生保健等知识宣传、服务活动有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有助于他们身体素质的提高。总之，社区文化在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㈣建立社区“理想家园”的社区文化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是以科学美好的“理想家园”为目标的。这种“理想家园”包括三项主要内容：法制化管理、良好的治安和美好舒适的绿色环境。

1.社区法制化管理以社区文化为背景

要科学地管理社区，既要在社区居民中灌输一种以法制规则为基础的文化，建立法制，又要创立一套维护社区稳定发展的道德体系，以营造社区文明环境。

2.社区文化成为影响社区治安的深层次因素

搞好社区治安工作，保证社区居民群众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是社区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除了依靠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外，发挥社区文化的作用，必不可少。

社区文化是建立社区良好关系的精神纽带。良好的社区关系有利于增进居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约束，有利于减少摩擦、减少犯罪。

社区文化也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责任感，社区责任感是社区成员个人对社区的关心，是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怀、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的一种心理，它形成社区群众的防范之网。

社区文化孕育出的一种对社区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见，社区文化作为影响社区治安的因素，其作用是独特的、无法替代的。

三．社区文化建设的方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改革的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社区居

民参与缺乏主动性；二是社区文化建设缺乏经费，这也是目前制约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影响因素；三是社区文化建设对政府依赖性大，社会化参与程度低；四是社区文化建设队伍整体水平低；五是社区文化建设管理的制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文化建设的步伐，要想很好地建设我国的社区文化，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统揽全局，不断开拓。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方方面面，这里只是试图从总体上探讨社区文化的建设方略：

㈠把握好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1.社区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

社区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这里主要指的是要把社区文化建设真正作为社区内广大居民群众的一项事业来抓，正确引导广大居民群众真心诚意地关心和参与社区的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广大社区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区群众的主体性得以发挥。

2.社区文化建设的融合性原则

社区文化是一个综合体，既包括传统文化，又包括现代文化；既有精神文化的内容，又有物质文化的涵义；既包括本社区文化的特点，又吸纳外来文化的新内容。因此，发展社区文化必须使各种文化达到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做到“雅俗共赏”，而不是偏废某一方面。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们与经济、政治是相辅相承的，因此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坚持融合性原则。

㈡强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意识

进行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根据社会发展的总体发展趋势和文化生活的特点，强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意识，不断将社区文化推向更高层次：一是强化“社区文化力”意识。这里的“社区文化力”特指通过文化建设而逐步积累起来的现实力量，它包括社区文化的实力和现实水平，也包括社区文化对社区综合竞争力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二是强化社区文化的创新意识。社区文化的创新是社区文化建设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又是立足于社区文化的整体发展格局上；三是强化社区文化的特色意识。强调特色意识就是要充分尊重社区绝大部分居民群众和组织团体的意愿、利益，制定一个符合本社区长远发展的赋予远见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并以此作为社区文化发展的主题。主题鲜明的社区文化才富有个性。

㈢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途径

1.大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以社区基层文化站为龙头，以社区各街道、居委会、住宅小区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文化活动场所为活动阵地，以发挥社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引导，以为社区居民搞好各种服务为基础，利用各种载体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使不同文化修养及情趣爱好的群众都能各展其长，各得其乐。

2.搞好社区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制定其发展的战略原则：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出发，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文化资源为助手，注重文化体制的不断创新，加快形成以文化传媒业、电影产品业、广告业、旅游业等为支柱，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真正将文化产业作为社区建设的新的增长点。

3.发挥文化组织机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管理

社区文化组织，无论是政府办还是非政府办，都要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职能，这也是国际大都市社区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

4.重视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重点抓好专业和业余两支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应及时解决文化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和待遇问题，向社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队伍；在业余队伍建设方面，要以社区内文化工作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一支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加强培训，壮大文化建设队伍。

5.强化对社区文化的制度化管理，建设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结合社区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对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报刊、俱乐部等文化、学习和娱乐场所管理，加强对开发中的商住房、物业、生活小区文化功能的管理。目前就是要加快社区文化的法制化、科学化的管理，真正做到社区文化管理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软环境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大对社区设施、卫生、美化等硬件的建设，集中力量防止重点污染源，扩大绿化面积，建立有效的管理程序，使生态环境和社区发展的综合决策科学化，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做到“天人合一”。

总之，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社会各界都能认识到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努力探寻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那么，我国社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高占祥.论社区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2]龚贻洲.论社区文化及其建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3]仍是竞争中的强者[J].世界箴言，1990,(3).

第五篇：论新闻媒体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论新闻媒体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媒体在廉政建设中有五大基本功能，即反腐倡廉的信息传播功能、宣传引导功能、舆论监督功能、警示教育功能、陶冶教化功能。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但新闻媒体在廉政建设中发挥作用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如传播反腐倡廉信息不够准确、及时、权威；反腐倡廉宣传引导对象不够明确具体，形式不够生动活泼；反对腐败的舆论监督没有刚性措施，缺乏问责机制；案件披露热衷于贪官色情和贪污受贿金额，警示剖析不够；对廉政建设的理解粗浅，起不到陶冶情操、启迪心智的效果。对策建议是：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建立健全反腐倡廉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建立健全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结果反馈机制；改革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深入灵活地开展防治腐败警示教育；分层次有效开展廉政文化传播。

新闻媒体在反腐败尤其是廉政文化建设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自身功能有哪些不足和局限性？应采取哪些对策？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和理论研究，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重视新闻媒体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是国内外的共识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政务公开透明是时代的潮流。不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还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都对新闻媒体在反腐败中所起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

1.重视舆论监督是国际反腐的一大有益经验

就推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积极参与预防和打击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这种参与应当通过下列措施予以加强：

（一）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并促进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确保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

（三）开展有助于不容忍腐败的公众宣传活动，以及包括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方案；

（四）尊重、促进和保护有关腐败的信息的查找、接收、公布和传播的自由。”

一些非政府的反腐败国际组织也非常重视媒体的作用。如“透明国际”设计的国家廉政体系，就把大众媒体作为基本的“廉政支柱”之一。“透明国际”的创始人之一杰米里•波普认为：“如果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确信，他们不会有被新闻媒体在公众面前曝光因而受到羞辱的危险，他们就愈益受到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诱惑，而政治家在追逐这类好处的时候，总试图使新闻界保持缄默。” “透明国际”的另一位创始人彼得•艾根甚至看到了新兴新闻媒体——网络对反腐败的积极作用，他说：“对于我们这些反腐败积极分子而言，网络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反腐败工具。”

很多国家也都很重视媒体的新闻监督作用。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被曝光后，受到了处理。芬兰中央银行行长有一次在公务接待中点了一道鹅肝，被媒体指责“超标”，结果引咎辞职。

2.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媒体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舆论监督作为10项党内监督制度之一。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在2008年1月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指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进一步树立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运用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在2009年初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贺国强再次强调：“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做好对外宣传，树立我们党和政府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

200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明确提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重点新闻网站、政府网站继续办好反腐倡廉专栏、专题节目。完善反腐倡廉新闻发布制度。做好反腐倡廉对外宣传工作。严格执行反腐倡廉新闻宣传纪律。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开展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和热点问题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工作规划》强调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重视和支持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推动和改进工作。新闻媒体要坚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和建设性监督，遵守职业道德，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会效果。”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二、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功能

从当前新闻媒体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出的作用看，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主要有五大基本功能：

1.反腐倡廉的信息传播功能。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新闻媒体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播反腐倡廉信息。新闻媒体传播的反腐倡廉信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层反腐倡廉决策。包括以反腐倡廉为主题或与反腐倡廉相关的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工作部署及有关法律法规等。二是反腐倡廉成效。主要是刊载、播发进入一定程序的腐败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预防腐败的效果。三是反腐倡廉知识。包括刊播反腐倡廉理论评论、经验做法和国外信息。

2.反腐倡廉的宣传引导功能。新闻媒体的反腐倡廉宣传引导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的方式，宣传党中央确定的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工作原则和主要任务等，督促各级党委政府贯彻落实。二是推介廉政勤政先进典型，引导全体公民尤其是党员干部爱廉、向廉、敬廉。三是通过宣传反腐败的成效，昭示我们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反腐败斗争。

3.反对腐败的舆论监督功能。中央多次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体在反腐败中的舆论监督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奢侈浪费、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进行曝光批评，督促党政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和个人道德品格修养，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二是曝光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三是对党政机关尤其是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中存在的失职渎职、执法犯法、司法不公问题进行批评，推动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

4.防治腐败的警示教育功能。运用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至少在当前是防治腐败最有针对性、效果最快最易显现的教育手段。新闻媒体刊播典型腐败案件，通过贪污受贿者被依法依纪惩罚处理，对其他企图贪污受贿者以震慑，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以警醒，使他们不敢去以身试法。新闻媒体通过对典型腐败案件的特点、危害、发生原因的剖析，向有关方面提出预防建议。有关方面据此制定对策，完善法律规章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从而使公职人员没有贪的机会。

5.倡导廉洁的陶冶教化功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廉洁程度或者说腐败程度，与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文化背景有相当大的关系。传承廉政文化、批判腐败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廉洁的氛围，是新闻媒体的重要使命。新闻媒体在传播廉政文化中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廉政文学陶冶人的崇廉、为廉的人格情操，建设廉政精神家园。二是以廉政理论评论升华人的议廉、思廉的思想境界，建设廉政理论家园。三是以廉政公益广告强化人的爱廉、尚廉的责任意识，建设廉政社会家园。

三、当前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新闻媒体与中央的要求和期望相比，与国外媒体在反腐败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当前，新闻媒体在反腐败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影响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传播反腐倡廉信息不够准确、及时、权威。这在腐败案件报道方面尤为突出。由于案件信息来源渠道不畅，特别是媒体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媒体尤其是都市生活类、晚报类报刊，对一些腐败案件道听途说，造成报道的案件新闻信息不准确甚至严重失实，以至于出现假新闻。一些媒体对反腐败决策政策、反腐做法措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由于信息来源不正规、渠道不畅通，也造成了一些新闻媒体发布的反腐信息不权威、不可靠。

2.反腐倡廉宣传引导对象不够明确具体，形式不够生动活泼，效果不够明显。对反腐倡廉尤其是重大反腐决策的宣传，党报与都市生活类、晚报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综合性报刊与专业报、行业报刊，报刊与广播、电视、网络，没有根据自己的受众特点进行宣传引导，面向的对象不明确不具体，形式上千篇一律，内容上缺乏针对性，对廉政勤政先进典型的宣传，追求“高大全”，没有个性，形式单一，不易被受众接受。反腐成效的宣传，也不够生动活泼。这样的宣传引导，很难收到明显的效果。

3.反对腐败的舆论监督没有刚性措施，缺乏问责机制，成效不够理想。一些腐败现象，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批评，被得到了纠正处理，但也有相当多的腐败问题、腐败案件、腐败分子在媒体曝光后没有受到处理，或者说处理得过轻。这里面既有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因素，也有舆论监督体制机制不健全不科学的问题。就新闻媒体来说，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和不会监督的问题。就有关部门来说，对媒体报道的腐败现象，缺乏快速反应机制；或者虽然注意到了，也查实了，但缺乏刚性的处理措施，问责没有得到落实或真正落实，不能及时回应媒体，反馈处理结果。

4.案件披露热衷于贪官色情和贪污受贿金额，警示剖析不够。一些都市生活类、晚报类报刊，对腐败给国家、社会造成的损害并不关心，而是热衷于炒作贪官包养了几个情妇、“二奶”，贪污受贿了多少钱，私生活如何奢侈糜烂，很少去理性地探寻案件的发生原因、特点和防治对策，剖析的深度、警示的效果远远不够，甚至给办案带来不利影响，在社会上产生负面效应。

5.对廉政文化的理解粗浅，起不到陶冶情操、启迪心智的效果。从总体上看，宣传廉政文化的新闻媒体数量太少，而且一些新闻媒体仅仅把廉政文艺晚会、廉政歌曲等浅显的东西作为廉政文化，对廉政文化的概念模糊不清、理解肤浅，对真正能陶冶情操的廉政文艺作品刊播得不多。对于一些腐败案件的评论也过于粗浅，很少能从制度、经济、法律、社会等深层上研究腐败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去找出有效防治腐败的路径。这样就很难让人能理解腐败的危害、廉洁的益处，很难起到去除私欲、崇尚廉洁的成效。

四、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作用的对策建议

就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笔者提出一下对策建议：

1.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一是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舆论导向正确与否，不仅对反腐败有直接影响，而且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所以，各级党委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领导，新闻媒体一定要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二是要改善党对新闻媒体领导的方式方法。根据不同类型媒体的特点，采取多维的领导管理模式。做到既要在原则问题上管得住，又要在具体运作上放得开，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按新闻规律办事结合起来，把坚持正确反腐舆论导向与反腐宣传报道多样化结合起来。

2.建立健全反腐倡廉信息公开发布机制。一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及时公开重大案件信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反腐败机构应当增加自己工作的透明度,和新闻媒体建立起稳定的联系,通过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向公众介绍反腐败工作的进展和取得的成就”,如“建立新闻媒体案情通报制度”,为公众参与反腐败创造条件。二是反腐倡廉信息要向所有关心某一信息的媒体公布，使小媒体和大媒体在反腐倡廉新闻宣传报道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反腐倡廉新闻都具有权威性。

3.建立健全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结果反馈机制。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要正确看待新闻媒体的批评。绝大多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是要给党委政府添乱，而是要帮助、推动党委政府改进工作，对党的事业是有益的。二是有关职能部门应及时开展舆论监督事件的调查。新闻媒体对腐败现象进行曝光批评，相关部门就要及时对事件进行调查。问题属实的，及时启动问责制，依纪依法作出处理。三是及时向媒体反馈调查处理结果。舆论监督不实的，及时澄清事实；情况属实的，通过媒体公布，给社会公众一个交待。

4.改革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一是要根据每家媒体的特点确定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对象、目标和路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必须分成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样教育引导才有针对性，也才会有效果。二是要贯彻“三贴近”原则。党的反腐倡廉决策、政策，国家的反腐败法律法规的宣传，要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让群众易于理解和认同。三是先进典型宣传要注重个性。新闻媒体要抓住先进典型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以及他（或他们）所处的地域特征、工作特征进行宣传报道，使受众觉得先进典型也是人，既有值得学习的一面，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一面，是可敬、可爱、可近的人。

5.深入灵活地开展防治腐败警示教育。一是警示教育要在案件的深入剖析上下功夫。在腐败案件的特点、发生原因的分析上，新闻媒体要从社会层面研究腐败现象，从制度方面探讨腐败发生的根本原因，提出防治腐败的可行对策。二是警示教育要在新闻处理方式灵活性上下功夫。可以运用案件剖析、贪官忏悔、办案人员解析等多种形式，开展有效的警示教育。通过灵活的处理方式、可读耐看的故事，吸引人、打动人、警示人。三是要在加强案件报道的管理上下功夫。新闻宣传主管部门要关注腐败案件报道的异常动向，对于过度渲染贪官糜烂生活容易造成负面社会效应的，要及时提醒、批评、阻止。新闻媒体要加强新闻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和法律纪律的教育，防范格调低俗的腐败案件报道出现。

6.分层次有效开展廉政文化传播。一是要厘清廉政文化的概念。新闻媒体要通过发动专家学者展开研讨，形成一个大家比较认可的廉政文化概念，从而使廉政文化建设及廉政文化传播更有的放矢。二是针对不同人群推出不同廉政文化精品。如高级领导干部，要向其灌输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廉政理论；中级领导干部，要向他们传递依法用权办事的权力观；普通党员干部，要强化他们廉洁的意识。三是要更多地推出多样化的廉政文化作品。既要有深刻的廉政理论，也有要热点廉政评论，还要有脍炙人口的各种廉政文艺作品等等。

有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笔者相信，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新闻媒体不仅能够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也能够为廉政文化建设拓展出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