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我国法制报道发展的新透视司法制度论文
对我国法制报道发展的新透视司法制度论文
作者：本站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06-9-21 12:41:00 发布人：admin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历史时期，法制报道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对此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法制报道将逐渐占据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法制报道 舆论监督 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法制报道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而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十五大”以后，“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并被写入宪法，法制报道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报道内容已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试从发展的角度，来评析我国当前法制报道中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
一、法制报道新特点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七十年代末的刑法，刑诉法的诞生到1980年新宪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春天的到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的实践昭示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作为宣传报道的法制新闻，同样色彩纷呈，在新闻工作中异军突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独树一帜的新闻门类。现在全国法制类报刊已达上百家，从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法制报道也从零散到形成气候。在持续开展的全民普法活动，依法治理等项工作中宣传报道鸣锣开道，大张旗鼓，使法制报道倍受重视，为法制报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辟了广阔天地，促进了发展。
跨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仍在不断加强，法制报道进入了更快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过去相比，法制报道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报道对象范围扩大化
过去法制报道目光仅局限于诉讼、犯罪上，盯着公、检、法三家，因此报道内容多是罪与罚相关的事情以及关于政法部门的工作情况和人物事迹。事实上，这种报道我们应该把它叫做“政法报道”，而不应叫“法制报道”，因为它没有能完全包括当今法制报道所涉及的范围。(1)而现在，法制报道的对象范围早已超出了政法部门，包括了社会生活各方面与法制有关的一切内容。人们又将报道对象进行划分：从行业角度将法制报道分为“经济法制，刑事法制，民事法制，行政法制，文教法制等”(2)也有人把法制报道分为立法，执法，守法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3)从地域上看，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法制新闻。这些见解都从某个方面对法制报道的对象进行了概括，突出了各自特点。
在近些年实践中，我国法制报道逐步总结形成了“立足政法口，面向全社会”的报道原则。这一原则也同时体现了报道的范围，它要求，要以政法口为法制报道的依托，有所重点的反映政法战线的新形势、新精神、新成就；国家依法治国的新特点、新动向、新经验，还有政法战线各种人物的新风貌，以及人民权中对政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同时又要开拓新领域，面向整个社会，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到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领域，市场经济法制领域，小到家庭婚姻以及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的法制问题，这些都应在我们的报道范围内。2． 在新闻报道中法制报道的比例呈增多趋势
法制报道是我国民主建设过程中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因此，法制报道的比例的增多，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和要求。笔者对我国三家综合性报刊，《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日报》在同一个月中的法制报道的数量及其比例进行了一次量化统计： 1995年 2000年
《羊城晚报》 105条 2.1% 232条 8.2% 《北京晚报》 95条 1.9% 202条 7.5% 《新民晚报》 110条 2.3% 248条 8.9%
由此可见,法制报道已经形成了独具新闻规模的报道类别。法制报道逐渐倍受重视,因为今天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必然要求加大法制宣传工作的力度。因此，新闻单位要把此项任务,作为一项长期基本任务紧抓不放,列为报道工作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受众的求知欲日益扩大,文化水平日益提高,能否最大程度的满足受众的需求和兴趣,已经成为新闻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法制报道以其本身新奇有趣,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点,必然会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题材。所以，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法制报道的数量比例也就必然会逐渐的相对增多，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板块。3． 法制报道形式的多样化
随着法制报道的日益普及和快速发展，它已经突破过去消息、通讯的那种传统写作模式，而逐渐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1）报道内容结构设计上的多样化。
这主要表现在标题的制作和篇章结构的安排的新颖上。如《羊城晚报》2001年4月16日的一片法制报道《小小幼儿园惹出身债》，标题虽一般，但它在每个大段前，加一个疑问式小标题——怪胎如何诞生？——谁是债主？——真是无药可治了吗？通过一系列疑问把读者吸引住，使读者带着疑问去阅读这篇报道。再看下面标题：《只因尿水溅头上 表兄掐死亲表弟》，《贻害村民的“魔窟”》等，这些标题的显著特点就是给人留下悬念，新奇有趣，引人注意。因此，好的标题是文章的点睛之笔，读者已看，或能知其要领，或能受到深刻的启发、激励、感染和教育，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4)（2）参与性报道的大量使用。
它主要是指让受众或法律专家共同参与到报道中来。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每一期节目都会请一位法律专家进行现场点评，以案说法。而报纸则有创设的读者信箱栏目，让读者谈自己意见看法，或让专家解答读者提出的法律问题。再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法制新世纪”节目，将受害人请到直播间，进行现场采访，让第一当事人自己向听众讲述案情的来龙去脉。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报道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有利于贴近百姓，体现媒体对社会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而吸引更多的受众。
（3）把法制报道渗透到其他类报道当中。
有的报道虽不是典型的法制报道，但是事件本身与法律有着密切关系，从而它也能同时发挥出法制报道的功能。例如2002年3月5日《北京日报》的《房产周刊》专版内，一篇《房产纠纷诉讼大幅增加说明了什么》报道，其中大篇幅的是说房屋质量差，物业管理不善等问题，但最终还是点到了法律问题上，并且最后引用了法院院长的谈话：“说明消费者法制观念增强，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消费者日益成熟的表现”，同时也反映出涉及房地产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配套等法律问题。再如文化新闻专版里的一篇报道《〈法官妈妈〉三八倩京城》，它是对一部新拍的电影的报道，主人公是以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庭优秀法官、全国十佳法官之一尚秀云为原型，以尚秀云以及诸多少年庭法官们身体力行，挽救失足少年的事迹为素材。这篇文化新闻报道，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一种法官精神和法制文化，是政法部门工作人员学习的典型榜样。由此可见，生活中与法律相关的报道现在随处可见，这更说明了我们的生活与法律的紧密相连。(4)利用现场直播或实况录像录音来进行报道。
它实际上是现在进行时的同步报道，这样做可以加强司法公正的监督力度和透明度，进行客观报道，以客观事实为第一要素，报道内容完全真实准确，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5)如1998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98中国电影第一大案”，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对这次直播的评说，最具有权威性的《人民日报》7月15日以《加大审判透明度 把理讲在法庭上》为题发表的对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的专访。肖扬指出：“公开审判是为了加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做到事实调查、举证、质证、认证、辩论都公开在法庭上进行，目的是为了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公正……通过新闻媒介的现场报道，可以让更多的公民了解庭审，一方面法院接受监督，另一方面又是一次普法教育。(6)过去媒体在报道案件时，都是滞后于新闻事实的发生，媒体对司法审判过程监督乏力，这种现象显然无法让受众满意。可见，这种法制报道方式既是新闻改革的要求，又是加强舆论监督，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
4．法制报道的普法教育功能不断强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社会各个领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新问题，这样就必然要靠法律来调节社会关系，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去健全和完善当前不完备的法律体系。因此，对广大群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仍将是新闻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严肃的法制新闻不应当仅仅满足于给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还应当承担向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帮助人们提高素质的使命，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法制报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在普法宣传教育上，应用最多的就是以案说法或对法制报道提供相关的法律资料，这样做，读者就可以容易的了解案件，理解其中法律专业术语的含义。例如2001年4月18日《羊城晚报》上的一篇报道，标题为：
定罪量刑 讨价还价
“辨诉交易”首登我国法庭，25分钟审结一起故意伤害案
当读者看到该标题时，一般人都会对“辨诉交易”产生疑问，不知其意。于是编者在新闻旁边用一小块空间对“辨诉交易”进行名词解释，当读者理解了它的含义后，自然容易看明白案件事实了。
另外对案件或法规介绍配之以漫画，效果更好。例如《法制日报》有一版普法系列漫画，让读者搞笑的同时，又能很容易的从中理解其法律精髓，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同时在《法制日报》还有法学理论专版和法律评论栏目《法眼》，由众多专家学者探讨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见解。法制报道的新特点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法制建设的新要求，它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法制报道的快速发展。
二、法制报道中出现的新问题 1． 法制报道专业性不强。
在当前法制报道中，频频出现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报道和提法，最典型的和常见的就是一些有罪推定的惯用语，如“歹徒”、“恶棍”、“凶杀”、“当场擒获抢劫犯两名”、“某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等等。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1《xx晚报》1999年7月9日三版上的题为《揭穿“xx花园”骗局 老板xx被逮捕》，犯罪嫌疑人刚被逮捕，还未提起公诉，撰稿人除在文末断言其“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外，编辑已在标题上为此案定下了“骗局”的性质。
例2《xx日报》1998年3月10日一版《山西有毒假酒案一审判决 六名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一审判决上诉期未过，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这时任何人无权将被告人定为犯罪分子。(7)造成这些差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记者缺乏足够的法律专业知识，虽不可能要求记者都成为法律专家，但是通过学习培训和请教法律专家，上述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与此同时, 随着法制报道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的不断增多，一些违反法律、违背社会公德的法制报道也随之出现。如有的报道置国家法律关于不准泄漏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规定于不顾，硬要来个“猎奇”、“揭秘”；有的对于凶杀、色情案件的过程描写极尽详细之能事，唯恐漏过了某个细节，使得新闻报道比暴力、色情小说还要“精彩”；有的报道对于犯罪分子复杂的、高科技的作案手段记录的一清二楚，简直成了一则免费的犯罪技巧教材，等等。这虽与记者的法律素质有关，但恐怕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卖点”、制造“轰动效应”，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压倒了记者看守国家法律，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同志在谈到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重的素质时，提出“记者搞批评报道不仅要有法制观念还要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起码要具备自己想报道领域的法律知识，缺乏法律知识，在批评性报道中违背法律规定，是最危险的。”(8)
因此，提高记者的自身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比“法律扫盲”更为重要，任务更为艰巨。面对此问题，法制新闻工作者应做好以下几点：
（1）新闻单位应定期对新闻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提高全体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
（2）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思。
（3）建立新闻单位工作责任制，奖惩分明，权责明析。
（4）建立新闻单位激励机制，定期考核，促进新闻工作者的学习进步。2． 法律监督报道干涉司法公正。
要保证国家制度的有效性，保证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正确贯彻实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舆论监督。展开舆论监督，是新闻单位对全社会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也是党报的重要职能。但是在舆论监督力度不断增强的今天，出现了法制报道中的新闻与司法的冲突问题，这不得不引起新闻界的严重关注。
近年来，新闻媒体通过揭露司法审判中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各种丑恶现象，实施新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包含行政监督，法律监督，党纪监督，更包含群众监督，(9)其中的法律监督，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但是，与任何其他权力一样，新闻监督也是一柄双刃剑，可能正当行使，也可能被滥用，甚至被腐化。有的新闻单位记者带着一方当事人到法院采访，法院接受不接受？笔在记者手里，少不留神就被曝光，这无疑是对法官公正判案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甚至一些媒体为了追求“卖点”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在报道时过分夸大的宣传司法的阴暗面，这样必将岁还了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和法律权威，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效应。
对于此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早四川发生的一起行政诉讼案——“夹江打假案”，并由此生发出新闻与司法冲突的反思。案情是四川夹江县彩印厂印刷假冒商标，省技监局得知后，查封了该厂的假冒商标和厂房、设备，并予以罚款处理。夹江彩印厂不服，认为技监局没有行政处罚的权力。因为据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由国家行政工商管理部门负责。于是就以其越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立案后舆论哗然，新闻媒体上一片原告无理的声音。结果法院判决“维持四川省技术监督局的封存通知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事后，法律界对此大有意见，认为新闻单位法制观念淡薄和法律知识浅薄，对法院正在进行的行政审判提出职责，显然不妥当，是典型的舆论干预法律行为。一些法律专家指出，“司法界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新闻界是在追求自身或受众信念上的公正，那么谁更公正呢？无疑法律应当是共同遵守的根本准则”。(10)从根本上看，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实质上是一种上双向平衡关系，司法独立是为了使国家法律在执行中不受任何因素干扰，做到执法公平。而新闻舆论对司法监督，目的是要国家法律得到严格执行，以防范司法腐败，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舜丛煲桓龉降姆ㄖ位肪常岳谖夜母锟诺慕】捣⒄埂?11)因此，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特别是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对于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将新闻舆论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舆论监督行为，对此，我们在法制报道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报道要客观全面，不能只报道案件的某一方面，也不能偏向当事人一方的观点。尤其对于正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做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影响法院裁决。
（2）传媒应在深度上做文章，努力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实质，不仅要报道现象，也要报道原因。同时记者应控制激愤情绪，避免“意识狭窄”，(12)正确引导舆论导向，避免给公众造成对审判活动的误解。对于案件审判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理解时，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可现在内部提出或通过内参反映，待达成共识后于适当时间予以发表。(13)（3）新闻媒体与司法部门应积极合作，以大局利益为重，并由司法部门制定出媒体合理介入司法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传媒本身也要加强舆论监督者的自我监督，制定新闻工作者舆论监督行为守则规范，加强管理，廉洁自律，提高法制报道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和监督水平，扫除有偿新闻等新闻腐败现象。
总之，新闻舆论监督的职权范围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和保障，杜绝滥用舆论监督权和舆论监督对司法行政权力的干扰，保障司法工作正常进行。同时还必须保障正常的舆论监督，来监督司法公正。实践证明，只有加快新闻立法进程，才能营造一个健康的舆论监督环境，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其他领域的工作保驾护航，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3．法制新闻的经济服务性不强
法制报道担负着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的任务，要为增强全民的法律素质而提供服务。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各种新闻媒体应多开一些法律栏目，加强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因此，不断增强法制报道对社会、广大群众的法律服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当前，我国法制新闻大部分是报道刑事民事案件，虽然报道内容与百姓生活很接近，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法制报道应高瞻远瞩，服务经济建设大局，担负起新的工作任务。如今，我国已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于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WTO既是经济规则，更是法律规则；既有对成员国实体法方面的最低要求，又有对程序法方面的最低要求。我国虽已早已注意与国际接轨，但加入WTO后，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宣传WTO规则，围绕WTO的法制新闻报道必将是目前新闻报道中的关注的焦点之一。面对WTO，法制报道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宣传WTO知识，为企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
根据WTO规则，我国将在削减关税、开放农产品市场以及在电信业、银行业、证券业等方面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法制报道应充分发挥新闻的传播引导功能，为我国各级政府、企业、个人，特别是为农业、电信、银行、证券等行业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例如在解决贸易争端的一般原则、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的执行与监督、补救方法等方面，如何利用WTO 的解决争端机制，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等问题，媒介应及时报道相关信息，引导企业避免或少走弯路，在一个比较高的基点上了解和适用WTO规则。
目前，法制报道对WTO的宣传，但传关注事件或案件本身的报道较多，针对企业状况，着眼未来发展的少，脚踏实地为企业发展提供系统法律服务就更少。企业如果不了解WTO规则，就不能很好的运用WTO规则，就难以把握加入WTO后带来的机遇，更难以应对风险与挑战。这是各类媒体在关于WTO的报道中都应注意的大问题。
（2）宣传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观念改变
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申请专利是实现市场独占的唯一法律途径，商标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一个企业拥有的注册商标特别是名牌越多，其拥有的无形资产就越雄厚。我国西部10省、区、市注册商标拥有量不及广东一省，甘肃省历年累计注册有效商标仅4600件，平均50多家企业才拥有一件注册商标。如此众多企业没有独立的注册商标，使人很难想象企业靠什么去发展，即使经过艰辛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又如何让消费者去熟识他们的产品，打出自己的品牌？如《中国知识产权报》得一则报道，上海“三枪”集团90年代初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基础上研制开发的“柔暖棉”技术，由于没有申请专利而被仿制，甚至还被人成批的生产用来制造该产品的设备，以及被人仿冒后抢注专利，反诉其侵权而白白吃了哑巴亏。相信这些法制报道，不仅帮助企业从中获得重要教训，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众多企业传播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意识。
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是当前世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涉及面最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一个国际公约，是WTO成员国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协议。中国毫无例外的也要完全履行TRIPS协议，而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TRIPS还未完全接轨。有鉴于此，法制报道在密切关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四部法律（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进程同时，应注重向大众及时传播相关信息和知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充分利用法律空间，努力避免经济贸易争端和冲突。
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仍不够，对此，法制报道不能等闲而视之，要为宣传知识产权保护作努力，以使之适应WTO活动规则。
（3）宣传法治环境，为招商引资服务
加入WTO后，必然会吸引众多国际公司来华投资，外商的投资对象的选择上，往往取决于当地的投资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的优劣将会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法制新闻报道在宣传当地法治环境方面应多下功夫。
2000年7月7日《人民法院报》发表了记者采写的《为金张掖“淘金”》，介绍了1997年荣立最高人民法院集体一等功、荣获1998年“全国优秀法院”、1999年甘肃省“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的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司法公正，促进经济发展的事迹。其中谈到当地倍受瞩目的斯丹纳（甘肃）啤酒花加工公司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获得了该案申请执行人美国投资方的高度评价。美方董事长对记者说：我们对张掖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非常满意，我们会绝对遵守中国的法律制度，为西部大开发做出贡献。从这一报道中，广大读者，特别是有意投资西部的商家，对张掖的良好法治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4)随着我国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必然会带来经济纠纷的增多。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无疑倍受新闻媒体的关注。法制新闻应在报道当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摒弃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秉公执法的案例的同时，注重新闻手段的综合应用，消息、通讯、言论多种题材并举，以多窗口、多种形式展示我国法治环境和投资环境建设的成就。
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我们看到了法制报道中出现的可喜的新气象，同时也看到了法制报道中出现的不如人意的新问题，这将意味着未来的法制报道的工作任务将更为明确，更为艰巨，同时也对法制报道新闻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法制报道应继续坚持服务于大局，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客观公正报道，增强普法宣传力度，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第二篇：美国司法制度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
美国司法制度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
一、美国司法制度
美国属于普通法法系国家，普通法法系是指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普通法又称判例法，法官在法律创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19世纪中叶普通法在美国得以确立，美国法的成文宪法、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并存等独创性制度对世界各国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诉讼程序中的代表制度，表达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特征。美国陪审团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依据法律或者民间惯例，吸收非职业法官的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团成员，与职业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司法民主制度。1《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使用陪审团审判。在庭审调查和法官指示结束之后，由陪审团成员对案件进行评议，陪审团评议后投票作出裁决。如果达成了一致意见或符合制定法所规定的不一致意见则作出裁决并告知法官，由法官审查裁决书的形式要件后交由陪审团长或由法官本人在庭上公开宣读。诉讼双方有权要求法官在公开的法庭上询问每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让他们各自回答裁决结果。2
在美国的司法发展史中，陪审团制度因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而意义重大，对美国诉讼制度的建构和运行起到了塑造性和支柱性的作用。这个制度不但作为程序的一部分而且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影响了法庭程序的很多方面，美国法律的许多特点都是与陪审团制度环环相扣的，他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现代美国陪审团的责任是从证据中找出并认定事实、证据和事实裁决案件，具有明显的自我保护功能、教育功能和增强民众民主意识的作用。
（二）美国的法院系统设置
美国法院系统分为联邦和各州两大系统。名称和审级不尽相同，管辖权限错综复杂。法院一般是民事刑事兼理，均采取陪审制。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配属 12 钱弘道：《英美法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3 《联邦诉讼程序规制》第31条(C)规定，“宣告裁决时，在裁决记录到案之前，如经一方当事人要求或法庭仔细决定，可以逐一询问陪审员” 于各级法院。联邦系统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为涉及联邦宪法、法律或国际条约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联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国境内供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之用的通航水域案件，不同州之间，不同州公民之间的争议以及州政府向它州公民提起诉讼。联邦系统法院包括联邦地方法院、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和专门法院。州系统法院包括基层法院、州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美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层级各司其职的特征，保障了美国司法系统的有效运行。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已难以适应我国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一）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或组织的关系上看，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应是完整统一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被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区域所分割，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已演变成“地方的”司法机关。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都依赖于地方政府，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公正的行使司法权具有障碍
（二）司法机关系统内缺乏监督
我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难以真正实现，主要表现在检察监督的力度疲软、检察监督局限于事后监督和检察机关缺乏监督易造成监督权的滥用。
（三）司法机关不遵守程序现象普遍
与英美法系国家“程序优先”的法律理念不同，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往往把法律程序视为形式主义。由于我国在立法中轻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有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甚至认为程序法只是约束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机关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约束。我国司法错案的发生大多出现在程序法的执行不严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程序不严谨必然导致执法不规范、司法不公正。
（四）法官缺乏独立审判权
由于长期受到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司法工作。在我国的审判机关中，法官始终作为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审判程序中，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无权独立对外做出裁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院的裁判权由审判委员会垄断，无论案件是否重大疑难，案件裁决均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合议庭失去了原有的职能作用，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导致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随着近些年案件数量的大幅增多，法院的工作效率越来越成为法院发展的障碍，法院系统内的现行管理方式又导致了法官责任心的缺乏和审判工作的低效率，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五）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低司法腐败现象严重
我国司法系统中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全国检察机关系统中，本科层次的只占4%。我国司法系统中，复转军人、通过社会招考进入司法机关的人数远远超过政法专业的毕业生。近年来我国司法腐败的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非法所得数额越来越大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法制的权威。
三、从美国司法制度探究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方向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确保司法权统一
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制国家所遵守的基本准则，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除了存在一个州司法系统外，还设置了一个统一的联邦司法系统。在联邦司法系统中，将整个国家划分为93个司法区，每个区包含一个联邦区法院它是联邦司法系统内行使一般权限的一审法院。3同时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对于一审法院受理 3(美)罗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的案件，在经过各州最高法院审理后，还可以依法通过上诉和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尽管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其统一的司法系统有效的维护联邦法制的实施和司法权的统一。在我国面临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改革目前的人事、财政、领导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而又独立的司法系统以确保司法权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二）改革监督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美国司法体制中的三权分立体制，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权由国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意见的影响，司法权力须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而我国的司法独立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而言的，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之下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时应完整地置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起一套真正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司法系统，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有利于我国司法系统的有效发展。
（三）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实现依法裁判
在美国审判制度中，陪审团审判更是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遵循先例”是司法程序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原则，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裁判所确立，便构成一个日后不能背离的先例。在我国的司法机关内部，出现了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的现象。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审判工作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一部分法院出现了审判委员会对全部案件加以讨论的现象，造成了审理与裁判的分离。因此必须改变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的现状，加强合议庭的职能做到审理与判决的统一。
第三篇：透视混业经营发展论文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标志着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发展的时代潮流。而我国加入WIO已近两年，这意味着国内证券业愈来愈直面国外“全能型”金融集团“巨无霸”的无情冲击。而我国目前现行的分业经营将使证券业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迅速壮大和成熟起来的重任，我国证券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国证券业的发展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的两难悖论：要么坚持对证券业现在有利而终将死路一条的分业经营，要么抉择死而后生的混业经营之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如何对中国证券业发展方向进行有效梳理和理性思考，是我国证券业存在和发展的最高支撑点和可靠根基。
一、混业潮进逼中国证券业
1999年11月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1月12日正式签署了该法案，从而使其最终生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废止运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放宽了对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的行业限制，允许其交叉经营，从而结束了近70年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克林顿称该法案“将带来金融机构业务的历史性变革”。一些经济观察家认为，新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全球金融业告别分业经营，重新进入混业经营时代。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此后5年间国外银行将彻底进入中国市场和国内金融机构平起平坐、同台竞争。面对这种形势，我国证券业是固守分业经营模式的老路还是加紧步伐实施混业化改革呢？现在时间将要过半，中国的证券业已经走到了一个经营体制的历史岔路口。
站在全球金融史的高度观察，混业经营其实并非新鲜之事。事实上，20世纪世界金融发展史，金融业的经营体制经历了从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到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再到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一个否定到自我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进程。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到了90 年代初，我国出现了银行资金大量涉足证券、期货、房地产等领域，造成了金融风险陡升。为了控制日益严峻的金融风险，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对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更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银行业分业经营的原则。虽然，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混业经营的尝试从未停止过，以致出现光大、中信等模式，但一直到今天这个“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法律框架的禁区未被打破，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分业经营的最后一个“堡垒”。
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经营体制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个“混－分－混”的历史演进过程。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实施混业经营，而30年代的“大危机”砸碎了初级阶段混业经营的梦想。被誉为“分业经营法典”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其隔离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降低金融风险的作用，它在支持经济的发展、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方面，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80年代后美国经营体制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的变化，金融创新活动使得投资银行业的收益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银行业业务创新能力受阻，竞争力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一直实行全能银行制的欧陆国家的混业经营模式，对美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提出空前的挑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美国银行业开始千方百计的寻求出路。他们首先采取兼并和金融创新手段向证券业渗透。政府也心领神会开始放松管制，默许甚至鼓励金融机构的相互渗透。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活动加剧，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融合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并购风起云涌。而且美国在分业经营道路上的两大盟友英国、日本的相继“变节”更使得分业经营雪上加霜，1999年混业经营在美国东山再起。
那么，这种全球性的“混业潮”是否为一种非理性的跟风，经历了由“混”到“分”转变的全球金融业是又简单回到了起点吗？我们认为，“混业潮”背后有其深层次的推动力量，它是市场分工深化导致的金融功能配置格局重构使然。
按照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理论界近来流行的“功能观点（functional perspective）”，金融业的行业划分是相对的、动态的，金融机构的形式、金融业务范围和产品门类是可变的，但金融基本功能是稳定的。从功能观点看，金融中介机构与市场手段都是实现金融基本功能的载体，在提供金融功能上，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竞争，决定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比较成本的变化，最优的配置状态是由成本最低的主体提供金融功能。这个过程被称为金融功能的竞争性配置，它导致金融体系结构的变化和金融的成长。从当今金融的发展趋势看，传统行业间界限越来越模糊，有些金融新产品已很难明确地归属于某一传统行业，所以行业的划分是相对的，混业经营是以一种更有效率的分工模式取代了原先的分工模式。金融功能配置模式的变化，导致金融分工模式变化，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改进，而这是金融分工深化的表现。我们认为，当前全球金融业混业趋势是比较成本优势竞争法则在重构金融市场中的体现，是市场的必然发展。正是由于分业经营造成的激烈竞争，才使金融业最终走向混业经营时代。
二、中国证券业的两难抉择
在全球金融混业大潮的步步紧逼下，中国证券业何去何从、作何抉择是一个面临紧迫而又难以逃脱的现实难题。面临混业大潮，我国证券业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的两难悖论：是要坚持对现行证券业有利而终将死路一条的分业经营，还是要抉择死而后生的混业经营之路。
其实，“鬼子”悄悄地“进村”了。它已经开始渗入并对我国的证券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国有商业银行首当其冲。它们为避开分业经营的政策管理而绕道海外，在那里它们开始操练混业经营的本领。中银国际是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的全资附属的全功能投资银行，建设银行与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也可从事投行业务。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通过控股中银国际和中金公司，开始了其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格局。
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也不“让贤”，以中信和光大集团为甚。以光大集团为例，目前其所辖的机构不仅有银行、证券、信托，还有在香港上市的光大控股、光大国际、香港建设等公司，还持有申银万国的股份。而这两家机构已初具金融控股集团的雏形。
在混业经营的国际大气候下，国内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其他的股份制金融机构都纷纷以各种形式尝试混业经营，对现行法律法规形成挑战。而实际上，监管层在政策上也在渐渐发生重大的转变：
——中国人民银行在1999年8月19日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业务。
——中国证监会和保监会在1999年10月26日允许批准的保险公司以不超过上半年总资产的5％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在二级市场买卖已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在一级市场配售新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会2000年2月联合发布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从2000年10月起开始执行，商业银行可以买卖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贷款。
——2001年7月4日，人民银行发布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首次明确了商业银行可以进行代理证券业务，似乎在暗示着混业经营将是今后银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200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获国务院原则通过，经过进一步修改，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据悉，草案对商业银行投资的限制有所放松，国务院得以以专门规定的形式放开银行的业外投资。这实际上为金融混业经营预留了一条“暗道”。
可见，管理层也开始逐渐的缓释分业经营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的束缚和压力，以给金融机构注入足够的活力，帮助其提高入世后与国外同行的竞争能力。种种迹象表明，尽管一直到目前为止“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还没有改变，但中国金融混业的序幕已在不经意间悄然拉开。
而混业经营对目前中国证券公司的挑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尽管央行出于规避风险的谨慎态度，对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以及与证券、保险业务相关的部分中间业务采取了审批制，但商业银行迟早将介入到证券代理业务中来，目前之所以不允许商业银行代理买卖股票，显然是担心银行资金流入股市。二是在投资基金托管、各类基金的注册登记。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方面，尽管也被央行纳入了审批制的范畴，但商业银行从事此类业务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商业银行估计很快就可能取得代办开户、代理基金买卖、代为证券资金清算等业务。
从国际的经验看，关于证券代理业务，实际上即使在美国1929——1933的“大危机”后，刻板的分业框架也没有将此从商业银行中分割出去。同样，国有银行在机构和经营网点、在民众亲和力和信誉、在服务完善程度和风险内控等方面，可能使得证券公司的证券代理业务丧失“泰斗”。试想到分布稀少的证券营业部人头济济地看盘、下单和交割，和到星罗棋布的储蓄网点就近炒股票，股民们会选择何者呢？如果商业银行能再下些功夫，提供适当的证券咨询服务，创造更便捷的资金转账工具，那么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上就举步维艰！
在基金管理业务，实际上商业银行也具有证券公司难以匹敌的优势，尤其是像共同基金、开放式基金这样资金来源分散的大众投资工具上。商业银行如果能驾轻就熟的吸储手段，移植到代理基金份额的出售、转让和托管等方面来，则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在此类基金方面就可能无所事事！中间业务的放开，就有可能使得商业银行蚀空证券公司现有的经纪业务。而若真正实行混业后，商业银行获得证券承销业务则是如虎添翼。
岌岌可危对我国证券业来说已不再是危言耸听！
觊觎我国证券公司多年所习惯的安然厚利和安逸生活，恐怕不仅是商业银行，连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均要挤入证券业来分得一杯羹。信托公司则可能通过金钱信托，IT企业则可能通过网上证券交易等方式逐渐渗透到证券行业中来。
在中国证券业发展道路面前，不仅仅有前面有“狼”后面还有“虎”。中国加入WTO已近两年，外国投资银行这些“巨无霸”完全进入中国市场已有指日可待。和国内的商业银行相比，国内证券公司多少还有证券承销和代理业务的经验积累，还有证券研发和投行人才的点滴积累，而这些优势，在外国投资银行面前则会荡然无存。外资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往往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中间业务发展经过培育、成长、成熟的过程，已经谙熟各国的法律框架和运作惯例，了解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握有来之能战的投资银行领域的人才精英，兼具和在华的跨国公司的天然联姻优势，其成形的市场、成文的规章、成套的产品、成功的经验，成名的品牌，都足以使得他们对证券业务的渐次给中国证券公司目前粗放的经营战略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更让人担心的是，我国证券业在直面外国投资银行时，几乎没有太多的“本土化”优势可言，资本规模小，风险抵御能力弱、业务品种单
一、创新能力不足、决策层思维狭隘已被认为是中国证券公司的几大通病。客观地讲，诸多证券公司除了拥挤在承销和经纪两项业务之外，几乎没有足以称道的经营特色。
而混业已是摆在我国证券业面前一场生死攸关的挑战，要么在混业经营重冲出一条血路到达“涅盘”境界，要么就活活地在混业大潮中被无声无息地呛死。
三、走向混业的战略构想和制度安排
面临生存或死亡的两难选择，中国证券业作何战略抉择？面对艰难的竞争格局，国内证券业已经在做一些自救措施：一是证券公司掀起了新一轮规模扩张潮，陆续有多家证券公司增资扩股，以壮未来行色，但其资本金规模，显然无法与国有银行和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二是证券公司对兼并重组的空前热情，它们以图大则不倒。而这两招恐怕难以抵挡混业的严峻挑战，而需要更缜密的审时度势和从长计议才可。
借鉴国际经验和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有可能找到比较适合我国证券业逐步走向混业的一条“涅磐”之路。目前，国际上的混业经营主要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全能银行制，德国为代表。德国全能银行原则上可以经营所有的银行业务，包括全面的存款、贷款、证券、结算、租赁等各项业务，其融资范围包含了从商业银行、私人债券、国际债券的发行等各种业务，服务对象面向社会所有行业。另一种是金融控股公司制，英、法、日、美为代表。在这种制度下母公司以金融为主导，并通过控股兼营工业、服务业的控股公司。它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高级形态和有效形式，也是金融领域内极具代表性的混业经营组织形式。其特征是对外是混业经营，对内则是分业经营。尤其美、日商业银行的全能化是通过近年来金融机构兼并和金融业务的综合化不断扩张实现的。
而在目前我国分业经营的政策框架下，各商业银行面对竞争积极探索混业经营的路子，以期壮大实力提高在同业中的竞争力。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了光大、中信、平安等三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经营模式。我国虽然形成了上述几种混业经营的“准模式”，但证券业今后的路怎么走，理论界主要有主张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和发展全能银行两种不同的观点。
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验表明，适合国情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因此，从国际上混业经营的实践来看，全能银行模式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各有优劣，但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出发，我们认为，我国证券业的发展战略适合走渐进的混业经营和多层次监管的类似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特殊道路。
首先，金融机构发展现状是决定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首要原因。我国金融机构的典型特征业务结构、资产结构、人才结构都很单一。这种状况决定了在混业进程中，它们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成立以前完全没有涉及的业务部门，特别是在面临开放压力的背景下，而依靠购并方式，通过收购控股的方式，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将是最为迅速有效的手段，在人才、客户、经验等各个方面也都将有利于新业务的快速发展。
其次，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是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另一重要原因。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业稳定，这是中国金融业向混业之路的先决条件。中国目前分散的机构型监管难以与全能银行模式相适应，必须组建单一功能型超级监管机构才能实现有效监管。但是，在近10年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下，监管资源的积累十分有限，难以迅速形成这样的监管体系。全融控股公司模式能够与这种现状有效衔接，方法是在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同时，遵循“机构型监管——功能型监管——超级功能型监管”的推进思路对监管进行渐进式改革
再次，中国已进行的金融控股公司实践为选择控股公司模式和全面实现向混业经营平稳过渡积累经验。尽管自1993以来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仍有不少金融机构通过控股公司的方式在进行混业经营实践，诸如光大、中信、平安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实践。此外，中行、建行、工行等在香港或内地进行的混业经营实践都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尽管这些机构的混业经营比较初级，但是，以银行、保险公司甚至实业公司为控股公司所进行的多样金融控股公司实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采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而且，美国的混业化之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机会。美国金融体制结构的变化历程类似于我国，经历了“初级混业——暂时分业——高级混业”的过程。这样，美国在推行混业经营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保留了原先金融分业制的一些好做法，如在金融集团内部建立风险“防火墙”，这些作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提出，我国要推行渐进式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实行多方位监控体系最终要实施分三阶段走的战略规划：
在第一阶段，暂时维持分业格局，暗中推动混业实践，培育混业的成熟环境和条件。
从国外经验看，从严格分业经营体制向金融混业经营体制转变过程中很少搞“一刀切”，如美国在相当长时期是通过在分业经营格局下搞“个案处理”和“特批处理”方式来推进金融混业经营试点的。因此，在该阶段，根据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和发展状况，在维持现有金融业分业经营总体格局前提下，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深入推进“交叉经营”，对有条件的证券公司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的大胆个案实践，同时对现行政策、法律逐项检讨，培育向混业经营过渡的法律环境与金融条件。
而我国证券业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拓展业务领域，既有利于拓展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又能创造向混业经营过渡的条件和基础。证券公司要“内练苦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一系列“帕累托改进”，暗中推进混业经营进程。在这个阶段，首先，我们继续要鼓励商业银行在海外进行业务拓展，收购兼并；其次，要大力提倡和继续推动银证合作。现阶段这种形式多样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和创新提升了服务水平，而且银证之间的合作为建立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业务基础，也为今后联合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了很好的业务磨合机会；再次，要促进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
第二阶段，在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个案实践的基础上，分梯次、多元路径推进混业经营。
由于中国金融业历史遗留问题很多，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必须进一步加大规范经营的力度，花大力气清理不良资产。但与此同时，对一些原先业务范围过窄的要适度放松，对相对风险较小、绩效明显的业务交叉方式放松管制，必要时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在该阶段，应以已有金融控股公司的混业经营实践为先行，分梯次推进混业经营实践，积极推进向混业经营的过渡，并为最终全面实现混业经营创造条件。在充分利用现有金融控股公司经验基础上，以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为核心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深入开展混业经营，而国有商业银行等巨型金融机构应以战略联盟、收购兼并等方式渐进向混业经营过渡。在这个阶段初期，可以采取外部战略联盟方式渐进地推进，通过战略联盟可以与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从而获取混业经营经验，也可以为下一步通过收购兼并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奠定基础。
在这个阶段，管理层可以考虑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分业管制可以在条件合适时放开：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允许信托业进入证券市场、资产管理领域、共同基金领域和风险投资领域等；银行和保险的业务交叉可以进一步放开；从国际经验看，目前全球保险业普遍处于“靠投资收益养活主业”的境地，保险业向投资管理型转变是一个全球性大趋势。从风险控制角度看，保险资金不同于银行资金，期限长，稳定性好，进入证券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要远低于银行与证券的混业经营模式，因此，对保险投资的限制可以进一步放松。
第三阶段，在前一段实践的基础上从法律上确认混业经营，最终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混业经营模式。
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法律地位和监管方式等还都缺乏明确规定。到了这个阶段，应根据形势需要，对原先法律框架作较大的调整，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在这个阶段，根据混业经营实践进程选择适当时点对分业经营进行彻底改革，最终实现全面混业经营。
在这个阶段，管理层要在前两个阶段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根据相关国际规则，立足中国国情，全面系统地修订、完善和制定金融管理法规，推出金融制度改革的一揽子法案，全面实行“混业经营”制度，同时，改革监管制度与结构，建立与混业经营体制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那么，这个阶段还要涉及一个是继续实施分业监管还是实行统一管理的大问题。从美国的经验看，按《金融现代化法案》的规定，由联邦储备体系（FRS）继续作为综合管制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监管，另外由金融监理局（OCC）等银行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保险厅分别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分业监管，因而采取了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实现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全面统一监管，避免了旧监管体系按金融机构分类监管的弊病，顺应了金融业混合经营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分步骤建立多层次的混业监管模式。首先，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混业经营的个案试点，仍应将坚持分业监管原则，但应进一步加强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避免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其次，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局。由于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和特殊地位，在未来全面放开混业经营之前，金融监管局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但赋予它较大的自主权和较强的独立性。在三个监管机构分业监管的基础上由金融监管局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管，比如研究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审批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允许或禁止金融控股公司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控股子公司从事的某些业务；会同财政部研究确立控股公司内各公司会计报表的最终原则。最后，金融监管局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集中全面地行使金融业监管职能。至此，中国金融业最终实行混业经营、分层次综合管理的发展模式。它既能有效保证金融创新的活力，又能有效的分部门隔离风险，在业务经营过程中监管部门能及时的交换信息以及早的发现潜在风险，有效的加以消除和抑制，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第四篇：我国IPTV发展论文
一、IPTV发展现状前景
IPTV作为电视新展现形态的数字新媒体，日益被用户所看重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与全球IPTV快速发展大趋势一样，随着国内运营商IPTV试商用的地区与规模逐渐扩大，以及广大消费者对IPTV认知程度的提高，在用户规模总量偏小的基础上，我国IPTV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态势，IPTV用户总数已经从2004年的4.6万增长到2007年的120.8万。2008年以来，虽然处在电信业产业重组的诸项事宜未落定而造成不利影响的背景下，我国IPTV用户总数仍然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底，全国IPTV用户数突破300万，与上年同比增长超过1.5倍。
IPTV等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发展印证了电信业的媒体属性。就电视内容本身而言，与传统电视(有线、无线、卫星)相比，IPTV并无区别。由于网络互动性特征的存在，让IPTV更方便地提供视频点播、互动游戏等交互式增值服务。电信重组改变了现有电信运营商的格局，中国电信将是IPTV发展的先行者，中国联通是IPTV业务的追随者，中国移动将凭借其资金实力，将IPTV作为发展固网业务的主要手段，为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助力。
二、我国IPTV存在的发展问题及其政策原因
IPTV代表着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我国IPTV发展总体规模明显偏小，庞大的宽带用户群是IPTV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如何在宽带用户中大力发展IPTV用户，是电信企业等IPTV运营主体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IPTV是集互联网、电信、娱乐于一体的新型业务，它涉及PC终端和电视机终端。因此，传统的单一电信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IPTV业务发展的需要。从2003年至今，经过6年多的运营，我国IPTV运营商仍然面临运营模式和生态链的问题，如内容、运营模式、收费模式和生态链等，依然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各运营商都在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经找到了完全适合IPTV发展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与IPTV类似，从全球来看，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融合性业务商业模式都还处于探索阶段。盈利的根本除了成本因素之外，扩大用户规模及提升其ARPU成为关键。数字电视的发展就是如此，仅依靠传统的广告盈利也有很多问题。
数字内容是IPTV等数字新媒体吸引用户的根本动力之一。随着数字新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和人均媒体消费的提高，内容为王的日子即将来临。但是，我国IPTV主要运营主体——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国有电信企业在内容上不具备竞争优势。我国互联网上混乱的版权状况和免费的业务形态，对IPTV内容价值形成较大压力。部分IPTV运营企业已经遭遇知识产权费用过大等问题；当前IPTV传播的内容主要以传统电视节目为主，新颖的、有吸引力的数字新媒体内容还相当缺乏。实际上，我国的传统电视节目也不能满足观众对媒体内容的渴求，只有15%左右的电视节目是首播的自制内容。
IPTV具有区域竞争市场特征。从竞争的角度来讲，每一个IPTV运营商所面临的竞争对手首先是当地的广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IPTV产业发展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当地的广电系统。目前，部分地区正在尝试从党建、农教等行业性业务入手，逐渐拓展与电信在IPTV经营上的合作范围和合作层次。
三、我国IPTV发展趋势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我国面临的长期任务。我国广播电视、电信和互联网等不同的网络设施产业，正加快从产业分立走向产业融合的步伐，是产业发展大趋势。在此背景下，随着200转自http://www.xiexiebang.com8年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关政策的调整，我国包括IPTV在内的三网融合性业务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期。
IPTV竞争优势来源于其个性化、人性化的电视节目内容和互动形式。随着应用的不断普及、市场规模的扩大，IPTV市场将吸引更多的内容提供商、内容集成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的进入，他们将为内容的创新、业务模式的探索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TD-SCDMA的大规模商用和新一轮电信重组的完成，3G已经走入大众市场。从用户角度来看，3G终端可以成为IPTV用户终端的有效延伸。借助于3G终端个性化，IPTV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将会得到极大释放。随着新一轮电信重组的完成，运营商不同的发展战略对IPTV的发展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对于三大全业务电信运营商来讲，IPTV都会是其业务组合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已经获得IPTV牌照的5家IPTV牌照运营商已经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发力IPTV；而广电运营商通过数字电视双向改造和互动化也在推进向数字新媒体转型。2008年底，我国拥有300万IPTV用户，到2011年，我国IPTV用户总数将达到2200万。
产业共赢是IPTV和数字电视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IPTV的媒体属性要求IPTV运营商以市场为基础，以网络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积极与媒体、娱乐、信息内容服务合作。IPTV业务运营的核心问题并不在接入带宽上，而是在内容上，这是电信的弱项。因此，要满足市场需要就必须发挥IPTV与数字电视的功能互补性。除功能互补之外，还表现在覆盖区域的互补上。在那些有线电视不能覆盖的地区，IPTV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IPTV是下一代网络(NGN)中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也是未来数字家庭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业务形态。随着ICT的发展，电信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的融合已成必然趋势。三网融合发展要求电视机终端和PC终端都可以同时连接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在接入互联网的同时能够接收数字电视广播。多种接入方式并存，保证以最优的方式提供单播、组播、广播和双向交互业务的发展，满足数字新媒体的需求，电信与广电产业价值链的融合必然实现。IPTV和数字电视运营主体应该摒弃成见，相互借鉴对方发展战略、运营经验，共同推进三网融合，形成合产业共赢的和谐发展新格局。
四、促进我国IPTV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
在全球IPTV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快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大环境下，需要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强化三网融合政策的制度效应、立足IPTV的规模效应、培育电信和广电竞合效应、推进数字电视等媒体的集群效应，以有效促进我国IPTV产业进一步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1.强化制度效应，修订《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分类发放标准，扩大IPTV对内开放范围，制定互联网视听服务业务指导目录，做好IPTV发展的制度化、规范化工作，统筹促进三网融合相关政策，实现政策功能有效协同，消除制约三网融合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因素。
2.立足规模效应，以规划为导向，上下结合，重点突破，扩大IPTV应用范围和市场规模，推进产业化运营。以三网融合为目标，推进IPTV产业化运营。广电部门增加IPTV牌照申请的范围和牌照数量，为国有电信企业增发全国性IPTV运营牌照。同时，要快速处理有关IPTV业务的申请不能无故驳回申请。鼓励国有战略投资者投资IPTV相关数字内容提供企业，提高IPTV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
3.培育竞合效应，依法监管IPTV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行为，鼓励电信、广电等运营主体加强技术、业务、市场和战略等层面的合作。
4.借助电信企业的运营经验和资本，推进数字电视接入网建设和骨干网改造，加快数字电视产业化步伐，与IPTV等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共同做大数字新媒体业务市场。参考资料: 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大企业税收管理的国际透视及对我国的启示（本站推荐）
大企业税收管理的国际透视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近年来，按照纳税人的不同规模进行分类管理已成为各国税务机关改革的重点，而对大企业实施专业化管理又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在税收管理的实践中，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大企业管理的经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跨区域经营、整体规模大、内部结构复杂、信息化程度高的大企业越来越多，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和影响也日益突出。传统的低层面、分散型的税务管理已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如何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对其实行适当、有效的税收管理也是当务之急。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各国税务机关的组织结构有个明显的趋势，即从税种管理演变为功能管理并进一步向纳税人分类管理过渡。在税制改革的浪潮中，各国开始接受“管理问题是税制改革的核心而不是辅助的问题”（理查德·M·伯德，1989）这样一种观点，纷纷简化税制、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改善管理，并开始推行以纳税人为中心，为纳税人服务的管理理念，加大对大企业的监管力度。目前，采取分类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已成为各国税务机关改革的重点。在税收管理的实践中，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大企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建立大企业管理的国际视角
1、发达国家大企业专业化管理的历程
在世界各国，数量相对较少、规模很大的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占了税收收入的大部分。这些纳税人能否依法纳税对税款征收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大企业往往具有经营多样、业务复杂、涉税事务繁多并进行专业税收筹划的特点，使其在税法遵从上存在较大的风险。为尽可能规避这些风险，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管理大企业的税务机构，进行有效的税收管理。
澳大利亚联邦税务局(ATO)在1994年把企业纳税领域分为大企业领域和小企业领域两部分，从纳税人按交易类型进行的管理向强化为大、小型纳税人负责的管理方向转变。把资源投入到税收收入最大、情况复杂的征税领域中去，同时对复杂问题进行持续监控，增加对纳税人和行业的了解。
美国国内收入局(IRS)于2000年成立大中型企业机构(LMSB)，从纯粹的区域性组织机构转变为与企业类型相对应的组织机构，确立了通过公平执法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目标，针对纳税人的不同特点提供相应的服务。
日本国税厅（NTA）1947年成立时，在每个区域税务局下属的检查和涉税调查处中都设有检查部门，负责对高收入个人和大企业进行专门税务检查。1960年调查科针对特大公司设立了特大公司科，1998年调查处设立了国际科，处理对国际交易的涉税事宜。
英国国内税务局(IR)于1997年建立大企业管理局(LBO)，包括13个大企业办公室处理公司税事宜，目的在于确保大企业和高收入者能依法纳税，帮助纳税人遵守纳税义务，保证税收收入。
2、大企业纳税人的划分标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大企业纳税人的确定标准主要与其营业额、资产额、注册资本、应纳税款等指标有关。而单一采用某一种指标作为标准是不合适的，往往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认真分析和综合运用。具体来看，各国的划分标准也不完全一致：
澳大利亚是以企业的营业额为标准来划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大型企业为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的集团或独立经济实体，中型企业为营业额在1000万至1亿美元之间的企业，小型企业为营业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集团企业是被作为整体而不是各自独立的企业来看待。采用营业额为标准，能更真实的反映企业的复杂程度，并为小企业渐渐进入大企业行列留有空间。
美国大中型企业管理局把资产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和流通企业作为大企业。大中型企业管理局又对这些大企业分为两类CIC和IC，CIC是指经营业务复杂需要审计小组协作审计的超大企业，IC就是一般的大企业。CIC的确立标准包括资产价值、子公司数量、对其进行税务检查所需的税务专家数量及按美元计算的收入水平。
日本国税厅对企业分类的标准是资本总额达到1亿日元以上的国内大企业以及外国公司（含常设机构）。资本总额的波动比营业额波动要小，并且受经济状况影响较小，因此，用资本总额作为反映企业规模大小的指标，日本税务机关很容易确定哪些为大企业。大企业数量占所有企业总数的1.3%。
英国的大企业分类标准高于其他国家对大企业的分类标准，符合标准的大企业几乎都是非常大的跨国集团。受到大企业管理局管辖的企业所雇佣的职员超过全英国职员总数的60%以上。有些行业比如金融业、建筑业、保险业因其自身经营的复杂性，也作为大企业来管理。
3、大企业管理机构的职能设计
澳大利亚的大企业及国际税务局（LB&I）把精力集中到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处理审计、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等问题上。税务人员的层次从整体上来说比其他部门要高，一般具有各种知识背景，如会计、律师、经济师、统计人员、金融分析师和商业分析人员，还雇佣一些专业人士，如具有金融管理、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经验的人员。
美国大中型企业管理机构（LMSB）把大企业划分为五个行业类型进行管理：零售、食品和药品行业；大型制造行业；金融服务行业；通讯、媒体和技术；以及自然资源。此机构还负责国际涉税事项，包括国际技术指导、税收协定和情报交换的税务管理以及代理性国际项目管理。同时也负责评价纳税人行为和市场趋势、进行环境调查等，以便对人力物力资源的使用做出更好的规划。
日本国税厅下设东京国税局、大阪国税局和名古屋国税局，在各级国税局下设税务署。税务署负责处理申报表、税收收入的管理和对个人及小企业的检查，不负责大公司。区局的大企业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对大公司进行审计，对个人和小企业的特别审查和犯罪案件调查。大企业管理局和公司局、预提所得税局及诉讼局关系密切，以确保对所有纳税人的税务处理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4、大企业管理机构的具体工作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企业管理机构的职能是有限职能，而非全职能。他们不承担纳税人所有的税收管理事务，而把精力集中到处理风险分析、审计、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等问题上。
澳大利亚大企业及国际税务局（LB&I）的工作重点是风险评估和风险分析。这种风险分析可以是针对某个行业、某个交易或者针对整个税基，风险管理的结果取决于风险的性质以及对待风险的认识。建立风险机制能更好地了解其管辖的纳税人。它使大企业管理局能够对所有纳税人的风险情况作出合理正确的判断，从而支持大企业管理局在税务遵从、税收收入和管理效率方面的工作。
美国大企业管理局对经营业务复杂的超大企业运用审计小组进行协作审计，审计覆盖面约达70%。由于美国税法的复杂性，为确保相同情况的企业得到公平的税务处理，预测纳税遵从风险并作出及时处理也是该机构的重要职责。
英国的大企业管理局对所辖纳税人进行风险评估，并按照企业规模和业务本质来确定适当的税务处理。所评估的风险包括：纳税人的遵从态度、与税务局的关系是否影响税务遵从、应缴未缴的税款或延期纳税风险、由于税法缺陷或不足而引发的税款流失风险、税收筹划安排而引起的税款流失风险等等。
二、国外大企业管理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上述各国的管理实践来看，设立大企业管理局是加强大企业税收控管、促使他们遵从税法的前提和关键。他们的经验是：对大企业进行专业化管理不但可以促使这些户数少、税额高的大企业遵守法律，而且可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履行纳税义务的缺陷，改进核心业务的运作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境内跨区域经营、整体规模大、内部结构复杂、信息化程度高的大企业越来越多，而目前低层面、分散型的管理无法真正管理到位，阻碍了总体税收管理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因此，对大企业的管理如果仅仅依靠常规管理，税务机关将无法全面掌握大企业的纳税能力、获利能力和实体功能，缺乏广泛的信息资料来正确分析、预测、规划税收收入，远不能涉及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只有适时调整管理目标，通过建立专业管理机构，实施专业化管理，逐步推动大企业税务管理由表层向内核发展。
1、借鉴国际经验，确定划分大企业管理的标准
我国的大企业与国外相比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内资的大企业是国有企业，而且集中在银行、金融、邮政、通讯、铁路、航空、石油等行业；大多数外资大企业，有大量的税收优惠可以享受，同时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复杂的税务问题。因此在对大企业划分标准问题上就不能简单的采用一种方法，而应当综合运用。参考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1）运用资产、注册资本、营业额、纳税额的标准，按企业规模分类，；（2）特定行业、复杂行业，如电信业、金融业、石油业、交通业；（3）跨国的大企业、或在中国跨区域的、连锁性的行业；（4）外国企业及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如海运、空运。在确定大企业标准的同时，还应考虑到某些历史因素。
一般来说，对某一地区的税收收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都可以属于大企业，具体标准以当地
税源控管需要而定。如江苏省无锡市国税局，正在涉外税收领域内尝试大企业专业化管理，他们突破传统重点税源户的选择方法，借鉴国际经验，采用综合指标，选定了130户大企业作为试点，主要包括世界500强在无锡投资的企业、投资规模超过3000万美元的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投资两个以上的关联企业、在我国境外具有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与避税港有联系的较大规模的企业、特定行业的跨区域（国）性经营企业等。
2、根据我国国情，设置我国大企业管理局职能
在设计大企业管理局的主要功能上，通常有全职能和有限职能两种。（1）全职能是赋予大企业管理局全部的服务和管理功能，包括承担申报表的接受和处理、审计、涉税案件调查和起诉。这种方案可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减少纳税人在几个税务机构奔波的不便。（2）有限职能的模式是不处理税款征收，集中于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大企业税务管理的手段、模式应区分于其他企业，体现国际惯例，注重维护税收主权。因为首先，大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企业规模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公司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上。大企业往往会在融资数量与自有资金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使资产与资本运作融合，这样通常会产生资本弱化问题。这种由于融资利息而产生的关联扣除和列支，其结果是以减少税收来达到增加资产的目的。这样的税收问题，往往是常规的税务管理难以发现的。
其次，大企业内部结构复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频繁，往往利用转让定价或成本分摊来转移利润，规避纳税义务。比如，集团公司利用地区间的税率和税收政策的差异，通过采用偏离市场正常价格的转让定价方法，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来使整个企业集团税负的时间和金额安排实现最优化。而现行的征管模式，可能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税务机关难以及时发现大企业内部较为隐蔽的避税行为，影响征管工作质量。
因此，应当把常规性的工作（如前台工作）与复杂性工作（如国际税收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设置大企业管理局的管理职能。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要加强对大企业的管理，就应该、也必须设立相应的专业化管理机构。而这一机构的职能则应该定位在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对企业运作进行实质性监控上，形成集日常征管、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反避税等于一体的立体式管理方式。以集约式、专业化的管理来取代分散型、常规式管理带来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等问题。
3、依托网络技术，建立大企业管理智能化平台
按户管理、实现“管户”与“管事”的有机结合，是大企业管理的主要方式。而要保证管理的质量，必须要有相适应的管理手段。因此，笔者建议，大企业管理应充分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打造智能化管理平台，建立“一户式”电子信息库，全面掌握纳税实体的综合信息，形成与企业运作相同步的信息流监控，加强对大企业的基础管理，实现税收征管能力的共享。
在实践中，无锡市国税局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自行开发了“无锡市涉外大企业税收分类管理一户式信息系统”。在使用中，该系统显示出了三个突出的优势：一是数据集中优势。这个系统涵盖了税务机关能够采集到的大企业的各种信息数据，集成了CTAIS、反避税软件、所得税软件、出口退税软件等多个系统的数据，可以高效率地收集和
占有信息，为加强基础管理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分析、预测、监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二是智能分析优势。这个电子平台能够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自动处理、智能分析、增值利用。如，能够根据回归性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原理进行税源预测与统计分析。对一些重要指标（如税收负担率、行业利润率）设计了警戒线，如果企业指标突破警戒线，系统会自动以不同颜色提醒管理者注意，为税源监控提供了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三是效率优势。由于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了大企业数据归集和整理，大大节省了搜集信息的时间。如对大企业审计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可以从原来的1到2天缩短为2个小时，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套信息系统的开发，为大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提高了数据的增值利用和共享的程度，较好的减少了税务机关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管理不到位现象。
4、建立行业税收分析制度，加强大企业行业税收管理
美国大中型企业管理机构（LMSB）把大企业划分为五个行业类型进行管理。他们的做法是：建立行业分析小组，按行业门类进行行业分析。实践表明，这样的行业化管理，不仅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具体行业的一定层次的专门知识，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够使税务机关集中精力，发现行业中特定的税务遵从风险，进行恰当的风险评估，规避行业税收风险，做到行业中税法实施的一致性，从而在税务管理过程中，对具有行业共性的遵从问题的纳税人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和管理。
在这方面，国内的税务机关也在尝试和努力中。从无锡市国税局的情况来看，他们将大企业按照分为钢铁、化工、商贸、纺织、服装、饮食、汽车等近10个行业，并确定专人负责对其中的钢铁、纺织等四个重点行业的税收情况进行管理和分析。他们通过收集行业资料，研究行业动态，掌握税源变化情况和企业经营情况，将企业特点分析与行业分析、区域经济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企业和行业的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切合实际的分析与预测。由于抓住了税收工作的主动权，在防范税收风险等反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此，笔者认为行业化管理应该成为大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管理方式，税务机关应该积极探索行业管理思路，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行业分析师制度，在实践中培养一批行业专家，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5、加强教育培训，科学配置大企业管理的人力资源
大企业管理局的税务人员面对的是业务量大、交易复杂并兼有专门税收筹划的大型企业，这就需要税务人员具备较好的税务技能和经验，掌握国际税收知识，熟悉税收领域的国际惯例。要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适当开展业务培训，如初任培训、任职培训、更新知识培训、业务知识考核等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目前，从实际出发，可以有计划的培养一批干部先行开展这样工作，依托骨干以点带面，以最少的人力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征管效果。
大企业的税务管理应该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来看待。对占绝对税源的少数大企业实行专业化管理，不仅是抓住了税收征管中的重中之重，加强税源监控，而且能够促使对大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对企业的管理监控更加精确到位，不断推动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在管理的深度和质量上不断走上新的台阶。
（作者单位：无锡市国税局涉外税收管理处）作者：秦凌 郁岚 作者单位：无锡市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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