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读新刑诉法 是一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
解读新刑诉法 是一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
卞建林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顺利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二、改革侦查程序，健全强制措施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侦查居重要地位。一方面，由于犯罪的特点，使得侦查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成为破获犯罪、确定被告人不可或缺的程序。非经侦查，无从收集固定证据;非经侦查，无从发现犯罪嫌疑人。因此，侦查是起诉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侦查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侦查活动的开展以限制甚至剥夺有关公民的法定权利为代价。侦查权力的任何不当行使或者异化滥用，均可能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犯。因此，健全侦查程序，规范侦查行为，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任务。本次刑诉法修改，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防止滥用。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按照现代诉讼理念，强制措施应当具有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双重功能。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无论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均存在功能泛化甚至异化的倾向和现象，如赋予强制措施惩罚教育、刑罚预支、证据发现以及犯罪预防等额外功能，对此应当予以规范和改革。本次刑诉法修改重点完善了逮捕、监视居住的条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刑诉法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以下情形: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为保证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程序。
此外，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刑诉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场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综合考虑惩治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本次刑诉法修改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作了严格限制，明确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同时，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
三、规范司法行为，遏制刑讯逼供
规范司法行为，是我国司法改革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刑讯逼供是司法实践中久禁不绝的一种丑恶现象，不仅严重侵犯人权，损害司法公信力，而且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此次刑诉法修改，在规范司法行为、遏制刑讯逼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在坚持“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不动摇之外，又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针对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于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况，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并规定对讯问过程实行录音录像的制度。此外，本次刑诉法修改还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第二篇：专家解读新刑诉法
专家解读新刑诉法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顺利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二、改革侦查程序，健全强制措施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侦查居重要地位。一方面，由于犯罪的特点，使得侦查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成为破获犯罪、确定被告人不可或缺的程序。非经侦查，无从收集固定证据；非经侦查，无从发现犯罪嫌疑人。因此，侦查是起诉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侦查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侦查活动的开展以限制甚至剥夺有关公民的法定权利为代价。侦查权力的任何不当行使或者异化滥用，均可能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犯。因此，健全侦查程序，规范侦查
行为，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任务。本次刑诉法修改，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防止滥用。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按照现代诉讼理念，强制措施应当具有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双重功能。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无论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均存在功能泛化甚至异化的倾向和现象，如赋予强制措施惩罚教育、刑罚预支、证据发现以及犯罪预防等额外功能，对此应当予以规范和改革。本次刑诉法修改重点完善了逮捕、监视居住的条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刑诉法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以下情形：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为保证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程序。
此外，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刑诉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场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综合考虑惩治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本次刑诉法修改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作了严格限制，明确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同时，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
三、规范司法行为，遏制刑讯逼供
规范司法行为，是我国司法改革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刑讯逼供是司法实践中久禁不绝的一种丑恶现象，不仅严重侵犯人权，损害司法公信力，而且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此次刑诉法修改，在规范司法行为、遏制刑讯逼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在坚持“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不动摇之外，又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针对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于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况，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并规定对讯问过程实行录音录像的制度。此外，本次刑诉法修改还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四、完善辩护制度，扩大法律援助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强化法律援助，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老大难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完善辩护制度方面具有很多亮点，取得长足进步。首先，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辩护人身份，将现行立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其次，保障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本次刑诉法修改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在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需经侦查机关批准。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再次，保障了律师阅卷的权利。本次刑诉法修改规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此外，为贯彻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加强对诉讼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维护司法公正，本次刑诉法修改还进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具体表现在：第一，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此适用对象扩大至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第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适用时间。现行法律规定，法律援助只发生在审判阶段，只适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被告人。伴随着立法允许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本次刑诉法修改同时将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明确当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援助的各项情形时，有权得到法律援助。第三，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均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的义务和责任。
五、健全审判程序，提高诉讼效率
审判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判处刑罚的关键阶段。审判程序的改革完善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头戏，涉及内容广，修改条文多，改革力度大。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现有程序加以改革完善，包括庭前审查和准备程序、一审普通程序、一审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等。二是增设特别程序，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此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和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有关，但又不限于审判程序。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本次刑诉法修改考虑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分案件的不同情况，进一步完善审判程序中的重要环节。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第一，调整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完善第一审程序。本次刑诉法修改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的案件。同时，根据审判工作实际，对第一审普通程序中的案卷移送制度、开庭前的准备程序、与量刑有关的程序、中止审理程序等都作了补充完善。此外，在证据制度部分，为保证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与庭审程序改革相关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根据审判实践需要，对审判期限作了适当调整。
第二，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一是为保证
案件的公正审理，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了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上诉人对第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上述案件等，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二是为避免案件反复发回重审，久拖不决，增加规定：对于因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三是为落实上诉不加刑原则，避免发生在上诉案件中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的情况，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此外，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处理程序。
第三，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本次刑诉法修改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了补充修改，主要是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
第四，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为体现适用死刑的慎重，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五，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补充完善。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纠正，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本次刑诉法修改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补充，主要涉及对申诉案件决定重审的条件，指令原审法院以外的法院审理，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原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等内容。
六、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监督国家专门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研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添了诉讼监督的内容，扩展了诉讼监督的范围。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刑事立案监督、刑事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此次刑诉法修改，为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扩展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范围，增添了诉讼监督的内容。例如，关于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问题。“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规定：“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强制医疗程序，尽管不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强制医疗其实质是剥夺了被申请人的人身自由。为了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适用，保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必须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本次刑诉法修改除了在强制医疗程序注意设置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外，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二，丰富了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时，因缺乏监督手段或者监督效力不明确而影响监督的实效。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注意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适当增加了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例如，在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侦查监督方面，“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发现违法行为是纠正违法行为的前提，要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首先要保证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和调查权，因此授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
同时，为了改变实践中监督滞后的情况，也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以便适时开展监督，立法明确有关机关在采取某种诉讼行为或者作出诉讼决定时，要将相关行为或者决定同时告知检察机关。例如，“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此外，针对实践中监督乏力、监督效果不明确的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也作了一些补充性、强制性的规定。例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审前羁押，“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且规定，检察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三，强化了诉讼监督的责任，健全了诉讼监督的程序。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不仅是国家公诉机构，同时还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妥善处理好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关系，着力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法权益。此次立法修改，注意强化了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方面的责任。例如，为维护辩护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辩护人依法履行职务，“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进行纠正。”
除了以上内容外，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对证据定义和种类、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回避权，辩护人对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控告及处理机制，中级法院的管辖范围，社区矫正执行等作了补充和完善。
综上所述，通过此次对刑事诉讼法的“大修”，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走向民主化
科学化，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刑事诉讼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我们期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使我国的刑事程序法治真正迈上一个新台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作出新贡献！
第三篇：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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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作者：王樾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5期
【摘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将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完善化、具体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明标准之中，从而使这一标准从法官主管自有判断的标准变为依据逻辑和经验常识等知识进行综合判断的标准。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和证明条件，以期为正确理解和应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提出个人看法。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新刑事诉讼法
一、引言
刑事诉讼的过程，实则为诉讼主体搜集、审查、运用证据对待证事实进行求证而依法处理案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诉机关对证据材料的分析、把握和运用显得至关重要，只有当刑事证明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才可提起公诉，因而证明标准可谓是刑事诉讼工作所需坚持的核心之所在。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
关于证明标准的内涵，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从证明主体的角度加以确定，如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或证明标准“即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2]。也有学者从裁判者角度加以确定，如“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作出有罪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3]。还有学者从证明主体与裁判者两个角度加以确定，如“证明标准术语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里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4]从法理的角度分析，证明标准具有法律规定性，案件发生过程具有不可回溯性，法定证明标准的基本出发点是规范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并为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证设定门槛，证明标准与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证是密不可分的。[5]
而就刑事证明标准而言，则是指承担刑事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规定的程度才能确认待证实施的真伪，从而可以解除其证明责任。[6]证明标准是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应达到的尺度，它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依法运用证据进行证明以确认待证事实成立应达到的成都，由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证明标准的到达与否，决定了诉讼主体证明责任的解除与否。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要达到证明标准，方能解除其证明责任，将案件向下一个阶段或者终结案件。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制度突破
根据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41条和第162条的规定，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一，对其涵义存在不同理解。关于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单单理论界即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即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和诉讼真实说。[7]这些不同的认识不仅反映了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也影响了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其二，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过于原则化，实践中的运用以来司法人员的主观认知，对案件的评判极易出现“同人不同判”的现象，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限度过于宽泛，说明该证明标准不具有约束司法人员的实践可操作性。
为了弥补原规定的不足，明确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证明标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具体化和明确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的重大突破。在修正案第五十三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基于上述规定，关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和明确化，与此同时，如何正确理解这三大条件的问题应运而生。
四、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笔者认为，“定罪量刑的事实”包括“定罪的事实”和“量刑的事实”两个方面，其中，“定罪的事实”是指刑法规定的与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或者犯罪构成各个构成要件的事实；“量刑的事实”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应系那个某个犯罪量刑轻重各种情节的事实，如行为人的年龄、主管罪过形态、犯罪的结果等。
基于这一规定，对公诉机关所应掌握的证据的“量”提出了要求，即应对与定罪和量刑都有关的证明对象均提供证据，才能达到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错案甚至冤案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因为证据并不全面，特别是对定罪量刑有关的重要证明对象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达到证明标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而，新刑诉法对这一条件的规定，是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条件。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这里的“定案”是指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定程序”是指法律规定的法庭审理程序；“查证属实”是指有关证据经过法庭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论，被认为是真实的。
笔者认为，这是对证据的“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既强调了据以定罪的证据的性质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查证后属实的“结果”，有强调了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如庭审程序）查证（如法庭质证、辩论）这一过程，从而确保了证据的证明力。值得一提的是，该规定也应和了新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负有证明、排除的责任，从而进一步确保了证据本身以及案件的质量。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这里的“全案证据”是指经过法定程序被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不包括被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合理怀疑”是指根据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对案件事实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应是对据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实，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正常判断，都是确定的、不抱有怀疑的，这是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根本要求。如若公诉机关不能达到该证明标准，或是法官认为还存有“合理怀疑”，那么就应该由公诉机关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公诉机关撤销控诉或是法院判定被告人无罪。同时，基于案件事实无法彻底还原即并非绝对确定的，因而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的本质应为一个无法与事实认识主体剥离的主观范畴，它并不意味着排除一切任意性的怀疑而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他性，而是排除确有根据的怀疑。
五、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的过程需要通过证据的揭示不断还原事实的真相，但绝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而是不断地接近真实，因而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并不是相互对立的。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规定在坚持原有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承认了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即在据以定案的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可作出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主客观平衡的标准，体现了实质追求的客观性和表达形式的主观性的统一，既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及评判，又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及其应达到的要求。
与此同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的规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确定了综合运用证据的过程，要求全案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料条，同时也要求定案的证据之间不能存在矛盾。如此辩证理性地运用和对待证据，将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发挥其积极作用，也将不断促进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化、合法化。
参考文献：
[1]樊崇义，锁正杰，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215.[2]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35.[3]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J].中国法学，2001，（01）.[4]Peter Murphy，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119.[5]吴宪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2）.[6]龙宗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J].法学研究，1996，（06）.[7]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1版.上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04.[8]陈瑞华.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与限度[M].1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8.
第四篇：新刑诉法下刑事辩护的新空间[小编推荐]
新刑诉法下刑事辩护的新空间（上）
薛火根:
点睛网高级培训师，江苏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律协刑委会委员，南京法医学会理事，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法律义助中心主任。原在江苏警官学院从事刑事法律、法医学和律师实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执教十六年，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开办了薛火根刑事辩护联盟专业网站。主要专业领域为刑事辩护、重大民商事案件的代理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在文某某和朱某贪污受贿案、辛某某和王某死刑改判案、马尧海教授聚众淫乱案等260余件刑事案件中发表的大量从轻、减轻和无罪的辩护意见，得到了公检法机关的充分采纳。在南京某大厦的联建合同纠纷案、全国首例优生优育选择权纠纷案、抽脂美容死亡案、南京市砂珠巷小区47户居民诉南京市规划局行政规划违法侵犯采光权案件中，代理获得了成功。其在执业过程中表现出的精湛的业务能力和一切为了当事人合法利益而奋斗的敬业精神，得到了客户的普遍认可
一、薛火根律师主讲
1.以司法实践为导向
2.以解决问题为宗旨
3.以相互交流为目的（一）刑诉法修改的背景及理念
1.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是《刑事诉讼法》修订的现实基础
2.《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是《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政策依据
3.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报告
4.各方共同努力和博弈的结果
（二）刑诉法修改与刑事辩护的新空间
1.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刑诉法修改与刑事辩护的新空间
2.完善证据制度
（1）完善证据体系
①举证责任
②不得强迫自认其罪
③进一步细化证明标准
④关于司法鉴定的新规定
⑤关于法官可以在庭外核实证据的规定
第五篇：陈少文微博简要解读新刑诉法
陈少文解读新刑诉
【刑诉解读1-级别管辖】
原法第20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反革命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新法第20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变化：
1、删除反革命罪，增加恐怖活动案件；
2、删除外国人犯罪案件。解读： 1、96年刑诉法修改时，刑法尚未修改，反革命罪仍然存在，因此保留了反革命罪的表述，此次予以删除，根据国内犯罪情况的变化，增加恐怖活动犯罪。
2、外国人犯罪数量逐渐增多，删除该类犯罪。民诉中曾规定中院管辖涉外案件，后因涉外案件增多，规定重大涉外案件由中院管辖。考察方式：
外国人犯罪案件将不再是独立的判断级别管辖的标准，只有犯罪类型和可能判处的刑罚才是判断是否由中院管辖的标准。如外国人约翰涉嫌侮辱罪，一般应由基层法院管辖，但外国人约翰如涉嫌强奸罪，由于可能判处死刑，则由中院管辖。
【刑诉解读2-回避】 原法第31条：“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也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新法第31条：“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变化：
将回避申请主体的范围和申请复议的主体范围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扩展到“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考察方式：
回避近年来往往以单选题的形式考察，但难度很大，每个选项涉及一个回避的知识点。今年仍会如此，并且重点考察回避申请和复议主体的范围。例：被告人张某19岁，其父亲由于是近亲属而非法定代理人，没有申请回避权；但如其父亲担任辩护人，则具有申请回避权。
【刑诉解读3-委托辩护人的时间】 原法第33条1款：“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新法第33条1款：“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变化：
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从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将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从法律帮助者改为辩护人。解读：
之前，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不被承认，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辩护活动无从谈起，身份极为尴尬，此次将侦查阶段的律师定位为辩护人，为扩展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扫清了立法上的障碍。另，第一次讯问可聘请辩护律师，也为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埋下了伏笔。考察方式：
会就有关侦查阶段律师诉讼权利的说法进行正误判断，如侦查阶段聘请律师的时间起点是第一次讯问后（错误，应为第一次讯问），侦查阶段，非律师也可以接受委托成为辩护人（错误，只有律师可以接受委托成为辩护人）„„
【刑诉解读4-委托辩护人的主体】 原法第33条：“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按照此规定，旧法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主体范围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新法第33条增加第3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变化：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主体范围可以拓展到监护人和近亲属。解读：
实践中，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其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往往无法行使，因此，常常由其家属代为委托，然后得到被告人同意和确认即可，但法律本身并未明确近亲属的委托权，此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监护人和近亲属可以委托辩护人。考察方式：
仅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同学们需要注意，必须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时”，其监护人和近亲属才有委托权，其他情况仍然不可独立委托。
【刑诉解读5-指定辩护】 原规定：《高法解释》第36条“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新法第34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变化：
1、将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扩展到了无期徒刑；
2、将指定辩护的义务主体从法院扩展到了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解读：
当前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不到30%。很多被追诉人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接受起诉和审判，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扩大指定辩护的范围。同时，将指定辩护的诉讼阶段延伸到侦查、起诉阶段，不仅有利于尽早保护被追诉人权益，也可以为律师开拓更大的业务空间。考察方式：
指定辩护历来是司法考试的重要考察对象，尤其是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今年仍不例外，很可能是一道多选题。记忆口诀可以更改为“盲聋哑变成半疯傻，未成年永远（无期）拿枪打（死刑）”。补充：
有同学发现新法没有“未成年”这一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在新法第267条中这样规定：“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因此，未成年人仍然是应当指定辩护的对象。
【刑诉解读6-律师会见权】 原法第96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新法第37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变化：
明确辩护律师持三证（委托辩护为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指定辩护为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法律援助公函）可以无障碍会见，而无需经过批准。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仍然需要经过侦查机关许可。解读：
1、尽管原法规定只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才需经过侦查机关批准，但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因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会见。08年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只要持有三证即可会见，不再需要经过批准，本次修改吸收了这一规定。
2、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和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仍然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即使是在西方，对于这些犯罪，也同样会规定权利的例外，卡多佐就认为，如果保护这类罪犯的所有基本人权，权利法案就会成为美国的自杀协议。可以说，这一例外规定是比较合理的。考察方式：
律师法自实施以来，从未在卷二考察过，因此今年与律师法一致的改动之处会是重要考点。同学们应注意两点：第一，三证范围（证明自己资格的执业证书，证明所在单位的事务所证明，证明与本案关系的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第二，应经侦查机关批准会见的三类罪名。
【刑诉解读7-会见时间】 《六机关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1条：“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安排会见的具体时间。” 新法第37条第2款：“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变化：
1、删除了5日内安排会见的情形，一律统一为48小时内安排会见；
2、将《高检规则》中“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的具体时间”的表述改为“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解读：
1、不论案件情形，一律统一为48小时内安排会见；
2、《高检规则》“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的具体时间”将《六机关规定》中“48小时内必须见上面”的立法原意，篡改成“48小时内安排会见的时间”（按此规定，安排律师和嫌疑人几个月后见面也不违法），此次修改重申了立法原意。考察方式：
此处只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较为简单，同学们记住48小时内（不是两天，因为两者期限的起算时间不同）必须见上面即可。
【刑诉解读8-会见监督】 原法第96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新法第37条：“„„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变化：
从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侦查机关有权派员在场监督，改为不得监听（意即不得在场监督）。解读：
根据旧法，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监督，实践中则演变成应当派员在场监督，当事人无法畅所欲言，更无法反映程序违法，新法规定不得监听（这是国际公约普遍遵循的最低程序正义标准，侦查人员只能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监督），以保障律师和当事人的自由交流。考察方式：
只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较为简单。
【刑诉解读9-阅卷范围】 原法第36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新法第38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变化：
将阅卷范围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拓展到案卷材料（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等其他证据种类）解读：
根据以往的阅卷范围，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材料都不在阅卷范围，辩护律师既不敢主动调查取证，也无法通过阅卷获取信息，极大的影响了辩护效果。这次修改将阅卷范围拓展到了案卷材料，律师阅卷权至少在立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考察方式：
律师法将阅卷范围拓展到案卷材料，但由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因此在实践中总是被拒绝适用，司法部08年至今，从未在卷二中考察过律师法对阅卷权问题的新规，此次律师法的规定被刑诉法确认，因此考察的可能性很大。
【刑诉解读10-被告人阅卷权】
原法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是否有权阅卷。新法第37条：“„„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解读
1、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将卷宗交由嫌疑人、被告人阅览，赞同者认为：这是其知情权的体现，也是辩护律师与被告人通信权的应有之义，反对者认为，被告人阅卷会为其翻供提供便利，本次修订明确辩护律师可以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其阅卷权。
2、为了防止被追诉人阅卷后翻供，或者与同案犯订立攻守同盟，影响控方证据体系，立法将向其核实证据的时间起点限定为“移送审查起诉之日”，在侦查阶段不可向其核实证据。另外，立法并未明确是向其展示原卷，还是提供摘要或是口述，“核实”二字需要进一步解释。考察方式：
本知识点不会专门考察，只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
1、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而不能向其家属核实；
2、只能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向其核实，在侦查阶段则不可以。
【刑诉解读11-辩方证据开示】 新法第40条：“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解读：
随着律师阅卷范围的扩大，其所承担的义务也随之增加。由于律师可以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看到控方的案卷材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突袭控诉，辩方将其所掌握的无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提前告知控方，也是避免突袭辩护的需要。这可以看做是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萌芽。考察方式：
考试可能会涉及哪三类证据要告知控方，同学们可以这样记忆：无罪（不在犯罪现场）和不负刑事责任（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精神病人）的证据。
【刑诉解读12-辩护人的诉讼义务】
原法第38条：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新法第42条：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变化：
1、将义务主体从辩护人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
2、删除改变证言的提法。解读：
1、原法第38条与刑法第306条遥相呼应，共同构成对辩护人群体的职业歧视。刑法专门设置以辩护人为主体的伪证罪，这在全世界也非常罕见，而更有可能制造伪证的警察和检察官却没有相应的罪名。废除刑法306的呼声一直都不绝于耳。
2、此次修改将义务主体扩展为辩护人及其他任何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表明立法者已开始意识到306条的不合理之处，是最终废除306条的阶段性成果。其次，删除“改变证言”的表述，是因为并非所有“改变证言”的行为都应禁止，只有违背事实改变证言（伪证）才应禁止。考察方式：本处修改考察可能不大。
【刑诉解读13-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的回避】 新法第42条新增一款：“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解读：
以往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主动追究自己承办案件中辩护人的刑事责任，由于立场的对立，其总是带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律师往往因此遭受无端的追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此次规定必须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涉嫌的犯罪。考察方式：
本法条可能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如果要用口语来表述法律修改前后的变化的话，之前侦查机关常对律师说“我来办你”，而现在则只能说：“你等着，我找我兄弟去！”此外，如果辩护人是律师，必须要通知其所在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协会。
【刑诉解读14-证据种类】 新法第48条：“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变化：
1、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
2、增加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笔录类证据；
3、增加电子数据。解读：
1、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法官定案的参考，而绝不能左右法官的裁判，称之为鉴定意见更为科学，避免鉴定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官；
2、以往的种类无法涵盖辨认、侦查实验等侦查活动所形成的笔录类证据；
3、电子邮件、聊天记录、微博等电子信息按照已有种类无法归类，故增设电子数据。考察方式：
每年都会有一道证据种类的题目（多为单选），一道证据分类的题目（多选），今年应该也不例外，考察电子数据的可能极大。考生需要注意和视听资料（多为动态展现）的区别。如果无法区分，直接选择电子数据，正确概率较高。【刑诉解读15-行政执法中收集证据的效力】 新法第52条第2款新增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解读：
证据合法性要求证据收集的主体必须合法（侦查人员），因此，行政执法人员收集的证据往往无法直接作为刑诉证据加以使用，而必须经过证据转化，重新收集固定。言词证据尚可重新收集，但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往往难以达到这一要求，因此增加此规定。考察方式：
只会是一个选项，考察角度有二：一是判断“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不能直接作为刑诉证据加以使用”的说法是否正确？二是考察可以直接使用的证据种类（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一般认为，言辞类证据不可直接使用）。
【刑诉解读16-证明标准】
原法仅规定刑事案件的有罪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新法第53条第2款：“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考察方式：
1、近两三年，刑事诉讼对证明标准的考试力度明显加大，甚至2010年的卷四大题就是考察在具体案例中如何运用证明标准的理论来裁判案件。对于这类试题，同学们不用担心，只需要把握一个原则——根据以有的证据定案，会不会冤枉被告，如果会，则不能定罪。
2、例1-某受贿案，证人证明被告受贿，被告否认，可否定案？不可以，因为一对一的证据无法排除证人做伪证的可能，可能冤枉被告。例2-甲乙两人没有相约，各自埋伏，朝张三射击，张身中一弹，无法查明是谁的子弹致死，能否定罪？可以，因为两人至少是未遂，不会冤枉他们。
【刑诉解读17-非法取证的手段】 《高法解释》第61条（原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新法第54条第1款：“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变化：
1、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证手段中去除了威胁、引诱和欺骗；
2、在对证人、被害人的取证手段中去除了引诱和欺骗。解读：
立法者认为，引诱和欺骗，甚至某种程度的威胁是讯问的必要手段，如果一概加以禁止，则无法完成讯问任务，因此以“等”字模糊处理，其本意是：一般的威胁、引诱和欺骗为立法所允许，但与刑讯逼供相当的类似手段（如寒冷逼供，饥饿逼供，亲情逼供等）也应禁止。考察方式：
1、由于“等”字含义模糊，司法解释又未出台，实践中何种手段属于应当排除证据效力的非法取证交由法官裁量认定，因此考察可能不大。本人认为，在考试中，应理解为：威胁、引诱和欺骗手段达到了与刑讯逼供相当的程度，仍然可以成为排除的对象；
2、从立法明文禁止“威胁、引诱、欺骗”，到删除这些手段，而以“等”字这样的模糊字眼代替，实际上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如果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加以界定，或最高人民法院迟迟不出台有关排除范围的指导性案例，我对实践中变相刑讯逼供现象的进一步扩大表示深切的担忧„
【刑诉解读18-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高法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新法第54条：“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变化：
将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从言词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拓展到了物证、书证。解读：
1、我国之所以之前规定只排除非法言辞证据，是因为只有言辞证据才可能因为非法取证而影响其真实性，实物证据即使取证程序违法，其真实性一般也不会受到影响。但这种范围大大限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威慑作用。故而此次扩大了排除范围。
2、但毕竟非法取证对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影响的确存在不同，考虑到查明真相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因此立法对物证和书证的排除作了严格的限定，必须要达到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度，且无法作出补正或合理解释。
考察方式：
如无意外，此规定今年一定会有至少一道多选题。同学们需要记住三点：
1、物证、书证可排除；
2、不是一律排除（必须达到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度）；
3、不是直接排除（必须先给机会补正或进行合理解释）。注：所谓补正，如补充签名。
【刑诉解读19-非法证据排除的阶段】 新法第54条第2款：“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解读：
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排除非法证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可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考察方式：
只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
1、非法证据排除的阶段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
2、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
【刑诉解读20-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庭调查】
原法没有相应规定，实践中，被告方提出遭受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法庭往往不予调查。新法第56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5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变化：
新法和司法解释增加规定，只要提出非法取证行为，必须调查，而不能不予调查。解读：
如果不明确要求法庭必须调查非法取证行为，则刑讯逼供就无法被发现和确认，无法得到应有的程序和实体制裁，因而更加难以得到遏制，此次明确要求必须在实体审判之前进行程序审判，先确认刑讯逼供问题，在排除相关证据后再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审理。考察方式：（重要）
1、对非法取证，现在是“应当”调查，而非不予或可以调查。
2、如果在审理的早期（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则是“先行”“当庭”调查；而如果在审理的结束前提出（法庭辩论结束前），则只要求应当调查，而没有“当庭”的要求。
【刑诉解读21-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新法第56条第2款：“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解读：
此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必须就非法取证行为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是为了避免没有任何依据的诬告，防止恶意拖延诉讼进程，浪费司法资源。因此，仅仅主张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而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是无法得到支持的。考察方式：（重要）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被告方并非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也不是承担全部证明责任，而是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使法官相信的确可能存在刑讯逼供。
【刑诉解读22-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新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解读：在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之后，证明责任开始转移给控方承担。之所以如此规定，因为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更为合理，它可以通过对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的方式来证明不存在非法取证的行为，而被告方要证明存在刑讯逼供则非常困难。考察方式：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由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然后证明责任转移给控方，由其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刑诉解读23-非法证据排除】 新法第57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解读：
本条的亮点在于——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的，应推定非法取证行为存在，该证据不应采纳。这就等于在行为责任（由控方证明取证行为合法）和结果责任（证明不了则推定为非法）两个方面确定了控方的证明责任，疑点利益尽归被告。考察方式：
同学们需要注意无法确定非法取证是否存在时，也应排除该证据。
【刑诉解读24-证人保护】 原法第49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新法第62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公检法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变化：
1、明确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存在人身危险的，应当采取证人保护措施；
2、将保护对象从证人扩大到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3、明确了证人保护的措施；
4、增加了证人保护的请求权；
5、增加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解读
1：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证人等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明确规定公检法应当采取证人保护措施的义务，其中“等”字应理解为：其社会危害性与证人所处的现实危险与上述几类罪名相当的犯罪，而不限于上述几类；
2：在实践中，特定案件中的鉴定人、被害人因为参与诉讼，也可能面临打击报复的危险，将其列入保护对象更为科学和全面。在保护措施中，不公开个人信息，包括在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中使用化名以代替真实的个人信息，但学界认为，应允许律师核对其真实身份；
3：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应防止以此为借口剥夺被告方的质证权，不允许对该证人进行询问。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其中特定的人员是指可能实施打击报复的特定人员，不应理解为辩护律师等人员；
4：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比如：不公开证人的个人信息需要新闻媒体的配合，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等，需要基层群众组织配合等。考察方式：
考题以多选可能最大，主要有三个命题角度：
1、证人保护的犯罪类型；
2、证人保护的对象：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3、对证人保护措施的理解；
4、证人保护的请求权。
【刑诉解读25-证人作证补偿】 新法63条：“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解读：
我国证人出庭率相当之低，使得1996年建立起来的控辩式庭审方式根本无法落实，法庭上往往直接宣读、甚至是摘要宣读证人证言笔录，从而剥夺了被告方的质证权，为了鼓励证人出庭，除了提供证人保护措施、打消其出庭顾虑之外，还需要建立证人作证补偿制度。考察方式：
对于这一改革，同学们只需要一般了解即可。
【刑诉解读26-取保候审的条件】 原法第51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新法第65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变化：
1、将取保候审的条件和监视居住的条件分开规定。
2、取保候审的条件增加两种情形：
第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第二，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解读：
1、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在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上有较大区别，但根据原法，其适用条件和对象却没有分别。本次修改，将监视居住规定了不同于取保候审的条件，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因特殊原因不适宜羁押的对象，从而将其定位于羁押的替代措施，以期减少羁押率。
2、新增加的取保候审的两个适用条件，严格而言其实并非新的规定，原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原法第7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本次修改实际上只是新增了“生活不能自理，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个适用对象。考察方式：
今年的强制措施改动较大，也很具考试价值，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同学们需要把握两个考察角度：
1、四种适用情形，只需具备其中之一，而不需要全部具备；
2、四种情形应当掌握——第一，有期以下；第二，危险不大；第三，人道主义；第四，羁押期满。
【刑诉解读27-取保候审的义务】 原法第56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新法第69条：“„„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24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新法第69条第2款：“公检法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变化：
1、增加了一项必须遵守的义务：“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2、增加了若干可选择的义务：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不得与特定人员会见或通信、不得从事特定活动、将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解读：
1、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强，人们的住址、单位和联系方式经常变动，因而增加在变动后24小时内向执行机关的报告义务，但，变动不需要经过执行机关批准。
2、根据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体情况个别化地设置了若干可选择的义务，突出了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的针对性。
考察方式：
1、将取保和监视居住必须遵守的义务对比考察；
2、个人住址等变动，不需要经过执行机关批准；
3、对必须遵守的义务以及可选择遵守的义务进行对比考察，同学们可以这样记忆（带有“特定”和“证件”字样的，属于可选择的义务）。
【刑诉解读28-违反取保义务后的先行拘留】 新法第69条第4款：“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解读：
有些嫌疑人、被告人，从其遵守取保义务的情况来看，取保已经不起作用，只能采取更严厉的逮捕措施，但逮捕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也应对其加以控制，而原法在批捕前可否先行拘留规定不明，此次明确规定可以先行拘留。考察方式：
同学们牢记可以先行拘留即可（既不是转为监视居住，也不是应当拘留——如果逮捕手续补办及时，完全可以直接逮捕，而不需要先行拘留）。
【刑诉解读29-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退还】 原法第56条第2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前款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应当退还保证金。” 新法第71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变化：
增加了领取退还保证金的手续和文书要求。解读：
原法对于领取退还保证金的凭证没有明确规定。有些部门规定应当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并持此文书领取退还保证金，但执行中，往往拒绝签发，或者相互推诿，拒绝会见，变相不签发该决定书，导致无法领取保证金，因此，此次明确规定领取时应持的文书。考察方式：
此项考察可能不大，至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
【刑诉解读30-监视居住】 原法第51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新法第72条：“公检法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变化：
1、改变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
2、将适用监视居住的对象增加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解读：
1、原法中，监视和取保的适用条件相同，在实践中适用比率较低，无法发挥替代羁押的功能，不能解决羁押率过高的现状，此次修改将符合逮捕条件的部分情形划入监视居住的范围，将监视和取保区分开来，使其真正成为取保和逮捕之间的过渡措施，强化其替代羁押的功能定位。
2、在将原法中符合逮捕条件但不宜逮捕的若干情形划入监视居住的范围之后，新法仍然保留了取保候审的若干情形可以监视居住的规定（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典型地体现了监视作为取保和逮捕之间过渡措施的属性，使得强制措施体系的阶梯性、层次性更为明显。考察方式：
1、监视的适用条件是今年重要考点，同学们务必熟练掌握。至少是一道多选，甚至会结合其他强制措施出任选题。要重点掌握可以监视的情形：人道主义考虑+羁押期限届满两大类，至于第四种情形，采取监视“更为适宜”则不用专门记忆，既然采取监视更为适宜，自然可以采取。
2、注意符合上述情形，是可以监视居住，而非应当监视居住，如果符合本条规定的情形，但可能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也可不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而仍然予以逮捕。【刑诉解读31-第73条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原法第57条第一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
新法：“监视居住应当在……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院或者公安批准，也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但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变化：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非新创设的制度，早已存在，但只能针对无固定住处的人才能采取，但本次修改，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特别重大贿赂三类犯罪，即使有固定住处，只要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都可以指定监视居住。解读1：
这一条被广为批评，人们担心增加了三类犯罪可以无条件地指定监视居住后，本来针对党员才能采取的双规措施，就可以对任何公民任意采取（在规定的时间——监视居住的6个月内，在规定的地点——指定居所）。公民人身自由将受到重大侵犯。解读2：
立法者的理由是，这三类犯罪比较特殊，又是在住处执行会导致同案犯警觉，潜逃或者转移、隐匿、销毁罪证等情形发生，所以，可以对其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解读3：即使是“无固定住处，可以指定居所”也不合理。如，张三在A区有固定住处，但在B区涉嫌犯罪，B区办案机关可否以其在B区没有固定住处而将其指定监视居住？再如，本无固定住处，后由于租放或买房而取得了固定住处，是否还能继续指定监视居住？这些都需要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考察方式：
一般而言，存在巨大争议的条文往往都不是考察的重点，大家了解：一般案件需要无固定住处，才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三类特殊案件，有固定住处也可指定监视居住，但不得在羁押场所或办案场所，否则就是变相羁押。
【刑诉解读32-监视居住通知家属】
原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的问题未做规定，实践中常出现不通知家属，以至家属误以为亲人失踪而报案的情形发生。
新法第73条第2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解读：
无法通知，是指犯罪嫌疑人没有家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家庭住址、通讯方式无法查找或者根据其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不上，以及因为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事由造成通讯、交通中断等无法通知的情形。但这些均需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否则很可能被执法人员滥用。解读2：
对于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首先调查其身份，不能不经调查就直接以“无法通知”为由拒绝通知家属。考察方式：
1、只适用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形，不适用于在住处执行的监视居住；
2、只有无法通知的情形才可不通知，不包括“有碍侦查”的情形；
3、必须通知家属，而无所在单位。
【刑诉解读33-监视居住折抵刑期】
新法第74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解读：
原法并未规定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期，这次修改规定指定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期，可见，这种强制措施在限制人身自由程度上与一般的监视居住不同，具有类似羁押的特征。但从理论上来看，指定监视居住又与羁押存在区别，因此指定监视居住2日只折抵拘役，有期徒刑1日。解读2：
而在司法实践中，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指定监视居住，人身自由就已经受到了剥夺，与羁押无异，因此，这一折抵的规定实际上并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这也正是指定监视居住制度饱受抨击的原因之一。考察方式：
监视居住是今年必考知识点，而本条折抵的计算方式可能作为一个选项考察。同学们应如此记忆：
1、指定监视居住相当于半羁押状态，因此指定监视一日折抵管制一日，指定监视两日折抵拘役和有期徒刑一日。
2、折抵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而非判决生效之日。
【刑诉解读34-监视居住义务】
原法第57条：“被监视的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
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
3、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5、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新法第75条：“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变化：
1、将不得离开“住处”或“居所”的措词改为不得离开处所；
2、增加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通信的规定；
3、增加“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规定。解读：
1、不得通信是指不得与自己居住在一起的家人和聘请的辩护人以外的其他人通信，除了信件往来以外，也包括电话电邮和短信等。
2、外国人在我国犯罪增多，对这些人监视居住需要防止其离境，对中国公民犯罪采取监视居住的，也需防止其逃脱监管，因此增加扣押证件的义务。考察方式：
监视居住义务的考察可能极大。最可能的命题角度是和取保候审的义务对比考察。
1、离开处所要经过执行机关而非决定机关批准，如果是法检决定的监视居住，公安在批准前，还应征得决定机关同意。
2、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是取保的义务，不得离开处所是监视的义务。考察方式2：
3、在取保候审中，扣押证件是选择性义务，并非一定采取，在监视居住中，是必须遵守的义务；
4、取保候审中，只要求将护照和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监视居住增加了身份证件，因为后者活动范围小，不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
【刑诉解读35-违反监视居住义务的处理】
原法第57条第2款：“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
新法第75条第2款：“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变化：将以往违反监视居住义务，情节严重的，一律予以逮捕，改为“可以逮捕，也可以先行拘留”。
解读：
1、违反义务情节较轻，可以继续监视居住，情节较重，可以逮捕。之所以由原法的“应当”改为“可以”，是考虑到增加了一种“可以先行拘留”的处理方法；
2、逮捕需要经过一段审批时间，因此，在批捕之前允许先行拘留，以起到同样的剥夺其自由的效果。
考察方式：同学们要高度重视这一处修改，考察可能极大。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需要逮捕的，可以先行拘留。”
【刑诉解读36-监视居住期间的监督】
新法第76条：“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解读：
通信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监控难度大为增加，一些国家采取电子手镯等监控方式加强监视，我国在社区矫正中也开始尝试类似方式，效果很好，故增设此规定。但如需要通过监控通信破获犯罪，则必须遵守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批，限制手段、对象和期限。考察方式：
一般性了解即可。注意，监控通信只能针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不宜针对其家人。
【刑诉解读37-逮捕条件】原法第60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新法第79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新法第79条第2、3款：“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监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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