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第1讲
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
第1讲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个将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斗争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并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很快制定出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并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国际环境的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发展和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陷于了
滞的状态。这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对内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遭到禁锢,完全感受不到世界潮流的变动和发展。在举国上下死气沉沉的局面中,民族的生机与活力被扼杀了。到19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已陷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境地。此时,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发展为世界强国。它们通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工业革命,建起近代化的大生产。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和谋取更大的利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这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它们垂涎和掠夺的目标。
1840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绔,用炮舰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清政府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于1842年8月与英国签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昏条约》。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的性质由此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第一次鸦片之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又相继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卜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害。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建立的过程中,‘除割地赔款之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取得了在华通商、,设厂、传教、;驻军、海关、租界、内航行以及领事裁判等一系列特权。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已彻底丧失了昔日东方大国的地位,沦落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随着外国列强的人侵,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趋尖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敌入侵和改变社会现状,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民革命斗争,给予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面对清王朝的衰落,一批志士仁人首先觉察到世界大势的变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上层人物也逐渐意到,不能再继续按照“祖宗之法n.统治下去了。.。于是,清末出现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清王朝最后为自救而推行的“政”。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遭到失败。严酷的现实表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还是以西方国家君主立宪为榜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充满苦难的历史图景之中,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日益凸显出来,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历史的发展表明,在这两大历史任务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项任务,才能将后一项任务提上日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树立主共和国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但是,这场革命也有明的弱点:它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其结是,这场革命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
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失败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不过,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造成巨大冲击,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要求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绵延不绝,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此后不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这不仅显示出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为中国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间隔仅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它的深刻影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最早出现在官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业企的成长而迅速壮大。20世纪初叶,由于清末“新政”的推行,私人工商业有了最初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商会。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又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发展时机。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了一批有利于发展实业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和压迫。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随着自身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开始为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而斗争,也初步参加了一些政治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虽然他们的人数还不是很多,仅200万人左右,但集中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沿海沿江大城市,有利于自身的组织和团结;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痛苦,富有斗争精神;他们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这个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迅速地觉醒,并很快登上历史舞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辛亥革命前后,近代新式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各类新式学校纷纷建立,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群。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学子,不同于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他们不仅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而且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在学校里,他们是当时传人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的承接者;走出校门,他们便是这些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者。这一代青年学中的优秀分子后来有不少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先进分子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现实和痛苦经历,仍不屈不挠地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新的出路。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
(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这无疑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这场运动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它冲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希望中国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场运动的实质是资产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然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这时已通过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欧洲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这引起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这种怀疑,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开始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由此到了新的希望。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去探求俄国的经验,去学习和研究指导这场革命走向成功的马克主义学说。于是,中国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李大钊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第千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革命运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战期间,国际资本主义力量被大大削弱。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欧洲现了持续数年的革命高潮;亚洲一些国家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浪潮。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组织参加的共产国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的建立有利于团结和协调世界各国工人级和劳动群众进行共同斗争,也使得中国革命者在开展反帝反建斗争时能够得到来自十月革命故乡的指导和援助。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1919年5月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1919年上半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这次和会实质上是英、法、美、日等几个强国的分赃会议。中国政府战时参加了协约国一夸‘L.廿曲„idL山u出席。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项要求,并提出取消此前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国的“二十一条”。但是,中国的这些合理要求均遭到拒绝,会议竟然规定德国将战前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德国劫走的天文仪器而已。对于这样一个和约,北洋军阀政府居然表示同意,并要求中国代表签字。
中国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阶层人民怒火中烧,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像火山般爆发了。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①等口号,并发表宣言,表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随即,爱国学生又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示威遭到大批军警的镇压,有30余人被捕。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学生们很快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举行总罢课。他们在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北京学生的斗争一度转入低潮。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学生们又一次被激怒了。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许多人被捕。6月1 1日,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北京大学教授陈烛秀、李大钊和高一涵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示: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正当学生们和知识界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最多时达十多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这次爱国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到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城市,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了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样,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也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北洋军阀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不得不于6月7日放被捕学生,6月I0日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6月27,在巴黎的旅法华工、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要求拒签和约。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子。他们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认识到帝国主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这场运动,开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强大力量,认识到这个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后不久,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①。苏俄政府的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其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促进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后,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们一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知分子在经过反复认识、比较和鉴别之后发现,当时在中国传播的各种思想和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提供了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武器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组织革命政党的正确方法。于是,他们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1919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沦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和比较确切的阐释。不久,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几位在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也陆续发表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一个充满各种斗争的过程。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洪水猛兽”,千方百计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同时,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和中国思想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同马克思主义发生交锋,展开论争。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撰文,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许多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他们着重阐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要改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开始抛弃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参加五四运动和到欧洲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地考察,在反复比较后,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罗亦农、彭湃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即林伯渠)、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践,也实现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一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逐步转变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加以接受的,他们一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在北京,在李大O的倡导和推动下,1920年初,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群众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在上海,陈独秀等人也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和一大的召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一批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正当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之时,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史称“南陈北”。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密前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随后,两人分别在北方和南方展开建党活动。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组织起来的最初尝试。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社会主义说和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很快得到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注和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李大钊等人,随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并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工人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起来的。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党问题。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在随后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发起组和联络中心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在此前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分别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样,到1921年春,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旅日华人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施存统和周佛海等。旅华人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和周恩来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来看,它们都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宣克思主义,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往来,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又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赴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陈独秀和大钊均因事未能出席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之兄李书城住宅的客厅里,房间不大,陈设简朴,气氛庄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于是,大部分代表立即转移。十几分钟后,上海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l,但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即共产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一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时起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纲领还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转为正式党员。纲领还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同党的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次大会是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初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目标和前途。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此前民主革命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宣言指出,党在目前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这表明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最低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①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战线的决议案》,号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中,决议案提出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人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沦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①。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更明确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之前的4年时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这段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刨建,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和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很快就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和符合自身建设需要的章程,发了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并在实际斗争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d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革命运动》新的面貌。
思考题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意义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第5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
第5讲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国民党当局一次次屈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后,并将其侵略势力向华北渗透,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
1935年5-7月《何梅协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
1936年6 月日本关东军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不服国民党军守卫官兵检查,被拘留。日本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不依不饶,借机提出许多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被迫签订《秦土协定》 :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
2、民族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学者名流、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北平学生运动,抗日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迅速波及全国,从学生示威游行到工人罢工抗议,再到爱国人士及团体、海外华侨等,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镇压抗日运动进行抗议,发出爱国救亡呼声。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作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国难当头,应该立即承担起将各种抗日力量汇集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
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军事策略、党的路线策略等,分析抗战中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同时指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应停留在下层,还应包括上层。党的路线方针策略是发动、团结、组织全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抗日反蒋(集中精力围剿红军)”。并对农业、工商业政策做了调整,以建立更稳固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后,中共中央加强统战工作,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的发展,与国民党上层、军队将领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同盟军。西北地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1936年党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等秘密接触,说服他们接受停止内战、互不侵犯、加强联络、联合抗日的主张。年底西北大联合局面形成,对稳定全国局势、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蒋介石态度转变:
中共放弃反蒋,积极倡导国共二次合作。强调,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全国各党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2日,攘外必先安内。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其主张的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国民党上层的赞同;谈判达成六项条件-------结束十年内战,为国共二次合作做好准备。二、七七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2、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发表通电:号召共筑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重申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
3、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转变:不承认的合法地位(庐山谈判)
4、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史称“八一三事变”。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表示要“抵抗暴力”。-------联合抗日的必要-----正面大规模开战------改编红军主力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体现国共合作中中共的诚意,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内容。
1937年9月 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三、开辟敌后战场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主张实行全国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改善民生等。
2、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坚持***,只实行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拒绝实行有利于抗战的民主、民生方面的改革,限制人民力量在抗战中的发展。
3、洛川会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党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为长期抗战、夺取胜利指明方向。
到敌后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寇!
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
4、平型关大捷-----八路军,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振奋军心民心,提高共产党的威望。
5、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与人民军队阔步敌后:
台儿庄------敌强我弱,片面战争与单纯的防御方针,国民党腐败,正面战争日益被动,大片沦陷,民不聊生;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
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共中央在敌后,发动、武装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逐渐收复国土。
游击战,不仅给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以有力支持,也迫使日军将更多兵力转移到对占领区的防守,使抗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起到重要作用。
6、《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
战局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许多人对战争的发展形势认识不清。亲日派散布“亡国论”,片面强调中国武器和技术不如日本,鼓吹“再战必亡” 汪精卫
主张妥协投降,宣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公开投敌
亲英美派宣扬“速胜论”,幻想依靠英美的力量,迅速战胜日本 蒋介石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和影响扩大
全面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
7、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工作
8、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不同阶级、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
王明右倾错误思想
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主要特征的。
六届六中全会: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1、抗日战争向相持阶段过渡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改变
投降分裂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
团结抗战局面出现危机
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沦陷,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困难。到一九三八年为止,日军伤亡达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军费开支剧增,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人民的反战情绪在增长。由于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更加不足。这些是日本政府非常忧虑的事情。中国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猛烈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抗击着四十万日军。国民党政府仍保有西南和西北广大地区,拥有很大的兵力和日军对抗。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法等国由于不满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和日蒋矛盾的无法调和,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和短时期灭亡中国的幻想,迫使它不得不下决心应付持久的战争。战争的长期化、国内的困难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政府“重新检讨对华国策”。它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在策略上作了新的修改。
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重视国民党正面战场、轻视广大的敌后人民战争的战场,改变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日本希望经过这一改变,不仅能够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且可以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在其统治区内扶植傀儡,发展汉奸组织。这样,日本在占领武汉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转入敌我相持阶段。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关于抗战问题,全会虽然声言“坚持抗战到底”,但是按照蒋介石的解释,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说东北不要了,华北也可仅维持形式上的统治,只要能保存华中华南就可以罢战言和。
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国民党处于“艰险”的环境中。长此下去,就不免“趋于消灭”。蒋介石说这是他“夙夜不能忘怀的衷心忧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的***,加紧进行反共斗争。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限共 反共摩擦事件连发
2、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提出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名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民族利益第一,阶级利益服从全民族利益反对妥协,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使全党思想一致,也加强宣传,争取党外许多人士的理解与支持。
为反对投降、振奋民心、锤炼队伍,组织大规模破袭-------百团大战。极大振奋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蔑视,并支持了正面战场,遏制了国民党投降暗流,对时局好转起到积极作用。
3、沦陷区,党的地下组织以秘密方式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
4、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艰苦的统战工作:宣传政治主张,发动工农及各阶级阶层支持前线及敌后抗战,协助民盟等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成立,巩固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组织。
5、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国民党顽固派围攻,九千人大部分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遇害。
五、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和克服抗战面临的严重困难
1、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分散游击,积小胜为大胜,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发展长大自己。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全面贯彻及实现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
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三三制”-----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三分之一,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讲究民主与团结合作,不专制。重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利益,改良工农生活。
2、抗战面临的严重困难
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进行大肆的殖民统治及经济掠夺;大批国民党要员以曲线救国为借口投敌反共;国民党顽固派也想借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物资,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国民党统治区特务机构暗杀共产党人,以致敌后军民伤亡惨重,抗战面临最严重考验(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 万锐减至40万)。
思想上:困难是前进中的暂时的,要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军事上:灵活的地道战、麻雀战、敌后武工队、水上游击战等,反清乡、反扫荡,以小胜积大胜。
政治上:精兵简政,减少税负,协调各阶级各阶层利益关系;实行“三三制”政权政策,调动敌后各阶层抗战积极性;开展拥政爱民等运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军民生活明显改善,为渡过难关,巩固政权、争取抗日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时期,当积累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领导经验,并培育出具有特殊内涵的“延安精神”----坚定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提出并制定持久战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实行一系列有利于抗日、民主、团结、有利于改善民生、调动各阶级各阶层参与抗战及生产积极性的措施,遏制了国民党的反攻逆流,维护了抗日大局;积累了执政经验;人民革命力量也得以发展壮大,并成为对日反攻的中坚力量。
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第6讲整风运动与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
党课第六讲
整风运动与党的建设
引 言:
讲党史,必要谈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特别是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色。加强党的建设,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取得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依靠这个法宝。
谈党的建设,不可不谈的一段历史和工作就是延安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因其首先从延安开始、延安地区整风的经验最为丰富而得名。故整风运动通常专指延安整风运动。
1950年整风运动----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本次整风运动在党建历史上地位不是很突出。
1957年整风运动----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含冤受难二十多年。整风运动过 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这次整风运动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失败的,党课第14讲《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中会有介绍。
一、整风运动的背景: 1、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至1942年的党建成绩: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1938年9—11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文件,对党的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主要有:提出党组织工作要有“中国化”;制定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提出“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份坏分子侵入”的发展党员方针;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分别任命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为中央局和南方局书记等。这次会议关于党建的系列决策,在中共党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当时党组织的状况,对党的建设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许多重要观点,他们把党的建设问题看作一项在进行的“伟大的工程”。
在此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发表不少理论著述,提出了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其中,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的长篇报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阐述了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共产党员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终身;要明确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组织;要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要为真理而斗争,要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等。这个报告随后印成小册子,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它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理论著作,在党内具有广泛而长远的影响。
2、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宗派主义)、学风不正(主观主义)和文风不正(党八股)的问题。
(2)抗日战争以来,为扩大队伍,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
如何解决党内矛盾特别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在党的历史上有严重的教训。(例如:党内曾经进行过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必要的,但采取的方式一般过于简单。一是不能让干部真正认识到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二是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和给予过重的纪律处分,伤害了一些同志,影响了党内团结。在出现“左”倾错误的时期,当时的领导者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深切认识到党内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思想问题绝不能采取单纯的组织纪律处分和简单压服的办法,而必须让党员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整风运动。
二、整风运动的条件形成:
1941年前后,开展整风运动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
1、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党内有了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领导骨干。———主观条件
2、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为开展整风作了最基本的准备。———主观条件
3、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正处于严重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环境相对稳定。这就使得全党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客观条件
三、整风运动的开展:
1、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
2、整风运动的三个阶段:
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是分三各阶段进行的:
(1)第一阶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是准备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同年7月、8月,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2)第二阶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为全党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5月,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座谈会后,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 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梨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参加此阶段整风学习的干部,共约4、5千人。
(3)第三阶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从1943年冬起,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1万2千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6、7千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此时,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
3、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同实际相脱离,主观同客观相割裂。犯这些错误的同志,认识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或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其结果是严重损害了党的事业。毛泽东指出:“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段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反对宗派主义是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任务。要实现党的统一,不仅要实现思想上的,还要实现组织上的,并以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那些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就会受到打击。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致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是把个人放在第一位,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文风。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党八股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要使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4、整风的方针:
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揭发错误、批斗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很显然,这种方针同过去“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所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完全不同的。
5、整风的方法:
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方向。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郑重强调自我批评。
6、整风期间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及纠正:
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1944年春有关领导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
四、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地位:
1、地位:整风运动在党的历史上以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曾这样指出:“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2、历史意义:
第一,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使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较明确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方向,清晰地认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伴 随而来的党内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整风运动的过程,就是对广大干部深入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的过程。参加整风运动的党员干部,首先认真学习文件,然后深入检查、反省本部门的工作及每个人的工作与思想,发扬优点,纠正错误,巩固党内团结,树立正确作风。
第三,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总结了20余年来党的历史经验,澄清了党内重大路线是非问题。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但由于党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以及党中央领导成员政治思想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如上所述,党中央领导机关曾在1924年至1934年先后发生多次右的和“左”的严重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重大挫折和危害;直至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才开始走向政治上的成熟,战胜了重重困难与险阻,夺取了万里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从正反两方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澄清党内重大路线是非,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延安整风运动,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创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情况的进行党内斗争和开展对党员思想教育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新的团结。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取得辉煌成就的延安整风运动,为胜利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奠定了良好基础。(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到1945年在延安召开七大,中间相隔有18个年头。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曾经8次决定筹备召开七大,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对历史上的错误没有进行很好的清理,思想路线还没有彻底的统一。
从1942年春天起,到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党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年的整风,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路线上获得了空前的统一。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七大”以团结、胜利的大会永载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整风过后,整个中国的革命队伍和风气涣然一新,不仅锻炼了队伍,而且为了更好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一个清廉的、正直的、高尚的风气的社会生态环境,留下了一个宝贵的遗产。
结束语:
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是一辈子都要坚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必须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风运动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必须代代相传,并不断地发扬光大,使之永远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
第一支部 齐真 2010.11.30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第7讲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
第七讲: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七大召开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1945年春夏之交(4月到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面临即将覆灭的命运,在欧洲战场,苏联和美英盟军相继攻占了欧洲大片土地。4月间,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逮捕并判处死刑,5月2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已处于战略大反攻的前夜,1945年2月间。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美军在南太平洋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接连取得战场胜利,收复了大量失地,扩大了根据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共造成20多万人伤亡,同时苏军出兵东北,在华日军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一直消极抵抗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从西南几省的大后方陆续出山,利用美国提供的飞机、军舰运送军队,抢占要地,抢夺抗日 胜利果实,这时的中国正处于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一个是黑暗前途——即国民党要建立一党独裁的法西斯专政;一个是光明前途——共产党要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独立的新中国。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努力争取中国光明的的前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关键时刻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党的七大会议。
(二)七大召开前党对理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在此期间,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重要著作。但由于党内在很长时间内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探索和提出的很多正确观点,未能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的认可,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后,局面才发生变化,从此,中国革命事业逐渐摆脱不利局面,并开始迅猛发展起来。土地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大量重要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中,毛泽东所系统而完整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毛泽东还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基本形式;统一战线是迅速凝聚和扩大革命力量的有效方式;党的建设是党能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更好地运用这两个武器是战胜敌人的前提和保证,只有正确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二、七大会议的召开
早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 “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在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会期历时五十天。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的军事报告; 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周恩来做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期间,毛主席先后发表了11次讲话。其中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
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七大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4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抗战8年的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选举产生了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成熟的,具有很高威信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集体。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理论基础,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 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13人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七大的召开,从建党开始,已经走过了二十四个年头,其间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血与火的考验,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反抗斗争,但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第一次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折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历史改变了方向。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此说,在这样两个大背景下召开的党的七大,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特别是把团结、胜利作为大会方针响亮地提出来,它反映了我们党必胜的坚强信念,反映了中华民族必胜的坚强信念。毛泽东同志在阐述七大方针时说,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目标,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全党要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 解放而奋斗。三、七大的历史功绩
它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最重要、最成功、也是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影响深远。
它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在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统战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二)首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性贡献。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理论思维曾经是很活跃的,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一些理论经典,如《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孟子》等,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是如此,在理论上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候,在那样的时代条件下,党在理论上的准备不可能是充分的。对党成立时理论薄弱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都曾作过深刻分析。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奋斗和理论奋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终 于扎了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于产生了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我们党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都是划时代的。它标志着我们党从理论准备不足,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政治上登上了新的高峰,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新觉醒、新进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正在普照着新兴的中国,普照着世界。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八个方面: 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建设党的理论和政策; 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政策等。
这八个方面主要的就是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它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方向。它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阐述,对中国革命下一步的思考,都闪烁着理论和智慧的光辉。
(三)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第一次总结概括为三大作风 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四)七大党章: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好的一部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真正成为党的一面旗帜
总结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经验、集全党智慧之大成的七大党章是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好的一部党章。其最大特点是把党的纲领作为有机部分写进党章,阐明了党的性质、纲领、宗旨、作风、群众路线,从而使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我们可以这样说:
(1)七大的光辉,是团结胜利的光辉(2)七大的光辉,是理论和智慧的光辉(3)七大的光辉,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4)七大的光辉,是民主集中制的光辉(5)七大的光辉,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光辉
四、学习七大,对我们搞好当前理论学习的几点启示
党的七大,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整个大会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都是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照这面镜子,主要是以现代的眼光看过去,通过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更好地认识现在、把握现在。增强理解过 去的能力、掌握现在的能力、创造未来的能力,是历史的三重作用。我们学习历史,寻找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注目和聚焦于那些在重大历史关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制度建设。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列宁最早提出和创立的。我们党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并且使之成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二)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党的生机和活力
无论对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作风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失掉群众、失掉政权的事实充分证明,作风松松垮垮、软弱涣散必然导致失败。
七大以来六十年间,我们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上,既有深刻的教训,又有极其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期,经过党的十二大到十七次大代表大会,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得到极大地发展完善和提高。
作风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党从毛泽东同志培育党的“三大作风”,到邓小平同志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江泽民同志倡导艰苦奋斗,到胡锦涛同志提倡“两个务必”,抓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在现阶 段对党员干部在作风上的新要求,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足点,是实事求是。党的七大,是典范。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党的纲领,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党的任务。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
(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要在理论上与时俱进,首先要在思想路线上与时俱进。毛泽东同志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都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深入思考,都是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个关于政党评价上的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政党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11
第五篇:第10讲、朦胧诗
第10讲、朦胧诗
教学目的
理解什么是朦胧诗
结合诗歌来分析朦胧诗的产生、写法和特点 教学重点
分析和解读代表诗人诗歌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步骤
一、什么是朦胧诗
所谓“朦胧诗”,是指以一代青年为主体的当代早期先锋诗歌运动。
1,回顾五,六十年代诗歌的特点。
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共和国文学范式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是:颂歌与战歌。在主情的诗歌创作中,强烈的个人情感被社会、集体的本质取代,诗歌独特的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被怱略、被消极。代表诗人贺敬之、郭小川
2,朦胧诗的出现
在“颂歌”“战歌”的匡制下,诗歌创作的主流到了文革十年,已走上了“假,大,空”的绝路,而一些地下的诗歌创作中心在形成,他们写与颂歌不同的“朦胧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洋淀诗群”,由一批北京赴白洋淀下乡插队的知青构成,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等,同时在福建,四川等也有这样的创作群体。后来成为“朦胧诗”主将的北岛,舒婷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这些年轻人的写作既不是为了发表,更不是为了名利,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真诚与激情,所以他们的诗显现出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完全不同的思想空间。
如郭路生(食指)《相信未来》:当蜘咮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1979年,权威性刊物《诗刊》先后刊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心爱的祖国》等诗,标志着朦胧诗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到1980年,全国许多刊物争相刊登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冲击着中国文坛。
3,朦胧诗论争的情况及论争的意义
由于这些朦胧诗从内容到形式与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的颂歌,战歌截然不同,自然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以至抵触,特别是经过文革洗礼的的一些文人。
1980年,作家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把这些诗贬意为“朦胧诗”,“朦胧诗”的称呼也就是由此文而来的。老诗人臧克家《关于“朦胧诗”》,文中凛然指出:“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把这些新潮诗称为古怪诗,并把其提到政治的高度:“古怪诗的出现是受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在国内,有些人对过去的新诗重新评价,为过去不受欢迎的流派,如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反动派翻案,这是不好的。
三屈起: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主张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朦胧诗,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认为新的美学原则有如下特点: 一,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二,强调自我表现;三,对于传统艺术习惯的背离。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 文章全面阐述了朦胧诗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美学,思想内涵等
二、关于朦胧诗的评价:
1、朦胧诗指向明确,一点不朦胧。朦胧诗其实是政治诗,具有极明确的政治目的。实质其实就是反革命\反毛时代\反无产阶级文艺。从政治上讲,朦胧诗成功了,它至少与它所要反对的文艺形式同归于尽了。现在人们不读那些诗歌和所谓的人文精神衰落、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人心糙了之类的说法一点关系也没有!仅只是因为朦胧诗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只要大部分人一听到毛时代文艺就皱眉头,就下意识地觉得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样板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朦胧诗已经胜利了!人们忘记或者说有意忽视了,朦胧诗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我的看法是:朦胧诗是三中全会精神的文艺表达,三中全会精神是朦胧诗的政治纲领。朦胧诗通过渲染个体,消解阶级意识,用资产阶级文艺观达成对毛时代革命文学的替换。悄悄颠覆原来的审美原则,构筑一种新的生活观念。用新的意识形态来取代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以说朦胧诗是从属于80年代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大决战的一个子战场。
2、为什么称它朦胧?有两个原因:
1、它的朦胧不在于其精神实质,只在于形式、措词。这是相对于毛时代文艺的审美原则而言。朦胧诗出生的时候,毛时代或者说无产阶级文艺的审美原则还是主流(用资产阶级的习惯的话来说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壓力仍相當濃重”),所以被认为朦胧。
2、朦胧诗人自称朦胧,是一种保护色,意在掩盖自身的战斗性质。朦胧诗人们“寫作中並沒有選擇正面的對抗,而是沉湎與發明一種新頹廢,來點染寫作衝動和青春的苦悶”。他们的作战方针是:毛泽东时代消解个人生活,我们就歌颂个人生活。爱情的激烈、动人、秘密、忘我、大胆、温情、带个人苦难的倾诉,把拥抱转变为真理。(《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
3、诗人群体的自发性。朦胧诗人群体,说得文艺一点叫“精神团契”。尽管南北诗人之间联系交流很多,也有自己的刊物,原则上可以认为有组织,但他们更愿意被人认为是自发的,非组织的。为什么?很简单,无产阶级文艺是组织性的!工人阶级作为先进阶级的首要特性就在于它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消除了手工业和小生产的涣散形式,代之以极强的组织性。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特性也是极强的组织性——党是有组织的部队!反映到无产阶级文艺上必然也是组织性的。那么与之对抗的方式就是诉诸"个体性"/"非组织性"/"体制外"等等。
三、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解读
顾城、舒婷,北岛,杨炼
1、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 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 2 朔迷离。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
顾城的帽子: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他为什么戴帽子按照他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尘世间污染了他思想,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小巷》小巷 /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黑”是扼杀光明的结果,黑夜便是光的坟墓,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特定时代象征。然而“黑色的眼睛”却无疑是黑夜的叛逆,它的黑色是黑夜“给”的,是黑夜阻断光明的结果。此外眼睛的黑并不象征着背弃光明,反倒是渴求光明的象征。黑色既然对光不反射也就具备了对光全盘吸收的特性,黑色的眼睛正是这种随时准备吸收光明的“一代人”的眼睛。换一个角度看,黑色的眼睛也凝聚着批判精神,它以黑对黑,对黑夜的庞大淫威报以深沉的否定。相对色彩缤纷的光明世界来说,黑色是一个终极,它与光明构成了对立。然而物极必反,从黑夜中叛逆出来的黑色眼睛,对于光明的接受力是绝对超过任何色彩的眼睛的,也就是说:由特定的黑色时代中走来的“一代人”,他们伟大的觉醒是其他“无缘”于“黑夜”的人们所难以企及的。短短的两句诗,冠以一个博大的题目,揭示一个庞大的主题,在对立统一中,充分显示了象征的魅力。从作者的生活历程看,诗中的黑夜似乎是“十年浩劫”,“一代人”当然是指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人。然而,诗毕竟不是历史,诗的容量常能凭借艺术的魔力而无限扩大。如果超越时空的话,我们便很容易在屈原、杜甫、鲁迅等等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看到“一代人”的形象,他们都在“黑夜”中生存,他们都具有特别敏锐的“黑色……
2、舒婷
原名龚佩瑜,祖籍福建泉州,1969年下乡插队,1972年返城当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到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她的诗歌更接近上一代载道意味较浓的传统诗人,反抗性淡漠了许多。舒婷擅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捉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情感的复杂、丰富性常常通过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表现得曲折尽致。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辩力量,又楚楚动人。
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以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
《致橡树》热情而坦城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
“橡树”的形象象征着刚硬的男性之美,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显然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她脱弃了旧式女性纤柔、抚媚的秉性,而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这正与诗人所歌咏的女性独立自重的人格理想互为表里。
在艺术表现上,诗歌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便于坦诚、开朗地直抒诗人的心灵世界:同时,以整体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全诗以橡树、木棉的整体形象对应地象征爱情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真挚爱情),使得哲理性很强的思想、意念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因而这首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
3、北岛 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北岛是中国新时期诗歌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岛屿。这大概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吧。问题是,由于名人效应及其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人们对北岛诗歌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朦胧诗层面,乃至还有不少人只知其人而不知其诗,更有甚者,是对北岛诗歌的曲解、误读、隔膜。
宏观上,有人不满北岛尼采式的“一切价值重估”;有人指责北岛普罗米修式、丹柯式的英雄姿态;有人气闷北岛波特赖尔式的「交感」对应体系,等等。微观上,有人惊讶于北岛网式错综的生活观;有人困惑履历式的非理性等。就是对名诗〈迷途〉的理解。
北岛不喜欢别人把他纳入“朦胧诗派”,因为那是人们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在当时还带有强烈的贬抑性。他宁愿把他们那一批人命名为“《今天》派”2。因为他和芒克等人在1978年12月就创办了民刊《今天》3,发表了由他执笔的宣言式的〈致读者〉4,自印了「今天丛书」5,还举办过同仁诗歌朗诵会6。无奈的是,诗歌史上摆弄权术的人,即北岛所隐喻的“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还在沿用朦胧诗的称谓,应该如北岛所希望的、恢复“《今天》派”命名。
流亡前的诗歌写作:废墟上的星光
“《今天》派”一开始就给自己预设了文学理想,那就是,除了旗帜性的〈致读者〉外,在《今天》创刊号上与之同时发表的亨利希·标尔的〈谈废墟文学〉。文中有这样一些话:“我们从那场战争归来了,我们发现废墟并描写它。只是这种谴责的、几乎病态的声音是奇特的、多少持怀疑态度的”;“这就产生了三个加在这种年轻文学之上的称号:战争文学、归来文学和废墟文学”。由此,我们不妨把“《今天》派”的文学称之为“废墟文学”。站在文革废墟上的北岛,如他的另一个笔名「石默」所暗示的,保持着特有的清醒冷峻。他在〈回答〉里的一句“我──不──相──信!”,可谓石破天惊。它首先是喊给自己听的,其次是喊给那个刚刚过去的蒙昧时代听的,最后也是喊给仍在潜流着的历史惯性听的;而且这种高分贝的、绵长有力的呐喊,真切地摩拟出了广场回音的效果。北岛早期的诗歌几乎都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家族式的、以暴制暴的、“反抗绝望”的方式,表明了北岛们与他们的父辈们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红帆船: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流亡后的诗歌写作:“逃亡的刺猬”流亡后的北岛已经由一个战士变身为一位绅士了。换言之,在一个相当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北岛就能够真正地平静下来,沉潜地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
A、他思考自己同母语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流亡者对于祖国的深厚爱情。B、继续思考生活和幸福的不真实性。北岛在〈苹果与顽石〉里写道:「一颗子弹穿过苹果/生活已被借用」。C、继续思考个体话语存在的可能及其难度。D、对本体论的怀疑和对整个世界逻辑的质疑。如〈蓝墙〉里说「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和〈无题〉里说「火不能为火作证」E、返乡的坚定指向及其困难。
四、朦胧诗的艺术旨趣和美学追求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的影响:
1、陌生化——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实际上,任何诗歌的审美价值都在于其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朦胧诗潮的诗歌所创造并形成的陌生化手法和艺术旨趣,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也为当代美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凭据,更为新诗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2、个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
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新时期中国民众的心灵的苏醒首先在诗歌中显露出来了,个性化抒情分明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承继与张扬。从艺术的脉络上看,它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有着相互的衔接,特别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等人的诗歌(讲究内在的旋律、意象的原则暗示性与朦胧美),九叶派诗人穆旦等人的诗歌(凝重、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抑或心灵的感应。诗人们恰到好处地熔铸了群体意识与“代言人”的角色内质,又尽情发挥着个人化抒情的潜力和持久性。朦胧诗个人化抒情风格为我们的新诗发展完成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一步。
3、民间化———是一种写作立场,更是一种审美的自由
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就意味着尽量摆脱体制化立场,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纯粹独立性。朦胧诗的创作追求便因循了这样一种自由。不论它的前期探索还是它后来的自觉原则,都紧密地恪守了这一立场和旨趣。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生命经验,朦胧诗让一个个诗人的艺术个性在单一平实的传统文风里更加分明。
综上所述,朦胧诗潮在艺术上的追求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巅峰,其独到的风格和美学旨趣对诗坛来说都是一个典范。正如谢冕先生所说:“新诗潮弭平了新诗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断裂,它使五四开始的新诗传统得到了接续和延伸: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新诗向着古典的蜕化,有效地修复和推进业已中断的新诗现代化进程;它结束了新诗思想艺术的„大一统‟的窒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由此开始了艺术多元发展的运行。新诗潮结束了新诗的暗夜,以富有活力的实践撒下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明。”朦胧诗的发轫和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和人文环境,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语诗歌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