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及典型模式探析_主要基于对成都城乡一体化的(精)
2008年4月第2期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Party College of Sichuan Pr ovince Comm ittee of CCP Jan 1,2008No 12 [收稿日期]2007-09-01 [作者简介]周建瑜,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及典型模式探析 ———主要基于对成都城乡一体化的调查 周建瑜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 成都 610071 [关键词] 失地农民;社区形成;社区模式
[摘 要] 我国已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通过土地征用来实现城市扩张发展的模式已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
要方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使失地农民从农村居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身份,所在村庄的基层组织也由村委会改名为居民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我国的失地农民正面临着从乡村治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探索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历程,评析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的社区实践模式,对于促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维护城市社区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C 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0802-0074-06
中国的社区建设还处于萌芽状态,很不成熟。失地农民社区建设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使失地农民从农村居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身份,然而,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活、耕种,并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明显有别于城市社区的村社组织和相应的社区治理机制,决不会随着土地的失去而彻底消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探索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历程,评析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的社区实践模式,对于促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维护城市社区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失地农民社区内涵界定
“社区是在一定地域中具有密切互动关系和相同意识 所维系的人群共同体。”[1] 尽管学者们对社区概念的解释
文字表述不尽一致,但对构成社区的要素都包括“地域性,公共联系纽带,持续的、亲密的首属关系,归属感和一套社区成员公认的行为规范和秩序”。[2] 要界定我们所要探讨的失地农民社区,必须将其置于社区大范畴中,才可能明确其内涵和外延边界。
社区按其形成的方式可以划分为自然社区和法定社区。自然社区是按照居民聚集地自然形成的,其社区划分
常常以河流、山丘、建筑群落为界。如农村中的自然村落,城市中新建的住宅小区或生活小区,城市新开发的住宅小区虽然有物业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但这些机构并不是法定的社区管理机构。
法定社区是国家行政机关按照行政管理的需要,通过行政区划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农村中的行政村、城市中的街道办事处辖区、居委会辖区。法定社区往往与自然社区的边界是不一致的,一个行政村可以由多个自然村落组成,一
个居委会辖区内可能有一个到多个住宅小区,规模较大的住宅小区也可能被划分为两个或多个社区。
社区按地域可以划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农村社区是指居民以农民为主体,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区。城市社区是指居民大多数从事工商业及其服务业的社区。
根据2000年民政部23号文件,《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将我国城市社区定义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被正式界定为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出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在居民委员会基础上调整充实的社区委员会则作为社区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社区日常事物 的管理。[3] 因此,我国城市社区由政府划定区域,冠以“社
区”称谓,作为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并指定成 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属于典型的法定社区。
学者张鸿雁将城市社区划分为6种类型:(1传统式街坊社区。(2单一式单位社区。(3混合式综合社区。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独立的地段和城市边缘兴建的居住功能较为单一的大型居住区。居住环境较好,生活设施配套,往往是有多功能的商业中心,但由于建设历史较短,且缺乏半公共空间,居民间的互动不强。(4演替式边缘社区。以城市扩大和乡村向城市的渗透为特点。城市边缘地带是属于农村向城市演替的社区,由于受到城市功能辐射,农用地渐渐地转化为城区。其特点是社区功能混乱,居民职业构成复杂,各种服务设施匮乏。社区内生活和生产功能紧密交织,体现了初级的“前市后坊”的空间特点,是当今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混乱的社区。(5新型房地产物业管理型社区。(6“自生区”或移民区。[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型社区如旅游型综合社区、科技产业型社区、新型大学社区、新型的宗教社区、地缘社区、业缘社区不断出现,甚至还有在很多大中城市远郊区的1-2小时的汽车路程,或
在城市的1-2小时生活圈内,出现了新型的“飞地型社区”和以青年群体为主体,极具匿名性质,可以完成某种消费或电子商务行为的网络虚拟社区。
这里所谓的失地农民社区主要指在法定的城市社区中,由失地农民构成的演替式边缘社区和含有失地农民的混合式综合社区,也包括所有户籍转为城市市民身份的“城村”和“镇村”居民。
尽管失地农民在自然地理空间上已经被纳入城市建制规划之中,但由于其长期生活、居住在农村,即使是建筑统一规划为一种风格模式,但其家居布局、家具饰品仍然能见得到农村地域遗留的痕迹。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区,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会关系的匿名性和非人情性是失地进城的农民难以适应的。失地农民在农村社区长期由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互识社会(熟人社会网络依然存留着,使其对传统农村社区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由农村社区转型为城市社区的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也面临组织自身的转型问题。
失地农民社区作为城市社区的组成部分,尽管也具有城市社区共有的服务、整合、凝聚、稳定、发展等主要功能,但在内容上更加切合失地农民社区的需要。由于失地农民安置上存在多种层次、多种方式,其社区服务内容上更侧重于社会福利保障和居民再就业的指导培训;整合内容上会侧重于重塑城市社区意识、城市生活价值观、城市行为规范、城市社区认同、城市民主参与;凝聚内容上更着力于使社区全体成员对共同目标、利益、信念产生认同感和使命感,促使失地农民的再社会化;稳定内容上更着重于落实基层民主自治,关注社区成员利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内容上更侧重于社区的硬件设施达标,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社区组织不断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外失地农民社区的组织中介功能尤为突出。由于失地农民目前大多是被动失地,为维护个人利益的集体行动日益增多,给政府工作造成很大压力。群众对政府存在不信任甚至不满情绪,有时会出现政府想为群众办好事,却“无奈居民不领情”的尴尬。这时,无论是居民角度还是政府角度,都要求社区成为一个连接政府与居民的中介。失地农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失地农民拥有能反映、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组织途径,为政府提供与社会组织和个
体市民的组织整合点,提供为政府与群众直接沟通的制度性渠道。防止如法轮功、黑社会等非法组织的渗透。
二、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社区的几种形式
50多年来,以就业场所为代表的单位制和以市政层级为代表的社区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基本构成单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单位社会逐渐萎缩,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口流动不断加剧,基层社会的组织机构发生一系列变化:国有企业相当数量的下岗人员退出单位,进入社区;非公有经济组织的员工及其大批流动人口的管理纳入到社区;失地农民“村改居”等等。大量的“社会人”的存在,政府和企业剥离出来的许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需要街道、居委会组织来承接。自1991年国家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概念以来,社区建设逐步从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辐射,社区建设已从“摸着石头过河”向规范化、制度化的纵深发展。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社区的历程,笔者认为,大致经历了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失地农民“农转工”成为“单位人”进入单位社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要改变身份成为城市市民只有以下几个途径:(1企业招工;(2大中专学生毕业分配;(3参军复员、转业;(4建设征地。对村庄而言,只有建设征地才有可能使一个村庄的部分甚至全体农民有机会转为城市居民。这时候的失地农民的安置主要采取分流的办法,由政府将失地农民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给临近机关企事业单位,安排工作,在单位所属街道派出所上城市户口。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
第二种形式:购买城市户口或依据各城市出台的地方政策,进入城市街道社区。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城市包括一些小镇就出现卖城镇户口的现象。上海、深圳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推出了“蓝印户口”制。上海市1994年2月施行的《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中对申请“蓝印户口”的条件,做出如下规定:
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
深圳市1996年1月,广州1998年3月,厦门市1998年6月纷纷实行“蓝印户口”政策。北京也于1999年6月推出“工作寄住证”,规定: 凡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或跨国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工作的外地人员,符合一定条件者,由企业提出申请,可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持证者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有北京市民待遇,持寄住证3年者,经企业申请并报市人事局审批可转为北京市正式户口。
虽然政策鼓励农民进城,但为了减轻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就业与保障的压力,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入哪一级的城市都有限制性规定。凡是能够取得城市户口的,多是在城市经商办企业、购买商品房的先富起来的农民。他们在得到城市户口的同时,也就自动放弃了在农村的那份土地,其原来在农村的承包地自然地被乡村收回重新分配给新增人口。
第三种形式:失地农民“农转居”成为城市“社区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大量原来的乡村被圈入城市范围,失去大部分或全部土地的农民,一夜之间其村民身份改为市民身份,其生产生活方式向非农方式跨越,农村村民委员会的牌子换成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牌子、行政区划也由乡村变为城区,形成受双重社会体制管理,兼具农村与城市双重性质的特殊社区。这部分社区既保留了原先农村社区的传统特征,又开始逐渐具有了城市社区的现代化特征。
截至2005年6月底,成都市农民因城市化、工业化规划建设而实行异地安置人数已达20.5万人,占该区域内农民总人数的86%。成都市按照城市居住小区标准,统一建设新式社区,使被安置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2005年以来,全市在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3个圈层开展农民新式社区建设。目前,全市13个区(市县共建立基础设施配套的农民公寓式社区190余个。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农民新式社区”均建立了社区组织体系,社区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社区居委员会为执行机构。各个社区还由组织选配了社区专职干部。都有办公用房和办公设施,配备了社区服务中心、卫生院、警务室、文体中心、阅览室等设施,规定了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报酬、工作职责及规章制度,新建的社区很快走上了规范化、正常化的运作之路。
三、失地农民社区的几个发展阶段
从失地农民这一群体在我国法定社区体制下,其身份归属的社区视角来看,笔者认为,失地农民社区建设经历了由土地短缺的“半农半城、亦农亦城”社区、“城中村”社区、“农转非”转制社区几个阶段。
1、“半农半城、亦农亦城”的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国资本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多种动力的复合作用下,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和形成了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类型。这一地域类型的特征是:产业结构和就业构成的非农化水平已相当高,但产业、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仍比较低,并呈现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独特区域景观。周大鸣在他的《论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一文中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南基村。
南基村有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在三个自然村分别建起幼儿园,两间小学;二是实行奖教奖学制度,学生统考平均80分以上的对任课教师进行奖励,凡考上高中、大学的也给予奖励;三是与广州工人医院合作办起了南基医院,方便村民就诊;四是办起了南湾公园,是广州最大的乡村公园;五是办起老人娱乐院;六是按人头发生活费,每人每月有200-300元(按工分分配,最高为10分。[5]像南基村这样资金雄厚,福利保障的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相当甚至超过一些城市上班族的工资收入的“半城半村”社区在全国不少城市都有。在拥有这样高福利的村庄,就是整日不劳动,村民的生活也不会成任何问题,但同时也把村民牢牢束缚,怕失去这些福利(有正式工
作的不能享受这些福利不愿参加正式工作,甚至有的村还出现了考上大学的也不去报到,怕户口被转出村子的现象。
南基村人主要从事的工作有:
1、做临时工,尽管开发区必须优先招聘南基村的人,但是南基村人一般不愿做正式工,因为做正式工要退还安置费,这部分主要为年轻妇女;
2、做手工业,到开发区的工厂拿零件在家里组装,赚点手工费,这部分人主要为家庭妇女;
3、摩托车载客,平均每天可以赚20-30元,这部分人为年轻男子;
4、做小生意,如开小食店、小百货店等;
5、种菜,开发区征用的地一部分还没有用,一些年长的人就利用空闲地种菜;
6、养猪,多的一户养100多头,饲料来自于开发区的食堂和酒楼。[6] 在半农半城、亦农亦城的社区,虽然大部分人已经是城市户口,但仍然在旧的农村行政组织管理之下。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已有较大变化,城里人有的他们几乎全有(楼房、家用电器、煤气、电话、网络样样俱全,但他们并不想往居住在拥挤、嘈杂的城市,因为他们熟悉原来的生活环境,村里人彼此认识,且住房是一家一栋楼,清静、宽敞、舒适、自在。手头有钱,交通方便、福利优厚、生活无忧。
2、“城中村”社区
城市包围农村,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所特有的普遍现象。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为“城中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利益的博弈也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政府、开发商、村民三方共同的选择。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与半农半城社区不同的是,“城中村”的农民在失去耕种的土地之后身份依然是农民,依然居住在原有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位于城市的居住人群密集区和较为繁华的地区,成为被城市包围的村落。这些村落已基本没有耕地,没有农业,也没有从事农业
生产的农民,居民职业结构与生存方式等主要指标已完成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但在基本素质和基层治理体制上仍缺乏城市社区的内涵特征,仍按照农村管理体制来管理村落,成为城市中的特殊社区。
农村的宅基地制度、农地征用中的留置地政策、原拆原迁的集中安置政策,使得纳入城市区域的村集体、村民在原居住地获得了更多的基建用地。城中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村委会是这些土地管理权的集中者和分配者,农民原则上有占有、使用、处置土地收益的权利。村民在宅基地、留用地上建房,节省了高昂的土地使用费,除房屋造价和少量手续费外,几乎不存在其他成本。
这类社区原居民的住房面积很大,多者3-5栋、少者2-3栋,且多为楼房,多的房一般都是出租。由于缺乏规划引导,零零星星的房屋建筑体积小、建筑布局破碎、错乱,土地利用不经济,“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新旧建筑混杂,居住地与工业用地混杂,居住环境恶劣,成为典型的“城市里的村庄”。
良好的地缘区位使村民自建房成为流动人口首选租住房。而流动人口的消费需求带来了中低档工商服务业市场的兴旺。农民依靠“坐地收租”获得稳定、富足的经济收入,导致农民对发展经济呈现一种惰性,农民的传统观念难以得到转变,阻碍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上居住在农民出租屋的外来人口就业极不稳定,人员素质较低、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给城中村社区社会治安带来压力。
3、“农转非”转制社区
所谓转制社区,是指失地农民在由农业劳动转为非农业劳动的过程中,其农民身份也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其所在村庄的基层组织也由村委会改名为居民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这里“农转非”转制社区包括“城中村”转制社区,但其外延是大于“城中村”转制社区。因为它还包含伴随着各种类型开发区的建设而产生的成片的、大规模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失去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土地的村社。与“城中村”的农民逐渐的失去土地的过程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是迅速而且是成片的,且政府为这些失地农民建造的社区一般并不在城市之中,而是位于城市的外围地区。
近年来,成都市按照“农民向城市集中”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中心城区功能,增强城市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对多年来城市化、工业化规划建设区内的近20万农民实行异地安置,按照城市居住小区标准化统一规划,建设新式社区,为农民提供社保。如今,成都在三环路以内,已无农地,农民没有了实际意义,变成纯居民了。成都成华区将军碑个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村庄变社区的重大变革。
2004年,将军碑“村改居”社区在成都市率先挂牌成立。一年后,这个区所有46个村的农民齐刷刷“洗脚上田”,成为42个城市社区的“新市民”,全区所有的村建制全部撤销,正式实行社区管理。成华区在将军碑社区采取公推直选方式,选出了新一届社区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
“过去村上集体资产多,主要是本村自己管村务。现在社区干部的工资是区财政负担,社区居民够低保条件的国家又承担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点将从过去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转为主要开展社区服务,文化卫生、环境整治和进行社区建设等。管理、服务的对象也不仅仅限于原来的本村村民,更包括居民小区的居民以及驻辖区的企业等。[7] 显然,转制绝不是简单地换块牌子、换个公章、变个名称、建个班子就了事,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也不是简单地变更户籍登记和集中居住。对“农转非”转制社区,各地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改制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集体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第二、农民转为居民,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社区居委会”;第三、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转变为经济联社;第四、集体经济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它形式的经济组织。四大措施的推行将“农转非”社区转制成城市社区,成为所在城市的组成部分。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经济联社是对社区事务起着重要作用的三大组织。
四、失地农民社区的几种典型模式
按照失地农民群体的聚集地域和居住情况分析,笔者认为,在失地农民社区建设方面,目前主要有公寓式集中居住模式、田园式新居模式和融入型混合模式。
1、公寓式集中居住模式
公寓式集中居住模式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广东,为了把土地节省下来用作厂房建设,满足不断涌入的外资需求,地方政府划定区域,为失地农民统一建造、集中居住的单元楼住宅。随后,各地为推进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大学园区建设,在失地农民安置方面探索出一条“先建后拆、让利于民、综合配套、阳光动迁”的公寓式拆迁模式。各地的失地农民公寓均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建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安置。一般一个居住点就有上千户,人口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在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涉农区域,在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政府征用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同时按规定给农民补偿,提供住房,为农民办理社保,帮助他们在二三产业中就业。成都公寓式集中居住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双流县的蜀星花园和新津县纯阳花园。
双流文星镇在20世纪末,人均耕地面积约018亩。在已经失地的农民中,有80%是完全失地。从2000年开始,双流文星镇的工业园、大学城开始兴建。德国拜耳、太极集团、中科院光电研究所等知名企业,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新校区纷纷选择在文星落户。据当地政府统计,文星镇失地农民数量已经超过了6000人,占当地农村人口的20%。截至2005年8月,文星
镇总计有18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在“农民向城镇集中”过程中,文星镇党委、政府提出了“市场化操作、公寓式安置、小区式管理”的文星模式。
文星镇蜀星花园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共安置农民1010户,每户面积大的130平方米,小的70多平方米,开发商以成本价500—560元/平方米卖给农民,其中政府补贴200元/平方米,农民仅用部分拆迁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就住进新居。为使失地农民更快转化为市民,文星镇党委政府与多家企业洽谈,开发30余亩土地,建立一个综合性商场,解决失地农民人均10平方米的商铺,以扩大失地农民的生存空间。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商场周围道路、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
成都市新津县纯阳花园是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为大力推进成都城乡一体化进程,实施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农民向市民转变而专门规划建设的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小区,也是对如何先建后拆,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居、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利,破解集中拆迁安置难问题而进行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纯阳花园位于新津县绕城路以南、新文路以西,规划用地435亩,总建筑面积38万余平方米,规划安置户数2500户。小区规划为四个组团,其中三个组团为居住区,一个组团为配套公共服务区,规划配置了医院、学校、商场和社区文化中心等公共设施。小区内统一采用雨污水分流的排水系统,水、电、气、光纤、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增强了整个小区的功能配置。
公寓式集中居住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失地农民居住问题,缓解了失地农民的失居困境。改变了农民传统住宅布局分散,各家各户杂乱无章的现象。高质量的现代化公寓保证了失地农民生活在配套齐全、优雅便利的环境中,改变了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失地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失地农民公寓的同时,也就自然地进入到城市的就业体系中去,或进厂务工或从事餐饮服务业,或做家政等。失地农民搬进了新公寓,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自然要被紧张、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取代,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到失地农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
公寓式集中居住模式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传统农村散落的单门独院式住宅不仅占地大,造成土地的铺张浪费。失地农民公寓能容纳更多的失地农民,同时以其高标准、高起点适应了城市改造与建设的发展,区内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给水、排水、污水、燃气等设施水平不比目前城市多数住宅区差,并且管理有序,让农民们也享受优良、高品位的现代生活。
公寓式集中居住社区所辖区域宽,并且都及时建立健全了以党支部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为基础,包括治保、社保、调解、卫生、老龄、计划生育等组织工作机构。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上,一是根据“农转非”居民的管理特点,利用原村干部知
人知情,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的优势,在他们中选聘较高素质,较强奉献精神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员配进社区班子;二是充分考虑到从农村工作到城市工作必须从思想观念到工作思路作出大的转变,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加强培训,使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城市社区管理;三是抽调一定数量的原城市社区工作者充实班子,同时配备学历较高、热心社区工作的年轻人到社区队伍中。
2、田园式新居模式
为了改善和优化城市环境,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之外,建设田园式农民新居模式。这也是各地探索城乡一体化道路方面,走出的将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居住方式改变有机结合的路子。
成都市在三环路到绕城外环路500米绿化带之间,规划了198平方公里的非建设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以植树种草养花为主,保留乡村自然生态和民居群落状态,使之成为城市的绿化区和“通风口”。这样,在非建设用地范围内,不征地、不拆迁,通过土地整理和拆院并院,就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条件,在符合城市绿化总体要求的情况下,发展乡村旅游、休闲观光、。这样,处于不同规划区域的城郊农民,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从而转变为城市市民。
在此方面,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模式”较为典型。
红砂村距成都市区只有十几公里,全村辖4个社,971户。具体做法是:把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流转出去,村民以入股的形式把土地的使用权委托给村里组建的土地流转中心,再由流转中心把土地出租给专业的花卉公司,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另外,村民原来的老房子也被拆除变成了种植花草树林的绿化景观,再由政府补贴,按照统一规划,按“川西民居”风格打造“花乡农居”,并配套了城市基础设施,形成了集赏花、购花、休闲为一体的市郊旅游度假区。农村就地变成了城市、农民变成了市民。60岁的老人每个月都能领到近300元的养老保险金。
红砂村1000多人口中,在大城市读书、参加培训、打工、经商的已经超过总人口比例的20%。手机、电脑、私家车进入农民家中,网上冲浪,网上炒股逐渐被农民接受,人们通过现代交通工具与现代通讯工具共享都市生活方式。
田园式新居社区人的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每家每户都生活在大花园中,拥有巨大的固定资产。目前的红砂村已经形成了3000余亩的花卉种植规模,是西南地区最早发展花卉产业的地区之一,经过10余年的经营,现在已经成为全国花卉产业的重要基地。被评为AA级国家旅游风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在田园式新居社区,人们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日益增强,他们积极参与选举、决策、监督等重大活动。社区建立了民主理财制度,成立了理财小组和监督小组,定期公布村务和财务,接受村民监督。
3、融入型混合模式
2008 年第 2 期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我们这里所讲的融入型混合模式是指在社区成员构成 中 ,既有原城市居民 ,又有失地农民的混合式综合社区。融 入型混合社区可能存在这样三种情况 : 一种是将征地拆迁 的单个单个的失地农民 , 直接插进为旧城改造的原城市居 民修建的拆迁安置房 ,自然进入所在城市社区的管理体系;一种是将失地农民人数不多的拆迁安置小区 , 直接划入所 在片区的城市社区;一种是将旧城改造的原城市居民安插 进专为失地农民拆迁修建的较大规模的安置区空置房 , 并 把他们纳入到新成立的失地农民城市社区管理体系。融入 型混合模式 ,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式 ,也是新兴城 市的特有模式。这里为直观地说明融入型混合模式 ,笔者以南京市江 宁区东山街道的中前社区为例 : 中前社区是由原中前村委会、府后居委会、公园路居委 会合并于 2001 年底成立。区域内共有区级机关、部队、文 艺团体、各企事业单位 87 家 , 有居民约 5000 户 , 常住人口 约 15000 人 ,流动人口约 6000 人。社区设立中前、府后、公 园路、建设局、武夷花园、94672 部队等 6 个居民小组。根据人口构成情况的不同 ,这些居民小组呈现出不同 类别 : 村改居型。中前小组居民多是征地撤队前的农民 , 外 加在此租房的流动人口 ,成员文化程
度偏低。失地农民大 多数依靠把自家的房子出租给外来流动人员作为家庭经济 来源。租房的流动人口多以建筑业 , 经商和其它服务业人 员为主。企事业单位宿舍型。公园路小组和建设局小组区域内 多是企事业单位宿舍 ,居民大多是社区成立前就在此地的 居民 ,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商品房小区型。武夷小组实际上就是指中前社区内的 武夷花园 ,该花园是 2000 年建成的新型城市中高档住宅小 区 ,居民大多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 , 文化程度也相对较 高。军事区域。主要是指 94672 部队所在地 , 由于部队实 行军事化管理 ,除了参与军民共建活动外 ,与社区管理和活 动极少往来 ,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特殊区域。呈现融合性。一方面 ,由于行政村和旧城区以及单位宿舍区各自不 同的形成背景、运转方式、经济实力、目标任务 ,同一社区内 的这些村委会、居委会、家委会常常习惯于按照原先的模式 运行 ,呈现出独立性;不少村委会拥有自己雄厚的集体资 产 ,因此这部分村改居的农民担心这笔资产随社区划分而 被城市居委会“ 吞并 ”故其独立的意识十分强烈。由于长 , 期工作、生活在不同环境 ,加上认识水平、文化水平诸多方 面存在差别 ,因此相互之间融洽度不够 ,居民相互之间明显 存在距离感。这种疏离和距离感 , 影响着居民的社区认同 [8 ] 感和归属感。社区各小组之间的居民互动较少。各类社区 小组几乎无法组建自己的志愿团体 , 社区内可供利用的资 源很少 ,各种服务设施匮乏 ,社区服务除盈利性的以外 , 非 盈利性的服务几乎没有 ,即使有也很少且质量很低。混合型社区内既有直接隶属社区的居民 ,也有大量居 住于社区而工作于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 , 对那些在职于各 个企事业单位的居民来讲 , 他们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及 社会活动 ,甚至自身的社会价值的体现 ,均靠单位来实现或 完成 ,因此和社区关系十分松散 ,许多人认为社区管理机构 和社区其他居民把他们作为单位人看待 ,所以活动、服务等 都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单位人普遍存在“ 社区与己无 关 ,社区事无须管、也管不着 ” 的思想。商品房开发小区环境良好 ,公共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由 于有物业管理和业主委员会 ,小区与外界的隔离度较高 ,人 情较为淡漠 ,邻里之间来往比较少。高档住宅小区居民一 般不认为或不知道自己与院子外面的其它小组属于同一个 社区。社区每每要落实一项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服务性 的活动 ,因为涉及到众多单位之间的协调 ,加之缺乏有效的 沟通载体和联系方式 ,往往难以完成。另一方面 ,由于改制后的各类居民都从属于同一社
区 , 相互间的接触与交往不断增多 ,社区整体的城市化、村民的 市民化步伐不断加快 ,又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 融合的趋势。但这种融合是一个渐变和渗透的过程。当 然 ,混合型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的过渡形式 ,我们有理由相 信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 最终必将统一于居委会的 领导 ,形成一个党建共商、思想共育、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机制共筑、活动共办、实事共做、实务共管、文明共创为主要 内容的真正意义的社区 ,这是发展的必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05BSH017 究” 〔参
〕 考 文 献 [ 1 ] 赵泽洪、周绍 宾.现 代 社 会 学 [ M ].重 庆 大 学 出 版 社 , 2003.26010-19.[ 8 ] 朱蜻.城市郊区的社区整合研究 [ ]硕士学位论文.(责任编辑 :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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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研究王梦君11211163137
【摘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要研究我国的农民问题, 必须结合土地问题进行研究。文章对城乡一体化设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我国城镇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及其养老状况, 以期为推动我失地农民养老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促进新时期城镇一体化健康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养老
在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在逐年下降，但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和基础。我国有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数量虽然随着农村城镇化运动而逐年减少, 但在2011年仍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58.2％, 我国依旧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农业大国。要研究我国的农民问题, 必须结合土地问题进行研究。从古到今, 农民都是依附于土地的, 土地在承包到户之后就成为其最根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首先,土地具有基本的生产功能和生活保障功能, 通过耕种土地, 农民既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 又能获得最直接的就业方式。其次, 土地具有养老功能和保障功能, 老年农民可以通过将土地转租来获得租金, 通过消费储蓄来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再次, 土地还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增值功能, 依托于市场经济和房地产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更大的土地增值收益。
一、失地农民概念的界定
（一）失地农民产生的背景及其根源
我国是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国难以改变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的基本趋势。国家制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的高压线, 这事关我国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 事关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而地方政府却在背后操纵违法违规用地, 采用未批先用、巧立名目、擅自设立开发区和未经批准扩大开发区等多种违规手段, 违反国务院的相关规定, 大肆侵占基本农田, 迫使农民丧失土地、侵害农民权益, 使其成为失地农民。[1]
（二）失地农民概念解说
农民失地主要指农村居民丧失家庭土地经营承包权, 这种土地承包权是依据《土地承包法》取得的农民合法权利。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失地农民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和城镇化运动对农民土地的征用, 主观原因是农民为了变更户口、转换职业、保险补偿和经济补偿而主动放弃对土地的经营承包权, 不管是由于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失去土地经营承包权, 从广义上说都是失地农民。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指狭义上的失地农民, 即为了实现国家、机构或个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的管理或者生产需求, 放弃土地经营承包权以及其他衍生物的农民。[2]
二、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性
（一）我国城乡一体化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要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 采取多种方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2010年10月28日, 我国新的社会保险法出台, 其中规定“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 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政府努力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为失地农民获得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新时期做好我国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的必要性
由于各地区对于失地农民的保险补偿和经济补偿因为诸多原因缺乏严格制度化的管理, 随意性比较强, 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近年来农民因为对保险补偿和经济补偿不满导致的上访量明显增加, 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矛盾有逐渐激化的迹象, 在形成失地农民的过程中由于征地拆迁和补偿引发的各类恶性公共事件屡见不鲜, 甚至还产生如钉子户、自焚等流血事件和小规模的抗议事件。政府作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主体, 必须完善各项制度来保障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要安置好失地农民、培训好失地农民、保障好失地农民, 只有这样才能减缓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地方政府必须使其管理制度化, 把失地农民的管理纳入民政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去, 想失地农民之想, 急失地农民之急, 把安抚失地农民作为政府日常工作常抓不懈, 才能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研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有利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3]
首先,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是地方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地方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之前, 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召开听证会, 严格把关, 从源头上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作为从人治到法治过渡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善, 需要查漏补缺的领域还很多, 但立法机构一定要优先审议、表决和通过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法律。地方政府只有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才无法推卸责任, 全心全意维护弱势群体, 为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证, 法律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光荣责任, 通过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稳定。养老保障就是失地农民最为迫切需求的基本权利, 地方政府有义务有责任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障。
其次,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是创建区域和谐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 缺乏有效沟通, 缺乏长远规划, 与民争利, 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但获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不对等。失地农民所得价格与土地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额, 这种差额的产生一方面揭示了征地补偿机制非常不合理, 另一方面为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纠纷埋下了伏笔。最近几年, 失地农民因衣食无着而上访的案件每年都在万件以上, 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困扰各级地方政府, 影响社会的稳定, 延缓经济的发展, 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进程产生了不良影响。
再次,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是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观”等人性发展观的不断提出和深化, 地方政府也充分认识到对失地农民等农村弱势群体加大支持的必要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原则, 首先, 地方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法律体系。其次, 地方政府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 重视失地农民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最后, 地方政府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原则重新审视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和社会补偿的审核机制, 不能仅仅从征地机构自身的利益出发, 必须首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如果不把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征地的前提条件, 一味要求失地农民克制, 或者仅仅采取临时性的措施追加失地农民补助, 这实际上对失地农民整体来说是不合理的, 本来是合法权益却变成了一种临时救助, 暗示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政策方面的阙失。
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分析
（一）单一的收入来源使农民在面对失地是无能为力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农村采取的养老保障模式还是原始的家庭养老，由于长期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 城市和农村采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制度,城市一般具有较为完善的城镇职工失业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但大多数农村不仅经济欠发达, 而且缺乏有效的农民失业制度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当农民成为失地农民之后,就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仅靠微薄的补偿金无法保障正常的老年生活。农民依靠土地作为经济基础, 当失地农民无法通过务工形式为自己做养老储蓄, 就丧失了养老保障的基础,传统养老保障方式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使失地农民陷入生活困难。
（二）脆弱的保障基础使失地农民养老缺乏法律保障
2010年10月28日, 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但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却缺乏明确的规定。地方政府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主要参照国家相关土地征用补偿办法, 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依据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没法充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困境。[4]
（三）失地养老基金无法得到有效监管
地方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不仅负责征收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 同时也负责管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 这容易导致缺乏专业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 容易导致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挪用和非法挤占, 容易滋生政府的寻租行为, 导致地方官员的腐败。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 保值与增值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另一方面, 政府要加大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 通过及时拨付专项保障基金来补偿失地农民所得利益和土地价值的差额, 最终有效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养老保险资金匮乏使失地农民养老陷入困境
失地农民用于养老保险的征地补偿款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政府主导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建设中, 一方面, 政府出资或者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农民征地补偿款的截留,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个人缴付比例过高, 导致39.9 ％的失地农民无力缴纳养老保险；另一方面, 养老保险所需要的资金缺乏一定的强制性, 失地农民容易忽略长远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而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养老保险仅占8.3％, 导致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可持续性差。随着大家庭的分崩离析, 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弱化社会化养老由于资金医乏产生困境, 使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可持续面临严峻的挑战。
四、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机制的完善
养老保险关系到我国民生大计的实现, 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但是具体实施却不尽如人意。就目前执行状况而言, 由于农民参与热情较低, 导致一些农村己经停办相关业务。笔者认为, 农民消极态度的出现原因在于缺乏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了解, 政府应做好充分的引导工作, 并将商业保险制度融合其中, 用以补充社会保险的不足。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一）正视失地农民现状，解决其养老问题
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给予失地农民养老信心。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源自于农村土地的支持。虽然失地农民获得了政府相应的补助, 但是对于缺乏其他生存技能的农民而言, 根本无法从社会中获得足够生存资本。农民为了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牺牲, 政府应遵循公平原则, 以最优惠的条件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相关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农村保险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医乏,政府采取相关的资金支持能够极大增强农民投保热情, 进而保障失地农民获得基本的社会生存资源。
创设失地养老基金,规范养老基金的管理。养老保险所关注的是投保人在法定劳动年龄后,能否获得在社会生存中所需的资本。由于目前货币通膨状态严重, 保险所进行的未来受益资金能否满足投保人的生活需求未定。根据国际通行制度来看, 投保金额的基金管理者并不具备经营职能。而目前作为国家弱势群体的失地农民, 其基金管理与其他阶层投保人基金性质完全相同, 缺乏有效的运营方式, 可能会造成无法实现增值的问题。这种状况下, 应快速引入商业投资模式, 以保证获得较为稳定的增值。[5]
增强家庭养老观念, 不断丰富养老方式。我国历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在基本的社会公民道德规范中, 赡养直系亲属老人是公民的基本达务。相关统计表明, 目前70 岁以上人群, 除基本养老金收益外, 其生活、起居、消费大多由子女或亲属承担, 从目前状况来看,“赡养”道德己经成为了国人文化传承中基本的责任伦理, 或者可理解为, 由责任而产生的行为是公民的非选择性行为, 由个人的思想和社会理念而促成。在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时, 采取家庭式养老的方式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中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同时, 可以不仅依靠亲属进行养老, 还可以由居民所居住社区承办类似业务, 通过志愿者与亲属的捐助, 帮助老人获得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二）完善法律保障体制，保障其政策执行
土地征用要依“法”而行。明确的法律规定能够保障农村土地的合理化征收。
因此, 需要加快制定征地用法, 以法律条文约束征地行为,这不仅是对农民的保护,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土地使用要有“章”可行。土地征收应对农民进行高额的补助, 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依然可以继续生存。要制定完善的制度与政策规范, 在对农民进行资金补偿后,对其就业予以政策的帮助,以保障农民获取足够生存资源。
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而言, 失去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劳动能力的丧失。在这种状况下, 政府如果能够为其及解决就业问题, 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在农民获得稳定收益后, 养老保险的投保就不会存在较高的难度。基于此, 笔者认为, 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上, 还要充分认识到失地农民生活的现状, 增强其基本社会生存技能,比如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其适应新形势下的就业环境, 让失地农民循序向城镇工人转变, 进而使其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三）有效整合养老资源，搭建商业养老平台
引入保险精算工具, 进行定量分析。目前, 我国保险制度精算多来自于国外成型的保险系统, 因此商业保险通常具有较高的数据可靠性。但是, 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仍旧缺乏有效的精算手段, 缺少合理化的数据支撑, 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无法得到有效管理。在此状况下, 应对失地农民投保能力、政府补助金额、收益标准、汇率变化、现金购买力等信息进行严格的计算和预算, 以保障养老基金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
搭建商业养老平台, 进行新的尝试。我国目前所实行的社会保险是在政府并不具备完全能力下, 为公民提供的福利制度, 来保障国民未来基本的生存能力。商业保险则与之不同,投保人所缴纳的资金, 由保险企业进行运营、投资、管理, 在获得有效收益后, 进行资金反馈。依据我国目前商业保险状况来看, 所要求缴纳金额为投保人年收益的20％以下, 而失地农民由于土地被政府征用所获高额赔偿, 以及所处城市工作的收入, 在经济收入上远高于一般农民, 因此, 完全有能力缴纳保险费用。
在新形势下, 如何做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 让失去土地的农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失地农民未来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状况进行适当的分析, 以期能够为我国失地农民养老提供相关借鉴。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2]黄建伟.失地农民的概念问题研究[J].调研世界.2009（4）.[3]王顺喜.我国失地农民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09（4）
[4]潘光辉.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5]杨思家.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探究[J].农家之友.2009（4）。
第三篇：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教育探讨
探讨城乡一体化下的社区教育
作者姓名：李文龙作者单位：鹤壁市淇滨区明达小学完成日期：2014年6月
探讨城乡一体化下的社区教育
内容提要：城乡一体化是实现科学发展观，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重要途经，因此城乡一体化社区教育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城乡一体化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速度。我市城乡一体发展规模是空前的，城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从现有新型社区的建设时间推移，明显的出现了社区人口的素质与城市化的发展要求相差甚远，昨天的农民然而一夜间就变成了今天社区居民，从他们的就业技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等诸多的居民所需要的素质要求还不成熟。社区内部的管理还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到位，管理体制不健全，制度建设不完善，教育资源缺乏整合等问题，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做社区教育呢？
在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教育中，有着双重的目标和任务，教育的内容涉及很多领域。如何开展好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教育，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的社区教育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生事物，本身的理论研究相对缺乏，都是在边发展边研究和边探索。因此，对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研究与探索，有利于农村社区教育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城乡一体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城乡一体化社区教育突现的问题
1、社区教育面对的主体现状
随着以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急剧下降，粗放式的劳动力愈来愈没有
市场。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剩余劳动力剧增，但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企业的改革需要的劳动力却愈来愈少，就业的压力明显增大。这对相对知识贫乏又没有劳动技术的大量农村社区劳动力是一种很大的威胁，他们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再加上大量农村来的劳动力集中于社区，他们处于流动分散的状态，更不利于提高这些新居民的素质，从而也阻碍了一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如何使这些流动的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这就要求社区教育有一个规模的发展，社区教育的功能也要不断拓展，使学校、家庭、社会相互融通，协调配合，社团组织广泛参与教育，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素质。
2、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教育的主动性差
目前在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中，社区教育是大的概念，是社会化的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强调的是大的素质教育和养成教育，是没有围墙的学校。学员多，知识结构复杂，又加上从农村来的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不到位，参与社区教育的意思比较淡薄，对教育的局限性特别是培训活动的参与主动性不够。笔者也对几个社区教育进行了走访，从参与活动的数量和人员的结构来看，参与人员主要是社区里的闲散人员，不包括离退体的老人，这主要是居民接受教育的观念不强，没有认识到当前自己所处的危机感，靠政府强力推进，从表面和数字上看参与人数不少，但真正达到社区教育目的收效甚微。
3、社区教育的硬件设施严重不足
目前从我看到的几个社区教育的硬件严重不足，一个社区教育基地就一台电脑和一部投影机，政府投入的很少，这些硬件设置，远远跟不上社区教育开展的需求。特别是在设备和场地建设上明显存在不
足，如现在就业最基本的技能计算机技术，在社区教育中就不能推进，因社区就没有装配计算机房等设备。
4、社区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
走访了我市几个社区，都没有专职的社区教育的专职教师，大部分都是依托电大系统，很多社区虽然配备了卫星接收装置，但也形同虚设，对社区的培训也很少。社区教育需要有专职的培训教师，他们每年必须要有一定的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培训批次，以及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
二、我认为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教育需要努力做以下工作
1、加强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效果，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
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教育，它是全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要对每一社区教育加强管理，制定管理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要对运行的效果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方案，同时对此项工作的好坏纳入对主管领导的政绩考核中。在做好管理和运行后，还要加大政府对社区教育的投入力度，对必要的经费、场地、、人员、设施都要进行加大投入，在社区内也要利用广播、宣传版面等，营造社区教育的浓厚氛围，提高广大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让每一受教育对象充分认识到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理解今天的教育是明天自己就业的基础，今天不努力学习明天就面临着失业的危机，以达到积极参与社区教育的宗旨。同时对参与教育较好的居民进行必要的表彰和奖励。
2、搞好调研，整合社区教育资源
社区教育是一项开放型的教育，他与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他
具有全员性和全履盖性，同时学员的知识层面和年龄结构差异较大，在进行教育中有一定的困难，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差，和在校的学生管理有着本质的差别。在进行教育资源的挖掘和整合中，社区教育要立足于现有的各级种类的社会资源，力争提供更多的和更方便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争取为各类不同的人群提供学习的可能。就目前在培训学习硬件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市是否尝试一下，在不影响技术学院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借用技术学院的场地和硬件设施，对于一些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社区优秀居民进行轮流培训，让他们回到社区成为社区教育骨干，以点带面。同时也可以充分借用中小学两个长假期间设备的闲置时期，利用学校的设施对社区居民进行培训学习，使这些设施物尽其用，充分体现它的使用价值。在师资方面也可以聘用学校的一部分专业教师在假期进行社区培训教育和辅导。
3、社区教育要面向实用型
社区教育要面向全体，做到从实用出发，要培养专业化人才，不仅包括农业技术人才，现时也包括工业化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既培养本地区农业种植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又培养发展本地区工业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源。针对当前城市建设的火热局面，要有针对性的培养建设方面的人才，把一些建设方面的技术传授给社区居民，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到相应的技术，随时都可以投身于建设之中，增加就业的机会。
要实现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社区教育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阶梯。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全方位多渠道地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教育，以适应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在为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提供人力支撑和后
备人力资源，培养出一大批创新型人才，专业型人才，实用型人才。
总之，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教育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实施终身教育，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建立学习型社会的要求，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增强每位城乡居民的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别，齐奔小康的要求所在，也是现社会的必然现象。在这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社区教育有很多机遇，逾来逾显现出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性，社会需要的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对新的社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社区教育方面要不断地创新，针对不同时期的发展，不断调整和拓宽社区教育的发展空间，为探讨出更好更有效的社区教育模式，向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实用型人才，为我市率先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而贡献力量。
第四篇：社区城乡一体化样本轮换工作总结
xx社区严格按照区统计局的总体要求，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优化调查方法，组织专业人员狠抓宣传发动、培训指导，摸清情况、选户定户，记账试记各个环节，全力推进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的有序开展。目前xx死翘翘新一轮城乡住户试记账20户正顺利开展，在这次样本轮换工作，我们着重抓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组织领导到位
成立一体化样本轮换办公室，对样本小区采取包点人员职责制，责任到人、确保调查顺利进行。在调查过程中，针对不同的调查任务，我们及时召开会议，共同学习、探讨调查方案并认真研究布署样本轮换调查工作，充分提高队员重视度与配合度。
二、宣传发动到位
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在社区宣传栏悬挂宣传标语；上门向每个新调查家庭发放宣传单和纪念品。通过多渠道的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广大群众充分了解住户调查工作的意义，提高调查对象支持配合度。
三、培训指导到位
社区统计员面对面、手把手地指导调查点辅调员，熟练掌握操作流程的每一细节，包括样本的轮换范围、退出与进入的样本轮换组情况、轮换的步骤与方法、轮换工作时间安排以及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特别把培训住户记账本领作为工作的重点。统计员分头填写调查问卷、培训记账方法，调查做到深入细致，培训力求通俗易懂。并结合记账指南，详细讲解账本的封皮、收入、支出和实物帐如何填报，尤其是对一笔账既牵涉到收入又牵涉到支出，比如报销医疗费、工资中扣除社保、移动公司充话费送食用油等如何记账，均有详细讲解。
四、摸清情况到位
社区统计员直接入户调查。我们通过电话和组织专业人员深入一线的形式，对轮换组样本住宅逐户进行核查，摸清、搞准住宅信息，确保住宅信息的真实性，做到样本代表性、调查质量和数据变化心中有数。
五、选户定户到位
对轮换组样本住宅户全面排查、摸清记账户是否愿意承担住户记账工作的基本情况，有针对性把把不愿意户作为重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对不愿意户采取主动上门，耐心做好宣传工作，打消顾虑，尽量争取这些户的配合，确保这些户接受记账工作。
目前，xx社区一体化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试记账10户正在有序开展。后期，我们在试记账过程中，要始终与新记账户保持紧密联系。记账户出现疑问时，通过电话、qq、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详细讲解。准备在十一月走访每个新记账户，以沟通感情，拉近距离，并督促记账，促使他们养成规范的记账习惯。月底，还将再次集中各网点人员，对试记账工作进行集中讲评，以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从而夺取样本户轮换工作的最后胜利。
第五篇：生活垃圾城乡一体化处理模式
生活垃圾城乡一体化处理模式
城乡一体化处理模式
城乡一体化处理模式，即生活垃圾以“村集中、镇转运、县处理”或“村集中、镇转运、区清运、市处理”的模式纳入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处理;而生活污水则通过城乡污水管网收集统一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该模式适用于离城镇地区距离较近、道路交通发达、拥有较完整的污水收集管道的近郊村落。其优点是城镇生活污染处理系统技术成熟，通常采用的大型生物处理工艺处理污水效果好且稳定;不需要在当地建立额外的生活垃圾或污水处理设施，土地资源占用少;无需配备专业的污水处理、运行管理技术人员，减少了当地的人力投资。但是，城乡一体化处理模式的缺点是生活垃圾运输成本高，且该模式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前提是近郊村落建立完善的农村污水排放与收集管网系统。
就地集中处理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就地集中处理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就地集中处理模式，即联合一个或多个村庄，在当地建立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如堆肥、填埋等技术，对集中收集的生活垃圾进行统一处理。该模式适用于离市区较远、但规模较大或几个村落毗邻而居、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该模式的优点是初期投资和后期运行费用低、运输费用少;可根据当地村落条件建立合适的处理设施，传统的堆肥、填埋工艺操作简单。缺点是堆肥、填埋技术均易产生二次污染。
农村生活污水就地集中处理模式
农村生活污水就地集中处理模式，即对于规模较大的村庄或联合多个邻近村庄，通过污水收集管道集中到当地建立的中小型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统一处理。
目前国内外已有的小型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包括高效藻类塘处理技术、厌氧生物处理技术、蚯蚓生态滤池技术、人工湿地技术、土壤渗滤技术等等，其中，蚯蚓生态滤池技术适用于50-300集中性农户生活污水的处理。该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大、布局较紧密、经济较发达的偏远单村或联村。
该模式的特点是村落内需要配套较完善的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设施以生物处理和自然处理为基础，工艺较为成熟。其优点是满足中大型偏远村落生活污水处理的需要;缺点是传统好氧生物处理技术能耗较大、而土地处理技术占地面积较大，投资相对高，需要专业人才日常管理运行设备。
分散式家庭处理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家庭处理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家庭处理模式是指以家庭为单位，将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除有机垃圾可并入生活污水处理以外，可回收垃圾可经分拣后进行综合利用或送到回收站再利用，建筑垃圾及灰石渣土可作为农村小路的铺设，而剩余垃圾可就地填埋。
该模式适用于布局分散、规模较小、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农村。由于村落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水平不高而环境容量较大，因此垃圾产生量小且组成相对简单，村落自行消化即可解决生活垃圾的问题，但要求村民有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
农村生活污水家庭处理模式
农村生活污水家庭处理模式主要针对单户或多户家庭，采用家庭式一体化处理装置等分散型水处理设施处理家庭灰水，现今国外应用较广泛的分散型水处理设施主要有日本的小型净化槽技术、澳大利亚的“filter”污水处理系统、韩国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等等;而黑水及家庭产生的有机垃圾(主要为厨余垃圾)可通过堆肥或沼气工艺进行资源化处理。该模式适用于布局分散、地形复杂、污水不易集中收集处理的村庄。
相比大规模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分散型处理装置建设周期短、无需铺设长距离输送管道、基建费用低，并可根据当地条件灵活布局、可进行一体化设计。但是，其缺点是处理效果容易出现波动，简易的堆肥装置肥效低且容易出现二次污染，而低温、低浓度污水是沼气技术限制因素。
小
结
对于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不管采用何种处理模式，都需提高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建立并完善配套的环卫装置及设施，及时清理改造现有的不合理垃圾收集点，避免产生垃圾渗滤液对土壤及河道造成二次污染;垃圾分类收集与分类处理相互结合，过于单一的垃圾处理工艺会降低垃圾分类效果。
对于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需要提高村民的节水意识。不管采用何种处理模式，都需完善村落的污水排放与收集系统，按照村落布局合理设计污水管网;将垃圾处理模式与污水处理模式有机结合，根据农村自然、经济及社会条件因地制宜选择合理的多元化生活污染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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