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的温情解读

第一篇：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的温情解读

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的温情解读

摘 要 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和解读是语文阅读教学的重点，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教师的陈旧解读，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程度不容乐观。要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就应该从温情和关爱的角度入手，循序渐进地带领学生走进鲁迅、理解鲁迅。

关键词 鲁迅 鲁迅作品 中学语文教学 温情 文本解读

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谈及中国文学，必然会提到鲁迅。但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一直存在，学校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足以说明鲁迅作品教学的现状并不乐观。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网络，有关鲁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鲁迅作品该不该被选入教材，鲁迅思想是否适应当今社会，鲁迅作品到底该如何教学等。鲁迅作品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他主张“新文学”，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文学呈现。但是存在各种争论也是历史的必然，原因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作品的权威性解读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二是教师对鲁迅作品的教学过于依赖权威，对学生产生负面导向。第一个原因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人们把鲁迅“革命家”方面的特质放大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那样一种“复杂的历史光影投射下，鲁迅形象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1]，这个问题要彻底根除不大可能，但却可以让其逐渐淡化，这任务就落在了教师身上。大多数学生接触鲁迅、初读鲁迅作品是从中学课本和课堂开始的。只有教师对鲁迅作品进行适当的解读，对鲁迅进行准确的定位，学生对鲁迅的态度才会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只有从教学方面入手，才能更好地解决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争论。

1949年以后，各个时期、各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都对鲁迅的作品情有独钟，几乎每一套、每一本教科书都会选入鲁迅作品。教材的编者对鲁迅作品的体裁选择很丰富，包括杂文、小说、散文等。与其他作家相比，鲁迅作品的选入量是最多的。虽然有些教育专家和学者在不断呼吁减少鲁迅作品的选入量，但从现实状况来看，这种量上的变化并不明显。现行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以及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必修》共选入鲁迅作品12篇，初中9篇，高中3篇。可以看出，在数量上，鲁迅作品占绝对优势。其实，关于鲁迅作品数量问题的讨论只是表象，要对鲁迅及其作品有清晰、准确的认识还是应该从内容着眼，从教学入手。教学中，教师应该摒弃那些所谓的经典解读，将鲁迅去政治化，还原本真的鲁迅，“努力地去寻找鲁迅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之间的契合点”[2]，这样的契合点很多，其中最有效、最可能敲开学生心灵的则是关爱与温情。

本文将根据学段，将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分为三段，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结合学生的心理发展，对这三段鲁迅作品进行分析，并讨论如何对鲁迅作品进行关爱与温情的文本解读。

一、初识鲁迅

根据学生年龄和教材的选材内容，可将七、八年级划归到这一阶段。这阶段的初中生，年龄在12到14周岁。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识发展理论，这阶段的学生正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前期，心理发展并不成熟，但已经有了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也对认识世界、接触新事物充满渴望，同时很容易接受、否定新事物。在这阶段，教师的教学任务是在学生心中播下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爱的种子，让学生的爱心与鲁迅的爱心产生共鸣，从而使学生自觉自愿地亲近鲁迅，被鲁迅所吸引，为以后更加深入地学习鲁迅打下基础。切忌对学生的理解提出过高要求，只要学生能说出鲁迅作品中的关爱和温情就可以了。这也符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的总体目标。这一阶段，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雪》，这些文章涉及鲁迅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求学经历。讲解这些作品，应更多地关注鲁迅在幼年时期的童真、童趣，以及对家人、朋友的爱。结合这一阶段学生的审美水平、理解和接受能力，将鲁迅定位成一位充满爱心，可爱、机灵、单纯的形象。

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例，这篇文章选自《朝花夕拾》。鲁迅在《朝花夕拾》序言中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3]这部散文集中的文章都是鲁迅以温情的笔调对自己小时候生活的记录，可以说《朝花夕拾》是鲁迅作品中最温暖的文字，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无疑是温暖中的温暖。这篇文章中，鲁迅用生动、细腻的笔调，站在一位天真可爱的孩子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闲静、生趣盎然的世界，而这些温情正是老师要传递给学生最重要的内容。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些老师给自己的教学目标生硬地加上“认识封建教育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束缚”，这里暂不讨论这样的解读是不是符合鲁迅先生的本意，单就这阶段的教学而言，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大错特错的。当学生以轻松愉悦的心情感受了如此温情的文字和意境之后，如果老师非要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批判的思想，势必会打击学生的心灵，让他们对鲁迅产生排斥，久而久之则会产生厌烦情绪。

二、走进鲁迅

这一阶段包括九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年龄大致分布在15到17周岁之间，这是从青年期向成人期的过渡时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还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时期，是心理矛盾错综复杂、个体心理发展中易发多发心理问题的时期。”[4]学生开始尝试着以自己认同的方式来思考人生、阅读社会、认识世界。这阶段教师的教学重点还是应从温情入手，继续培养学生对鲁迅的好感，再在适当的时候对作品进行关于人情和人性的引导，让学生意识到鲁迅作品中不光有美好的生活和意境，而且有更丰富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教师不应将这些意义直接告诉学生，而应该引导学生自己去发掘，至于发掘的程度，则因人能力而异，不可做统一要求。这也符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对于课程目标的要求，“在阅读中，体味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激发珍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培养探索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性”。这一时期选入教材的文章有《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孔乙己》、《记念刘和珍君》。

例如，讲解《故乡》时，要让学生领略到江南水乡细腻的情致以及鲁迅少年时生活的乐趣和多彩，也要有效地引导学生，通过闰土对鲁迅态度的改变，感受鲁迅故乡中人情冷暖的变化。此外，也可以从文中摘出精彩的段落，供学生仿写，以体会鲁迅作品的语言魅力。如《故乡》中鲁迅描写闰土“瓜田刺猹”的场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5]。这短短几句话，就将当时的环境、闰土敏捷的动作、猹的狡猾一一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而通过仿写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鲁迅作为文学大师，其文字功底的深厚，以提升鲁迅在他们心中的魅力。

又如，讲到《孔乙己》中孔乙己教店小二写“茴”的四种写法时，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提到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毒害。这样的解读过于政治化，对涉世未深的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理解上难免有困难，从而使学生形成鲁迅作品艰涩难懂的印象。其实“茴”的四种写法在当时确实存在，店小二之所以不愿意学习，不是针对知识，而是针对教他的人――孔乙己。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是文中受人尊敬的丁举人教店小二写字，店小二的反应会是怎样？学生一定会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店小二会受宠若惊地虚心学习。最后，将店小二的两种态度对比，学生就可以轻松地领悟到这篇文章的主题在于揭露人们对孔乙己即弱者的欺辱，人性之中的冷漠。这样的结论对这一阶段的学生来说，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

三、理解鲁迅

这一阶段主要包括高中二、三年级。学生年龄分布在18岁左右，接近成人或已经成人。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多，学生心理已经成熟，开始反思和留意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再满足于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要求深入了解，并阐发自己的见解。这一时期教师要引导学生，让其认识到鲁迅不再是一个自己小时候的伙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引导者和行动上的矫正者。教学中，应该用温情导入，再逐步升华，让学生深刻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这一点对应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形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准则，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增强为民族振兴而努力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课程目标。这一阶段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祝福》、《拿来主义》。

以《祝福》为例，传统教学模式是直接分析祥林嫂是怎样被“三座大山”、“四条绳子”压迫致死的。这样的讲解不仅将文章拆分得支离破碎、毫无情节连贯性可言，也让学生觉得这是一个和他们的生活、生命、时代不相关联的故事，很难激发阅读和学习的兴趣。其实教师可以抛弃固有模式，首先让学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找到祥林嫂真正“不幸”之处在哪里，进而激发学生心中对弱者的同情和关爱，以提升阅读兴趣。接下来再抛出第二个问题：周围的人对祥林嫂的不幸是何反应？答案是众人把祥林嫂的遭遇当做消遣，并没有同情她。当学生明白到了这些，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祥林嫂的死，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造成的。

王富仁先生曾说：“鲁迅作品恰恰是最好懂的，因为鲁迅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的语言，是与人的最内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2]但是现实情况却与之相反，究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解读的引导者――教师并没有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有时候甚至起反作用。作为教师，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循序渐进地用温情引导学生，让学生认识鲁迅、走进鲁迅、理解鲁迅。

参考文献

[1] 陶月梅.亲近鲁迅（第一册）[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2] 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谈鲁迅作品教学[J].鲁迅研究月刊，2012（1）.[3]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 王建燕.正视初中学生心理 施行正确教育教学[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5）.[5] 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责任编辑 王 颖】

第二篇：鲁迅作品解读的与中学语文教学

鲁迅作品解读与中学语文教学

学生的认知明显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已认知的对像少；二是已认知的对象构不成系统；三是需要补充的内容太多。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庞大的任务，一蹴而就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科学精神。因此，必须随时把握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特点，教学就是根据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和水平，对教材进行有效的休整和组织，处理教学内容，按顺序施于学习者，使学生能够用足够简单的形式描述任何思想，任何问题，或任何一种知识，任何特殊的学习者都能用一种可辨认的形式去理解它。教师的责任就是在教材和学生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教学之路。例如：《药》，我们通常是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来进行讲述的。小说荡来荡去的艺术技巧却为理解文章的中学生设置了障碍。为了更好的引导学生深入的理解课文，我们还很有必要对教材进行加工。比如按顺教的办法，从华小栓生病开始；或从夏瑜革命被捕开始；或以倒叙上坟开始，以教材语言为基础，重新编组课文。老师也可以跟学生说，夏瑜的形象在课文中是暗写，你把它改成明写，题目就叫《夏瑜之死》，那么，或许我们读到的就不再是鲁迅的《药》了，而是另外一篇经过再创造的《药》了。

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存在问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鲁迅作品本身的难度造成的。鲁迅作品的难度，并非是只它的艰涩，而是指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难于一时理解而已。因此，这对我们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重视鲁迅作品的思想性。比如，鲁迅小说集中的，真实的反映了传统文化氛围中中国近代农村的社会现实。在他小说的宁静、平淡中，透漏出掩盖不住的沉闷、封闭、令人窒息的气息。无论是小说的故事情节还是小说的每一个用语，无不浸透这种良苦用心。例：《阿》阿Q 妄自尊大，排斥异端，精神胜利，卑性安命，仗势凌人，在愚昧里只记了祖先的“辉煌”与“荣耀”，这“荣耀”"与“辉煌”反而成了填补空虚灵魂的圣物，死死的守着，借以骄人，落魄到连姓名丢到哪里都不知道地步，依然脱不了妄自尊大的本性，眼高于顶，目空一切，天下万物俱出其下。虽然现存状态未可自足自骄，但先人的“辉煌”，想象中儿子的锦绣前程，作为“名人”及“贵人”之父的想象也是用以消尽现状的困窘，不把世界放在眼里，惟我独尊。阿Q嘲笑城里人“条登”的称谓，接受不了城里人做油煎大鱼头把葱切成丝的做法，一概斥之为“错了”“可笑”。别人有的自己没有，不去学习，迎头赶上，反而去找祖先，在先人的遗物里发现“云云”于是对别人嗤之以鼻，“我们比你们早了若干年，你们现在才有”，于是心安理得。对于鲁迅先生这种揭露而又有建设的思想，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入。

鲁迅的文章是作文法运用的精品，似乎教师们都比较看中鲁迅作文法的教学。但在教学中我们对鲁迅作文法的理解也并不深入。许多作品都流于表面或流于形式，学生并不能从作文法中得到什么，只知道是倒叙或插叙之类的。许多教师并没能深入到作品的内核中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鲁迅作品文法的理解。其实，只要深入了解鲁迅作品文法上宝贵的内涵，那么学习鲁迅的作品将受益非浅。比如，他的叙述极有条理,但凡文中的故事，转到他的手里，一定是很完整的。阿Q去干的什么活，祥林嫂怎么死的，孔乙己如何隐身而死，小事如何之小，迅哥儿的故乡是如何变化的等等，没有人不耳熟能详；其次，他的文章注意剪裁。但凡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决不提及，但又十分注意使主题在含蕴百迭中得到升华。《祝福》写祥林嫂，也并非以传统笔法而为，单是“况且，一想到昨天遇到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一句话，就能使读者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祥林嫂是已经死了，可她的故事作者马上就要写将出来。这种方法完全打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老套路，避免了小说虚实中的拖沓，而直接把读者引入了作者的阅读空间，更便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揭露。

其实鲁迅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所采用的技巧也很普通，只是他运用的更加熟练罢了。因此，教师应该了解鲁迅作品写作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鲁迅作品在教学中的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学了往往不能借鉴，这就要求教师对鲁迅的作品进行分解，使学生真正有所得。比如，选择鲁迅作品的经典作品，从模仿一字一句或一篇入手，引导学生学习等等，以形成学习鲁迅的一种良好风气。对于鲁迅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错字，别字，无法教。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鲁迅先生是一位有着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家，他对文字的敏感程度可能是我辈所不能比拟的：一是他十分注意从生活中选择语言，如《故乡》，但他又十分注意“无一字无来历”，如他的大量杂文。二是他十分注意对语言文字的锤炼，如《孔乙己》《药》。三是他爱有一些独到的字眼，如“蹩”（《药》《拿来主义》）有时候是一些生字。四是他有着深厚的古文修养，只要他觉得需要，他可以拈之即来，拿来即用，用得其所。所有文字方面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学生阅读的拦路虎，这就需要老师的引导和讲解。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文字标准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去衡量前人的作品，那就犹如削足适履，本末倒置。

鲁迅先生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遣辞造句与众不同。这里既有鲁迅字斟句酌的文字运用的态度问题，也有他对文字表达效果的追求，还有他的使用习惯。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能进入鲁迅作品的精神内核，那我们会觉得，鲁迅先生的文章真正是百谈不厌。学生们对鲁迅的遣词造句颇有非议，认为鲁迅作品的一些句子文理不通，有学生举例：“鲁迅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老师点评：‘佳句’。我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男人，另一个也是男人。’老师点评：‘废话’。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明显既有学生理解的偏差问题，更有教师教学不得法的问题，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了教师理解力的极度贫乏。以此用之于教学，当然是不能有效果的，而鲁迅正是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来抒发他内心的孤寂与沉闷的心情的。同时，鲁迅作品的开头文句好多都可称之为经典。例如：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还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孔乙己》）

还有一些句子可能是最为典范的鲁迅式的开头：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拿来主义》）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想年底，村镇上不必说了，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祝福》）“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藤野先生》）

如此经典的开头，既吸取了传统小说特别是唐宋传奇中开篇诱人之法，又将西方叙事学的精髓消化无遗。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再运用这些语言时，已经把他的思想高度的浓缩于其中了，这是其他与之同时的文人学士所少有的。事实也是如此，近80年来，语文教学都没有忽视鲁迅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而这一点，更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去引导学生体验和模仿。

关于鲁迅作品的教学可以采用综合教学设计，举一个案例来说：运用抛锚式（锚定式）教学《刘和珍君》的案例。《纪念刘和珍君》以其情感的真挚性，思想的深刻性，高超的艺术价值70多年来吸引着海内外读者，被誉为纪念性文章的典范，但这篇文章在高中教材中是块很难啃的硬骨头。如文章一开头就说有人请写文章，实际有没写，想写又无从写；一会儿是痛彻心扉，一会儿是出离愤怒，就好像高空里的秋千，荡来荡去。不单学生摸不着头脑，教师想理顺这头乱麻也不容易，要把一篇各方面都称的上是经典的优秀文章轻松的传授给初步具有理性思维，刚刚升入高中的学生，并非易事。那么作为教授知识的老师应以学生为主体，使文章化繁为简，传输给学生，使他们能感受到语言的能力训练，又能使其从中感受到文学作品的魅力，这确实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好的教学办法就是从“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入手。因为对人物的故事总是感兴趣的，而主人公刘和珍的事迹在文中是一个重点，又容易把握，于是我们得到以下几个问题：（1）既然文章是纪念刘和珍的，那么，刘和珍一定有很多特异的事迹，请找出这些事来。

（2）既然作者相当看中这篇文章，寄予了深厚的情感，那么除了刘和珍的平凡之外，还应当有她的伟大之处。请找出刘和珍不平凡的事迹。

（3）既然这篇文章浓缩了作者的真切的感情，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搞清楚这种情感是什么。请找出作者在文中寄予的深厚情感。

以上问题相当于为学生设计相应的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湖真实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学生比较容易感兴趣的，并且也能从课文中寻找答案。有了这些设计，学生理解课文就容易多了。于是得出了以下结论：

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是我的学生。”），艰难的生活并没有阻止她毅然预定“我”编辑的《莽原》（“凡我所编辑的期刊......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在北师大风潮中，她担任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带头反抗广有羽翼的杨荫榆校长，被开除出校。（“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只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但她还是顶着压力来听我的讲义（“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来听我的讲义”），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员以为责任以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只有她还为学校的前途黯然泣下，可是尽管如此，她在我的心里还真是一个普通的青年（“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力所屈，反抗一个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大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见面的回数就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没想到这样一个态度温和，常常微笑的可爱的学生，却在“三一八”爱国请愿事件中被无端的枪杀了。（“我在1926年3月28日早上，我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被害者之列。”）令人吃惊的是，她和她的战友们不止被枪杀，还被棍击而亡。（“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知识没有使死。”）而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刘和珍和她的战友们是欣然前往，从容镇定的。充分表现了革命青年的沉勇和坚定。（“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找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扑；同去的杨得群君有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扑，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虏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然而，反动的帮闲文人却对她们的爱国行为进行肆意诋毁（“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但段政府有令，说她们是‘暴徒’！”“大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流言的种子”），这事件清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基调就一目了然，而文章的难点、教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首先，是针对刘和珍及其他勇士的，既有惋惜又有敬重（文中这样的例句很多）。

其次，是针对段祺瑞政府及其反动帮闲文人的。既有愤恨又有鞭笞（文中这样的例句也不少）。

其三，是针对革命者未来的热切希望而言的，在此倾吐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揭露了反动军阀的凶残卑劣及其走狗文人的阴险无耻，鼓励人们继续战斗（这是鲁迅先生一贯精神的表露）。

而这样的结果比起我们单纯正面见解课文，学生更容易接受。

鲁迅的作品中我认为小说的分量最重，而且在中学教材所选篇目中也以小说居多。仔细阅读他的小说，最喜欢的当然是《阿Q正转》，因为我觉得这是他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某种意义上恐怕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另外就是他的经典的语言，总是独特而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本篇小说里表现的有为突出。比如，“阿Q真能做！”“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等。当然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有值得令人关注的地方：

《祝福》：有人很不喜欢这部小说，但它揭示出的悲剧的确令人震惊，鲁迅从来关注人的灵魂，这篇小说揭示的惨剧让人触目惊心。

《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在这篇小说里体现的最为明显，反映的不仅是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的问题，还反映了精英于大众总是有隔膜的。

《孔乙己》：鲁迅的本来目的是要表现世人的凉薄，我却从中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自尊心强却无地位，可供卖弄的只有学问而已，可是学问在世人眼中又算什么呢？

《故乡》《社戏》：农村，童年，看戏，烧蚕豆吃，怀乡情节，离乡——还乡——再离乡，当故乡已不在是原来的故乡的时候，家园在何方？流利失所和漂泊，在路上于是成为永远的生存状态，因为有故乡和童年的温暖记忆，我感到了从容。例如：不少语文教师往往将参考书对作品的分析阐释作为评价学生对主题理解程度的唯一尺度；另一部分教师，再分析作品的主题时，虽然能坚持“启发诱导”，却始终是在想方设法把学生的思维引向参考书对作品的分析中，从而表现为一种认识尺度的过分的求同取向，漠视了学生阅读思维的个性差异，忽略了作品所蕴涵的丰富内涵。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如实质问：“文学接受是个性化行为，读者可以这样或那样理解作品，这是读者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规定那种理解就补正确呢？”可我们的语文教学现状正好与此背驰，如教材对《孔乙己》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分析在“预习提示”里说：“《孔》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所残害的读书人的病痛，是一篇讨伐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檄文。”显然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茅盾先生的看法，在他的上面存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残留着特定的时代暗影。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理解全无道理，相反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读。而鲁迅先生自己却说：“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那么，我们凭什么强制学生接受“茅版”的“残害”说而否认“鲁版 ”的“凉薄”说呢？还有如“反封建”说“等级观念”说等等，只要学生言之有理，我看就可以接受，就应该肯定。一篇作品自流传开始，就有了不同读者眼中的意蕴、情感和主题。《孔乙己》也是如此，作者和大家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普通读者也应有不同理解的权利。像《孔》这种情况的例子在中学语文教材里比比皆是。但管中窥豹，亦可见此之一斑。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多元的解读，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种思维具有独立性、发散性和新颖性，适用于学生对各种文章进行解读。

第三篇：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视角：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袄”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闺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显示灵魂的深刻。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但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这种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吞噬人的灵魂，如《阿

Q正传》最后的描写。但作者最终的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鲁迅的这些努力，体现在他的小说里，就演化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总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几篇小说，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的小说中人物间也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且看《祝福》里的这段描写：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叉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鉴赏）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术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再一类“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也就是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如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信念所做的牺牲）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在《药》里，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也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华家”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而“被吃”者正是“夏家”的启蒙者。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者活活地吃掉；在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而如前所说，鲁迅自己即是这启蒙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因此，在这一类的小说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读者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孤寂，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可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祝福》，还是《故乡》，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土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20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像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

《祝福》里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我”、“祥林嫂”、“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但“我”的回乡，却不再存有《故乡》中主人公那样的寻梦的奢望；

“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变，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流浪）者，但小说却出乎意料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这正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的内涵的一个深刻的揭示。

鲁迅的作品还对生存困境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反抗。这是鲁迅作品在鞭打着人的灵魂时，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而是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

鲁迅的小说在叙述者的选择上很是煞费苦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也是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

（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乙己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也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

从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出发，人们对鲁迅的《阿Q正传》又有了如下发现：在第一章《序》里，叙述者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却一再申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Q姓什么、名字怎样写、籍贯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与此同时，作者与读者也对人物（阿Q）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冷然观照，甚至略带嘲讽的态度。但随着小说的展开，叙述者的视点逐渐集中于阿Q的行为与意识，转向限制叙述，作者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由远而近：他们在阿Q身上发现了自己。到小说结束时，临刑前阿Q在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以及最后一声“救命”的呐喊，已经融入了作者与读者自身的心理体验，因而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里，作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读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融人），是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的 “主观抒情性”的特征的。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我深信对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几篇小说也体现出他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运用疏体笔法深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几笔：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明她是一个活物”，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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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新时期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编及其

论新时期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编及其解读 东莞中学语文科 张兰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学语文教材鲁迅作品选录及其读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变化与进步主要表现为政治性的逐渐淡弱和人文性的增强，尤其是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影响强有力的注入，彻底改变了十七年与文革时期对鲁迅文本的革命化阐释。本文旨在梳理新时期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编及其解读的历史状况，并对中学语文鲁迅作品教学实践提出建议。

关键词：鲁迅作品；中学语文教材；反思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作品几乎是作为第一批现代白话文学作品的典范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尝试新文学创作仅仅两三年时间后，国内各书局和各省教育厅及一些著名学校，就开始在他们各自编写的国文或者国语类课本中，选编已经发表出来的鲁迅作品。建国以后，鲁迅作品的选编在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呈上升的趋势，甚至有很多作品得到国共两党的政权的共同认可，就是在政治矛盾十分敏锐的文革时期，鲁迅的作品也大受选编者欢迎。当然这一时期鲁迅的作品同其他许多文学作品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选编者扭曲地读解其中的精髓，造成这一时期文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日趋健全，在中学语文选编过程中对鲁迅作品仍表现出特别的偏爱。在科学删减的基础上，又新选了不少篇目，体现了选编者的时代意识和文学眼光，在保证鲁迅经典性作品基础上，又考虑到广大师生的接受难易程度。新一轮的语文课程教材改革显示，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编数量已经减少。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选编史和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走向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本文旨在梳理新时期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编及其解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鲁迅作品的选编和教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自己的体系，在教材选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鲁迅作品也渐渐摆脱了政治任务的“枷锁”，向人文教育迈进，并在实践中开辟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域。

（一）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

1978年随着《全日制语文教学大纲》的颁布，第一次把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选入教材，同时与“文革”时期相比，增选了散文《雪》《藤野先生》《记念刘和珍君》《风筝》《鲁迅自传》《范爱农》，小说《呐喊〈自序〉》，杂文《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人生识字胡涂始》等。删掉了小说《**》、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和时代特色较强的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一时期教材总共收入了鲁迅作品30篇，其中小说9篇、散文8篇、杂文13篇，其中《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五篇属中学语文课本第一次选入；《风筝》一文，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这是该文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第二次入选。但1982年对这套教材进行修订时又删掉了《风筝》《范爱农》《雪》《人生识字糊涂始》《一件小事》《铸剑》《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次修订后，教材中的鲁迅篇目共有18篇，数量更趋于适中。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雪》《铸剑》却被删掉了。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体上是对“文革”前17年大部分选目的恢复。

教学内容上开始全面清理“文革”时期的错误观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主题进行了重新的讨论。1986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颁布，意味着鲁迅作品教育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教学中结合课文对学生进行思想

教育，启迪学生思索人生、社会，并结合作品的语言风格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这些表明鲁迅作品教学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首先表现在对鲁迅的角色定位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中语文教材在编排《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这样介绍：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浙江省绍兴市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著作有杂文、小说、散文、诗歌等，收在《鲁迅全集》里。介绍将鲁迅文学家的位置放在了首位，思想家的身份居其次，革命家的身份放在了最后。这样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价值得到了首肯，同时也兼备了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作用，这种介绍一直沿用至今。从这一时期教材读解内容来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用来启发青少年“热爱新社会，痛恨“四人帮”，“珍视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社戏》“实际上提出了辛亥革命没有看到也不可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启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到农村去，和农民打成一片这一重大课题”；《人生识字糊涂始》是围绕着语文改革问题，阐明了大众文艺应当运用有生命的语言的原则问题；《答北斗杂志社问》用来告诫文学青年应该认真学习文艺理论，严肃对待创作，深入生活，走革命文学的道路；《拿来主义》第一次被收录，通过对拿来过程中分析、辨别、占有、挑选以及拿来主体的素养要求的强调，全面、辨证、精辟地论述了对待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阐明了丰富而又系统的文化继承观。这一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解析虽然仍是在一定的政治思想的规范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文本文学价值的研究，但在纠正“文革”时期思想错误和树立科学正确价值观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社会引路人。

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教学还显示出一个值得后来者学习和借鉴的做法，即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吸取过来指导教学。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教材中课文前面的预习提示和后面的思考与练习，如《祝福》的主题，在1961年“阶级斗争为纲”时代，被认为是批判“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80年代的语文教材调整了思考与练习的内容，强调了“礼教吃人”的主题，受到了广大语文教师的肯定。比起前者，后者更能体现鲁迅作品的思想深度。

这一时期鲁迅作品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高考制度的恢复，学校讲求升学率等“应试教育”方面的影响，“标准化”教学的倾向严重。对作品理解完全 按照教参的标准答案进行“标准化”教学，不利于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开拓和培养。对《故乡》的提示，仍强调“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农村经济萧条、衰败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未能从小说的艺术结构总体出发，挖掘作品“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和隔膜”的主题。《孔乙己》的提示过于将重点集中在封建科举制度罪恶的揭露上，忽视了作者对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的思索。《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提示认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读书时仍溜到小花园中去戏耍，上课时偷偷在下面玩纸盔甲，画画儿” 是“ 批判封建教育制度” 的结论太牵强，有过度升华之嫌。语文教育一切听从高考指挥棒的指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只会考试“ 机器”；同样的，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也没有将学生作为主体来实现教学，而是由老师牵着鼻子走，课堂被预设的模式套牢，没能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而对鲁迅作品的探究还是没有完全脱离政治意图的轨道。但总的来说，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质的飞跃。

（二）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新课标的实行，鲁迅的作品选编篇目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人教版中学语文课本中20世纪90年代末鲁迅作品选目，散文包括《雪》《风筝》《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记念刘和珍君》《鲁迅自传》《范爱农》；小说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杂文包括《灯下漫笔》《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小说、散文得到保留，之前被删掉的散文《雪》《风筝》《范爱农》又回归了到教材中，而杂文数量与上一阶段相比已大大减少。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大纲关于贯彻素质教育的精神，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实验课本》在全国推广。在2000 年新编的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增加了《鲁迅自传》《流产与断种》等篇目，《阿Q正传》由节选改为全文，并附加了《〈阿Q正传〉成因》一文，意在帮助广大师生更为全面地了解鲁迅著作，特别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内容，增选的幅度和具体篇目都是适当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撰出版的课程标准中学语文教科书，初中和高中部分一共收入鲁迅作品12篇，这是建国以来除了“文革”时期的历次语文课程改革和历套语文教材中篇目最少的。其他版本的，如江苏版、山东版、广东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均不超过15篇。

虽然从总体上看，鲁迅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已经减少，但一些经典篇目仍然得到保留，而且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仍然占据优势地位，而且编排上也更加合理。在体裁方面，教材选编包括了小说、散文、杂文、序言。在选篇题材上，既有“未庄”这样的乡村生活图景，又有“鲁镇”这样的市镇人情世态；既有闰土这样纯真机敏的乡村少年，又有孔乙己这样落魄迂腐的下层知识分子；既有受尽摧残的劳动妇女祥林嫂，又有舍生取义的革命先驱夏瑜。从主题的丰富性上看，《社戏》歌颂了真诚与爱，《祝福》《“友邦惊诧”论》对虚伪礼教、骗人言论进行了投枪式的驳斥，《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表达出对革命烈士的深沉悼念，《阿Q正传》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从编排顺序上看，反映童真童趣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小说《社戏》，略有难度的小说如《孔乙己》《风筝》《雪》《故乡》等，编者全部安排在了初中语文课本中。小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和杂文《拿来主义》思想内涵相对深邃、理解难度相对较大，则编进高中课本。由浅入深的作品编排，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严格遵循认识发展的规律和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迎合了现代中学生心理认知和思想成长的需要。

在减少的篇目中杂文的数量变化最大，不仅在新时期如此，从鲁迅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以来对杂文的增删变化幅度是所有入选的鲁迅作品中最大的。在建国初期到1966年的第一个阶段即1950年——1955年，入选的杂文篇目较少，仅《“友邦” 惊诧论》《最先和最后》《我们不再受骗了》3篇，后两篇入选不到一年时间就在修订时删掉了。1956年——1957年入选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2篇，1958年——1965年在以前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共达到8篇。文革时期杂文颇受欢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和《文学和出汗》《“友邦惊诧”论》《流氓的变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三月的租界》《答北斗杂志社问》均被选入数量上超过以前。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杂文的数量多达13篇。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入选的杂文篇目减少了，有《灯下漫笔》《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共6篇。杂文的入选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不得不引起人的深思。上世纪末，中学语文界掀起了一场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鲁迅研究界部分专家介入了这场讨论。讨论涉及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目问题，主要意见有二:一是中学鲁迅作品中有些选目不妥，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骂人”的文章，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学和出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均应退出中学语文课本；二是认为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入选篇目太多，师生普遍持反感态度。对前一个问题，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争论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的中学语文课本中，这类文章己经被撤换，这也就成了杂文篇目为什么减少的重要原因。对后一个问题，部分中学语文教师和鲁迅研究专家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最后，课本编者更多地听取了鲁迅研究专家的意见，维持中学语文课本中15篇左右的鲁迅作品。

虽然从篇目上有所减少，但鲁迅教学的实践却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钱理群先生说:“中学语文教育是有双重性的，它既是人文教育，又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人文教育。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这种底子应是浪漫的、理想的，能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的。”自从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围绕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后，社会各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语文教育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批评，《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

11钱理群：《审视中学语文教学》《语文世界》，2000年，第4期。

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这些文章和专著从中学语文教学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各个方面包括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1996年投入使用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1年出版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作为科学大师，他的成就其实是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成就”5 这也是继改革开放以来，中学语文教学与学术研究进一步有机结合的实例。

例如对《故乡》一文的主题，教参提供了以下三种看法:一“故乡”是中国人精神的反映。从孩子的纯真、有生气到成年人的麻木、愚钝，表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和活力是怎样被扼杀的。

二、表现中国社会愚昧、落后、贫穷的轮回。

三、渴望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三种理解，编者并没有让学生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而是让学生从文本出发进行自由理解。关于《孔乙己》这篇小说的主题，教参提供了以下三种看法: 1.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原因和前景。2.社会变革中小人物的无奈。在社会变革中，小人物根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遵从固有的心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最终只能被生活吞噬。3.批判冷漠、麻木的国民性。通过描写周围群众对孔乙己的态度，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这三种看法编者也没有要求一定要得出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用来启发学生的思维。

另一个进步就是，语文课文的提示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开始融入鲁迅本人的意见。如《阿Q正传》的写作意图是“ 暴露国民的弱点”，《药》表现了“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同时编者又在课文的提示和思考与练习的内容增加了自己的见解，学生在参考鲁迅的意见又能通过信息的筛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也保证了鲁迅谈自己的作品时他人无法替代的权威性。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选编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对鲁迅的介绍不单单是传达编者的意图，还加上了鲁迅的《自传》。这样就让学生从鲁迅的自我介绍中认识鲁迅本人，立足还原一个本真的鲁迅，更让我们关照到作者的内心。鲁迅本人的人格魅力是无穷的。他一生转战祖国的大江南北，曾为唤醒国人三改志愿，留学海外时担忧的是自己同胞的悲惨遭遇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他将手中的笔化作匕首和投枪，用铿锵有力的语言直指敌人的心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荣辱得失和生命安危。他的一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发人深省的文学作品，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品读不完的感人故事和精彩的生命瞬间。在革命时期鲁迅作品的巨大影响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鼓舞了无数革命志士，它们已经成了一面面耀眼的旗帜，新时代的鲁迅作品教学在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的同时，又挖掘出了新的意义。

当然这一时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教学大纲及教参的某些地方陈旧与不科学，教参多年一个模式，对鲁迅作品的内容的分析也多年不变，严重与时代脱节，如在讲授《从百草园到三未书屋》这一课时，在课本后面有一道要求学生理解和分析的题：百草园、三味书屋是作者童年生活过的场所，鲁迅用“从„„到„„”的标题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带有比照意味。对文章所描述的内容，有下列三种理解，你是怎样理解的？A、嘲讽脱离实际的清末私塾教育，暴露封建社会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漠视、束缚、残害。B、真实的再现封建时代少年儿童入学前后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生气蓬勃的少年生活的怀念和追求。C、表达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

答案是第C项，在1985年的中学语文教材（人教版）中就是这样的选项和答案，到了2005年，该版教材中还是这样的选项和答案。20年一成不变的教材解析，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对鲁迅作品的品读和欣赏。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34

432王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1页。

涂又光，《论人文精神》，《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新课改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要从形式到内容落到实处。

（三）鲁迅作品教学的方法和建议

整个中学语文教材鲁迅作品选录史，实际上也是鲁迅在中学语文发展史不断变换角色的过程。鲁迅作品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那天开始就已经承担起了双重角色，鲁迅本人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家，而承担起改造青年人思想、建设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历史使命。鲁迅的角色变化几经政治形势的变换而发生改变，其中有对他文学家革命家的双重肯定，也有扭曲的定位。多年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一方面受政治指南针的指引没有找到正确的解读方向，其实我们一直徘徊在经典的大门之外，而未敢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但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之中越来越接近一个本真的鲁迅。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是我们打破这“铁屋子”6的最佳时候了。以下就如何掌握鲁迅作品精髓提几点方法和建议：

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要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增加知识储备。韩愈在《师说》一文中就给老师下了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其实也是给每一位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老师？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并非一朝一夕，“其生也有涯，知而无涯”，既然为人师表就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在给学生一杯水的同时自己就要储备好一桶水。对于鲁迅作品不论题材，小说、杂文、诗歌、散文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哪一样偏废都会就会造成教学上的营养不良。作为教师更不用以个人的喜好来影响自己的学生，应该让学生对各种文学样式的鲁迅作品均有涉猎，在此基础上来完成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对待“鲁迅作品应不应该进入中学语文”的问题上，应该将目光集中在鲁迅作品的闪光点上，不能因为难教难学就排斥，只有深入才能了解其中的精彩。除了阅读鲁迅的作品以外还要大量阅读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对鲁迅作品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一味屈从已有的观点。

第二、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合理利用现代化设备为学生创设鲁迅作品中的历史情境。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克服畏难情绪，不要因为是鲁迅作品就觉得难教也难学。的确，鲁迅作品所透露出的深刻思想非一般文学作品能及，语言的辛辣尖锐也在文坛中首屈一指，学生因为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不够，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理解，只要有好的引路人，假之以时日，一定会找到阅读和理解的契机，对鲁迅作品有新的认识和评价。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吸取前人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开拓创新，大胆尝试，不要过于为讲求预期效果而扼杀学生的想法，应该在尊重的前提下适当启发，坚决摆脱以往那种“填鸭式”的做法。

第三、鼓励学生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在中学期间所选的鲁迅作品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要想多方面了解鲁迅和鲁迅作品还必须增加阅读量，例如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小说集《故事新编》等作品对于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来说理解起来难度并不大，而且这些作品可以更加帮助他们走近鲁迅，读懂鲁迅，喜欢上鲁迅。对鲁迅的生平和作品简介可以专门作一个专题讲座的形式来介绍。

第四、积极关注学术界关于鲁迅研究的动向，将鲁迅作品教学与学术界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成果两者的结合梳理成一个小专题。在细品细读的基础上提高对鲁迅作品的理论性认识，经常动笔写一点心得体会更有利于在教学中化被动为主动。把握好作品本身和教材教参之间的关系，取舍有度，不能被其局限。不断提升教师本身的学术修养，对鲁迅作品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一味屈从现有的结论。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独到的创造。他对待创作的精神和态度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他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他的博爱之心自然而然也流露在字里行间，相信只要走进鲁迅的作品就能体会到他心灵的伟大。

中学语文教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到今天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它是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在社会变革的浪潮里几 6鲁迅：《呐喊·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页。

经起伏不断地吸取失败的教训和总结成功的经验，终于有了累累硕果，这是与前几代人的努力密不可分的。鲁迅作品的选编和教学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时代步伐的前进发生的变迁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对鲁迅及其作品价值的一种思考和定位。面对这样一个宝库，我们对鲁迅的深入研究和对鲁迅作品教学的探讨将永远不会停止。

主要参考文献

[1]鲁迅著《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鲁迅著《鲁迅全集》第4—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3]王丽编著《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4]钱理群著《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钱理群著《走进当代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6]钱理群著《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王富仁著《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8] 王富仁著《语文教学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9]董奇锋、苗杰：《中学语文教材（1950～1977）中鲁迅作品的选录与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10]温立三：《八十年中学鲁迅作品选编史略》，《语文学习》月刊2006年11月。

第五篇：鲁迅作品

鲁迅先生作品集

鲁迅（1881--1936），字豫才，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作品有：

①小说集《呐喊》（1923年），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乡》、《社戏》、《一件小事》、《**》等14篇作品；

②小说集《彷徨》（1926年），包括《伤逝》、《祝福》等11篇作品；

③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包括《补天》、《奔月》、《理水》等8篇作品。

④散文集《朝花夕拾》（1927年），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10篇作品。

⑤散文诗集《野草》（1927年），包括《秋夜》、《过客》等24篇作品。

⑥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且介亭杂文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