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智能理论及研究现状

第一篇：多元智能理论及研究现状

多元智能理论及研究现状

一、多元智能理论

1983年，美国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其专著《智能的结构》中，对智力进行了重新阐述。他认为，智力除传统的语言和数学智能外，还包含节奏、空间、动觉、自省、交流等七种智能，它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价值标准，个体用于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或创造出有效产品时所必需的能力。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智力，智力通常是以复杂的方式进行组合运作的，这是对于传统的“一元理论”的挑战。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及发展，为我国传统教育注入了活力，也为我国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了契机。

二、多元智能理论研究现状

多元智能理论对我国传统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相关研究如下：

1.课程改革

多元智能理论对新一轮课程评价的改革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对新课程改革评价体系的理论构建上，还体现为对其评价标准、原则和方法的完善上。

2004年，福格蒂等在《多元智能与课程整合》中阐述了多元智能和跨学科课程整合的基本理论，探讨了实施跨学科课程整合的方法策略与课堂案例，对于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建立有意义的教育和评价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霍力岩在《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研究》中对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谢世谦则在《多元智能理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启示》中指出，课程评价在注重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各方面的潜能发展，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2.教学改革

与传统的一元论智力观不同，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智力是多元的，它是多种不同智能在不同人身上的特殊组合，受个体所属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这一新的智能观对我国教学观念的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钟祖荣等主编的《多元智能理论解读》一书在对多元智能理论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对教育观念变革的影响。Linda Campbell等在《多元智能教与学的策略》书中，将多元智力理论运用到中小学教学实践中，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在《多元智能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中，为拓展教师的思维，林宪生详细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小学各学科中的应用。托马斯?阿姆斯特则在《课堂中的多元智能――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一书中总结了许多教学案例，为中小学教师将多元智能运用到教学实践的各个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柏灵则在《多元智能理论影响下的教学基本观》中，从多方面探讨了多元智能理论教学观对教学的影响。

3.智力评价

2004年，贝兰卡在《多元智能与多元评价――运用评价促进学生发展》一书中，以多元智能理论和真实性评价为依据，就如何为每一种智能设计特定的表现标准以及如何将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提供了教学范例与评价工具，对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戴维?拉齐尔在《多元智能与量规评价》中，比较、分析了量规评价与传统评价的不同。传统的评价，以纸笔为主要形式、侧重于考查语言与数理逻辑智能，而运用多元智能理论的量规评价，则全面反映了学生不同智能、不同程度的表现水平，有助于师生运用智能的各个方面来深化其对于课程的理解。

4.差异教学

多元智能理论提出了全新的智能观：个体身上至少同时存在着九种相对独立的智能。多元智能理论尊重差异的学生观、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观、个性化的课程观、多样化的教学观、多元化情境化的评价观等深刻体现了个性化教育的理念，为我国当代的个性化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汤姆林森在《多元能力课堂中的差异教学》中，阐释了多元能力课堂，论述了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学科，教师如何关注并依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如不同秉性、不同兴趣爱好、不同能力层次等来开展差异教学，使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以及教学效果符合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以促进学生的成长。书中大量的差异教学策略与案例，对于启发和提高有效教学亦颇有帮助。张敏、刘?f波编著的《多元智能案例研究：学生、教师和学校》，则通过50个教学案例来阐述多元智能理论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实验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生活的。

此外，多元智能理论提高了教师水平，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我国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三、若干思考

多元智能理论在我国教育改革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此，不少学者进行了反思与总结。2007年，霍力岩在《重新审视多元智力：理论与实践的再思考》中，对多元智力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的再思考，分析了该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为多元智力理论的研究者、学习者与实践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反思。他与赵清梅在《多元智力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中，分析了多元智能理念具有情境、发展、多元及独特性特点，就“多元智力化评价与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总之，多元智能理论之所以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受到追捧，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因为它既契合我们重视差异教育与多元发展的后现代精神，又关注到了我国当前教育中较为忽视的一些重要层面。

参考文献：

刘奇慧.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研究性学习评价模式[D].扬州大学，2011.编辑薛直艳

第二篇：2011年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

2011年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一、公安工作方针政策与战略研究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安工作理论研究 2.公安工作科学发展政策研究

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安工作研究 4.西方对我国实施分化策略的新特点与对策研究 5.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与对策研究

二、公安队伍管理改革与创新

6.新时期公安民警思想政治工作规范与效能研究 7.公安机关综合绩效考评体系研究

8.公安机关人力资源管理与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9.公安民警职业安全与身心健康保护机制研究 10.公安机关执法资格考试制度研究 11.警务实战训练体系模式与创新研究

12.公安机关训练基地网络体系建设与区域布局研究 13.公安院校学科专业与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14.公安机关媒体形象塑造与应对策略研究 15.和谐警民关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6.公安文化研究

三、公安现代警务模式与工作机制研究 17.区域警务战略与合作研究

18.现代警务组织体制与指挥机制研究 19.新时期互联网舆情管理与应对机制研究 20.国际警务研究

21.警务情报信息运行机制研究 22.警务信息化与网络侦察机制研究 23.警务保障体制机制研究

四、公安科技创新与公安信息化建设 24.公安信息化与业务工作机制增值研究

25.公安情报信息综合应用平台联动工作机制研究 26.物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和新的管理方法研究 27.公安技术管理标准规范体系研究 28.公安科技项目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研究 29.社会安全技术防范及防伪技术应用发展研究 30.基于三网融合的信息安全体系研究

五、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31.公安执法政策与规范化研究 32.公安执法监督与评价研究 33.公安立法与执法制度和机制研究 34.法庭科学规划和证据适用性研究 35.经济型犯罪的认定与处理研究 36.公安监所羁押人员行为分析与管理研究 37.公安执法办案综合一体化研究 38.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化研究

六、社会管理创新

39.重大突发事件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40.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研究 41.消防社会化工作对策研究

42.民族地区维稳效能分析与对策研究

43.宗教与社会经济文化特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44.公安工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5.欧美国家现代移民制度研究

46.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教育机制与知识、技能体系研究 47.新时期民间治安防范力量管理与立法研究

第三篇：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范文模版]

附件1：

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

申报指南

（2007年）

公安部科技局

二OO七年三月

一、编制说明

“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支持各级公安机关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安机关维护稳定、打击犯罪、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服务群众等各项工作提供理论支撑，重点解决制约当前公安工作业务领域中的瓶颈问题，为领导决策和公安管理工作提供支持。

2007年公安理论与软科学计划项目指南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二十公”、2006年全国“三基”工作会议以及第三次全国公安科技大会精神，按照《公安部关于深入实施科技强警战略的决定》的有关要求编制。

为了使项目申报和研究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根据往年计划执行情况，2007年指南主要侧重于“三基”工程建设、警务工作模式、预防和打击犯罪、公安科技建设及科技强警等方面中有关科技工作的内容提供选题，申报人员可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本着对热点问题抓紧研究，对重点问题超前研究，对敏感问题要及时研究的原则，结合所列方向和领域科学设计选题，积极开展申报。

二、申报指南

一、公安理论

重点研究新形势下社会稳定的规律，创新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方法，实现全面、动态、可持续的和谐稳定，提高维护社会稳定的水平；研究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的特点，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水平；研究如何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化解矛盾，预防、处置好群体性事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化，创新公安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研究，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水平等。

二、公安软科学

1、“三基”工程建设

“三基”工程建设的规律特点、长效机制研究，基层公安机关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方法与机制研究，科技应用平台、工作流程与规范研究，建立健全民警科技培训体系研究，公安科技信息服务、科技咨询交流方式方法研究，社区和农村警务发展战略以及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研究等。

2、警务工作模式

以科技为支撑的现代警务工作模式研究，适应现代警务工作模式的保障机制研究，指挥调度系统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机制研究，建立完善治安和重要活动场所防控技术体系研究，交通、火

灾事故和刑事案件等现场处置与紧急救援相关机制研究，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技术体系研究，智能交通管理体系研究，重特大火灾的防治对策研究等。

3、预防和打击犯罪

人体个体识别技术体系研究，互联网安全防控体系研究，虚拟社会管控机制研究，毒品犯罪、经济犯罪以及其他恶性犯罪的对策研究等。

4、公安科技建设及科技强警工作

科技强警的保障体系研究，公安各级各类业务系统建设整体规划研究，适应科技强警战略要求的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科技强警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基层科技应用、普及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公安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激励机制研究，新型科技人才管理制度研究。包括如何推动公安科技成果的实战应用；如何鼓励基层民警立足本职岗位开展技术革新；如何深入推进科技强警示范建设；如何深入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如何结合自身情况推进重点实验室建设；如何加强公安标准化工作；如何强化项目管理机制；如何加强各警种、部门以及区域之间的科技协作，促进科技成果的共享与应用等内容。

第四篇：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

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

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 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 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与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17年后，当身患癌症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给自己实行“安乐死”时，但被医生拒绝。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于是带着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又展开了对“安乐死”这一敏感问题的争论。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

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安乐死在我国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人们的观念逐渐更新，开始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安乐死立法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中国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资料表明，赞成安乐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据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有93.6%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占90.1 %。上海市黄浦区部分街道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调查，有89.4%的人赞成安乐死，94.5%的人希望立法。1986年在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的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安乐死的人数为62%；在对黑龙江省的199人的调查中，89%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19%的人年龄超过50岁)；1988年在北京进行的500例问卷调查(包括工人、军人、大学生、部分来自各地的在京学习的干部及医生)，结果表明，91.2%的人赞成安乐死，认为目前在我国可以实行安乐死的人占79.8%。这些民意调查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安乐

死的基本态度，表明安乐死正逐步为我国的社会大众所接受。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200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约有1.7亿，而到本世纪中期，据估算老龄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约占人口的20%。为减轻或解除濒死前的极端痛苦，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也将会越来越多。就像优生一样，优死问题同样摆在全社会面前。

目前我国安乐死面临的立法难题

1、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阻碍安乐死发展进程。

思想是人行动的先导，安乐死非罪化必须首先有观念上的认可与支持。而在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安乐死之间却存在着冲突。对病人本身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心目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旧观念较为深厚，认为“人命贵于千金”，所以宁可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而不愿选择无痛安逸死去；对医生而言，很多医生仍深受传统医学职业道德观的影响，认为“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对濒死绝症患者施以救治，即使有时他们明知这些医疗措施只是延长病人痛苦的死亡过程或只是等待自然死亡时间的到来，他们也不能接受停止医疗措施或主动采取措施以结束病人痛苦的生命；对家属而言，“百善孝为先”的思想使许多子女不能忍受其父母在其未尽完全“孝道”之前，用人为方式结束生命，所以他们宁愿殚精竭虑对病人进行无效救治，他们甚至央求病人忍受痛苦接受救治以使他们能面对他人的评论；而在传统思想观念的作用下，人们也多认为病人选择安乐死是不尊重、轻视生命的行为，医生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有杀人之嫌，而家属同意安乐死的行为更是“大逆不道”。这些思想观念都不利于安乐死的实行。

2、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医务人员的思想业务素质也有待提高，这是进行安乐死立法的很大滞力。

实施安乐死，首先必须对病人的病情有正确的诊断，而正确的诊断需要有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医疗检测手段。就我国现在的医学发展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而言，要判定患者是否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虽然在目前的医学发展水平下，某些疾病确实是现行医学技术所无法治愈的，但是一个明确可行的判断标准却很难确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经济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不同地区、城市甚至同城市的各医院间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都可能相差很大。在偏僻落后的地区诊断为绝症并濒临死期，在大的城市则可能有救治的希望，因经济医疗水平发展的差异而导致的判断落差影响了人们对自身状况的判断，这对处于偏远地区以及医疗水平较差的地区的病患者是极不公平的，违背了人生命价值的平等性。如果在是否患有绝症并濒临死期的客观标准难以找到的情况下立法确认安乐死，必将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难题：当安乐死纠纷引发诉讼时，连医学专家们都无法确定实施安乐死的标准，对不懂医学的法官来说更是无法判断，就可能因法官主观认识程度的不同而出现同种情况做出不同的判决，从而引起司法混乱。

在安乐死的实施中，医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求医生必须完全从病人利益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客观的判断“绝症”与“濒临死亡”；在资格审查和实施过程中，要求医务人员严格按条件审核按程序行事。而目前，我国尚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受市场经济大潮的负面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发生了危机，道德沦丧、崇尚拜金，医生的医德也难免受到影响。近年来医生医德出现了滑坡

现象，这使人们对诊断不治之症和濒临死亡的结论的准确性和负责任程度不能不心存疑问。这种情况下进行安乐死立法，不但没有保护公民的自主权，相反授予了医生以合法手段为不正当利益谋取病人生命以可乘之机。所以，在医生职业道德出现滑坡，而法律又无法对医生的诊断进行有效制衡的情况下，授权医生可以采取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是有危险后果的。

另外，我们探讨病人有权根据自身状况自主决定选择安乐死，这是建立在病人获得充分的相关必要信息，有充分的医患交流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目前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与社会的期望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多数医务人员并未真正认识到患者的地位，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意识，漠视患者的许多利益，而患者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甚了解，难以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医生和患者之间无法很好的沟通。患者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治疗状况，医生也不能很好了解患者的各种情况，双方都很难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这种情况下，安乐死的实施很难真正体现患者的利益。

3、患者的真实意思难以判断

安乐死是直接针对病人生命的行为，虽然它对病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均是有益的，但最终决定是否要实施安乐死的权利只能掌握在病人自己手中，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作出决定，只有患者本人才有权决定是否用死前的这段时间来换取无痛的死亡。澳大利亚有死亡医生之称的凯奥尔基安医生在实施安乐死时，要求病人必须神智清醒，在实施过程中有几次机会让病人再次进行选择，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安乐死。只有给病人充分的思考和“反悔”的机会，才能真正体现病人的真实意愿。有些患者被病痛折磨到一定程度已经神智不清，不能自主表达思想意

识，此时他人很难判断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目前的医疗技术对此也束手无策。有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让病人的家属代替病人作出安乐死决定，将家属的决定推定为患者的承诺即承认推定承诺。推定承诺的认可会引发许多问题：病人家属是否有权代替病人作出终结生命的权利决定？如果能，其权利从何而来？病人的哪些家属有权参与讨论并作出决定？如果家属间出现意见分歧如何解决？而且有时很难保证家属是完全出于患者利益而决定是否对其实施安乐死。北京某医院院长列举了他在医院亲眼所见的一些亲属虐待病人、子女虐待老人的事件。一些被久病病人拖累的家属不仅公开流露出不耐烦，甚至透露出让病人早点去世的愿望。如果安乐死立法允许推定承诺，岂不给了这些人以可乘之机？美国等一些国家提出了“生前遗嘱”，“预先指令”（advance of direction）的概念，由患者在神智清醒、能自主表达意志时写下遗嘱，说明在将来某种情况下自愿要求提早结束痛苦，安乐而死。我们无法保证患者在真正濒临死亡时是否能像立遗嘱时那样有坚定的选择安乐死的信念。而患者的自愿要求是实施安乐死的必要的主观要件，如果不能判定患者的真实意思，就无法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4、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相对较晚，理论基点相对薄弱，对安乐死立法的内容缺乏科学的认识与把握，这也是安乐死立法所要克服的一大难点。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使人们乐谈生而忌谈死，对死亡抱着恐惧回避态度。所以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相对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而很多人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又由于安乐死本身的复杂性，涉及许多相关学科与专业知识，其自身的模糊性与歧义性又使人们难以对其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概念，这就使人们的认识往往难以统一，争论往往没有焦点。而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方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有份量的专著，也没有专门的安乐死研究刊物，更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总之，学术界对安乐死还处于传播阶段而缺乏理论上的加深研究。专家学者对安乐死的认识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认识程度便更值得担忧。自安乐死问题传入我国以来，人们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讨论也很激烈，有相当的学者专家呼吁为安乐死立法。而从民意调查来看，大多数人赞同安乐死。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多数赞同安乐死的人是身居大中城市、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是否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令人怀疑。而且，在我国，很多人对安乐死的确切含义并不了解。同济医科大学曾对246名医科硕士生对安乐死的态度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有35.55％的硕士生对安乐死的内涵很不清楚。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一般百姓对安乐死的支持率产生质疑：如果不了解一个东西，怎么能作出支持或反对的正确决定呢？

安乐死立法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慎重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还很不健全，而我们对安乐死的概念、伦理原则及安乐死立法相关的一系列伦理学依据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很不够的。在不具备充分完全的条件下匆忙立法，该法便没有可靠的基石，就会形同虚设乃至被滥用而有害于社会。所以，我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先生认为，“安乐死立法，非其时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也具有一定的立法基础和条件，我们倡导逐步实现安乐死的非罪化乃至非罪化。但是，安乐死问题极为复杂，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所以立法活动应当慎重。法律的制订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需要有完备的条件作为保障，否则，匆忙立法，必定会埋下隐患。我国安乐死实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多数国家对此持慎重

态度，尽管有的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但为数很少，并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弊端和隐患。

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以法理分析、还是从刑法法角度分析，安乐死非罪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但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

第五篇：“小世界”理论及启示

“小世界”理论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19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Eile Durkheim和德国的Ferdinand Tonnies，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提出社会学网络概念。1929年匈牙利作家Karinthy率先提出，世界上随意选择两个人都可以通过六个熟人而联系起来的著名“小世界理论”构想。社会网络研究在20世纪获得了大量关注，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做过的一次实验，挑选300名志愿者通过给陌生人转发信件的方式测试人与特定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距离，实验结果证实平均六次转发，信件即可到达目的地，这就是著名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 of Seperation）”现象。通过实验可推断出，任何一个人和另一陌生人间间隔的人不会大于六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Watts等人在2001年利用互联网号召大约六万名左右的志愿者转发E-mail，证实六度分隔的理论在现实中是实际存在的。

“小世界”理论借助社会性软件发展校园人际网络。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日渐成为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它的产生发展与“小世界”理论密切相关。特点就是在功能上能够反映和促进真实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交往活动的形成，使人的活动与软件的功能融为一体，它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弱链接”在人们的生活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对显性知识的管理提供了非常友好的工具，如人人网、新浪微博（人人网前身是校内网，多为同校学生相互关注；微博多为社会各界人士相互关注），方便记录，易于整理，还有便于携带的作用，无论你身处何处，通过网络都能够进行记录、思考、整理。它对隐性知识的支持融合于社会性软件的使用中，并且正在变革网络时代知识传播的范式。

（1）校园内部人际网络。在校园内部，学生可以在人人网申请帐号(ID)并且建立各自的个人主页，当学生A记录自己的思想状态时，学生B就可以浏览他的记录，并且可以在上面发表评论，同样，C也可以浏览A的个人主页以及B的评论，同时可以链接到B的个人主页，这样C又可以看到B的个人主页以及在上面发表评论的人的个人主页，以此类推，就可以看到D、E、F等等更多学生的思想状态记录。于是，他们相互之间就通过人人网达成了一定的联系，相互之间可以实现交流，从而逐渐形成校园内部的知识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当学生想要了解一些其他同学信息但是却又不知道从何处获得时，一个随意的点击就大大地增加了获得相关信息的可能性。在此，人人网上的ID就相当于“小世界”网络模型中的结点，而发表评论的那些ID上的链接相也就类似于网络模型的边（即联系）。当学生通过人人网在网络中找到了自己所需信息的情报源，那么他就可以直接跟该ID用户联系，表明需求，并最终获得该同学的帮助，为自己的工作或生活节省步骤、减少麻烦。

（2）校园外部人际网络。一方面，除了要实现校园内部知识共享，学校还要同外部要不断发生交易，人际关系网络是目前商业运作的重要方式。学生拥有的社会网络越大，所掌握的人力资源越多，个人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越高，就能越多越快地获得情报，为自己的毕业实习或工作做决策服务，从而使得办事渠道和办事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网络的普及给人们交朋结友提供了特殊便利的渠道，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微博的粉丝列表发出邀请从而扩展自己的商务圈子，并且通过跟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稳固不断扩大的人际网络，为今后有更多的情报源，更便捷地搜集商业情报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样，通过网站这个“中介”，通过“捷径”使得结点（学生）以一定的概率实现“断键重连”，最终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也扩充了学校的信息网。另一方面，确定微博社区内交流网络中关键节点和连线有助于通过微博引导舆论导向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关键节点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经常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进一步借助于交流网络中的“长程连接”，使得微博网络舆情能够迅速地在整个网络内传播。例如，转发次数高的热门微博和讨论度高的热门话题必定是受舆论争议最高的，从中可以了解大众舆论导向。由此可以利用小世界网络的快速传播能力和邻域的排它类聚特性，来研究传播和流行问题以及联盟、观点、知识的形成。

综上所述，在校园中运用“小世界”理论，可以帮助学生以最便捷的途径从同学处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帮助学生扩大人际网络获得商业情报；帮助学生研究社会传播和流行问题以及联盟、观点、知识的形成。

正文16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