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三位一体的整体化临床教学模式

第一篇：一种三位一体的整体化临床教学模式

一种三位一体的整体化临床教学模式 A new trinity model to unite the clinical teaching

as a whole 李晶晶1 纪春岩2 司海朋3 孔令杰1 徐翠香2 沈祥琴2 孔北华Xu Cui-xiang2,Shen Xiang-qin2,Kong Bei-hua*2（1.山东大学医学院，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3.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摘要】总结归纳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开展整体化临床教学的经验，提出一种“课堂授课是基础，床边教学是关键，技能培训做补充”的三位一体的整体化临床教学模式及与之对应的涉及“基础知识、临床思维、临床技能”三个方面的三位一体的评价手段。指出了这一教学模式在体现整体化教学优越性及解决整体化教学技术难题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整体化临床教学 三位一体 教学模式 评价手段 一.整体化临床教学模式的提出 1.整体化临床教学的定义

2004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针对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的现状，提出“将医学教育后期的临床课程教学、见习、实习三者并轨合一，即在最后2-3年时间（5年制本科2年，7年制本科3年）内边授课边实践，在医院内完成整个临床教学任务”[1]的教学改革思路，因这一思路的核心是将后期临床教学看作一个整体来完成，我们将其命名为“整体化临床教学”。2.三段式教学模式及其弊端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教学模式大多采用三段式模式。这一传统教学模式是1920年由美国医学教育家Flexner提出的，所谓三段是指基础课程学习、临床专业课程学习、临床实习三个阶段。

事实证明，三段式医学模式本身存在不少弊端，如其课程设置缺

*2 Li Jing-jing1,Ji Chun-yan2,Si Hai-peng3,Kong Ling-jie1，乏整体优化，过分重视学科内容的自身逻辑系统，忽视不同学科之间的横向有机联系，学生所学知识单

一、适应面窄；该模式还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教学，轻操作技能和科研能力训练，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缺乏适应能力和创新意识，独立工作能力差。更重要的是，目前该模式中最重要的教学环节—临床实习阶段不仅时间短，而且还面临着三大冲击，即复习基础课报考研究生、全国各地到处寻找就业机会以及医疗纠纷逐年攀升实践机会减少，临床实习受到严重影响，临床教学质量显著滑坡。

3.开展整体化临床教学是医学实践教育的需要

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国际医学教育界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医学生毕业后一般需接受3年左右实践培训，方能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即使如此，欧美等国家的医学教学中仍有2年时间用于床边实践教学，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目前尚缺乏医学院毕业后常规实践培训制度的情况下，加强在校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的问题刻不容缓【2】。4.整体化临床教学的优越性

改革后的临床教学通过优化临床课程，适当压缩课堂授课时间，白天全天实习，晚上授课的方式将临床理论课与临床实习紧密结合，弥补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弊端；使学生较早接触临床实践，延长实习时间1倍，增加临床实践机会，强化临床思维；同时有效缓解考研和就业对临床实习的冲击，提高临床教学质量。二.整体化临床教学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做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可借鉴的经验较少，其实施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不断论证和摸索。除了做好修订临床教学大纲、实习大纲、实习手册，编写实践教学教程，推行“专职实践教学脱产带教制”等基础性工作以确保教学质量之外，整体化教学还必须面临两大挑战①如何避免“整体化临床教学就是延长临床学习时间”的错误理念，将整体改革思路向临床教学各个环节渗透和落实，从而摸索出一套科学严谨、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②如何构建整体化临床教学的质量衡量标准和科学的评价手段以评价教改效果。这两大挑战是整

体化临床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整体化临床教学成功与否的技术关键。

三.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这里说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是指将理论授课、床边带教、技能培训三者有机融合，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一种教学模式。这一模式将整体化教学的概念具体化，保证了整体临床教学的可操作性和全面性，从而有效避免了整体化临床教学就是延长临床学习时间”的错误理念。

1.精良师资课堂授课是整体化临床教学的基础

前文提到，“整体化临床教学是医学实践教育的需要 ”，那是否就意味着可以放弃课堂授课，将所有学习都搬到病房中进行呢？教改伊始，我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认证。我们认为，课堂授课是帮助学生提炼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的一个过程，教师对课堂授课均做了充分准备，利用多媒体等形式使教学变得更加直观生动，而习惯了课堂授课的学生也往往依赖于课堂教学做为汲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原因，我院提出仍然将课堂授课做为整体化临床教学的基础，但将白天上课改为晚上上课，将原来的课时数适当压缩（压缩比例大约为1/3），被压缩部分通过床边教学进行补充，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向学生讲授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并帮助学生对临床上学到的知识进行提炼总结，搭建知识框架。为保证课堂教学质量，我们坚持“精良师资上课堂”的原则，授课主体由教授、博导和青年教学骨干组成，并常年坚持“课堂教学质量监控”，通过教学经验丰富的质量监控专家跟堂听课，课后反馈，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并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

2.多形式的床边教学是整体化临床教学的关键

如前所述，在学生临床学习的2～3年里，见习实习合二为一,白天时间全部安排在临床一线学习，这就意味着床边教学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床边教学质量将直接决定整体化教学质量。为此，我院花大力气推行了“专职实践教学脱产带教制”，每个教学单位都需派专人完全脱产从事专职教学工作，并根据科室情况进行周期性轮转。医院职能部门和质量监控专家严格进行检查考核，将专职带教情况列入科室和代教老师考核指标。各教学单位除每周按照教学计划完成4～6小时的专题讲座做为课堂授课的补充外，还通过教学查房、案例教学、病历讨论、问诊查体示范等多种形式丰富床边教学内容，从而达到强化理论联系实际，丰富学生知识，提高临床思维能力的目的。

3.系统的临床技能培训是对整体化临床教学的重要补充

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受当前医疗环境的影响，尽管将学生的临床实习时间延长一倍，学生的临床实践机会远不能满足学需要；同时，各科室的技能培训内容专业性很强，但系统性较差。必须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中进行强化培训，加强医患沟通，构建更加全面的培养途径、有效的培养措施和和谐的培养环境［3］，以增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因此，我院提出了“将系统临床技能培训纳入整体化临床教学”的思路，并通过建设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引入HPS、ECS、Siman高科技模拟人，招募并培训了标准化病人，编纂“标准化病人”剧本等措施为临床技能培训积极创造条件。培训工作已作为整体化临床教学的重要补充而常规性开展，每一位在院学习的学生都将获得4-5次培训机会，极大地促进了学生临床技能的提高，弥补了课堂授课和床边教学的不足。

四．三位一体的评价手段

科学的教学模式需要科学的评价手段，这里说的“三位一体”，是指对通过对学生基础知识、临床思维和临床技能三方面综合客观的评价，全面分析整体化临床教学的效果和优劣。

1.对基础知识的评价

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评价主要通过理论考试实现，在期末考试及课程考试中，确保一定比例以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为考核点的题目，并突出对专业外语能力的考核。

2.对临床思维能力的评价

在学生参加二级学科出科考试时，我们要求以考核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为主，侧重对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历分析及诊断处理。同时，我院开展了学生毕业离院前的临床思维能力综合测试，测试由内、外、妇、儿四部分组成，由院内精于教学的专家负责出题，考核重点为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全面的测试。

3.对临床技能的评价

我们将临床技能测试做为学生出科考试和课程考试组成部分的同时，引入“客观结构临床考试(OSCE)”，并以此做为评价学生临床技能的重要手段。客观结构临床考试法（OSCE）是一种客观的临床能力考试模式，是近20 多年来全球医学教学与评估的重大进步，这种考试方法要求考生依次在模拟的多个临床场景中考核广泛的内容，包括多种操作，并被评估，考核了传统笔试所无法测试的临床技能，并有一致的评分标准，有效免除了评分教师主观的差异，所以这种组织客观考核的理念开始在西方医学界普遍利用，而在我国尚处于试用阶段。齐鲁医院在校内首次提出并成功开展了OSCE考试。通过这次考试直观反映了实习学生临床技能情况，有效检验了整体化临床教学改革效果，解决了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由于技能操作对象的原因，难以开展全面技能考试的问题。

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这种三位一体的“整体化临床教学”模式在理论联系实际，丰富学生临床知识，强化临床思维，提高临床技能方面优势明显，学生在临床思维能力测试、OSCE考试中均取得了优于非教改班级的成绩。相信随着整体化临床教学的不断推进，这一模式必将更加完善。相信一项实事求是、崇尚科学的改革最终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1]孟伟，徐翠香，柴明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整体化临床教学改革初探［J］.当代医学 2005⑼：70-74 [2]杨萍 国内外临床医学教育模式的对比分析[J]，《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

分册)，2000，21（5）：311～313.[3]王保郧，刘冰.早期接触临床，加强医学生素质教育[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4.2，6（1）:48～50.[作者简介] 李晶晶，女，博士在读，讲师，主要从事高等医学教育研究工作。本课题

*通讯作者

本课题受山东大学2009年教学改革重点项目“长学制医学生临床技能模拟培训“进阶型”模式的建立与实践“资助（2009-46）均是精品，欢迎下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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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单元整体教学模式

单元整体教学模式研究

张志琴

我们把单元整体教学分为7个模块，每个模块大概为2课时。预习模块；理解内容模块；领悟表达模块；口语与习作模块；整本书阅读讨论模块；语文实践活动模块；检测模块。大概用14个课时完成包括“教科书教学”、“整本书阅读”、“语文实践活动”的教学。

预习模块：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整体感知单元的学习内容。整体感知的基础上，能够读通、读懂课文，能够划出不懂的地方。在不同的年段要求不同：一二年级，就是让学生自己读读课文，划划生字词；三四年级不但要读课文、划字词，还能够提出问题；五六年级，读课文、划字词、提问题时要注意多个角度，比如主题的角度、体裁的角度、表达的角度、个人的观点等。

理解内容模块：理解内容模块有两个任务：一是理解内容，二是体会感情。理解内容就是在教师的带领下，通过解决提出的问题，能够复述、解释、重整文本，获得自己的体会。在理解了文章说了什么以后，还要能够体会到文字背后传递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不同年段，对理解的要求不同。一二年级能够知道文章讲了什么就可以了。三四中年级，不但要知道讲了什么事，而且对某些细节能够联系上下文进行解释。五六年级，不但要知道讲了什么，而且能够对文字中的信息进行整合，通过推理论证得到问题的答案。

领悟表达模块：领悟表达模块也有两个任务：一是领悟表达，二是欣赏评价。领悟表达，就是在教师带领下对文章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从体裁、表述方式等方面对文章进行探讨。欣赏评价，就是在领悟和接受的基础上，从读者的角度，对文章好的地方进行欣赏，对文章某些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能够进行修改。本模块重点培养学生，伸展、评鉴和创意阅读的能力。让学生在接受的基础上又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不同年段，对领悟表达的要求是不同的。低年级，领悟表达重在词语和句子，理解重点句子的表达作用和表达效果，可以通过替换词语等方式进行体会。中年级重在领悟句子和段落的表达效果，能够对一些表达方法进行辨析，能够通过具体的语言点，感受到作者表达的独特性。高年级除了领悟词句段的表达效果外，重在对文章篇章结构的领悟。

不同年段，对欣赏评价的要求也有不同。低年级的欣赏评价，只要能够用朗读的形式把自己觉得好的地方读出来即可。中年级，要能够对具体的词句说出自己的看法，还要能够用朗读的形式表现出来。高年级，能够用自己的话说出对文章的看法，还要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

口语交际与习作模块：教学中对人教版“积累运用”中的“口语交际”“习作”“交流平台”等进行整合。先从教材的设计来看，结合“口语交际”的要求和“交流平台”的内容，设计口语交际的话题。从口语交际向习作进行自然过渡。口语交际的内容往往与习作的内容紧密相连。口语交际的过程往往也是习作指导的过程。

整本书阅读讨论模块：整本书的选择要和教科书中的单元有密切的联系，有的是主题的相似，有的是体裁的相似，有的是内容的相似，从这些相似点入手寻求结合点，然后确定应该读哪本书。选好书以后，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自由阅读。

一二年级阅读整本书，可以由教师讲给学生听。三四年级，教师可以先进行导读，激起读书兴趣，学生在阅读期待中阅读。五六年级，可以让学生自由阅读，提出自己的问题。自由阅读以后，进行读书交流。读书交流大概分为两部分：一是理解内容、体会感情；二是领悟表达，欣赏评价。大体的操作方法与理解内容和领悟表达模块相类似。不同的是，学生自主阅读的空间更大，学生自由发表见解的机会更多，学生进行细节挖掘的时间更长，培养学生伸展、评鉴、创意阅读能力的机会更多。

语文实践活动模块：“语文实践活动”与“语文实践”有区别。“语文实践”是指学生听说读写等一切与语文能力有关的实践，在前面任何一个模块中，学生都是在进行“语文实践”，并且是在语文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发展、提高。“语文实践活动”，是以某种语文实践为主所组织的活动，活动因素多，参与程度高，每个学生都能在实践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语文实践活动”的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方式：课内的语文实践活动和课外的语文实践活动。课内语文实践活动，可以和单元联系。比如，在上完人教版四年级童话单元，整本书阅读讨论了《木偶奇遇记》，安排了“编写剧本”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把自己写的童话或者《木偶奇遇记》中的某个段落编写成剧本。编写剧本，一是让学生简单认识剧本与文章的不同，二是让学生通过实践，把自己的文章进行精细化描写，让人物形象更丰满，目的是锻炼学生文字的表现力。编写以后，让学生分小组设计表演，学生再通过表演加深对剧本的理解，边排练边修改。最后，在全班进行表演。同样是“编写剧本”，每个年级都可以进行，只是要求不同，四年级能够按照剧本的基本样式对人物语言动作进行细化就可以了。

五、六年级可以在语言刻画和表演上再提高要求。

由于单元整体教学是我在学习与尝试的阶段，因此暂时我只是实行前三个模块。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把后面模块也操作起来。

第三篇：“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的逻辑演进

“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的逻辑演进

摘 要]：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经济因素的大量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体制；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改革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国农村改革必须要有新突破，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关键的环节。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首先着手解决农村“外部性”问题，主要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互作用的影响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新的三元结构整体转型。其中，彻底打破城乡对立的经济利益格局，改革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关节点和前提条件。

一、“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史考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封建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乡里制度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客观地存在着；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

中国是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始终是广大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生活来源，农业生产始终是支撑国家政权延续的经济基础。从战国到明清，田赋一直是历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是从巩固国家政权、加重赋税剥削，维护统治者阶级利益出发，制定土地法律制度，加强对农村人口的严格控制，从而实现其对农民超经济强制，长久维持着超稳定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随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但同时也抑制了新型生产方式成长和壮大。纵观古代历史，我国早在封建领主制时代，就逐步形成和建立了户籍—地籍—赋役三位一体的农村系统管理模式。而建立在其上的农村基层乡里制度，是为了维护这个管理系统正常运转和延续的政治手段[1]。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封建土地私有权开始确立。之后，自秦汉一直到清末的2000多年间，耕地始终是在私有→国有→私有之间的不断反复中变化着，先后经历了三轮大的循环。每一次由私有向国有转化，都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它既限制豪强贵族抢占私有耕地，又限制民间土地自由买卖；而每一次由国有向私有分配，则促进了市场机制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弱化了封建政权干预，使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促使封建王朝逐渐强大起来[2]。与封建土地制度变迁相联系，历代政府在处理土地收益分配关系、调整租税和赋役制度方面，始终是采取“加”或“减”的办法。一般情况下，每当封建政权初建，国泰民安的升平盛世，均以轻徭薄赋、安邦抚民为立国之本，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然后，随着封建统治阶级没落，上层社会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苛政重负又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我国

历史上也曾经进行过多次重要的税费改革，如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等等；但是，这种历史周期性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告终结[3]。中国封建社会的乡里组织，仅属于历代县制向下延伸的“民间自治”，并不构成独立一级的行政建制，但它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以后，它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正如近代名人谭嗣同所说，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恢复元末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元气大伤，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确保赋税和徭役征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户籍“黄册”（1370年）—地籍“鱼鳞册”（1378年）—基层行政组织“里甲”（1381年）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模式，成为迄今为止最浩繁的一项系统工程[1]。这对于巩固明朝初期的统治，发展农业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属性和封建剥削阶级的社会性质，以及人治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租税赋役滥收乱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4]。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无论中国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发展的一个“怪圈”。总之，“土地、政权、赋税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5]（p6）。

从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外国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国内战争连年不断，破坏了中国农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同时，也中断了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来，农地制度、赋税制度、乡里制度三位一体、时稳时乱的历史循环。中国近代农村经历了100多年的无序混乱状态，其后果是严重的。“无论是没落的清王朝，还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四大家族垄断；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还是经济掠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掠夺农村和农民为财源。把„吸盘‟紧紧地叮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对农民进行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致使农村经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和浩劫。农民成为近代中外世界史上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5](p38)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统计看，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合计占70%—80%的土地；而占总人口90%的中农和贫雇农及其他人口，只占有20%—30%的土地[6]。清朝后期和末期，一直到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中央政府将田赋收入逐步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农民除了实际负担高额田赋正税之外，还要被迫交纳更为繁重的附加税，其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到“四大家族”统治时，田赋附加征收额往往超过正税的几倍到几十倍。所以郭沫若感叹而又气愤地吟出“自古未有屎上税，如今只剩屁无税”的诙谐诗句[3](p50-51)。从清王朝一直到民国结束，在长达300多年里，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是保甲。但是，清代保甲制度不同于明代的里甲，主要职能不是催征赋税，而是防范人民的“不轨”。这反映了在封建社会晚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加深，皇权专制加强，对庶民百姓的控制更加严密[1](p819-820)。尽管后来保甲组织进一步演化为准军事组织,它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和对农民的管制更加严厉；但是，上层建筑一旦失去其经济基础，也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其作用发挥总是十分有限的。

二、新中国“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及外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年），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第一次农村土地大革命，彻底打破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枷锁，建立了土地分配上的机会均等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构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微

观基础，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到1953年春，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多亩耕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房屋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被国家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7]（p29）。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产量增长44.8%，棉花产量增长193.7%，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1.4%[8](p95-96)。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对所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9]。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也带来了农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很大变化。实际上，我国土地改革后，在农民之间自然形成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形式。

土改结束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53年春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全面改造时期，全国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过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环节，共产党新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千百年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农民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收入按劳分配—农村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的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新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我国古代历史上旧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相比，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但经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它并不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种主观上的“理想”的制度设计。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过长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所谓的“纯社会主义”不断进行升级，使广大农村逐步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工分制、党的一元化领导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僵化模式。再加上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国家为了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实行城乡差别极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人民公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基层地方政权组织，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但在10年“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背景下，它基本上成为管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政治工具，服务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活动，完全窒息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创造性，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仍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另据专家测算，从1952～1990年，我国农民向国家贡献了6000-8000亿元的资金，支援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中，其中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占75.1%[10]。这实际上是强加给广大农民的一种隐形税收。农村“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和日益固化，给我国的城乡改革与发展遗留下了一笔沉重的历史负担。旧的城乡利益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打破，已成为当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道“硬坎”，是跨世纪的一道难题。

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新模式的合理替代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的经济因素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会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的发展格局。农村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主义制度的框架内，第二次构建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随着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不论是在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上，还是在机构设置、工作职能、干部数量、人员素质等方面，都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重大转变。但是，迄今为止，尽管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除了在村、组名称上作了改变，除了在村、组两个管理层次上对“干部”数量进行了精简之外，其他方面基本上维持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原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重要根源。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党群组织系统机构设置繁杂，队伍过于庞大，工作职能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和干部素质低下等。而多数乡镇党委和农村党支部，长期习惯于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习惯于搞普遍号召、大轰大嗡，大包大揽。这与其自身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当前的农村实际情况是很不相符合的。（2）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基本上是沿袭我国古代社会的乡里组织建立起来的，它与农村基层党群组织系统平行运作，相互交叉，造成党政不分。这既不利于提高农村工作效率，也不利于乡镇政府依法独立地开展工作。（3）乡镇“七所、八站”和企业管理组织条块分割，肢解了乡镇政府统一管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形成了乡镇政府责任大、权利小，农村工作难协调的被动局面。（4）近年来，农村新产生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民间自治组织，既存在准行政化倾向，也存在松散化倾向，又缺乏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干扰了农村正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特别是在民间滋生的非法宗教组织和黑社会势力，一直处于自生自灭、放任自流、自由发展的状态，对农村社会秩序稳定构成了严重危害。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约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制度性障碍，必须进行全面彻底地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民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概括起来，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1）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民对农产品初次分配以承包土地数量和劳动投入为主，并辅之以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这是农民收入分配方式顺其自然的一种过渡形式，并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干预和法律制度规范。而我国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国家法律却始终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实行“大包干”以来，农民负担多次出现“反弹现象”以及国家对农业投入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等都与此有关。（2）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在这里，农民收入 “以劳动所得为主”，拓宽了传统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原则的内涵，更加符合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分配格局。而新时期的农民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在国家法律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11] 的法律制度约束条件下，农地产权不准流动，让农村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就十分困难。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要想在农业生产领域里充分体现出来，很显然是难以真正做到的。总之，目前农村出现的新的农民收益分配关系，与我国现行的农地所有制度和农地经营制度发生了十分突出的矛盾，存在着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严重脱节现象，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3）进入新世纪，在我国已经正式加入WTO和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中农业剩余和非农业剩余相比，重要性下降，农业作为工业化积累主要来源的地位应发生变化。既有的行政性社区组

织不应该再担负„将农业剩余向非农业剩余转移的广义征税‟职能，而应该以„作为政府常规职能的狭义征税‟组织”[12]。而目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农民“费改税”试点，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严重存在，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大的改变的环境下，以“减负”作为第一要旨，试图单项突破的农村分配制度改革。如果它不能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同步协调进行，那么，农村“费改税”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多年来困扰中央高层决策者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农民负担问题，而且也很难从制度上理顺和规范城乡之间已经出现的新的收入分配关系。毋庸讳言，我国理论学术界和决策研究机构，当务之急是要跳出对传统农村观念认识的狭窄视野，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社会进步的高度，来研究制定下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社会的政治组织、文化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对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利益调整问题，等等。现在，我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对全国整体性改革与发展，产生了一种“滞后”效应，单项突破的农村改革思路，也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坚持农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体制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协调运作。试图寻找折中的办法是徒劳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参考文献：

[1] 黄崇岳.中国历朝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 江平。中国土地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 李 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4] 王 军.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及其启示[N].人民日报,2000-05-16(9).[5] 李茂岚.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6]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 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 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参考资料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10]李 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报，2002-08-30(7).[12]蔡 昉.合作与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与农民社区组织[J].中国农村观察,1999,(5).

第四篇：关于构建“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情况报告

关于构建“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情况报告

近年来，XX市充分发掘红色文化资源，突出红色资源利用、红色传统发扬、红色基因传承，构建党性基地、课件资源、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红色文化教育模式，抓实抓牢党员党性教育。

一、突出红色资源利用，建设党性教育基地

XX市根据以“先驱、先锋、先行、先进”的主线，按照“百年印记•红色传承”时间脉络，深入走访挖掘，以实物、实景、实例、实事为载体，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徐镜心、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任常伦、解放战争时期的龙口港栈桥码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入党史的下丁家精神以及改革开放后重视红色文化教育的XX村等红色资源点进行统一规划，充分整合红色教育资源，以时间脉络为主线着力打造出了一批辐射全域、各具特色的党性教育基地。

全市各级党组织依托“主题党日”制度载体，通过组织党员到各教学点现场教学，聆听解说员讲解、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让党员触摸历史，感受震撼，启迪思考。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到党性教育基地接受现场教育XX多人次。

二、突出红色传统发扬，打造精品教学课件

XX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战争时期，曾创办XX第一兵工厂，建立起XX最早的根据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艰苦创业闻名全国的下丁家大队事迹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为充分发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XX市注重加强以文献资料为主体的红色资源教材开发，组织党史、党校、教育、文化等部门精干力量潜心编研，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丰富红色文化展示形式，打造精品教学课件。先后筛选了一批有故事且能讲故事的建国前老党员，面对镜头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抒发对党的真情实感，制作完成了系列党史故事片《XXXXX》；集人、物、事、魂为一体的红色文化影视资料、多媒体课件，为党性教育开展提供生动形象的素材、载体和场景，有效提升了党性教育感染力。

三、突出红色基因传承，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一是结合“两学一做”，筑牢党建“红色堡垒”。

将红色文化融入农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党建软硬件环境打造，通过建设红色广场、红色图书室、红色文化长廊等渲染红色文化氛围，进一步增强党建工作的震撼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围绕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将XX市“新时代

•中国梦”百姓宣讲团2018年第一讲安排在XX村红色文化长廊，使基层党员、宣讲团成员同时接受了一场“双向互动”式的红色文化教育。

二是结合重要纪念日，精心打造教学现场。

以清明、建党、烈士纪念日等重大节日为契机，依托各级党性教育基地，组织老战士、老革命、老英模成立报告团现场讲述红色故事，开展参观革命故址、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增强党性教育的实践体验性。今年清明节期间，举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性教育活动，XXX现身说法自己包村经历，使现场党员群众热泪盈眶，最后大家用《XX》的歌声传递着不忘初心、勇往直前的常伦精神。

三是结合氛围打造，积极拓展红色文化。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对社会舆论的引领作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微信等媒体，开辟红色文化专栏、专题、网页等形式，构建红色文化宣传和教育平台。积极组织引导企业、社会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以及离退休党员干部等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红色文化艺术活动，为党性教育提供环境熏陶和精神滋养。

第五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模式：三位一体

附页：

“三个到位”非公党建工作模式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党和党建工作，逐步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提高基层党建整体水平，党工委结合地区实际，针对关键问题，积极探索建立以“宣传引导、机制保障、服务拉动”的“三个到位”非公党建工作模式，力争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推上新水平，实现非公经济组织与非公党建工作互动共荣的良好局面。现将“三个到位”非公党建工作模式的实施步骤和措施介绍如下：

一、加强摸底调查

发挥统计站、经贸委等有关部门职能优势，以社区党组织为单位，定期开展调查摸底，准确掌握辖区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数量和基本情况，建立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基础信息库；加强对企业的动态跟踪，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联络员队伍，及时掌握企业主和员工的思想动态、人员变动特别是党员流动等情况，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动态管理；深入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动员企业中的流动党员主动亮明身份，及时接转组织关系，为组建党组织创造条件。

二、加强宣传引导

针对业主认识上的偏差，坚持宣传思想工作先行，把深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作为推进非公党建工作的重要环节，循诱善导，1及时解除业主的后顾之忧，取得业主的支持配合。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的目的、意义以及有关文件规定，努力营造一个浓厚的舆论氛围，提高全社会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认识。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完善落实党建联席会议制度、领导班子联系点制度，把宣传工作融入到领导走访企业、现场办公、参观培训之中，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企业调研，“面对面”与业主交流，及时掌握业主的思想脉搏，有的放矢地做好其思想工作，争取得到业主的大力支持。

三、加强机制保障

建立健全支持企业党建的激励机制，把是否支持企业党建工作作为企业评审信誉等级、企业主评先评优以及安排企业主担任社会职务的条件，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注重提升企业主的政治待遇，从业主中发现培养依法经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的代表人士，向市人大、政协、工商联等部门推荐，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途径和渠道；注重提升企业的评审等级，通过举办集体授牌授印仪式，有意识地邀请一些业主参加，激发他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热情；注重提升对企业职工的帮扶力度，探索建立企业爱心救助基金，加大对企业困难职工的救助力度，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燃眉之急，使企业上下形成合力共建的良好局面。

四、加强服务拉动

坚持把“服务”作为非公有制党建工作的着力点，作好结合文章，不断推进企业发展，提高职工待遇，促进社会和谐，力争做到“为企业所需要”、“ 为职工所拥护”、“ 为党员所欢迎”、“ 为业主所支持”。

一是服务于推动企业发展。把握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与提高职工的素质结合起来，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和党员先锋岗，建立党员突击队，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多做贡献；组织开展建言献策、党员奉献日等主题实践活动，培育企业文化，打造企业精神，增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是服务于提高职工待遇。立足于密切联系服务职工，努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高职工待遇，不断增强党组织在职工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并落实有关职工劳动、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广大员工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积极开展评先选优活动，努力把非党人才培养成为党员，把党员人才培养成为管理骨干，使非公企业中的党员职工因有为而有位，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保障。

三是服务于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引导企业遵纪守法、依法纳税、诚信发展，大力倡导和弘扬企业文化，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协调作用，平衡企业内外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化解矛盾，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做好稳定工作，以企业的和谐来促进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