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科学与人文》读后感

第一篇：《重审科学与人文》读后感

《重审科学与人文》读后感

《重审科学与人文》是2002年1月6日吴国盛教授在东南大学所作的演讲稿。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何谓人文、何谓科学、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与合一、弘扬科学精神。吴教授围绕科学与人文，探讨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的问题：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应该弥合它，但是怎么弥合，能不能弥合？如果说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两码事的话，我们干吗要弥合它呢？如果人文与工程技术没有关系，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于工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搞工科的大学要办人文学科？在说明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后，吴国盛教授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对于“该怎么做？”问题上的看法。

演讲一开始，吴国盛教授就强调道：科学与人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纠偏问题。对于纠编问题，吴教授进一步解释为：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目前的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有些重量轻质，有些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吴教授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几个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当下，我们常常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挂在嘴边，这是好事，但还不够，不够在哪里？教育上，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实行文理分科，文不学理，理不学文，重理轻文，给我们的人才培养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某种对科学与人文的不正确的态度。理论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我们这几年从上到下，人人都讲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吴教授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贯穿着归结于我们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对以上问题做不同的回答。

一、何谓“人文”？

什么是“人文”？吴教授解释说：人文从汉字来讲是两个字，“人”和“文”。第一个是“人”，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第二个是“文”，“文”通“纹”路，就是划道道，就是要刻点什么东西上去，就是要“燕过留声，人过留名”，就是留点什么东西。“文”就是人表达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表达了“文而化之”的意思。在中文里，“人文”代表着两层含义，西文中也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从词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显然与Humanity（人性）有关；从来源上看，Humanities这个词其实也是“教化”的意思。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则来自希腊文Paideia，就是教养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雅技艺的教育与训练。

对于“人文”的内涵，一个是理想人性，一个是对这种理想人性的培养方式提出这样的疑问：有没有普遍公认的理想人性？他认为，对于大的文化系统来讲，它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我们比较关注两大文化，一个是以希腊作为起源的西方文化，一个是我们中国文化。吴教授还认为这两大文化各自推许的最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不一样的。希腊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是自由，他们的所谓人文教化也是自由教育。自由是构成一切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没有自由，什么都谈不上。但是在中国，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我们中国人最 高的人性是“仁”，教化的方式呢是“礼”。两者的区别在于中西方之间理想人性的巨大的差异。吴教授还解释道：如果说与“仁”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礼”，而礼的说服方式是“动之以情”，那么与“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典型的就是“晓之以理”，即要不断地问个“为什么”。

二、何谓科学？

中文的“科学”一词直接翻译自“science”，而且跟science这个词的用法大致类似，基本上指的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而自然科学通常指的是数理科学，一般是以牛顿科学为典范。吴教授认为这种理解有问题，把科学理解得太窄了，把科学限制在数理科学方面，就无法理解“牛顿科学”这样的典型科学从哪里来的。“牛顿科学”其实属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西方科学传统。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跟拉丁文“scientia”差不多，含义比较广，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德国人代表的这个传统，倾向于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西方科学传统起源于希腊，它的关键词是理性。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和科学永远纠缠在一起，许多时候甚至没法区别。从根本上讲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它是讲理的，是理性科学。

了解了“科学”的基本内涵，吴教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谓的“科学理性”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是内在性。所谓内在性就是纯粹性。意味着内在性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最高价值的来源，就是合目的性。理性提供了一个最高的价值系统。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合情合理合法，把理是放在情以后。理是相对的，而情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比较绝对的，所以情高于理。但是西方人把这个理抬的很高，而且抬到了内在性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理就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今天的许多科学家自动把自己陷在一个所谓道德中立的地位，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恰恰是一种片面的理性，是一种分裂的理性。放弃了普遍理性的寻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理性分裂的一个自然的后果。第二个是合目的性。这两个特点都可以归结为自由引导的结果。“自由”也就是由自，由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来发展。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向来规定着一种目的性，有价值问题的，那就是：自由是它的最高价值。这个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就是目的性本身。自由从来不是手段，从来都是最高目的。只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人。

希腊的科学第一个特点是内在的。希腊人的天才创造中间有逻辑演绎推理的科学。希腊科学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实用非功利的。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希腊科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目的性，也就是最终会指向意义问题，它要指向善。数学当然已经表达了某些自由的特征。它是演绎的、逻辑的、推理的，也是非实用的、非功利的。但是数学还不是最高的学问，在数学之上还有一个学问叫做辨证法，是关于善的学问。数学是通向善的。数学和善的追求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追求的是同样一件东西，即理性的完善。经院哲学是很重视逻辑演绎推理，很重视讲道理，很重视理性的。经院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希腊精神对基督教的融合。现代科学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有它的一个源远流长的背景。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

为了解释清楚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吴教授给出了一个词“Humanism”让学生翻译。吴教授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翻法，一个是“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教养，人的全面发展，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潮。另一个是“人道主 义”，讲仁慈、博爱，讲一些伦理原则。人道主义的这种含义更类似“Humanitarianism”，实际上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philanthropia”，讲的就是“博爱”这方面的意思。但是这两种译法还没有把Humanism这个词里面蕴涵的一个更深的意思体现出来。人道主义过份偏于伦理，人文主义偏于文史哲的学科性质。吴教授认为翻译成“唯人主义”更为恰当。既然“materialism”可以翻译成“唯物主义”，“idealism”翻译成“唯心主义”，那么“Humanism”也可以仿造翻译成“唯人主义”。这样翻译更能表明：近代以后，人开始成为最高的价值元点，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词在这个意思上类似于“anthropocentrism”，即“人类中心主义”。“Humanism”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意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那么“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人－希腊人的自由理想？既然“humanities”是用来表达“humanity”的，而“humanity”代表自由，那么，这个“Humanism”在什么意义上表达了自由？当代的人文主义或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的理想人性？唯人主义一方面当然是表达自由的，它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世界开始成为我们眼中的世界。“我们”眼中的世界不是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而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眼中的世界。这个大写的人的出现使得“Humanism”成为可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依赖大写的人，我们每个小写的人都很渺小。大写的人不发挥作用的话，小写的人没有办法生存。因为我们依赖大写的人，因为这个大写的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开始成为大写的人的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开始丧失了它的独特性。

吴国盛教授强调，唯人主义使世界与人的关系成了效用关系，所以效用的逻辑成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逻辑，但是效用的关系从来也不是一种自由的关系。我们今天效用的关系构不成自由的关系。黑格尔讲“主奴”辩证法，实际上揭示了主人和奴仆之间不可能有自由的关系。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随便支使他干什么，但是你们两人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流。自由的关系必须是内在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唯人主义在今天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越来越多的反思。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

在介绍近代西方科学的时候，吴教授列举了两个人：一个叫笛卡儿，一个叫培根。并且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近代科学从什么意义上能够称为科学？在什么意义上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理想因而能够成为科学？作为近代科学有什么特征？笛卡儿有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培根也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两句名言里包含着近代以来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我思故我在”表明笛卡儿是把“思”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继承了希腊人的理性传统。但是“我”出来了，主体性出来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说科学就是力量。近代科学是一种力量型的科学。希腊科学不是力量型的，而是沉思型的，通过思与世界建立一种共通性。

今天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自然的数学化运动。自然的数学化保证了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界的观测都是可行有效的。现代科学只有充分的数学化才能有资格称之为科学，这是因为自然界本质上是数学化的，你只有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才能把秘密勾出来。自然界的数学化本质上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除了自然的数学化外，还有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笛卡儿开创了科学的方法论化，并把方法论变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方法谈》中，他把方法问题称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来谈，理性化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对象的理性化即自然的数学化，第二步是研究过程的理性化，即研究的 方法论化，第三步是研究建制或社会建制的理性化，即分层分科化。所谓研究的方法论化，就是使整个研究变得编程化，程序化。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性质也类似。每个人不要什么都做，分门别类你做一点我做一点，越做越专越做越深。那么总起来看，一个社会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之网。研究的分门别类、专业化分科化是理性的内在要求。理性化的组织的目标就是要高效率，高效率是我们为什么要采取理性化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培根在他的《新工具》里说希腊人都是小孩儿，玩些游戏，不管用。希腊人吃的东西也不怎么讲究。他们认为最高级的事情应该是思想，所以他们练出来高超的辩才。他们对于纯粹理性的爱好为人类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精神财富。但培根认为这样不行，认为希腊人有问题，他说科学应当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他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指科学应当为人类造福。他还说“欲征服自然必服从自然”，也就是说，要服从自然必先有效的预测自然。所以这句话背后蕴涵一个非常深的意思，就是预测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理想。一门学科没有预测作用那不是科学，至少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强调预测，因为只有预测才能服从它，只有服从它才能征服它。所以预测的目的最终服务于征服自然的理想。

表面看来，笛卡儿与培根之间是有冲突的。笛卡儿强调理性，培根强调经验，他们开启了西方哲学后来的两个思路，一个理性论，一个经验论。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争论一直是持续着的，而且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发挥着作用。一门科学能不能被承认是一种科学，爱因斯坦讲有两个条件，一个叫内在的完备，一个叫外在的证实。笛卡儿的唯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

尽管笛卡儿和培根传统之间有冲突，但是它们也有融合之处。吴教授认为，这种融合表现在力量与理性合二为一，形成了所谓的技术理性，这个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由于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今天的科学必定服务于力量的要求。有效没效，有用没用，管用不管用，多大效力，这是我们今天评价科学的最高标准。力量才是成为今天科学的内在逻辑。技术理性来源于权力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技术理性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近代理性和希腊理性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希腊理性是有限理性，今天的理性是无限理性，允诺的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希腊理性它首先服务于善的要求，不是服务于力量的要求。我们今天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什么都不怕，无所畏。但是我们今天的技术理性服务于力量的意志，允诺无限的可能性，它的结果是力量和控制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笛卡儿传统和培根传统之间有一定的融合。力量的要求和控制的要求，集中在对数学化的要求上，这样，主张数学化的笛卡儿，与主张力量化的培根之间就通了。笛卡儿讲了数学和无限，培根讲了力量和控制，这四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共同构成所谓的技术理性。

五、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与合一

吴教授认为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问题存在四个问题。第一个，科学与技术的学科日益分化，日益扩张，而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第二个，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和功利化倾向，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使人文学科地位进一步下降。第三个，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地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与隔绝。第四个，自然科学自诩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在这四个层面上，近代的科学人文是有分裂的。

但是这个表面的分裂背后也有合流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分裂？很显然根 源在专科化。为什么要专科化？因为科学的逻辑本身就要求专科化。专科化有利于效率，它其实也根源于技术理性，来自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力量型的科学本质上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希腊理性要求的是一种综合的领悟力，它是理解型的科学，所以希腊时代人与自然之间本质上是一种领悟的关系，不是一种征服和支配的关系，所以他的学问是纯粹的理性，是自由的学问。当今时代，我们今天要求的是一种控制和力量型的学问，所以现在自由的问题开始模糊了。刚才那些表面上的分裂，实际上显示了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之间有一个合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相信力量的乐观主义。

因为我们有技术理性，我们就有唯人主义，我们有唯人主义，我们就必定要采用技术理性。它们两个是相互确认相互加强。技术使人自命不凡，对人的自我崇拜自然就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相反也是一样的，对技术的崇拜自然就会对人的崇拜。但是，对技术的崇拜，就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所以，自然的节律，自然的逻辑开始让位于技术的逻辑，让位于技术的节律，让位于人工的人造的世界。这个人工的人造的世界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自然的节律慢慢在退隐，但是就在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我们的技术的时候，就在我们蔑视自然以技术自傲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要求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本质上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吴教授认为，当我们要求自然屈从技术的时候，同时也在要求人类屈从技术，这种屈从是什么，就是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人类屈从于自己创造的东西。本来技术理性是用来加强唯人主义的，是用来加强人类的自我认同的，使人类自命不凡的。但是，当我们把技术放到一个更高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实际上在贬低人类自己。所以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除了劳动没有乐趣之外，技术发达了人类还丧失了劳动的权力，机器导致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反而更加困惑了。

六、弘扬科学精神

由于近代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或者是偏离了希腊人那样一种自由的精神，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还在探讨之中，但是有一点很显然，正是自由精神的丧失使得科学将丧失原动力。自由的科学永远是张开一个广阔的空间，它是无用之大用。某些观念总是在先的，某些自由的理念总是先导性的引导着我们的科学的发展。那样一些实用的科学，空间是很小的。科学满足了某项需要，这门学问就发展到头。一个实用理性或者实用主义的知识，不可能走得很远。

对于弘扬科学精神的问题，吴国盛教授把它称之为时代的最强音。他认为，弘扬科学精神基本上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是想把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实际上是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而且把科学方法普遍化，推而广之。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当然有它的合理之处。如果说在科学发展的内部我们都不能说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科学方法，那么把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某些方法推广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就更成问题了。科学主义有很大的毛病。首先它只强调了效率的方案，没有顾及别的方案。单纯的讲科学方法的推广是有问题的，人类真正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依赖像布兰戴斯这样的人的良知 良能。科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为人类造福，怎么样给人类带来尊严。第二种思路是弘扬科学精神首先要弘扬自由的精神即科学的精神，而科学的精神本质上就是西方的人文精神。提倡科学不但要知道科学方法，还要认清科学的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但是这个科学目标即蕲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吴国盛教授所作的题为《重审人文和科学》的报告，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文？什么是科学？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是什么样的？、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是什么样的？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与合一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当下的我们应该如何弘扬科学精神？读完了这篇演讲稿，我们了解到人文和科学的涵义，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人文与科学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弘扬科学精神的途径。同时，《重审人文和科学》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反思，当今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地认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人文或科学的一个方面，就有可能损害科学的形象。

第二篇：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 读后感类

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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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1938年，默顿在科学史著名的杂志《伊希斯》上发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就是试图用清教伦理和当时英格兰工业发展的需要，解释英格兰的科学为什么在17世纪特别的突飞猛进，默顿致力于科学的历史——文化动力学探索，侧重于从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角度探讨17世纪英国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之作。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完这部代表之作有感而写。

默顿指出十七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同时提出的有关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观点，即所谓“默顿命题”，一直是科学史界与科学社会学领域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本书既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科技史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世界科学与工业之都，当时在那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作者在本书中对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作者在本书中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题。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科学内史学家主要关注科学思想的产生、科研手段的发展及研究结果被接受的缘由与形式。所谓外史，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科学技术毕竟不能脱离于社会之外，因此，近些年来科技史的研究趋向于外史论的观点。江晓原归纳了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随着“外史倾向”的兴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构成科学与文化交会互动的历史观照。与先前的研究状况相比，如今视野更加广阔，色彩更加丰富。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第一章是序言，讲述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专门用来对科学迅速发展及与其相关的其他社会的和文化的发展之间的种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做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具体的）描述。在结尾的章节中还将简要考察另外一些因素——人口统计的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第二、三章的主题是各个职业领域的人员流向和各门科学之间的兴趣转移。在陆军和海军的职业兴趣变化中，“第一次（兴趣的）增强发生在1636—40年这个五年期内，尤其是在其最后两年间，而在下一个五年期达到高峰然后衰减。与这种激增相联系、伴随着苏格兰叛乱和内战而出现，是一支英格兰常规军的建立。下一个高峰随着八十年代后期奥林奇的威廉的战役而形成”。在对艺术职业的变化分析中，作者认为“这种衰落被归诸于各种不同的来源，如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具有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新式教育和编史学中作者认为：“这个时期对教育职业的兴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这实在令人感到惊奇。不过，在教育目标方面，却出现了一种重大的、决定性的变化”、“现代历史学家同样也已注意到这个时期对历史的兴趣的增强”。在医学方面“四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高峰可能是因为流血的内战引起人们对外科手术和医疗服务的需求，这加强了那种长期趋势”。

第四、五、六章的论述了清教和科学的假说。作者认为“许多研究业已证明，新教的精神气质业已证明，新教的精神对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刺激的作用”。同时，作者认为清教对科学具有刺激的作用，“毫无疑问，清教原理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科学和知识进步提供了活动场所。”。“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体系而出现的，这个体系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如果按照词的本意来使用„教育‟一词，我们可以说清教主义是这一时期科学教育的主要成分。” 总结这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作为一种新教，它重视研究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并以此来赞颂上帝，赞颂造物主的伟大；它宣扬注重改造现世的功利主义精神，提倡应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并以此来行善；它提倡刻苦与勤奋，强调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它崇尚教育，鼓励人们看重学识型职业，提倡与经验主义结合的理性主义。

第七、八、九、十的主题是经济和军事对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作者认为“煤炭工业已经发展到十七世纪之前所未有过的程度。而且，这种增长导致了商船的显著增加，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对科学兴趣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军事对科技的影响上，“军事上的需要不仅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为兵器提供原料的炼铜、炼锡和炼铁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对改进铸造技术的一个巨大刺激‟。不仅如此，增进了大炮的效能就迫使人们改进防御工程技术，这又进一步提出了吸引工程师与科学家注意的技术问题”第十一章是人口、社会互动和科学，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最后得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这个结论。

三、对本书的评价

外史论的观点既给科技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它也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如1959年，科学史家吉里斯皮对因默顿等人工作而影响渐强的外史研究，表达了他的担忧。在他看来，科学凭借客观性将真理从谬误中分离出来而获得进步。因此，科学在两方面呈现给历史。一是科学本身的演化，二是科学对文化的调节。科学思想的进化把科学进步和自然联系起来，故而它是严格、精确的，但科学思想的文化历史却难尽人意。吉里斯皮认为：“由于科学是面向自然的事业，因而其内容不能由科学家的社会关系所决定。至多，这种关系只可能影响科学的风格和步调（在由科学逻辑依赖性所制约的限度内）以及影响到它的发展步骤。” 另一位著名内史论者霍尔在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访默顿或17世纪的科学和社会》中，对以默顿命题为代表或受其启发而发展出的编史思想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在霍尔看来，社会和经济解释只告诉人们关于科学的运动，而没有说明作为关于自然界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实情形。霍尔在比较了发表时间仅相差一年的默顿的论文及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对科学史的影响后指出：“外在主义的历史说明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明，倾向于把科学的观念发展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而思想的变化是一种必须在思想史中来寻求对其说明的变化；就此而论，科学史完全与哲学史类似”。实际上，霍尔早在1954年论《科学革命》的教科书中，就已经反复论证了思想因素比社会因素更本质地规定科学发展的命题。不管怎么说，默顿开辟了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一条新路。正如科恩所言：“默顿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于1938年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至少在两个知识领域成为经典：定量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而库恩1968年在论述科学史的发展时亦指出，默顿提出了一种关于“大文化”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科学史只强调思想史的弊端，也纠正了一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错误，从而为科学史的发展开辟了某种新的视界。

四、STS视域中的《17 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探索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将社会互动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因素之一剖析之后认为高度的社会互动涉及到许多过程,这些过程一般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对这一观点作了评述,并认为,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与创新思维的发展更需要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之间广泛的社会互动与交流,同时,需要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提供有利互动的文化环境,这便是科学的社会化过程。

所谓社会互动,又可称社会交往,社会学家认为,交往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而进行的人际、群际乃至国际间的联系与接触,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环境等方面产生相互影响的过程。书中,默顿对当时英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是全面而多层次的,他从作为文化价值表现形式的宗教是如何显示出一种新的有利科学进步的精神气质,谈到经济、教育和文化等社会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社会互动虽然仅占其中极少一部分,但综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占极大篇幅的有关新教伦理最终成为宗教之异化力量———科学的推动力的论述。这显然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的基本观点上,表述了:“只有当这种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同科学基因发生了互动,才可能产生作用于科学发展的影响机制”的观点,况且在科学日益走向社会化、国际化的今天,社会互动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更有其理论探索的意义。默顿认为,社会互动有利文化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示着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是指通过人们的互动,某些突发性的思维火花可以催化出新的科学发明的成果。因为互动之前,观点是个人的,互动使得原本为一个人的思考扩展为多个人的思考,而多个人的观察、思维领域宽泛得多,因而,增加了“这些观察可以被一个理论所统一并系统化”的可能性。反之,个人如果仅仅作为自我思想的载体,而不将其成果交流给别人,则个人的思维难以获得延续,扩展和升华,随之失去其知识内涵的价值。社会互动的特征是双向性,人们参与社会互动,主观上总是试图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反应,这便是默顿所说的“互动使一些观念纳入科学发展的洪流”。如17 世纪英国的里谢和惠斯顿的交往,就结合出了摆钟的发明成果。第二,是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理论交流,必然形成不同评判标准的价值冲突,群体内部引起类似学术性的争议,这就对发明成果提出了建立在科学的实证基础上的要求,意味着某项发明在问世之前必须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督促个人不得不反思其观点的科学严谨性。因此,不同价值标准的冲突对科学发展的积极效应就在于使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某项科学发明本身,而冲突的解决就使科学研究本身前进了一步。正如默顿所肯定的“社会互动为高度严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确定的动力”、“考察证据的批判的头脑数目愈大,作为一个理论分支的强制力就更为严厉,以使之在科学上成为可接受的”。

第三,社会互动有利科学发展的意义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交互影响,这可以捅开原本闭塞的社区意识。各类群体都有所谓的心理区域,社会认同也属此类。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更主要的是精神交往,而其实质是在社会宏观范围内建立起人们的交互影响,使一个群体的文化意识流动于另一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和新的东西融为一体,从而萌生文化变迁的幼芽,渐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思潮,促使宏观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接受创新成果,促进科学发展。这就是17 世纪英国的一些科学家跨国旅行,以扩大其科学认识的文化背景的理论注解。

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背景、文化冲突与创新值得提出的是,默顿强调社会互动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存一定的文化背景。他认为,社会互动对科学发展产生特定的效应,至少须有这样的文化环境:一个动态的社会价值复合体。从广义上理解,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整个社会系统的客观条件,如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为科学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国家在政策上、经济上为科学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等等。因为科学“想有任何系统的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赞助”,而这种赞助既包括物质的赞助,又包括精神的赞助。从狭义角度说,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则专指规范,观念等一系列文化意识现象。科学发展依赖于两极冲突的文化模式,默顿把它解释为,一端是传统化的“行为和思想形式,固守原有的价值体系“而恐惧接受任何创新成果”,另一端是特征为“模式模仿”的鼓励变革,随时准备“迎接”革新成果的价值体系。文化有其历史延续性,社会在发展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原有的精神遗产,任何社会都有当时意义上的传统规范与观念;然而人类的创新意识又总会起来向旧观念挑战,“高度评价创新和知识积累”的价值观念形成一种超前的科学意识而构成文化的另一端。两种文化模式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产生一种张力,这种态势即所谓文化的两极运动律。而对于科学,科学家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点上进行研究创新,这种新旧之间的互动,创新,就是在两种文化模式的矛盾冲突中进行并攫取自身的发展条件。问题是哪一种文化模式占主导地位,超前的科学意识取而代之传统的规范观念,则此种文化背景有利于高度的社会互动,从而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17 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背景正是如此“, 发生的情况是,对传统的规范失去了敬意,并出现了一种令人注目的倾向,即从功利主义的,理性化的观点看待传统的价值”。

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日益突出,知识经济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其核心与灵魂是创新,而创新恰恰有赖于科学家,知识分子之间的广泛交流与互动。以发达国家美国为例,20 世纪,美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与科学研究领域的瞩目成果,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正是一种高度社会互动的产物。美国是举世闻名的移民国家,早期不同的种族群体,聚合在这块新移民的土地上,实施着新的“排列组合”,政府以经济、人才、政策上为科学家的互动与科学创新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流动的文化环境,正如默顿在该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默顿所肯定的这种有利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环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范例,而这种文化环境最初恰恰源于人们的社会互动。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的同时,强调了知识分子地位和创造一种有利科技发展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材脱颖而出;为科学教育工作者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要坚持百家争鸣,允许争论,提倡学术交流。之后,又进一步阐述了鼓励留学与支持国际学术交流的思想。这些都为创造一个有利科学发展和知识创新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世界科学和知识必将成为各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要迎接新世纪挑战,关键亦在于科学工作者之间更多的和谐的交流与交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载体,而科学发展的内涵又决定了科学需要人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视野和得到有关周围现实的各种情报,因而,它特别地依赖于社会互动。

总结：

科学与人文有不同的内涵，但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科学是探索事物的规律，是求真；人文是把握科学的方向，是“求善”，如何做人。科学不能解决方向问题，价值观问题；人文不能直接解决科技问题。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便能产生最佳效应，推动社会和事物前进。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四书.大学》里早有精辟论述。该书提出教育的八大要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两要素是讲科学，“格物”即研究客观世界，“致知”即认识客观世界；中间三要素“诚意、正心、修身”，讲的是做人，人文精神；后面三要素：“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通过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达到的目的。

正如书中所说：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在各种生活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不得不面对的一大基本命题。科学研究物，人文研究人的价值。而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平衡，无疑有助于个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

第三篇：科学 人文

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给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施图林格很快给尤肯达修女回了信。消灭饥饿并不是仅靠把去往火星航行的计划取消就能轻易实现的，探索太空的工程给更有助于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尽管太空项目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地球，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将越深。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Mary Jucunda）给恩斯特·施图林格（Ernst 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施图林格因在火星之旅工程中的原创性研究，成为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马绍尔太空航行中心的科学副总监。信中，玛丽·尤肯达修女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施图林格很快给尤肯达修女回了信，同时还附带了一张题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这张标志性的照片是宇航员威廉·安德斯于1968年在月球轨道上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月球的地面）。他这封真挚的回信随后由NASA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标题发表。1970年5月6日

亲爱的玛丽·尤肯达修女： 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来信，但这封对我的触动最深，因为它来自一颗慈悲的饱含探求精神的心灵。我会尽自己所能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以及你勇敢的姐妹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你们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帮助身处困境的同胞。

在来信中，你问我在目前地球上还有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进行飞向火星的航行。我清楚你肯定不希望这样的答案：“哦，我之前不知道还有小孩子快饿死了，好吧，从现在开始，暂停所有的太空项目，直到孩子们都吃上饭再说。”事实上，早在了解火星之旅的技术之前，我已经对儿童的饥荒问题有所了解。而且，同我很多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就应该开始通往月球、火星乃至其他行星的伟大探险。从长远来看，相对于那些要么只有年复一年的辩论和争吵，要么连妥协之后也迟迟无法落实的各种援助计划来说，我甚至觉得探索太空的工程给更有助于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在详细说明我们的太空项目如何帮助解决地面上的危机之前，我想先简短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里有一位伯爵。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将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了镇子上的穷人。这十分令人钦佩，因为中世纪时穷人很多，而且那时经常爆发席卷全国的瘟疫。一天，伯爵碰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家中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卖力工作，每天晚上的几小时的时间专心进行研究。他把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然后把研磨好的镜片装到镜筒里，用此来观察细小的物件。伯爵被这个前所未见的可以把东西放大观察的小发明迷住了。他邀请这个怪人住到了他的城堡里，作为伯爵的门客，此后他可以专心投入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光学器件。

然而，镇子上的人得知伯爵在这么一个怪人和他那些无用的玩意儿上花费金钱之后，都很生气，“我们还在受瘟疫的苦”，他们抱怨道，“而他却为那个闲人和他没用的爱好乱花钱！”伯爵听到后不为所动，“我会尽可能地接济大家”，他表示，“但我会继续资助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确信终有一天会有回报。”

果不其然，他的工作赢来了丰厚的回报：显微镜。显微镜的发明给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展开的研究及其成果，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

伯爵为支持这项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最终结果大大减轻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遭受瘟疫的人。

我们目前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总统的预算共有2000亿美元，这些钱将用于医疗、教育、福利、城市建设、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海外援助、国防、环保、科技、农业以及其他多项国内外的工程。今年，预算中的1.6%将用于探索宇宙，这些花销将用于阿波罗以计划、其他一些涵盖了天体物理学、深空天文学、空间生物学、行星探测工程、地球资源工程的小项目以及空间工程技术。为担负这些太空项目的支出，平均每个年收入10,000美元的美国纳税人需要支付约30美元给太空，剩下的9,970美元则可用于一般生活开支、休闲娱乐、储蓄、别的税项等花销。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不从纳税人为太空支付的30美元里抽出5美元或3美元或是1美元来救济饥饿的儿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政府由几个部门（如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与公众福利部、教育部、运输部、国防部等）和几个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等）组成，这些部门和机构根据自己的职能制定相应的预算，并严格执行以应对国务委员会的监督，同时还要应付来自预算部门和总统对于其经济效益的压力。当资金最终由国会拨出后，将严格用于经预算批准的计划中的项目。

显然，NASA的预算中所包含的项目都是和航空航天有关的。未经国会批准的预算项目，是不会得到资金支持的，自然也不会被课税，除非有其他部门的预算涵盖了该项目，借此花掉没有分配给太空项目的资金。由这段简短的说明可以看出，要想援助饥饿的儿童，或在美国已有的对外援助项目上增加援助金额，需要首先由相关部门提出预算，然后由国会批准才行。

要问是否同意政府实施类似的政策，我个人的意见是绝对赞成。我完全不介意每年多付出一点点税款来帮助饥饿的儿童，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会持相同的态度。然而，事情并不是仅靠把去往火星航行的计划取消就能轻易实现的。相对的，我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太空项目，来为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问题作出贡献。解决饥饿问题的关键有两部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发放。食物的生产所涉及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大规模生产活动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高效高产，而在有的地区则产量严重不足。通过高科技手段，如灌溉管理，肥料的使用，天气预报，产量评估，程序化种植，农田优选，作物的习性与耕作时间选择，农作物调查及收割计划，可以显著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人造地球卫星无疑是改进这两个关键问题最有力的工具。在远离地面的运行轨道上，卫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扫描大片的陆地，可以同时观察计算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多项指标，土壤、旱情、雨雪天气等等，并且可以将这些信息广播至地面接收站以便做进一步处理。事实证明，配备有土地资源传感器及相应的农业程序的人造卫星系统，即便是最简单的型号，也能给农作物的年产量带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提升。

如何将食品发放给需要的人则是另外一个全新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轮船的容量，而在于国际间的合作。小国统治者对于来自大国的大量食品的输入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他们害怕伴随着食物一同而来的还有外国势力对其统治地位的影响。恐怕在国与国之间消除隔阂之前，饥饿问题无法得以高效解决了。我不认为太空计划能一夜之间创造奇迹，然而，探索宇宙有助于促使问题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以最近发生的阿波罗13号事故为例。当宇航员处于关键的大气层再入期时，为了保证通讯畅通，苏联关闭了境内与阿波罗飞船所用频带相同的所有广播通信。同时派出舰艇到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以备第一时间进行搜救工作。如果宇航员的救生舱降落到俄方舰船附近，俄方人员会像对待从太空返回的本国宇航员一样对他们进行救助。同样，如果俄方的宇宙飞船遇到了类似的紧急情况，美国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援助。

通过卫星进行监测与分析来提高食品产量，以及通过改善国际关系提高食品发放的效率，只是通过太空项目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两个方面。下面我想介绍另外两个重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一代人的科学素养。

登月工程需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面对如此严苛的要求，我们要寻找新材料，新方法；开发出更好的工程系统；用更可靠的制作流程；让仪器的工作寿命更长久；甚至需要探索全新的自然规律。

这些为登月发明的新技术同样可以用于地面上的工程项目。每年，都有大概一千项从太空项目中发展出来的新技术被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技术打造出更好的厨房用具和农场设备，更好的缝纫机和收音机，更好的轮船和飞机，更精确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更好的通讯设施，更好的医疗设备，乃至更好的日常小工具。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先设计出宇航员登月舱的维生系统，而不是先为听力障碍患者造出有声阅读设备呢。答案很简单：解决工程问题时，重要的技术突破往往并不是按部就班直接得到的，而是来自能够激发出强大创新精神，能够燃起的想象力和坚定的行动力，以及能够整合好所有资源的充满挑战的目标。

太空旅行无可置疑地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通往火星的航行并不能直接提供食物解决饥荒问题。然而，它所带来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可以用在火星项目之外，这将产生数倍于原始花费的收益。

若希望人类生活得越来越好，除了需要新的技术，我们还需要基础科学不断有新的进展。包括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医学，用来照看人类的健康，应对饥饿、疾病、食物和水的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科学事业中来，我们需要给予那些投身科研事业的有天分的科学家更多的帮助。随时要有富于挑战的研究项目，同时要保证对项目给予充分的资源支持。在此我要重申，太空项目是科技进步的催化剂，它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和实践机会，包括对月球和其他行星的眼睛、物理学和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等学科，有它，科学界源源不断出现令人激动不已研究课题，人类得以窥见宇宙无比瑰丽的景象；为了它，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由美国政府控制并提供资金支持的所有活动中，太空项目无疑最引人瞩目也最容易引起争议，尽管其仅占全部预算的1.6%，不到全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三。作为新技术的驱动者和催化剂，太空项目开展了多项基础科学的研究，它的地位注定不同于其他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太空项目的对社会的影响，其地位相当于3-4千年前的战争活动。

如果国家之间不再比拼轰炸机和远程导弹，取而代之比拼月球飞船的性能，那将避免多少战乱之苦！聪慧的胜利者将满怀希望，失败者也不用饱尝痛苦，不再埋下仇恨的种子，不再带来复仇的战争。

尽管我们开展的太空项目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已经将人类的视野延伸至月亮、至太阳、至星球、直至那遥远的星辰，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太空项目带来的不仅有那些新技术所所提供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地球，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将越深。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随信一块寄出的这张照片，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8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太空项目所能带来的各种结果中，这张照片也许是其中最可贵的一项。它开阔了人类的视野，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无论在此之前人们对地球的了解是多么的有限，对于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后果的认识是多么的不充分。在这张照片公开发表之后，面对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严峻形势，如环境污染、饥饿、贫穷、过度城市化、粮食问题、水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号召大家正视这些严重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多。人们突然表示出对自身问题的关注，不能说和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初期太空探索项目，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人类自身家园的全新视角无关。

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我相信，人类从宇宙中学到的，充分印证了阿尔贝特·施韦泽那句名言：“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但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向您和您的孩子们致以我最真挚的敬意。您诚挚的 恩斯特·施图林格

科学副总监

第四篇：科学与人文的故事

科学和人文的故事（1）

一、选择题（单选题，每题2分）

1、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最丰富的时期是：（）

A．先秦B．唐代C．元代D．民国

2、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最缓慢的时期是：

A．中世纪B．古希腊时代C．近代D．现代

3、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邓析、惠施、公孙龙是名家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B．“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句话是惠施所下的定义。

C．“白马非马”是邓析提出来的命题。

D．“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是公孙龙的观点，这句话包含着无限可分的原子论思想。

4、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B、庄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C．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D．邓析是名家学派的创立者之一。

5、关于中国古代几部名著及其作者的说法错误的是：（）

A．《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编著。

B．《国语》是左丘所著。

C．《说难》、《孤愤》的名篇是韩非子所作。

D．《史记》是司马光所著。

6、下列哪一部著作是宋代沈括所著：（）

A．《梦溪笔谈》B．《天工开物》

C．《考工记》D．《论衡》

7、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

A．指南针、指南车、指南鱼、指南龟

B．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

C．指南针、候风地动仪、日冕、刻漏．

D．圭表、吸水陶罐、印刷术、指南针

8、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墨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典光学著作。B．《周易》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周文王所作。

C．《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一。D．《道德经》是孔子的弟子所为。

9、亚里士多德最早创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是：（）

A．阿卡德米学园B．吕克昂学园

C．柏拉园学园D．雅典学园

10、希腊古典时期，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是：（）

A．泰勒斯B．毕达哥拉斯

C．巴门尼克D．阿拉克西曼德

11、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的科学家是：（）

A．牛顿B．爱因斯坦C．伽利略D．惠更斯

12、曾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科学家是（）

A 拉瓦锡；B道尔顿；C普利斯特列；D卡文迪许。

13、拿波仑曾获哪个国家科学院院士头衔：（）

A..意大利B.法兰西C.德国D.比利时

14、现行通用的公历又称之为（）

A 罗马历B 格里高利历C 儒略历D 阴历

15、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下列哪位科学家不属于此列的是（）

A 胡克；B伽利略；C 开普勒；D爱因斯坦。

16、高斯曾说“若无某种大胆果敢的猜想，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进展的”。产生于1637年左右的费马大定理，使三个多世纪的数学家为之奋斗。1994年，终于出现一个终结者。他是英国的数学家（）

A 怀尔斯；B 拉梅；C 库默尔；D 朗兰兹17、1687年，牛顿发表了著名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其中提出了经典力学三大定律。

下面不属于经典力学三大定律的一项是（）

A 能量守恒定律；B 惯性定律 ；C 加速度定律 ；D 反作用力定律。

18、当今6位已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物理学家为

A 杨振宁 李政道 丁肇中 朱棣文 邓稼先 袁家骝

B 杨振宁 李政道 丁肇中 李远哲 吴健雄 吴大猷

C 吴健雄 吴大猷 崔琦 朱棣文 杨振宁 李政道

D 杨振宁 李政道 丁肇中 李远哲 崔琦 朱棣文

19、在诺贝尔奖授奖史上夫妻同获诺贝尔奖的有（）

A 卡尔·马克思夫妇B 约里奥·居里夫妇

C 卢瑟福夫妇D 爱因斯坦夫妇

20、下列科学家仅荣获一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

A、化学家居里夫人B、物理学家巴丁

C、化学家泡令D、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二、论述题：(每题6分)

1、请例举3位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成就。

2、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学，只有物理学知识，你同意这个观点吗？试论述之。

3、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欧洲世界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

4、中国古代有哪些伟大的科技成就呢？试简述之。

5、文艺复兴以来，世界科学中心曾发生过哪几次大迁徙? 试简述之．

6、牛顿一生中有哪些重大的科学发现，为什么说牛顿使近代科学革命达到了顶峰？

7、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何未获诺贝尔奖呢？

8、为什么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誉二十世纪的科学革命？

9、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是在什么背景下实施的？以什么为标志宣告达到预期目的呢？

10、简述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历史背景？

第五篇：科学精神与大学生人文素养

科学精神与大学生人文素养

院系：化工系班级：高分子11-02 姓名：苏灵芝

学号：5411040102

32电话：***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科学是探索事物的规律，是“求真”；人文是把握科学的方向，是“求善”，如何做人。科学不能解决方向问题，价值观问题；人文不能直接解决科技问题。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便能产生最佳效应，推动社会和事物前进。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有时是相互竞争，相互排斥；有时是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干涉；也有时是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的意志在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具体体现，二者有不同的内涵，但也有必然的联系。

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了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但科学从产生之初就与人文

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比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下面几个不同的层次：

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的直接的对立性关系。我们可以根据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在性、客观性，研究手段的实验性、控制性，研究结果的定量性、可检验性，理论功能的解释性、预见性等，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一系列的对应关系。这种对立是现实的，对于人的自我理解和发展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从本源上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人以“外向地认识自然”和“内向地观察自己及生活”的方式进行自我理解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近代科学的独立、科学传统的建立和巩固导致了二者的分化和嬗变，但同时却导致了人的文化世界的丰富性，因为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作为人的文化的基本样式，反过来又成为了人把握世界、塑造自己本性的基本方式。

二是人们关于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意见之间的关系。科学与人文对于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常因人的具体评价而表现出某种对立。如，科技工作者以“功利性”、“有用”的价值标准衡量人文科学，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方法和知识看作是唯一深刻的能使人获得真理的东西，而人文学者反以自然科学对世界把握的“抽象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远离”来反诘科学。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如数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等的关系上表现得分外鲜明。这种对立本质上是人们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非系统化反思，它源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以及人以自己本学科为中心理解和解释文化的解释学属性。学科“职业化”导致了人们理解视域的狭隘，而当这种对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评价成为日常生活中个人理论评价和生活选择的尺度，因而成为我们的日常文化的一部分时，它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就异常明显了。三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这是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反思。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哲学思潮也是哲学形态的对立。在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从冲突到交融的新趋势。交融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对话，沟通，借鉴，以达到新的哲学形态。一般地说，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目前的这种异质状态仍然存在，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范式转换的情况下，完全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不现实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当代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丰富。四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科学精神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它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独立探索，勇于批判、开拓创新等。科学精神是使人摆脱愚昧盲目的有效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科学精神是在探索和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的最普遍最基本的理念和价值。从科学发展史及科学知识体系的总体特征来看，科学精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

涵。科学精神包含有很多的精神层面探索精神、创新改革精神、理性精神、求实精神、求真精神、协作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实践精神和怀疑批判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反映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人性观、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科学精神是人哲学地理解科学规范，将科学的特征推至极值而领会到的科学的理想的精神气质。当人们用这种精神规范科学家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道德培养时，就变为了我们所说的科学的人的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想精神，默顿最初的“四规范说”是从现实的科学活动中提炼不出的，而只能通过科学规范来理解。既然它是人的一种理想，因而与以人的自由为终极意义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是矛盾的，它们都是人作为人的精神

因此，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既有现阶段对立性的一面，也有本源和终极意义上一致性的一面。它们之间的对立，是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世界而还没有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科学是立世之基人文是科学之本。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蒸汽时代、电力时代和信息时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世界面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前进。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数亿人的伤亡。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衡、黄赌毒泛滥，说明科学技术若脱离人文精神将失去正确的方向。因此人文是科学之本。爱因斯坦曾深刻指出“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世界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世界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正是人文科学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交往、娱乐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然而掌握先进科技危害人类的危险程度也日益增加。因而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凸现其不可忽缺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是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他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把科学看作生产力，而且把科学与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上去理解和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活动中。实践这种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能够并且必然改变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体，它既有源于自然的自然物质性、客观因果性，又有源于人的生命和精神需要与追求的人文价值性、主观目的性，高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结果。所以，要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卓有成效地把握人类社会独特的存在和本质。只有全面地考察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客观因果性和主观目的性、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才能真正达到对科学和人文的互为中介、互相贯通并融合。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社会实践的总结。人文是一种理想追求的价值观点，是做人的基础。科学是人文发挥作用的工具，只有在人文的正确指导下科学才能更好地发展。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需要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精神。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需要人文的精神与人文的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受人宰割；而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科学与人文，不可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