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视域中的新农村政治文化模式构建（精选五篇）

第一篇：村民自治视域中的新农村政治文化模式构建

村民自治视域中的新农村政治文化模式构建

戴玉琴

摘要:由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所组成的政治文化模式,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进程的推进。这种政治文化模式,在当下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中具体体现为村民对自治制度运作规则的适度信任、对村民自治功能的良好心理预期、对民主权利的恰当认知、对民主规则的足够熟悉、对民主价值的广泛认同、对自身政治主体角色的明确认识、对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统一性的全面理解等内容。

关键词:村民自治;政治文化;参与型;民主型;法治型

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是我国民主政治价值在乡村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就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开展的群众自治性活动,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形式,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此,与村民自治目标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必将是参与型、民主型、法治型的政治文化,即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每个村民都有管理本村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参与热情、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在村庄管理中能够自觉突破传统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规范和基于地缘关系的乡土规范的藩篱,自觉地依法治村、合理治村,并在村庄主体行为的互动中不断提升对村庄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信任感等,这些都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中民主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否则,“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

一、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有关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的心理反应。就参与型文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公民只有形成实际表达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的需要,才会形成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力;另一方面,公民的政治参与过程,又是民众进一步增强政治认知、积累政治情感、学习民主政治知识的过程。“一个社会仅仅从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难,但是要将民主价值结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仅仅有对想象中的民主的欲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在实际民主制度下的体验和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认同。”[2]所以参与型文化与政治参与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尝试,不论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还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从国家法律层面上规定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和途径。但这些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又与村民是否自觉自主地参与村政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否自主、自觉,又离不开心理上的相关认知,这正是村民自治运作所需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首先,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村民具有参与村民自治运作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对村民自治制度实施效能的理性认识,即这种参与不是响应国家号召型或惧于某种权威的被动型政治参与,而是建立在个体对自身政治权利、政治主体性地位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有意识的、自觉的、主动性的政治参与。从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开展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许多村庄在村委会选举中有着较高的参与率,但村民真正出于对自身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认知而有意识参与的却是少数,长期生存于小农经济和小农思想汪洋大海中的村民还没有形成自主地以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作为是否参与政治的价值判断。

其次,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村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效能感。这种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有或能有影响的感觉,这是促使村民将政治参与意识提升到实践层面的直接动力机制。当前村民自治过程中,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已直接影响了村民对自身政治效应和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价,如有的村庄选举中多数人意志“不算数”,监督中渠道“不具备”,罢免中措施“不得力”;有的村庄村委会职能异化、功能不全,其中一部分已形同虚设,无法真正起到保护农民利益、反映广大村民呼声和要求的作用。如果人们对这些政治结果不满意而又不能以自身行为改变这一结果时,就会出现一种冷漠主义的文化和低效能感的评价;如果这种评价长期处于负数的状态,村民即使有政治参与的愿望也会在多方面权衡比较中选择不参与或不负责任的参与。“只要低效能感仍是文化的磐石,民主的政治体系都不会奏效。惟有当政治文化把臣民变成参与者或公民时,民主的政治运作才能厚植根柢。”[3]

最后,参与型政治文化还要求村民对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和规则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和信任。而这种认同和信任又是建立在村民对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利益实现认知基础上的。如果乡村政权在组织协调农民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老是给村民带来心理上的挫折感,必然影响农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致使农民产生无所依托的心理失落感,这时村民就可能把本该对乡村政权组织的依靠和信任移情到家族身上或村庄强人身上。而如果对血缘的认同高于对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认同,村民都以家族利益或派系利益而不是以正义和公理作为决定个人参政态度与行为的评判标准,那么村民自治制度的规则很难推行,民主的价值目标很难实现。目前乡村选举中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现象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

所以,村民自治制度顺利运行所需的第一个重要政治文化资源就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它是建立在村民对村民自治制度运作规范和运作效能的认识和感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参与政治的主动意识和责任意识,它包含了村民对村民自治价值的认同、对村民自治制度运作规则的信任、对村民自治功能的良好心理预期。当然,并不是村民政治参与强度越大越好。经验证明,村民政治参与的强度过强或过弱,或者说,政治参与的过剩或缺失,都会对村庄政治稳定及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运作形成挑战。为此,这里所构建的参与型文化应该是对政治有兴趣而不过分,对政治系统有理性认同而不狂热,对政治参与有要求而不过度,对政治系统有期望而不脱离实际的政治文化环境。

二、民主型政治文化

关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动机和价值取向,虽然目前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还没取得共识,但实际上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乡村的实际推进,民主取向已越来越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不论是中央领导层对基层民主化的政策强调,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律规定,其目标都是要在乡村社会构建社会民主。正是从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取向这一角度,我们提出了民主型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性,因为

健全的民主政治离不开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撑。

关于民主政治文化与民主制度相关性的论述,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形成的原因时曾给予了充分关注,他提出了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称为“政治文化”的概念,即民情,“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4]332。在影响民主制度的因素中,他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4]35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在分析一个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条件时也曾经作出相关的论述:“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全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换言之,就是国家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5]这些见解都说明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形成民主政治,离不开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持,离不开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政治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所给予的足够认同和支持。同样在中国乡村要推行民主政治,也断然离不开一定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而目前乡村政治中正缺乏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6]同样的观点也多次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体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在中国乡村村民身上,现实的或潜在的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适应的附庸意识还远远大于民主政治所需的政治主体意识,在村庄范围内还没形成村民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状态,村民对行使民主权利的自我意识与要求还缺乏,所以民主型政治文化就成了村民自治制度顺利实现民主价值目标的另一重要政治文化资源。

那么民主型政治文化到底包含哪些内容?按照托克维尔对美国人的概括就是:“他们将告诉你,他们的权利都有什么,他们应当怎样去行使这些权利。他们也知道按照哪些惯例在政界活动。”“他们对行政制度十分熟悉,而且很懂得法律的机制。”[4]353这种认识运用到我国今天的村民自治中,就是指村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所具有的对民主权利的恰当认知、对民主规则的足够熟悉、对民主价值的广泛认同、对规则运作规范性的适度信任以及在政治活动中村民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对民主规则的自觉遵从。显然,这种文化的塑造离不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代表政治权威的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着直接的示范作用。俗话说:上行下效,即为政者只有把自身对民主的认识、情感、价值评价等心理层面的东西体现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上,才能形成对社会的引导、示范效应。二是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村民自身对民主所应有的认识和态度,村民作为村民自治制度承载的主体,对民主价值、民主信念的认知状况直接影响着村民参与现代乡村民主政治实践的自觉。所以民主型政治文化在村庄政治实践中的要求就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首先,村庄外和村庄内政治权力执行者要形成民主工作的自觉意识,而这正是当前我国政治系统中所需要努力构建的东西。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民自治运作的主体是全体村民,村庄内和村庄外权威只起一种指导———协作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情形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如有些村的村委会主任,把村民自治错误地理解成“村官自治”、“村委会主任自治”,村里的大事小事完全由“村官”说了算;有些乡政府不愿放弃以往的行政权力,或是明放暗不放,虚放实不放,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村庄民主意识的发育。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出现的乡村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需求,而行政权力的膨胀或村委会的越位又使得村民表达利益的渠道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利益表达的内驱力和多样化的需求与行政控制的外压力的冲突就会抑制村民政治民主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采取正当渠道实现政治利益可能性的降低也可能使一些具有较强政治主体意识的人为了实现个人现实功利目标而采取非正常途径进入权力的“互联网”,如果获得比正常渠道多的利益,就会进一步助长村民的机会主义心理和对权力的依附心理,已有的一点点民主意识也会被扭曲。另外村庄外和村庄内政治权力执行者的民主意识还在于在村庄社区营造一种宽容的政治气氛,允许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合理存在,而不是动辄采用非正常手段来压制。“培育国家的酵母和营养品,是差异而不是划一。”[8]民主的前提就是有不同声音的存在。

其次,村民自身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来看,村民虽然不具备多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但已有的乡村制度及政治实践足以为他们提供培育民主意识的机会。一个村民可能并不了解国家层面的制度形式,但是他完全可以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关知识;一个村民或许不能对国家层面上的选举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他完全可以对村委会的选举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村民自治制度及村委会选举是在他所生活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内展开的,而且与他的个人利益紧密相关,所以村民完全可以借助于这样的途径培育起自己的民主意识,提高自己的民主技能。村民只有从内心相信,民主和政治平等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自觉把民主视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指导人们政治实践的规范,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才会与村民自治活动相得益彰。当前村委会选举中政治冷漠心态的出现,固然与政治权威的某些作为有关,但村民自身缺少民主意识的需求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三、法治型政治文化

村民自治目前存在的诸多困境及不相协调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乡土社会没得到足够尊重和充分实施的结果,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法治型政治文化的支持。

关于法治型政治文化,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9]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表达就是法治型政治文化应包含如下两方面:一是指法律体系本身反映着对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公正、正义价值的尊重和保护;二是指公民对法律与自身的利益关联有足够的感知和觉悟,对自身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要有一定的自觉认知,对法律条文设定的权利义务权威性要有相当的认同和服从,这两者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足以保证法治目标的实现。

法治型政治文化反映在乡村村民自治生活中,则表现为: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充分反映乡村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充分尊重村民的首创精神、自治精神;另一方面要求村民对自身政治主体角色要有明确的认识,对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要有全面的理解,对村民自治制度价值合理性要有普遍有效性的认同。就目前乡村现状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论是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规定,还是对多数决定规则、协商一致原则、定期轮换原则、罢免机制以及责任义务规则的引入,都表现了对村民主体自由和自主精神的尊重,对村民权利和利益的捍卫,对乡村治理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追求。但这只是法治型政治文化的第一步,而当前多数乡村缺少的正是法治型政治文化的第二层含义。例如,在政治认知上,大部分村民在现实生活中还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缺少应有的认识,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民主价值缺少应有的理解,从而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缺少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在政治角色上,村民还更多停留在对臣民、子民角色的认知上,关心政治运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不够,即使有些人具备权利意识,也因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欠缺而鲜有主动采取对乡村社会负责的行为。又如,在乡镇和村庄这两级权力机构运作中,权力本位和特权思想的巨大惰性还阻碍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顺利实施,村民对自身自由、权利某种程度的疏忽,对乡镇政府和村两委会组织权力机构的不合规范不合目的运作的宽容,还阻碍着乡村民主政治格局的建构、乡村社区民主的实现。为此,当前乡村法治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就是要立足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承载主体,从主体自身寻求一个根本上的思想改变。

首先,法治型政治文化要求村民具备相应的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法律常识的要求就是指村民首先要知法,知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知法是法律意识的基础,一个对法一无所知的人,法律意识便无从谈起,只有对法律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对法律现象有一定认知,才能形成法律意识。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要有理性认识,这是法治实现的重要心理基础。村民自治的稳健运行,离不开村庄政治理性人的广泛存在作为其运作的微观基础,而政治理性人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法律意识,不但很难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而且还极容易侵犯他人的权利,威胁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对村民法律意识的塑造只有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利益结构之中,才能实现。例如,我们在加强农民维权意识的培养中,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围绕土地使用权的维护来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农民教育要进行维权意识教育。农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的淡漠才是更大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增强了增收才有保障。”[10]确实,只有将法律意识的培育与村民的现实生活挂起钩来,村民的法律意识才会养成。

其次,法治型政治文化要求已颁布施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获得村庄政治主体的普遍服从。固然,法治实现的前提必须要有法律,而且这种法律是以保障民主为原则,因为没有法律、法令和条例,依法治国就失去了实现的物质载体,但是,法治的实现仅有法律条文、法律意识还不够,法还要有权威,即整个社会对法律所形成的遵从不是因为害怕法律的惩罚而是因为认可法律自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样,村民自治的相关事宜也是以法的形式颁布的,村民只有树立了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共同信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和存在才有可能;村民只有培养起崇尚权利这一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习惯,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化目标取向才会趋于实现。

最后,法治型政治文化还需乡村礼治文化的支撑,尤其当法治型政治文化还没取得普遍认同时,更需发挥礼治文化的整合功能。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礼治文化的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都市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其社会秩序的维系更多是靠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礼”来达成的,“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之中”,“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11]在当前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这两种文化都有其生存空间和调节功能。尤其当法律的作用显得力不从心时,就为“礼”的功能的发挥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例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无讼”精神在今天村民中的体现就反映了法律治理的限度。所以,在制定和执行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时要考虑乡村社会自身的特色,将乡村传统的“礼”和现代社会的“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做到依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相结合。相反,如果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忽略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忽略村民心理的可接受性,一味用现代社会的法治型政治文化来强制替换传统礼治文化,或者如果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地方传统相差太大时,那么法律不但不能发挥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还会破坏原有的礼治秩序。

总之,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构成了当前新农村政治建设进一步深入开展的重要资源。当然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实践中是很难真正分开的,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心理层次的不同方面,是对同一心理现象的不同表述,我们上述所作的分类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分析需要。同时,我们在讲政治文化模式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影响时,并不是赞成某种形式的心理或政治文化决定论,固然我们强调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撑,村民自治制度不能健康地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但是,我们同样承认,没有民主制度的实践训练和教育,没有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的感性认识,村民自治制度所需的民主政治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所以,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由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所组建的政治文化系统,既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要求和对村民自治过程的促进,又是村民自治自身奋斗的目标和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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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农村村民自治

浅谈农村村民自治

摘要：村民自治是国家与农村社会进行互动的一个主要形式，它们之间互动的状况如何。将关系到国家对新农村建设能否合理调控。文章就当前我国村民自治中的问题。尝试性地提出相关的对策措施，以期促使村民自治能更好地良性发展。

关键词：村民自治；选举；民主建设；法律建设

所谓村民自治，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中并获得这一区域相应身份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渠道的形式，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对本区域的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依法进行管理、参与的群众性自治活动。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

一、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几经曲折。建国初期，我国大部分农村实行的是行政村体制。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在农村占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结束了人民公社体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进而农民主意识增强，日益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于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诞生了。特别是自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农村村民自治逐步深化，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当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现状

1、制度方面

(1)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矛盾突出，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脱节。乡镇政府过度干涉导致村委会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而乡镇政府同村委会之间本该是“指导”非“领导”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指出，政府仅仅是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给与指导、支持和帮助，而不是服从领导，而仅仅是协助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而现实中人民常常把乡镇政府错误的看作是领导。村委会逐渐异化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委会的成员也逐渐异化为乡镇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村民的代理人。

(2)村委会过度越权。自治权本应该由村民行使，但在实践中，权力往往集中在村委会主任一人手中。村干部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一些民选的干部决策不民主、办事不公开。在

处理村里的重大事项上，很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只有村委几个人决定，甚至是村委会主任一人说了算，经常造成决策失误，影响了村里的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

(3)村委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关系错综复杂。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在农村就是坚持党支部的领导。那么党支部书记还是村民的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应该听党支部书记的。这种矛盾严重阻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2、具体运作方面

(1)村民文化水平不高，政治素质偏低，当家作主意识不强。村民参与度低。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主要集中在农村，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则流向了发达地区，使得村民自治落实度降低，参与度低。

(2)村民对村民自治态度冷漠，影响到村民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及作用的发挥。村民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冷漠主要表现在村民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态度上。根据调查，只有刚满1/10的村民对选举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而近一半的村民对民主选举持冷漠态度。村民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而很少有热情去参与村级政治事务和关心村集体的公益事业。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法律意识，不注意珍惜自己的政治权利。

(3)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差，凝聚力不强，许多村庄处于瘫痪状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付诸实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自治性，但在某些程度上注重了个人生产经营，却忽视了集体经济的创造。其实，集体经济是村民自治正常运转的后盾，现实中，村组织凝聚力的缺乏，使得农村村民自治难以付诸实践。村民罢免不了村主任，暴露了法律制度在设计和执行方面仍存在很大问题。

3、民主选举工作

(1)村民流动性强，很难展开选举，农村社会出现空心化。农民离开村庄越远，参与村民自治成本(车费、来回花销等)就越大。有很多村庄参加会议仅是一些妇女和年迈的老人，他们的议事和决策能力相对较低，很难展开选举。

(2)非正式组织及家长制的参与，在广大农村姓氏、血缘和姻亲，依旧是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同姓人、同族人之间产生了相互保护、联合的关系，投票时，村民往往局限于熟人圈子里，他们相信这样的投票会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利益。这种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民主的选举发展。

三、完善农村村民自治的对策建议

1、制度方面的对策建议

（1）改善乡村关系

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立法，用法律保护村委会的自治权，防止村委会自治权受到行政权不适当的干预。要用法律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使指导而不是管理关系，要明确处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程序、步骤。同时，要使乡镇政府明确意识到其在农村发展中的职能、定位以及与村委会的关系，使其意识到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而不是乡镇政府的派出组织，不能对村委会职能的实施加诸不适当的干预。

由于村委会在某些决策上的局限性，乡政府应该以“查、缺、补、漏”的方式对村委会进行指导和必要的补充。其实，所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主要是指在一个村的村务范围内而言，但是如果超出了一个村的范围，涉及到全乡(镇)、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事务，如计划生育、扶贫、征兵、收购等工作，村委会则应在乡镇的领导下协助乡政府去完成，因此，村民自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能完全不要上级政府的领导。

（2）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

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要建立适合村民实行民主监督的硬性规定。建立健全以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决策制度，要积极推进村级事务民主决策，凡是与村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都要实行民主决策，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村级民主决策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要完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确保村民代表真正代表民意。

（3）规范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

有许多地方采用的是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的模式以此来解决村级党政关系。这样就减少了树干部的数量，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村级组织的工作效率。但这种做法只能暂时解决二者关系。因为村委会主任任职资格并不要求一定要是党员，而在实际中，许多村委会主任根本就不是党员。在“一肩挑”的情况下，可能排斥非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这就违背了民意和村民自治的精神。从长期来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使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关系规范化、制度化之后，才可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逐步考虑“一肩挑”，这样，既减少了村干部数量，又保障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要实现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功能转换。村级党组织功能转换内容就是要把直接管理生产和全面干预农村社会事务的功能转变为以农村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而村委会则应该在村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发动村民各项活动，带

领村民治理好村务，尽量使二者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个论断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精神，村民自治正体现了这一宗旨。因而加强农村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第三篇：浅谈农村村民自治

浅谈村民自治

[摘 要]：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梳理了一下村民自治三十年来的发展过程，总结了村民自治带来的成绩和成就，还反思了现在村民自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村名自治是建设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途径。[关键词]：村民自治

基层民主 民主制度

一、中国村民自治的兴起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村民是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创造之一。作为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村民自治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回顾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起源阶段、试行阶段、全面推行阶段和深化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村民自治的起源

新中国建国后逐步确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是适应全能主义国家整合乡村社会需要的一种治理体制。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人民公社的退场却使农村社会秩序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农村社会整合组织的缺失呼唤新的适应现代国家整合乡村社会需要的组织和机制。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促使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自主权利。1982年宪法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地位。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明确要求在农村建立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并对村民委员会的设立、职能、产生方式进行了初步规定。此后，全国普遍撤销生产大队设立村民委员会。到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为止，村民自治的初创时期主要解决了以村委会组织为载体的组织建设问题, 明确了村委会的群众自治组织性质，并初步探索了如何用民主自治办法选择村委会干部、管理村级公共事务的形式。自此，以建立村委会为标志的村民自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我国农村走上了一条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组织领导农民、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新路子。

（二）村民自治的实行

从1984年《村组法(试行)》开始起草到1987年底《村组法(试行)》的正式通过，中间经历了八个阶段。《村组法(试行)》在总结前期村民自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综合了无数人的智慧和才能。4年之间前后修改30多次，经过3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1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而提供了村民自治发展的较为系统的法律保障。这个时期，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和实践，从思想分歧较多到逐步统一，从示范探索到基本普及。村委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村民自治由农民群众的自发活动和局部探索，步入了法制化建设阶段。为了克服民主自治机制与行政机制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建构农村基层民主的可运行模式。1988年，民政部推动全国1093个县级单位进行了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试行>》46的试点工作，20多个试点省(区)颁布了本省(区)的实施办法。到1994年，全国大多数省份各省《村组法(试行)》实施办法。1997年，“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1998年正式通过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对“四个民主”做了具体规定。[1] 村民自治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呈现出行政推动和法律制度建构双强推动的格局。经过十几年的村民自治实践，利益分化的乡村社会内部也孕育出了运用民主规则以实现乡村政治人权力梦想的内在冲动。

（三）村民自治的深化

2003 年，由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组成的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成立以来，推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示范单位创建和督查活动。当前，全国80%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基本实行了民主决策村中重大事项；80 %以上的村建立了以村务公开栏为主的多种公开形式，实行了民主监督制度；70%以上的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实行了民主管理村中事务。在这个阶段，村民自治从基本普及到全面展开，从综合均衡推进四个民主到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自治组织逐步健全，民主形式更加多样，民主自治理念更加深化，技术程序愈益完备，在改善农村社会治理，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史无前例地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地位得到重大提升。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强化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资源促动村庄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发育，以建构支撑村民自治制度运转。村民自治实行了30多年，在人民的不断摸索中，村民自治制度在逐步的完善，让农村的发展更加的稳定，更加切实的保障了农民的民主权益。

二、中国村民自治的成就

村民自治制度的出现在中国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取得很好的成绩。村民自治已经成为一种中国民主特色的基层形式，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一）村民自治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实践中，大批农民直接参加选举村民委员会并创造了“海选”等选举形式，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民主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也相继建立起来。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中所说，“在鲜为人知的选举试点村中中国的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这种处于雏形期而且非常纯朴的选举与美国那种需要金钱资助、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有着天壤之别。”

（二）村民自治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实践证明，凡是村民自治实行较好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就要比其它地方要好，社会更稳定，农民收入稳定增加，农民民主意识较强文明程度也较高。整个村域有深入发展潜力，蕴藏着不断进步的生机。有很多这样的示例，诸如“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湖南省临澧县白鹤村；以“村级规范化管理”闻名全国的山东省章丘市向高村被誉为“豫中一枝花”的中国乡村最耀眼的明星村之一——河南省南街村等等。[2] 村民自治的发展使农民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充分发挥了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信心。

（三）村民自治理顺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与以前乡镇政府直接任命、委派村干部相比较而言，农民对于自己选举产生的村领导班子有更高的认同感，因为他们毕竟更了解自己的问题通过村民自治，减少了农民与政府主要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摩擦和对立。使得国家政策法令可以得到及时适当地贯彻执行，使农民工作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并且通过村民自治的形式使村领导成员真正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从而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能将他们的呼声反映给政府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减少了政府与农民之间不必要的对抗与冲突。

三、中国村民自治的问题

在村民自治的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肯定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及时是现在，村民自治的制度依然存在些许问题。

（一）村委会选举问题

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中的关键一环，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近年来，村委会选举中也出现了类似贿选的行为，许多竞选者通过给钱给物、请吃、请喝等方式为自己拉拢选票最后是农民选举权利的保障问题。在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许多损坏村民自治权利的问题，如阻挠计票砸坏票箱强迫他人选自己的现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没有把村民自治权利纳入保护范围，对村委会选举违法行为，难以做到违法必纠。如何健全村民自治权利的保障机制又是一个大问题。

（二）村委会罢免问题

修订后的村委会组织法对罢免作出了比试行法要明确得多的规定，但仍然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如果罢免的对象是全体村委会干部或村委会主任，村委会拒绝召开村民会议表决罢免建议，怎么办？从村民依法提出罢免要求到启动罢免程序需要多长时间？被罢免者是多人，在罢免会议上每个人都需要申辨吗？如果是，能否也给罢免方代表一相对合理的时间。如果罢免要求没有被通过，就同一个问题，是否允许村民再提出罢免要求。

（三）城镇化对村民自治的影响问题

这是个新问题，却对村民自治有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村办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也对传统的村民自治提出了挑战在集体工业经济发达的农村，越来越多的村民进入村办企业工作，村民和村庄日益企业化，村民开始按照工厂车间来划分和进行活动村委会的功能不同程度地被企业组织所取代，村委会只承担农业服务治安调解社会保障等带有服务性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在这些地方，村民自治将以何种组织形式存在和发展？企业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如何协调？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研究的问题。

四、村民自治的有关解决方法

（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各级领导机关要正确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在农村建设上的方针政策，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村民自治的各项工作之中，在选举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委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同时还要做好监督工作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工作中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村党组织要依法建立和完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规范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制度，对村级重大事务进行决策，要组织党员和群众监督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实施情况，加强民主监督。

（二）健全村民自治组织体系

村民自治组织是村民自治运行的载体完善村民自治，首先要选举产生健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及其它需要选举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都要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选举产生村民自治组织体系。[3]其次要明确职责，促进村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村委会是最重要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要进一步贯彻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按照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及时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最后要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搞好村民自治新的更大合力。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必须强调，村委会不能因为和乡镇政府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就不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不履行法定的义务，甚至与乡镇政府对着干.（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首先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 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法律法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还存在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发展中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创造和完善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形式，才能使村民自治制度体现时代性，与时俱进。其次是抓好制度建。设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完善的重点主要是村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上，使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配套协调发展。只有不断的完善制度，村民自治工作才能得以一次次推进。再就是认真做好制度落实。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和制度落实，建立起良好的机制，确保“四个民主”的落实，保证村民和代表对村务实行事前参与事中介入事后评议，落实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总之，村民自治从自发的创造，到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成熟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和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义强.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经验和机制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2] 王宗军.当代农村村民自治中的问题和对策.科技信息.2010 [3] 张仕伟 李建伟.村民自治的若干问题的思考.蚌埠党校学报.2008

第四篇：农村的村民自治实践

村民的自治实践和典型研究

农村的村民自治实践和典型研究

（景德镇陶瓷学院 材料学院 专业、班级：08热工（2）班 姓名：刘威）

内容提要：村民自治制度是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相对来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关注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推行，忽视了因为村庄本身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不平衡性。本文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决定性影响，讨论了村庄规模、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精英等构成村民自治基础的因素，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差异的现实原因。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乃至所有关于农村制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的描述，而应考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不平衡乡土社会实践的过程与后果，同情地理解制度实践的现实，从而提高制度研究和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

关键词：村民自治 村集体经济 乡村关系 乡土社会 不平衡性

一、引论

2010年，我们在江西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1]。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2]，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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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政治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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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宗教信仰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3]。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社会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问题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方法的效果要大打折扣。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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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人民公社体制本身的问题，使人民公社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4]。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社会关联”[5]。“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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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3、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6]。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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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代理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7]。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问题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代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目前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法律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8]。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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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五、结语

假若我们只是局限在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上研究村民自治，这种研究很快就会被实践抛在一边。中国是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其它诸种自上而下安排下来制度的不同生长基础。苏力在回答同一套法律在乡土社会的人民法庭和城市或工商发达地区运作的差别时写到：“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9]他主要讨论了法律实践因为经济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别。如果将苏力的法律实践的差别换为国家自上而下安排的制度实践的差别，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差别，就会发现苏力结论的普适性。而如果不看得那么根本，我们还应看到，不仅是经济不平衡，而且有文化不平衡和其它不平衡的因素在决定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学术界如何深入到不平衡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自上而下制度安排的不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这些上面安排下来制度的处境，对于完善这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当然也有重要意义。

参考资料：

[1] 参见范瑜、贺雪峰主编《村庄治理与秩序——村民自治调查报告》，即出版。[2] 参见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3] 参见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性与派系”，《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4] 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5] 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董磊明：“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6] 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1期；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7] 吴思红将这种非正式人际交往称作“体制外动员”，参见吴思红：“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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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自治实践和典型研究

系与农村社会动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8] 参见仝志辉：“村委会选举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9] 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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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

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治

什么是农村社区？农村社区能给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如何把握处理好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治这关系，怎样协调推进好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治建设的工作。在此，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村社区建设是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深化村民自治的一件大事。其次，农村社区建设是一种以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实现“城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社保、社会管理一体化”的管理新模式的探索，并且与村民自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两者协调发展。

2007年5月余杭区就被民政部列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区。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它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一项重要内容，立足统筹城乡发展，突出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新格局，积极把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理念引入农村，围绕农村社区建设“服务社会化、居住社区化、环境生态化、乡风文明化、村民知识化、管理民主化”的目标。其中区委、区政府提出要坚持把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坚持与完善余杭特色的村民自治机制相结合，坚持与“环境立区”建设美丽之洲相结合，坚持与党的建设、坚持与村级工作各项创建活动相结合。由此可见，坚持与完善余杭特色的村民自治机制相结合是何等的重要。农村社区是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与村民自治服务的相互结合，从农民群众现实需求出发，建立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以政府公共服务带动社区服务发展的一种

新的探索与尝试。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拓展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建立引导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劳动保障、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进农村社区的机制，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同时积极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就业指导、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和技术技能培训、科技信息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农村社区的“一体化”管理带来的是办事流程简便化，一站式服务让老百姓不出远门就可以办理相关手续，说到底就是老百姓得到了更方便、快捷、省时、省心的服务。对于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以社区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伍为载体，组织动员村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农村社区服务活动中来，发挥农村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初步形成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和村民互助、自我服务有序发展的格局。

那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开展的到底怎么样？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结合的是否顺利？以我村为例，农村社区工作基础设施基本配备到位，一门式服务大厅、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特别是复印机的应用，极大的方便了当地村民的办事效率，老百姓在办理各类保险、就业援助、各类协议等相关手续的过程中，不必去集镇打印店，既省时又方便。对此，老百姓的反映很好，如果不是因为农村社区工作的推进，硬件设施也没有这么完备。第二，办事流程的下延，农村社区的功能放大。以就业援助办事流程为例，之前失业证的办理需要老百姓到瓶窑劳动保障所。现在农村社区的功能被放大，村民只要备齐材

料，到村直接登记就可以办理，同样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还有农村社区专用章的发放，很多事项不需要村委的章，避免了有人办事章不在，最后事情一拖再拖，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以上的例子都是老百姓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能深切感受的到，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农村社区建设给我们的农村带来仅仅是这些好处的话，我想那肯定是错了。农村社区是相比行政村等组织具备更好弹性的制度平台，它围绕如何形成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构建，注重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服务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凝聚力、认同感。我想如何构建这个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我们农村社区工作者最应该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而且这恰恰是我们工作中做的不足的，满足于现状，没有动员村民发挥首创精神，真真实现村民自治。而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不仅要强调“四个民主”，也要强调“三个自我”，提升群众的首创精神。可以说村民自治的发展决定了农村社区建设将来的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同时也是村民自治的发展的助推器。

我们该如何做好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我想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村民自治建设的助推器，所以在农村社区中突出“服务”这个理念，强化服务意识是首当其冲。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使之作为全村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建立和

完善农村社区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二是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民主建设，重点是突出执行力。建立比较健全的村务、社务和政务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服务流程，通过区民政局的统一指导，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打造数字化、信息化的社区，提高了农村社区现代化水平，提升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层次，；三是坚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衔接到位，大力发展农村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便民、利民和惠民服务，形成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互助服务、市场有尝服务相结合的社区服务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农民群众的需求；四是不断争取上级资金投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高起点、高标准，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社区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社区现有的服务设施。五是积极推进公众参与社区共管，努力实现社区作为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目标，社区居民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比较好的尊重，保障社区文化繁荣发展。

探索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必须不断总结和积累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通过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农村社区的不断推进落实，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的花朵必将绽放在余杭“品质之城 美丽之洲”这片热土。

泗溪村民委员会201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