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制度培育人才总结提高应诉水平
完善制度培育人才 总结提高应诉水平
杭州市房产管理局(2010年7月23日)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作为杭州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我局的诉讼复议工作呈现“点多、面广、任务重”的特点。房产管理具体行政行为尤其是房屋产权登记、城市房屋拆迁、物业管理、住房保障等,牵涉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因此,我局一直是市级行政机关中的“诉讼复议大户”。在市法制办和各级人民法院的指导帮助下,我局在应诉工作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诉讼复议工作的基本情况
从2001年至2009年,我局应诉的诉讼复议案件累计为533起,平均每年近60起。涉及产权登记、房屋拆迁、物业管理、公房租赁、房改审批、住房保障等各个领域,在全市行政机关中处于前列。
2009年,随着《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施行,以及《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订,房屋拆迁、房产登记制度调整较大,利害关系人维权意识提高等原因,我局诉讼复议案件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总计达到87起。其中行政诉讼案件比2008年增加12.3%,行政复议案件增加43.3%。具体统计如下:
在案件形式上,我局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共29起。其中,市政府受理的复议案件8起,省建设厅受理的复议案件21起。我局作为被告,各级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 51起(含13起二审
案件)。另外,市政府作为被申请人,由市房改办具体答复的行政复议案件1起;以市政府作为被告,由市房改办具体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6起(含2起二审案件)。在案件类型上,产权登记类24起,房屋拆迁类56起,房改审批类4起,住房保障类3起。在案件标的上,针对行政审批行为提起的31起,针对行政裁决提起的23起,针对信息公开答复提起的29起,针对信访答复提起的2起,针对行政不作为提起的2起。
二、诉讼复议工作的成果亮点
1、领导高度重视,严格落实首长出庭制度
我局领导历来高度重视诉讼复议工作,强调把诉讼复议案件作为规范和完善业务工作的强大推动力。通过诉讼复议案件的现实、生动教育,我局做出各项行政决策都把合法性放在第一位,并且从注重实体进一步深入到程序合法。例如:局办公会议讨论业务问题时要求法制处负责人必须参加;各种疑难个案要求法制处会签乃至直接主办;讨论研究的事项即使不涉及诉讼,也往往要求法制处向法院、市法制办认真咨询后再作决策,确保合法。
同时,我局领导身体力行,按规定多次开展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市中级法院在《2009年度杭州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报告》中,认为“从行政首长所在部门和系统来看,市房产管理局和公安系统的行政首长对出庭应诉工作最为重视。”对我局的诉讼复议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2、强化机构人员,坚持立足自身提升水平
我局诉讼复议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多年来坚持立足自身,自我挖潜。虽然面临繁重的应诉工作任务,我局依靠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办公
室成员开展证据材料整理、答辩状撰写、与审理机关沟通协调、出庭代理等一系列具体应诉工作。
2002年机构改革中,我局单设了局法制处,下属三个主要窗口单位产权中心、拆迁办、房改办分别设置独立的法制科室。同时,从2001年开始,我局每年均招录一定数量的法律本科以上人员,除直接安排在法制工作机构外,还充实到局系统各业务处室和单位,为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2003年,我局整合分散在各业务处室和单位的法律人员,创造性地成立了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几年的发展壮大,目前办公室成员数量已达到49人,其中法律专业本科以上人员达到37人,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由局法制处牵头,办公室成员平时各自从事本部门的业务工作,在面临法制工作任务时进行聚合,开展立法和疑难案件讨论、诉讼复议案件应诉、主持拆迁许可听证、对内审批案卷检查、对外执法检查和处罚、普法宣传教育等全方位的法制工作。
通过几年的实践摸索,我局依靠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力量,较好地完成了全局的诉讼复议工作,提高了应诉工作水平。同时,在得到专业性、实务性很强的应诉工作锻炼机会下,多名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迅速成长为局属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不仅成为我局依法行政事业的核心,也成为各部门业务工作的中坚力量。
3、制度健全完善,建立规范化的应诉机制
为日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做好诉讼复议工作,我局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善的应诉工作制度。2006年和2007年,我局两次制定下发关于规范完善应诉工作制度的通知,对案件统一收发、答辩审批流程、答辩期限、答辩质量等进行了明确规范,并组建了由行政执法领
导小组办公室骨干成员所组成的应诉小组。主要制定实施了以下几项制度:
一是诉讼(复议)案件交叉应诉制度。在保证应诉质量的前提下,为促进交流,提高应诉人员业务水平,对于每起诉讼(复议)案件,由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应诉小组成员中指派一名对口业务部门人员和一名其它部门人员共同出庭代理。二是诉讼(复议)案件集体讨论和反馈制度。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以及媒体关注的案件,在开庭审理前,均需召开应诉小组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分析。开庭审理后,还需对司法机关的审理思路、应诉中遇到的新情况进行专题汇报。三是诉讼(复议)案件“三次反馈”制度。为及时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加强与审理机关的联系沟通,要求应诉人员在每个行政诉讼案件开庭审理前、开庭审理当日、开庭审理后至少与人民法院分别沟通一次;每个行政复议案件中也至少和复议机关沟通三次,并将沟通情况、审理机关意见、疑难焦点等及时反馈。
2009年,我局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加强行政主要负责人出庭及旁听工作的通知,将市政府规定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进一步延伸到我局各业务处室和单位,从而促进各部门负责人更好的重视诉讼复议工作,提高依法行政意识。
4、完善业务流程,提高管理能力法律意识
多年积累的诉讼复议工作经验对于我局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局通过各种形式,力争总结利用好这笔财富。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以案学法、以案普法”,两次开展案例分析汇编活动,要求应诉小组成员、各业务处室和单位编写案例分析,并加以整理编辑,使其成为干部职工的重要工作参考书。二是开拓创新学习形式,举办了“模拟法庭活动”、“案例分析评比竞赛活动”等活动。或选取真实案例,模拟行政诉讼庭审现场进行对抗;或讲解真实案例,阐明分析思路,并对专家的现场提问进行答辩,均取得了圆满成功。三是不断促进行政管理的规范,我局的业务工作正是在一件件诉讼复议案件的推动下走向完善。例如:重点工程核发拆迁许可证时对法定要件怎样审核把关的问题;产权登记中市政府简复单能否作为直接依据的问题;测绘成果应当使用验收章还是备案章的问题;房改审批中如何保障同户居住人权益的问题等等,均通过案件的应诉总结而逐步规范完善。
5、沟通主动积极,与相关单位形成良性互动
我局在诉讼复议工作中,始终把加强与人民法院和复议机构的联系沟通放在重要位置。通过与法官、复议审理人员的汇报、交流和探讨,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有利的诉讼结果,更是为了深入思考业务工作、立法政策中的瑕疵、模糊和真空,从而得到在判决书、复议决定书上无法看到的收获。
即便在诉讼复议案外,我局也积极与人民法院和复议机构开展沟通互动。一方面,经常就疑难案件、立法政策等召开座谈会,或进行专题咨询,认真听取各界法律专家的意见建议;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司法界的有关研讨和培训,例如参加了最高法院组织的2009年“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论坛”,市中级法院组织的行政审判业务培训班等等,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三、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和建议
1、加强对依申请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规范
目前的诉讼复议工作中,我局感觉较为需要指导帮助的就是政府
信息公开案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一项新生事物,实践经验较少,标准未充分统一,尤其是涉及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房屋拆迁方面的依申请信息公开工作,矛盾较为集中,情况较为复杂,甚至不排除部分人利用信息公开申请进行“滥申请、滥诉”的情形。对此,我局也经历了一个从措手不及到逐渐规范的过程。但是,当前的实践中还是有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明确。
因此,为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我局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及时总结研究各类信息公开案件,组织开展讨论、交流和培训活动,从源头上提高信息公开答复水平;二是从政府角度出台相关的操作细则或指导规则,从法院角度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评判标准,从而使基层窗口单位能够有更加明确、统一的标准可以参照执行。
2、加强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协调帮助
近几年来,住房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焦点,我市也出台了一系列政府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但是,由于住房保障领域历史沿革复杂,政策效力等级普遍较低,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除了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外,也会对政府规范性文件一并提出意见。这充分体现了“司法监督行政”原则,对我局的依法行政工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已经执行多年,涉及面较广,一旦涉及个案层面,往往会给全局工作带来压力。
因此,我局建议:一方面在政府层面上与法院加强沟通协调,争取获得其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在起草和修改住房保障等政府规范性文件时,政府法制部门和法院能够提前介入,给予大力指导帮助,从而在政策制定出台之时就尽可能避免后续的问题。
综上,我局的诉讼复议工作在市法制办、各级法院的指导和帮助
下取得了一定成绩,展现了一些工作亮点。但仍存在许多需要继续完善的不足之处。我局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不断加强诉讼复议工作,切实提高我局应诉工作以及依法行政工作的水平。
第二篇:完善治理格局 提高治理水平
完善治理格局 提高治理水平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治理之道)
李曜坤 刘理晖
《 人民日报 》(2018年07月25日
07 版)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着力点,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比较多,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成本也比较高。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良性互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社会治理应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政府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单一主体转变为主导力量和兜底保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在党委领导下,政府的作用应更多体现在以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凭规划引导社会预期、用政策保障社会公平、靠监管规范社会秩序,实现从管治向服务转变。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专业化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使各种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探索构建由财政专项、政府采购、公益基金等构成的社会公共服务资金结构,为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进入城乡社区服务领域提供便利。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科学设定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范围和工作标准,遵循基层社会治理规律,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是新时代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确定城乡社区的规模和布局,摸清人、地、事、物等基层社会要素情况,按照便于治理和服务的原则进行综合治理服务平台和网格体系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网格化治理为依托,进行集成化、精准化、智能化治理。改革基层工作体系,健全因地治理、因需治理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将行政管理、综治防控、监管执法、公共服务有机整合为“一张网”,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在总结现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执法监管体系、协商调解体系、效果评估体系,完善部门间职能协调、信息共享、标准共建等协同共治体制机制。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在综治、信访、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立法进程。一方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及政府职能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根据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注重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第三篇:昆山市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 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昆山市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 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发布日期:201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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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集体学法三年情况回顾
昆山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过程中,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突出重点、强化落实,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不断加快法治政府建设。2009年2月制定出台了《昆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以制度形式规范市政府领导的学法活动。三年来,市政府常务会议共组织集体学法34次。市政府领导率先垂范,认真学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各部门积极准备学法选题,部门领导亲自进行专题授课;市政府法制办、司法局精心组织协调,认真编写学法材料汇编,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内容上求新。三年来,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重点围绕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所依据的上位法等方面组织学习,注重学以致用,切实提高自身依法行政水平。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本级政府举行了常务会议37次,其中安排专题学法内容的有34次,占92%,确保每月一次学法。内容上突出“新”字,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资料中,对每阶段新出台或即将实施的法律法规,专门以“新法速递”的栏目进行介绍,共涉及法律、法规和规章50余部。同时,“学法专题”栏目中对专题学习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了全文转载并作说明解读,共涉及法律、法规和规章34部,其中有当年新出台法律、法规和规章25部,如《食品安全法》、《行政强制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江苏省广告条例》、《苏州市道路运输条例》等,占比74%;修正后重新实施法律8部,如《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等,占比24%;此外还学习了国务院有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文件2件。
在时效上求快。每半年编制一次学法课题计划安排,并根据新法出台的动态情况,及时调整学法内容,让市领导在第一时间了解新法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时效上突出“快”字。如《保险法》2009年10月1日实施,2009年9月就专门邀请昆山保险协会负责人在第19次政府常务会议上进行辅导。《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实施,2010年4月安排在第26次常务会议上学习,由市政府法制办进行解读。《行政强制法》将于2012年1月1日实施,2011年8月召开的第38次常务会议上安排学习,与会领导还就今后涉及到的执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在效果上求实。针对一些政策性的变化,适时安排学法活动,效果上讲究“实”。如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后,2011年3月22日在第37次常务会议上由市住建局分管领导进行讲授,及时让与会领导了解新法的具体规定,为确保下一步贯彻执行做好准备。全市在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程序合法的工作观念越来越强,涉及强制拆迁的,均先通过听证、调解等形式解决。2011年11月26日第47次政府常务会议上学习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市教育局党委书记陆琪进行了讲解,内容简明扼要富有针对性,在学习结束时,路军代市长专门作了强调,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在昆山与美国杜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合作办学时,要认真学习领会法规精神,依法推进昆山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
在讲授上求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讲授人员的组织落实方面,有意识地请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来解读新法新规,这些同志的讲解都结合昆山工作实际,在讲授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分析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观点,虽然课程时间短,但内容上突出“深”字。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讲课更有针对性,也提高了各部门讲课人员对业务和新法学习的重视程度,对行政机关执法上水平起到推动作用。三年以来,行政机关一把手领导讲授的课程有规划局、国土局、民政局、人保局、文广局、统计局、食药监管局等10人次,占比达29%;行政机关分管领导讲授的有监察局、财政局、司法局、民防局、公安局、工商局、发改委、城管局、科技局、教育局、农委、地税局等22人次,占比达65%。
在作用上求优。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活动的开展,对全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起到了导向作用,突出了“优”字。三年来,每一次常务会议学法资料都及时通过OA办公系统下发到各区镇、部门,推动各单位领导干部集体学法。各区镇、部门均完善了本部门领导干部集体学法制度,认真落实学习计划,全市行政机关内学法用法已蔚然成风。这对全市领导干部牢固确立宪法至上和法律优先观念,增强法律素养和专业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附件:2009-2011年昆山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议题目录
第四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山西财经大学)
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行政的一个重要议题。2015年入法以来,在立法上存在诸多的问题,所以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立完善,可以提高司法资源利用率,节约社会资源。
关键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立法
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实施,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进行规定。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完善,既能够保障司法权威,又可以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建设。
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新《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与??施,以期达到公平合理的行政审判模式。各地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地方性法规。然而,我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现状不容乐观,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作出统一的规定,同时不同的地方法规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规定也存在很大差异。
(1)行政负责人概念界定不一
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以及规定,在“出庭负责人”的概念界定上就出现很大的歧义,暴露出各地对行政负责人的概念界定的指规范上的各不相同。对于“负责人”的概念更是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可分为三类:第一、所属单位的正职负责人,负责全局总揽工作。第二、行政机关的正职领导人和各部门的分管副职领导;第三、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从目前行政负责人制度的实施来看,一旦需要参加应诉,大部分的观点都是倾向与机关部门的法定代表人或“一把手”。
(2)应出庭案件的类型不一
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对于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该强制出庭还是提倡出庭,大多数的学术观点都是肯定肯定后者。从案件类型的数量上进行了降序统计,第一是“对执法活动进行干扰以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诉讼案;第二是本的第一例行政诉讼案件;第三是根据上级要求进行行政负责相关人进行应诉的案件;第四是同级别法制机关、服役机关以及法院要求进行出庭应诉的案件。从高到低的案件分类情况,可以清晰的看到三点现象,分别是缺乏实际的操作、缺失合理性的依据以及严重复用的现象。
(3)出庭的具体要求不明确
从研究的规范性指导文件中得出一个共性规定,每年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次数应该大于总行政诉讼案件的三分之一,但是这项规定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各地对于出庭应诉的数量标准没有统一,随意性太大。第二,从三分之一的这个比例上看,出庭的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第三,各地基数不一,参照三分之一的比例来说,如果本只有三件行政诉讼案件,那么行政诉讼负责人只需要参加一次应诉而已。
(4)负责人不能出庭的理由缺失
在新《行政诉讼法》中,针对行政诉讼负责人出庭的法定义务增加了关于出庭人的身份特殊性和不可抗拒的情况下,应当委托所属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出庭应诉。此条例的增加是合理的,但是也存在了一些漏洞,并未对不能出庭的特殊性和利益进行一个界定,会造成其立法目的的偏离和实施效果的差强人意。
(5)不出庭法律责任模糊
对应应诉责任追究的方面是相当薄弱的环节,具体的表现为:第一,模糊的责任制度、在现有的行政应诉追究制度上,对未遵守行政应诉规定的行为进行“司法处分建议”,并未明确承担的责任,因而造成不清晰的应诉责任。第二,不明确的责任主体,行政机关、受委托组织以及工作人员都可以是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同时没有明确对于行政机关委托的人员是否需要出庭。第三,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在收到司法处分建议后,行政监察机关或政府机关上级有权在内部进行行政处分决定,但是司法机关是不能直接进行不出庭应诉的处分。
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1)厘清行政负责人出庭的主体
细化“相应的工作人员”的界定,将非行政机关的直接负责人、主管以及分管负责人涉入其中,在行政机关正副负责人不能出庭时,作为一个优先选择项。这不仅完善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制度,同时加强了其实地落实操作的可靠性。
(2)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类型
在制定行政规章文件或进行司法解释过程中,整体将行政负责人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案件情况涉及主体特殊,例如被诉讼人是人大代表。而对于衡量重大程度的考量可以根据涉案人数、诉讼额度以及法律法规适应的负责程度。第二、根据审核案件的具体情况,人民法院认为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可以及时合理的将行政纠纷化解,即可要求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参加出庭应诉活动。对于第二点应该加以重点规范,赋予法院对出庭应诉通知书,因而达到提升司法机关的地位,更好的要求行政负责人参加出庭应诉。
(3)明确出庭的具体要求
构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行为的指引规范。在制定具体的操作规则时,应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重心转移在各地个性化需求上。围绕“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价值体现,一、针对庭前、庭上、庭后列出具体的行为指导,在庭前,应当对做好充分准备,即对案件和相关法律进行详细的了解。在庭中,应当积极参与应诉,作出有实质性、针对性的意见或回答。在庭后,应当严格执行法院的裁判,深入研究法院的司法建议并落实到实处。
二、针对情况复杂的行政案件,涉及的具体情况难以预判,在出庭数量无需作僵化的数字要求,可以考虑从正面激励的角度给予规范。
三、针对出庭责任的监管上,建议在“高效出庭”与“出彩表现”两方面构建机制,不断完善和改进,同时对形式、要件、程序、追债主体进行细化,从整体上惩戒机制提高操作性。
(4)明确不能出庭的具体理由
无论“正当理由”还是“特殊情况”,都界定为不能出庭应诉的理由,不仅没有表述出具体的含义,而且还给不能出庭应诉的理由给予了一定的适用空间。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司法审查和立法明确相结合的模式,产生互补的效应。首先由相关机关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进而给予法院审查的权利,实现“一理由一审查”模式。
(5)完善应出庭而不出庭的责任追究
发布具体且细化的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提出具体的细化建议如下:其一,对于行政机关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出庭应诉的,可以适用警告、记过处分;其二,行政诉讼案件将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在接到法院通知后,没有提交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应诉的,以及仅派工作人员参加应诉的,可以适用记大过、情节严重的适用降级处分;其三,行政诉讼案件将会造成较极大影响时,甚至引起网络媒体的关注以及上级领导重视的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仍有逃避或躲避的消极心理,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司法审判的,情节恶劣的,可以适用撤职、开除处分。
参考文献:
[1]江必新,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J],中国法学,2013年,(01)
[2]黄学贤,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机理分析与机制构建[J],法治研究,2012年,(10)
[3]章志远,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立法面向问题研究[J],学习论坛,2012年,(10)
第五篇:提高我市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
以创建“人才特区”为牵动
不断提高我市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
二、找准症结,直面问题,有的放矢
1、重视程度不够。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一把手对人才和人才工作认识不到位,对人才问题重视不够、研究不多,投入的力量和资金不足,在人才工作上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主要精力还是盯在资金和项目上。
2、工作合力不强。各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发挥不明显,对各成员单位缺少刚性要求,没有形成从上到下抓人才工作的合力。机构和力量“不到位”,党管人才缺少有力抓手,各级人才工作机构规格普遍偏低,人员少、兼职多、力量弱。如组织部工作分干部、人才、党建三大块,但干部和党建设科室多、人员多,人才就一个科共2人。目前, 除萝北县设有人才办,并配备1名专职人员,其它县区均未设专门机构和编制。
3、管理和运行体制不畅。人才管理条块分割、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人才的部门、地区、行业、所有制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三种体制之间的流动渠道狭窄封闭,使人才“流动难,难流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4、政策吸引力不强。与发达地区相比,人才待遇较差,奖励较低,扶持创业的资金更是和大城市差距较大,政策吸引力不强,-1-
缺乏连续性。出现外面人才不愿来,我市人才想纷纷离开前往大城市、发达地区求职的现象。
5、方法措施不妥当。有的对落实党管人才管什么比较茫然,有的在工作中上下一般粗,工作思路流于常规,留于应付。工作中,虽然有做好工作的愿望,但是思路窄、招法少,特别是不能根据党管人才的新要求,探索有针对性的工作载体,工作的针对性差,成效不明显。
三、大胆尝试,改革创新,全面赶超
建设人才特区,就是要在特定区域实行特殊政策、特殊机制、特事特办、率先确立人才优先发展布局,构建与发达地区接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才体制机制,要通过建设人才特区,大量聚集拔尖领军人才,促进各类人才全面发展,依靠人才智力优势,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科学发展优势。
(一)转变观念,打造凝聚人才的比较优势。
一是由坐等上门变为主动挖人。在实施“百名硕士研究生引进工程”之前,我们主要以“坐在家里等人才主动上门自荐”的方式引进人才,在人才的筛选和总体质量上处于被动。从引进百名硕士研究生以来,我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主动上门“请才”的实惠,即人才素质高、社会反响好。我们应从过去“剜到筐里都是菜”转变为“针对性选才”,将“等才”转变为“请才”。要针对我市经济社会急需紧缺的不同类型的人才制定上门引进方案,各单位、各部门也要对自己工作进行深入调研,全面掌握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制定专门的引才计划,主
动出击。
二是由管理人才变为服务人才。党管人才绝不是简单地把人才管起来、统起来,其价值和作用应当体现在各级党组织怎样为人才脱颖而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要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通过不断强化服务意识、转变服务职能、创新服务方式,设身处地的为人才考虑、真心实意的为人才着想、积极主动的为人才解难。如:组建立人才服务调查队,主要负责对新引进人才和现有高层次人才进行时时服务,对有关单位人才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增设人才服务热线电话,向社会公布,直接接受和解决广大人才的合理诉求。
三是由刚性引才变为柔性引才。由于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等因素制约,高端人才很少关注我们欠发达地区,比较直接和让人满意的刚性引进是难以完成的。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柔性引进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科技难题和缓和人才困境。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人才流动中的刚性制约,经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契约管理的非鹤岗户籍人才进行智力引进。如:借鉴工农区万源粮油公司经验,依托重点企业项目,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和科研成果转化平台,柔性引进国内外知名专家人才。
(二)健全党管人才工作的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规范有序的运行体系。首先要加强人才工作者队伍建设。各县(区)应完善人才工作专门机构,编制不少于2人,至少配备1名科级干部。其次,充分发挥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健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联席会议和
工作例会议事制度。建全完善重大事项报告、重要情况通报、专人沟通联络等制度。再次要完善督促落实机制。把人才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目标考核内容,明确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中人才工作专项考核权重。
二是确保充足的资金保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立2000万元“人才特区”建设专项资金、1000元的创新扶持基金主要用于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对创新创业人才提供资金扶持、补贴和服务,并将此类基金纳入财政预算。各县(区)相应设立不少于200万元的人才专项基金。积极争取上级给予支持,并注意吸引国内外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对 “人才特区”建设进行投入,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开发投入机制。同时,对全市人才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部门进行奖励。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在中央、省里各类媒体上大力宣传我市良好的引才环境、优厚政策、相关待遇。在市电视台黄金时段以字幕形式滚动播出建设“人才特区”对发展人才、服务人才方面的重要理念,在鹤岗日报开辟建设“人才特区”专栏,密集地宣传各县区各单位人才工作纪实及优秀人才事迹,切实做到人才宣传经常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声、电视中有影,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三)构建人才发展政策体系。一是人才引进政策。重点引进企业人才和创业人才团队,以招才引智提升招商引资,以人才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制定团队成批引进、核心人才带动引进、高新技术项目捆绑引进的有效措施;落实好引进人才的住房安置和在居留和出入境、落户、资助、薪酬、医疗、保险、住房、税收、配偶安置、子女就学等方面制定特殊政策,简化办事程序;将科技创新产品优先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政府采购合同。
二是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政策。构建“市校人才合作框架”市属企业和部门作为“就业实践基地”,高校作为“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基地”。完善各类人才参与培训教育的激励支持政策,探索与考核、评价和使用相联系的培训教育成果使用制度。实施优秀人才培训工程,加强与发达地区人才培训合作与交流,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率。鼓励和支持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才等生产一线人才到发达地区进修学习。
三是开放的人才流动政策。建立各类人才流动导向机制、柔性流动机制、流动激励机制及政策体系,突破体制性障碍,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建立人才和智力引进“绿色通道”,完善政府引导、市场配置、社会参与、协调运作的人才引进机制。创造“人才特区”内部自由流动机制,为克服我市某些领域结构性短缺,给予卫生、教育等部门自主权利,在编制指数不变的情况下,自主调配行业内各类人才,减少浪费和闲置,达到结构和数量平衡,发挥人才最大效益。
四是人才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建立促进各类人才就业创业工作协调机制,研究促进就业创业重大问题。完善创业带动就业的产业、税收、财政、失业保险、信贷等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支持
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和网络载体功能,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发展规划服务。
五是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政策。落实国家有关人才向基层流动的优惠政策,引导各类人才向基层流动。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制度。建立健全城区优秀人才支持基层政策,以“千名专家下基层”为载体,每年引导一批教师、医生、农业技术推广等各类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到基层工作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