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体育思想史资料
体育思想史资料
一、导言
1.什么是观念？它与思想有何关系？
（1）观念：观念不同于思想。观念是思想的原形，而思想是观念的系统化。观念的变革可导致思想的变革与发展。研究思想史要从研究观念开始。什么是思想？什么是体育思想？它与体育思想史有何关系？ 思想：思想是指人的理性认识。
思想这种理性认识，必有一定的规定性：系统性（整体性）、理论性、实践性
体育思想：体育思想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产生、检验和发展的并服务于体育实践的系统的理论知识。体育思想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此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
体育思想史:体育思想史是关于体育思想产生、变革与发展的规律的一门学科。体育思想史学科是体育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
体育思想史学科具备的特点：历史学科的特点、阶段性与连续性、时代性与民族性、变革性与继承性、依存性与独立性等。3 体育思想史研究什么？ 体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1）以中外体育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
（2）研究涉及范围广：
中外有史以来，体育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不同发展时期，体育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相同发展时期，不同思想派别和体育家、教育家的体育思想发展及特点。
体育思想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关系及它与一般体育实践的关系等。4 体育思想史研究原则主要有哪些？（1）正确处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系。（2）正确处理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3）正确处理哲学观与体育观的关系。（4）正确处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5）正确处理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5 研究体育思想史的方法主要有哪些？（1）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比较法等
（2）方法：断代研究法、专题研究法、针对个别思想家、教育家、体育家的体育思想专门研究法等。
（3）研究方法应综合运用。
一、古代西方的体育思想
1、如何正确理解原始社会的体育观念？
（1）实践中，原始社会必然形成和发展一些身体活动观念。（2）观念上的身体活动远远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体育。（因为它未与生产劳动脱离）
2、古希腊的体育思想有何鲜明特征？
（1）崇尚户外运动，运动竞技的优胜者被视为民族英雄。
（2）体育的国家职能、社会职能及教育的作用被全社会公认。
（3）古奥林匹克精神—和平与友谊、公平竞争、追求人体健美、奋斗精神等。（4）斯巴达城邦的主要体育思想—体育军事化、体育终身化、推崇女子体育。（5）雅典城邦的主要体育思想：
＊注重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相结合＊体育终身化的教育思想
3、古罗马的体育思想有何鲜明特征？（1）继承与发展一定的古希腊体育思想。（2）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 氏族时期，体育思想以体育军事化为主。
＊ 共和时期，思想以“希腊式”教育为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 帝政时期，体育思想以享乐观赏、修身康体为主。
4、如何正确理解主要教育家的体育思想？
（1）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美德即知识、体育教育具有鲜明的国家职能 主张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2）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
＊ 体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体育（体操）与健康应建立交融关系。
＊ 体育促进人的身心发展
＊ 体育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城邦的捍卫者。（3）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
＊ 主张体育与德、智、美育教育相结合。
＊ 体育教学要依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 体育教学内容及身体训练强度应据儿童情况而定。（4）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
＊ 教育应培养有教养的罗马人。
＊ 提出人文主义性质的课程体系。
＊ 军事体育是培养未来雄辩术专家的重要课程手段。（5）昆体良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主要著作《雄辩术原理》
＊ 重视学校教育，重视教育。
＊ 改进教学方法，强调因材施教，分班教学。
＊ 强调教师的素养——严中有爱，为人师表等。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体育思想
1、文艺复兴运动发展阶段有何主要特征？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一个时代潮流，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动的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
第一阶段：14世纪初-15世纪中叶，文艺艺术萌发时期
第二阶段：15世纪中叶-16世纪末叶，全盛时期
第三阶段：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发展时期（人文主义文化）
2、“人文主义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1）学术、艺术的复兴是人文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2）人文主义以“人性”为世界观核心：
1、肯定人的价值、人的能力，认定主宰一切的是人。
2、肯定人是生而平等的，以此反对封建等级观念。
3、肯定现世生活的幸福与享受。
4、强调个人“能力”和“知识”的作用。
3、人文主义的教学思想有何特征？
（1）提倡儿童身心和谐发展。
（2）重视人文学科教学。
（3）尊重儿童人格；重视儿童个性及学习兴趣。
（4）注重教学中思想情感的陶冶。
（5）重视教师的作用。
4、如何正确理解主要教育家的体育思想？
（1）维多利诺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提倡“完全教育”，以发展人的精神、身体和道德为教育培养目标。强调体育与智育相结合，重视身体的健美锻炼。注重学生自觉学习，独立创造。重视教学环境陶冶的作用，突出师生情感与友谊。（2）蒙旦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唯实主义）教学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强调重在“人”的培养。提倡心智与身体的同等教育与教学。主张个别化教学。注重教师的作用和素质（3）莫尔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提倡“乌托邦”式的理想教育。主张“全面发展”的教育与体育思想。强调体育与健身、休息、娱乐相结合。（4）康帕内拉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太阳城》：提倡全民公共教育。主张身体与智力协调全面发展。强调体育内容的多样化。重视女子体育。倡导强身健体与军事训练相结合。
三、近代西方的体育思想
1、如何认识近代教学思想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启蒙运动的爆发等
2、近代教学思想发展有几个阶段？
（1）17世纪—现实主义教学思想：思想分裂时期，代表性的教育家：培 根、夸美纽斯（2）18世纪—儿童发展理论的初建：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时代；代表性的教育家：洛克、卢梭、裴斯泰洛奇等。
（3）19世纪—传统教学理论的形成：继续变革、深入完善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诞生；代表性的教育家：赫尔巴特、斯宾塞
3、资产阶级传统教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1）教学任务以传授知识为主。（2）教学对象以接受知识为主。（3）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4）教学内容的科学化。
（5）教学过程的心理学化。
（6）教学方法的直观性、启发性。（7）按班级授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等。
4、近代教学思想主要流派有哪些？各有何特点？
5、如何正确理解主要教育家的体育思想？
6、卢梭的儿童自然体育思想与夸美纽斯的体育自然法则有何不同表现？
（1）卢梭的儿童自然体育思想：自然主义教学思想；强调儿童为教育的中心，身心两健极为重要；主张体育必须与教育相结合；体育要服从自然法则
（2）夸美纽斯的体育自然法则：教学思想成体系（教学目的论，教学方法论等）；“适应自然”的原则；学校体育实行“按班级授课制”；提倡“三八制”；学校体育 “间操制”等
7、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主要特征是什么？（1）个人全面发展的体育观
（2）体育应为无产阶级服务
（3）体育是社会实践活动
四、现代西方的体育思想
1、西方现代教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1）重视“人”的地位和研究
（2）重视教学的科学化、民主化
（3）重视知识、智力与个性的和谐发展
（4）百家争鸣，学派林立
2、人本主义教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代表人物：马斯洛（美）、罗杰斯（美）
（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2）强调个性与创造性的发展
（3）强调学生的直接经验
（4）主张学生自我选择，自我发现
3、终身体育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1）教育过程的统一性、连贯性、永久教育
（2）教育目标：培养新人，使人“学会学习”
（3）终身教育理论的奠基人是保尔〃朗格朗（法）
4、如何正确理解主要教育家的体育思想？
（1）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 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全面和谐发展理论”
◆ 体育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健康教育是其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高尔霍费尔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主张“体育教师培训制度”、“校医制度”
◆强调体育课结构“三段式”教学
◆自然体育思想
◆提倡体育课程教材体系化
5、顾拜旦的体育思想核心是什么？
（1）教育是其体育思想的核心
（2）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与文化艺术相结合（3）体育促进人体均衡发展，超越并完善自我（4）体育增进世界的和平
（5）竞技运动的公平、公正、公开（6）重在参与
6、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1）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2）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3）强调竞技运动公平与公正
（4）提倡参与、竞争、公正、友谊及奋斗原则
五、古代中国的体育思想
1、夏、商、西周时期文教政策思想的变迁对教育与思想发展的影响作用是什么？（1）夏、商、西周是古代教育的开创时期，培 养人才是其教育的主导思想。
（2）夏、商、西周三代的文教政策经历了一个由“野”至“文”的过程，是教育的进步与发展。（3）三代的文教政策均沿“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前进的，包含着对前代政策的继承与批判。
2、“六艺”教育的基本内涵是什么？（1）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教育理念。
（2）礼教为“六艺”教育的首位，是集宗 教、政治、社会伦理于一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3）“六艺”—六门课程，即礼、乐、射、御、书、数。（4）“六艺”教育中的“射、御、乐”三艺与军事体育与训练密切相关。
3、孔子的教育与体育思想主要有何特征?（1）以“礼”、“仁”为核心的思想
（2）尚武
（3）文武兼备、诸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和谐发展教育观）
（4）武德（“仁”、“智”、“勇”）
4、通过儒家体育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比较研究，请揭示两者一脉相承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什么？P345（1）“天下为公，大同世界”———— 和平、友谊、团结、进步
（2）“君子之争”————公平竞争
（3）“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
（4）“自强不息”————更快、更高、更强
5、道教、玄学、宋明理学等教育思想对体育思想的发展有何影响作用？
6、古代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1）重生命延续，养生导引
（2）提倡寓乐于教
（3）崇尚武勇
（4）提倡通过嬉戏来健身
六、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
1、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史发展的鲜明特点是什么？（1）西方体育思想的传入
（2）西方体育思想与传统体育思想在排斥与吸收中并存（3）在不安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沿革与发展
（4）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了政治思想上截然不同的三种体育思想
2、近代体育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3）“强国强种”的尚武体育思想
（4）军国民主义的体育思想
（5）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学校教育主张
（6）自然体育观
（7）“土洋”体育之争
（8）军事化体育观
（军事、体育教育、练武、军国民、民主与科学、实用主义、自然体育、国粹主义、民族体育等多元体育思想。）
3、近代女子体育及体育思想是如何发展的？
（1）教育应以女性的自然性为出发点
（2）强调女子社会适应能力的训练、自主能力的培养（3）废妇女缠足，倡女子体育(“习体操”)，促妇女健康
4、军国民教育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1）军国民教育基本内涵：培养国民具有尚武精神和军事素养、祛除文弱娇柔的习惯、强身健体、能文能武、旨在抵御外侮、富国强民。
（2）体育思想：尚武教育，卫身卫国；教育的目的；全民皆兵；“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体育军事化
5、美国“自然体育”对学校体育思想有何影响作用？（1）学校教育理论系统化、方法化。
（2）学校体育教育性目标具体化；功能扩大化。
6、如何正确理解主要教育家的体育思想？
（1）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倡导“完全人格教育”（五育并重，和谐发展）；主张军事体育教育与训练；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及普及性；提倡“尚武精神”（2）毛泽东早期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重视体育（“体育是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体育的作用是“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身体锻炼应遵循原则。
（3）恽代英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使所有学生身体强健。提倡学校体育不断改革。强调学校体育的系统性、全面性、渐进性、适应性等原则。（4）杨贤江的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普及体育，反对“选手体育”；重视体育的生理、心理科学依据；体育与卫生相结合；体育为社会服务
七、现代中国的体育思想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与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1）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2）教育的宗旨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教育具有时代特征及民族特色
2、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各是什么？（1）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 提倡国民体育，“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
◆ 提倡体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国防体育思想)
◆ 提倡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体育运动经常化思想
◆ 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外交体育思想
（2）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坚持改革发展特色的体育思想
◆“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爱国体育思想
◆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伦理体育思想（3）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实行全民健身战略的全民体育思想
◆建立健全体育法规的法治体育思想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辩证体育思想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4）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是体育工作的根本目标。
◆突出人文奥运的思想理念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以阳光体育运动为代表发展全民健身体育活动）
◆关注体育改革，推进体育进步，逐步实现体育现代化。
◆提倡体育兴国战略思想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育思想
3、新课程《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对传统教学大纲的扬弃，它集中体现出的学校体育思想是什么？
（1）鲜明的时代特征（2）《标准》集中体现“健康第一”思想、主体性教育思想及终身体育思想（3）《标准》的实施是对传统的学校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变革发展
4、“中华体育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顽强拼搏。
5、“人文奥运”思想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1）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精神（2）展示民族灿烂文化
（3）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4）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的和谐发展
第二篇：宪法思想史
三、宪法学的历史发展宪法学作为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明晰的历史轨道，因此，对宪法学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把握这一学科发展的脉络。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宪法学更加繁荣。
（一）宪法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1．萌芽时期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从思想渊源来说，思想家们就宪法中有关问题进行的分析和阐述，则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从古希腊、罗马到封建社会末期，就是宪法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萌芽时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乌尔比安、福德斯库、博丹和科克等。在他们的思想中，与宪法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的主要有政体问题、法治问题、关于基本法的问题、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呼唤，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近代宪法的颁布实施，宪法学也开始进入初创阶段，并随着资产阶级宪政实践的不断推进，资产阶级宪法学者的不断探索，而日益完善，从而在19世纪末最终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宪法学。因此，从资本主义形成到19世纪末是宪法学的创立时期，其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埃斯曼、戴雪、狄骥等。尽管格老秀斯等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学家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宪法学说，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宪法与宪政问题所作的阐述不仅深刻、独到，而且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除继续讨论政体、法治、主权等问题，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外，还涉及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分权、政治法等问题。
2．创立时期在创立时期，以政治家和政论家身份阐述宪法问题的主要有美国建国前后的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马歇尔等人。当然，在这一时期真正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宪法学的创立和成熟做出更为直接贡献的还是以宪法作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宪法学家。主要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宪法学家。在德国，盖尔伯为适应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立宪君主制的现实，构思了德国国法学体系，提出了国法学的基本原则。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后，拉班德奠定了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基石，叶林涅克作为19世纪德国宪法学理论的完成者，也致力于法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完整化和系统化。在法国，由于其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是大革命中奠定的，因而其一开始形成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学色彩。一方面法国的宪法学通常不包括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宪法学不包括的内容，如政治制度、比较宪法制度、政党、舆论、压力集团等，法国宪法学则都予以研究。在19世纪后半叶，推动法国宪法学发展的学者，主要是埃斯曼等人。埃斯曼是法国古典宪法管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法国现代宪法学的创始人，其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国宪法和比较法纲要》中。在英国，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宪法学家是戴雪，其宪法学理论核心是两个部分，即议会主权原则和法的统治原则。在日本，宪法学诞生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其主要标志是1889年6月伊藤博文出版的《宪法义解》一书。1897年前后，日本宪法学进入了形成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首先是一木喜德郎的《国法学讲义》。
3．发展时期在20世纪，尽管有些国家宪法学理论尚未全面展开，但就世界范围而言，宪法学毫无疑问处于繁荣和发展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宪法学，以及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一大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又出现了虽然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宪法学范畴，但在内容上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国家要求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愿望的宪法学，从而使宪法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而丰富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德国，宪法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围绕宪法本质问题出现了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派和以鲁道夫•斯蒙特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学派，在宪法学基本理论方面出现了规范主义宪法观、决断主义宪法观和综合过程论的宪法观三大派别。在法国，狄骥和马尔佩是20世纪前期最为著名的宪法学家，狄骥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引入宪法学领域，创立了法国社会连带主义宪法学理论。马尔佩受欧洲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提出了法的一般理论必须在分析法之后得出的观点，从而变革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宪法理论。随着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法国宪法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其主要特点仍然是宪法学与政治学合为一体，许多宪法学原理融于政治学理论之中。在英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获得了发展，这种发展主要围绕坚持、补充、批判戴雪的宪法学理论而展开，其代表人物是詹宁斯。除围绕对戴雪学说的评价之外，现代英国宪法学还涉及一些其他重要课题，主要包括英国宪法的历史发展，英国宪法的渊源，宪法的概念、范围和性质，国王、内阁、议会、法院及相互关系，地方政府、政党、文官制度，法的统治，英联邦组织，英国与欧共体、公民身份、移民和引渡，各种自由与权利的保障等。在美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初的美国学者们日益强调宪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行为科学理论为基础，宪法学重点研究了司法行为和最高法院判决的决定过程。70年代以后，围绕宪法解释的基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解释派和非解释派。此后，批判法学研究也推进了美国宪法学的发展。日本在1910年前后，宪法学进入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美浓部达吉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宪法学初步形成，以及与此唱反调的以穗积八重为代表的保守宪法学理论的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学既继承了战前宪法学的合理因素，又根据宪法的价值发展了宪法学理论，最突出的表现在：强调“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强调比较宪法学的必要性；重视“宪法解释学的实践性”等。
（二）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1页。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法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学两大阶段。为了便于从宏观上科学地把握宪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可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萌芽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宪法学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在此期间，通过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介绍和中国应进行立宪思想的提出，人们对民主宪法、共和、议会等问题的认识开始从直观走向理性并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即是宪法学在中国产生的萌芽状态。日本宪法学在中国早期宪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萌芽形态的中国宪法学是在中西宪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鸿年等，代表著作是王鸿年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宪法学著作——《宪法法理要义》（1902年版）。2．形成时期从1991年到1930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已从分散的理论与知识，形成为初步容纳各种宪法学知识的体系。随着宪法学说的发展，宪法学教育也开始在中国得到发展；同时，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研究宪法学的组织机构；此外，对外国宪法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从单纯介绍日本宪法转向介绍研究欧美国家宪法的状况，还开始出现采取比较方法研究宪法和宪政的比较宪法学著作，从而使宪法学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3．发展时期从1930年到1949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宪法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时期宪法学发展最具特色的是宪法学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的产生。就宪法学的专题研究而言，五权宪法理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的重点。就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来说，一些进步学者既研究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又对苏联宪法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这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发展，也为在中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4．新中国宪法学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初创阶段，学者们根据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探讨了宪法学的理论问题，试图建立系统的宪法学理论。1957年到1965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宪法学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缺乏，研究成果也基本上属于宣传性、注释性的内容。1966年到1976年，由于宪法实际上名存实亡，宪法学者们也失去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因此，宪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以后，特别是1982年宪法制定和颁布以后是新中国宪法学走向恢复和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章
古希腊的宪法思想
一、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四种政治制度，分别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柏拉图对这四种政体分别给以了批判。第一个是斯巴达政体，这是一个军人掌权的国家，他们争强好胜，贪慕虚荣。第二种是寡头政体，从荣誉政治中产生，在社会采取财产私有制后出现，是一种根据财产标准确定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穷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崇拜财富，贪欲之心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奢靡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争、内战很容易爆发。第三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他们打着人人平等的口号，不加区别的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者。这种极端化的自由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第四是僭主政体，这个应该说是从民主政体发展而来，民主制下极端的放任和自由使人民不屑于任何的约束，不管是个人还是法律，最终走向了极端的奴役。那些起初扮演穷人保护者的人民领袖利用民众的力量获得政权后便开始鱼肉人民，当人民发现他们培养和拥护的人的真实面目时，“他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了”。这就是僭主政治。
柏拉图详细的评述了四种政体，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并没有接着给我们一个可以替换这四种政体的理想政体。到他的《法律篇》，在他的新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两种国家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其他政体形式均由此演绎而来。“一切其他政制实际上都是这两种母制的变种”。因此，如果要选择自由与法律的密切结合，在一个国家中就要有具备这两种因素的政体。
所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在法治的大框架下，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混合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制”。这是一种在节制、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只有在在这种“ 混合政治”中，自由、和平以及智慧等政治精神才能真正的生根、成长并获得很好的发展。在这种政治观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他曾经批判的四种政体都不是一种体制,而只不过是一些体制的主导性成分, 只有这种“ 混合政治”才是现实的最优体制,才是各种善理念的现实的体制根基。对于君主制和民主制，柏拉图曾说“一个是极端的服从,一个是极端的不服从,那么其结果在两个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 可以看出，柏拉图在此揭示了极端君主制的极权法则与极端民主制的自由原则,这两类权力原则由于违反权力的制约
原则而在现实中无法取得理想的结果。柏拉图主张以法治为核心内涵的混合政体, 在法律统治下的“混合政治”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政治模式，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二、亚里士多德
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第二章
古罗马的宪法思想
一、波里比阿
叙述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强调，罗马人能够在战场上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优秀。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对罗马共和国政体做专门分析。[3]在《通史》的开头，波里比阿就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人是如此偏狭、如此漠然，以致他不愿意寻找罗马人是用什么方法、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在不足53年的时间里，将几乎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如此成就，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4]在第3卷有关全书计划的说明中，他再次声明要对罗马共和国政体进行专门研究；第6卷称“我已经多次明确指出，我一直认为这一分析是我的计划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5]因此，波里比阿特意在第6卷、当罗马于坎奈遭遇惨败后的关键时刻，中断有关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专门论述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以揭示罗马政体在其命运最低谷时所具有的优越以及坎奈之后的逐步复兴。[6]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政体循环论。
波里比阿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存在过6种基本政体，其中3种为正常形态，分别是王政、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另外3种则是正常政体的变态，更准确地说是堕落形态，分别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对政治社会的产生，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因为时常降临到人类头上的灾难，如洪水、瘟疫、饥荒等，人类的大部分被消灭，知识和社会制度随之湮灭。随着幸存者人口的重新增长，人类再度组成集团。“因为他们天然的弱点，我们只能期待他们同类相聚，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体力和勇气超群的人成为领袖，统治着其他的人。” [7]因体力和勇气而树立的统治，被称为君主政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类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王政观念开始诞生，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善、正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观念。”所以，王政与君主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每个个体开始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和义务意识，而它们乃正义的发端和目标。” [8]王政时代，统治者虽仍是一人，统治方式却与君主制下不同，王的统治“被他的臣民们自愿接受，对臣民的统治诉之于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 [9]国王们修建宫室，建造要塞，为人民开疆拓土，给他们创造优良的生活，并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同。
二、西塞罗
第三章
中世纪的宪法思想
一、教会法学派
二、人文主义法学派
三、马基雅弗利
四、布丹
中篇
近代宪法思想
第四章
宪法与启蒙运动
一、科克
二、孟德斯鸠
三、卢梭
四、休漠
五、康德
六、黑格尔
第五章
宪法与近代革命
一、洛克
二、潘恩
第三篇：管理思想史
科目：管理思想史
学院：
班级：2008
姓名：
学号：20080511404
历史与社会*历史学 级（1)班 郎治伦
浅析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及对中学课堂管理的影响
作为一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师范类本科生，在本学期选修了“管理思想史”这门课程后，受益良多。其实，在以后的中学课堂生活中，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运用到法约尔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太多的伟人提出了纯理论的或者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理论，但是在这其中，我最为推崇的是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他被人们尊称为“管理过程之父”！代表作是《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同泰勒的科学管理主张不同的是，法约尔从总经理的办公桌旁，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管理理论体系；这不仅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这是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基础所在。他第一次从经营职能中独立出了管理活动；提出管理活动所需的五大职能和14条管理原则。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一般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一般管理理论的内容简介：
（一）、独立管理活动和分析管理五大职能
法约尔首先从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管理这6中基本的企业活动中把管理和其他活动加以区分，这成为了以后的管理过程学派和组织理论的重要基础。
法约尔把管理活动划分了五大职能，分别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就如同在课堂上，现实按照课前设想进行教学，再在课中组织学生学习，并调整好学生的学习状态，这个时候的班级就好比一个有了良好的管理系统的企业。
1、计划是否具有统一、连续、灵活和精确的特性，对管理工作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整个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
2、组织职能则是进行管理活动的基础，组织职能就是要建立企业的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
3、指挥职能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促使其人员发挥作用、减少无效耗费的过程，使组织成员的活动得到保证。要进行有效的指挥的话，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a.对职工有深入地了解；b.对组织和职工之间的协定要很了解；c.对组织要进行定期检查，并使用概括的图表来促进这项工作；d.召集主要助手开会，以便统一指挥和集中精力;e.力争使组织成员团结、主动、积极和忠诚；
4、协调职能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和力量，即要分清主次，就是使事情和行动都有合适的比例，从而良好的协调好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进度。在课堂上也应当协调好学生之间的学习进度，立秋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5、控制职能是管理活动的最终手段，是用来防止和改正在执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没有控制，其他四种要素活动的效果既得不到验证，也得不到保证。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有 ：首先是要及时采取行动；其次是要检查人员应具备必要的条件；最后则是应注意控制的度，避免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这也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能够良好的把握住学生的心理变
化，控制好课堂教学的方向！
统观以上管理的五大职能，这五大职能互不干涉，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它们基本概括了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具有全面性；管理活动浓缩为五大职能，简洁易懂，具有很强的简洁性。法约尔提出的这五大职能的三种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后人难以取代。管理是以计划为中心的各个管理职能交替发挥作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法约尔被人们称为“管理过程之父”。其实，当课堂上能够良好的运用这五大职能过后，课堂也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管理的十四大原则
1、劳动分工：这是合理的利用个人力量和集体量的最好的方法，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了可能；
2、权力与责任：权力指挥与要求别人服从的力量，权力与责任二者互为因果，有权必有责；
3、纪律：纪律对于企业取得成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几率是企业同雇员之间关于服从、勉励、积极、规矩、尊重的契约；
4、统一指挥 ：一个下属都应该接收而且只应接收一个上司的命令；
5、统一领导 ：凡是具有同一目标的全部活动，仅有一个领导和一套计划；
6、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要考虑的首要目标，获得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
7、合理的报酬：薪给制度应当公平，对工作成绩与工作效率优良者应有奖励，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既能够奖励有益的努力和激情，又不超过合理限度，达到双方的满意；
8、适当的集权和分权:要根据本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应改变集权与分权的程度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了现代管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和原则问题;
9、等级制度:在取得授权的情形下,不同部门的低层级管理人员越过上级权力与信息链直接进行沟通与交流,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同时也是执行权力的路线;
10、秩序: “凡事各有其位”(各有其位，各称其位)，即保证一切工作都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
11、公平:善意和公道.公道是执行已订立的协定,善意地对待员工,关注平等.12、保持人员稳定:任何组织都有必要鼓励职工做长期的服务，因为这是组织相对稳定的基础所在；
13、首创精神:是创立和推行计划的动力，也是企业发明和建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可能性的大小的关键点；
14、人员的团结:全体成员的和谐与团结是企业发展的巨大力量，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最大的力量，努力地实现组织内部的和谐，避免组织内部的纷争和分裂！
对于这是四点原则来言，课堂中老师应当尽量的保持在教学事务中的公平、有序、团结、积极向上，并且老师也应当合适的估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以求学生的主动积极的学习！
二、对法约尔管理思想的分析与评价：
（一）、法约尔的贡献
法约尔是“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他对于管理过程和管理组织理论的开创性
研究，其中特别是关于管理职能的划分以及管理原则的描述，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后来成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以后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重要依据，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历程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法约尔系统性、理论性的提供了科学的管理理论构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适用于各行各业，给实际管理人员带去了很大的帮助。法约尔还强调要使管理真正有效，还必须积累自己的经验，并适宜地掌握合理运用这些原则的尺度。
（二）、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局限性
1、管理原则缺乏弹性，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完全遵守；
2、有些概念关系还有些混乱：如管理与领导之关系，领导之于指挥、协调、沟通等。
三、法约尔的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约尔指出管理理论具有普遍性，因此，他认为可以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通过进行管理教育来培养所需的管理人才。因此，法约尔的管理思想还具有计划的重要性；管理教育的重要性；管理的实践性。如果一个老师良好的理解的法约尔的主张过后，又能够很好的运用到中学课堂上的话，那么法约尔的主张就是一份很好的课堂管理守则！遵从这些守则，有助于良好的进行中学的课堂管理！
第四篇：思想史意义
试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史意义
2006-1-2 阅读2816次 本站网友 青青草 发表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内容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前此所有的旧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立，使文学价值观念逆转并引起接受对象的迁徙，文学性质由此发生根本转变，文学创作立足点也发生根本转移，文艺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从而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史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导延安解放区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当时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后，更是直接制约和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面貌。一般学者在研究这一历史文本时，多着眼于《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意义及其在解放后对中国大陆文艺界所产生的影响，鲜有从社会思想史角度来反思和定位《讲话》的作用和影响。《讲话》从发表至今已逾60多年的历史，从当下社会语境来看自有其局限性所在，但若放在整个文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讲话》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讲话》的出现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言路发生了转变，引起文学研究中价值论、作家论、读者论等方面研究的彻底变化。从文学理论史的角度来说，研究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以及未来的中国文论发展，《讲话》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下面我们分而论之。
一
《讲话》在思想史上的首要贡献就是它彻底颠覆了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学价值观，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
文学的价值取向是文学价值构成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价值取向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的接受目标或曰文学的归宿问题，亦即一个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这一问题成为各种流派和立场的理论家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就连自由主义文学家也说这一问题“实在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1]。
在文学价值取向问题上，中国历代主流文学，其创作目标或者说接受对象，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文学不过是统治者精神消遣的对象，有时也可以充当他们“治国安邦”的工具。无论是“载道”的文学还是“缘情”的文学，都是统治阶级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因子，无论它们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多大程度的同情，充其量不过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文学，而不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载”之“道”，是统治阶级的驭人之“道”，所“缘”之“情”，是封建贵族和士大夫官场失意的牢骚之“情”或恣情山水时的娱乐之“情”。广大穷苦的劳动者是无法进入文学创造和表现的领域之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大都离劳动者的生活太远，再加上，广大劳动者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文学只能是游离于他们精神世界之外的东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在它引导下的解放区文学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如何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问题。《讲话》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亦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的问题。[2]《讲话》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尽管“文艺为工农”的发明权并不在于延安《讲话》，但《讲话》无疑把这种观点和精神系统化了。
《讲话》还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新方向，给文艺工作者树立了一个新的人生观，并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前此所有的旧的文学
观念和审美原则，使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文学发展的历史要从此改变和重写。
文学价值论牵涉到话语领导权问题，在文学活动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作品由谁来写、写给谁看、怎样来写？站在社会上层人、知识精英的立场还是站在底层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写，最终又是为谁来服务，其结果和面貌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与创作过程中主体与接受客体即读者问题的解决是密切相关的。
二
文学创作主体论问题与价值论关联最为紧密，这一问题在《讲话》之前始终悬而未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难题。文学主体论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也就是一个为谁写作、怎样写作的问题。这一问题自“五四”以来一直是文学界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只是由于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始终没有结果。
从历史上看，自“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从创作实践上看，“五四”新文学革命，其作用和影响基本上止于知识分子圈子内，与底层民众关涉基本不大。这一情形虽经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冲击，亦未见大的改变。沦陷区一位评论家在探讨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道：“左翼作家联盟号称以工农大众为读者对象，写描写工农痛苦的文章”，这样一来，“虽然题材是广泛了，而文学的实际并没有像那些题材一样的属于民众。即使描写工农的作品，也是出于文人所想像，至多不过是观察了的。因此，文学还不真正是一般民众的。”[4]这种认识明显看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即文学不属于人民大众的原因在于作家没有真正深入大众生活，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想大众之所想，再进一步说，就是没能够真正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表达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讲话》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解决。《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5］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6］。解放区在延安整风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说到底，文艺创作上的“大众化”或“化大众”问题不是“普及”与“提高”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为谁写作的问题，即带有实质性的立场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价值论方面的目标才能开始实行。
当然，创作主体思想的变化离不开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精神现象的产生及发展，毕竟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此外，接受主体的文化水平及审美趣味，也制约着文学作品的传播。仅仅从创作主体因素着手，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对此，冯雪峰做过精辟的概括：“人民大众之文化的要求，谁都明白是和政治的及生活的要求和斗争相一致的，而首先„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是民主的政治，是他们从重重的压迫与剥削下解放出来，是他们生活和地位的真实的改善，以及反映和协助这种要求与斗争的文化和
文化生活。”[7]这一看法可谓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决定文学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经济、政治如果在实质上根本不反映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仅凭文学家们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根本上无济于事。杨晦所说的国统区文学虽然“一直沿袭着„五四‟的，或者是说再加上大众文学的传统”，对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有过深入和热烈的讨论，却因为远离劳动大众的翻身解放这一主题，“不能正确地了解这个问题的发展来由，所以，争来争去，始终不曾捉住要领”[8]，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后来，文学家们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作家臧云远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大众化”问题虽经长期探讨终无结果，过后“批评家们提出„要向生活的密林突进‟，但没有把问题解决，延安方面可把这问题解决了——请看《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批评家也无话可说”[9]。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相应的经济、政治条件缺乏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为大众”的文艺。“革命文学”难以达至自身的目标，国统区文学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解放区文艺界得到解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她所领导的广大解放区建立了工农兵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具备了解决文艺服务目标的社会基础。在经济、政治利益上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共产党，必然也要制定出相应的服务人民的文艺政策。从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的发展情况而言，《讲话》之前，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了文学大众化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延安讲话不过是这种思想的合理延伸的结果。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经过文艺整风、各种形式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观念深入人心，经由政策化的引导，被确立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权威观念。在此观念之下，广大解放区还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文学思潮，涌现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工农兵作家，创造出了一系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充满清新的气息和健康的情调的作品，满足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
三
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关注也是《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文学接受方面的问题在《讲话》具体表现为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创作主体论紧紧连在一起。因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看，但写给谁看完全取决于创作者抱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创作完成以后，作品需要投入到接受主体即读者的接受教程中才能产生作用、发生影响，但影响的效果，即作品思想内容的好坏和艺术水平高低，则取决于接受者的评价，因此文学评价的标准顺理成章的成为文学接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读者地位的确立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接受美学的焦点所在，《讲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分析与接受美学有着质的区别。接受美学赖以建构的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中的平等理念，它所指称的读者对象是模糊、不具体、没有阶级和社会地位区分的读者，而《讲话》的出发点则是基于阶级论之上的人性论，它所述及的读者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其指称对象是具体的，有明确的身分限制。
《讲话》在文学思想史甚至社会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讲话》发表之前，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剥削阶级的文学家们能够完成这方面的任务，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作家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不要说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文学，就是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相比，《讲话》的发表也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方向转折。因为，“如何使文学之„为工农‟的方向获得真实彻底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新文学建设之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问题”[10]。“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立，使得文学活动中价值观念发生逆转，接受对象发生迁徙，从而使文学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和转折，文艺从此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成为人民自己需要而且从此也能得到满足的精神工
具。1949年7月，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观念下，文学家们开始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作的对象和目标。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11]，“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12]“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3]。在这种情形下，“五四”以来进步文艺界久争未决的“„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正确解决的途径”[14]。
新的接受之维确立以后，文学创作的要求及文学评价的标准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工农大众既然成为文学接受的中心目标，则以表现工农大众这一目标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成为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邵荃麟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今天的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更主要的是从我们周围比较熟稔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面貌，去感觉他们的爱与憎、愤怒与欣悦，从琐屑与平凡中间去窥察他们的新生与没落的过程，从各阶层的生活细节中去看到他们意识的矛盾、变化与孕育状态，从这种方向上以达到典型创造的境界”[15]。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能否满足工农大众的精神需要，既是衡量作家创作目标的政治尺度，也是判断作品艺术性的一个标准。从能否满足大众精神需要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理论家往往把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具体化为“为工农大众”这一价值目标。黄药眠谈及文学的政治性特征时说：“今天，把接近人民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当作为考验作家生活态度的基本前提是非常适当的。把文艺之政治倾向性更加强调，把现实主义，更具体化为：„写广大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写广大人民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是非常之正确的”[16]。对于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艺术评价标准也仍然无法脱离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和要求。理论家们在探讨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性等问题时，也首先强调这一点。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何其芳提出：“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上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17]。邵荃麟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艺术评价的标准与文学接受目标的关系，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是不能和它的社会的历史性独立开来的”，“我们总喜欢以能使知识分子同自己起共鸣的思想感情作为决定艺术真实性的标准。这多少是知识阶级独霸文化的传统观念”。他认为站在大众以外的立场“去衡量艺术”是一种“旧的美学观点”，“只有属于大众的，能使广大群众起共鸣的，富于现实斗争功利性的艺术，它的真实性才更广大，它的艺术力量也更强”。以服务工农大众这一价值目标作为文学批评艺术标准的重要尺度，邵荃麟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政治的要求，其实也是艺术本身的要求”[18]。
尤其是40年代后期，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一功利主义的文学要求成为普适性的新的美学原则，延安“讲话”所确立的文学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思想已成为批评界的共识，“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人民——其中的最大多数是工农——服务，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些模糊的„为文艺而文艺‟或„超阶级‟、„超斗争‟的文艺思想，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19]。在此情形下，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批评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主流方法，既是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发展的产物，也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文学自身选择的结果。
文学及其理论要随时代而变化，但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与最终服务目标必须是从广大的普通民众，这一立场和宗旨不能变。这一文学理念，是《讲话》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讲话》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抹去的一页。
第五篇：中国思想史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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