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教育方法学》有感

第一篇：读《教育方法学》有感

读《教育方法学》有感

《教育方法学》是我拜读的佐藤学教授的第一本书。作为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撰写了数部教育论著。在本书中，佐藤学教授综合概括了近三十年来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同时也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本书聚焦教学、学习、课堂、课程、教师、教师教育、教育信息化等方面，整理分析了最新的教育学知识与问题，揭示了新的教育实践的方向。通读本书后，收获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佐藤学教授在书中提到，各个时期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家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紧密联系的，当时周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会给他们的思考带来很大影响。比如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的教学技术就是以当时出现的印刷术为原型的。《大教学论》将“教授学”与“印刷术”结合，组成了“教刷术”这一新造词。在这个以印刷术为原型的“教刷术”中，教科书是“原版的读物”，教师的声音是“墨水”，儿童是等待印刷的“白纸”。这让我联想到，现今社会，随机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学校教育也正又一次经历着巨大变革。以数学课堂为例，它早已不再仅仅是一只粉笔一块黑板的课堂，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软件正在广泛地进入日常教学，比如几何画板、图形计算器等的出现，让教师能够更加直观的向学生展示各种函数与圆锥曲线的动态变化过程，有效提高了课堂效率。另外，“互联网+”的理念也正在逐步渗透到高中教学中。因为互联网，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不仅仅局限在学校课堂，它甚至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老师将知识点的讲解录成小视屏放到网络，学生在家就可以自行观看学习，大大延长了学习的长度与“学校”的宽度。微课、MOOC、翻转课堂，这些因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型实物必将对今后的教育教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到，因为语言以及传播途径的限制，最早的知识是掌握在少数使用拉丁语的特权阶级手中的，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知识与学问。尽管目前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推行了30年，基本扫除了目不识丁的文盲，但是更高层次的高中教育与大学教学覆盖率仍然有限。几百年前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大量知识被快速印刷到数量繁多的书籍上而受到广泛流传，也许现今的互联网可以像那时的印刷术一样，利用一台计算机与一根网线，为那些没有机会走进大学课堂的人们架起他们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佐藤学教授在本书的第九章“计算机与教育”中也专门提到了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给教育造成的深远影响，认为计算机的出现带来了教育史上继文字和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三次文化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与认知革命。在承认计算机给教育带来各种利好的同时，他也理性指出了计算机教育的危险性，如可能会使学习陷入形式化，会加剧个人主义学习，使教室与学校的公共性解体等。因此，我们需要探求的不是会使用计算机的教育，而是不被计算机所“使用（牵制）”的教育，计算机教育需要一边批判性地探讨这种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及危险性，一边探索前行。

第二，关于教学模式的转变问题。“教”与“学”是每天都会发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活动，佐藤学教授在本书的第五章“教与学：意义与关系的重建”中重点介绍了教学的概念、学习的定义域理论以及教学的模式。芝加哥大学教授杰克逊最早提出了两种教学概念：“模仿模式”与“变化模式”。“模仿模式”指的是以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习得为基本的教学方式，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教育中占支配性地位；而“变化模式”是将促进学习者思考态度及探究方法的形成作为基本理念的教学概念，它将“教学”定位为文化的再创造（改造）而非文化的传递。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既是知识与技能，而“渔”是指学习知识与技能的方法与能力。与追求同步地、高效地传递大量知识、技能，通过个人间的竞争促进学生熟练掌握知识的中国、韩国、日本的“模仿模式”相比，欧美的教学中则以每个人都进行多样的、个人的探究、表现、互相分享，并承认差异的“变化模式”为主。前者追求“学会”，后者追求“理解”。在日常课堂中可以看到，“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也在逐渐被我们中国的教师所摒弃，教师们也会尽量在课堂上设计一定数量的探究性学习，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与创造性。在日本，也有许多教师希望从“模仿模式”变革为“变化模式”。但是在努力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待这样两种模式。比如佐藤学教授在书中提到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作为“消除贫困”一环而普及的以黑人子弟为对象的“补偿教育”中，许多学校推进了基于学习的个性化与个别化的“变化模式”的教学改革，但这种尝试中的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原因是白人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化完全不同于尊重伙伴与合作的黑人共同体文化。可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受教育者，两种教学模式各有利弊，每一个都不能被轻易否定。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我个人觉得应该充分考虑学情，把握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对不同的知识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鱼”和“渔”双管齐下，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最大层度的提高教学效率。

以上即是假期对本书通读后的所思所得。对于书中部分章节提到的一些教育理论与教育概念目前还不甚了解，需要日后再细细品读，相信能够常读常新，也必将对我的日常教学带来巨大的帮助。

第二篇：教育方法学读后感

读佐藤学的《教育方法学》，让我获益良多，而且继续萌生出多读几遍的想法。

教育方法学是一门从理论上探究教育实践的方法及技术原理的学问。这门学问比较独特，是根据在教育过程中所产生的实践性问题的对象领域，如课堂、学习、课程、教师等所形成的学问体系，它是与教育的价值、伦理、技术的选择与判断相关的实践学，教育哲学、教学论、教学研究、课程研究等构成其主要研究领域，具有很鲜明的综合特征。这本书的信息量很大，现仅从学校教育模式、课程与教学等方面谈一些学习的体会。

学校教育模式的确立

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学校教育模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并成型的呢？

学校存在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教育是那些特权阶层（如贵族、宗教人士）的一种福利，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到，平民百姓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第一次将所有的公民作为教育对象，以期来实现平民教育这一公共教育理想的教育家是夸美纽斯，他的《大教学论》向我们描述了他的这一理想。受到当时欧洲印刷术、活字印刷所带来的文化普及的影响，夸美纽斯在设计公共教育的教学技术时，充分借鉴了“印刷术”的原理，其中，教科书是“原版的读物”，教师的声音是“墨水”，儿童是等待印刷的“白纸”。在他的眼里，儿童是等待获取知识的一张白纸，教师给他什么，他就能得到什么。同时也可以看出，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当时周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印刷术），会给他的思考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也让我们联想到，今天能够成为引领教育改革方向的教育家的人，大致会将“互联网＋”中的一些核心思想作为他的教育观念的。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诞生两个世纪之后，由裴斯泰洛奇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并与教育方法的探究相结合，为近代学校制度的确立提供了蓝本。在此之后，赫尔巴特进一步对学校的课程和教学进行了规范，他的《普通教育学》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学发展的原点。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教育学与教育实践剥离并分裂开来。赫尔巴特从心理学的原理出发，提出的学习四阶段理论，经过齐勒尔的充实完善，到了赖因这里，形成了“准备、提示、比较、总结、应用”的五段教学法，对世界各国的班级授课制的普及与定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我们今天最为常见的学校教育模式的确立，要归结为芝加哥大学的弗朗克林·博比特。他是课程科学化开发理论创始人，是他最早以产业主义工厂、企业为原型，将教育过程系统化的。在博比特的课程科学理论中，学生是“原料”，作为教育目的的“理想的大人”是“成品”，教师是“作业员”，督导员是“工段长”，校长是“厂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是“工厂经营者”。博比特将工厂的“生产目标”这一词置换成“教育目标”之后，“教育目标”第一次在教育文献中出现了。

看看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否就是按照博比特的理论来运行的呢？按照企业的流程化管理的特点，将学科的学习内容按照均值的、单向的时间进行分割并组织学习，重复进行测试目标达成度的考试，按学科、学年、校务内容分工的教师组织，以及企业经营为蓝本的学校运营等，全部都是以产业主义的生产线为模型的学校教育模式。如果仔细对照博比特学校模式设计，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做的还不到位，比如说督导员，也就是监督教育教学质量的人，很长时间内形同虚设，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起来。

博比特的这种以“教育目标”为中心来组织教学过程，实现学习过程的效率化，对教育结果进行“质量管理”测试，以工厂生产过程为样本建立测试体系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今天学校教育的基本结构。而博比特建立这样的理论，至今也不到100年的时间。

在整个20世纪，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对现存的教育模式感到不满，孜孜以求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从大的方面看，大体有四种教育模式并存：

第一就是“社会效率主义”为代表的博比特的产业主义模型。设定明确的教育目标，力求学习过程效率化并对教学成果做量化评价是其主要特点。

第二是以“儿童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杜威学校的教育实验。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两个词：“传统教育”、“现代教育”，所谓的传统教育，即以赫尔巴特、齐勒尔和赖因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所创建的按照五段教学法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所谓“现代教育”，就是以杜威为代表的新教育革新运动，强调学校教育的中心不应该在教学内容和老师这边，应该转移到学生身上。

第三篇：读《法学教育的理想》有感

读《法学教育的理想》有感

“当自觉对法学稍有感觉时，大学的课程表上只剩下半学期的课。”这种对专业的不自信感，是因为“法门深似海”、法学过于艰深非，笔者这样资质愚钝的学生无力掌握？还是法学教育出了问题、没把我们教好，要负“产品责任”,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CNKI,遇到了北大法学院葛云松教授的《法学教育的理想》一文（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于是对以上问题有了些许感想。

葛教授文章，贯穿着对清华大学何美欢教授的追念，本文在此也对先行者深表敬意。

葛教授在文中对法学教育的描述非常真实、坦率：“（大陆学生）一方面能对前沿的、深奥的东西如数家珍，滔滔雄辩； 另一方面不屑学习基础知识，对基本知识只有单薄的、贫乏的认识”、“在大多数的课程中，学生只要大体留心听讲，考前突击一下笔记即可取得不错的成绩”.笔者在大部分课程学习过程中也有这样的感觉，大部分课程只是对知识体系的解说，而这种知识体系的输入——似乎并不需要什么专业能力——识字就行。

一种专业教育有没有效果，检验法则就是经过这些教育的人和没有经过这些教育的人有没有差异。我也参加过很多讨论活动，一些奇奇怪怪的问答让我不得不怀疑6500元的学费是否合理。面对一个案件，有的人是说个结论，然后一个大帽子一扣：“这不公平”、“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侵害了合法权益”;有的人倒能说个专业概念：这违约了、这侵权了、这正当防卫呀，解释理由却是乱七八糟，各种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混在一起乱说；还有一种现象是，根本不去归纳要件事实，而是把一堆未经“提纯”的原始事实罗列一起，就自以为完成论证了。

嘲讽这种现象，绝非我自觉良好、没有类似问题，我也经常被批“无逻辑”云云。但值得反思的是，以上这些东西，一个没学过法学的人也能搞的来，“公平”“诚信”这些大概念谁不会搞？“违约”“侵权”这样的名词也容易学嘛，罗列事实这种工作更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做了。要是法律工作真能如上文那样处理，学费降到650元，对学生也是“显失公平”.问题出在哪？出在“专业”这个词上，什么专业素质才是法律人特有的？我们没搞清。这是断案的能力呢，还是立法的能力呢，还是评论的能力呢？葛教授比较德美法学教育后提出：“法学教育应以法官能力为导向。培养法官能力，主要是培养法教义学上的知识和能力。”我对此也深表赞同。法教义学，简单的说，就是成文法主义下的法律解释与适用学。法律适用，无非就是在法律和事实间搭起桥梁。法律这一边，需要架桥，因为法条那高冷的文字和艰深的术语不是仅仅识字就能把握的；事实那一边，需要架桥，因为原始事实是杂乱无章的，需要我们对照法条进行筛除与整理。桥搭起来，案件也就明了了。当然，在这运用之间，少不了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但这并不主要，解释到位了，公正不会偏离太多。正如葛云松教授评论道：“法律解释以及法律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无形中浸润于其中所包含的法治精神。最理想的法学教育是，一个法律人哪怕亳无理想主义的色彩、满心名利思想，但是当他阐发法律问题、解释法律条文时，却可以将法治的精神贯彻在其中。相反，一个法律人如果充满对”法治“的激情，却不懂得如何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它，仍然不是合格的法律人。”

反思我们的法学教育呢，的确是法教义学不昌盛、不发达。依管见，本科阶段绝不要教学生怎么现行法如何落后、如何去“批判创新”,而是扎扎实实教基本理论，传授“读懂”法律的技术。民法中的请求权基础方法，刑法中的犯罪构成分解方法，这都是基本技术。笔者非常同意一位授业恩师的观点：为什么王泽鉴教授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在大陆这么“受尊重”,在德国、台湾无此风靡？因为这些基本方法在“法解释学昌盛”的国度太寻常了，就像在共产主义神州大地，人人都有唯物主义头脑，所以介绍“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小册子不会再热卖。话虽这么讲，要解决问题，现阶段还是要提倡、宣传这些基础性读物，甚至说就是套路。

问题发现了——就是我们专业技能不行，基本套路没学扎实。那么解决方案呢？葛云松教授提出的方案有：加大基础课程比重、开展案例研习课、本硕六年连读等。当然，这些方案都困难重重，加大基础课程，宪刑民学科鼓掌，其他学科一定拍砖；开展案例研习课，专业教师、时间配置都是问题；本硕六年连读，教育部决策可能一考虑就是十几年。当然，视及我们华政这样的老牌院校，改革更是不可能了：很多学生的主干课居然是一二百人一起上的，这还案例研习个什么？老中青教师思想观念、知识背景各异，法教义学能否得到普遍认同还是个谜，遑论普遍落实。另外的趣事是，现在市校两级领导喜欢“飞行检查”,狠查逃课，殊不知学生皆是经济人，若课真有用，他们岂能浪费学费不出席？都是只抓形式，不搞实质。当然实质内容，上海市、学校都解决不了，他们也只能抓形式、搞套路了。

葛云松教授最后说，“如果医学院的教学质量差，让不合格的医科学生变成医生伤及无辜患者，医学教授们恐怕应当心中有愧。不合格的法科毕业生的危害性似乎并非这样明显、直接，但是其对法治事业以及社会的伤害却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自求多福，自求少作孽，祈祷轮到我们这拨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时，不要对社会“伤害甚多”.

第四篇：方法学验证（精选）

主要验证分析方法的可行性 含量方法学 首先肯定要有系统适用性、溶液稳定性、专属性、精密度（重复性或中间精密度）、线性、耐用性、准确度、检测限、定量限

一般一个项目从小试开始、中试、放大 放大最少是三批作为验证批 验证批一般内容一般有工艺验证、清洁验证、成品检验、然后开始稳定性的考察、到稳定性第六个月就可以申报到省局 这个时候就要写申报资料 质量这块主要负责10、11、14号资料（以前版本）现在一般是CTD资料 主要负责3.2.s部分。省局受理后一般一个月后来现考，主要检查所有的检验记录、仪器使用台账、对照品使用台账。通过后有动态批送检，合格就送到国家局 等批件，这就要很久了 稳定性考察还要继续进行一般长期到36个月 上面是一个项目的主要流程、制剂还要进行处方筛选，一般在小试、中试是进行、方法学也在这个时候进行（主要含量、有关物质）固体还有释放度，原料有残留溶剂、其他已知杂质都要有方法学的支持 针剂也要有处方的筛选、临床稀释液相容性、管道相容性固体分速释、缓释、口崩、混悬等这些都不同、从工艺到方法学都不同

实验室的所有仪器都必须通过验证、校准才能用、外教一般是华南计量所的每隔一年一次

（液相两年一次）这中间、每半年应该有一次内部校准、每一年又一次验证（做了验证可不做内角）

紫外、红外也一样

第五篇：读“幸福是什么”有感(方仪)

读《幸福是什么》有感（骆方仪）

“幸福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是细想起来，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时常激励着我，又时常困惑着我。从孩童时代到现在，我对在“幸福”这两个字的理解都不同。

牙牙学语时，我认为玩具多，布娃娃多，便是最幸福的;跨进校门的我，认为学习成绩好，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就是幸福的；我还幻想着将来成为一名老师，让每一个学生学到知识，学会做人的道理·······那一刻有多么的幸福······然而，直到今天，我读了《幸福是什么》这个故事时，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这篇文章讲的是：三个牧童为了给过路的人带来方便，砌了一口井，得到智慧女神的称赞，智慧女神让三个孩子自己去寻找各自真正的幸福，约定十年后再在井旁相见。十年后，三个已经是青年的牧童，经过十年的寻找，分别成立给人看病的医生，种田的农民和什么都干的普通人。他们认为能够给他人带来方便就是幸福。

读了这篇文章，“幸福”这两个字不再使我那么激动，也不使我那么疑惑，它是那么”平凡”，但又那么”圣神”。说它平凡，那是因为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说它神圣，是因为它意味着无须回报的奉献。

我想，只要我努力学习知识，学会各种能够为他人带来“幸福”的本领，将来成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一生都将在幸福中度过。

2012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