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时期小说创作成就和发展
新时期小说创作成就和发展
耿富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学创作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新时期短篇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一支最突出的部分，它取得的成就是建国以来无与伦比的。
如果我们把建国后十七年小说创作的原则概括为有限的革命现实主义，把“文化大革命”十年概括为反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则完全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表现了相当充分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
具体来看，新时期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破禁区之一
——— 写社会主义现实的阴暗面时期即文革造成的伤痕，所谓“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内容主要表现为对“文革十年”里“四人帮”罪行的揭露。作品的主旋律是写苦难，写悲剧，1 写哀痛，是对“四人帮”累累罪行的控诉；对无数受害的干部、知识分子、“知青”以及一些普通群众的不幸给予同情和抚慰。这类文学最早发表的短篇小说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另有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牧马人》、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叶辛的《蹉跎岁月》及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
二、突破禁区之二 ——— 反思历史的“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的主旋律是感情的愤怒的发泄，激动有余而思辨不足。它继承了伤痕小说大胆揭露的特点，但是它的内容深度和涉及时间的广度要远远超过了伤痕小说。它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曲折性，写出了贯彻“左”倾政策而制造的人“妖”颠倒的现实，也描写了老干部的自省意识。如古华的《芙蓉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和张弦的《记忆》等。
三、突破禁区之三 ——— 改变“车间文学”的模式，反映当前改革内容的“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主要反映企业管理的改革，如蒋子龙 2 的系列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后传》；后涉及到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再后着意描绘改革中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
以上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沿着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是对以往革命现实主义的恢复，并且有所发展。它的发展表现在对以往设置的某些禁区给予勇敢大胆的突破。而且这些作品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路线出发”，改变了过去只准唱赞歌的所谓肯定的现实主义写法，实事求是地有啥写啥；对于十年**以及文革前党在工作中的错误路线，极“左”思潮种种表现，尤其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给予大胆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有人把它称做“暴露”文学。暴露党和政府自身存在的缺点，在过去这是被视为禁区的，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家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把革命现实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在军事文学打破了战场和训练场题材的局限，开始接触到军人心灵的 3 矛盾和斗争，涉及到军内不正之风的揭露。如写军人的情感、爱情。
另外，新时期小说还相当深刻地表现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而人性和人道主义在以往则被看做“修正主义”的同义语，然而现在它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文学殿堂。
四、突破禁区之四 ——— 小说样式的变化 新时期小说不仅内容深化，而且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在现实主义同一特点之下，有故事结构的传统式小说；有纪实性的纪实小说，如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前者是根据1985年5月1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因中国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一场比赛引起的**撰写的；也有以反映民风民俗的乡土小说；还有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现代派小说。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这股现代派思潮，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而出现的。最早有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但他并未照搬福克纳和海明威，而是把西方意识流某些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小说“杂交”，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意识流”，如他的《布礼》和《海之梦》；另外还有荒诞小说，如谌 4 容的《减去十岁》；新小说派小说，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如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小说创作模式。
五、“西部文学”的出现
“西部文学”主要写西部地区生活，表现在西部生活着的人的生活形态，如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绿化树》；既有历史意识的荒芜和凄凉，又有正在开发的乐观与希望，如邵振国的《麦客》；还有表现“粗犷、豪放”风格的，如雪漠的《大漠祭》；另有很浓“人情味”的，如陈放的《大漠与孤烟》；同时，西部文学也有“悲剧美”的特色。
六、文学的寻根和“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主张从“民族文化”、“各地区文化”和“古代文化”中寻找文学的营养、文学的源泉。“文化寻根小说”主要代表人物有韩少功，作品有《爸爸爸》、《女女女》及《棋王》的作者钟阿城及《老井》的作者郑义。
七、新现实主义小说（新写实小说）
到了80年代末，小说创作出现新动向，一些作家既不热衷现代派小说，也不甘心死守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以一种崭新的面孔出现，这就是新写实小说，也称新现实主义小说。它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要求文学反映本质的真实，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写生活，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主张写“生活的原生态”，还有一种“生命意识”，还要写“凡人琐事”，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描写人生，写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睡。对生活的撷取，似乎随意拈来，但它却能让读者窥见某些人生的真谛。代表作有刘恒的《伏羲伏羲》，后改编成电影《菊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
八、“创作群体”的形成
首先是北京作家群，他们的“京味”小说表现了自己的特色；随之是西部作家群，包括陕西、山西两省的作家在内，他们形成新时期西部小说的格局；然后是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作家，表现京津一带的乡土风 6 格；还有湘军的所谓“茶子花”派，带着农村知识分子眼光看取人生。这些新的或在原有基础上形成的作家群落，大大丰富了新时期小说创作阵容。
整体来看，新时期小说的内容，表现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小说创作向生活纵深推进，作家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规律，大胆地在“人”字上做文章，突出写人的命运和遭际，把作品内容深化到人的本体意识并揭示其深广的社会意义，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过去是为人们所讳言的禁区，新时期则成了文学普遍的主题，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到谌容的《人到中年》，再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人道主义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阶段。从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呼唤，到呼唤人性复归，在更深层次上挖掘人存在的真正价值，再到提出人与人之间应当获得精神上的理解，从而把对人的关心和尊重推向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世界。
总之，新时期小说对于“人”的揭示，不仅升华到人道主义思想高度，而且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以往那种用善与恶、勇敢与懦弱、公德与自私等等简单的归纳法给 7 每人贴标签的模式；作品里的人，不再是干巴巴抽象的阶级共性代表，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个人独特命运的文学形象，这不能不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成就。
第二篇：建国60年发展成就和总结:卫生事业
庆办：
建*60年来，我*卫生事业在*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关注下，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卫生医疗机构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人民群众的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一、回顾我*卫生事业的发展成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建*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期。全*从仅有一个四
人的诊疗所，逐步发展到几家*直医疗单位和部分乡镇卫生院。卫生事业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只靠赤脚医生“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为群众缓解病痛。人民群众的健康缺乏有效的保障。在此期间，***是克山病、大骨节病和地甲病三大地方病的重病区。同时麻疹、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全*医务工作者在*委、政府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防治工作的巨大胜利。
二是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我*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卫生局的功能得到加强，各个乡镇都成立了卫生院，各村都设立了卫生所。三级卫生网络得到了巩固和完善。计划免疫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86年全*儿童免疫建卡率为95.2%，至1990年建卡率达99.5%，四苗覆盖率达88.4%。全*儿童的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三是进入21世纪至今。在 “十五”期间，随着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卫生事业发展较快，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全*有*人民医院、中蒙医院、疾控中心、妇幼保健所和卫生监督所等5个*直卫生事业单位，有17个乡镇卫生院，197个村卫生室、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30家个体诊所。有卫生技术人员790人，病床总数为203张，全*有医疗用房852100平方米。拥有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影像增强x线机等大中型先进医疗设备52台套。可以开展脑部、胸部、腹部等较复杂的手术。建起了***中心血库，取缔了流动血源，推动了无偿献血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控制了艾滋病、肝炎等血源传染病的发生。
四是近年来，在卫生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全*卫生人克服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种种困难，进一步整合了卫生资源，卫生系统的服务功能得到加强。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提高了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一是完成了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建成了疾病控制中心办公楼、妇幼保健所办公楼建设；启动并实施了结核病控制项目和妇幼“降消”项目。“十五”期末，我*婴儿死亡率和5岁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16.26‰和17.26‰；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0；四苗接种率均达到95%以上；乙肝疫苗纳入了常规免疫范围。二是深入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监督工作。深入开展了以城乡卫生环境集中整治和以灭鼠工作为重点的“除害灭病”大会战，使我*城乡卫生状况均有了很大的改观。加大了对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和食品卫生的监督监测的工作力度。有效净化了我*的医疗和食品市场。三是取得了抗击“非典”和防控禽流感的重大胜利。在卫生经费和医疗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卫生人按照*委、*政府的指挥，不惜一切代价，全面投入到防治工作中去，再一次体现了“白衣天使”的“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道主义精神。四是在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我*合作医疗工作抓住了解决农民看病难和改善农民就医条件两条主线，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广大农民得实惠。2006年参合农民为15.3万人，参合率达到84.5%。合作医疗基金总额达到837.57万元。通过报销制度九个半月的实施，共为32682人核销医药费用313.02万元。受益面达21.5%。2007年我*参合农民达162218人，参合率达90%。筹资额达892.2万元。今年前四个月共为23902人核销医药费用278.54万元。切实减轻了农民医药费负担，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二是转变了农民的就医理念。合作医疗开展以前，*外住院率为51.6%，*级住院率为32.3%，乡镇卫生院住院率为16.1%。合作医疗实施后，*外为12%，*级为33%，乡镇为55%。农民过去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农民有病乱投医的观念也在逐步改变，基本上达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三是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2006年依托项目投资1000多万元，对霍尔奇等4所乡镇卫生院和*中蒙医院进行重建，总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另外我们通过争取缓助、项目匹配等形式为乡镇卫生院筹资170多万元，购进了大批医疗设备及救护车，增强了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功能。特别是通过积极争取，加大了卫生项目争取力度，将8所乡镇卫生院和*人民医院列入了国家建设项目，其中*人民医院将建设7000多平方米门诊病房楼，中蒙医院建设8600平方米功能用房并实现整体迁建。今年还将新建2200平方米医疗后勤中心服务楼。8个乡镇医院将新建、改建、扩建6000多平方米病房楼，通过以上的项目建设使我*医疗卫生
第三篇：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摘要：西安作家创作心态虽幽微复杂，但有迹可寻。从历时性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80年代西安小说创作呈现出务实求变的青春心态，而90年代以来则是颓废与复兴心态纠缠交织在一起。应从西安 历史 地缘文化、社会 政治、世纪末情绪等多个向度人手，结合作品个案梳理西安小说作家纷乱的创作心态，探索冲出西安文学精神危机的路径，倡导借鉴京派和海派等文学流派，创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安派”文学。
关键词：西安作家；文化心态；小说创作；安派
当今 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资源，要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与 发展，则需要把握时代脉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传承与吸纳，从而建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西安文学曾是那样辉煌，如汉如唐，诗文并茂，简直就是国家文学的象征、世界文学的翘楚和骄傲。即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赞美不绝。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却大抵像古城一样废弛颓败、荒凉一片，渐渐疏离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倒是在陕北延安，文学 艺术 高举工农旗帜，成派成风，蔚为大观。于是并非单纯因为政治或党派的原因，人们对现代延安文学的关注与对古都西安文学的忽视居然构成了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种对比(情形有些类似于“延安学”与“西安学”或“长安学”)。进入当代，西安文学开始发出较为响亮的声音。所谓“白杨树派”隐约现身，一些知名作家会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当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带，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从事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 中国 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增势甚显。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历史文化性格既重传统亦讲发展，既容纳万有又自具特色。时至世纪之交尤其近几年，在大力提倡“人本·发展·和谐”的社会语境中，西安人对此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和更好的发扬，正在致力于创造更具传统特色、时代气息、人文内涵的现代西安，努力彰显西安气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西安作家大显身手，跻身中国当代文学重镇，成为“陕军”中的主力，使陕西省成为令人心仪的“文学大省”。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 经济 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发展折射到文学天地中，同时也必然渗透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中。这样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 研究 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取向，它不只可使我们通过文学创作与作家心态的嬗变更好地把握时代风云的变迁，而且使我们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搏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发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精神生态层面的变异。
当年曾名噪一时的“废都文学”所发生的变异或转型，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为“废土废都文学”(笔者曾给出的一种命名)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废都文学”显示的废都心态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并与西安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要将废都文学即西安文学与陕西文学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古都西安文学的命脉及意蕴。我们既要关注描写西安的作品，也要关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题材广泛的创作。当然，陕西(包括西安)作为中国文学大省，作家队伍庞大，文化心态相当复杂，要想无一遗漏地概括是极为困难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当代作家，主要是指长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协、文联系统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协中“农裔城籍”的“驻会”作家(即陕西省作家协会聘的专业作家，会址在西安市建国路)，他们是西安文学的主力军；同时本文还将论题的时间主要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今。这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态主要呈现出务实求变的复兴青春心态；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经受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信仰虚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态呈现出斑驳复杂的中年心态，有较多废土废都的颓废的一面，却也不乏摆脱落后、渴求进步、振奋进取的另一面。这两个时期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但更有着深切的嬗变。
总体上来讲，第一个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是积极进取、振作的复兴心态。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陕西(西安)文坛告别十年“文化大革命”，整体风貌呈现繁荣复苏的局面，作家队伍壮大、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陕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蒋金彦，40年代出生的赵熙、陈忠实、京夫、文兰、邹志安、路遥，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贾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杨争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之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作家投注大量心血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陕军”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性进展，迎来长篇小说丰收的季节。而这些“陕军”的大将大都驻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区。
陕西(西安)文坛繁荣局面的铸就与作家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路遥在介绍《平凡的世界》时曾说：“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 哲学 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贾平凹在借鉴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做记录”。陕西(西安)作家似乎与生俱来具备这种脚踏实地、务实苦干的精神，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这种精神与崇高的使命感和岗位责任意识融为一体，他们为了“脚下踩的这方厚土”，不惜“下油锅”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类似殉道式的精神驱使陕西(西安)作家紧紧地贴近时代，心甘情愿地作时代忠实的“书记官”。其实，这种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陕西(西安)作家，活跃于50年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备，当代陕籍作家亦多能继往开来秉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特点。
西安作家这种务实求变的心态与三秦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历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拥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显赫。伴随着这些朝代的崛起和文化的显赫，曾经发生数不胜数的动人故事，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息。显然，上个世纪末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是源于对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继承，又是对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渴求独立、发展的社会思潮遥远的历史回应。纵观整个20世纪，务实求变思潮贯穿世纪始末，不断升华、提炼凝聚为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铸就经受着传统向现代艰难曲折的蜕变过程，这样的精神无疑深深 影响 着陕西(西安)作家，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精神漫游轨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议论孙少平这一人物就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的精神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理智而又清醒地面对现实。这也许是所有 农村 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
务实求变的心态除了受到三秦大地独特的历史地缘文化因素制约外，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也为务实求变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恰是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进步，才使文学在经受多年的压抑和束缚后，逐步恢复敏感的功能，摒弃“高大全”完美形象、突破了“假大空”虚假模式，书写出一大批真实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当然，陕西(西安)作家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70年代末莫伸的《窗口》通过售票员韩玉楠热心于背诵逐个车站站名、路程及票额的故事，热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热心服务的美好心灵。80年代贾平凹的《满月儿》以传神笔法勾画出两个农村姑娘月儿和满儿的甜美动人的形象。这一时期作家以单纯明亮的心态，沿着柳青、赵树理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歌颂时代的伟大变迁。
路遥《人生》中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处在城乡交叉的文化汇合点上，一心想出人头地，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困命运，这种姿态与行为反映了变革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异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对高加林的态度是混杂的，他感情上理解主人公执著的奋斗精神，理智上却谴责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的不道德行为，情感与理智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其实，路遥整体思维价值体系依然坚守于传统的伦理观念，笔下人物一旦触及复杂的新 问题 时，路遥经常依照固有的传统价值尺度否定新人的突变行为，这种简单道德价值观念评判固然能满足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而沉潜在问题背后的矛盾性就被遮蔽了。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这首青春颂歌中，间或隐约地听见一种与嘹亮的旋律不相谐调的、异样的声音。随着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改革浪潮对思想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冲击，这种变调更加凸显。很显然，悄然滋生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层面的迷茫纷乱的矛盾情绪使得这一时期青春颂歌不再那么单纯透亮。当然，这种矛盾情绪掺杂着几许迷茫、几许犹疑、几许困惑，却又不舍不弃奋发进取、务实求变的厚重品质。这发生在务实求变的心态文化层面的纷乱情绪，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割不断、理还乱，它既是对务实求变心态的不断延续，又是对传统价值观单纯性的决然背离。
1987年贾平凹《浮躁》对这类情绪给予细腻的剖析，金狗和雷大空是作家笔下时代浮躁情绪的载体，贾平凹一方面对改革者金狗冲出州河奋进的精神大加肯定，同时敏锐地挖掘出金狗、雷大空精神世界固存的浅薄、狭隘、愚昧、刁钻等不良习性，深刻地指出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是滋生小农经济不良陋习的土壤。在社会体系新旧更替之际，金狗等人物性格中躁动不安的情绪亦是作家文化心态的投影，作家沉思着、渴望着从浮躁中平静下来。写完《浮躁》后的贾平凹大病一场：“我希望世界在热闹，在浮躁，在急躁地变幻时髦，而我希望给我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过渡进入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日趋呈现斑驳复杂的状态，既有废都废土的文化心态，又有缅怀、眷恋、竭力超越的文化心态，颓废无奈与怀旧复兴、消极解构与积极建构等矛盾心态交错叠加，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90年代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笔者对《废都》、《白夜》和《土门》三部长篇的命名)堪称是“废都文学”的代表之作。’《废都》(有人认为1993年是《废都》年)概括出弥漫于世纪末华丽而颓废的情绪，西京著名作家庄之蝶“活得泼烦”，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无所适从，挣扎、游戏于事业、政治、商业、家庭等多座“废都”城池。当一座座“废都”沦陷后，性就成了他执著挣扎的最后一个领域，与唐婉儿的交往使得庄之蝶的性功能得到奇迹般的恢复，他把这当作疗救自我精神的救命稻草，在与诸多女性的性游戏中展开其生命启悟式的深思，保姆柳月对庄之蝶“毁灭我们”、“毁灭了你”的一番质问，彻底打破庄之蝶拯救精神的美梦。庄之蝶再次沉沦了，轰然倒在废都车站。这些颓废的人和事与颓败的城墙、失修的古庙、哀哀的埙音、拾破烂老头的歌谣交汇组合，呈现出具有极大象征意味的颓废意象。自然，这是远远胜于“僵死乐观”的“活人的颓唐”。
第四篇：胡锦涛改革开放成就和原因
胡锦涛：改革开放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５日电
胡锦涛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说，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胡锦涛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胡锦涛说，十六大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胡锦涛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第五篇：中国古代水利成就和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水利成就和历史意义
摘 要：自古以来，农业的命脉是水利，农田水利设施作为农业基础设施之一，其对种植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兴修水利是农田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古代水利；建设古代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
我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水利问题，而且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我国从大禹治水开始，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莫不把兴修水利作为一件兴国兴民的大事来抓，水利兴则国兴，发展农田灌溉排水事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史书记载，从进入农业社会开始，我国就有了农田灌溉事业。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摆脱农业靠天吃饭的必然选择。“治国先治水，治水即治国，是鲧所以亡，禹所以兴也”。管子说：“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也就是说，要在中央政府内设置专管水利的官员，令熟悉治水业务的人来担当，并且要配备一些技术人员具体组织和指导施工等等。防治水害，兴修水利，由于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发展水利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古代水利建设的重要成就
秦汉以来，我国的灌溉事业在其规模和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其中一些已经经历了2 000多年的运用考验，至今仍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2.1 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灌县附近的岷江上。这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李冰任蜀郡守后，领导群众修筑的。将离堆凿开，使岷江变为两股，以分水势，既解除了岷江水害，又可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之利。其规模之宏大，治水方法之科学，技术成就之高超，在当时水利技术史上是罕见的。经历代整治维修和解放后大规模改建，至今仍灌溉着数百万亩粮田。成为世界上最古老、发挥效益时间最长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有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成为富有的粮仓，享有“天府”的称号。
2.2郑国渠，战国末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所谓郑国渠。渠长150多km，灌溉关中平原。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锺”。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当时关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a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生动描绘了在郑国渠等灌溉渠的淤灌下，关中平原农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情景。
2.3 芍陂(安丰塘)，春秋时期楚国楚庄王在位年间(，楚国劳动人民在今安徽寿县南面兴建了芍陂。这是个大似湖泊的水塘，塘堤四周设有36道门，72道涵。它接引了六安山区流来的水，形成一座周围60多km的蓄水库，可以灌溉万顷农田。现在它成为淠史杭水利综合利用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2.4 圩田是太湖以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的主要灌溉排水形式，至唐末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据当时人李瀚的记载，苏州、嘉兴屯田最发达。其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北宋范仲淹曾描述当年圩田的规模和技术：“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以上只是较为著名的几例，其他诸如河南南阳六门堰、湖北宜城白起渠、安徽芜湖万春圩、政和圩、新疆等地坎儿井、汉武帝时引洛河水灌溉重泉龙首渠、黄河大堤、江浙海塘等都在我国农田水利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古代水利建设的主要特点
3．1 注重科学规律
四千年的水利建设中，我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和在世界水利史上长时间的先进地位。中国不仅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文明古国的独具一格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科学技术体系。“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大禹治水原始测量技术；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控制引水的都江堰无坝取水枢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政府大力推行放淤，短短几年间放淤面积达到250km2以上，并有总结性专著出现，此后放淤和淤灌在北方各省民间流传下来。
3．2 尊重自然规律
一是气候条件。受水资源条件的限制，“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由于政治或经济的需要，在今河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二是借鉴历史，作出相应的改进。例如汉晋时期，淮北地区就曾反复出现丰水和枯水的情况，当地水利工程也曾借鉴历史经验，相应地采取或注重灌溉，或在发展灌溉时注重排水的工程调整。三是地形条件。对各种地形水源条件下的灌溉排水类型古人有系统归纳，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其所著《农书》中指出：“地上有可兴之雨，其用水有法”，有引江河水的渠道，有蓄水的陂塘。渠道陂塘工程都有闸门、涵洞来调节水量，以利自流灌溉。
3．3 重视制定水利法规
水利建设中，古代也重视制定专门法规。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兴建六辅渠，还同时制定了“水令”，是我国第一个灌溉管理制度。唐代《水部式》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管理法规。北宋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对于兴修水利特别重视，熙宁二年(1069年)曾颁布《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中央政府为促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而颁布的政策性法令。古代水利建设的历史意义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就会造成人心惶惶，引起社会动荡。2002年下半年的粮价上涨所引起的全国性的物价上涨还令人记忆犹新。农业作为主要靠天吃饭的行业，水利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大涝或大旱都会对农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古代如此，现在也如此。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农民自己，都应认识到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其高效产出离不开各方面的协同合作，而水利设施的建设尤其如此。政府在重视修建大型水利设施的同时，要兼顾小型水利设施的建设。要加强对基层政府利用水利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国家应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通过提供补助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兴修水利。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激励的作用，制定关于个体或组织修建小型水利设施的有关优惠政策，鼓励有修建意愿的单位和个人，并给予一定的补助，本着“谁修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发展中小型水利设施和节水灌溉工程。宋朝神宗时代的做法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神宗即位，志在富国，故以劝农为先。1068年11月，正式颁布《农田利害条约》，„„，民修水利，工料自筹，若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许贷常平仓钱物给用。此令一行，四方争言水利，古陂废堰，陆续兴复。”这充分说明政策在激励农户修建水利设施方面的巨大作用。农户本身要加强对水利设施在种植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认识，积极自愿地修建一些小型设施，并引进先进的灌溉技术，提高节水意识。尽管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水资源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较少、水资源污染严重、水利设施老化，已有的水利设施利用效率低下，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进行水利立法是必要的，尽管我国已经颁布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相关法律，但实施的效果非常有限。鉴于我国人均水资源贫乏的现实，有必要制定节约用水的相关措施，并结合经济手段控制水的使用量。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农民使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同时配以相应的奖励手段，调动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是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必然选择，是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搞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农业人口大比例的农业大国，搞好水利建设对我国构件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