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郭沫若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精选5篇）

第一篇：浅谈郭沫若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浅谈郭沫若诗歌文学创作，以《女神》为例

09文秘姚毅 2011年11月6日

【摘要】郭沫若，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众多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郭沫若史学题材相比，郭沫若的诗歌直抒胸臆和大胆描写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分析论述.我们既不能用浪漫主义去定性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不能用表现主义去规范它，而将它视为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水乳交融的泛表现主义更符合实际。郭沫若表现主义具有对内表现心灵，对外担负社会使命的二重性格，又因它同浪漫主义与中华民族审美观念的结合，因而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带有中 国特色的表现方式与表现活力，这样，郭沫若就可以借助这种全新的表现精神，既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步调，又紧紧应和着五四的节奏与旋律，从而使表现主义与中国的时代主潮取得了共同的方向。

【关键词】：破旧立新、精神的现代性、“五四”新时代美好想象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先驱。他的早期诗歌创作量丰富，主要有《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这些作品依照风格可分为三类：豪放类：气势宏伟，境界开阔，充满了无所畏惧的破坏精神和顶天立地的创造精神。婉约类：风格阴柔。革命类：大多写于壮怀激烈的革命运动之中，诗人以诗歌作武器，进行革命的斗争。《女神》是郭沫若诗歌的代表作。主题内容：爱国主义的主题；表现了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五四时代精神。对光明、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歌颂。大胆地抒写自我；有着泛神论的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

1破旧立新的观念贯穿始终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于使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女神》是五四时代诗的宣言。在艺术上，诗句想象大胆奇特，色彩瑰丽。大量采用历史和神话题材，境界开阔，文化韵味深厚而神奇。大胆借鉴西方近代自由体诗，做到形式自由奔放，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重奏的手法，使诗情酣畅淋漓。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郭沫若是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里吸取泛神论的思想。泛神论的思想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奇特想象大自然被充分的人化。《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

《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音。“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女神》的豪放风格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的风格。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恣肆。它的美是一种壮美，一种男性的阳刚美。打破了这种万籁寂静的现象。

2在诗歌精神与表现内涵上的现代性

先看看西方现代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女神》带来的的影响；现代意识对《女神》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郭沫若是在现代意识的影响下创作《女神》的，而现代意识给了《女神》以新的灵魂、血肉之躯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女神》成为一部反映“五四”时代精神的崭新的诗集，一部充满现代意识的新诗集。他在1914年到日本留学后，从反帝爱国思想出发，接受了现代意识的影响。现代意识成了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破坏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也成了他追求的社会、人生的理想。可以说，“现代意识与爱国思想融二为一，是郭沫若彻底反对旧社会、狂热追求新社会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于是，《女神》不仅成了现代意识的载体，传播、歌颂着现代意识，而且这种现代意识在诗中是和郭沫若的反对旧社会、追求新社会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融为一体的。

再次，《女神》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与世界现代诗歌接轨、合流。外国现代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现代进步的诗歌是郭沫若接受现代意识影响的一条渠道和一个源流。郭沫若从歌德、海涅、泰戈尔和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中，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了现代意识的影响，而且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女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

由于深受世界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使《女神》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都突破了传统诗词的束缚，开始和世界进步诗歌合流，同步发展，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女神》充满着现代意识，具有鲜明的现代化色彩。这是《女神》在思想内容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在思想艺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在诗歌领域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歌颂叛逆的精神于万物相结合的个性力量。诗歌现代性原因是多方面的开放意识

《女神》的开放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吐故纳新上：一是对旧中国，彻底否定旧社会，彻底揭露、批判旧社会及其整个的意识形态；二是而向全世界，大胆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读过《女神》的人，不能不承认郭沫若具有开放型的世界思维。郭沫若为了反对旧社会、创建新社会，放眼世界，到处寻找革命真理。他从世界各国和中外古今的名人那里学习有用的东西，寻找思想武器，探求革命之道。在《女神》中，到处可以看到开放意识。《女神》所写的人有黄种人，白人、黑人，所写到的外国地名很多，所运用的外国典故、神话传说也很多。这无疑是开放意识的一种表现。《女神》的开放意识更多的表现在热情地寻觅、召唤世界新思潮，大胆地接受新事物，挚着地追求真理上。城市诗意识，即注重在现代城市中崛起的科学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现代意识。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郭沫若的《女神》，在这方面的实践，可视为中国现代意识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郭沫若从惠特曼的诗歌里，得到民主与叛逆的精神熏陶，也受到了这种赞美现代文明声音的冲击。“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城市的日常生活事物以及许多新鲜的意象，大量地涌进郭沫若的诗里，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与传统诗歌绝然不同，也与当时的其他新诗比较起来题材更加开阔的新鲜的名词。郭沫若在现代物质文明与科学成果的发展中看到了祖国新生与民族解放的希望与憧憬，看到了个人精神冲破封建束缚而得到张扬的力的源泉。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多采用现代性的手法来描写展示这个社会。给这个社会一个当前的最真的自然状态。并努力的保持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3“五四”的新时代风格

郭沫若在这些新生、奇异而又宏大的形象中，找到了完成“自我爆发”的诗歌里自我表现的精神依托。新的物质文明成为蕴藏与传达新的精神追求的渊薮，时代精神在新的意象中得到升华与弘扬到极致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看，郭沫若写的一些表现“大我”的“自我爆发的诗歌”，都间接地体现了城市诗的精神与个性。

郭沫若在《女神》中，无不表达了自己对未来世界的追求，对新时代、新社会的期盼。《女神》对新时代新社会的追求，就表现在它强烈地太阳崇拜上。事实上，从《女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太阳人不仅有容纳百川的宽厚，也 有情满宇宙的仁爱，这使太阳人在暴躁凌厉之外，凭添了许多温暖与友善。在《梅花树下的醉歌》一诗里，郭沫若曾写下了这祥的诗句:“假使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世界不可能由爱来构成，但一个缺乏爱的世界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人生的美好。“五四”时期，“博爱”作为一种与“自由”“平等”平列的口号，曾深深地拨动着国人心灵的琴弦。

郭沫若的博爱精神，在《女神》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渴望祖国面貌的彻底革新，预言新中国的诞生;二是热爱祖国人民，祈盼祖国人民享得人生真正的幸福;三是对大自然、对儿童、对恋人、对朋友的歌颂，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广泛热爱。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崇尚自我，蔑视偶像上。郭沫若曾受泛神一沦的深刻影响。泛神论的基本思想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将人、神与自然合为一体，即“物我无间”。将泛神论作社会化的理解就是张扬个性，崇尚自我，破除等级尊卑，打破偶像崇拜。

郭沫若从来就没有把诗歌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艺术理解，也没有在诗歌中“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智节制想象”，而是尽可能地发挥其丰富的想像力，最大限度地放纵感情。更重要的是，郭沫若也不是以诗的艺术形式去“涤净读者的灵魂世界，而主要是以热烈的感情激动读者，让诗歌走进民间成为大众读物。美国民族诗人惠特曼，被人们称为称为“平民诗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所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怀，是与平民生活与意识接近的诗意诗情。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的“平民诗人”。郭沫若诗的第二个爆发期也即创作的高峰期，是受了惠特曼诗歌的影响而形成的。惠特曼的《草叶集》热情地呼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衷心赞美劳动，其自由体和雄浑、粗犷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当“五四”新诗追求着平民化特征时，那种诗的章法、格律等也就很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而更主要的是借助于诗的形式以宣泄内心积郁的感情。正是这样，郭沫若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并且愿意将自己的诗作融人到平民文化之中。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等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缺少留学欧美的作家那种绅士式的精神气质和贵族式的文学要求，也缺少他们那种良好的文学训练和师承关系，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学主要是通过日本文化的中介而获得，这种文化修养与其本性中的平民思想以及革命性因素融合一起，构成了创作中主导思想。

作为平民诗人，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生存生命感受，那种生命能量的燎烧，那种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已经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但是，《女神》更多的则是抒写了一种平民的人生情怀，写出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参考文献：

1、王训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吴奔星，徐放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3郭沫若同志青年时期谈诗歌创作[C]//沫若诗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第二篇：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轰动于世，开创了一代革命的诗风，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真正奠基之作。

《女神》分为三辑，含《序诗》在内，共57篇作品，是五四高潮时期的产物。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二辑共30首诗，写得雄深豪放，气度不凡。开篇《凤凰涅槃》是诗集中最长，同时最能体现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首诗。它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借凤凰自焚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包括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从“凤凰”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诗人与祖国的同一命运，成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炉中煤》的副题是“眷念祖国的情绪”全诗四节，用的都是十分巧妙的比喻，倾注了对祖国的深挚怀念之情，表达了诗人甘为祖国献身的决心。《女神》中还有不少诗篇歌颂大自然的伟力，大自然常动不息的伟大力量同诗人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铲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洪涛。第三辑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磐》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神》中，诗人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现实，而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理想和热情去状写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狂热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腐败现实的冷静细致的刻画。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表达了“五四”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果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呐喊》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则以他反叛、创造的《女神》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天地。《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关键词：浪漫主义精神、郭沫若 “五四”时期 诗中有史 浪漫主义 艺术风格

目录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五、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色彩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 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21年8月，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它以石破天惊、独到崭新的姿态真正敲开了中国自由新诗的大门，正如闻一多说过：“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早在五四时期，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便已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伴随学术思想的解放，国内《女神》的研究也随之繁荣。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馀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厩|~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著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徵，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贯穿在《女神》的绝大多数重要篇章中，它正反映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持的彻底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凤凰涅盘》和《女神之再生》。《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而《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一）浪漫主义

尽管郭沫若当时在理论上没有提倡浪漫主义，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现”和表现主义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女神》就成为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义诗集。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二）积极浪漫主义

郭沫若作品《女神》中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可以归纳为积极浪漫主义或者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代表，被公认是创作社的领袖人物，不仅创造力旺盛，作品众多，而且率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曾写过《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就说：“文学是革命的先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两立的。”浪漫主义思潮便是以郭沫若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社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他们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感情的强调。他们认为，感情是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说：“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清髓所吐放的光辉。”他又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大有用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省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

郭沫若还指明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女神》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是这样解释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理论的。“20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唯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半冷不热，不著我相，只徒看病不开方的自然主义已经老早过去了。”这里把“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对立，显然这“理想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在他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一文中他就说道：“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只徒看病不开方”，正是提倡浪漫主义要向人们预示未来的走向，也即从作家“最高的理想”出发，从“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出发，去“再造”现实。至于“否定”现实，那当然是指反抗现实的一切压迫与束缚。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向来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必具内容。这样，在郭沫若的举起的积极浪漫主义旗帜上，我们看到了“自我表现，反抗黑暗，追求理想”十二个大字。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而又外向的抒情诗人，热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丰富而又奇特，对外在事物（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的感受特别强烈，且易受刺激与拨动。他自己就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号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苗。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了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这样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色彩浓烈、音调铿锵有力的诗的语言，将“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诠释，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

桑逢康在《郭沫若精选集》的序《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就这样评论到：

他是涅磐的凤凰，他是飞奔狂叫燃烧的天狗，他是破坏一切偶像的偶像崇拜者。他是炉中的煤胸中的心灯。

他的血和海浪同潮，他的心和日火同烧。地球是他的母亲，劳者是他的爹他的恩人。

他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他全身心要化为光明流去。

他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他努力地诅咒着旧世界，热烈地向往着新世界。

他歌颂真正的“匪徒”，赞颂胜利的死。鞭笞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

他的诗魂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总而言之，他效法造化底精神，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

这样的诗作无疑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的诗人无疑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曾这样评价道：“《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它的价值也在于，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女神》中体现的积极浪漫主义，也确实为以后的新诗发展乃至文学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道路。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自古有“诗言情”之说，诗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体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抒情性的整体特征，这一点较之其它文体都是十分突出的。虽然叙事诗也不少，但叙事诗或多或少也有抒情之成分。所以，既然抒情简直可以称之为诗之灵魂，那么表现手法，这一服务于灵魂的诸多魔术，当然对于诗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现代诗，表现的内涵更深刻，抒发的感情往往更复杂。

说一下和抒情比较贴切的几种写作技巧：

直抒胸臆。这大概是浪漫主义用得最多的技巧了，浪漫主义的诗歌也以此为特征，以此为亮点之一。直接地宣泄感情于诗篇之中，气势多汹涌畅达，最易感染读者。加之诗人运用此手法时多结合第二人称叙述角度和呼告等，读者极易随诗句的流动奔腾而不禁融入诗篇，随诗人高唱高蹈。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郭沫若和惠特曼二人之诗。

但这种手法有过于直白肤浅之嫌，易形成感情的泛滥，所以就有了反对它的象征等手法。

象征主义的诗中多采用意象来作为感情思想的藏体，隐含有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意象是“象征的森林”，由于内在的某种物质而被诗人挖掘发现出来，并灌以自己真挚的情感，附为暗示的具体的形象。

由于是暗示的，所以感情的流出并不通畅，而是如潺潺之细水，长长流出，却更加隽永，更足以品味揣摩，感情的层次也因此显得更深厚，不容易“诗尽而情尽” 象征具有简练而抽象的特点，令人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诗的天地更加广阔，情感的抒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自由，这种自由是心灵上深处的自由扩散，不再受制于诗的词句所构的诗之楼阁中。《凤凰涅槃》堪称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像那欢唱的烈火一样贯注入全诗之中，这是理想主义之火，是反抗之火。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激情的结晶。据诗人自己说，1919年末至1920年初，他的“个人郁积，民族的郁积”在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那狂放无羁的形式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即浪漫主义反抗激情的抒情模式，他的创作是灵感几乎天天处在火山喷发的状态。《凤凰涅槃》这首长诗即是在一天之中分两段写出来的。那种“火速的写”下突然袭来的“诗的意趣”，以致“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天都只是打战”的精神状态，与作者讲述的浪漫主义诗人歌德“诗兴来了的时候”顾不上把纸摆正就“急忙从头到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的情形是十分类似的。不同的是，郭沫若写这首长诗的激情，不仅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吹拂，也有新的理想光辉的照射。在写这首长诗的前后创作的《匪徒颂》，《晨安》，《巨炮之教训》等诗篇里，虽然仍夹杂有浑沌与朦胧的认识，但从中毕竟可以看出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作者内心世界中产生的理想之光。理想之光和反抗之光可以说是《凤凰涅槃》浪漫主义精神的两大支柱，没有这灵魂，也就不会有这火之曲的生命。

（一）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诗人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代表着纯洁、高尚、美丽的凤凰形象中找到了契合的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象征，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世界。

《凤凰涅槃》在整个《女神》所体现的彻底的破坏精神和创新精神都集中体现在这首诗中。《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凤凰诅咒现实，诅咒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要求彻底打破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火热激情。

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否定艺术家遵循任何规则。《凤凰涅槃》在五四诗坛上的地位是独特的，不仅内容上完全崭新，还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诗体，创造了一种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他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喜爱用夸张和对比的表现手法，还喜欢运用华丽的词藻，作品中充满生动丰富的比喻，使美与丑、善与恶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想象与夸张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了一种不合理性，但更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既是对当时世界的真实写照，又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二）吸取中外艺术养分是诗人创造新的艺术世界的源泉。

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这里有惠特曼的影响，“凤歌”和“凰歌”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惠特曼式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在作品中，有歌德诗剧中的庄严，有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郭沫若对于我国古典诗歌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喜爱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诗词。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我们从“凤歌”中，就明显地看到郭沫若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他当时在日本留学，也受到欧美著名诗人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拘泥因循我国古代和外国某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兼采众长，自铸新词。统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因激情汹涌彭湃而像惠特曼《草叶集》那样过于狂放散漫；相反它却显得十分典雅谨严：结构浑然天成，布局恰到好处，音韵铿锵流畅，节奏有张有弛，甚至连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整齐，很容易使人想到我国古代五、七言诗和民歌，想到歌德、海涅的某些诗作。郭沫若自己曾说过：“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令我满意。”《凤凰涅架》这种具备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自由体新诗，是郭沫若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史上的全新创造。宗白华先生当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称赞：“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诗味甚浓。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奇伟的构思，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强有力的节奏，是《女神》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表现。《女神》的题材广泛而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高山大川，日月星辰，城市乡村，名胜古迹等等，都在歌咏之列。在把素材糅合成诗的形象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智慧之花使诗的形象体系放射出耀眼的异彩。诗人虚构出神龛中的女神不甘寂寞，苦闷而又悲凉的生活，为追求温热和太阳走下神龛，通过女神们的吟唱揭露鞭挞了黑暗的世界，传达了处在黑暗冷酷现实中的人们的心声。诗人又让颛琐和共工争帝将天柱碰坏，再由女神们批判已往那种炼石补天的改良办法。这样巧妙的构思，既不失神话故事的离奇情节，又不乏强烈的现实意义。《天狗》一诗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想象丰富，大胆夸张的特点，反映了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人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形式上的离奇，衬托出的是思想的真实。

《凤凰涅槃》为新诗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创造性吹来一股奇异的风。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这首诗的浪漫主义（特）色彩。例如“凤歌”中为了表达对对黑暗中国的愤怒与诅咒的感情，连着用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三个极度夸张的比喻来批判“茫茫的宇宙。”接着，在一连串的质问之后，诗人又用了一组排比式的诗句把诅咒的感情融入夸张的形象之中：

生在这阴秽的世界当中，五四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一代觉醒的青年人把毁坏旧的、创造新的，解构传统、建构现代，作为自己的社会使命。郭沫若是一位敏感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诗人，他总是能够与时代保持同步。所以，他的《女神》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五四创造精神的颂扬，对创造新世界的坚定信念。

《女神之再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女神之再生》，诗剧，把我国古代传说中“女娲补天”的神话进行改造加工，再次抒写了重新重造这一主题。

女神们不愿再做修补残局的改良工作，即否定改良主义，表现了诗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不再抱着希望，是一种彻底革命、重新创造的思想。《凤凰涅槃》（1920/1）

这首诗熔中外神话于一炉，借用一对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表现彻底摧毁旧世界、旧传统，争取自由、新生的民主理想，诗中的凤凰既是诗人自我的象征，也是新世界的象征。

“凰歌”（雌鸟）的调子相对比较幽婉，缠绵凄恻，是一支人生的悲曲。

抚今追昔，她感到这“飘渺的浮生”只剩下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已不再值得留恋，还不如超脱的好。

在一群凡鸟粗俗的歌声下，凤和凰同声合鸣，义无反顾地双双自焚，将身内、身外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这里的“火”，象征着“五四”的圣火，是达到理想境界的桥梁。凤凰自焚，就是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

诗的后半部分是凤凰更生后的歌唱。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一）强烈的表达了人民的理想。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人民正在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暴发了，《凤凰涅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再生出个„我‟来”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主题：对历史与现实专制黑暗的诅咒，对祖国、民族和个人新生的渴望和赞颂。《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凤凰涅槃》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

（二）象征性地抒发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豪迈激情

《女神》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色——就像列宁、高尔基、孙中山、李大钊等仁人志士一样，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征。就这一人物特征来看，《女神》就是在间接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怀、志向和决心要彻底粉碎旧社会的英雄气慨。《女神》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诅咒，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的情感基调。哥德说“艺术中的美即理想”。1921年8月，郭沫若的《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磅礴的气势，狂热的激情，全新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激进的态度，震撼了文坛，使人战栗，使人惊喜，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高尔基说：“艺术家，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

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和创造新的大同世界的愿望。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在中华古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郭沫若，到了日本后，他得以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与代表现代化新潮的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亲密的接触与频繁的对话，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歌德，学习惠特曼，学习哥白尼，也学习达尔文，学习斯宾诺莎，在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不断冲击下，他的生命观、世界观与宇宙时空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极度膨胀的自我形象逐步在心灵空间壮大起来，这形象使诗人感到精力充盈、活力无限，感到不可遏止的兴奋和紧张，以至于随时将要爆裂开来。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热烈灼烧着诗人情绪与神经的形象，最后被诗人命名为——“天狗”。

《天狗》一诗总共有四节，第一节以“吞”为关键词，展示的是一条“天狗”吸纳世界万物的生命特性。你看这天狗，它把日也吞了，把月也吞了，把一切的星球也吞了，甚至把全宇宙也吞了，在吞下这一切之后，它终于化为了自己，“我便是我了”。这“天狗”是谁？其实就是郭沫若本人，又不止是郭沫若一个人，他包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寻求救国真理、追求现代知识与文化的中华儿女，他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闻一多……中国现代的思想与文化，不就是由这一群“天狗”合力铸就而成的吗？

（三）直接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史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而且还是一条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天狗：它不仅吞月（这是古代神话之原意），而且吞日，吞一切星球，吞全宇宙。我们习惯以“气吞山河”来形容气魄之伟大，而青年郭沫若的气魄，更是伟大超群得不可想像。“我便是我了”表现了个性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罗网的巨大勇气之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张扬，五四时代的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的能的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能够改变山河、大地、宇宙，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诗人也为自己的情感陶醉了，情不自已，便从他年轻的火热的胸膛里喷射出惊雷闪电一般的诗句：“我飞奔，我狂跑，我燃烧……”。这样的诗句就像猛烈的飓风，在读者心头上呼啸而过，在不平的大地上产生极其强烈的冲击波，使人感到五四新人的气概是何等豪迈。而接下来三个“我飞跑”，更给人以急促振奋、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故而“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表示了自己只有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方能成为新人，方能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特别注重主观抒情。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夸张的比喻充分表达了浪漫主义的感情。比起“凤歌”来，“凰歌”的想象和夸张表现了更丰富的内涵，如形容女性的痛苦感是“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浊”；歌唱无处安身的心境是缥缈的浮生，好像“大海里的孤舟”，“黑夜的酣梦”，而这如梦的生命又是那样的孤寂和荒凉：

前也是睡眠，后也是睡眠，来得如飘风，去得如轻烟，来如风，去如烟，眠在后，睡有前，我们只是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夸张是想象力的果实。这些诗句中想象和夸张的比喻，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一种不合理性；但它更强烈地展示了生活原型的本质，又融进了作为创造主体诗人的感情色彩的真实性，因而是一种更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

五、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色彩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强调主观与主体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狂躁焦灼，甚至是匪夷以思，要在自己的脑筋、神经或脊椎上飞跑。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从而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诗中大量运用词的对偶，句的排比，也深烙着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印痕。“凰歌”中的抒情歌唱，有时用这样的长句的排比来写失落感：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友爱哪儿去了？

有时又用参差不齐而又对仗工整的诗句来写孤寂感和绝望感：

左也是漶漫，右也是漶漫，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吟，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有时用节的复沓，句子的重复，变化的流动感和音乐的多变性很强。最后的“凤凰和鸣”服从于赞美新生的欢乐这一主题，采用了句式格调一致的反复咏叹，虽然给人以过分单调的感觉，表现了诗人缺乏艺术节制力的弱点，但是经过删刈和浓缩后的欢唱，并不显得冗长和累赘。反复的欢唱，给人以回旋的乐曲般的审美愉快。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最后以席勒的《欢乐颂》合唱的反复，把欢乐的主题推向高潮；《凤凰涅槃》最后的反复欢唱，也使这首火之曲在人们心中永远回响着一种烈火中得到再生的欢乐：

是你在欢唱？是你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为在欢唱！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么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第三篇：郭沫若 《女神》的艺术特色 论文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省乐山县人。童年起即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时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作品，逐渐培养起叛逆和反抗的性格。1914年赴日本留学，初任东京第—高等学校预科，后考入福冈帝国大学医科。留学期间，郭沫若阅读了大量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成为他反抗陈规、张扬个性的思想武器，泰戈尔、歌德、惠特曼、海涅、雪莱等人的浪漫主义诗篇则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诗歌的主题意向、艺术风格乃至整个审美观念。1919年初到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开始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显示出惊人的浪漫主义诗才。1921年与郁达夫、田汉、张资平创立“创造社”并出版诗集《女神》，随后又有诗集《星空》、《前茅》、《恢复》等。1929年以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倡导革命文学，在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势中积极参与并领导进步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四十年代，创作了《屈原》、《孔雀胆》、《虎符》、《南冠草》、《高渐离》等历史题材的话剧，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我党反蒋、抗日的伟大斗争，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它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代表作的结集。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权威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狂躁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的无数可能，感受到了涌动于自己胸中的创造的巨大活力。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已经把古老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海洋。对中华民族新生的期盼、对自我力量的自信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相互应，社会思潮的汹涌澎湃与他内心情感、情绪的大波大澜发生着强烈共鸣，于是“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了发泄的火山口，汇集成了充满激情和乐观情调的《女神》。闻一多评论《女神》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底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女神》完整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这是理解《女神》的关键。在《女神》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可以视为郭沫若“自我表现”的产物，但这“自我”是与他心目中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在他的诗里，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已经消失了界限，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的波动中辉映涌动着，而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滚涌着、流泻着。在这里，大自然与人的统一是动的精神的统一，是充满活力的大自然与充满活力的人的统一，大海、波涛、地球、太阳、万里长城、金字塔都构成了豪迈壮阔的青春的意象群体。他礼赞太阳，要太阳把他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礼赞》）；他“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看到“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他面对整个宇宙祷祝晨安，祷祝的是“常动不息的大海”、“明迷恍惚的旭光”、“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冰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尼罗河畔的金字塔”等等表现了大自然神秘力量的事物（《晨安》）。即使是在《梅花树下的醉歌》、《夜步十里松原》这样一些很接近传统诗歌题材的作品中，也流动着阔大雄浑的气概。他感到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光海》）。

自然是伟大的，人类同样伟大。《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崇拜 ”太阳、山岳、海洋、江河的同时，又“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最突出地反映了诗人的自我意识的诗篇是《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俄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俄是月底光，俄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诗人感到整个宇宙的生命力都在自己的周边涌动，似乎就要挣破肉体的躯壳爆炸开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在“天狗”这个意象中，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五四” 个性解放给中国青年带来的巨大鼓舞，他们再也没有“少年老成”的旧青年那萎靡的气息和困顿的状貌，他们再也不甘于作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奴隶；他们充满生命的饥渴，同时又感到生命力的涌动；他们在自己的生命力的流泻中感到狂喜和惊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一样是在不断地破坏和建设中显示出生命力的存在的，《凤凰涅槃》和《女神之诞生》等便是这样的否定旧世界、歌颂新生的光彩夺目的诗篇。《凤凰涅粲》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体现了诗人否定旧我、诅咒旧世界、追求新生的精神。在诗中，现实的世界已经变得陈旧腐朽，梧桐已经枯槁，澧泉已经消歇，四周“冰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成了“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都变得陈腐了，连凤凰也失去了年轻时的“新鲜”、“甘美”、“光华”和“欢爱”。但凤凰毫不怜惜旧生命的死亡，为了新生，它们集香木自焚。最后，它们获得了新生，整个世界也获得了新的生命。一切都变得“新鲜”、“净朗”、“华美”、“芬芳”，一切都变得“生动”、“自由”、“雄浑”、“悠久”。《凤凰涅槃》把社会的改造和个人精神的自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追求理想、追求精神自新的决心。在《女神之再生》里，女神们再也不能忍受黑暗混乱的世界，再也不安于在壁龛中静享人间的牺牲，她们毅然来到世间炼石补天，创造能给世界带来温热的新的太阳：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其他如《匪徒颂》、《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也多以歌颂破坏、歌颂创造、歌颂祖国为主题。

总之，《女神》中的优秀诗篇，都活跃着一个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热情洋溢，对自我的力量充满自信、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向往的五四青年，他厌恶一切陈腐的事物，厌恶平庸无为的生活。

憎恨现实生活的黑暗和冷酷，赞美一切新鲜的生命，崇拜一切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伟大事物，同时也在自己的青春的生命力面前感到惊异和欣喜。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构成了《女神》的主旋律。

《女神》的艺术特色是与其思想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郭沫若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面对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中国发言的诗人，这使他的诗歌大多具有构思宏伟的特点。《凤凰涅槊》、《女神之再生》等表现的是世界的再造、人类的新生的主题，诗境开阔，构思宏伟。诗人的诗思在整个宇宙和整个世界自由驰骋，从而又显示出想象力极为丰富、跳跃迅捷、奇丽壮观的特点。不论是《晨安》还是《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不论是《天狗》还是《匪徒颂》，诗人的视野都不局限在具体的事物上，甚至也不局限在亲见耳闻的事物上，万里长城、金字塔、太平洋、太阳、宇宙、地球、扬子江、泰戈尔、列宁、泛神论，国内国外、天上地下、抽象具象，一切人类能够想象和接受的东西都进入诗篇，构成内涵独特的意象，并被组织在激越的情感和急骤的节奏中，给人的心灵产生剧烈的震撼和深刻的美的享受。宏伟的构思、丰富的想象、激越的情感、急骤的旋律形成《女神》诗歌的主要特色。另外，在诗歌的语言上，可以明显看出古典诗词在节奏上的影响，排比、叠句、反复等修辞的运用，词语的两两对应、平仄音韵的协调整饬，使诗句既能挥洒自如，又琅琅上口，甚至个别字词的粗糙也没能减损诗歌激荡的节律和摇滚乐般的震撼力。

第四篇：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研究性课题论文

课题名称: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研究时间：2011年03月15日

班 级：高一五班

指导教师：胡润华 组 长：靳庆华

小组成员：杨少雄、王 蕊、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 学 校：临洮县第二中学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靳庆华、杨少雄、王

蕊、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

[摘要]：鲁迅小说的题材反映了时代本质和精神特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采用了“画眼睛”“勾灵魂”等的手法而生动传神。小说结构形式以显示个性为准则，形式丰富多彩，同时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语言风格文约意深，简笔传神。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题材 结构 人物形象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江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编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城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中学语文教材选用过《社戏》、《一件小事》、《故乡》、《孔乙已》、《药》、《祝福》、《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节选)等八篇。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

鲁迅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遵奉的命令。”“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的小说占绝大多数。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等，是以辛刻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借以表现主题。《孔乙已》、《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明天》、《离婚》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又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福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儿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

鲁迅把短篇小说比作大宫殿中的雕栏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故事新编》中有八篇小说。鲁迅只是取神话、史实中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所以“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可见鲁迅着力于发掘神话、史实素材中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提炼出有“为现在抗争”的题材。《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取材于神话传说。《补天》歌颂了劳动和创造，对“古衣冠的小丈夫”这种封建卫道者作了辛辣的讽刺；《奔月》刻划了羿这个古代英雄在艰难环境中的挣扎，也揭露了以怨报德、趁火打劫的逢蒙一类人物的嘴脸；《铸剑》歌颂了眉间尺、黑衣人两个英雄的复仇精神。《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五篇，对大禹、墨子、伯夷和叔齐、老子、孔子和庄子等给予适当的评价，借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现实中的鬼怪现象进行了批判，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意义，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因为鲁迅当时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抨击反动派的杂文很难与读者见面。他就选择古代神话、传说和史实题材，也穿插进现代社会的内容，捎带给敌人一刀，为我们提供了借古讽今、古代今用的典范之作。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魏连殳、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请看：《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儿子打老子。”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塑造人物形象也是采用“画眼睛”、“勾灵魂”的手法。例如《理水》中写禹及其治水的人们出场：“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写大禹不辞辛劳，长期治水，“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突出了大禹舍已为公、一心为人民治水的形象。

三、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2、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恶势力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 4

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5、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6、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四、思辨性更具诗化的特征

思辨，就是思中有辨，辨中求实、求真。思辨性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

思辨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如《祝福》中的“我”与祥林嫂关于人死了有没有灵魂的对话之后，有一段描写“我”的心理思辨：“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何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是一段思中有辩、辩中有思的心理描写。《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作者对“狂”与“非狂”的思辨。《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的辨析，关于阿Q的姓名、籍贯的“考据”，是思辨性的文字，第七章关于阿Q的“革命畅想曲”的描写，体现了鲁迅对私欲、成见、旧有的思 5

想意识与精神超越的矛盾性的思辨。

鲁迅小说中人物面对读者吐露心曲，让主观情感喷射出来，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更具有诗化的特征。如《故乡》的结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迷茫中看到希望的路，具有散文诗的特征。《伤逝》中有一段触景伤怀的抒情：“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小说中的“我”看到景物依旧而人已不在，运用排比和反复的句式倾吐胸中无限的悔恨和悲哀，具有感人的力量。《伤逝》通篇流荡着悲痛欲绝、感人的肺腑的情感，加以思辨性的抒情，可以说是一篇感情色彩最浓的散文诗体的小说。

五、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鲁迅的小说不以奇巧的情节惊人，却以高度的真实感人。他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号召：“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他的小说善用写实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富有特征的言语和行动，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

鲁迅主张真实，善用白描手法，但不排斥象征艺术。他采用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熔铸出丰富多彩的形象。他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对安特来夫“调和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的《谩》和《默》，写实带有了象征意味，大大强化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狂人日记》就是写实与象征的产物。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吃人”是旧制度旧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狂人对周围目光(包括狗和死鱼的眼睛)是疑虑和紧张，对周围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等，是狂人产生“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作者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了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又恰是象征手法的起点，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意念的有效途径。在小说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指称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赵贵翁等众多的眼睛暗示着“吃人”的威胁。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小说的写实手法和象征艺术相结合，既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和生动逼 6

真，又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六、“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戚而能谐”，指在讽刺的笑声中包含着深沉的忧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婉而多讽”，是指对讽刺对象不作公开的表态，把讽刺的锋芒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他在1935年写的《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还对讽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作了强调和解释，最后对讽刺提出“善意”的要求。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大都是含蓄而隐藏的，在人物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长明灯》中写吉光屯各类人物商议处置要熄灭长明灯的叛逆者——“他”。在其伯父、地主四爷家，郭老娃提出将“他”关在四爷府上。四爷想占有“他”的住房，又怕关在自己府上，于是慢腾腾地问道：“庙里就没有闲房?„„”有意地提示和点拨众人把“他”关到庙里，既能使自家清静，又可逃避责任，达到逐侄占房的卑鄙目的。作者在真实的叙述、描写中不加评议，却使读者看出四爷的贪财、奸险的面目。《肥皂》中对四铭再三复述孝女的行乞和光棍的买肥皂“咯吱咯吱”下流话，流露出念念不忘的光棍的话里所包含的猥亵心理。当他的太太戳穿他“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时，他立即脸红出汗了。四铭借着表彰封建伦理道德的名义，掩饰其内心肮脏的欲望，揭露他是假道学、真流氓。在《示众》中，描写看客围观示众的犯人的热狂，把讽刺的笔锋指向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群，含意深沉。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喜剧同悲剧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声里潜藏着深沉的忧伤。《阿Q正传》写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是异常可笑的：他向吴妈下跪求爱，结果被赶出未庄；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满足自己的报复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剧，结果是被枪杀的悲剧。《孔乙已》中的孔乙已的一生，同样是在引人哄笑和丁举人之类的折磨中结束的。在喜剧性描写和悲剧结局的交织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同情。这是一种有情的讽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

在鲁迅小说的讽刺人物画廊中，还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杆，常与黄三等流氓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改名“高尔础”去当历史教员，为了“去看看女学生”。小说揭露了这个下流无耻的恶棍。《**》中的赵七爷是茂源酒店的主人，他威胁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7

“你能抵挡他么”?描写赵七爷色厉内荏、心虚胆怯的可笑形象，非常生动。《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想写作《幸福的家庭》，但在妻子忙家务、孩子的吵闹下，无法安静写作，表现他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可得的虚荣心。这些讽刺人物形象表现了鲁迅“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寄托着他的爱和憎、同情和愤怒、希望和抗争的思想感情。

七、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第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第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 8

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第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呐喊》、《仿徨》、《故事新编》这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也很简洁，含义深刻。它具体体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三个过程，由“遵命”为革命“纳喊”助威，到“荷戟独彷徨”，在彷徨中观察、探索、追求；因此在《故事新编》中翻故为新，古为今用，继续抗争。

鲁迅小说吸收了中外古今小说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在题材、人物、结构、思辨，写实与象征、讽刺和语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我们应该认真学习。

参考文献：

1、林贤治、鲁迅小说全编、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6-03-01

2、邵燕祥、重读鲁迅、东方出版 2006-12-1 9

第五篇：举例说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

举例说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

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 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 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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