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荷兰侵权行为法考察工作日记(十一)

第一篇：德国与荷兰侵权行为法考察工作日记(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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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荷兰侵权行为法考察工作日记(十一)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十三、荷兰法律中的损害赔偿问题

六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到四点)海牙，荷兰最高法院

报告人：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系教授埃德加•杜•佩隆先生

报告主题：荷兰法律中的损害赔偿问题

荷兰法的损害赔偿问题是很独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使用同一个损害赔偿的规则，这就是《荷兰民法典》的第六编债法总则第一章第十节“救济损害的法定义务”。在确定是不是构成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各自使用侵权行为法和合同法;构成了责任之后，就适用同一个损害赔偿的法律。例如在签合同之前，有虚假情况没有说明，法官不用考虑是侵权还是违约，直接就按照赔偿法做出判决就行了，这主要指的是经济上的损失赔偿。如果是精神上的损害赔偿，则只有法律有规定的才可以赔偿，没有规定的，不能赔偿精神损害的损失。例如，在荷兰，现在造成死亡的不能赔偿精神损害，因此就不能获得这样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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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损害赔偿责任，需要看因果关系。损害不仅仅是要客观存在，而且还必须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才可能予以赔偿。如果受害人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就要减轻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如果是遇到不可抗力，则为例外，可以免除责任。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人共同造成的损害，则每个人都要负责任，受害人可以向任何一个人请求赔偿，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然后他们之间在根据过错程度分担责任。还有雇主的替代责任，例如，修车店的工人破坏了修理的车，受害人可以向修理车的工人赔偿，也可以请求店老板赔偿，受害人进行选择。老板赔偿之后，老板可以向有过错的员工要求追偿。

荷兰现在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比较狭窄，经济损害的赔偿还是比较完善的。在不久的将来，荷兰也会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主张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现在的判决已经确认，在配偶死亡了，其老婆就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考虑一个标准，就是不得超过一万欧元。这是一定数额的补偿，而不是真正的赔偿责任。

适用同一部赔偿法，确有好处，简便易行。但是，在确定是否存在责任的时候，还是必须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除了合同领域之外的违反法律规定，超出了合同的范围的，就是侵权责任。在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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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遭受侵权行为的侵害，可以是侵权行为，但也可以认定为违约行为。

国家赔偿，是国家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公民的损害，认定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相同的法律。关于政府侵权问题，既可以认为是普通的法律范围，也可以认为是国家责任，可以适用一般的民事法。如果是国家认可的侵权，例如扩建机场而拆房子，警察搜查他人住宅而没有坏人，则不能让受害人吃亏，要给予适当的补偿。

关于间接受害人的责任问题。直接受害人遭受损害，有权请求赔偿。以前荷兰法不承认这种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现在承认。对间接受害人的损失怎样判断呢?例如是一个老板，他的员工受到侵权人的侵害，这样就不能工作了，也会造成老板的损失，好像也是间接受害人，但是这样的间接损失是不能赔偿的。一般认为，顺序排在第三位的受害人就没有请求权了，间接受害人是第二顺序的受害人。此外，还要观察第三人的损害是不是具有因果关系。比如，拖拉机损害了电缆，电缆的所有人是第一顺序的受害人，是直接受害人，得到赔偿是没有问题的;其他的人无法得到电的供应，造成损失。这样受到损害的其他人，是第二顺序的受害人，为间接受害人，享有请求权，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他们是间接受到损害的受害人;而因为停电，产品无法按时生产出来，买受人因此受到损失，就是第三位的受害人，不属于间接受害人。还有，在公路上造成车祸，造成堵车，其中的司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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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时约会，不能参加订约，这样的损失不能得到赔偿，也不认为是间接受害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看就受到损害的人数是多还是少。范围太大，法院就不会判决赔偿。

关于间接损失的问题，也就是可得利益的损失，《荷兰民法典》第96条规定，对于利益的丧失也应当进行赔偿，其实这就是间接损失。

在欧洲等国家，还有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比如，餐馆的管道受到侵害，造成不能营业的损失，是间接损失，是应当赔偿的。如果电缆是属于他人的，造成电缆的损害，造成损失的第三位的受害人可以得到赔偿：第一位，是电缆所有人有权得到赔偿;第二位，用电的工厂受到的损害，可以得到赔偿;第三位，是买这个工厂的产品的人，因此不能及时供货的损失，可以得到赔偿。如果因此而使餐馆的订单受到损失，当然应当得到赔偿。

交通事故堵车，为什么对那些受害人不予赔偿呢?是因为存在的损失范围过大无法都给予赔偿。例如，公司的报告是虚假的，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可以得到赔偿呢，也不能。

残疾赔偿金，荷兰法有标准，法院按照标准赔偿。在荷兰，有一个交通协会，他们每五年公布一个赔偿标准，什么样的损失，赔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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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损失等，都有规定。这个标准，法官会参考，国家则没有标准。总的是，荷兰法的赔偿标准比较低，对身份关系的赔偿因素基本上没有。

音乐家手指受伤，应当怎样赔偿，是一个难题，也有办法解决。音乐家不能继续从事音乐工作，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手指受伤，则不一定全部赔偿，而是部分赔偿。如果手指没有全部残废，则按照比例赔偿。

农民和球员在一起事故中死亡，每个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对此的赔偿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有特别的差别。即使是20岁的人和80岁的人死亡，赔偿标准也没有不同，仅仅是其抚养的费用有所不同而已。荷兰法的死亡赔偿，分为三项，一是运尸费，二是葬礼费，三是被扶养人的抚养费。目前不赔偿精神损害。

爱子死亡，亲眼目睹的亲人就可以赔偿，在家里知道消息的就不能赔偿，是不是不公平?荷兰有一个判例，比如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损害致死，其亲属请求赔偿，法官给予了支持。但是故意杀人的，不会得到赔偿。

举证责任问题，就是主张权利的人承担，有例外的情况，例如酒后驾车，就是加害人举证自己没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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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责任问题。例如，建筑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是恐怖分子放炸弹造成的，则所有人不承担责任。但是，核电站泄漏造成的损害，则无法免除责任。

六月十三日下午(四点到六点)

参加在荷兰司法部由荷兰国际法律合作交流中心与荷兰司法部召开的“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改革国际研讨会”。大约80名荷兰法律界人士参加会议。

出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6年第4集

第二篇：十一及中秋节放假与工作安排通知

十一放假及工作安排通知

苏州江东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我司2012年10.1放假安排通知如下： 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9月30日至10月7日放假，共8天。其中9月30日(星期日)为中秋节法定节假日，10月1日(星期一)、10月2日(星期二)、10月3日(星期三)为国庆节法定节假日，10月4日(星期四)、10月5日(星期五)为调休，10月6日(星期六)、10月7日(星期日)公休，9月29日、9月30日(星期日)两天调至10月4日、10月5日，9月29日(星期六)10月8日(星期一)上班。

国庆节的来源，每年的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National Day）。人们习惯称“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1949年1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

在这里，苏州江东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全体员工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清明节期间，公司值班电话：*** 特此通知

2012年9月6日

苏州江东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第三篇：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考察与启示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考察与启示

【摘要】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法律背景，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行政从属性特点，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运用刑法与行政法共同应对环境犯罪。环境法益被赋予有限独立性，与人类法益共同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预防性理念备受青睐，抽象危险犯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刑法介入提前。德国环境刑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是，应摒弃绝对化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兼顾人类法益与环境法益，建立“并行”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同时，应改变以结果犯为主的立法模式，适当设置危险犯，以有效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法益；德国

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源地，也是较早研究环境犯罪的国家之一，其成熟的刑事政策理论与环境犯罪治理经验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依然较为粗糙、模糊，立法与司法面临障碍，影响环境犯罪的惩治效果。德国环境刑事政策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其环境刑事政策呈现出何种特点?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哪些借鉴意义?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背景 1.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 18 世纪末开始，德意志经济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19 世纪 70 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宣告完成，进而促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进入 20 世纪，德国工业生产大约增加了一倍，整体国民财富从 1895年的 2000 亿马克增加到 1913 年的 3000 亿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经济迅速复苏，截至 1958 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7.9%，煤钢产量与外汇储备均高居西方国家第二位。与经济奇迹相伴随的是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在联邦德国兴起，政党也不失时机地提出恢复生态平衡的主张，环保意识不断强化，怎样让国家变得更富有、更美好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环境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功，能源变得更加清洁，污染现象减少，传统工业区———鲁尔区的变化成为环保的典型范本。德国环境保护的举动带给世人诸多启发，人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还要看数量背后的质量问题。

透过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繁荣表象分析，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自由主义发展时期与国家干预发展时期。在自由主义阶段，国家职能被尽可能地削减，人们认为社会经济与自然界一样都有各自的规律，只要按照规律发展就能自动实现社会福祉。随着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社会正义偏离了之前的轨道，物质分配两极化明显，甚至出现了群体性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干预逐渐加强，预防性手段被频繁应用，试图将诸多社会危险消弭于无形。国家在危险预防上存在两个转向。其一是预防的时间更早，之前的危险预防只涵括紧迫或已确证的危险，而今国家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犯罪前、疾病前、颠覆行为前的迹象。其二是预防的对象有所调整。以前的危险预防主要针对具体的物，目的是保护人，而新的预防主要针对来自人的风险，目的是保护制度或系统。这种趋势也体现在环境保护方面，德国政府充分开动国家机器，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主要采取两大措施。第一，德国政府大力发展环保科技，依赖雄厚的科技实力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对生态环境状态实时监控，还建立多种环境教育机构培养环保

人才，开展公民环保教育。第二，德国政府利用市场力量，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方式开展环境保护。如在莱茵河的治理过程中，德国政府将河两岸的居民和企业成员强制入股，成立股份制管理机构，对所属河段的大坝安全和附近生态环境负责。政府负责常规工程投资，股份管理机构则负责日常维护，使莱茵河重现勃勃生机。

2.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 理 论背景

在德国，刑事政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刑事古学派、刑事社会学派与现代学派三个阶段，且随着德国社会形势与司法实践不断调整，呈现出传承与发展的态势。

作为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于 1800 年左右首创“刑事政策”(Kriminalpolitik)一词，认为刑事政策是“对一个国家的刑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具有约束力的、颁布最符合目的的刑法所应当注意的特殊关系和条件的总括”。费尔巴哈把刑事政策定位为刑事立法政策，着重探讨刑事立法与刑罚的关系，认为“立法者智慧(刑事政策)即在于说明，我们应该适用何种刑罚，以及适合的刑罚如何予以执行，始能合乎刑罚之目的，此外并尽可能地促进人类与市民的目的”。费尔巴哈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在于心理强制说与罪刑法定主义，认为“市民不能不通过欲求能力而达到其目的，国家对欲求能力使市民实施侵害之事，必须利用在心理上不可能实施的手段。因此，要市民不进行权利侵害，就应限制使不发生那种决心”。作为心理强制说的派生产物与实现前提，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罪刑规范必须事先预告公众，使公众意识到犯罪行为必然导致刑罚，这样才能真正抑制犯罪心理，阻止犯罪。

李斯特是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也是刑事政策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并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断。李斯特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在于目的刑论、刑罚个别化与保安处分。首先，李斯特认为，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人科处的不利后果，不单纯在于对犯罪行为的反射性报应，而应赋予其更多意义，故而提出了目的刑论，认为刑罚不是对犯罪的事后报应，其正当化根据在于保护法益与防卫社会。其次，为了使犯罪人不至于再次危害社会，应当教育和改造犯罪人，使其成为守法公民，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李斯特尤其强调了特别预防的重要性，认为刑罚不仅在于威慑潜在的犯罪人，更应重视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刑罚的分量以为了消除犯罪人的危险性，使之重返社会所必需的处理期间为标准，与其说刑罚的目的是威吓、儆戒一般人，不如说是使人自身得到改造，预防犯罪更重要一些”。最后，李斯特认为，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通过保安处分措施可以有效保护社会，他指出:“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对刑罚的效能必须批判性地进行评估。出于这一原因，除刑罚制度外，还需建立一套保安处分制度。”

进入现代，德国刑法先后经历了非犯罪化与犯罪化潮流，并最终以扩张刑罚权为主，德国学者普遍将刑事政策理解为“在合目的性的前提下，刑法如何实现其社会保护的学科领域”。如耶塞克认为:“刑事政策探讨的问题是刑法如何制定，以便其能最好地实现其保护社会的任务。它探讨如何描述犯罪构成要件特征以便与犯罪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确定在刑法中适用的制裁措施的作用方式，斟酌允许立法者将刑法延伸到何种程度以便使公民的自由空间不会超过不必要的限制。”罗克辛打通了李斯特时代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设定的鸿沟，主张建立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体系，对三阶层的内容依据刑事政策的功能进行了改造，即犯罪构成的实质化、不法的价值化与责任的目的化。正如罗克辛本人指出的，“只有允许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进入刑法体系中去，才是正确之道”。“法律上的限制和合乎刑事政策的目的，这二者之间不应该相互冲突，而应

该结合到一起，法治国和社会福利国之间其实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而应当辩证地统一起来。”

3.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法律背景

自刑事古典学派以来，德国刑事政策理论逐渐成熟，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刑事政策对刑法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受德国刑事政策发展以及社会进化的影响，德国刑法突显出以下两大发展态势。

第一，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作为启蒙运动的成果，法治国思想得到广泛认同，由此催生了罪刑法定原则。费尔巴哈尤其强调成文法对司法活动的限制，认为法律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法官只是法律的“仆人”，不可随意解释法律。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逐渐增强，刑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愈加尖锐，人们开始转向实质法治与实质正义。希尔根多夫(Hilgendorf)教授将这一趋势称为“不精确的法律”，并指出:“许多法律会采用规范的概念或者引入其他不确定的用语，这给法律适用者留下了相当大的裁量空间。”“裁量权由此就从民主立法的议会转移到了法院和行政机关身上。”刑法规范的概括与法益的抽象，使刑事政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李斯特鸿沟”逐渐向“罗克辛贯通”转变，以往所排斥的价值判断也被吸收进犯罪论体系中，实现了“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

第二，刑法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被推上前台。在社会防卫理论的影响下，刑法的报应机能逐渐没落，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日益盛行。该理论强调法规范的权威性与不容侵犯，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法秩序防卫”，通过刑罚的威慑效应，强化公民的规范意识。在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未来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的有限理性冲突加剧，愈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产生了各种新型风险，德国刑事政策的天平随之向社会防卫倾斜。“法律试图以双重的方式来获得与未知性和不可权衡性相对的安全性:一是法益的安全，即为所涉法益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法律的安全，即保证法律作为一个决定体系本身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罗克辛也指出:“刑罚的目的只能是预防性的，亦即只能是为了防止将来的犯罪。由于刑法是一种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机制，它也就只能谋求社会的目标。报应理论并不具有社会正当性，因为在报应理论中，刑罚的科处和刑罚的幅度都跟社会必要性没有关系。”风险社会理论与敌人刑法理论的提出也促成了安全刑法的出现，为了消除焦虑与不安，公众开始容忍国家更深地介入社会生活，刑法成为国家应对风险的利器，与此同时，刑法政治化加剧，甚至出现象征性立法。

二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世纪 70 年代以后，飞速发展的经济给德国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环境保护成为国家议题。德国于 1980 年通过了第 18 部刑法修改法（《反环境犯罪法》），这部法律完善了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扩大了环境刑法的适用范围，统合了零散的环境犯罪附属刑法规定。90年代初，德国启动环境刑法改革，于 1994 年通过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加重了对环境犯罪的处罚力度。1998 年，《德国刑法典》第 29 章专门设立了“危害环境犯罪”，通过 13 个条文规定了 9 个具体的环境罪名，分别是:(1)水污染罪;(2)土地污染罪;(3)空气污染罪;(4)招致噪音、震动以及非游离辐射罪;(5)危害环境之废弃物清理罪;(6)不法营运设施罪;(7)未经允许处理核燃料、其他危险物质与物品罪;(8)危害保护区罪;(9)逸漏有毒物质致重大危险罪。德国环境刑法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逐步完善的，且深受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

1.行政从属性

通过行政刑法保护环境是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传统。德国是行政刑法的发源地，德国环境刑法属于行政刑法，即只要违反行政法规，即便没有造成法益侵害，依然具有可非难性。德国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Goldschmidt)认为:“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行无阻，此即为行政刑法之意旨。”如今的《德国刑法典》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是否构成环境犯罪的重要条件规定了下来，体现了环境行政法规在环境犯罪中的重要地位。在《德国刑法典》第 29 章规定的 9 个具体罪名中，有 8 个罪名设置了违反行政法的前提，包括“违反行政法义务”“未经许可”“违反禁令”“缺乏必要的许可”“违反法规”等。可以看出，除了直接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外，无视许可或规定的行为也与罪状相符，即便这些许可或规定并非专门的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例如，根据《德国刑法典》第 328 条的规定，未经许可或违反行政法义务，保存、运输、加工或作其他利用，进口或出口核燃料，或者负有运输核燃料义务而不立即运输，或者在工场或技术设施的运转过程中储存、加工或作其他使用的放射性物质的，构成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罪。

这种“空白刑法”的立法技术，就像“立法者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而有关管理部门则有权加以填写”。这种立法模式体现了宪法层面的分权原则，有利于刑法保持简洁与弹性，以便为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实现留足空间，发挥其人权保障作用，但质疑与非难也一直存在。如我国学者指出:“立法者在必须填补和补充空白构成的时候，将立法工作或多或少地交给行政管理机关，是否逃避了自己的立法责任?”还有学者指出:“行政法(尤其是规章形式的行政法规范)易变性与刑法典稳定性的矛盾带来适用上的麻烦。”德国学者芭芭拉·胡贝尔既看到了“空白刑法”立法模式的不足与窘境，又认可了这种模式的价值，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1981 年之后的德国刑法饱受批判，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机关对危险行为的定性是刑事判决的前提。比如，在发放许可或界定化学成分的等级时，水域管理机关考虑的往往是整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工业设施与废水中化学成分的危险性。而刑法则主要考虑水域被工业设施、农田或汽油站过滤设施所污染的事实。但是，这种行为只要获得行政许可，就足以排除违法性，刑事法庭不得不将其视为正当，尽管这种行为可能违法或产生的利润来自违法行为。所以，刑事法庭无法左右行政决定而只能与行政机关捆绑在一起，并没有超越行政机关的权力。尽管如此，环保毕竟是行政机关的首要任务，刑法只能排在第二。况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法律命令必须统一口径，否则市民将无所适从，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冲突也将损害人们对法律的普遍尊重。

由于行政行为在环境犯罪治理中占比较大，为了抑制行政恣意，德国对行政行为开展司法审查，《德国基本法》第 19 条第 4 款明确规定:“任何人的权利被公权力侵害，均可提起诉讼。”作为宪法性救济的前提，针对行政权的权利救济首先应穷尽正式法律途径，才能诉诸联邦宪法法院。而且，宪法审查仅针对生效的法院裁判，而不直接对行政权做出裁判。正如德国学者托马斯·伦德马克所指出，“民众要求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来自于德国基本法，其前提是行政行为对个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若挑战行政机关的决定，必须宣称行政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在德国大部分案件中，对行政决定审查的标准不严格限于行政记录，而是重新审查，其标准源自合理性原则，违背该原则的国家行为均为无效。应基于合理性原则从四个方面进行检验:意图与目的是否具备合法性与合宪性;手段是否适当;造成的损害是否必要;是否保持平衡”。

总而言之，行政法认定普遍成为环境刑法适用的前提，这种模式有利于环境保护效率的提升，保持了刑法规定的准确简洁，但也造成行政权力过大。由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德国通过宪法审查排除行政恣意，维护了环境保护的法治化轨道。

2.保护双重法益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与人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生态环境利益是不需要刑法保护的，刑法只保护与人类利益相关的生态环境利益即可。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制定的最早的环境刑法是 1830 年的《奥地利刑法》。该法规定，刑法的任务不在于环境保护，而是确保人类之生命、健康免受环境污染下的危害。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些即使与人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生态环境利益，归根结底也会影响到人类，进而逐渐将生态环境利益视为相对独立的法益。受此影响，德国刑法几经变迁。1971 年，部分德国学者提出的刑法修正案首度统合了附属刑法，将环境犯罪条文纳入刑法典，提出这些增订条文的核心理念在于“以刑法防止危害他人的污染行为”。这种人本法益观从保护个人利益层面强化了刑法制裁的正当性，契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及价值取向。

但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人本法益观异化了人们的环保观念，使之停留在浅层次的认知水平，没有认识到环境法益本身的独立价值。德国学者艾瑟尔(AlbinEser)指出:“长期以来，环境保护是以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私的短浅目光并且只以为人类服务或保障自然资源为目的的。”在之后的 1980 年，德国立法者将附属刑法纳入刑法典，建构了完整的环境刑法，将规范目的定位在“环境保护”，使具有保护价值的环境利益悉数被纳入环境刑法的保护范围，如水、空气、土地、动物、植物等。从本质上讲，这套环境刑法虽然以保护环境利益为主，但更深层次的规范目的无非是想间接确保人类的世代生存。德国立法者亦明确指出，刑法保护环境法益的理由为:第一，环境是形塑人类生存空间的基本要素;第二，环境保护具有世代永续生存的意义。可见，只要承认环境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那么就意味着包括当代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均应受到充分的保护，这种法益理论被称为“双重的法益关联论”。因此，尽管之后的《德国刑法典》将环境犯罪作为单独的一章予以规定，体现了环境法益的独立性，但也认识到“环境法益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法益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保护，强调生态学的法益只有在与人类中心的法益相关联或不相抵触的限度内，才能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事实上，与有限独立的环境法益相伴随的，是对人类法益一如既往的保护，德国将环境政策定义为:“环境政策是保障人类健康和生存所需的环境的全部必要措施，以便保护土壤、空气、水、植物群和动物群免受人类的有害影响，并消除人为影响所造成的危害或损害。”

由此不难看出，既保护人类利益，也保护生态环境是作为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基础的环境政策的基调。德国刑法保护双重法益的立法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尊重环境法益的独立性，通过《德国刑法典》第 29 章对涉及人类生存基础的环境要素予以保护，即环境法益;另一方面，通过第 25章“应处罚的利己行为”将侵害他人利益的非法狩猎与非法捕鱼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即人类法益。

3.积极预防导向

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工业社会制造出系统性的风险，这些风险又反作用于工业社会，进而使其异化为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Beck)首先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贝克指出:“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当今时代已呈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种种迹象。”风险社会理论在刑法领域的直接映射便是刑法介入的早期化与危险犯的广泛应用，诸多对法益构成威胁的行为被纳入犯罪圈。在德国，刑法的变迁也体现了对安全的侧重，刑法立法普遍出现了刑罚处罚前置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 28 章“危害公共安全”中，不仅规定了大量的故意危险犯，还规定了许多过失危险犯，加大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与民众心理的照顾。环境刑法领域则走得更远，甚至出现了“累积犯”的概念，进一步提前了刑法的介入时间。“累积犯”概念由德国学者库伦(Kuhlen)于 1986 年以水污染犯罪为基础提出，单个行为基于事实上的原因，对于所保护的法益不能产生损害，但如果类似行为大量实施则最终会导

致法益侵害，因而有必要对该行为予以禁止。累积犯创造出了“拟制的危险”，将本身不具重大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意图防患于未然，保障整体环境的绝对安全。

受积极预防理念影响，预防性的环境政策也逐渐成形。在德国，环境法的建立与施行依赖特定的政策，这些政策不光出现在学术论文与政治讨论中，也出现在政治决定、法庭裁决与行政规章中，形成了三个最重要的政策，即预防政策、污染者责任自负政策以及合作政策。其中，预防政策最为重要，已被写入《联邦污染控制法》。该法规定，本法目的在于保护人类、植物、动物、土地、水域以及大气免遭危害。对于需要许可特定的设施，为了避免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与麻烦，应及时预防有害环境影响的出现。对于管理者而言，环境政策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潜在的环境恶化应被察觉与制止，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应被消除。所以，应特别注意可能引起环境损害的轻微但具有累积性的活动。在风险无法量化时，运用预防性措施或者具有最小限度危险性的可替代有效措施予以应对。总体来说，预防政策的精神在于，“环境损害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应当在危险到达之前即被遏制”。德国刑法充分运用预防政策惩治环境犯罪。《德国刑法典》第 324 条至 330条所规定的 9 个环境罪名均包含了危险犯。这些条款通过拟制抽象的危险使刑法提前介入，将任何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环境犯罪抑制在萌芽阶段。例如，在认定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中，实际的损害不必发生，抽象的危险即为足够，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已裁定该条款也适用于家庭垃圾的处理。又如，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罪与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罪，若没有取得许可，任何人开办处理核材料的工厂均应受到处罚，尽管这些活动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或带来任何危险。正如芭芭拉·胡贝尔所指出的:“对人类健康的抽象危险是定罪的充分根据，而不必证明造成了实际损害，这就是这些条款的预防目的。”

三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环境犯罪规制起步较晚，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发展经济，环保理念与经验欠缺。1997 年《刑法》正式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2011 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环境犯罪做了较大修正。即便如此，我国环境刑法理念依然滞后，刑事政策也摇摆不定。德国较为成熟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从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和基本形态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保护双重法益

我国环境犯罪治理长期受“人类中心主义”影响，认为环境犯罪的惩治主要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包括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人类对自然界负有道德责任，应当对其进行道德关怀，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内在价值或有某种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这突出反映在环境犯罪立法上，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与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都将结果局限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也大多以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为标准。“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其指导下的环境刑法也逐渐落后于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法益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应将环境本身视为目的而非满足人类欲求的工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中心主义”应运而生。

“生态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物本身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物与人类有平等的权利，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拓展到自然物，甚至主张建立以自然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与评判标准。然而，“生态中心主义”抹杀了人类利益诉求，否认环保的根本目的与最终导向。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Helvetius)指出:“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自己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把私人利益和

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无法忽视民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仍是大势所趋，即便在德国也是如此。事实上，德国从来没有将经济发展放在次要位置，而是强调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德国政府在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时，往往将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如德国焦炭发电量依然占总发电量的 60%，生态环保的可再生能源仅占 10%左右。但在发展方式上，有待于摒弃粗放型、掠夺式的发展模式，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均失之于绝对化，有违可持续发展观。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也应体现辩证精神与区别对待思想，兼顾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并行”刑事政策值得提倡。因此，在环境犯罪法益的保护上，也应兼顾人类法益与环境法益两方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设置环境犯罪危险犯

深受古典刑法理论的影响，加之我国法治起步较晚，预防性刑法理念与危险犯一度被视为刑法恣意的体现，侧重于通过结果犯规制犯罪，环境刑法也不例外。“严重污染环境”“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等被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危险犯则付之阙如。随着环境恶化与破坏力的逐渐攀升，有必要运用危险犯充分发挥预防作用，提升环境治理整体水平。

首先，环境犯罪的潜伏性与累积性特点表明，只有设置危险犯才能实现有效治理。相对于其他类型犯罪，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较为模糊，其原因主要在于危害后果的潜伏性与累积性，导致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无法建立清晰的关联，且证明难度极高。例如日本“水俣病”事件，从 20世纪 50 年代初发现吃鱼的猫“自杀”，到 50 年代中期周围居民出现神经中毒症状，死亡几十人，一直无法查清原因。直到熊本大学做了大量实验并检测了工厂排污口，才发现是甲基汞在作怪，其间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时间。为了便于证明，有必要将犯罪构成模式由实际损害向规范违反转变，只要实施了足以破坏环境的特定行为，均应被视为具备抽象危险。

其次，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性表明，将环境犯罪的基本形态停留在实害犯的程度，对该类犯罪的预防通常于事无补。环境危害一旦显现，往往呈现出覆盖面大、治理难度高、不可逆等特质，导致严重的后果。与犯罪后果相伴随的，往往是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讲，采用结果犯的环境刑法与环境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尽管通过事后刑罚予以惩治，也能取得一定的威慑效果，但环境损害业已造成，这并非环境刑法的立法初衷。因此，与其在损害发生后进行修复或赔偿，不如事前更加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设置环境犯罪的危险犯。

最后，针对环境犯罪设置危险犯有助于提升人们的规范意识。德国环境刑法设置危险犯的初衷还在于发挥刑法的宣教作用，增强国民环境观念，提升国民规范意识。德国宪法法院副院长哈斯默尔(Hassemer)认为，“积极的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刑罚对社会普遍产生教育的效果，为了充分发挥该效果，就有必要处罚并非达到侵害的行为，即处罚危险阶段特别是抽象危险阶段的行为”。我国亦有先例，醉驾入刑之后民众的规范意识显著提升，有效遏制了愈演愈烈的醉驾行为。随着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的形成，应适时引入危险犯，增进民众对刑法规范的信赖与认同，以及意识深处对环境保护的认可与支持。

四结语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并非一蹴而就的成果，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与德国发达的刑法史、成熟的市场经济、思辨与反省的国民性紧密相关。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鲜明的特色，集中反映在行政从属性、保护双重法益与积极预防导向三个方面。我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发展与环保的矛盾渐趋尖锐。尚不完善的环境刑法与刑事政策，尚待提高的环保意识也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所体现出的双重法益保护理念、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契合我国国情且行之有效，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通过立足于自身国情，汲取他国先进经验，有望在缓解环境问题的同时，发展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环保之路。

第四篇：大学生新闻系考察与实习日记10篇

实习报告

一、考察与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这次在连云港日报社的实习，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实习更接近于一次独立学习，而不是一份简简单单的工作。这次在连云港时报社的实习是我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经历，该报社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精神让我更加感受到作为一个记者的使命感和态度。

二、考察与实习过程及内容

实习时间：2011年0月到0月

实习地点：0市0区0路0路0号

实习单位：连云港日报社

这次能去连云港日报社实习，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对于不是学新闻专业的我来说，应该多实践多接触，多出去外面看看其他地方的媒体运作模式。一开始到报社报道，我真的很迷茫，日报社是党报，它分为很多部门，主任把我分到综合新闻部，让主要负责文化产业活动的王艳老师带我。

三、考察与实习的收获体会

实习期间让我学到很多，让我受益匪浅。这次实习不仅在专业技术方面，更多的是社会交际和为人处事方面都为我上了堂精彩的课。大学里学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叫做自学的能力。参加实习后才能深刻感受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课本上学的理论知识用到的很少很少。平时我在工作上只是到现场，或者会议室，采访帮忙写写稿子，几乎没用上自己所学所了解的知识。修改的时候我只能用上自己以前基础上努力自学来的，以及平时跟着报社的老师学习到掌握到的一些有关新闻学的专业知识。平日里勤动脑，动手，好学多问。

四、考察与实习实习日记（10-14篇）

第一篇

今天是我实习的第一天，经过前面简单的安排，我进入了实习期，很是紧张，毕竟第一次接触新闻这个领域，还是个门外汉，虽然我之前看过几本关于新闻学的书籍，但是比起专业人我还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第一天我就被迫紧急投入到实习状态中，今天采访的是市人大召

开的主任会议，我很激动的是见到了领导，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我到底是好好记笔记，记录领导发表的讲话，带我的王艳老师说，这种会议都有会议进程表，根据提供的会议过程，写稿子比较简单的，主要是领导的讲话。

后来我那了一手资料，根据老师给我的指导写了第一篇通讯。虽然后来给老师改了好多处但是心情却是一样的开心，很有成就感。

第二篇

今天我很荣幸的被老师安排去连岛采访全国性的帆船帆板冠军赛，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帆船帆板比赛，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的比赛。虽然谈不上惊奇，也让我耳目一新。

我实习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啊，好苦。不过我老师的也是个电动自行车，凭我这速度这体质赶上个电动车不成问题，但是今天的比赛很是问题啊。其实不用我担心，老师找了个顺路的摄影爱好者，载我们去，到了连岛后，风很不给力，天气燥热，晒死人了，帆船帆板比赛靠的就是天气，没有足够的风力，比赛难以进行。况且是在海面上，我有点害怕，做船我还没做过，快艇倒是玩的时候做过好几回，不知道我体质怎么样。

由于天气原因，比赛推迟到下午1点钟举行，上午我们就在会议室采访了安排这次赛事的主管，后来和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在连岛吃了工作餐，下午的比赛到底是实地感受才有发言权，我和电台的记者坐了快艇到海上观看了比赛，那场面声势好大啊，在辽阔的海面上，运动健将们紧张的筹备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很是壮观呐。

比赛到很晚，看完比赛都下午5点了，中间还有个插曲，我乘坐的快艇漏水了，幸亏我穿了救生衣，唉，平生几次过快艇，没想到这中几率这么小的事情给我遇到了。该感到荣欣呢，还是悲哀呢。

第三篇

由于我是实习生，还是记者是自由职业，很多时候没有新闻我没事做只能在报社的资料室看报纸或者杂志之类的。不多收获也不小，总比我一整天躺在家里睡大觉好多了，见识广多了，认识不少人，比以前开朗多了。今天就在资料室度过了。

第四篇

因为每次都怕老师忙的忽视掉我，每天晚上我都提前发个短信给老师问一下明天有没有采访活动什么的，也表示我岁工作的热忱，今天老师说去灌南采访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大赛。

我一听名字觉得甚是好奇，气功现在都发展成公开比赛这程度了，看来国家政策还是满到位的，这次是在连云港赛区，好像还有个哈尔滨赛区的，连云港可是健身气功比较普及的地方，我这才深刻的了解到，来自复旦大学，武汉，上海等高校的大学生汇聚灌南，比赛前还有精彩的广场演出，但是天气真是毋容你开心啊，燥热的天气，让很多观赏的人望而却步。后来采访了几位大学生，有的还是大一的小学弟小学妹呢，估计是专业吧。

第五篇

今天有个社区走访慰问活动，我一大早就汽车赶到市政府前门等候，等着坐政府领导的车跟着走访社区。

政府的车就是气派啊，一路都闪着醒目灯，今天走访社区是省里的领导王世华，好像是省市纪检组组长，来视察社区文化建设的，我跟着车颠簸到五六处社区，什么蔷薇社区，玉带社区，苍梧小区，还有墟沟那边的中云街道社区，虽然很累啊，但是人家领导都没埋怨，这里偷偷说一句，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来连视察待遇可不低哦，少说都是云台宾馆啊，我看着心里就想好好努力吧，调侃一句说：没灯的火车头，前途无量啊，嘿嘿……

第六篇

又闲了三天啊，星期天加上星期五没有活动，我在家无事做了，陪着奶奶买菜，做饭，逛公园。

后来我在报社无意间问到老师，报社的报纸排版可能跟我的专业有点联系，我就借此去了组版的办公室，遇到一位热心的姚新羽老师，我没有新闻采访的时候就去她那里，让她教我排版。

第七篇

今天去是文化中心采访，有个连云港市广电总局文化市场综合管理监控中心开通仪式，国家广电总局的副局长都来了，说实话这些大人物看着也记不住，就是开通后对我们连云港这个县区的电视可以进行监控防止出现违规，违纪的广告是视频信息等。也是啊，我感慨其

实政府也是蛮卖力的，但是其后的目的我也不知道，能成为党的小兵的，头脑也都不简单。我就不妄加评论了。

第八篇

今天是全民健身活动日，我接到老师的通知早早的来到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上等待。

哇，人山人海的，好多市民都一大早赶过来了，不过大多是老年人，其实现在老年人锻炼的到是很到位，每天我和我奶奶逛公园都发现，满园的老年人在锻炼，就是年轻人少啊，现在青年人的体质也待考验啊，我找了负责这次活动的组长要了一手材料后，就领导的讲话做了记录，然后就去体检的地方做了一下体检，身体还是挺棒的，不知道毕业工作后这身体是不是保持住，看我老师的体质很是不容乐观哈，可能是长期呆在办公室的缘故，老是颈椎痛，这估计是通病吧，今天的采访依旧是火热的太阳。

第九篇

有时候新闻真的不是很多，今天老师给我个题材，关于近期投资黄金的，又去采访了几位市民，对近期投资投资理财的情况，特别采访一位同志的创业之路。我也深受感动。

写任务采访又不同于通讯，我写了一千多字啊，给老师改了还剩几百，唉，而且有点面目全非，我有点失望了，不过想想毕竟不是本专业的，我还要加强学习。

第十篇

今天我和老师去市文化局采访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副会长，也姓张，我有点激动。

最近新闻比较少，记者也要挖新闻线索，所以就来了解情况，据悉，近期有个叫曹延标的乡村老师很是给力，写了好多童话书，这一段时期很是出彩，借此机会，我老师联系到曹延标老师坐了一次专访，本来打算去他教书的地方的，后来由于路程远不方便，就把老师请到了报社来，我们采访了一上午，收获不少，指导我的老师，让我下班后写大约2000字的专访，我有点难住了，不过幸好材料多，我收集了很多材料后，大约组织了3000字了，知道老师会删掉很多，所以要写的全面。

不知不觉实习已经差不多了，学到的也算很多了。

第五篇：比较与思考——赴法司法考察一瞥解读

比较与思考——赴法司法考察一瞥

这了加强中法两国国家法官学院的合作交流，应法国国家法官学院的邀请，中国国家法官学院考察团一行6人于2001年10月21日至11月1日对法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访问。在法期间，按照考察访问计划安排，考察团先后走访参观了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法部交流部、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法国诉讼学院等单位，受到法国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阿诺特先生、法国诉讼学院院长贝尔纳先生等有关人士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有益的交流。法国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突多鲁义先生会见考察团全体成员并进行了座谈。通过实地的生动考察访问，与有关官员、法官、教授、公务员、律师、执达员等进行了广泛接触、讨论和座谈，对法国的司法制度、法官制度和法官培训制度及文化传统等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了进一步了解。

一、“法官最终来自法官学院”

法国国家法官学院院址设在法国西南的波尔多市。在法期间，我们详尽地考察了该院的培训目标、对象、师资、教学计划等情况，并与学院不同层次人员进行了多次座谈。通过这种实地考察与座谈，感到法国法官学院某些治院方略及法官培训运作程序等方面，对搞好中国国家法官学院和法官培训都是很有启发的。学院概况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成立于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为了消除社会上对法官某些不满情绪以及恢复法官真正位置，从而发动了法国司法改革。国家法官学院的诞生正是法国进行司法改革的措施和成果之一。法国法官学院是属“国立”，即属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直属于法国司法部。根据法国于1970年7月10日发布的70-613号国家法令：“国家法官学院，系国家的行政机构，由学院董事会和一位校长负责管理。”学院董事会是国家法官学院的权力机构，决定办院方向等大政方针，共由19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既有国家司法界、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也有学院的教师代表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国家法官学院院长，要由司法部长提名，但对董事会负责。学院院长由两名副院长协助工作。学院下设2个处，一是教学处，主要负责课程设置、办学经费等，另一个是实习处，主要职能是监督实习、评估实习等。此外，学院还在巴黎设学院分部，有培训处、国际合作处。

学院办学主要分为基础教育与岗位培训。基础教育主要通过国家统考招收学员，培养未来的法官。岗位培训则是对在职法官的培训。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合作职能，40年来共与117个国家有合作关系，比如，代培法官和举办研讨会等。

（二）基础教育

1.招生对象与“会考”

法国国家法官学院基础教育招生对象是未来的法官。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每年通过国家会考招收新的学员，这些学员进校后即为见习法官。每年招收学员的数量以全国法官前一年的缺岗数、退休数为基本额度，每年的具体招生数额由国家司法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以增强透明性，便于公开竞争。法国全国约六千万人口，其中约有七千名法官（内含两千名检察官），每年因退休等原因自然减员约二百名左右。因此，法国司法部每年确定的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招生数额基本上也在二百名左右。

国家会考招生的组织形式、纪律规定、口、笔试会考科目和阅卷方式等有关会考具体问题，由司法部长征求国家法官学院董事会的意见后确定。

勤制度

考生知识水平及业务能力的考核评价由会考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有以下5名成员组成：1名最高法院法官（任主席）；2名大学教授；1名高等教育部部长的代表；1名公共事务部部长的代表。

根据考生不同的社会资历及年龄条件等实行有区别、有侧重的人学测试，即分三级不同会考公开向社会招收学员。各级会考均分初试与复试两部分。鉴于报考国家法官学院的学员，必须先行具备大学毕业的学历条件及法律专业知识条件，会考不再测试一般的法律专业知识，而是重点考核考生应用法律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通过会考被择优录取进入国家法官学院学习的学员，均为实习法官，在实习期间可以协助在职法官审理案件，但对判决的确定没有表决权。就像我国医学院学生在医院实习，可以写处方，但不能在处方上签字，而由有执业资格的医生签字一样。

基础教育的学员在校学习、实习等共31个月，免费上学，国家并付一定生活费和其它有关费用。2.培养目标与教学特点法官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法官，所以其教学不是一般的纯理论式的法律讲授，而是培训学员掌握审判专业技能，提高办案能力与水平，提高职业素养。教学特点是强调学员实习的重要性。其教学主要特点有：

（1）学院对每一学员的实习要进行指导、监督和考核。通过实习这种培训，使学员剖析具体案件和法律文书，逐步掌握普通法官、专业法官和检察官的不同的基本职业技能。

（2）作为法官办案知识综合的需要，不仅要懂法律，还要使学员掌握法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交谈、联络、信息技术等学科的基本内容。

（3）辅导学员熟悉他们的工作环境，了解并促进与律师、警察、行政官员、执达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合作关系。

（4）注重通过一定的调查或疑难案例分析，向学员剖析司法诉讼的复杂性，努力开拓学员对社会的观察视野，使他们熟悉司法工作的严肃性，明确司法工作的根本原则和道义准则，充分认识司法判决的社会影响，全面提高学员的思想、道德、文化业务水准。3.教学计划与实施国家法官学院基础教育共约两年半（31个月）时间，分两大阶段。教育方式原则上不采用刻板的传统学院式教育方式（因为学员已在大学学习了5年法学理论），而注重在实践部门的实习、考查等实践活动，目的是使纯理论得以实践应用。在校即使有些理论学习，其教学方式也主要采用报告会和小组研讨等方式。

（1）第一阶段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的第一阶段时间为25个月，是紧紧围绕司法实践组织和法官条例规定进行的多学科的普通教育培训。具体包括：

①在企业、行政机关等司法机构以外的单位学习3个月。目的在于站在社会角度重新审视法官的职业并理解其职责要求，同时增进对社会的认识。

②在法官学院内部学习7个月。主要对学员就有关司法技能及有关业务知识进行培训。

③在法院学习并帮助办案14个月。在法院实习阶段，学员还应有两个月左右时间在监狱、警察局、律师事务所实习，担任监所教育辅导员、副监狱长、出庭辩护和实习律师等。

在第一阶段教育培训结束后，学员应返回学校接受考核，并参加为期1个月的研究活动，进一步消化实习成果，总结办案经验。

（2）第二阶段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的第二阶段时间总共为5个月，被称之为专业化的教学阶段，也是为即将担任法官职务做准备的最后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学员继续在法院系统实习，并从事预审法官、少年法官、一审法官、二审法官等法官岗位之一的实习并辅助办案工作。在这个阶段，教育培训努力实现技能与实践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4.考核

经过入学会考进入国家法官学院参加基础教育的学员，并不当然地取得毕业资格而就任法官。在历时两年半的学习中，他们要接受学院及实习单位的双重考核。来自任何一方的否定评价都将使学员受到淘汰。考核包括理论考核、实践考核和纪律考核。事实上，每届学员平均总有2—3名最终被淘汰。2001年就有4名因考核不合格而被淘汰。

（三）岗位培训

岗位培训，亦称法官继续教育或称终身教育，是指在职法官定期接受的以提高技能、更新知识为目标的岗位培训。

1.岗位培训的法定性

法国1970年国家70—642号法令把法官必须接受岗位培训进行继续教育写进了《法官条例》，确定国家法官学院除负责法官的基础教育外，同时还要负责在职法官的岗位培训。1992年国家92—189号法令通过的《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任何法官每年至少应有5天的培训期。”“法官参加培训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同时法院的正常工作不得受到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有岗位培训的权利，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不是强迫性的。法官参加岗位培训不交任何费用。

国家法官学院董事会根据院长建议，每年制定多种形式的法官培训计划。这一计划要下发至各级法院。每年9月份，每个法官都能收到一份来自法官培训学院关于第二年在职法官培训的计划。计划中写明培训活动内容、日期、对象、名额及报名办法。每个法官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国家法官学院的具体安排，自愿选择每年的受训时间与受训内容，再经过各法院院长对本院所辖法官的培训机构综合审查后，按照轻重缓急的不同需要，依次排出受训法官计划表，交给国家法官学院，由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实施。

为确保法官素质符合要求，考虑到法官接受岗位培训教育的特殊重要意义，法国国家司法部与人事部等有关部门签署文件规定，法官参加继续培训实行《个人培训卡》制度，其培训情况归人法官个人档案。培训卡记载每位法官每年是否依法接受培训教育，培训的成绩与表现等内容。培训卡由法官本人持有，由国家法官学院在全国联网管理。

2.岗位培训的分级实施

法国对未来法官的基础教育是由国家法官学院单独规划并组织实施的。由于正规化、全员性的法官岗位培训任务繁重，各地法官培训又有其特殊要求，在1989年10月15日及11月6日，国家司法部接连发出两个通知规定：在职法官的岗位培训的部分权利下放到上诉法院。这样就使现行的法国法官岗位培训体制，实行由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全国性的集中培训与各上诉法院举办的分散培训相结合的两级培训体制。

3.岗位培训的方式

法国的法官岗位培训的方式务实多样，充分考虑到法官已具有一定文化专业基础以及法官的职业素养，且又属于成人继续教育的实际情况，主要采取报告会、研讨会等切实符合培训对象具有职业特点的独特的多种培训方式。

（四）法官教法官的教师特点

法国法官教育培训的教师队伍建设独具特色，主要体现在法官教法官。学院教师由专职脱产从事教育工作的法官专职教师为主，兼聘社会上其它学科教授、专业人员为兼职教师。

专职教师从法官中选择，一般先由国家法官学院根据教师岗位空缺情况，公开传达到各个法院每个法官，由有意愿从事法官教育工作的法官个人申报，上诉法院根据条件择优推荐，国家法官学院评审委员会考核评审选调。法官评审专职教授的主要条件是：

1.具有一定的审判实践经验，较强的办案能力；2.具有能够胜任教学的专业理论素养与伦理道德；3，有一定口头与文字表达水平；4.在法官岗位上至少已工作7年。现在学院共有24名教授，均来自全国各级法院较资深的法官。这些教授来自办案岗位，一般有新鲜经验，法官转任教授其收入待遇与当法官时基本一致，一般聘用3年或再延3年。当从学院再回到法院时，一般受到欢迎并有较好的岗位。对于法官教育培训的教师队伍建设，在法国尤其受到国家重视，由法兰西共和国于1959年6月25日发布的59—772号法令予以专门规定。

（五）经费保障

其办学经费的来源最主要由国家固定拨款。学院作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学院经费主要由法兰西共和国国会直接审批拨付，每年约批拨2亿5千万法郎左右。另一方面，法律也允许国家法官学院为了教育培训事业，还可以接受有关方面的经费补充，比如：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酬金、社会团体提供的基金、社会的捐赠及遗赠、转让财产的收入、贷款等。

（六）实地考察访问的启示

通过对学院院址、教室、模拟法庭、报告厅、电脑室、资料图书室等的实地考察，并与不同层次人员多次座谈探讨，我们切身感到法国教育培训确实有其不同于一般政法学院的特殊特‘点，不仅其教师来自法官，而且教育方案源于司法实践，教学内容阐释司法实践，教学方式配合司法实践，教学目的服务司法实践，从而在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各个方面确保了体现法学教育的务实性、实用性。这就使得法国国家法官学院不愧为名符其实的法国“法官的摇篮”，法国的法官最终不是来源于某些“高等学府”。的法学院，而是来自国家法官学院，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二、法国的法院体制

（一）“二元”并行的法院体系

依法兰西现行宪法的规定，审判分离为普通法院审判和行政法院审判。法国法院司法体系实行“双轨制”，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大司法系统共存、并行运转，颇具特色。整个法院系统的主要区别与分工在于，普通法院负责审理民事、刑事以及其他专门领域的法律纠纷；行政法院则负责审理行政当局使用公共权力时与被治理的平民之间发生的诉讼。法国法院两大系统的这种分工且并行的体制，也是法国推进司法改革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防范、治理司法权与制定规章制度及进行行政管理权限的重叠与互相干预，真正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

（二）普通法院概况

普通法院审级分为三级法院，由低至高为一审法院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1.一审法院（基层法院）

一审法院又分为刑事初审法庭和民事初审法庭。

刑事初审法庭，根据审理的案件的性质不同又分为以下几种法庭：违警罪法庭，审理最轻的违章违法犯罪行为；轻罪法庭，审理按法律应判5年以下的监禁的轻罪；重罪法庭，审理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民事初审法庭又分为审理普通民事案件的法庭和一些专门法庭：审理普遍民事案件法庭，又分为高级法庭与初级法庭；专门法院，包括商事法庭、社会保障事务法庭、劳资纠纷仲裁法庭等等。全国有初审审级的法院654个。

2.上诉法院

法国全国有35个上诉法院，是初审审级法院的上诉审法院。

3.最高法院

法国最高法院是实现国家法制统一的调节器。它是普通法院系统中的最高机关，指导和监督各级审判机关。法国的最高法院仅进行法律审，仅是该意义上的第三审级。比较特殊的是法国刑事法院系统中的重罪法院，它的上诉审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作用是审核第一级和第二级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原则上所有各法庭或上诉法院的终审判决，都能由个人或检察官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只监督原判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而不重新审查事实。所以，最高法院的法官又叫“法律的法官”，最高法院又叫“撤销原判法院”。对以下五种情况，最高法院有权撤销原判：①违反法律；②缺少合法依据；③法庭无权能的判决；④未遵守对撤销刑罚规定的程式；⑤越权判决。

最高法院是最有权威解释法律和规范法律、统一社会法制的机关。它不但可以依法撤销各类审判庭的判决，而且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相应修改自己以往的裁决判例，以使某一项过时的、不再适用的法规适应新的变化与形势需要。

4.检察机关是法院的内设机构

在法国，为了实现法制统一与司法权威，司法权被严格限定在法院审判权的范畴内。检察机关是设立在法院内部的负有既定责任的公诉机关和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附设于法院内，但隶属于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即法院内设的检察机关虽围绕法院的司法活动开展工作，不受法院管理，而受司法行政机关领导。总检察长对国家司法部负责并汇报工作。检察官的工作由检察长或总检察长负责，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与法官与法院院长、庭长间的平等关系不同。

检察官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在刑事法庭上，检察官的作用是对推定为不法分子的人员提起刑事起诉。在诉讼程序开始阶段，检察官领导司法警察的活动；在刑事诉讼结束阶段，他负责保证判处的刑罚得到执行。在民事诉讼中，检察官负责捍卫社会和公众利益，促使法律得到良好执行。

5.考察法国普通法院体制的思考

从以上法国法院组织系统看，法国司法法院系统中的初审审级的法院分工较细，在设置上兼顾了按案件类型、案件性质分工和地域管辖原则。而上诉审法院则相对比较集中，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域设置，并且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法律审，直接掌握着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终审权。从法国普通法院审级与分工来分析，是追求便民、公正、效率的结果，而检察机关附设于法院内，是按统一法制而设定的。这些对推动我国司法改革，是有借鉴作用的。

（三）行政法院

法国行政法院系统诞生于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历史悠久，比较发达，在整个司法系统中与普通法院相互不隶属，自成体系，各自独立行使司法权。它的司法目的明确，就是对行政活动实行司法监督，专门审理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或行政官吏在行使公务过程中由于越权、滥权而引起的与公民之间的行政纠纷。

法国的行政法院体系主要包括最高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法庭、行政争议庭和一些专门行政法庭。审级为三级。另外，还有权限争议法庭。

1.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也称法国行政法院），是行政法院系统中的最高一级法院。它的主要职责除一审案件外，大量工作是审理来自下级普通的和专门的行政法庭的上诉案件。除此之外，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及其它改革建议、报告等。

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由政府总理担任，但他从不参加这里的工作，遇有重要会议时由司法部长代为出席。实际担任领导工作的是副院长。

2.上诉行政法院

上诉行政法院是法国行政法院系统中的上诉审级法院，对不服普通地方行政法庭判决的上诉案件有一般管辖权。法国全国共有5个上诉行政法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国行政法院体制规定，不服上诉法院终审判决还可以在最高行政法院提起复核审程序，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就有可能被撤销，所以法国上诉行政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一般采取审慎的态度。遇到新的法律问题难以把握，而且这个问题在其他案件中也屡屡出现，它就暂时停止审判，请求最高行政法院给予指示。根据规定等候指示期为3个月，越期没有得到答复就可自行判决。3.地方行政法庭-地方行政法庭也可径直称为行政法庭，它对于初审行政案件有一般管辖权。

法国行政法院系统的另一组成部分还有行政争议庭。

上述最高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法庭、行政争议庭共同组成了法国的普通行政法院系统。与之相对应的为专门行政法院，包括审计法院、财政和预算纪律法院、战争赔偿委员会等。其中审计法院历史最悠久，建立于1807年。它的职责包括审理对中央审核各省财务作出的结论持有异议的案件、审查国家机关的开支、对不合法开支的做法提出改进意见以及根据宪法第47条的规定，“协同政府和议会监督财政法令的执行”等等。当事人如果不服审计法院判决，直接上诉于最高行政法院。

另外，由于法国的司法组织中包含有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两类法院，它们各有其既定的司法管辖权。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类法院也常常发生管辖权上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运行，法国于1872年设立了权限争议法庭。它由9名正式法官组成，其中3名来自最高法院，3名来自最高行政法院，2名来自上届争议法庭成员。司法部长为主席，法庭表决票数相等时，由他投出决定性的一票。除司法部长外，其他8名法官都是任期3年，届满更换。争议法庭的职权主要是解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之间管辖权争议引起的诸多实际问题。

（四）其他司法机关

根据法国现行宪法有关规定，法国设置宪法委员会、最高司法会议和特别高等法院。

1.宪法委员会

宪法委员会创始于1946年，主要职责为行使违宪审查权，当时的主席是共和国总统。1958年宪法再次确认这个机构，并对其组成和职责作了新的规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一是保证议会两院及总统大选的合法性，二是行使违宪审查权。

2.最高司法委员会

最高司法会议由总统任命的9名委员组成，总统担任主席，司法部长任当然副主席。且司法部长可以代替共和国总统担任主席。最高司法会议的职权主要是参与任命法官以及对违纪法官进行惩戒。

3.特别高等法院

特别高等法院是专门审判共和国总统所犯叛国罪，政府成员所犯渎职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司法机关。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这样一种司法机关，它起源于大革命时期。1791年宪法规定：“由最高法院成员和高级陪审员组成全国特别高等法院，经立法议会发出公诉令后，有权审理部长和行政机关主要官员的轻微罪及破坏国家安全的重大罪行。”从此，设立特别高等法院成为法国司法制度的一个传统。特别高等法院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对此不得上诉，也不得请求撤销。

三、独特的执达员职业

考察团此行还到位于巴黎的法国诉讼学院进行了实地考察，该学院院长贝尔纳先生热情地接待了考察团全体成员。

据贝尔纳院长介绍，该学院于1961年成立，是专门培训诉讼、执达方面的法国唯一专业学院，有三级不同的培训。

贝尔纳院长还任法国执达员协会主席，对法国执达员职业作了详尽的介绍。据贝尔纳先生介绍，法国当今执达员既不是法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司法行政机构的人员，与仅为一方辩护的律师也不一样，而是在当局登记的接受指派的处于中立的特殊自由职业者。执达员的权力与义务由法律规定。其主要职责是将各种司法文书正式通知当事人，在法庭判决后的执行阶段，送达执行官的任务尤为重要，唯有他能执行法庭的判决。必要时，可以强制执行。执达员在执行中包括负责接收、评估、拍卖或变卖财产。其权力相当大，在法国公民中影响很大。执行员是“有偿服务”，无论受法院委托或受当事人等委托，均要收费。

执达员在法国哈福特王朝就存在，当时是为国王的法院负责执行和送达任务。由于历史变故，在“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执达员变成自由职业者。

现在法国有执达事务所1300个，执达员3200个。每年因为年龄等原因缺编160个执达员，要新补160个。执达员执业资格是要花钱买下，但不是随意买，要由缺额的执达事务所申请并经司法部长批准。执达员必须要有像法官一样的文凭，是属高技能的自由职业者。

除法国外，荷兰、比利时受法国影响，也有执达员这一职业。

通过对法国执达员的考察，也引起我们将其与中国执行制度比较与思考。法国执达员某些职责分属我国法院内设的立案庭、执行庭及法警队。法国执达员不属于司法行政机构人员，不同于法官序列的人事管理制度，这样就能更有效地保障法官的地位，突出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又强调了法律的权威，提高了办案效率。我们应认真分析研究并借鉴法国执达员制度中某些有益的东西，这对推动我国执行制度改革应是十分有益的。

四、法国的调解制度

法国法院比较重视和解与调解，这在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

这在诉讼法中有明确规

关于和解，在任何地点和时刻，均允许当事人和当事人和解，法官也可以提议和解。和解协议制作笔录，由法官和当事人签字。法官签字具有见证的意义。当事人和解撤诉，法官不必再作出裁定。

调解只适用于民事审判，其目的在于使当事人双方直接达成协议，以便结束发生对立的冲突。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和婚姻家庭纠纷、交通事故赔偿、保险纠纷等案件中，调解是必须采取的审判方式。

法国法院的调解不同于我国法院的调解，法国法官在调解中的工作是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指定某个第三人为调解人，由调解人进行调解的实质工作，为当事人的纠纷找到解决办法。调解人结束调解任务后，法官确定调解人的报酬，在当事人预交的费用中支付。

在法国，调解与调停的性质不同。调停仅适用于刑事案件，是对一些最轻的违法行为（如一般的盗窃、损坏财物、违反公路交通法、签发空头支票等）采用的审判方式。作为一种替代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刑事调停是经刑事诉讼法典加以规范的方式。经检察官征得有关当事人的同意之后，刑事调停的目的是开展必要措施的对话，使违法犯罪分子衡量他的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争取他自愿向受害人赔偿损失。法国刑事诉讼程序改革法令明确规定，在经未成年违法犯罪者同意、其父母也赞同的条件下，检察官有权建议采取调停措施，以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审判机关也可以建议进行刑事调停。如果调停成功，法庭将随后作出免予刑事处罚判决。

法国司法审判方式中的调解与调停，既是法国历史上解决纠纷的经验，也是现代司法改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