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耶稣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学分析

第一篇：基于耶稣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学分析

2011秋季学期西方基督史学期末论文

基于耶稣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学分析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广告学

09125326 瞿瑞

2011秋季学期西方基督史学期末论文

基于耶稣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学分析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09广告学 瞿瑞 09125326）

内容摘要：通过对耶稣在基督教历史中的身份和背景来了解基督神学体系，通过一些宗教神学文化现象来挖掘耶稣在基督信仰生活中的地位变迁。进而了解耶稣角色在社会和教会中又怎样的代表价值。并且怎样作用于今天的基督信徒并影响当今人们的生活形态。

关键词：耶稣与上帝；基督信仰；神学信仰

正文：

一，耶稣的身份

耶稣是谁？作为基督历史上影响力最广泛的一个人，他对于基督神学信仰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耶稣带着难以言喻的传奇色彩，奠定了基督教的根基。关于耶稣之死与复活更成为了基督教会早期的传道和信仰中心。因此，在了解基督教的神学根基之前，我们必须先挖掘耶稣的身份。

据福音书和一些其他资料记载，耶稣生活曾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生活过。耶稣是拿撒勒人（巴勒斯坦地区），他生活在政治与宗教激烈冲突的罗马帝国时代，当时犹太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这样的背景，使得基督传道困难重重。然而，也就是这样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使得耶稣的降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故事主要是以口头流传和书面记载的形式被后人熟知。书面记载主要是指新约中的四部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基督徒相信耶稣的降生就是上帝自己的降生。“基督徒认为道成肉身是神迹的核心，他们说，上帝取代了人的样式。其他一切神迹或为此做准备，或表明此事，或由此而生。”（引自迈克尔·基恩《耶稣》第74页）爱尔兰作家刘易斯如是解释耶稣的诞生。——诚然，耶稣的降生是独特的，但他也作为人而存在。希律王为此屠杀了伯利恒地区的所有男婴，但是马里亚和约瑟将耶稣带到安全的地方。因为上帝需要他的儿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可以说，从耶稣降生开始，就是人性与神性并存的。所有的神迹都建立在耶稣为人的基础上，也在同时构造了基督教的神学信仰核心。

二，施礼约翰与耶稣

在同一时代，约翰作为公众人物在犹太旷野事工，给众人施洗，使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都可以得到洁净。完全无罪的耶稣在接受约翰的洗礼之时，发生了三件事，“耶稣从水中出来，看见天开了”，“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引自迈克尔·基恩《耶稣》第59页）从此耶稣确认了自己是上帝儿子的身份，并且开始公开传道。可以说，受洗是耶稣一生的关键，强调他与父上帝和圣灵之间独特的关系，而这关系正是他传道的基础。

而在此之后，与黑暗势力的冲突便贯穿了他的一生。然而，在他与敌对上帝的黑暗势

2011秋季学期西方基督史学期末论文

力斗争中伴随的神迹，却都会得胜。这不仅指向他就是上帝拣选的弥赛亚这一信仰，而且强调邪恶势力终会失败的真理。并且随着耶稣之死，使这一真理走向定局。

约翰和耶稣的关系也是极其微妙的：约翰认为自己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后来在约翰问耶稣他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弥赛亚时，耶稣回答：我医治生病的人，并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而这正好是人们期待应许中弥赛亚应该做的事。

而耶稣评价约翰时说，“他相信约翰属于过去的先知，同时也是接通认识上帝新途径的桥梁，约翰属于旧的秩序，但他却能开创新的时代。”(引自张晓梅《旧约笔记》147页)的确如此，即使耶稣生活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的神迹，他在传道时拣选的十二门徒，又在此根基上建立的基督教会，开创了西方宗教的新时代。

三，耶稣与门徒

耶稣在公开事工之初，拣选了十二门徒，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巡回传道小组。

而耶稣拣选十二门徒的原因，是因为犹太民族是建立在十二个支派的基础上，这十二支派分别以犹太人祖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命名。因此，耶稣在十二门徒的基础上建立教会，拣选十二门徒是他用教会代替以色列民族迈出的第一步。

十二门徒与耶稣同在一处，将上帝国度的事教导门徒，以传道与教导为事工核心。耶稣死后，由他的门徒和整个基督教会继承他的工作。除此之外，门徒和耶稣同享上帝的权柄，向黑暗势力发动了一场持续的战斗，并医治病人。许多基督徒认为，这应该是教会现代使命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门徒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基督教的发展是非常微妙的。德国路德宗教牧师朋霍德尔说，“简单而言，做主的门徒就是生命，这生命从上帝的恩典而来；上帝的恩典是做主的门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快乐的。”(引自张晓梅《旧约笔记》201页)可以说，对于门徒的基本看法构成了后来的基督传教，和信徒对基督教的追随心。

四，耶稣与神迹

基督教徒认为，神迹并不是为了打破堕落世界的律法，而是为了重见上帝国度的律法。耶稣在传道过程中，常常对有需要的人发生怜悯之情，或因他们表现中特别的，不同寻常的信心而行神迹。耶稣的神迹，是要让人们看到，他不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更是一个肩负上帝使命的人，行神迹只是他使命的一部分。他的神迹通常也将人的注意力直接引向属灵的真理。耶稣在迦百农会堂赶鬼的故事，就强调属灵的权柄，这使得耶稣区别于当时的文士和其他行神迹的人。

耶稣行神迹主要包括，医病、驱邪、让饥饿的人吃饱、控制自然界、叫死人复活。早期教会非常看重这些神迹，因为惟有上帝有能力控制无常的自然，以及无法逆转的生死。耶稣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不是简单地强调过去的宗教传统，而是提供了一条认识上帝的新途径，那即是：上帝的国是一个向所有人都敞开的属灵国度。耶稣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宗教领袖，他没有试图把自己从所谓灵魂被玷污的人群中分别出来，而是靠近那些需要安慰和帮助的人。藉此宣扬上帝父神的仁爱和亲民。

五，耶稣的死与复活

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正如保罗所说，如果没有复活，基督教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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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对于自己的死亡是早有预言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所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引自迈克尔·基恩《耶稣》第98页）在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上，刻画的也是这一场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先知以赛亚在几个世纪前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他为别人的罪，受了许多的苦。

可以说，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满有怜悯的上帝所预备的救赎的仪式。福音书作者一致认为，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命令门徒将这大好的福音传遍全世界。

耶稣的身体与常人不同，从他破碎的身体释放出了上帝救赎的大能。耶稣流出的宝血促生了一个纯全的族类，他破碎的身体也带来了上帝的统治。

耶稣升天后，标志着圣灵时代的到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只有很短的时间和跟随他的人在地上。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基督徒相信着，耶稣以另外一种方式和跟随他的人在一起。虽然耶稣已经升天，但是世界末日弥赛亚国度在地上建立之前，他通过圣灵与他们同在。这也是基督教经久不息的原因。

五，耶稣的神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耶稣作为基督教的标志，具有重要的神学意义和社会价值，在远离教会的要求之外，对耶稣本人的关注，可以使人在不涉及宗教机构情况下拥有宗教体验，对耶稣的信仰直接引出了对灵性的追求。

耶稣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人皆意识到饥饿、疾病、压迫和战争蹂躏的时代。耶稣作为医治者和解放者的角色尤其鼓舞人心。他医治病人，行动带有怜悯，话语带给人安慰。信仰上帝即可得救，耶稣的存在给予贫苦中的人们以希望和精神指导。

作为宗教领袖，耶稣寻找社会最底层的人，帮助麻风病人，小偷和妓女，为他们祷告。充满了人性的关照和神性的慈悲心。而教会是耶稣生命和教导的具体表现形式，形成了现代教会的最初使命。而对于耶稣的认识，可以各自保留。有些人被耶稣的神性和永恒性所吸引，有些人则被他作为人子的人性和脆弱性所吸引。

无论作何解释，这个基督教的核心人物，都具有他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神学意义。在精神和文化上融入和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态度——自律平和，善良慈悲，永远心怀期待和光明。

参考文献：

①《耶稣》

作者：迈克尔·基恩（英）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旧约笔记》

作者：张晓梅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作者：约尔根·莫尔特曼（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二篇：《桃花源记》中“渔人”的身份探究

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阳光初中 冒银娟

《桃花源记》中进入桃花源的“渔人”是谁？陶渊明为什么要设计“渔人”出场？“渔人”可以作怎样的猜测？是懂得生活情趣的处士？是道家学养深厚的道士？还是陶渊明志同道合的挚友？

一

古代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每每称之为处士。隐居不仕，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出的选择。如《史记·殷本纪》中就记载了一位处士出仕的经历：

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

而陶渊明笔下的“渔人”，也不是一位没有生活情趣与品位的普通渔夫。这是由“渔人”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情趣所决定的。

东晋时期，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如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等。东晋时期，清淡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人们讲究生活情趣的独特性比如东晋王子猷，他是丞相王导的侄孙辈，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其二》）的东晋，他可谓出东东晋第一豪门。我们看看他的生活情趣——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世说新语·简傲》）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生性爱竹，他是竹子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他爱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他“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形象，下开唐宋文人的种竹雅好。所以，晚唐诗人杜牧有这样的诗：“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润州二首》）

东晋时代，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清谈玄理，这种社交活动不能不影响“渔人”阶层。笔者以为，和王子猷注重生活情趣一样，“渔人”也非常懂得生活情趣。他应该是一个钟情山水、喜欢观赏风景的“高级渔夫”。《桃花源记》是这样写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捕鱼”是“渔人”的职事，但他的出现不是为了捕鱼。“渔人”的出场别有意味。“渔人”的视野里有什么呢？绚烂的成片桃花，鲜美的连绵芳草„„“渔人”受到了吸引，他为之惊异，甚至沉醉于美景之中，忘记了路途的远近。

唐代王维的《桃源行》对这位“渔人”的痴迷写得十分精确：“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如果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位头戴草帽的“渔人”行走在桃花林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情趣，怎样的一种风景呢？因此，就审美心态而言，“渔人”和王子猷并没有什么差异。有人认为，所谓“渔人”就是为了故事情节而设置，本身就是打鱼为业，本来就是线索人物。事实上，那些终日以捕鱼为业的一般“渔人”是没有《桃花源记》中这位“渔人”审美的情怀与审美痴迷的。再者，“山头桃花谷底杏，两花窈窕摇踵映”，桃花艳丽、妩媚，桃子是仙家的果实。这位东晋“渔人”的生活情趣与情调是十分高雅的。

二

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拥有“渔人”身份，貌似在江边垂钓、水中靠捕鱼的“渔人”或“渔父”“渔翁”，都深深地寄托着作者的情趣和追求，常常是作者道家崇拜的代言人。古代文学作品中“渔人”或“渔父”“渔翁”，道家素养极高。如《渔父》中与屈原对话的那位渔父，其语言素养并不比屈原差——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歆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位“渔父”的道家隐士形象与屈原精神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华大学范子烨教授认为，“渔父”形象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种外化，乃是作家为表达其心灵苦闷，为书写其人生困境而运用一种艺术手段”[1]。其见解是相当深刻而精辟的。

《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生活情趣与情调十分高雅的处士。但如果仅仅定义为“高雅的渔夫”，还没有深入到“渔人”的精神境界。范子烨认为陶渊明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也大有内涵。“渔人”的捕鱼，可以看作其隐居避世的一种方式。在作品中，“渔人”仅仅是有了“捕鱼为业”的名份，但作者并没有描写他的“捕鱼”行为，反而记叙了完全不同于一般“渔人”的“赏心”——审美情怀。因此，这位“渔人”不简单。

作者开首的一段景物描写，还是对“渔人”高雅的审美情趣的衬托。也就是说，只有这位“渔人”才配得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景。试想，那些为了生计天天去水里捕鱼的真正渔夫，谁有如此情调？这位“渔人”一出场便以“捕鱼为业”，这不过是陶渊明障人眼目的托词罢了。作品中的这位“渔人”和归隐中陶渊明情趣的相似度是极其高的。陶渊明在《饮酒》中所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流露出的审美情趣和王子猷的情趣大可相比。试想，他的作品中出现的这位“渔人”、自己的情趣代言人，其品位能差了吗？

“问君何能尔？”我想，皆因他们“心远地自偏”。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确认“渔人”的身份——隐士了。但这位隐士，还不是一般的隐士，而是道家修养深厚的隐士，是在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隐士。何以见得？《桃花源记》中有——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东晋时代等级森严，而这位“渔人”竟然可以很随便地拜访到了“郡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并对他讲述桃花源的奇闻异事。而且，“渔人”的讲述还引起了太守的高度重视——“即遣人”前去探寻桃花源。试问，“渔人”在太守心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其信任程度是多高啊？这是一般的隐士吗？“渔人”当是一位具有深厚道家学养，并有深刻社会背景的隐士。范子烨教授考证，这位“渔人”即是作品后面提到的刘子骥（刘膦之，字子骥）。当时，宰相谢安、王坦之与之为友。史料载，刘膦之人品高尚，声望极高，桓玄、桓冲父子对他都非常器重。《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中记载——

南阳刘磷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符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吁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磷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

所以，太元年间，能够“诣太守，说如此”的“渔人”，实非一般人物。

三

我国古代文学有“渔人”的描写传统。《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有其历史人物的原型。对于《桃花源记》涉及的“事”，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指出——

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磷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磷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

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

对于《桃花源记》涉及的“人”，范子烨教授认为，刘膦之就是“渔人”的原型。据《世说新语·任诞》第38条中记载，刘膦之的确是一位“渔隐名士”——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

从这段文字看，当时担任桓玄侍中的张玄，刘驎之似乎并未放在眼里。史料记载，刘膦之，一字遗民。他与谢安、王坦之为朋友。可见，其身份地位之高。从这段文字中，刘膦之当时是喜欢捕鱼的。可见《桃花源记》中“渔人”与刘子骥实为同一人。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有关于“刘驎之”的记述——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困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磷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范子烨教授将“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和《搜神后记》中的“刘膦之”作了比较—— 1．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

2．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3．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南阳刘磷之，字子骥，好游山水。

他认为，陶渊明笔下“渔人”的原型就是刘驎之。那么，陶渊明熟悉不熟悉刘氏呢？笔者认为，刘驎之与陶渊明是同时代人，两个人应该见过面。《陶渊明集》卷五中有记载：“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中有“刘膦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

从以上两处引言可以看出，刘膦之与光禄大夫刘耽是同族的亲戚，而刘耽是陶渊明外祖孟嘉的挚友。历史上，孟嘉、桓温、刘耽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以桓氏家族势力为核心，以桓、陶、刘等家族为纽带，彼此照应，相互提携。袁行霈教授在《陶渊明研究》中写道，这种家族关系自然使陶渊明非常了解刘膦之其人其事。他们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战友，隐居生活中“惺惺相惜”的知音。所以，《桃花源记》最后写道：“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高尚士也”的赞词，发自陶渊明之口。这不是简单的评价！这足以证明，陶渊明与隐逸名士刘膦之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至少，陶渊明对刘膦之是非常欣赏，甚至崇拜的。

而陶渊明为什么有意遮蔽“渔人”即刘膦之的真相？历史记载，桓氏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政敌，桓玄又被刘裕消灭，特别是刘裕登基称帝以后，疯狂地剪除异己，诛杀桓玄旧部。这样看来，陶渊明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虚构来写刘膦之，就可以避免文学上的“刀光剑影”了。

第三篇：股东身份认定若干问题分析

股东身份认定若干问题分析

众所周知，公司股东身份（资格）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除了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外，各类股东权（如表决权、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派生诉讼权等）的行使、股东会各类决议效力之异议等多类纠纷案件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都是一个重要的先决问题。新《公司法》的实施，仍未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拟就公司股东身份与股东权的关系、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归属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股东身份与股东权

有学者认为，股东即股权所有人。凡拥有股权者即为拥有股东资格，凡失去股权者即为失去股东资格。因此，凡可依法证明其股权有效存在者，即为股东。反之，凡可被依法证明其股权为无效或者是丧失者，即不为股东。依照不同的公司形态以及不同的资本表现形式，证明股权有无的方式可为协议、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份证书、股票、股东名册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等。总之，不管以何等方式来证明，只要证明其为股权所有权之人，即可主张其股东资格之拥有。

[1]

在确认股东身份（资格）问题上，简单地把股权享有作为股东身份的判断依据可能会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判断股东身份与股东权享有的逻辑关系上，应当是由股东身份产生股东权而不是相反。股东权的定义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股东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取得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

[2]否则当我们在讨论股权拥有的标准时，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其次，协议、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份证书、股票、股东名册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等文件对于股东身份问题的证明指向未必是一致的。他们能够证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于股东身份确认标准的选择。以出资证明为例，在以出资作为股东身份确认标准的情形下，出资证明无疑可以确认股东身份；但如果股东身份确认是股东名册登记，股东身份的取得可能是在出资证明取得之前，换言之，出资证明或许可以证明股东身份，但他不能作为股东身份取得的标准。此外，出资证明书的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本身并无设权性效力。只要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当认定其已合法出资，但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

[3]

第三，股权本身是一种权利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权利体。在很多情况下，投资人的股权是不完整的，投资人取得完整股权有时是一个动态的甚至是变化的过程。在这些情况下，股东身份的取得并不能反映具体股东权能（利）的取得。

第四，导致审判实践中把股东权的行使作为股东身份的判断依据，而股东权行使在外在形式上并不具有排斥效应。如股东享有查阅账簿的权利，并不排斥其他不具有股东身份者查阅账簿；在存在名义股东情况下，名义股东违背实质股东意思的表决行为或参与利润分配的行为也未必就能用来确认其股东身份。

第五，把股权享有作为股东身份（资格）的判断依据会造成对案件性质或证明方式的判断失误。〔案例〕孙某的儿子在A公司求职,A公司是由股东5人组成的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张某告知孙某:公司准备扩张，如果孙某出资5万将成为公司的股东，年终分红，其子工作也一并解决。孙某依约交

纳了5万元，A公司发给孙某股东卡，其子也在A公司谋得一个职位，第1年孙某分红得红利4300元，但之后两年不见公司分红。在此情况下，孙某向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返还股本并两年股东红利。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东身份的确立问题，即公司的投资者在何时以及怎样在法律上确立起股东的身份，股东身份确立的标志是什么? 就该案而言，应从“股东卡”人手，如果“股东卡”基本上反映了出资证书的记载事项，应认为孙某的股东身份，反之则认定孙某的债权人身份，进行相应的处理。

[4]

事实上，该案涉及两个层次的争议，一是股东身份问题，二是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解决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并不能必然解决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而该案的诉讼请求是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法院选择“股东卡”是否反映出资证书的记载事项作为案件判断的关键也是要解决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而不仅仅是股东身份问题。法院之所以会错误地将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置换为股东身份纠纷，原因可能就是简单地将股东身份与股东权等同起来。而在未确定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出资证书并不能证明存在股东的出资行为，最多只是证明了行为人对公司投入了资产。因为出资权是股东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非股东的出资行为不能产生公司法上取得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效果。非股东的出资行为充其量能够产生的是债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有在确认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出资证明才可以用来证明股东权体系中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草稿）第1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股权受让人受让股权之后，公司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者未将其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公司履行签发记载义务。但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证据证明未与出资人达成出资协议，或者未承诺接受股权受让人为股东，主张公司不应承担签发记载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事实上也是对此作出了区分的。

二、股东身份确认的标准

那么股东身份确认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有的学者提出了“股东资格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分析路径”，认为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属于股东资格的形式特征，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属于股东资格的实质特征。形式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和辨识，它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特征更有意义，而其中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示性最强，又优先于其他形式特征。实质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特征，而其中签署公司章程反映行为人作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又优先于其他实质特征。在个案中，可以抽象地说，当在案件中发现与股东上述特征相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按照争议当事人的具体构成，优先选择适用相应的证据，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5]

这种分析方法在结果上很可能导致在不同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不同，同一个主体在股东身份确认上的不同结果。这对于一个相对民事法律关系而言，由于判决既判力的相对性，或许可以接受。但是对于确认身份关系的诉讼，其既判力往往具有向一般第三人扩张的效力，这就容易引发裁判权之争，因为先作出的判决会具有确定股东身份的效力。此外，由于商法上的外观主义原则，股东身份是和一系

列登记、记载制度相关联的，而这些登记、记载又是向公众开放以取得公示的效力。如果允许在股东身份确认上根据内外法律关系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判断，当事人依照不同的判决要求进行登记、记载的时候，以哪一份判决为准呢？我认为，对于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多元主义、分别讨论的路径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对外在关系上，只需从信赖保护原则出发给予救济，并不需要赋予这种信赖以设权的效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落脚于何处。按照我国《公司法》（2006）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6）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设立过程中依次参与下列与股东身份的认定有关的程序：（1）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签署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2）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缴纳首期出资，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3）依照《公司法》第三十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公司登记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公司设立登记，公司登记簿上记载为公司股东，供社会公众查阅；（4）公司成立后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5）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以及出资证明书编号。在这些程序中，哪个程序能够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标准？

目前, 各国公司法的理论与规则关于股东身份的界定有两类标准, 即出资标准与记载标准。

记载标准是以股东是否被按照特定的程序记载于特定的法律文件作为确定股东身份的标准。依照法律文件的不同又有股东名册标准、章程标准、公司登记文件标准等。如美国《标准公司法》（2002年修订版）规定, “股东”是指在公司记录中股票以其名义注册的人或者股票的受益所有人, 后者的权利以公司存档的指定人证书所赋范围为限。

[6]

在新公司法实施前的一些司法判例也表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是我国法院在确认股东资格案件中着重考虑的因素。

有学者提出，对于记名股东，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作为确认股东权的标准。

[7]由于公司登记程序在先，公司备置股东名册在后，如果采用这样的标准，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公司的成立与股东资格取得的脱节，即存在一个没有股东的公司存在时期。对于记名股东而言，在股东名册的记载以前，投资人的身份是什么？传统股东权理论中股东要求公司进行股东名册记载的权利是否就没有了？如果记载的股东出资有瑕疵，其股东权是否仍然圆满？如果公司拒绝在股东名册上记载，投资人如何得到救济？此时，投资人与公司是什么关系？ 这一系列涉及公司制度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都要重新设计方案加以解决，得要通过完全重构公司法才行。不管什么时候，现存法律限制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尽管法是可以变化的，但至少在短期里，它制约了安排的选择。

[8]

就域外的制度看，英国公司法对于签署了公司章程而在公司注册时未登录于股东名册的，也视为股东。

[9] 并没有把股东名册作为最终依据。事实上，选择股东名册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对第三人提供信赖保护。在英国法上，这是通过禁反言制度实现的。禁反言也可以产生公司成员。禁反言产生公司成员是由于某人允许将其名字出现在成员登记簿上予以记载。

[10]笔者认为，由于对于错误登记的信赖主体是第三人，而股东身份虽然涉及到第三人，但其所反映的主要是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的内部关系。用确认内部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外部关系问题的方法是否妥当，值得讨论。其实对于这

个问题完全可以采取非公司法的方法来解决，即不确认错误登记人的股东身份，而只是依照侵权法要求其承担因信赖产生损失的赔偿责任，这就能够提供足够的救济了。日本2005年新公司法第二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误认的责任”，其中第589条“实施了使人误以为是股东行为者的责任”确定了以清偿公司债务为原则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去确认什么股东身份。

册标准的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此外，实践中，很多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不实甚至没有置备股东名册。股东名册与不动产物权登记相比较也有登记主体不同、公信力不强等问题。股东名册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具有推定的证明力。易言之，在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时，股东名册可以被推翻。

[12][11]解决了这个问题，选择股东名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草稿）第14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或者因股东名册登记管理不规范，未及时将出资人或者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但有证据证明其以其他形式认可出资人或者受让人股东身份的，出资人或者受让人可以依照前款向公司主张权利”。可见，公司没有股东名册并不妨碍股东身份的确认以及股东权利之行使。因此，把一个可以被推翻的文件作为确认股东身份的标准难以保证作为身份认定标准的安定性，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但是，该解释草案把出资行为作为股东名册更正的依据并不妥当，出资行为并非股东身份取得的标准。

出资标准是指以投资人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身份的标准。汉密尔顿提出，认购或者同意购买股份的人在完全支付认购价款之前不能成为股东。

[13]有人认为，投资人用出资为代价，换取成为公司成员的资格，藉以享受公司为之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这就是投资人出资的本质目标。从股权本身的性质而言，股权本是一种资格性权利，股东资格是股东向公司投入自己的财产后，以自己的财产权换取的。从这一意义讲，不向公司投入财产，就不能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实际出资应当成为确认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这才符合股东设立公司的真实目的。

[14]

新《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明确把出资填补责任作为股东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具备股东身份才承担出资填补责任。如果把出资作为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那么出资填补责任的适用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起码未出资者就不必承担了。笔者认为，股东身份与股东权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股东身份的取得并非基于投资人出资行为的完成，而是投资人对公司出资义务的承担。可以说，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什么权利。正如英国法官Farwell J在Borlands’ Trustee v Steel Brothers & Co Ltd案判决中所说：“股份是用一定数量金钱来衡量的股东在公司中的利益，首先是因为责任，其次才是利益。同时还有所有股东与公司的一系列相互承诺，尤其是依据《1862年公司法》第16条（现为第14条）。含有公司细则内容的契约就是该股份的一个初始源流。” 15]而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中，会员身份在出资义务到期时就成立了。

[16]当投资人在公司章程上签字时，意味着其对成立后公司承担了出资的义务，从而取得准股东（设立中公司的成员）地位。准股东地位意味着除了在对外关系上不享有股东所具有的有限责任优待，准股东具备股东所具有的一切条件。一旦公司依法成立，缔约人即成为公司股东。而我国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第28条(1)也规定，“在公司章程大纲内签署的股份认购

人，须当作已同意成为公司的成员，并须在公司注册时作为成员记入公司的成员登记册。” 这意味着即使公司没有对他配给股份或将他的姓名记入名册，而他又与公司毫无瓜葛，他仍然是公司的成员。

[17]在英国公司法中，颁发公司注册证则意味着将公司股东合并为法律上的人（法人），并且在章

[18]程有要求的情况下限制其责任。

因此，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应当成为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新《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这也为签署公司章程作为认定标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股东身份既体现着股东与公司法人之间的永久关系，也代表着许多具体权利和义务。章程对股东身份的这种确认效力是由章程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基础性法律文件,是公司法律人格的书面表现形式,它规定了公司构成的基本要素。作为股东身份具体表现的权利义务内容,是依公司章程确定的，而这些由章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具体体现了股东的资格。作为公司法人最为主要的象征之一，签署章程同时表明签署者愿意成为公司这个社团法人的成员之一。因而，以签署章程作为股东身份确认的法律标准具有典型的意义。

而股东在签署章程后的出资行为则与股东权有密切联系。股东权是一个集合性权利体，而非单一的权利。股东身份的取得能确保股东享有出资权和信息权（如查阅账册的权利），而诸如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和剩余财产索取权等权利则取决于出资行为的完成情况。因此，可以说股东身份的取得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而股东权的取得有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正如所有权在设立抵押后其权能受限相似，股东权也会受制于出资状况等因素。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34条2项的规定：“在全部支付投资款后，表决权才生效。章程可以规定，在支付了法律或章程所规定的更高的最低投资款后，表决权才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已支付的最低投资款只保证一票；在支付了更多的投资款后，表决的比例关系也根据所支付的投资数额进行调整；如果章程中没有规定，表决权是在全部付清投资款后才生效，并且对任何一份股票都还没有付清投资款，那么选票的比例关系根据已支付的投资数额加以调整；已支付最低投资款的保证一票。只有当票数的一小部分是为有表决权的股东提供全票时，对该部分选票才予以考

虑。”

题。

三、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归属

谁来确认股东身份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股东权的确认，是法律赋予的公司权力之一，是公司的内部事务，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根据私法自治原则，股东权的确认标准首先要看公司自己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承认这个人是公司的股东，他就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国家不能强行干预，也没必要强行干预，只有在公司自身不能确认的时候，才可由法院来进行确认。

[20][19]在股东出资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限制其股东权的行使是完善我国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课

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同样把股东权等同于股东身份，对这一问题不再赘述。事实上这里是在讨论股东身份问题。股东身份的确认，恰恰不是纯粹的公司内部事务，且不说基于股东身份产生的出资责任与公司债权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公司内部事务，即使在公司与股东关系以及股东与股东关系上，股东身份的确认也绝不是公司自治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公共问题，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事实上所谓公司自己的意思，在涉及股东资格问题上，主要是多数股东或控制股东的意思。因此，这是基本权利保障的要求对公司民主的限制，是防止在资本多数决制度基础上形成多数资本的暴政，防止大股东利用公司架构下形成的优位对小股东赤裸裸的剥夺的需求。股东资格是股东权利的基础，把股东资格（或者股东权）的确认交给公司自治等于把公民的基本权利交给政府（行政机关）来判读一样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域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英国公司法上要求对于公司细则的变更不得剥夺法院给与股东的权利。在Dafen Tinplate Co v Llanelly Steel Co(1907)Ltd 一案中，Llanelly Steel Co试图通过修改公司细则，使得公司能够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强制任何股东按照董事会所确定的合理价格将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并以此挤出公司股东Dafen Tinplate Co。法官

Peterson.J认为，多数股东强制转让的权力的行使不能轻易地取决于多数股东的意愿。

[21]在另一个方向上，德国法上认为股东的成员资格是一种主体性权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开除股东，不仅要求股东大会作出开除决议，要求向股东宣布，而且要求类比适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德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27条、第133条和第140条的规定，提起开除之诉。这样就由法庭审查开除的理由，并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开除决议。

[22]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对于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只能是建立在公司管理和契约履行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契约上的权利，而不带有任何裁判、判断的意义。股东资格确认是一个身份判断的行为。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是一个法律规则问题而不是什么私法自治。股东资格确认的权力只能由司法机关享有。对此，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在内部层级，由投资人向公司提出确认股东身份请求，对于确有依据的，公司应当在一定时间内召开临时股东会明确其股东身份。对于公司拒绝确认，或股东会决议认为不具有股东身份的，投资人可以启动外部层级机制，提出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对于股东会决议认为具有股东身份的，持有异议的股东也可以启动外部层级机制，提出股东身份确认之诉。

第四篇：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职工身份界定对国企混改的阻碍产生的缘由，笔者就当前国企混改对职工身份的影响、化解这一障碍应该从何入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着重表述了笔者的观点：国企混改后原国企职工身份没有改变，原国有企业职工和对应原国有资产没有变，原国有企业职工仍是国有资产的主人。本文还对混改后如何最大程度激励职工发挥自身潜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混改;职工身份;劳动合同

一、引言

当前，我国国企混改已进入全面实施及攻坚阶段，以前成功的国企改革案例给现在的混改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现在无论从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拿出了较为完善的混改方案。但不得不承认，拦在国企混改前面的障碍也不在少数。这其中包括体制机制弊端、历史负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以及缺乏现代管理知识等。但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障碍，这些充其量只是外部阻力而已，既然是外因就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障碍。那么，什么是国企混改的内部阻力呢?笔者认为，当然是思维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包括改革担当者和普通职工的思维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僵化的思维方式及理念包括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条较为重要的就是混改后职工身份的界定。广大职工对形成于长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职工身份有着根深蒂固的依恋，对非国有身份抱有观望、狐疑甚至抵触情绪。改革的担当者有时也会由于固有思维而不知不觉陷入这种纠结，把心思放在去为职工寻找身份转换的合理解释，寻找合法渠道、寻找合情补偿上去，最终困于一隅。

二、现有法律法规涉及混改职工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

企业混改(以前常用的提法为改革改制)后，原职工与混改后企业的劳动关系处理，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法律法规可以找到相关规定。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部门20**年*月印发《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鼓励有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利用闲置资产、非主业资产和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办融入市场竞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该《办法》在第七条劳动关系的处理中规定：

1.依法规范劳动关系

对从改制前企业分流进入改制后企业的富余员工，应由改制前主体企业与其解除或变更劳动合同，并由改制后主体企业与其重新签订或变更劳动合同，新合同期限须在3年以上。

2.对分流进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员工

改制前主体企业要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补偿金。被分流的原富裕职工个人所得补偿金，可自愿转为改制后企业的等价股权或债权。

3.对分流进入改制为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员工

改制前企业和改制后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与其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改制前企业变更为改制后企业，企业改制前后职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4.改制后企业要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

20**年*月某北方省会城市出台过《关于市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和社會保险关系接续的意见(暂行)》。该《意见》提出：

1.改制为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的企业

在改制时原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全体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对经协商继续留在改制后企业工作的职工，应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此后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

2.改制为国有参股的企业

在改制时原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对与改制企业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可按职工改制前的工龄和规定的标准核定经济补偿金额，职工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离开企业时，再根据所核定的金额从国有股收益中或通过出让国有股予以支付，作为职工改制前的经济补偿或生活补助;改制后记发的经济补偿金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

3.改制为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

应与职工协商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不支付补偿金。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得少于3年，职工在改制前后单位工作的年限连续计算。企业与职工未能就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企业应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4.实行重组(联合、兼并或分立)的企业

必须妥善安置原企业职工，并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根据实际情况与职工协商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不得比原合同尚未履行的期限短。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在重组前后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企业与职工未能就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企业应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三、过去十几年中国企改革的惯例做法

过去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多数企业是根据上述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执行的，即：对于由原国有企业即将划拨到非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职工，无论在改制后企业是否留用，一律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通常称为买断工龄，即买断国有职工身份。具体的补偿额度因企业不同存在些许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以职工过去基本工资为基数，再乘以工龄得出补偿金额。

当然，这样做无疑对改革平稳过度有好处，但巨额的补偿金也成了改制企业及政府无力承担的负担，原本效益不好，希望通过改制来获得重生的企业往往因为支付补偿金后元气再伤，陷入经营困境。

四、企业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企业混改后，原职工与混改后企业的劳动关系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规定。其中，《劳动合同法》第三章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中的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分立等情况，原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开端可追溯至1993年。1993年*月，十四届*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制。

当时，国企改革已刻不容缓。1994年初，国家经贸委等9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上海、天津、沈阳等***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国企财务状况做调查，结果显示亏损面已达**.*%。

尽管产权改革始终在收与放、进与退的两难之间苦苦摸索，但大部分优质国有企业后续均按照公司法进行改制，许多还登陆资本市场。

总体上看，中央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社会资本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混合。

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

在混改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企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大量融资。据国资委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亿元。

前两批共19家国企混改试点中，目前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亿元。

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联通混改。2017年*月，中国联通(600050.SH)通过定向增发，引入9大战略投资者，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以及苏宁等民营巨头悉数在列，共为联通募资近***亿元。

严格来说，联通在上市的时候已经完成混改。但因在4G上的失利，联通后来成为三家电信运营商中经营状况最不理想的企业。2016年其税前利润**.*亿元，同比减少**.*亿元，仅相当于中国移动两天的利润。

充实荷包后，联通董事长王晓初直言，中国联通在5G时代不能再犯4G的失误，要从开始就为5G的发展准备充足的资金。中国移动早已开始布局，并在5G标准的研究上处于领跑位置。

以同样的方式，东航物流2017年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融资**.*亿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绿地等民营资本成为财务投资者。紧接着，刘绍勇在两会期间确认，东航集团层面加入混改。

“要加强集团层面上的混改。”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两会期间说，目前国企在集团层面改革的少，形不成很强的国企改革文化和氛围，不利于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有很多问题，实质上是由外在导致，最重要的是国资监管模式。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才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会形成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条，这就导致了所谓的“所有者缺位”。

第二点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一定程度造就了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比如，虽然形式上董事长的产生要经过董事会提名和股东会议表决，但按照中国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董事长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

国企改革改的应该是内部人控制，混合所有制是个制，是个公私混合的制度，不能把企业只理解为一堆财产。

只有完善公司治理后，才不会出现几大央企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夜之间对调，或者国资委要求所有央企都应该有个主业，非主业投资比重不能超过**%等等。所以混合所有的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治理。

BATJ作为国企混改的战略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形成重大影响，有望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资本力量。

比如联通混改最大的亮点在于，联通集团的国有股权从**.*%下降为**.*%，也就是从绝对控股变成了相对控股，而相比非国有股东持股的**.*%，两者股比之间的差距是**.*%，连2%都不到。

此外，从联通董事会的构成来看，国企董事与民企董事，首次分庭抗礼。***名新董事会成员中，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3人来自联通，另外5人均为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除了中国人寿仍是国企董事，其他4位分别来自BATJ。

“应该说，这个结构还真是有可能一家说了不算。”曾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的管维立说。

管维立曾在14家上市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联通目前的董事会格局让他想起当年的深发展(现为平安银行)。深发展彼时的第一大股东是一只美国基金，持股**%左右，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董事席位。

即便如此，由于股权分散，董事会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大股东)要花很大的精力说服董事会支持他的方案”。

“过去许多没到位的都要(做)到位。”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本质上是要代表出资人发挥股东的作用，使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出资者的意图，真正的管理者属于董事会和经营层。

不过，诸如联通等国企混改的效果仍有待观察。因为与许多国家“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相比，中国现实倾向于股东权利至上。联通混改后，国有股毕竟还是占联通股权的**%，正是这**%，有可能使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决策代替市场决策的风险依然存在。

第五篇：课堂纪律管理探究分析

课堂纪律管理探究

15060013 教育科学学院

陈天怡

【摘要】课堂纪律管理是课堂管理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在课堂教学中，难免出现各种课堂问题行为，干扰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加强课堂纪律管理，对于维持良好的教学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课堂

纪律

管理

课堂纪律管理

探究

课堂作为学校教学活动开展的场所和背景，历来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教育学发展的历史看，对课堂的关注主要是同教学活动相联系的，人们重点关注的是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使学生在知识、能力、个性、人格等方面都能获得教育者所预期的结果，因此，对课堂管理问题的研究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是在研究教学活动时的一种附加研究，表现在课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缺乏一种能整合各种观点的理论体系，而且，在课堂管理实践中，教师往往是以“世袭”的方式或方法处理各种课堂问题。而当代研究表明，课堂秩序维持与促进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教学活动的效率，关系到教学任务的完成，这就需要用课堂管理的理念去分析课堂纪律问题，并使课堂纪律能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

一、什么是课堂纪律

一般来说，纪律有三种基本涵义：一是纪律是指惩罚；二是是指通过施加外来约束达到纠正行为目的的手段；三是指对自身行为起作用的内在约束力。这三层意思概括了纪律的基本内涵，同时也反映出良好纪律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由外在的强迫纪律逐步过渡到内在自律的过程。

所谓课堂纪律，主要是指对学生的课堂行为施加的外部控制与规则。良好课堂纪律的形成，不仅需要强制性的规则，更需要学生的自制与自律。因此，教师在提出课堂行为规范，进行外部控制时，要注意培养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帮助学生自觉发展纪律。

研究表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课堂纪律一般可分为四类：

1、教师促成的纪律。所谓教师促成的纪律，主要指在教师的帮助指导下形成的班级行为规范。这类纪律在不同年龄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刚入学的儿童需要较多的监督和指导，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大的团体中学习和游戏，没有教师的适当帮助，很难形成适合于有组织集体活动的行为准则。年龄越小，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越强，教师促成的纪律所发挥的作用也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学生一方面会反对教师的过多限制，另一方面又需要教师对他们的行为提供一定指导和帮助。因此，这类纪律虽然在不同年龄阶段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但它始终是课堂纪律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2、集体促成的纪律。所谓集体促成的纪律，主要指在集体舆论和集体压力的作用下形成的群体行为规范。从儿童入学开始，同辈人的集体在使儿童社会化方面就开始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同伴群体对学生个体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当一个儿童从对成年人的依赖中逐渐解放出来时，他同时开始对他的同学和同辈人察言观色，以便决定应该如何行事、如何思考和如何信仰。青少年学生常以别人也都这么干为理由而从事某件事情，在一定时期他们的信奉、见解、爱好、憎恶甚至偏见也都视集体而定。由于同辈集体的行为准则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价值判断和日常行为的新的参照点，结束了青少年学生在思想、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不确定性、无决断力、内疚感和焦虑，所以他们往往过高地估计同伴集体行为准则的价值，并积极地认同和服从它。集体促成的纪律也有两类，一类是正规群体促成的纪律，如班集体的纪律、少先队的纪律等；另一类是非正规群体促成的纪律，如学生间的友伴群体等。教师应着重对非正规群体加以引导，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使之融合到正规群体中来，使每个学生都认同班集体的行为规范。

3、自我促成的纪律。所谓自我促成的纪律，简单说就是自律，它是在个体自觉努力下由外部纪律内化而成的个体内部约束力。自我促成的纪律是课堂纪律管理的最终目的，当一个学生能够自律并客观评价他自己的和集体的行为标准时，便意味着能够为新的更好的集体标准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标志着学生的成熟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4、任务促成的纪律。所谓任务促成的纪律，主要指某一具体任务对学生行为提出的具体要求。这类纪律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每项学习任务都有它特定的要求，或者说特定的纪律，例如课堂讨论、野外观察、制作标本等任务都有各自的纪律要求。任务促成的纪律是以学生对任务的充分理解为前提的，学生对任务的意义理解越深刻，就越能自觉遵守任务的纪律要求，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不会轻易退却。所以，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就是接受纪律约束的过程。教师如能很好地用学习任务来引导学生，加深学生对任务的理解，不仅可以有效减少课堂纪律问题，还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二、良好的课堂纪律的重要性

良好的课堂纪律才可能保证教学质量。有位学者说得好：“进行教学，首先必然包含纪律管理。”通过课堂纪律管理，可以培养学生自觉遵守纪律的好习惯，创设最佳的教学环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课堂纪律管理是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组织教学必然包含着课堂纪律管理。课堂纪律的好与坏直接影响教师施教时每一环节的衔接。对于学生，上课能“如饥似渴”地参与，课堂气氛活跃了，就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当学生们正兴奋到极点并开始进行一连串异想天开的讨论时，教师要收拾这纷纷嚷嚷的场面恐怕要等下课铃声来伸出“援手”了。此时，课堂纪律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课堂纪律管理能真正做到收放自如才是灵魂所在。著名的加拿大华裔心理学教授江绍伦曾经说过：“教师必须把纪律作为他进行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其重要性不低于所规定的课程的学科内容。”所以，课堂纪律管理不仅是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组织教学的重要环节，更是培养学生自觉遵守纪律的途径和方法。

可见，课堂纪律管理是何等重要。好的课堂纪律可以保证想学习的同学有听课的空间，让那些想“兴风作浪”的学生不敢轻举妄动，让学生能真正地的学到知识；好的课堂纪律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律性和提高学生自身素质；好的课堂纪律可以激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

三、良好课堂纪律的形成

1、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前提

任课教师对学生课堂的行为表现，进行有序的指导与引导、组织与维护，是建立起有序的课堂秩序、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前提。

首先，作为任课教师，课前要认真备课，精心设计开场白，用生动丰富的语言吸引住每一位学生的注意力。然后，信心十足地按照自己的教学设计，有条不紊地组织教学，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并以此感染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气氛。同时，也要了解学生，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同一班的学生在许多方面既有共同点，又在身体、智力、知识、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兴趣、爱好、性格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教师要在全面、深入地了解每个学生的基础上，既重视面向全班学生的集体教学，又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加以个别教学，对一些差生，也要给予热情关怀和帮助，找准他们落后的真正原因，进行引导与培养。使他们逐渐的对学习产生兴趣，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自觉地学习。这样，他们在课堂上就会注意听讲，不违犯课堂纪律了。教师不能将课堂上的纪律管理认为是在浪费时间，要积极引导学生遵守课堂纪律，使学生知道只有在良好的课堂纪律的氛围中，才能达到师生之间有效的双边互动，培养出良好的学习风气。

2、班主任的检查、督促是外在因素

在课堂纪律的管理上，任课教师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班主任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首先，作为班主任，要建立良好的班级干部队伍，使他们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其次，班主任要经常下班级亲自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通过班会和个别谈话等形式来提高学生对课堂纪律的认识。有针对性地作好个别学生的思想转化工作，要将了解到的问题及时地予以处理和通报，不遮掩、不留到第二天。再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班纪班规，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对课堂上出现的问题性行为要提前予以预防，引导学生学会规范自己的行为。要注意惩罚手 段的应用，以免因不当而造成学生的怨恨情绪，诱发攻击性行为。班主任要与任课教师加强联系，加强协调与配合，以便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和学习上出现的问题。从而达到检查、督促的目的。

3、明确的目标管理是内在动力

目标管理对纪律的促成，是建立在积极的动机基础上的，学生对目标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要引导学生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经过努力都能实现。越是成熟的学生，越容易使自己的行为与所定的目标要求相一致。这就使每一个学生对自己的行为有个准确的定位，而且能明确地看到自己的每一次进步。作为教师要对学生善加引导，要制定出班级的管理目标和学生个体的管理目标，让学生在一定的时期内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自我定位，使他们逐渐在目标的指引下完善自我。对于个别纪律比较散漫的学生，教师一定要耐心地作好疏导工作，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有一点进步，就要及时地表扬与鼓励，让他们觉得有奔头、有希望。有了好的目标，也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学生便能在课堂上努力学习，认真听讲，不想一些与课堂无关的事，就会自觉地遵守课堂纪律，进而从被动管理转为主动管理。

4、班级干部的监督是强化

班级干部作为联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除了自己本身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外，还要当好教师的耳目和参谋。要积极将班级中发生的情况、动向汇报给班主任，便于班主任全面掌握班级学生的情况，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班级干部在班级的这种监督过程中，既要严以律己、带头模范地遵守课堂纪律，又要对课堂上发生的情况作好记录，这种监督是对形成良好课堂纪律的强化。作为班级干部还要在不影响课堂纪律的情况下协助任课教师进行有效的课堂管理，以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实施。

5、学生的自我管理是保证

现在的学生自主意识都很强，学校和班级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后，他们会对集体的行为准则进行评判，并对其进行提升，然后能更好地发挥其对自身的约束，使课堂纪律得以有效管理，将纪律与行为准则逐渐内化为学生自己的准则，也就是使他们将良好的课堂纪律看作是自己的准则，并在潜意识里加以遵守。

学生的自我管理是形成良好课堂纪律的保证，只有学生自己从内心深处真正受到了触动，才能使之从要人管理、要人约束，转化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从而使纪律在学生身上的作用由纪律走向自律。

四、总结

纪律管理是学生德育管理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部分。做好学生的课堂纪律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也能对学生的未来发展起正面的影响。作为教师，要做好课堂纪律管理，教会他们怎么做人，使之养成良好的纪律习惯，从而树立正确地是非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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