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一、《韩非子》中寓言的深层意义
《韩非子》全书共10余万言，这部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内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其中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取材于社会现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这些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他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而少了几分道家特有的玄奥，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辱，历代王侯，愚夫愚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繁，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二、韩非子的艺术成就
1.《韩非子》的文学艺术特色
《韩非子》的文学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取材的现实性，寓言故事的题材来源主要是引用和加工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加工和改造历史故事；直接创作。这三个来源几乎包括了先秦寓言来源地各种渠道，形成韩非子寓言集先秦寓言之大成的特点。
但是《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引用神话并不多，仅有五则，其中纯引神话的一则，继承神话传统、以动物为题材的四则。表现在寓言文学上，便是少幻想；其次，受整个大时代的影响。战国末年，长期的争鸣论辩，已经进入总结性的阶段；深刻的理性批判，已经战胜了传统的宗教蒙昧，神的迷信已不再占据人们内心主导，这样使得寓言不再到神话中去寻找寄托。最后，海域韩非的个性、思想等主管因素有关。韩非继承接受了荀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个务实精神的思想家。
改造加工历史故事：韩非子寓言的题材主要来源对历史故事的加工改造。例如对缘于《左传》的“子罕不受玉”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于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相对于原文进行了压缩改写，叙述、描写不如《左转》细腻。其中原因大概在于韩非是利用此故事打比方，使说理更通俗易懂，所以只需讲明故事的大概。在韩非之前，编年史有春秋、左转；政点与国别史有尚书。国语、战国策；此外，还有一部集合百家的具著《吕氏春秋》、这些史书的出现，为《韩非子》寓言取材于历史故事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韩非子的贵族身份为他能饱览史籍，韩非子本人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这又为韩非子将大量的历史故事改编为寓言故事提供了主观条件。更何况，韩非著书的目地是为了说服有政治抱负的国君接受法家的思想主张。取材于历史，既切近实际，具有说服力，又易于为君主接受。
直接创造寓言，韩非出了继承转化神话故事，加工改造历史故事之外，还自己虚构创造寓言。他常常将富有的哲理谚语、格言，赋予具体的形象，加以故事化，形成自己的寓言。如“扁鹊见蔡桓公”“皮美为罪”等。
2.语言的艺术特色
（1）文锋犀利。《韩非子》寓言中很有特色：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犀利峭刻，是《韩非子》总体的文学特色，这在他的寓言中体现得极其鲜明。他借助寓言，赤裸裸地宣传某些观点，毫无假借，一语中的，明确揭示事物本质，语言简洁明快，冷峻严厉。
（2）平实机智。韩非寓言，大多选自历史故事或世俗生活，在平实中见生动，寓言主人公，善于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作比喻，借此说服对方。文章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谓深刻明切。韩非寓言中的许多人物，善于采取因小及大，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言，把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融入简单明了的比喻，使说辞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构建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寓言和谐地组合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是形成韩文深刻峭拔、犀利机智的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
3.内容上的艺术特色
（1）形象众多、旨意明确。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寓言，作为阐述其政治、哲学的重要论据，势必大量选用历史故事加以改造为其所用。正是如此，韩非寓言中便有了大量的历史人物。称韩非寓言为历史人物画廊亦不为过。不仅如此，他还将视野扩到民间，旁及女性，乃至改造神话，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人物形象。正如陈深在《韩非子评述》中所说的那样“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到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这种纵横古今，人物形象众多的现象，在中国寓言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情节完整、曲折生动。韩非寓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他的那些文学色彩浓烈的佳作，往往写的曲折起伏、动人心魂、情节完整、首尾相应。无论题材大小，篇幅长短，多能使故事情节层层推进，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4.结构形式上的艺术特色
《韩非子》一书首创了独立的“寓言群”这一结构形式。把内容相关的寓言组织在一起，用来集中论证某一论点。这种具有明确指向的寓言，题旨往往比较单纯明确，即使是较为生动形象化的刻画，也总是着力于形象化的某个侧面的描写，因此，寓言形象化虽鲜明却显得有些单薄，不过，这种单一而又鲜明的形象往往令人过目难忘，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韩非子》使寓言故事群落的结构体制得到了高度的完善，推动了寓言文学的发展。借着寓言群有系统的表达哲学主张，规模庞大，条理井然，是古今中外寓言写作中独一无二的，也是韩非寓言的特色和最大的成就。它们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寓言本身更在于其喻体所揭示的富有哲理的层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价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文如其人。正是如此，政治色彩浓厚的《韩非子》，才在先秦寓言中绽放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篇：浅析韩非子
百家争鸣之韩非子
——浅析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
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信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对“父母官”的仁义施政很不乐观，他估计中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骗子、盗贼和无赖，所以，让这些人执政，不可能出现廉洁的政府，社会会乱套，百姓会遭殃。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权思想，孔子所谓爱民、亲民也不过是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张，国家属于人民，即“民有”，何况，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不关心政治的。韩非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术”，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官员，监督官员，而不是假定他们是圣人，便委任他们以治理国家的权利。
针对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社会规范，韩非子提出鲜明的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张，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人不论贵贱、贤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试想靠一套机械性的法律体系来维系政府的廉洁和行政效率。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无为于上”，最高统治者有了法律这部机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问了，这跟在英国试行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惊人的相似的。
事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百姓管理国家的权利被所谓“仁义”君子所操纵，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参与国家管理应该是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可悲的是，这些代替人民行使权利的官员，据韩非子乐观的估计，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错了，于是，出现“圣人在，则大盗不止”的局面，当权者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百姓便只有被欺压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权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国”，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平等和自由。当警车开道，大小车辆威风凛凛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驱逐在道路之外的时候，还谈什么以法治国。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教化（就像进行先进性教育之类的），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现在好多是政党内的纪律处分，或者罢免）。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韩非子最基本最伟大的主张是建立以法治国的廉洁政府，对官员最有效的约束监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绳，不仅对民，更对官。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诸子百家期末论文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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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三篇：诗经 艺术成就
艺术成就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第四篇：杜甫诗歌艺术成就
浅谈杜甫诗
“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表现着诗人对艺术的热爱和苦心追求的精神；“毫发无遗憾”、“新诗改罢自长吟”，这表现着诗人的辛苦锤炼和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是表现着诗人不仅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具有渊博的知识修养。正是经过这样辛勤的努力.杜甫在艺术上拥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是五言、七言、古体、近体，在他的手里莫不精工锤炼，卓然成章。
杜甫的诗歌又继承和发展了从《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达到空前的高度。他的诗充满了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笔调客观严谨，在叙事写景时不仅是忠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历史气息，甚至以年月人诗，以增强写实的气氛。毋怪前人对他这种精确地反映生活的创作态度，盛赞为“穷极笔力，如太史公记传”
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的主要特色，但是，诗人也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好诗，如他的名篇《饮中八仙歌》、《洗兵马》、《梦李白》、《古柏行》、《蚕谷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后部等等都是。
杜甫诗歌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具有十分鲜明而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深沉凝重，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沉郁”。这种风格，是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个性以及时代特色的有机统一。但是，在这种风格的基调上，诗人的创作又呈现着多种多样的风采，或雄浑、或悲壮、或奔放、或瑰丽、或质朴、或古简、或轻灵，无不达于胜境。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为人性癖耽佳句”之外，又在《戏为六绝句》中说：“清词丽句必为邻。”这说明他在掌握语言的艺术上用功很深。总的说来，杜甫诗歌语言的特色是：精工、稳重、有力而又时有出人意外的神妙。读他的诗，绝少平滑松脱之感，而是在铿锵紧凑之中，使人感到辞警意丰，笔无虚设。
杜甫在诗歌创作艺术上的成就，还表现在他卓越地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声韵。他常根据诗的内容和情绪，采用与之相适应的韵律，更大地发挥出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他的诗不仅具有形象的美，而且具有音乐的美
在古今中外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诗中虽没有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浪漫主义，但胸中充满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壮志和伟大抱负又岂是李白的浪漫主义所能媲美的？但是腐败无能、奢侈腐化的大唐统治者却视而不见，使杜甫留下了“青明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的愤慨，将自己的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之情一泻千里，抒发得淋漓尽致。
极为伟大的诗圣杜甫。
第五篇：诗经的艺术成就
五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教学目标
分析《诗经》的艺术成就，介绍《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重点难点分析
在《诗经》的艺术成就中，重点是赋、比、兴的手法，难点是比和兴的区别。要在阅读讲义的同时，联系朱熹的解释和作品中的实例去用心体会。
教学内容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产生于北方，风格平易质朴。除少数史诗中含着民族起源神话以外，《诗》中一般不表现超现实的事物，也没有浪漫的奇想和荒诞的情节。这一点与后起的楚辞有明显区别。在此基础上，《诗经》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鲜明的形象性
《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这些诗不以刻划人物为主，但其中有了较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诗人往往通过感情的直接倾诉，使人感受到他们的不同个性。同是思念恋人的歌，《郑风·狡童》中的姑娘在失恋时悲伤地唱道：“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而《褰裳》中的女主人公则诙谐地戏谑对方：“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同是弃妇诗，《邶风·谷风》中女主人公的哀婉缠绵和《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刚毅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作品在抒情中带有一些细节和行动描写，使主人公的情态宛然可见。《周南·关雎》的主人公因思念心爱的姑娘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邶风·静女》的主人公因找不到前来约会的恋人，急得“搔首踟蹰”；《卫风·伯兮》写女主人公在丈夫离家后无心膏沐，以致“首如飞蓬”；《王风·黍离》写主人公走在路上忧思满怀，“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都很有生活气息，使主人公的形象更为鲜明。
《诗经》中有的作品运用了景物和环境描写来渲染气氛，烘托感情。如《小雅·采薇》用“杨柳依依”反衬主人公离家服役时的悲愁，用“雨雪霏霏”来烘托他远戍归来时的哀苦；《王风·君子于役》用傍晚禽畜归窝的景象衬托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愁绪；《陈风·月出》以月光和美女相映衬，把主人公幽邃的情思和空灵淡雅的画面融为一体。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作品是《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遡洄从之，道阻且跻；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遡洄从之，道阻且右；遡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中把萧瑟的秋景、凄迷的夜色和主人公怀人不得见的怅惘心情交织在一起，情景交融，魅力无限。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前人把《诗》中的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宋代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最为妥贴。他说：“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赋就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在《诗》中，它是一种积极修辞手段。诗人往往用这种手法对客观事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绘，《豳风·七月》用赋的手法，以时令和物候的变化为背景，详细描写农夫们一年四季的生活状态，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小雅·无羊》用赋的手法，把牧场上牛羊和牧人的情态刻划得栩栩如生：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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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可谓穷形尽相，笔笔如画。赋的手法用于抒情，则有利于充分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把倏忽变化的情感和浮想联翩的思绪呈现在读者面前。有时，诗中还用赋来表现人物对话，构成意趣盎然的生活情景，如《郑风·女曰鸡鸣》、《齐风·女曰鸡鸣》就采用对话的形式，写夫妻间的床头絮语，表现了融洽和谐的家庭生活气氛。赋对构成《诗》的写实性和形象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同上）比就是比喻。《诗》中的比喻生动贴切，丰富多样，并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例如，诗人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美丽的木槿花，比作皎洁的明月；把丑陋的统治者比作癞蛤蟆，比作老鼠；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比喻意志坚定；用“中心如醉”、“中心如咽”形容内心的忧伤；用“墙有茨，不可扫也”比喻宫廷内的丑事难以讲述；用劈柴离不开斧子比喻娶妻不能没有媒人。或用明喻，或用暗喻，或用正喻，或用反喻，都十分生动形象，富于情趣。有时，诗人运用博喻，把一连串比喻排列在一起，从不同角度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卫风·硕人》中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来刻划庄姜的美貌；《大雅·常武》中用“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来显示周朝军队的强大气势，非常精彩传神。《诗》中还有通篇用比的作品。如《豳风·鸱鸮》假托一只小鸟诉说其不幸遭遇，以比喻下层人民的生活惨况，是一首新颖别致的禽言诗。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同上）兴用于一篇或一章的发端，用以引出后面的句子。有的兴句与后面的内容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起个引子的作用。例如有的作品用“山有„„隰有„„”起兴，就是民歌中一种常见的套语，并不包含什么实际含义。但多数兴句具有类比、象征的意味，能使人产生联想，或用于烘托、渲染气氛。如《周南·关雎》用雎鸠鸟的和鸣起兴，引出对窈窕淑女的赞美；《邶风·谷风》用“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开端，给全诗笼罩上一层阴暗色彩，预示着矛盾的爆发和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有些起兴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可在诗中产生多重艺术效果。如《周南·桃夭》的第三章分别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有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起兴，祝福新娘出嫁后“宜其室家”。鲜艳的桃花烘托出一种喜庆红火的气氛；同时，桃树果实丰满，枝叶繁茂，又象征着主人公婚后生活美满，家族兴旺。巧妙的起兴使这首诗生趣盎然。
比和兴都是形象化的诗歌表达方式，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一般来说，比是用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两种事物之间一定要有某种较为直观的相似性。而兴则是通过具体物象来感发意志，引起联想，物象与诗义之间不一定要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凡是触景生情、托物言志、启发感悟、引申发挥等，都属于兴。比兴手法常常在结合在一起，引譬连类，含蕴无穷。
3、富于表现力的诗歌形式
《诗经》中主要是四言诗，每句二拍，每拍两字。这是在原始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诗歌样式，适应了当时劳动、舞蹈的节奏和语言发展水平。但不少作品又突破了四言的格局采用从二言到八言不等的句式，形成了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诗体。
《诗》与音乐配合密切，普遍采用了回环复沓，重章叠唱的形式。每诗由若干章组成，每章字句基本相同，只是对应地更换几个词，反复咏唱，造成回环往复，层层递进的艺术效果。例如前面提到的《柏舟》、《无衣》、《蒹葭》等诗。又如《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夫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夫苢，薄言捋之。采采夫苢，薄言袺之。采采夫苢，薄言襭之。
全诗共12句，两句一组，反复歌唱。通过动词的变化，表现了迅速敏捷的采摘动作和收获物有少到多的过程，展现了热烈欢快的劳动场面。清代方玉润称赞此诗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语，其特点是准确生动，丰富多彩，特别是动词和形容词运用得巧妙精当。例如，光是表示手的动作的词汇就有50多个。众多的动词、形容词使作品对意思的表达极为精细准确。《诗》中还大量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词语，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感和音乐美。双声词如参差、踟躕、栗烈、流离、悠远等；叠韵词如绸缪、辗转、窈窕、沃若、等；叠字如关关、呦呦、依依、采采、钦钦、苍苍、谆谆等，它们或刻画形态，或模拟声音，或形容色彩，或表示内心活动，都能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流利婉转，音韵和谐。《诗》中有很多词汇，如“瞻望”、“伫立”、“翱翔”、“颠沛”、“一日三秋”、“忧心如焚”、“赳赳武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至今还为人们习用。《诗经》的影响
《诗经》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它的写实精神，其中很多作品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诗人直抒胸臆，敢于大胆地反映现实，旗帜鲜明地颂美与怨刺。这种强烈的现实性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其次是《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以及纯熟的创作技巧，被后代诗人大量借鉴。特别是比兴，在古代诗歌中已不单纯是表现手法，而是生动的形象与深厚的内容、蕴蓄无穷的风格的统一。它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创作原则。另外，《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同步思考题
什么是赋、比、兴？举作品中的实例说明它们的特点和作用。
《诗经》为什么大量采用重章叠唱的形式？
小结
本节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诗经》的艺术成就。此外，《诗经》产生于北方，它的总体风格是质朴平易，注重写实。这些特点和成就同时也就是它对后世的影响。
阅读篇目
《小雅·无羊》、《周南·关雎》、《周南·芣苢》、《邶风·静女》、《郑风·狡童》、《郑风·搴裳》、《秦风·蒹葭》、《豳风·鸱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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