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干部》有悖学术伦理

第一篇：《中县干部》有悖学术伦理

《中县干部》有悖学术伦理

作者：程海华旅美学者

最近，北京大学一篇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轰动，该论文作者借两年在中部某县挂职之机，调查了中国某地的政治生态，文章的水平如何笔者暂不予置评，或许确实发现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中的某些“真问题”，所以为大众媒体所青睐。

然而笔者看完该新闻后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篇博士论文如果是由美国高校的博士生撰写，并且配合大众媒体报道，那么，不但作者本人要被取消学位并开除，作者的导师以及所在院系、甚至校长都要受到处罚，其原因就是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一个权力相当大的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

科学研究虽然能造福人类，但违反伦理的科学研究却是杀人手段。与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用中国人做实验一样，美国卫生部研究机构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愈美军士兵的性病，以免费医疗为名，在阿拉巴马州很多黑人中间先种植性病病毒，再进行药物治疗以测试疗效，这项研究竟长达40年。

上世纪70年代民权运动揭露了这一丑闻，引起社会各方对科学研究伦理问题的关注。在强大社会压力下，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于1974年出台法令，要求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一切关于人的医学药物等研究。

并非所有美国高校都有伦理审查委员会，但有该委员会的高校都是研究型大学，没有该委员会的高校则没有任何资格做此类研究。

一项完整的审查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要向委员会提交研究申请，由委员会进行审查，必要时与申请者面谈。各项审查极严，包括被研究人员是否了解该研究的危害、被研究对象的身份保密，甚至包括存放资料的电脑安全性等种种细节。

伦理审查委员会要仔细研究该申请，如果发现任何违反伦理的细节，要么要求修改，要么就否决该研究。一旦被否决，就很难上诉，更不能一意孤行去实施。因为委员会权力非常大，违反规定的研究人员不但要被开除、取消学位和学术资格，并通报全国高校联盟，有时甚至会被移交司法机构，也就等于葬送了自己前程。相关机构如所在院系等管理者也要受到不同程度处罚。

这项法令迅速在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实施，并从自然科学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拓展。因为社会科学往往需要采访当事人，因此研究底线是该研究不能导致被采访者名誉损害，或者遭到逮捕、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违反伦理的自然科学能杀人，社会科学亦然。

美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逻辑认为，学者是研究人员，而不是新闻记者或执法者，并不肩负揭黑打黑的责任。“卧底式”研究是违反学术道德而绝对禁止的。社会科学伦理审查制度不仅保护了被采访研究对象，也防止研究者超越身份的研究遭受被采访者的报复。

《中县干部》这篇论文受中国舆论追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学术伦理缺乏基本的价值认知。我们不能胡乱猜测这位博士的研究初衷，但学术研究不能违背伦理的底线，应成为社会共识。在美国，违反伦理审查制度的研究，是比剽窃更恶劣的学术道德丑闻。为了重建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与信任，建立中国高校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度刻不容缓。▲(作者是旅美学者)

第二篇：学术伦理与价值观感想2

关于“大学学术伦理与价值观”的感想

价值观是指实践主体在追求某种“价值”时所把持的内在尺度，也是一种对人的行为起深层导向作用的内部控制力量。目前，价值观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理论研究方面，价值观被认为是建构某种伦理关系的基础和灵魂，而在实践应用方面，一些企业，新闻媒体等社会组织机构把“价值观”提到了与自身发展相匹配的战略高度，在实施“价值观驱动式”的管理或规制模式方面走在了前面，也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对于大学这一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学术组织来说，要想让学术价值观在学术实践活动中也起到强有力的“驱动”作用，把学术价值观旗帜鲜明地确立下来就是其前提和基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大学在建构自身的学术价值观方面却不尽人意，学术核心价值观淡化，学术价值观缺乏层次感，盲目照搬、曲解国外学术机构的价值观。为此，有必要就建构一套符合学术伦理关系要求的价值观体系进行充分的探讨。

求真是学术伦理的核心价值观。求真是维系学术伦理关系的核心所在，是解决一切学术伦理困境的出口，也是一切学术活动的中心和灵魂，也是科学进步的动因和科学活力的生命源泉。我国学者彭国华于是认为，不同的学者尽管可能有不同的旨趣，但往往殊途而同归都能够在求真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学术是探求“真”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求科学的“真”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科学的“真”总是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深处是难以发现的；另一方面学术是不能穷尽真理或占有整个真理，需要学术人不断提高自身学术水平，从而更好地探索真理接近真理不断修正和完善真理。求真是真、善、美的统一，学术的本质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上，糅合了人类情感的、认识的、表达的、理智的、伦理的以及审美的需要，这正是给了学术以求真征善致美的动因和目标。

严谨是学术伦理的底线伦理，是维系学术伦理关系的最低要求。这也就是说，严谨是学术人最基本的学术道德义务，是学术人个人学术德性的最后边界或屏障。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设定底线伦理并不是将学术伦理的标准降格以求，恰恰相反，却是学术人追求自己学术理想、最终取得创新性学术成果的基础和前提。严谨是学术活动的规律所决定的。具体表现在，学术活动的对象需要严谨，学术活动的研究过程需要严谨，学术活动所需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严谨，学术活动外部环境的复杂性需要严谨。因此，需要学术人能以一贯的严谨作风抵御周围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始终慎重地对待学术，以避免违背学术伦理价值观的事情发生。

创新是学术伦理的“上标伦理”。创新处在学术伦理价值观体系中最高层次，它既是学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社会资本，也是学术人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学术伦理的“至善”，是学术“求真”探求未知过程的愿望和归依。创新是学术伦理的“至善”。在学术实践过程中，“求真”是学术伦理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学术人应是围绕着“求真”这一中心要求，来开展学术活动并实现或达到“求得真理”的愿望或目的。但要想“求得真理”，或者说把“求真”变成现实中的存在物，学术人不是仅学习已有的真理或照搬他人求得的真理，而必须是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拓展和发现。创新是学术人获取学术承认的唯一媒介。随着学术研究在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地位日趋提升，拥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不仅是学术人学术生涯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且还成为学术人获取学术承认的唯一媒介。虽然在学术职业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的今天，学术研究带给学术人的金钱和谋生的意义所占据的成份也越来越明显, 但在一个学术人的内心深处真正看重的，却还是以自己有创见的工作为媒介所获得的学术承认。

综上所述，我认为，作为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学术组织，大学确立并明确宣示符合学术伦理要求的学术价值观，对于树立自身良好的公众形象，建立清晰的学术伦理期望以及引导学校形成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关于“学术伦理与价值观”的个人感想

关于“学术伦理与价值观”的个人感想

2014年12月18日，河南理工大学组织“学术伦理与价值观”的报告会，余老师就这一问题从多方面向同学们进行了阐述，并通过真实案例对学术不端、学术不当的危害进行了展示，最后还就论文上、学术上应该注意的问题向同学们提出了要求。报告会结束后，通过几天的思索，就“学术伦理与价值观”的问题也形成了一些个人想法。

根据罗志敏《“学术伦理”诠释》中所讲，“学术伦理(AcademicEthics)是伴随学术的出现而出现的、关涉到大学等学术组织及其成员生存与发展的最基础、最本原性的问题。20世纪末以来，随着学术不断由个人学术走向社会学术，大学学者等科研人员(以下简称学术人)的主体活动范围也相应不断得到拓展，尤其是近年来学术圈内屡被披露的学术不端事件以及整体学术创新力的不足，使学术伦理逐渐从科技伦理、学术道德规范等语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日益受人关注的一个话题。”

不论是交大的假芯片事件还是韩国的黄禹锡假数据的事件，似乎人们印象中那些一心搞研究、搞学术、搞科学的人越来越少了，反而是追求名誉、追求金钱、追求虚荣的越来越多，人们不再谈论哪个专家取得了什么样子的进展，而是谈论哪个专家今年拿到了多少项目资金。社会学术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学术工作者将自己的社会需求摆在前

第四篇：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课程心得体会（范文）

今日研究生，明日之学者

------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课程心得体会

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和规范，是保证学术正常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实现学术积累和创新的根本保障。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位于前列，显然，它比建功立业、著书立说更为重要。德包括政治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就学者而言，学术道德是立身之本。

然而在我国，学术腐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制造学术泡沫、搞假冒伪劣、抄袭剽窃、进行钱、学、权的三角交易、从事注水学位教育或培训、在学术评审拉关系以及办刊收费等等，都是学术腐败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在学术界，腐败现象的存在早已有之，而学术腐败的法律规范实际上也已算不上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有学者撰文提出了这一问题。学术规范问题已经由一个单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日益演化为一个身跨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的重要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单纯依靠道德建设已难以甚至无法收到实效，必须要在强化学术道德建设的基础上，重视和加强学术法制建设，提高法律介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频率与效能。应当尽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有法可依。这既是依法治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基本要求，也是现阶段治理学术腐败的内在需要。此外，从根本上来说，学术腐败的产生主要还是根源于目前我国极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这种畸形的科研评价机制日益腐蚀着学者们的学术良知与职业精神，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愿意再坐冷板凳，而更倾向于在学界投机钻营，谋名取利。基于此，要从根本上治理学术腐败，不仅要重视学术法制建设和学术道德建设，更要重视良好学术体制的建设。毕竟，只有当我们从体制上根除了容易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并进而净化了学术研究的环境时，才能够使学术腐败因最终无处容身而归于消亡。

我们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最高层次培养人才，在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塑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建立诚信的学术机制、培养自觉的学术意识以及提升高校学术层次等方面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理应成为学术道德的遵守者和学术规范的恪守者。

今日研究生，明日之学者。作为**大学研究生，杜绝“学术腐败”、摒弃“学术造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明确要求，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坚持真理、尊重科学、勤奋学习、诚信科研，拒绝做有损个人名誉、学校声誉和学术道德的行为。

三、弘扬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创新为己任，求真务实、精益求精，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四、争做遵守学术道德，恪守学术规范的先行者。大力倡导学术监督、积极开展不同学术观点间的自由讨论，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五、倡导严谨的治学态度，防止学术浮躁，注重论文质量，不抄袭、不剽窃，培养良好的创新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

六、坚持品行为立身之本，勇于与不良风气做斗争。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全力抵制各种污染科学风气的行为，坚决杜绝丧失学术道德的行为，积极反对各种形式的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行为。向假冒伪劣学术宣战。

第五篇：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摘要：以前，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生命是脆弱的，更要尊重生命。但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并不是所有想安乐死的人都能如自己所愿，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从此彻底解脱。安乐死意味着一个生命以不正常的方式消失，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及社会的利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如今的“安乐死”采取不同的态度。

关键字：安乐死，生命，价值，权利，法律；

一，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这一概念在学界和法律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统一，中国学者经过认真的讨论为“安乐死”下了如下定义：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除此之外，不同的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还有许多，不过综其所述，这些概念中都包含着一些必要的因素，例如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安乐死的前提、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的实施手段等。

二，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按照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被动安乐死（间接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直接安乐死）两大类。被动安乐死是指在认定治疗不再有效的情况下，停止使用延续生命的器械或维持生命的治疗措施，仅是采取止痛的办法听任病人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是指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极端痛苦的人实施一种直接的、旨在仁慈的结束生命的行为。

三，安乐死中的法律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特别是没有选择安乐死的规定，因此在未立法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主动安乐死）仍属于违法行为。但在国外部分国家已经立法表示安乐死的合法性，但有明确的条件。四，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1．支持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人类最大的愿望是生活得好，追求生命的质量。当一个病人已濒临死亡，而且不可逆转、极端痛苦，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2）主动结束必然要死亡的生命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同时，又可以避免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从而可以将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和人们的卫生保健上。以上体现了对病人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一致性。

（3）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应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人的生命权不是单纯的生存权，还应包含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安乐死是对人死亡方式选择权的尊重，也是人类对生命权认识的升华，体现了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2、反对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而实施安乐死与此职责相冲突，并且还可能被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所利用而将安乐死作为变相杀人的手段。

（2）人有生存的权利，只有法律部门才能量罪结束人的生命，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而安乐死与此相悖。

（3）如果实施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使医务人员放弃探索“不治之症”的责任，而不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同时，安乐死也有可能错过三个机会：病人病情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救治可望恢复的机会；有可能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该病得到治愈的机会。五，我对安乐死的看法。

我个人观点赞同主动安乐死。从道德上，主动安乐死是尊重他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从法律上，它从犯罪的实质上说，并未构成犯罪。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我们既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该拥有选择安逸死亡的权利。对于一个救治无望又遭受病痛严重折磨的人来说，也许生不如死；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亲人的负担，这样的生命质量是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用安乐死给以解脱，是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选择，所以应该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

人的生命如何才能体现神圣性？答案就是生命的质量！庄子在妻子死后非但没有哀叹悲伤，而是“鼓盆而歌”，歌曰：“生死齐一”，在庄子的眼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人难以逃脱的轮回，也是人间之大道，人要坦然面对死亡。我们不是不重视生命，而是人的生命要有质量，倘若一个人能在造成懂得了世间的大道，即使是晚上就与世长辞了，他的生命也是值得的。那么对于处于死亡边缘的癌症晚期病人、没有任何能力生存的“活死人”植物人、天生就无脑或重度脑残的婴儿，他们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对于他们自身而言，这样的生活没有生命的神圣，却只有生命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磨难和对身边的亲人的连累。况且，人的生命非同一般，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以人的生命对于自身而言要有质量的保证，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要有价值。司马迁言，“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人的生命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的质量的优越，那它还不是足够神圣的，它的神圣更表现在一个生命对所有生命（对全社会）的价值。有的人的生命可以“重于泰山”，有的人却只能是沧海一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他的生命就是神圣的，因为他毕其一生创作了造福于后人的经典，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生命也是神圣的，因为他的无数发明带给人类生活的便捷。而对于一个可怜的濒死之人、对于植物人、对于重度残疾和缺陷的婴儿，他们的生命毫无质量可言，他们不可能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那么我们还可以以他们的“生命神圣”为名来阻挠他们以安乐死的方式摆脱这种痛苦的深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