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城镇化战略的“新”——简评 《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5篇）

第一篇：把握好城镇化战略的“新”——简评 《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

把握好城镇化战略的“新”——简评 《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

聂无逸 《 中国经济周刊 》（2103年第45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成为热议的焦点。在各种政策的讨论中，城镇化无疑是颇具时代挑战性的一大战略命题。持任何一种经济学流派观点的论者，都不赞成我们可以对城镇化漠然视之、无所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全世界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建设具有高度的公共产品属性，更因为我们的政策取向始终不能忽视当代中国国情的复杂性。

时代的必然性让我们不能回避，而问题的现实性更要求我们冷静面对。《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这本书就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将来自各方面的中国著名学者对城镇化的政策思考与分析汇集和交织在一起，以期客观、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经济政策精英群体对城镇化战略的大智慧。本书作者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马凯，十几位有关的省部长，以及厉以宁、吴敬琏、王建等著名经济学家。从这个超豪华的作者阵容中隐约可以感受到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新”，那就是在面对重大战略问题，决策层并不急于通过内部讨论、登高一呼就忙下决策，而是以更加民主的态度充分汇集和耐心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由此我们也更能体会出党中央临深履薄的责任感和无所回避的高度自信。

从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一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该书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示了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和整体思路。这是一个新时期的经济战略构想，但又将党中央一贯坚持的基本经济路线予以贯彻与发展。比如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简单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强调质量和效益的新型增长模式，等等。

过去我们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从供给的方面，从生产的方面来促进经济。从供给角度刺激经济发展不仅便于政府运作，而且短期成效显著，但是难免会造成效率与资源的浪费，并引发经济结构的失衡。从需求的角度来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又总是苦于隔靴搔痒，抓不住痛点。本书指出，政府既要意识到刺激民众需求应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但也不能越俎代庖，更要准确发现和揭示民众需求究竟何在；既要认识到满足民众需求不仅仅对于保持经济结构平衡、引领经济发展方向具有的长久意义，也要看到它与战胜国际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启动内需型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关键是中央决策层高瞻远瞩，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国情，找准了今后中国经济内需的潜力所在。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内需在于城镇化”。看过本书就会明白，对“内需”的强调，决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重要的战略布局。新型城镇化战略成功的一大关键就是始终坚持改革的思路和市场化的方向，并紧密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诉求。正如汪洋副总理书中所强调的那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切实尊重民众的真实愿望。

不可否认，中国新型城镇化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前景，并且新型城镇化的实际水平和波及的广度远远要超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工业文明所能达到的想象力。因此，对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远大前景，我们丝毫不必怀疑，更不

必纠结于一时的痛快。笔者认为，正确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要从两个方面把握好城镇化战略的“新”。一方面中国城镇化正面临着一个后工业化和信息化交织的崭新时代，另一方面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理念和思路必须找准方向，与时俱进。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始终要用改革和发展这两把重要的标尺来衡量。汪洋和马凯两位副总理的论述均对城镇化的质量给予了高度关注，而这也正是从成效角度点出其要害所在。

其次，本书对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内涵予以了极大的丰富和探讨。对于一个城镇化率刚刚过半的大国来说，发展新型城镇化无疑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部署。本书的作者团队从不同行业和地区来具体剖析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比如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土地流转和耕地保护问题，节能减排与生态文明问题，地方财政问题，金融创新问题，等等。将这一系列问题放在经济改革的整体布局上予以思考，这也是中国城镇化布局的“新”之所在。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实现新型城镇化从而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恰恰就是因为有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形成的重大机遇，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改革红利”。本书中，问题的提出者要么是具有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要么就是相关部委领导，所涉及的内容紧密结合实践，体现出很高的政策前瞻性。

本书的作者身份不一，研究角度不同，但是在发展城镇化大的战略上取得了一致共识。当然，在具体策略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有的专家学者提出应该以发展城镇为重点，应该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就地城镇化；有的则提出应该重点发展大型城市群。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分歧在于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如果从实践角度看，这两种意见其实在具体政策中都得到了体现。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也决不意味着整齐划一的单一模式，发展大城市群的政策意见并不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违背，与此相反，这恰恰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其中包含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正刚刚走在路上，肩负着多重使命，也包含着更多的问题和机遇。

《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

主编：王建

出版：中国经济出版社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经济改革、企业经济评价；国家综合发展战略、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虚拟资本主义、货币霸权战争、“币缘”战略等。

《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出版：中信出版社

新一届政府究竟会制定什么样的改革方案，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这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通向财务自由之路》

作者：范K.撒普

译者：董梅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财务自由，即个人运作资金的收益大于个人的花销，从而使其能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实体，自由地生活。但无数投资者拼搏一生最终都没能实现这一目标。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战胜华尔街》

作者： 彼得·林奇、约翰·罗瑟查尔德

译者：刘建位、徐晓杰、李国平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林奇专门为业余投资者写的一本股票投资策略实践指南，林奇会在书中告诉你如何实践自己的投资方法，如何选股，如何管理投资组合。

第二篇：新四化,城镇化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上一个十年，中国较好地利用了外部机遇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金融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外需，而过去保证中国成本优势的人口和资源红利也趋于耗竭。放眼未来十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机遇何在？

据上述经济学家称，国内很多智库人士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动力。但他同时分析称，虽然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城镇化如要充分发挥其经济拉动作用，将牵涉到很多领域的体制转型。

高层定调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到了现阶段，依赖传统人口、资源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然不可持续，高层亦将改革界定为新红利，引发各界关于改革的热议。而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则被认为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目标。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有三个主要侧重点：一是强调城市群引领，并以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二是强调“新四化”同步，注重城镇化质量；三是强调核心城市辐射，关注中小城市发展。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单纯的城市化转向新型的城镇化，从土地的城镇化转向人口的城镇化，创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机制，就是如何把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农业转移人口或者农民工及其家属变成真正的城镇居民和城市居民，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城乡居民公平地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东考察工作，他强调，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１００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第三篇：2013新城镇化与户籍土地

新城镇化户籍土地改革分析

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将按照小城镇落户先行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继续严格控制的原则，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其中，户籍改革最先受益的将是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群体。

在推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同时，《规划》中还明确，国家鼓励部分省市积极稳妥地推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劳动就业、子女上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管理将会采取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有效衔接的制度，等到各方面运行成熟，再进一步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这样也就没有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分。

而《规划》中提出的土地制度改革路径是，国家对城镇建设特别是工业用地要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的规模扩展要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以此来避免走城镇化摊大饼式的老路。目前中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已经超过130平方米，未来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将被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

城镇建设用地之外，《规划》还明确，对于农地征占补偿问题，要求在确保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基础上，允许农民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出让承包地、合规面积的宅基地并获得相应的财产收益，以此来消除农民进城落户的后顾之忧。

很多人关注的农村宅基地权益试点改革，知情人士表示，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公民个人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担保法》也规定，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对此，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等方面正在加快完善、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的步伐。

要破解中国城镇化的改革难题，现行的土地、户籍、财税金融和行政区划等制度都是绕不开的障碍，这些或将需要更为详尽的城镇化改革配套政策。

了解更多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陈湛匀教授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学者、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如何理解呢？比如说，一方面说，农民离土不离乡不离镇，他可以从事其他不同的行业，另一方面，可以放宽县级市和区市落户的标准；又比如说，土地制度的改革，当然可以从提高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或降低土地供给垄断作为抓手，但是能否采取租地方式而不是征地，将农村地区的集体所有制度变成公司股份合作形式，让他们通过市场经营方式获取合理的回报，这样做就有长期的机制效应了，也有利于提升我国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几十年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目前，我国统计2011年城镇化率为51.3%，由于高速经济发展带动了非农产业扩张从而也带动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如果近2亿农民工不在统计口径的话，那么真实中国城市化率就是35%，而发达国家城市化都在70%以上。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带动消费增加1012亿元。同时，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可提高中国居民消费总额0.24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是引领内需的巨大引擎。

但是需要重视，原有城镇化模式造成高企的储蓄率投资率和严重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要替代原有模式就是新型城镇化，也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包括了教育、医疗、城市交通、污染处理等领域的发展，它也可以带动保障房、基建行业、家电电器。行业的发展，这样就可以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因此，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需要出口相关的配套改革政策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

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如何理解呢？比如说，一方面说，农民离土不离乡不离镇，他可以从事其他不同的行业，另一方面，可以放宽县级市和区市落户的标准；又比如说，土地制度的改革，当然可以从提高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或降低土地供给垄断作为抓手，但是能否采取租地方式而不是征地，将农村地区的集体所有制度变成公司股份合作形式，让他们通过市场经营方式获取合理的回报，这样做就有长期的机制效应了，也有利于提升我国长期的潜在增长率。（胡津铭）

第五篇：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

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儿？

十八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新型城镇化被寄予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重任。然而在今天，虽然名义上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城镇化还有多大的潜力可以挖呢？

——汪传虎在“大头针PPP问答平台”上的提问。

最近新型城镇化提得少了，但并不是没有人关心了。汪传虎抛出的这个话题又在一个小范围引起了热议，讨论角度和思考深度又有新的进展。中央层面提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地方上照葫芦画瓢对不对？我们想问一问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专家，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那么人以什么为本？

城镇化乱象丛生及原因

各界对城镇化乱象的指责和批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王明从专业的角度概括了过去一个时期的城镇化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城镇化片面发展、不均衡发展问题。过去的城镇化是侵吞土地的一轮狂欢,是房地产的一场盛宴，目前造城重于产业发展，形成了农业人口在被城镇化的同时随即‘失地’、‘失业’。

“二是资金不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离不开资金支持，仅靠国家下拨的款项是远远不够的，如何筹措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也是当前的一大问题。

“三是资源浪费问题。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总量有限，加上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有限，使得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低下，有些地区还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

“四是城镇化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荣邦瑞明的陈民说，“过去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村土地变城市土地，随之房地产大发展，各个城市都能分享一些城市化发展的红利，只是多少不均而已。”

豪宅研究院院长朱晓红说：“新型城镇化的提法有待商榷，我们这个社会浮躁得很，概念满天飞，难落地的东西太多。原因是，我们的决策、规划多数是长官意识，拍脑袋的结果。不解决由下而上的决策程序，不广泛汲收各界意见，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会顾此失彼！一些地方出现鬼城现象是因为规划出了问题，是长官的意识，专家的诗意畅想的结果。”

就城镇化乱象的原因，彭松总结了四点： “一，城镇化参与的人多，但专注的人少，很难形成合力，也就失去了凝聚力。“二，现在主导城镇化的企业大多数是从原来的房地产企业或者是建筑企业转型过来的，还是没有脱离房地产或建筑行业的思维，缺乏合作概念和运营理念，重经济利益，重眼前利益。

“

三、国家层面对于新型城镇化缺乏有效的指引，本来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但到头来又成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没有走出原来的套路，只是给了一些企业新的概念和名头。

“四，城镇化项目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一般要5~10年之后才能进入良性运转阶段。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还不到五年，还有一大批项目都在探索过程中，很难形成范例。”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话语重述”现象制约发展

整个新型城镇化，用一条什么主线提起来，才算抓住了根本，而且具有操作性？李伟认为，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各级尤其是一线实践中不能空喊”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人又以什么为本？都需要进一步思考，不能跟着中央简单重述。

比如我们承担了某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在规划中坚持紧密当地实际，注重地方特色和创新，也得到当地领导的高度认同。但在省里组织的新型城镇化验收的时候，问题和麻烦就出来了。专家组一位专家发言说：”你们对政策掌握得不到位啊！习总书记最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论述你们都看过了吗？“我们的项目经理解释说：”老师您说的都很对，我们看了，我们也按照这个精神结合当地的情况落地了。“这位专家马上就急了：”你这叫什么落地！城镇化以人为本写进去了吗？“项目经理说：”写进去了。不仅写进去了，还是结合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写的。“他说：”错就错在你自作聪明的有的放矢，中央领导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会后，地方领导找到我说：”老李啊，还需要再提高啊！您看这专家多有政治水平啊！“我俩会心一笑，”还是要按照专家的意见好好整改啊！“

总书记曾经多次批评地方政府领导说套话和空话，可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还把套话和空话放在嘴上呢？为什么这位专家还要机械重复中央领导的话呢？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追求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空话虽然明知无用，却是最安全的。这是一个多层级话语体系中常见的问题。按照系统工程来看，子系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这个子系统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总目标可以一致，但具体目标决不能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阶段的城镇化的“房地产化”，不是因房地产行业的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简单重复，所以发展最快，所以赢得了主导权。新型城镇化之“新”要不流于空谈，就必须在各行各业、各级各部门改变这种毫无意义的重述作风。

如何改变，作者提出三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口号是这有自身道理的，因为中央要改变过去以投资为本，以土地为本，以速度为本等错误的导向，所以提出以人为本。

第二，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人以什么为本？中央为什么不问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呢？因为这个是个性的问题，每个区域的情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人的地域性格和地域文化不一样，需求特点和需求层次就不一样。对于特定区域，其主要问题和矛盾可能只有本地本级政府最清楚，所以各级各地政府都应有自己的以人为本的方向，要分别讨论清楚本地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围绕本地人以什么为本，制定本地以人为本的政策，才可能出具有针对性的、有创新的策略和目标。比如台湾省在蒋经国先生执政时期，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福利中竟然有米酒补贴。因为本地人酷爱米酒，几乎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不补贴，消费成本会很高，民众就会有意见。像这样的政策，拿到其他哪个地方都不行。

第三，以人为本的地方策略是什么？以人为本要深化到人以什么为本的战略后，形成管理策略、财务策略、组织策略、传播策略等。我们地方政府在传播策略上也是有很多忌讳的，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出错，所以传播上基本上是以不出错为基本出发点，最简单的就是“重复”了。这样，不管你是“左”还是“右”来攻击，我都不犯什么大毛病。

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汤明旺提出，城镇化诸多问题的本质是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他说： “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在50%前后是一个关键期，这在过去拉美体现明显，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进入集中爆发期。掌控好的国家社会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相反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处于混乱局面。中国新型城镇化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面临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摊大饼‘、以土地开发及硬件建设为主的模式不可持续已成共识。‘深耕细做’，把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环境保护等“软设施”及‘软服务’做好，应该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及PPP领域努力的主要方面。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 “一是新城与旧城的关系。旧城是城市文脉所在，不能断但也不意味着止步不前，局部改造提升是延续城市活力的重要途径；新城“求大求高求洋”，没有体现本地特色，与旧城（母城）割裂，可以说走向人气不旺将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本地与周边的关系。看过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规划，往往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眼光仅仅局限于本地，……另一个极端则是天马行空。……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立足本地、又跳出本地，合理利用周边资源，开拓周边市场。

“三是硬件与公服的关系。房地产、道路、市政基础设施等硬件一般都不是短板，教育、医疗及社区商业等配套才是。软环境真正能够吸引人，并为房地产保值增值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产业与居住的关系。城镇化要让人留住，既要“安居”也要“乐业”。而且，“业”比“居”更重要。以东北为例，振兴的关键不在于……推动多少棚户区改造，而在于……培育发展新的接续产业。

“五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行政能够规划甚至建设新城，但未必能让新城运营发展下去。……构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的必然选择，PPP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模式。

“六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短期相对固定，长期则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说，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也可以视为静态与动态的关系。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城镇化必然带来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在短期看似低迷的行情中，找到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战略思路，并付诸实施，是所谓创建百年基业、永续发展的根本。”

处理大中小城市关系要站在客观角度科学定位

就大中小城市关系问题，胡志刚说：“大中小型城市协调发展比较符合国情。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避免片面地只发展大型城市，将中小城市、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一定要杜绝地方借新型城镇化之机大搞‘形象工程‘。必须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同时严格把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关，扎扎实实地通过调查研究、问计于民进行投资建设，使更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单红松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大城市的优势是机会多、综合性强，分工定位应在高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是特色突出，环境优美宽松，在特定领域成本低、效率高，分工定位应在专业性。年轻人和创业企业应该到大城市锻炼一段时间，不停地试验，寻找机会，发现自己的专长，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以后，完全可以通过返乡创业、被产业园区招商等渠道，回到家乡的中小城市，或者其他合适的中小城市，沿着既定的方向，尽情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把专业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中外都有很多著名企业的总部长期坚持驻在小城镇，就是找到了自身定位与小城镇的契合点，不用去投靠大城市。”

（编者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