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平等性

第一篇：论城市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平等性

论城市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平等性

耒阳市长冲中学 杨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经济与规模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因工作需要入居城市，他们在为所在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着青春和智慧。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子女入学教育的新问题。受城乡差别意识的影响，城市人总对外来人尤其是农村人带有较强的偏见，甚至歧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政策带着偏见，这似乎已是一种较深的传统观念。基于这种观念，外来工还不可能平等地与本地城市人享有相同的权力与优惠政策，外来工的子女就学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在时下倡导“教育和谐、和谐教育”的今天，笔者以为城市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应持比较平等的政策。

首先，外来人口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在城市里艰苦创业，在这里勤奋工作，与城里人一样，甚至比城里人更艰难更努力地在拼搏，在追求人生的理想。通常情况，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做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像那些脏活、重活等。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垃圾清洁工、街道建筑工，这个城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干净美丽的城市、整洁的街道、花园恐怕就难找了。还有许多行业也是一样。所以，对外来工的作用，我们城市是不能低估的。

基于这一点，笔者以来，外来工既然在为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尽管不是本地人），理应受到城市的平等对待。让他们享有较多平等的城市人的权力，少些对他们的偏见与政策上的歧视。这其中，对外来人口子女的就学教育问题，是外来人口子女的父母最为关心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城市的这一建设重要力量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受到城市的平等看待，他们把自己看作城市的一员，他们才会安心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从而给该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不遗余力地默默奉献。相反，如果城市不能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采取一些这也限制那也限制的政策，外来人口的自尊心会深受打击，怨恨自己不能平等地对待，整天为自己的儿女就学问题担心：担心因为无本地户口，学校不接受自己的孩子，担心学校收取高昂的学费、建设费以及赞助费，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本地城市人讥为乡下人或乡巴佬等等。这样一来，外来人口的工作热情受到挫败，他们的工作效率能不影响吗？而更受到伤害的恐怕是他们的下一代——外来工子女，其心灵的创伤恐怕会难以抹平，从而无形之中给他们的切身感受也许是：人人平等这只是一句口号，离真正实现平等似乎遥远。

其次，城市对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应做到合理性与稳定性。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在当今是我国一件国计民生的大事。每年外出打工，流入城市的民工数以千万，这是一个浩大的队伍。而与之相紧密联系的外来工子女教育则成了一个面临务必解决的大问题。

目前，外来工子女入学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就读当地重点公立学校，这对绝大多数外来工子女而言恐怕较难，除非有特殊的经济背景。其二，就读一般公立学校，这对一部人而言，还是可以实现；其三，就读当地各种参差不齐的私立（民办）学校。这对大部分外来工子女而言是这样的。由以上可以看出，当地城市对外来工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政策存在明显的偏见与不合理性。同样是中国合法公民，同样是在一同城市工作，为什么外来工的子女就受此“虐待”？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幼小的心灵在“迷惑”什么？他们纯洁的心灵是不是在被无形的“尘染”？他们也在思索，尽管他们不能向社会清楚地表达：“我们外来工子女怎么啦？”

鉴于此，笔者以为，当地城市应结合本地特点，在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指导下，采取合理的措施，制定合理的外来子女教育政策，至少应该对外来工子女实行不带有任何偏见与歧视的教育政策，为实现教育公平，应该在教育政策的合理性的基础上保持教育政策的稳定性，这样，使外来工对自己的子女就学教育才会放心、安心与顺心。同样，这些外来工子女也会安心、认真地学习，与本地城市学生一样，快乐地生活与健康地成长。这实际上也就真正开始了现实意义上的公平教育，从而逐步实现和谐教育的大目标。

那么，对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以为，城市教育应就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不受外来工户口的地域限制。无论学生的父母是吉林长春的，还是湖南衡阳的，等等，他们在其父母服务的城市中小学就学，一律与本地城市户口学生一样，持有平等的就学资格。打破地域的局限性这个瓶颈，城市基础教育的春天才会为迟不远。

二、外来工子女具有与当地城市户口的学生一样的招生政策。无论来自哪个省份，哪个地方的学生，当地城市教育部门应采取同样的招生政策。如划区片就近入学，实行一条分数线（如重点学校录取一条线），实施同样的教学课程计划，享有同校学生的同等教育政策。

三、学校管理机构与教职人员对外来工子女应与本地城市学生一视同仁。外来工子女学生与本地城市学生一律平等地对待，这是学校管理人员与教师应切记的一点。在一所学校，尤其是外地人与本地城市人共校同班的情况下，学校的管理工作与教职工的教育教学工作的难度均会加大。因此，作为管理层，尤其要重视处理学生间发生的矛盾，以平等的尺度来衡量，来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对二者都不偏颇。这样教育管理既体现了公平性，也实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时，也为创造和谐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当地城市相关部门也应采取一些有助于外来工子女教育的优惠政策。如教育行政部门实行外来人口困难户子女的学杂费减免、寄宿费补助；社会保障部门把他们纳入城镇暂住人口医疗保障范畴等。这样，就可以暂且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困难，得到及时的救助，以防外来人口子女辍学情况的出现。从而，既安定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心，好好地让他们为城市作贡献，同时，又使他们感受到当地政府（城市）

对外来工子女教育的重视，感受到党对他们的关怀。随着外来工子女的日渐成长，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为振兴中华而发奋读书。

总而言之，城市基础教育要得到正确而良好的发展，就不能忽视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这一新的城市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门的关注与发展。城市要发展，离不开外来工，更离不开外来工子女教育，因此，城市各部门，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要解放城乡观念，打破地域观念，重视外来工，对他们的子女教育采取科学、合理、平等的政策，从而推动当地城市建设，推动教育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第二篇：城市外来人口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影响及对策08公管2班020208226殷晓霞

一、城市外来人口的背景

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公共事业管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任务之一是针对中国人口的现实情况，提供相适应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口环境的需求。

近年来，由于国家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省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镇化的结果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地区经济、文化、物资、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作为劳动力的人的流动量最大。而且新时期人口流动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简单的、盲目的自发的人口婚姻迁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在的带有强烈商品意识的流动。人口流动也由原来向西北、向东北的政策性流动转变为乡村向城镇流动、县市向地区、省城流动、内地向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大量的流动人口中90%的人处于劳动年龄，育龄阶段。这些人文化素质极不平衡，绝大部分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有的甚至为文盲、半文盲。这些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来寻找就业机会，成为该城市外来人口。在大量的外来人口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因为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和当地管理部门管理不当等原因给社会治安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

二、城市外来人口引发的问题

外来人口多数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当来到经济较发达地区后发现两地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往往在其心理上形成强烈的不平衡感，加之处于陌生环境，原有的群体间监督效能弱化，往往会经不住物质的吸引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目前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存在着诸多弊病，极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首先，对城市外来人口管理体制混乱，管理力度不够，各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互不衔接，导致对外来人口的无序管理。

其次，对外来人口生产、经营单位、场所管理力度不够。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从事第三产业，其中少数人为了牟取暴利在生产经营中大量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有时候甚至偷税漏税，较大程度上干扰了当地市场秩序，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再次，对外来人员的生活场所管理不够，大量外来人员分散居住在出租房内，利用出租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成为少数人逃避计划生育的栖身地。

最后，对外来人口的疏导不够，一些外来人员因找不到工作和暂居地而露宿街头，无序地流散在各地。这些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市容市貌而且极易引发各种犯罪。

外来人口不受地域、户口限制，来去自由居无定所，给政府各项管理带来许多困难，加上一些地方重收费、轻管理，从而导致外来人口脱管、漏管严重。

三、对于城市外来人口引发的问题的对策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严峻，必须切实抓紧抓好。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手段，流动人口的违法生育比例较大、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流动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流动人口享有计划生育服务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切实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2、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规模庞大、分布广泛,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因此，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尊重其主人翁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促进其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具体举措。

3、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途径。因此，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实现人口合理分布，缓解农村人口压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5号文件的具体举措。

4、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必然要求。流动人口事关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具体举措。

（二）、坚持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协调配合，建立和完善统一管理、优质服务的新体制

1、各地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全局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中央《决定》和国务院5号文件的要求，认真落实流入地和流出地各项工作职责,探索建立不同类型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模式，总结、推广好做法、好经验，为人口流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流入地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纳入属地的经常性工作范围，做到与户籍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提供市民化服务，做到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创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手段和服务方式，以多种形式增强其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流动人口同当地居民的融合。

3、流出地要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与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结合起来，积极配合流入地，从源头上加强对流出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做好外出人员的宣传、教育、培训，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加强外出人员的登记工作，及时向流入地提供、反馈流出人口相关信息。依法落实流出人口及其家庭应该享有的奖励优惠政策。

4、流入地和流出地要协调配合，大力加强和推进两地或多地的区域合作。人口流出和流入相对集中的地区以及交界地区要通过签订区域协作协议、建立信息通报和区域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建立起两地或多地相互协调、齐抓共管、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

（三）、坚持综合治理，推进部门配合，不断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体系

1、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统筹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各地要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的全局，充分发挥人口计生委兼职委员单位的职能作用，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逐步形成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管理互补、服务互动、信息互通、多方共赢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新局面。

2、坚持重心下移，构建城市社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平台。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整合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分工负责、整体联动，采取联合办公、一站式服务等方式，按照便民原则，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在城市街道、社区组建基层流动人口协管员队伍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列入其工作职

责，共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3、坚持群众参与，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各地要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企业、集贸市场等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引导流动人口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促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完善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配合做好有关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强宣传报道，营造群众参与、关爱流动人口的社会氛围。

（四）、坚持依法行政，维护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权益

1、管理和服务并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服务。加强普法工作，向流动人口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提高流动人口遵守有关政策法规，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意识，自觉依法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

2、积极开展便民服务。改革和完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管理制度，流动人口可以凭证享有国家政策规定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基本项目免费服务，逐步做到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服务。流入地要畅通免费提供避孕药具的渠道，建立流入育龄妇女现居住地“定点服务”制度。流入地和流出地要依法免费办理相关手续，努力做到上门服务。

3、坚决维护合法权益。严禁流出地跨地区设立管理站，严禁强迫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孕检，严禁在签订合同和办理证件时，搭车乱收费，或以各种名义收取押金、保证金。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开通维权热线和信访电子信箱，畅通投诉渠道，接受群众监督。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侵犯流动人口权益的违法侵权行为，坚决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4、拓宽服务领域。要打破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界限，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将各项惠民政策延伸到流动人口中。要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地满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需求。在做好流动人口婚育管理和服务的同时，积极帮助未婚流动人口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生殖健康水平。

（五）、坚持互通信息，完善统计制度，促进“一盘棋”管理和服务格局的形成1、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完善信息通报制度。相关部门为流动人口办理经商、务工、购房、租房、社会保障等手续时，应与人口计生部门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各地要充分利用政府及相关部门信息网络，依托社区和行业信息管理载体，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做到信息互联共享。

2、做好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改革和完善统计信息制度。合理设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计指标，建立常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基础信息统计制度。加强出租房屋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以出租屋、流动人口公寓和封闭住宅区管理为重点，强化社区外来人口登记制度，明确规定房屋出租户有依法协助政府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义务，全面实行签订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制度，掌握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积极探索“以房管人”的长效机制。

3、加快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各地要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列入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要继续加强和完善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建设，各省（区、市）人口计生部门要依托育龄妇女信息系统（WIS），建立和完善流动育龄妇女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积极通过区域协作，开展跨地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试点工作。逐步实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适时变动、异地查询、跟踪管理和服务。

（六）、加强领导，保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1、切实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各地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充分发挥各级综治委和农民工办职能作用，建立健全整体联动的部门协作机制。要认真按照中央《决定》和国务院5号文件精神的要求,深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制改革，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管理服务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公共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策法规，统筹解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问题，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

2、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实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把手”负总责制度，统筹安排和综合协调各业务机构的职责。各省（区、市）人口计生部门要成立专门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3、建立经费保障机制，保证管理服务经费落实。各级政府和人口计生部门要认真按照中央《决定》和国务院5号文件的要求，将流动人口纳入流入地人口总数，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正常的预算支出范围。

4、完善管理机构和服务网络，提高管理和服务能力。各省（区、市）和流动人口较多的市、县人口计生部门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按照常住人口规模比例配备必要的专职工作人员；乡镇、街道及社区应按照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人口总数配备必要的专（兼）职人员，不断完善与工作要求相适应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机构和服务网络。同时要加强对专（兼）职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能力。

5、完善评估制度，加大督查和考核力度。要按照将流动人口纳入流入地人口总数、将违法生育一并纳入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纳入”的要求，制定合理的工作评估标准和体系，实行以流入地为主的目标管理双向考核。加大督查和考核力度，落实各项奖惩制度，推进各地工作的有效开展。

第三篇：Ohrgxg关于城市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外语系

2007级英语（1）班

蒙晓红

《关于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社会实践的参加者：蒙晓红

社会实践的主题：城市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调查 社会实践的时间：2010年9月——2010年12月 社会实践的地点：贵阳市

(一)入学机会不平等

1.缴纳费用高

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学校收费仍然对农民工子女实行“双轨制”的歧视性政策。此外,除了教育部门规定的课本费及杂费外,公办学校的隐性费用高。因此,农民工子女往往被高费用的“门槛”挡在了校门外。

2.入学条件高

农民工子女入学还存在非经济因素障碍。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办学校要办理繁琐手续,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而且未必能够顺利办成。如果没有这些手续,当地公办学校则以此为由拒绝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

(二)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

1.教育形式不同

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少年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重点学校就读的比例(9.2%)远远低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72.2%)[1]。并且,有些学校将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人为地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加以区别对待。这种基于家庭背景

对学生群体进行强制性分类,实行“同城隔离”的分校教育或“同校隔离”的分班教育,使得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难以与城市学生平等地共享教育资源。

2.教学和评价的不平等

有幸插班到混合班的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在同一时空下学习,面对同一教师,理应享受平等的教育。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农民工子女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平等待遇。并且,在评奖评优、参加竞赛和课外活动中也受到限制,无法和城市学生享受平等的机会。

(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不平等

进入公办学校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由于学习基础差,加上教学环境改变,教材进度和难度的差异,教学方法的不同,影响其学习效果。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普遍偏低。并且,由于我国现行的是“户籍管学籍”的升学制度,农民工子女还面临着升学问题。受到非户籍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往往不得不回到原籍所在地继续升学。

二、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变迁

1.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rank Parkin)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排斥方式有两种:“集体排他”和“个体排他”。[2]我国的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排他”性的屏蔽制度,阻止农村人口总体与城市人口总体分享某些机会和资源。天然的制度身份差异导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不同国民待遇。在“户籍管学籍”的属地管理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与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平等接受教育的“瓶颈”。

2.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制度

社会转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但是,义务教育体制的调整滞后于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下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依赖于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城市普及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市、区教育财政负担,教育经费按户籍学生数下拨。因此,一些学校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城市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对于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仍持排斥态度。可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的问题实质上是“政”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地方政府利益矛盾的表现。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但是,政策的出台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从政策执行角度解读现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发现它还存在一些欠缺之处。

第一,合法性不高。教育政策只有被利益相关人所接受、认可,才具有了合法性,并能够有效地执行。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需要对当地的教育资源和利益重新做出调整和分配,这必然将打破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平衡而引起利益冲突。同时,有些流入地政府担心会产生“盆地效应”,难以接受、认可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其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第二,政策资源的不充足性。任何政策的执行,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没有新资源支援,面临经费、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流入地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不高。第三,欠缺必要的明确性。政策的具体明确性是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是政策执行者的依据[3]。但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缺乏明确性。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政策失真问题也就不可避免。

(三)“城市中心”价值取向下的学校教育

农民工子女入学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学校教育经费不足和教育资源短缺,给学校教学管理、教育质量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公办学校为维护自身利益,以各种借

口来少收或拒收农民工子女,致使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入学机会上不平等。对于受教育过程机会不平等和取得学业成功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下文将运用一定的社会学理论加以探讨。

冲突论教育社会学创始人韦伯认为,社会成员之间或因经济状况,或因权利地位或因文化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身份集团,这些身份集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公民划分为制度身份等级不同的“乡下人”和“城市人”两大利益集团。城市居民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占有上处于绝对优势,使得城市居民形成了身份优越感和对农民的排斥、歧视的文化心理。如今,城乡二元结构变为了城市内部的城市居民群体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隐性二元结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由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制造”的刻板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和社会排斥、歧视,加之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乃至语言等方面也存在差别。一些城市教师和学生以“城市人”的优越感自居,误解、歧视、排斥来自群体之外的“他者”——农民工子女,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遭受了不平等待遇。

(四)弱势状况的农民工子女家庭资本

据有研究调查表明,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家庭中,可以用来帮助子女获得教育机会或较好学业成绩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比较明显,体力劳动者三方面的资本都相对较少[4]。相对于城市家庭,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处于弱势状况,强化了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

1.弱势的经济资本及其影响

面对公办学校各种名目的收费,农民工家庭无力承担,家庭经济资本低下成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机会平等的重要障碍。并且,经济资本的弱势状况,限制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由于缺乏学习的物质保障和学习场所,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学业成就的取得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弱势的文化资本及其影响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

(1)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期望来自习惯,是人们对客观可能性的主观内化和领悟。每一个个体的选择行为是考虑其社会阶级客观机会结构的结果,他们把自己从某种教育机会中排除。但有调查显示,与城市学生的父母相比较,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相对比较低[5]。农民工子女关于教育的抱负又深受父母的教育经历和文化生活机会的影响,不利于他们取得学业成功。

(2)客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耐用品拥有量可以反映出家庭客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状况。有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电子设备和图书、报刊拥有量在很大程度上低于1999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中的农村儿童的情况[6] 显然,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民工子女家庭拥有的客体化形态文化资本则更处于劣势状况,无法为其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物质资源。

(3)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据某项调查显示,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的家长文化程度有约半数左右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少,具有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只占较小比例,且仍有一定比例的文盲或半文盲[7]。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家长自身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对其子女的教育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3.弱势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

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社会资本可分为外部的社会资本和内部的社会资本。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主要指父母与学校、教师的关系;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主要指亲子关系。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8]。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交往上呈现出油水不沾的分离状态,这将影响到农民工子女的父母与教师联系。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难以有效地形成教育合力,不利于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同时,作为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重要构成的亲子互动对学生学业成有重要影响。但是,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整日为生计而奔波,无暇和子女进行亲子互动,致使亲子关系疏远,甚至对立,家庭的教育功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实现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对策

(一)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提供制度保障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就近入学制度

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就是要求取消黏附在户口上的利益差别,逐步建立“自由迁徙、自主定居、籍随人走、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二元社会格局。依据新《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农民工子女具有在法定监护人的工作或居住地就近入学的权利。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常住人口取代属地管理的教育体制,实现受教育权利由“身份制”转化为“公民制”。

2.从法律、政策上明确教育责任主体,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修订现行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法律、政策,明确各级政府承担的教育责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针对流入地政府行政不作为行为,实施问责制,督促流入地政府履行管理职责。并且,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为农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义务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国家的公共财政应该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给予支持,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资金,分担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农民工在流入地履行了纳税人义务,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可以从农民工交纳的税额中按一定原则和培养费用比例转拨给教育部门,以补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不足。

(二)构建平等、多元、无歧视的学校教育

1.实施“平等且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需求”的教学和课程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要树立平等的教育观,既要在行动上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更应从心理上接纳农民工子女,构建平等、无歧视的学校教育环境,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同时,应该包容和尊重农民工子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学校和教师应结合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经验、学习基础、心理特征和学习需求,研究具有接纳性、适切性的教学内容,编制符合他们特殊需求的校本课程,实施“平等且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需要”的差异教学。

2.采取多元化评价和灵活的管理办法

教师应该依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实行多元化评价,发现农民工子女身上体现的闪光点。同时,学校在制度层面上也要取消在评优奖励、参加竞赛等活动中的身份限制,实现平等的教育评价。并且,学校应该尽量简化入学手续,实行灵活多样学籍管理和收费制度,以适应农民工子女的特殊需求。

3.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课外活动和教育辅导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交往,结成“一对一”的伙伴关系,增强城市学生对农民工子女的理解和接纳,改变农民工子女交往的封闭性。并且,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后出现的学习、心理适应性等问题,采取教育辅导和心理咨询等措施,促进农民工子女更好地适应、融入新的教育环境。

(三)改善和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家庭资本

1.改善家庭的经济资本

政府和社会需要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尊重和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清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并且,对农民工实行教育关怀,提高其整体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改善其经济生活状况。从而解决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造成的“上学难”的问题,为子女创造良好的物质教育环境。

2.提升家庭的文化资本

农民工应该自觉地接受继续教育和家庭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从而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和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同时,社会支助系统尤其是社区、学校,应为农民工子女家庭提供咨询服务,促进其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合理化。此外,应该整合社区、学校的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公共文化资源、活动设施和场所,来弥补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

3.加强家庭的社会资本

建立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加强家校合作。教师应该定期开展家访和组织家长会,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和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改善亲子关系;家长也应主动与教师进行沟通,积极参加学校活动。这既有利于增进双方的信任、理解,也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形成教育合力,对农民工子女采取一致的持续性教育行为,保证教育教学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邹泓,等.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发展与需求调查[J].青年研究,2005(2):3.[2]Frank Parkin.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53-58.[3]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91.[4]刘精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162.[5]周序.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J].国家教育政治学院学报,2007(2):74.[6]关颖.青年流动人口如何对下一代负责——天津市青年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状况调查[J].青年研究,2002(5):11.[7]吴恒祥.关于公办学校中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状况的调查[J].教学与管理,2003(8):34.[8]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5.

第四篇：论平等就业权

论平等 就 业 权

（本部）

序号152

姓名：何斌

学号：1017010318 【摘要】：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不歧视原则；平等就业权；农民工；保障机制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他们是在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的劳动者[1]。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劳动关系。目前，不平等就业问题日益严峻，而农民工的不平等就业问题成为所有就业问题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平等权利与不歧视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平等就业权是反就业歧视的权利支点和权利平台。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坚持不歧视原则不仅是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

一、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不歧视原则的涵义

不歧视原则是联合国人权条约的核心内容，国际劳工组织（ILO）八个基本公约中有两个涉及不歧视[2]。在国际文件中，最早对“歧视”概念进行解释的是国际劳工组织于1958年通过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该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将“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3]国际人权法中的不歧视规定是基于个人受到歧视性待遇不符合平等这样一个理念产生的。歧视的本质特征在于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或者说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处理[4]。

【参考文献】

[1]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2.[2]ILO Convention No.111,Discriminatio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Convention,1958;and ILO Convention No.100,Equal Remu neration,1951：1.[3]M.Banton, Discrimination, Buckingham of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7.[4]周伟.论禁止歧视[J].现代法学，2006，（5）：69.（二）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方面，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这主要是因为：不歧视原则是建立在人的固有尊严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尊严作为人的一种类似本能的需求和渴望，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的尊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概念，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说，“有权享有尊严”的概念曾被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冠以不同的含义[5]。

从法律上讲，人的尊严的概念源于现代人权思想和康德的哲学学说，与人本身固有价值相联系。人的尊严是每个人人之为人的固有属性，具有普遍意义[6]。因此，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从无差别的人的自然属性出发，研究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保障，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理学底蕴，凸显农民工应有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不歧视原则还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从根本上讲，建立在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不歧视原则，不仅反映了人权的普遍性，也是人权平等的内在要求。即是说，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的核心内容，不歧视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一并成为人人享有人权的基础。正如舍思特克所指出，平等与不歧视原则是“人权法的核心”[7]。就权利保障而言，不歧视原则所渗透的平等精神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困境

（一）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

考察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维度进行观察：一方面，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的双重拉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形成一个巨大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从根本上讲，“民工潮”是在我国以城乡或工农利益差别为基本内容的二元经济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由部门间比较收益势差而引导的、以致富为目的的一种地区间劳动力自愿流动；是一个农村隐性失业问题在城市公开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尤其是劳动体制改革促动下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反映[8]。其为“民工”，有人称其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有人称其为“流动人口”，有人称其为“农村劳动力”，有人称其为“农民”，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既有的劳动用工制度主要还是针对改革前国有企业职工而设计的，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快于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情况下，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遭遇了制度失衡和权利失衡的双重挤压，最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

【参考文献】

[5][美] 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主权[M].伦敦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93：223.[6]齐延平.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32-33.[7]Jorome J.Shestack, The Jurisprud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odor Meron(eds),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1984：101.[8]李拓.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5.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或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规定的形式出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政策性”过强而“法制化”过弱，这是当前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集中写照。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困境

首先，农民工的身份不明确。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映射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印象、认识或评价。从整体上讲，我国对农民工身份的认识和定位还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虽然农民工这一称谓沿用已久，甚至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但这并不表示农民工就是其应有的身份。现实生活中与农民工有关的概念还不少，比如，有人称其为“盲流”，有人称

从上述对农民工各种不同的称谓中，我们不难看出，农民工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社会对其身份的不同理解、认识和对待；甚至可以说，林林总总的农民工称谓，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对农民工的感知、认识或评价问题，更体现了社会对农民工身份——这个严肃问题所持的何种态度。身份即意味着利益，我们无法想象，当“主体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和谐、公平正义普惠”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主体身份十分混乱的农民工是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同时，农民工这种称谓混乱的身份已经成为其享有正当权益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大障碍。

其次，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不健全。我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应当说，《劳动法》并未把农民工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关键问题是，《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的平等就业权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具有操作性。比如，《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从表面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但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平等就业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利？平等就业权的定义和权利内容为何？就业歧视的定义及其判断规则是什么？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劳动法》可谓语焉不详。另外，《劳动法》也未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身份不同而受歧视。当历史的车轮已经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如果中国还存在就业“身份歧视”的话，这既是中国政府无法容忍的问题，也是世界无法容忍的问题。又比如，千呼万唤的《就业促进法》终于出台了，其中的平等就业制度是一大亮点，“公平就业”的专章规定是其集中体现。纵观《就业促进法》的平等就业规定，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平等就业权规定依然宣示性过强，缺乏健全的实质内容。回溯平等就业权在我国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还只是一种对当前各种就业问题简单应对的策略，是一种存在“系统性”缺陷的平等就业权策略，是一种没有中国立场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而在各种不平等就业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实际沦落和用工自主权对平等就业权的肆意剥夺和侵害[9]。难怪许多国内学者和欧洲学者评价道，《就业促进法》在促进平等就业方面，仍然带有过重的政策化色彩，而平等就业权缺少健全的实质内容，这导致《就业促进法》的“软法”特征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9]李雄.论平等就业权[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6月博士学位论文，2008：9.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区分制度对农民工的平等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就业区分制度，是指在就业制度中，国家将劳动者因其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就业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不足的情况下，在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在用人单位日益膨胀的用工主权意识的情况下，农民工就业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就不难理解了。群体，并针对区分结果对不同就业群体采取不同就业政策的现象[10]。农民工就业因为其固有的农民身份而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其就业领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11]。另外，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的内容规定不足，并缺乏就业歧视定义及其判断规则的情况下，一方面，农民工既不知道自己究竟享有哪些平等就业的权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的招工行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的不足还为地方就业立法制造了不应有的机会。

当前，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尽管中央在逐步淡化农民工就业政策和法制的区别，但在GDP情节的影响和左右下，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就业管理规定成为限制农民工平等就业的一个最大障碍。比如，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是作为上海市政府推行再就业工程的重要举措而出现的，实际上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职业保留法”[12]。可以说，我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把农民工从整体上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我们把城市社会对农民工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统称为“集体排他”政策。“集体排他”政策由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Pakin）在社会分层问题上而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将某一个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一种体制之外，使他们丧失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从根本上讲，对农民工的“集体排他”政策违背了不歧视的法律原则。

最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非常脆弱。在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立法不足的基础上，这里所指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脆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脆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脆弱。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来看，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有的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指标而忽视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把严格执行劳动法与招商引资和优化投资环境对立起来，对劳动监察重视不够[13]。

【参考文献】

[10]肖玉.我国制度性就业歧视的法理学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2005：19.[11]刘传江,董延芳.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基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6）：14.[12]刘翠霄.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J].法学研究，2005，（2）：111

[13]蒋月等.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7.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就令人非常担忧了。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虽然是一个突破，但深层次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就业促进法》规定的唯一诉讼机制不仅使就业歧视等不平等就业争议解决的途径过于狭窄，而且没有在区分就业歧视类型（主要是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招工就业歧视和国家对农民工的制度性就业歧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就业歧视诉讼与相关诉讼机制如何对接。从整体上看，在平等就业权司法保障的现行框架内，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依然面临制度不健全、机制不衔接、操作不方便等实际问题。

三、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

笔者认为，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其路径选择应当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

劳动问题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分，而是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14]。

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缺失及其地位的沦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制度上还没有及时确认农民工应当具有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必须首先在法律上确认他们平等的主体资格。只有解决了法律主体资格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权利与义务的归属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目前身份混乱、主体地位不明确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所谓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和劳动愿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15]。虽然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政策和法制区分劳动者的当然理由。恰恰相反，作为国家政策，免于歧视的自由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原则[16]。同时，这些原则由于其人道性质或因涉及人类的良知，通常都具有强行法或“对所有人的普遍义务”的性质，任何国家，无论是否为有关人权条约的缔约国，都有遵守这些规则的普遍性国际义务[17]。【参考文献】.[ 4][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2 [15]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5-116.[16]Third Restatement of U.S.foreign relations law, St.Paul, Min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193.702.[17]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因此，我国政策与法制应当与时俱进，改变对农民工身份的传统偏见，依法确认农民工

平等的劳动者身份。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指出，农民队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不应该也不能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讨论农民问题，而应该采用自然的标准，按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讨论农民问题[18]。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农民的身份是基于职业选择的自致身份，而我国的农民身份则具有相当程度的先赋性质。同时，对农民工和城镇劳动者作体制上的区分和处理，并不能说明任何社会关系，而能够表达社会关系的则主要是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机制。从根本上讲，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既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也是恢复农民工平等国民待遇问题。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最广大人民的贫穷和落后，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极大地解放人。改革和发展成果是全体劳动者创造的，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应当惠及全体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当然，实现农民工向平等劳动者身份的转化需要制度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已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他们依然被政府（制度认可）和城市居民（社会认可）视为农民，从而造成了农民工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分离。比如，有研究表明，月收入不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而月收入满意度则被纳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模型之中。即是说，日益严重的“同工不同酬”和“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使农民工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而这种负面体验则易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这两个群体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可能回归农民工自身所归属的群体即强化对其固有身份的认同[19]。

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正式制度“扶正”了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平等的身份，但各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工身份真正回归的阻力依然很大。因此，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的身份，除了政府应当有一个明确而坚决的表态和行动外，还必须采取“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措施，并培育相互尊重、宽容的社会认同文化。

（二）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不足[20]。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大量的社会劳动问题，其实质即是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和地位沦落[21]。因此，在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身份的基础上，还必须跟进农民工平等就业的各项权利，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在《宪法》中庄严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的自由流动提供《宪法》依据。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性质为人身自由权，这是我国宪法学界通行的看法。同时，通过司法审查推动农民工迁徙自由权的落实。【参考文献】

[18]刘洪礼,李学广.试论我国现阶段农民队伍的构成[J].学术月刊，1983，（6）：42.[19]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7，（2）：88.[20][美]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21]常凯.中国入世与劳权保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6）：16.

第五篇：论平等作文

1112460112蒋诗婷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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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等

最近，有一则关于印度变性人的新闻：印度最高法院承认变性者为第三性，与男女两性平等。即在印度的法律中，除了男性与女性外，政府现在将允许变性者在官方文件上登记自己的性别为“第三性”。体现了印度宪法的平等精神，给予每位公民相等的机会，保障他们不分阶级、宗教或性别地成长，并实现自己的潜能。这是一种平等精神的突破。变性人难道不是人吗？他们也靠自己的努力和其他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应该受到平等地对待，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负有应尽的义务。

个人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平等。

自然界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人类肆虐地屠杀动物，人类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飞禽、走兽、鱼虾等动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为什么人类因为自己而杀害同样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呢？我觉得宗教中，印度、泰国的佛教徒主张不杀生和素食。这才是做到了“众生平等”的高境界。而可笑的是中国的僧人是吃肉的和尚。

社会中，男女也存在着不平等，更不用说是种族歧视了，即便社会在不断向文明发展。

男性凭借着自己的体力比女性大等先天优势，在社会上占着主导地位。文明程度与平等观念成一定的正比关系。在越是发达的国家，男女平等的观念落实到位，起码在法律上首先提出了每个公民是平等的，有了法律的保护。但是，传统中老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性别歧视导致女性工作难找，以及找到工作后，结婚生子后面临被开除，甚者，面试时，询问婚姻情况、是否生子等问题，将你直接不在录用的考虑范围内。在非洲一些国家，女孩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她们早早地接受家庭的安排十一二岁就要嫁给三四五十岁的半老头，难道这是男女平等的体现吗?

而由于不同种族，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屡见不鲜。据调查，南非经济活跃人口中黑人占约百分之七十五，白人不到百分之十五。然而，2013年几乎三分之二的高级职位均由白人担任，黑人只占百分之十九左右。即便是美国还是存在白人小孩欺负黑人小孩的事情。

所谓平等，就是不论性别、年龄、家庭背景、职业贵贱，都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时有发生，如何消除减少这些不平等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首先，官方应该提出制定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体现每个公民的平等性。并且详细地规范到具体的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还要严格执行。然后，人们会转变自己的想法，社会就会发生改变的。

平等是需要时间慢慢实现的，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一个国家是否制相关法律是实现平等的第一步。国家好比是一艘航海在广袤海洋上的邮轮，而法律指向了这艘大船的未来。严格地执行法律是为这艘大船找一位谨慎地掌舵者，朝着法律的指向驶入一个平等、繁荣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