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社会体制成就“高校腐败工程”
中国社会体制成就“高校腐败工程”
——百姓金融网
关键词：工程腐败 贿赂 人大代表
不仅是高校，现在到处可见学校高管与政府合谋，就比方说，在某些地区给学生的营养餐，那么多钱，只买了几颗青菜；某地区建学校，建了10年还没有动工，这个工程款都被学校高管/政府吞了。。校园贪污，愈演愈深，越来越严重！
新闻回顾：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不久前发布公告，决定罢免周文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周文斌自2002年始任南昌大学校长。而周文斌并非江西第一 个因严重违纪落马的高校领导。记者日前从办案部门获悉，去年10月因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纪被“双开”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已移送检察机关，即将被提起公诉。
记者调查获悉，近年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已查处多起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且大多数跟基建有关。随着一些地方高校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高校逐渐成为工程腐败的“重灾区”。
将行贿成本列入工程预算成为高校工程腐败“潜规则”
今年2月，长期分管学校资产、基建、后勤保障等工作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因收受贿赂262.6万元被法院判刑15年。根据判决书，刘志和先后41次收受他人贿赂，主要为他人在工程建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提供帮助。
据高校比较集中的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介绍，他们2011年曾集中查处了南昌大学贿赂窝案，共立案6件，查处6人；南昌航空大学贿赂窝案立案9件，查处9人。
而201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湖南工业大学原校长张晓琪也因基建问题落马。从湖南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中，记者看到在9个部分的受贿事实中，张晓琪4个部分为基建工程方面的受贿，其金额占据其受贿总额约500万元的近83%。
类似案件在其他省份同样屡见不鲜。据统计，2009年以来，湖北武汉先后已有十多名高校领导倒在了权钱交易上，而基建腐败成为重要的诱因之一。仅2010年一年，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就查处了当地4所高校工程建设环节贿赂犯罪案件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
据了解，建筑行业包括审批、规划、招标投标、施工、采购、质量监理、验收评估等多个环节，涉及的部门众多，需要“公关”的人员较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为了获得工程项目，一些建筑企业甚至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行贿人为了能承包某项工程，往往按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向有关人员提供‘好处费’。”江西某地级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般工程造价少则几十万元，多则数十亿元。如果以一项工程造价2000万元“好处费”占5%计算，贿赂数额就达百万元。
这一“潜规则”在江西师范大学曾经曝出的一起腐败案中被集中体现。涉案的原基建处处长谌光明不仅在建筑招投标、工程款支付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更以《学生公寓投资协议》为名，与房地产商签订有效期达15年的“受贿协议”，每年从中“分红”20万元。
办案人员透露，高校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暴露出“潜规则”充斥各个环节，主要包括招投标环节、发包分包环节、施工环节、验收环节、预决算环节和工程进度款预付环节。封闭体制导致高校工程腐败“监管缺失”
近年来一些高校升级或招生规模扩大，工程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众多项目和资金涌入高校，基建项目成为开发商们青睐的“香饽饽”。
不少侦办高校腐败案的检察官认为，一方面，在基建行业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面对丰厚利润，许多不正当竞争手段自然应运而生，客观上为高校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封闭运行的高校体制，使得高校官员难被各方监管，他们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几乎是“想犯则成”。
“新校区建设规模空 前，项目多，手中的权力大了，找我帮忙的人多了，诱惑多了，慢慢就迷失了人生方向。而很多招投标通过程序的完整实现了表面的公平，但实际上操作空间很 大。”正在监狱服刑的南昌大学原基建干部周某曾经手南昌大学新校区建设逾27亿元的工程，他对招投标领域的潜规则了如指掌，并利用监管漏洞实现与基建老板 的“钱权交易”。
在一些高校基建项目中，往往投标人、中介机构、腐败官员相互勾结，串通操纵招投标，形成严密的腐败利益链。“有时看似有十几家企业参与投标，实际上只有一家在幕后操纵。”周某说，围标一旦成功，利润高达工程额的20%，他们就可以再将工程转让或转包，从中牟利。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较少的社会接触，使得高校官员们缺乏面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必要经验，其法律意识也极为淡薄，侥幸心理和“人情关”使得这些高智商、高学历、高职务的知识分子，一步步滑向腐败“黑洞”而不自知。
据了解，张晓琪虽然多次在澳门等地收受基建老板上百万港币进行赌博，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以此上诉要求认定此款项不构成受贿。“当时我认为自己赌博纯粹是一种假日休闲，一种刺激。自己没用公款去赌博过，这不是犯罪。”张晓琪说。
大量收受赌博款项的结果，则是张晓琪逐渐和基建老板“成为朋友”。作为党政一把手的他利用独断权力、多次将学校教职工宿舍等项目给予特定基建老板以照顾，涉及招投标、工程结算、审计和建筑款项拨付。
同样，从前些年湖北省查处的武汉科技学院原院长张建刚、武汉大学原副校长陈昭方和安徽查处的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方光罗等系列案件可以看出，这些官员利用学校财务管理混乱漏洞，甚至采取与开发商合谋的方式实现项目与金钱的双向输送。
斩断腐败黑色利益链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预防高校基建领域腐败，关键是要完善制度，挤压权力寻租空间，斩断腐败利益链条。”湖南湘潭市检察院公诉一科副科长张琳说。
张琳等建议，首先加强对于对高校官员权力的内部监督制约，积极推进校务政务公开。依法建立各项完整的工作程序，尤其是对涉及重大事项、重大额度资金使用、重点工程建设等各个环节，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确保各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要合理设置工作岗位，加强工程管理人员的流动。各高校在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组织招投标、工程施工、工程验收，工程预决算等各个重要环节，设置两个以上工作岗位，并实行一人一岗制度，杜绝各环节间跨岗兼职现象。
周裕阳等建议，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机制，推行廉洁准入制度。所有进入建设市场从事建设工程承包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接受廉政资格审查。对于那些有行贿劣迹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设置“防火墙”，限制其进入建设市场参与工程建设承包活动。
“在规范官员权力运行的同时，确有必要加大行贿人和单位加大惩处力度，为官员营造廉政履职环境，有效整治行政权力运行‘商业化’的不正之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凌风说。
中国果然是在变化，只是跑偏了道。记得在70年代，几位老师空余时间在宿舍打牌赌博，被人举报，集体降职。现在呢，老师与政府、开发商勾结、腐败，不以教育为主，完全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也害了很多祖国的花朵，就拿最近的“校长性侵幼女”来说，真是不堪入耳！
谁来改善中国的社会风气，谁来救救这些无辜的孩子！！
第二篇：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当下中国，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然而，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
第三篇：高校廉洁与腐败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11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0年5期第103～105.118页
【作者简介】章怀云(1951-)，男，湖南长沙人，博士生导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内容提要】 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是通过管理者廉洁从政、教师廉洁从教、学生廉洁品格培养，形成完善的廉洁文化制度、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高尚的廉洁文化价值取向。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高校管理效能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构建和谐校园；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高校廉洁文化建设面临思想认识不到位、客观环境不乐观、自身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廉洁文化理论研究；加强制度反腐；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关 键 词】高校/廉洁文化/制度/教育EE365UU177207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0)05-0103-04 廉洁文化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新内容，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继承和超越，它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廉洁理念、廉洁精神、廉洁制度及廉洁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文化综合。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是通过管理者廉洁从政、教师廉洁从教、学生廉洁品格培养，形成完善的廉洁文化制度、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高尚的廉洁文化价值取向。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探讨和思考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1.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高校管理效能和核心竞争力
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氛围、宽松向善的学术氛围、积极蓬勃的进取氛围、和谐舒畅的人文氛围是高校管理追求的目标所在，实现这些目标也就意味着提升了高校管理效能和核心竞争力。(1)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可以发挥廉洁文化的教育和导向功能，有助于增强师生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领导干部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廉洁精神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精神理念、道德准则可以强烈影响师生；廉洁制度文化通过规范、制约、监督等方式，鼓励师生拒腐行廉；廉洁环境文化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的思想和心灵。(2)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可以发挥廉洁文化的规范功能，规范高校管理者廉洁管理，规范高校教师廉洁科研和廉洁从教，规范高校学生廉洁竞争。(3)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可以发挥廉洁文化的监督和约束功能，有助于不断完善高校运行体制尤其是制约机制，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2.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构建和谐校园
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校园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1)和谐必然廉洁，廉洁体现和谐。腐败若进入高校就会在政风、教风、研风、学风上出问题，诸如基建腐败、以权谋私、科学越轨、学术失信、考试舞弊、论文抄袭等不良风气。如果这样，很难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也办不出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更谈不上构建和谐校园。(2)廉洁、友爱是和谐校园的精神内核。高校教育事业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对构建和谐校园造成了冲击；人与人之间因缺乏足够的沟通和过度竞争导致彼此关系的紧张和复杂。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能引导树立廉洁价值观，消除人际间的戒备心理，使师生员工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中团结友爱。(3)校园文化作为和谐校园的上层建筑，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符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诚信社会”，而当前社会上信用缺失正是腐败现象得以滋生的土壤，因此，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举措。3.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应该成为当代大学生必备品德。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对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大学生抵制腐败思想的侵蚀。当代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最可宝贵的人才资源，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所在。廉洁文化建设可以帮助他们坚决抵制各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帮助他们自觉养成倡廉、保廉、促廉的廉洁思想。(2)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品质。通过系统的廉洁理论和知识教育，组织大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会廉洁为国家、为人民所带来的利益，了解那些光辉的廉洁人物形象，如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必然对学生思想会有大触动，使其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3)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培养。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所在就是使廉洁这一党的教育方针所规定的培养目标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自觉要求，使其在学生时代逐步形成强烈的廉洁思想意识。
二、高校廉洁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不到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观念的突破，便没有行动的自觉。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不少高校师生员工认为，廉洁文化建设是党政机关、企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高校的重要任务；(2)部分高校管理人员认为，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高校所追求的目标是为国家、社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只要搞好教学、科研，学校提升了办学水平，至于廉洁文化建设可有可无，是软指标，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种认识没有看到廉洁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对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重要性；(3)大多高校学生认为，廉洁文化建设那是走进社会后的事情，不是学生时代的议题。他们没能认识到，在学生时代培养良好的廉洁素养，对将来在社会上保持廉洁为人、干净做事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对拒绝腐败具有强大的抵制作用。对廉洁文化建设上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必须改变这些观念。2.客观环境不乐观
高校面临的客观环境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1)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重“利”性、西方的腐朽价值观念、网络文化的某些负面影响、部分党政干部的消极腐败现象，这些不利因素对高校师生员工的价值取向容易造成不良影响，可能诱发一些缺乏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师生员工片面地追求金钱，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泛滥；追求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2)校园环境：校园内存在的部分学术腐败、招生腐败、基建腐败等现象，也很可能影响到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因为管理者和教师可以说是大学生的榜样，一旦出现这种个别现象，学生在心理上容易出现反感情绪，容易片面地否定整个学校的总体廉洁性，影响到廉洁文化建设。(3)大学生中抄袭课程作业、学术论文、毕业论文、考试作弊这些失信现象的出现，导致的是廉洁理念的损害，也都对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产生不利影响。3.自身管理不规范
高校自身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高校管理者对自身的制度约束不够健全。虽然建立了学校管理相关制度，但大多是管理教师和学生的，对管理者自身的制度约束还不健全。(2)学术规范和奖励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个别教师不遵守学术研究规范，抄袭论文，剽窃科研成果，严重影响了科学研究所追求的高尚风范；学校对科研奖励制度的不健全，容易引发一些教师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对崇高的师德的追求和示范。(3)高校现行的学生考核制度和评价奖励体系存在某些不合理的地方，使得一些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了抵触情绪，影响了其对廉洁理念的认同。
三、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策略选择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促进高校廉洁文化建设
高校全体教职员工都要提高对廉洁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利运行监控机制。”中央《建立健全惩防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要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和法制教育，全面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的各项廉洁文化建设举措，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廉洁文化建设。学校党委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创建国内知名高校的办学目标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目标出发，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推进学校又好又快发展和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由党委主管、校领导牵头，成立廉洁文化建设各专门机构，主要包括：宣传教育工作委员会、制度建设工作委员会、监督检查工作委员会。其中，宣传教育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宣传部、团委、党校、机关党委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主要负责学校廉洁教育和廉洁文化宣传工作，将成员分派到学院（系）、机关部处、产业、后勤、直附属单位等，具体负责沟通、学习和指导基层单位廉洁文化建设工作。制度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廉洁文化建设的相关制度起草。监督检查工作委员会由纪检监察办公室、组织部、学工部、部分院（系）党委等主要负责人组成，负责对廉洁文化建设工作的实效进行检查监督。同时还可以推出相关举措：如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廉洁文化建设干部大会、组织一期管理人员和学生廉洁培训、开展一次廉洁教育月活动、年终一次廉洁思想工作汇报、编印一册廉洁教育读本、组织一次廉洁工作调研、实施一年一度“七·一”勤廉示范评选活动。2.加强廉洁文化理论研究，为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提供思想基础
廉洁文化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思想和廉洁文化问题的论述和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缔造无产阶级政党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了十分丰富的廉洁文化思想。这些廉洁文化思想仍然是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同时要立足当今的时代特点以及我国的现实国情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二是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廉洁文化成果。我们应该看到，传统廉洁文化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对于整合社会力量，纯化官风、民风，净化社会风气，发挥过重要的社会作用。但同时也应该深刻地意识到，中华传统廉洁文化总体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应该辩证把握、区别对待我国传统廉洁文化，吸收其精华，抵制其糟粕，以利在今天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三是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有益做法。国外很多国家在经历了严重贪污、腐败的阵痛后逐步、有效地建立起了整套反腐倡廉体系，同时也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廉洁文化，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在廉洁文化建设、实践、推广等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应该探讨国外廉洁文化理论，分析其运行规律，不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指导层面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清醒认识到，国外的廉洁文化体系及其运作机制是在各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同时与其国内经济、文化、法律密切相关，反映了他们的施政风格，既各有其长，也各有不足。我们应该根据我国政治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进行认真分析、理性思考、适当借鉴。3.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制度反腐
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看到惩治是为了反腐，预防也是为了反腐，惩治与预防在廉洁文化建设中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构建反腐倡廉的廉洁制度体系，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坚持制度性预防、程序性预防为前提，以制度创新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廉洁制度体系，积极有效地预防职务违规，切实推进学校廉洁制度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的贯彻落实，要探索确保制度执行的机制。必须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统一要求，推进制度创新，开展调查研究，着力检查督促，积极推进和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权力制约机制，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要紧紧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加强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必须健全和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干部人事管理和改革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招生收费制度以及基建工程、大宗物资和图书采购招投标、财务公开、校务公开、院务公开、学术规范制度等，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4.注重融合渗透，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之中
根据文化学的研究成果，一种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长期性、持久性和稳定性，这种文化将会对人的思想、言行产生深远的影响。校园文化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全体师生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它包含着一个学校特有的文化信息，会以一种熏陶和陶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校师生员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要旗帜鲜明地将廉洁理念和廉洁文化模式融合渗透到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在融合渗透的过程中，要注重尊重文化建设的规律，充分发挥出文化所具有的熏陶、感染和激励作用。一是积极主动构建廉洁的校园文化氛围。我们可以在校园繁华场所建造廉洁教育专栏，在师生经过频繁的地方张贴廉洁格言和警句，在学校校园网建设廉洁文化宣传专题网站，在学校校报开展廉洁文化建设征文，在学校广播播放“廉洁从我做起”的师生稿件。二是广泛主办和开展以廉洁教育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我们可以邀请廉洁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学校讲座，开展廉洁文化建设座谈研讨，举办打击腐败案例的模拟法庭，开展以廉洁思想、理论和榜样人物的知识竞赛，定期在周末播放反腐倡廉的优秀影片，举办以倡廉为主题的文艺汇演，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师生员工沐浴在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中，既接受了直观的教育，又激发了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热情。三是将廉洁理念和廉洁文化融入各学科教学活动之中。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将教学内容能够联系廉洁文化建设的地方适当予以扩充；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地给学生提出一些廉洁方面的认识，同学生一起讨论，但教师必须给出旗帜鲜明的廉洁内容总结。这样，既使学生接受了廉洁教育，也使教师感受了廉洁理念。
［收稿日期］2010－08-10
庞仲明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10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监察》(京)2009年24期第50～52页
——浙江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夏金荣借工程致富梦的破灭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下沙区的浙江理工大学系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近年来一幢幢教学大楼拔地而起，一条条校区道路通连延展，更有那现代化的电信楼、图书馆以及新颖别致的田径场、体育馆，整个校园宛如一幅秀美、幽雅的崭新画卷。
然而，在这宏大基建工程的背后，腐败窝案也在这所百年高校里引发剧烈震荡。浙江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夏金荣利用职权在基建工程中收受贿赂的腐败案，就是其中一例。2009年1月1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夏金荣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夏金荣提出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3月12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巡视“巡”出基建工程“猫腻”
2007年下半年，浙江省委第三巡视组在对浙江理工大学的巡视中发现，该校在基建工程方面存在一些违规问题。浙江省审计厅在对理工大学的审计中也发现，该校设计研究所的账务混乱、疑点丛生。研究所连年承接了本校的大量基建设计工程，有着2000余万元的经营额，却连续7年未向学校上缴过一分钱的利润。在审计中还发现，研究所所长沈丁(已判刑)涉嫌挪用公款65万元以他母亲和妻子的名义购买了杭州市武林巷易盛大厦的写字楼，用于营利活动。
沈丁为了掩盖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多方寻找熟悉法律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点拨”，试图逃避法纪处罚。通过朋友介绍，沈丁认识了某机关的钱小龙(已判刑)，当天就将自己涉嫌挪用公款之事求计于他。钱小龙便给他出谋划策说，此事要想解套，只要把设计所的性质弄成是个人承包就好办，而且要有东西证明是个人承包的才行。随后，由沈丁牵线，夏金荣便与钱小龙在吴山广场边的一个包厢里见了面。于是，某审计事务所的一份关于研究所经营性质的征询函摆到了夏金荣的案头，夏心照不宣地在征询函上写了证明，说该研究所属于个人承包企业。
2007年12月中旬，浙江省纪委决定对省委巡视组转来的有关理工大学的案件线索进行核查，沈丁被叫到省纪委谈话。在事实面前，沈丁交代了一些经济问题，但辩称研究所是他个人承包的企业。
办案人员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如果研究所确实属于个人承包，沈丁的经济问题也许仅仅是偷漏税问题；如个人承包不成立，这份证明的背后就可能存在着重大职务犯罪问题。办案人员调阅了理工大学2000年以来的党委会会议记录及校长办公会会议记录，其中均没有关于研究所改制承包的定论。
在证据面前，沈丁只好承认“个人承包”之说是为了逃避处罚而编造的谎言，夏金荣的证明是为了开脱他的罪责。
那么，身为副校长的夏金荣为什么要冒“欺骗组织”的风险来给一个科级下属干部出具假证明呢？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办案人员发现，近年来沈丁承接了理工大学大量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并由他联系学校校舍的搬迁事宜。针对学校搬迁校舍耗资十多亿元的可疑现象，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终于抓住了夏金荣在基建工程中收受巨额贿赂的尾巴。
多方受贿犹如探囊取物
夏金荣曾任理工大学的前身——浙江丝绸工学院的宣传部副部长、染化系党总支书记等职。1994年1月，45岁的夏金荣提任为浙江丝绸工学院副院长。1999年，浙江丝绸工学院更名为浙江工程学院，夏任副院长。2004年，浙江工程学院再更名为理工大学，夏任副校长。2001年至2005年，夏金荣一直分管基建工作，并兼任该校下沙新校区建设招投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浙江工程学院从2000年起开始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高教园建设新校区。分管基建工作的夏金荣手中握有基建工程的实权，一些建筑包工头便纷纷瞄准了这个手握实权的副校长。
夏金荣和包工头周某的“亲密关系”可谓源远流长。1992年至1994年，夏金荣下派浙江省诸暨市挂职市委副书记时就和周某认识了。2000年底，周某以老熟人的关系承接了浙江工程学院的经贸楼，工程造价为1100万元。为了承揽到更多的工程，2002年五六月份的一天晚上，周某携带一只装有10万元人民币的礼品袋来到夏金荣家中，把礼品袋放在客厅的冰箱旁边后便坐下来和夏金荣聊天，表示自己还想再接几个工程。夏金荣说，工程业务有的是，今后会帮忙的。周某一听自己的所托之事有了眉目，就起身告辞。离开之后，周某接到夏金荣装模作样的电话：“你有只袋子忘记了，来拿回去吧。”周某马上回说：“请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就挂了电话。
有了金钱的交往，2002年10月至12月，周某又顺利地承接了浙江工程学院的学生活动中心和游泳馆的土建工程。
2003年3月，夏金荣准备购买杭州大华西溪风情水岸名苑的一套商品房，就打电话向周某“借款”30万元。周某答应后，夏金荣吩咐沈丁，让他找一个与学校没有业务来往的人，将周某的“借款”在那里“过渡”一下后再打到他妻子屠某的账户上。沈丁找到他的一个亲戚王某如法操作后，夏金荣又叫他的妻子屠某与王某签订了一份假借款协议，以掩盖向周某索贿的事实。
四十出头的沈丁是浙江省余姚市人，在浙江工程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时任浙江工程学院副院长的夏金荣把沈丁“挖”到了校办产业部门工作，并斥资20万元注册成立了浙江工程学院设计研究所(国有性质)，由沈丁担任所长(正科级)和法定代表人。此后，在夏金荣的关照下，沈丁未经招投标就承接了学校的主大门广场、校园绿化工程、会议室装潢和剧院装修等工程，盈利十分可观。有了这层关系，沈丁对夏金荣感恩戴德，夏金荣把沈丁视作亲信，两人的关系日益密不可分。
2005年7月，一心想在自己退休后过上富翁生活的夏金荣又想购买杭州九堡绿苑晨光的一套商品房，便打电话向沈丁“借款”23万元。沈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按照夏金荣的吩咐将23万元打入了夏金荣妹妹夏某的账户。但是，夏金荣“借”了沈丁的23万元后，一直没有写张借条给他，也没有说起过什么时候归还。沈丁心里清楚，这23万元夏是不会还的，因为沈丁在学校做了一部分设计项目，却没有主动给过夏好处。
2006年下半年，浙江省审计厅对理工大学的基建工程进行审计，外面纷传夏金荣可能要“出事”。夏金荣慌了，一边急忙从银行取款委托沈丁按老办法操作退给周某30万元，一边又把沈丁约到杭州文二路一家工商支行，取出自己存折上的23万元存进了沈丁的工商卡里，并向他要了收据。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夏金荣为了把“借款”假戏真做，又把8000元利息打进了沈丁的银行卡里，弄得沈丁都有点不好意思。
除了赤裸裸地向有求于他的“至交故友”索取贿赂外，夏金荣还在基建工程招投标和施工过程中收受了其他包工头陆某、黄某所送的业务好处费各5万元，陈某所送的好处费10万元，芮某所送的好处费5万元和价值1万余元的松鼠图一幅。
与人共同索贿650万元
夏金荣利用主管理工大学基建工程的职权，多次向包工头索贿受贿轻易得手后，夏贪婪的胃口越来越大，敛财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他想在退休之前大捞一把，退休之后过上富裕的生活。
2002年9月，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决定将杭州电子工学院对面的一块土地挂牌出让，用于房地产开发。浙江工程学院为了解决在校教职工的住房问题，决定寻找一家房地产公司前来竞拍这块土地，合作开发房产。工程学院和房地产公司合作的条件是，学校向房地产公司提供联建资金6000万元人民币，房地产公司向学校提供每平方米3300元价格的3万多平方米商品房。
夏金荣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沈丁。沈丁便在老家余姚市找到了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高某和滕某。高、滕两人听了沈丁的介绍后，认为这样的合作条件非常有利于房地产公司，既可以解决房地产公司资金方面的压力，又可以解决今后一半的房产销售问题，是一笔包赚不赔的生意。
沈丁一听对方愿意合作，便按夏金荣的旨意在合作开发中分占40％的干股。高、滕两人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但又舍不得把快要到口的“肥肉”让给别人，便回说此事等土地拍下来之后再说。
2002年9月30日，高某和滕某的两家房地产公司在下沙区拍下土地后，与浙江工程学院签订了杭州下沙开发区一地块的合作开发协议。两家公司还在杭州成立了开发该项目的杭州大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协议签订之前，夏金荣和沈丁专程赶到了余姚，借谈合作开发事宜之机，再次向高、滕两人提出要占百分之二十几的干股，并说要写入大都公司的章程。高、滕两人觉得这样的比例还是太高，推说“要是你们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投资，那么给予的股份可以写进公司章程，如果是干股，就难以操作了，出了事是要坐牢的。”夏金荣一脸没趣，只好指示沈丁“以后再说”。这样，自2002年9月至2004年底，沈丁一直在寻机和高、滕两人商谈拿多少干股或好处费的问题。沈丁一再说明，干股或好处费不是给学校“小金库”的，而是给他和夏金荣的。高、滕两人则坚持说好处费要等到房产销售的净利润统计出来后再给他们百分之十几的钱款。因为利益冲突，有时双方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004年四五月间，大都公司开发的大都文苑风情房产开盘，销售形势很好。夏金荣担心高、滕两人卖完房子后“赖账”不给钱，便对沈丁说：“要抓紧商谈，有多少算多少，再不拿，房子都卖完了，公司拆了，人都走了，一分钱也拿不到。”他让沈丁向高、滕两人提出一次性给予1200万元至1300万元好处费。高、滕觉得这个数目还是太大，不肯答应。直至2005年初，在沈丁、夏金荣的多次讨价还价下，高、滕两人才答应一次性给予650万元好处费。
几经周折，这笔巨款到手后，夏金荣和沈丁约定，等他退休后予以瓜分。
炽烈贪欲铸就沉重枷锁
浙江省纪委通过调查沈丁等人取得夏金荣经济违纪违法问题的相关证据后，于2008年2月28日对夏金荣采取“停职审查，讲清问题”的组织措施。夏金荣拒不交代自己的严重经济问题，在办案人员的政策教育下，才避重就轻地交代了部分经济问题。同年4月16日，省纪委决定对夏金荣予以立案调查。2008年5月9日，夏金荣被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
2008年10月29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将夏金荣受贿案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夏金荣态度恶劣，多次翻供。
经审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夏金荣单独或参与共同受贿共计人民币772万元(其中703万元是索贿)及价值1万余元的松鼠图一幅。法院遂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夏金荣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夏金荣从高校的一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堕落为人民的罪人，其间的原因和教训尤为深刻，值得广大干部引以为戒。
心态失衡，禁不住金钱的诱惑铤而走险。夏金荣自从1978年担任领导干部后，一直在高校的政工岗位工作，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然而，自从他分管学校的基建工作后，他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被铜臭所污染，正如他在悔过书上所说：“由于在工作中我经常接触到一些老板和包工头，与他们相比心理上感到失衡。从本人的智力、阅历、能力等方面来说都不比他们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自己的收入与他们无法相比。为了弥补这种失衡，我开始为自己创收。”在理工大学新校区的基建工作高潮迭起之际，夏金荣眼看着那些建筑包工头一个个赚得盆盈钵满，自己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情急之下，夏便趁去工地晃悠时“提醒”人家：“你能中标，我是帮了忙的。”如果对方没有动静，他就在施工中训斥包工头进度太慢、质量不好。受到暗示或刁难的包工头心中有数，只好趁夜登临夏府奉上一沓沓人民币。最终，这些高高堆起的钞票为夏金荣铸就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贪欲炽烈，为过上富翁生活大肆敛财。进入21世纪后，年已50多岁的夏金荣渐渐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安排自己“今后主要把工作管牢，身体养好，创造条件在退休后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而新校区的大规模工程建设正好为填补他膨胀的私欲创造了条件。夏金荣利用分管基建工作的职权，贪婪地索贿受贿、聚敛钱财。据办案人员介绍和卷宗记载，夏金荣不仅贪欲炽烈，而且胆子很大。他收受的773万余元赃款中，有703万元为索贿所得。为了迅速暴富，他在敛财过程中甚至厚颜无耻、胆大妄为。例如，在向余姚市房产公司的老板高某、滕某索要好处费时，夏金荣竟然不顾自己身为高校副校长的身份和脸面，亲自和沈丁向房产老板讨价还价，赤裸裸地表露出敛财聚富的急迫心理和一副守财奴的贪婪相。聚敛了巨款，夏金荣就开始置买房产，除了自己原有的一套89平方米的住房外，他还在杭州市风光地段购买了大华西溪风情、九堡绿苑晨光、大都文苑风情三处房产，面积分别为243平方米、155平方米、147平方米。
可惜，夏金荣还没等到住进新房，就进了牢房。
第四篇：高校腐败案例选登
高校腐败案例选登
供稿部门：纪委监察室 供稿时间：2010-4-15 阅读次数：
前 言
高等院校在人们心中原本应该是一片圣洁之地，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是品德高尚、甘于奉献的楷模。然而，近年来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同笼罩在这片“圣坛”上的阴影，令人心头沉重。据统计，发生在高校及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件近年来成上升趋势，其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案件同时也为高教工作者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为加强我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现选登发生在高校的部分典型案例，以此作为“警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四川省部分高校教材采购中职务犯罪案件
2004 年 2 月以来，四川省检察机关根据 9 个书商交代和检举的线索，从调查高校教材购销问题入手，统一部署开展了查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的专项行动。成都市有关区检察院、绵阳市检察院相继侦破了发生在辖区部分高校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案件。截止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派调查组进行调查时，总计涉及 10 所高校和 2 所中专的 51 起案件，共 42 人（含书商行贿案 9 件 9 人）
成都、绵阳两地涉案人员职务为县处级干部的有 13 人，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员 14 人，涉案总金额 1000 万元左右。涉案金额较大的有西南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等 3 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贪污 168 万元案；电子科技大学教材发行中心科长，涉嫌受贿 120 万元案；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副院长，涉嫌贪污 100 万元案；西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涉嫌贪污受贿 105 万元案（含价值 10 余万元捷达轿车一辆）。目前正在侦察的案件有 15 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有 31 件，开庭审理 5 件，其中一审已作出有罪判决的 2 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索贿案
2004 年 8 月初，一名广西的考生家长反映，他的孩子不久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是一位自称是北航赴广西招生联络员的人，却要求这位考生家长必须先交 10 万元，才能拿到通知书，否则就要退回档案。该家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后，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孩子被退档。无奈，这位家长只能被迫口头同意对方的要求，表示愿意交出 10 万元。经查，向考生家长索取高额费用的庞宏冰、刘天平和高峰三人均系北航教职员工。其中庞宏冰原是北航计算机系副教授，现为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刘天平是北航天宏公司的一名员工，高峰是北航汽车工程系教授。据庞宏冰本人交代和广西公安机关查实，在该年的招生中，庞宏冰等人总共收取考生额外费用 55 万元。月 16 日，在央视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北航校长李未就招生丑闻公开表示道歉。
广东商学院原设备科长黎明芳受贿案
广东商学院设备科科长黎明芳被群众举报受贿。经查实，黎利用其负责教学科研设备采购、验收的职务之便，于 1996 年 12 月至 2001 年 2 月收受电脑商贿赂 3.52 万元。拔出萝卜带出泥，该案牵扯出原广东省高教厅设备后勤办一连串蛀虫，包括主任陈冰峰、副主任张锡源、何启刚这三名处级干部在内的 6 名高教系统干部。他们利用负责学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职务便利，在为省属高校统购教学仪器设备时大肆收受 “ 回扣 ” 等好处费 370 万余万元。
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
—— 身居要职，成为追逐焦点
2001 年，经过三校合并的南京财经学院，正式开始大规模建设仙林新校区，时任经济学院副院长的刘代宁，担任该仙林校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负责所有工程的规划和招投标工作。2003 年，经教育部批准该学院正式更名为南京财经大学，刘任副校长。大权在握的刘代宁，自然成为众多建筑安装公司、绿化公司、建筑材料厂纷纷追逐的对象……。
据检察院指控，2001 年春节前至 2004 年 3 月间，刘利用职务便利，为江苏某建设公司等单位在承揽工程、追加工程量、结算工程款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 28 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61.7 万多元、3000 元美金、另外还有超市购物券、金条、手表、手机、字画等财物。调查发现，刘代宁被指控的绝大多数受贿记录，时间均发生在春节前、中秋节前、端午节前。借逢年过节之机，谋求利益求他办事的人就会以过节 “ 拜访 ” 的名义前来行贿送礼。记者细数了刘代宁被检察院查明收受贿赂的次数，竟然高达 78 次，大到一次 10 万元，小到一次 1000 元，三年内刘不费吹灰之力，成为 “ 百万富翁 ”。
2004 年 4 月底，刘代宁被监视居住，5 月 25 日 被刑事拘留，6 月 4 日 被批准逮捕。
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受贿案 —— 夫妇收取黑心钱，取之有 “ 招 ”
李泽霖，1985 年开始担任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1990 至 2000 年分管学院招生工作。分管招生工作期间，李泽霖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身上大捞 “ 油水 ”，数十次单独或伙同其妻收受 25 名考生家长的贿赂和礼金共计 25.5 万元。2001 年 8 月 8 日，李泽霖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2002 年 3 月 5 日，李在武汉市中院受审，一审被判刑 5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其妻雷维宁被判刑 3 年，缓刑 5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吊胃口，引鱼上钩 ” “ 借关系，金蝉脱壳 ” “ 演双簧，暗渡陈仓 ”
案发后李泽霖后悔地说： “ 我亵渎了我的职务。以前很多家长给我送钱，我都拒绝了。但收下第一笔钱后，我觉得没什么，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在 2000 年，我共录取了 14 名成绩不够线的考生，共收家长的贿赂 18.1 万元。” 李泽霖在《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查》中忏悔说： “ 我违法违纪，不仅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给党的教育事业抹了黑…… ”。
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世明严重违法违纪案件
—— 吞下 “ 糖衣炮弹 ”，牺牲学校利益
吴世明，研究生文化程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 年 1 月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3 年 1 月兼任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 年 12 月任同济大学副校长，2000 年 4 月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2 月，吴世明利用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和浙江大学组建的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的便利，多次出具委托书，授权刘某（女，原私营建筑业主，已捕）代理行使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责，使刘以智达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还在刘夫妇离婚过程中以转让公司利益为条件，牺牲校办产业的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1996 年初至 1999 年底，吴世明先后四次收受刘某贿赂共计人民币 8 万元、美元 2 万元。
2003 年，吴世明被浙江省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5 万元及受贿所得。
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受贿
—— 泪洒仕途末路
2002 年 1 月 22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宣判：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受贿赃款人民币 2 万元予以没收。
高安民出生在陕西乾县的一个穷苦的家庭，曾背着包谷面和发糕，苦读六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由于教学认真，工作努力，受到学生的好评，一时成了陕西师大青年教师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1995 年 2 月，高安民上任陕西教育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面对成绩和赞扬，他飘飘然起来，并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得火热。财务处会计李虹，施展女人的媚术，使高安民和自己关系异常的火热。在李被高提拔为财务处副处长之后，李为报答高 “ 知遇之恩 ”，于 1998 年 1 月行贿 2 万元，高理所应当地收下了。为捞回自己 2 万元的 “ 损失 ” 李将罪恶的手一次次伸向了公款……
2001 年 8 月，高安民 60 岁的生日是在陕西省纪委对他的审查期间度过的。面对办案人员给他准备的生日晚餐，他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陕西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化勇受贿案
—— 欲望让他坠入深渊
王化勇，1999 年 10 月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备处处长，同年 11 月，又兼任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2001 年 6 月起任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在担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备处处长和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期间，王化勇利用职务之便，在招投标及设备采购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 101000 元。2003 年 4 月陕西省纪委对一起腐败案件审查时，发现王化勇有收取他人现金的嫌疑，5 月22 日 对其“ 双规 ”。案件查清后，已开除其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王化勇在一份 “ 悔过书 ” 中，这样写到： “ 权是个什么东西？有权就有力，有权就有利，但权也是双刃剑，处置失当就是祸！党和人民赋予我权利，我本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而我却在履行这一职责时走了样，为自己捞私利。现在想想，钱又是什么东西？现实生活中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一切只为了钱是万万不能的，不义之财千万不能要，否则明白时，后悔已经晚了！”
广东某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受贿案
李兆森，案发时任某知名高校体育部副主任，主持体育部全面工作和分管招收体育特长生的工作，该校“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培养教师，1999－2000校级十佳教师，1997－2001年全国优秀国家级裁判，曾担任第九届全运会比赛副总裁判长、2001年全国田径大奖赛（中山）总裁判长等职务。
据李兆森交代，2000年9月-2001年9月间，他先后多次收受学生家长张某、李某等8人的贿赂款共13.3万元，并在招生时为这些学生开了“绿灯”。因为李作为学校体育部主管招收体尖生的负责人，在招生时有最后的决定权，只要送了钱，李就会利用他最后决定名额的职权给予“关照”。
一位网球特长生的母亲为了让女儿顺利地通过录取关，千方百计找到李兆森，硬是塞给他两万块钱。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不愿收她的钱，但她母亲又说如果我不收就表示不录取她，我推辞不了，只好收下这两万元人民币。”
为人师表的李兆森一开始对送来的贿赂款还半推半就，但不久就开始心安理得，竟然打电话催中间人补上“拖欠”的贿赂款。2001年，李兆森到辽宁鞍山招生，认识了一位专门推荐体育特招生的中间人。中间人要求李帮忙招进3位学生，并许诺每招一个就给2万。2001年5月，这位中间人到广州请李吃饭，席间给了3万元，说录取后再给3万。后来这3位学生都如愿“考”上了，但许诺的另外3万迟迟没到位。李兆森自然不愿“吃亏”，于是几次打电话催中间人补上“拖欠”的3万元，一直到案发。令李兆森没想到的是，这位中间人后来在接受检察机关的调查时说：“实际上我一开始就想好了只给3万，但又怕他不出力，所以才许诺再给3万的。”
除了利用招生受贿以外，李兆森也不放过其他“发财”的机会。2000年10月至2002年1月间，利用采购校服的机会，李又先后多次收受了广州某针织厂的贿赂款9.1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9月至2002年1月间，李在招收体育特长生时，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款224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76000元，赃款224000元予以没收。
对外经贸大学原基建处处长高小栋挪用公款案
高小栋，于1988年5月开始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基建处处长，1993年被任命为学校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5年3月至1997年11月，高小栋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经贸大学应支付施工单位的学校主楼教室改造、家属活动中心工程的工程款人民币42.2万元截留，分别转入由高小栋与他人个人注册成立的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龙祥辉科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帐户内，并以材料费等名义用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票在高小栋所在的经贸大学平帐后，将上述款项据为己有。
高小栋在担任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期间，还于1995年3月，以工程备料款的名义，将应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用对换支票的方式，从经贸大学支出公款人民币25万元据为己有，用于个人购买轿车一辆；1996年1月，高小栋伪造公司与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中介协议书，于1997年1月、1998年6月，以中介服务费、维修材料费的名义，两次将公款人民币30万元转入北京龙祥辉科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帐户内，并用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票在高小栋所在的经贸大学平帐，将该款据为己有。
高小栋还用职务上的便利，自1995年1月至1999年5月，分别向承建经贸大学学生宿舍楼和食堂工程的某建设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汤某及龙宇公司分公司经理史某、李某索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0.5万元。
另外，高小栋在1994年12月私自将经贸大学的公款人民币100万元挪用给王某个人用于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此款案发前已全部归还。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高小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手段侵吞、占有巨额公共财物；向他人索取贿赂；挪用本单位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均应予惩处。而且高小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向他人索取贿赂，应从重处罚。鉴于高小栋所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的案款均已追回，未造成较大损失，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判处高小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追缴在案的受贿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
在陕西经贸学院发生的腐败案中，违规收费、截留、私分、私设小金库、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 “ 一应俱全 ”，涉案总金额高达６１５万余元。
１９９９年３月，该院院长樊光鼎离任。此后，反映该院领导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纪检、司法机关。后经检察机关查明 ——
１９９６年７月，原陕西工商学院、财专、商专三校合并为陕西经贸学院，工商学院成教处原副处长王宝玺被任命为经贸学院成教院副院长并主持工作。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王指使财务人员将陆续收回的原工商学院成教处应上交的 “ 办证费 ” 等公款不入账，然后私分。
１９９６年７月，原工商学院成教处账上有公款现金近５万元。王宝玺提出用此款为成教院购置教学设备，经请示院长、书记同意后，王将该款领出以李某名义存入银行。１９９７年７月，王以购买礼品为由，取走９０００元现金据为己有。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王从原工商学院成教处汉中教学点收回学生管理费及提档费共计８．４万元。之后，王宝玺将其中２万余元入了财务账，并将余款６万余元中的３万余元中饱私囊。
１９９６年９月，陕西经贸学院财务处原处长王永臣、副处长张景龙、尚建民三人违反规定，将银行按期支付的 “ 代办费 ” 私设 “ 小金库 ”。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王永臣授意张、尚二人分两次从 “ 小金库 ” 中领出现金２．８万元由３人私分。１９９８年６月至１０月，经贸学院财务处出纳田某两次领取代办费３５万余元，王永臣将其中８．５万元截留，并将其中６万余元由３人私分。
原任陕西工商学院学生处处长的李俊在三校合并后，任经贸学院学生处处长。与他同案受审的庄长捷原为工商学院学生处毕业分配办公室主任，后任经贸学院团委副书记。李俊、庄长捷在陕西工商学院学生处工作期间，于１９９６年将当年向应届毕业生收取的 “ 教育补偿费 ” ４９万元中的１６万元隐瞒截留，两人先后私分１０万元，各得５万元。
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中，涉案人员中处级干部１１人，科级干部１２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教育系统最大的团伙经济案件。
基建采购招生是腐败“温床”
基建是当前高校职务犯罪中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建筑商为了承揽高校基建工程，把眼睛盯在高校主管基建的校、处级领导干部身上。为揽到工程，千方百计地拉这些人“下水”。
延安大学原校长惠延德就是一个被拉下水的正厅级干部。惠延德在榆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时，一位建筑商为承揽工程，多次给其送钱，惠延德都拒绝甚至将钱从家里扔出。但对方并不死心，仍不断拉拢腐蚀，最终将惠延德拉下水。惠延德后来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基建工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收受了62万元的资金。
采购是高校领导腐败的又一个“温床”。各高校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物资采购活动，包括采购大量教学书籍、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基建维修材料等。个别当事人在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后 记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警钟长鸣，严于律己，防微杜渐，远离腐败
第五篇：高校调研报告-体制篇
一． 机构设置及功能（特色机构）
1． 北方交通大学信息部
该部致力于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并负责校学生会网页的
制作和更新。丰富同学们的电脑知识，提高网络技术，是学生会顺应高科技信息化潮流而设立的一个部门。
2．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生服务中心
该中心建立的初衷是在高校里尝试有偿的服务。成立这样一个中心，以良好的信誉为保证，系统的办理学生与代理公司，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业务，从而减少资源的浪费。在日常工作中，收取一定数量的中介费（限于票务和代理），勤工俭学的同学只收取电话联系费），以维持本部们的日常开支。
该中心下设勤工俭学中心、票务中心、校园代理中心三个部门。给同学们提供各种勤工助学和社会实践的机会。另外，该中心还有校学生会服务热线，收集同学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然后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并督促解决。
票务中心是专门代销校内外各种大型演出、电影院、旅游景点、展览、体育赛事、优惠卡等票务，其中收取一定的提成。
校园代理中心是在方便同学的原则下成立的，他们的工作是代理各类考试和辅导班报名以及各类娱乐休闲活动的报名，此外还代理部分学生有实惠的商品的订购。代理中心的操作模式是向公司收取一定的宣传费和代理费，如果有代理报名及类似业务，还会收取一定的业务提成。他们曾做过北京太奇、宇航等学校的考研报名代理；“康跋”鞋校园推广，联通CDMA手机入网手续办理代理等。同时为了方便同学出售和购买二手物品，该中心还开辟了“校园二手市场”，系统地为同学们登记以及发散信息。现在该中心提供的是免费的服务，该负责人指出，等到机制健全以后，将试着向同学们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为了扩大中心的影响力，还计划把二手市场逐步推广到教职工及其家属，进而其他高校。
3． 中央财经大学纪检部
该部属于职能部门，不搞具体活动。其主要职能是纪检和项目化管理。其中纪检部分是对全校会的学习纪律的检查以及学生会干部的期末考核，其考核成绩与综合测评挂钩而与学分无关。项目化管理部分是对校会活动大方向上的一种管理，管理机构由三级构成（一级组织：校会主席团；二级组织：校会纪检部；三级组织：校会其他职能部门）。管理过程：前期“项目化管理指南”的制定和中期的投标（分为初期标和随机标，其中随机标又分为主题性招标和非主题性招标）后期为项目后评价，是活动的大总结。
入围项目的资金管理,先审批，后预算。但最终只能拨给其所需款额的五分之三。
项目化管理是对校内资源、人、物、资金的整合，使活动有秩序，有意义，有效果，其很大的特色是做项目后评价的历史性回顾、总结。
4． 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是作为学生会对内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学生会人事制度与思想监督方面的工作。宗旨是“来自同学，服务同学”，“以人为本”，着重对人的知识资源、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整合、积累和利用，完善学生会的人事制度和监督机制。
负责拟定学生会人事管理的规章制度；负责学生会各类人员的编制管理，聘任和考核的指导、管理工作；负责人事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汇总；管理人事信息系统；上报人事统计报表；负责人事文书材料的收集、立卷和归档工作；开展学生会人事管理的研究工作，为学生会的有关决策提供服务；对各部进行素质、技能、知识考核。另外还起到思想监督的作用，对学生会违纪学生提出书面或口头批评及舆论谴责。了解各部门工作的进展，对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
二． 考核监督机制
1． 中央财经大学
有具体的评分标准，分为a基准分，岁平时工作的积极性、工作质量、考勤方面的打分。B加分项即队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嘉奖c减分项急即针对校会成员违纪行为的处理d平衡分即由主席团、团委老师打分和各部长间的互评（主要以校会内部评分为准）
具体的评比结构图如下：
这两种评分的结果都会在公布栏公布。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