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纠纷中关于复利约定的效力认定[推荐]

第一篇：借贷纠纷中关于复利约定的效力认定[推荐]

借贷纠纷中关于复利约定的效力认定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嵩县支行诉被告王书民、梁民娃、王静借款合同一案作者：马旭升 张纯举发布时间：2010-10-18 16:17:16

借贷纠纷中关于复利约定的效力认定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嵩县支行诉被告王书民、梁民娃、王静借款合同一案

[要点提示]

单位与个人之间在贷款合同中约定计算复利，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应当认定有效。

[案例索引]

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2010）嵩城民初字

编辑：赵静端

第二篇：民间借贷纠纷公告案件中借条的效力认定

民间借贷纠纷公告案件中借条的效力认定

先看这样一个民间借贷案例：原告何某向人民法院起诉称，自己和被告张某是表亲，平常有一定往来。某日，张某找到原告，称生意资金周转困难，要求借款10万元，原告碍于亲戚情面就答应了，张某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原告现金10万元，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利息，张某在借条上签名捺印。借款不久后，原告即发现再也无法联系上张某，经多方查找也无音信。故依据张某出具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张某归还借款。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核实被告张某确已外出下落不明，遂公告送达了应诉材料及传票。在开庭时间，被告张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何某主张权利的证据就只有一纸原始借条，那么，承办法官该如何认定原告何某与被告张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又如何保护未到庭的张某的合法权益？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当事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多有亲属关系或同事、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在借贷形式上表现出简单和随意性，不签订书面协议或仅仅由借款人出具一张内容简单的借据的情形较多。一旦发生纠纷，出借方很难举出说服力很强的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 1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方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出借方已将借款提供给借款人负有举证责任，而借款人则对于其已履行还款义务负有举证责任。那么上述案例中何某举示的借条能否证明何某与张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呢？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告何某举示借条证实了被告张某的借款行为，已经做到了自己的应有举证义务，如果被告张某对此借条持有异议或者认为自己并非借条上签字的人，那么此时就应该是被告张某负有举证责任了，而张某经法院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系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举证、质证权利，故应由被告张某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出借方不仅要对借贷内容负有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对借款人是谁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在被告张某未到庭的情况下，原告何某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所诉讼的被告张某就是借条上签字的借款人张某。如果原告举示不出相应证据，则说明原告无法证实借条上的借款人就是自己所诉讼的被告张某，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何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关键性证据的证明力上，应当客观地审核认定。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应当向原告何某释明其对证明借款人是谁和借款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并可适

当引导何某尽可能的搜集相关证据或者线索，比如借款在场人、知晓借款事实的双方亲朋好友或者能确定是借款人所亲笔的其他签名捺印，必要时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最终通过获得其他佐证以证实借条的真实性，达到证明原告主张的目的。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因为在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结合的要求和期待下，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接近或吻合，是人民法院不懈追求的目标。而且实践中伪造借条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上，人民法院既可以也能够要求当事人提供进一步证据，以核实借贷事实本身的真伪。

当然，在第三种观点下，会导致两种可能的发生，一是找到佐证借款事实的证据，二是找不到相应佐证。第一种情况的处理结论不言而喻，第二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如果遭遇第二种情况，在法官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及没有相关信息、现象表明借条虚假的前提下，法官的价值取向只能选择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因为一般民间借贷主体的法律意识都比较淡薄、风险意识较差，出借人心中只会有“借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思想，而不会理会什么举证责任后果，如果判决原告败诉，而客观上借款又是事实的话，就会引起不稳定事件发生。而判决原告胜诉后，如果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有出入，被告出现后还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等手段恢复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统一。

第三篇：股东约定与公司章程冲突的效力认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

委托代理人梅心，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某某。

委托代理人吕毅，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杨斌，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联合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

委托代理人严某某。

委托代理人陈燕，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大道公司”)、上诉人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冶”)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联合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集团”)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2)闸民二(商)初字第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联合大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梅心，上诉人中国五冶的委托代理人吕毅，被上诉人联合集团的委托代理人严某某、陈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30日，周某作为联合大道公司的董事长向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联合大道公司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该通知载明：2012年4月16日召开联合大道公司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就有关事项进行审议、确定；已将需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收集完毕并汇编成册送达各方；董事会主要议程如下：

一、审议《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1工作总结》，审议《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工作计划》；

二、审议公司2011的费用预算，2012的费用预算；

三、审议项目资金计划、后续资金保障方案；

四、审议项目专业分包所涉重要事项的原则安排、后续工程施工进度计划；

五、审议公司销售管理制度和销售代理业务招投标文件；

六、审议《2011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经营层考核建议》；

七、审议许应兴提出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议案；股东会会议主要议程如下：

一、审议公司2011费用预算；

二、审议公司2012费用预算。汇编成册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资料》作为该通知附件。联合集团及其一方推荐的董事收到上述通知及附件。2012年4月16日，联合大道公司召开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联合集团方的股东代表许应兴等4人、推荐董事(或董事代表)王泽华等2人、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代表陈玉才等4人及推荐的董事周某等3人到会。会议结束之后，联合集团收到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均为夹杂个别手写字样的打印件)。上述“股东会决议一”的内容为：不批准王某某董事并(及)经营层提交的《联合汽车2011费用预算》；股东中国五冶意见：同意以上决议内容(手写字样)；股东联合集团意见：空白。以上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的占全体股东表决权的51%；不同意的占全体股东表决权的0%；弃权的占全体股东表决权的49%。根据联合大道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表决结果有效，即公司股东会通过了该项决议。股东的签名或盖章情况为：陈玉才(手写字样)，同时加盖有中国五冶的印章。“股东会决议二”的内容为：批准董事会提交的甘兴友董事提出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以及《甘兴友董事对其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补充意见》；其他内容与上述“股东会决议一”一致。

联合集团收到的“董事会决议一”的内容为：鉴于经营层没有实事求是、客观的对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总结，达不到股东要求，并在总结中有推脱责任的表述；因此董事会暂不通过经营层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1工作总结》。以上决议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董事为三票，不同意的董事为零票，弃权的董事为两票。其中，周某董事意见：同意该决议(手写字样)、签名“周某”(手写字样)；王某某董事意见：空白、签名为空白；黄德鸽董事意见：同意该决议(手写字样)、签名“黄德鸽”(手写字样)；甘兴友董事意见：同意该决议(手写字样)、签名“甘兴友”(手写字样)；王泽华董事意见：空白、签名为空白。“董事会决议二”的内容为：同意甘兴友董事对《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年工作计划安排》的修改意见。“董事会决议三”的内容为：不通过王某某董事并(及)经营层提交的《联合汽车2011费用预算》。“董事会决议四”的内容为：通过甘兴友董事提出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建设有限公司2012年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以及《甘兴友董事对其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补充意见》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决议五”的内容为：通过甘兴友董事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广场项目资金收支计划表》，公司后续资金来源主要为销售回款，若销售回款不能满足公司正常开支，股东双方同时按照出资比例注资或其他融资渠道解决。“董事会决议六”的内容为：同意甘兴友董事对《项目专业分包所涉及重要事项的原则安排》的修改意见。“董事会决议七”的内容为：通过《联合汽车广场项目后续工程施工进度计划》。“董事会决议八”的内容为：通过甘兴友董事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销售管理制度》。“董事会决议九”的内容为：通过《上海联合汽车广场项目策划及销售代理业务招标文件》。“董事会决议十”的内容为：1.关于经营层提交董事会《2011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经营层考核建议》中相关经营层2011薪酬等事项，鉴于经营层2011经营管理组织不力，项目建设停工七个月与总体开发进度计划偏差太大，达不到股东要求，并有推脱责任的行为，因此除94.21万元已发放部分，对《2011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经营层考核建议》中的剩余部分不再发放；

2、经营层须对已发数提供详细发放记录给董事会。“董事会决议十一”的内容为：同意许应兴同志请辞，许应兴同志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同意由师景森同志担任董事会秘书。上述“董事会决议二”至“董事会决议十一”中决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同各董事意见，且与“董事会决议一”一致。联合集团在收到上述决议后的六十日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

1、撤销2012年4月16日的联合大道公司第四次股东会决议一；

2、撤销2012年4月16日的联合大道公司一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一、董事会决议

二、董事会决议

三、董事会决议

五、董事会决议

六、董事会决议

七、董事会决议

八、董事会决议

十、董事会决议十一。

另查明：为开发灵石路XXX号地块，联合集团与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五冶建设”)出资成立联合大道公司。2006年8月，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签署了联合大道公司的第一份公司章程。该章程载明有如下内容：第七条，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认缴出资和出资方式如下：联合集团认缴出资人民币245万元(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持股比例为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51%；第十八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二十一条，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名；其中，甲方推荐3名，乙方推荐2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乙方推荐，董事会产生；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决议应当由三名以上董事通过。该份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落款的时间为2006年8月22日。同年8月21日，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签订了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附件一份，该份附件载明：经公司投资者及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对联合大道公司章程补充附件内容如下：公司成立之后，在对灵石路XXX号地块开发项目中，甲乙双方对该开发项目的实际投资比例为甲方以部分土地价款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60%，乙方以现金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40%；在灵石路XXX号地块的项目开发中，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007年12月25日，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作出股东会决议：为配合乙方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经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并表决通过，同意修改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联合大道公司利润按照甲乙投资比例分配；投资比例不作为股东会表决方式；

二、联合大道公司董事会由原甲方推荐三名董事，改为甲方推荐两名董事；余下三名董事由乙方推荐；

三、同意乙方由五冶建设变更为中冶成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成工”)。同日，五冶建设向联合集团出具承诺函一份：“我公司与贵公司在2007年12月25日形成的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会决议，仅作为我公司配合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需要所用，有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按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我们将依然本着诚信原则，按照贵我双方在谈判成立联合大道公司时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共同努力促成灵石路XXX号地块的房地产开发。”。

2008年1月27日，联合大道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七条内容，即将“联合集团认缴出资245万元、持股比例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51%”的条款内容，变更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490万元、持股比例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持股比例25.5%，中冶成工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25.5%”。2008年5月11日，联合大道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再次修改公司章程，原章程中第五章第六条的内容修正为“公司注册资本637.50万元”；第六章第七条的内容修正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382.50万元、持股比例60%，中冶成工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40%”。

2008年8月，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中冶成工再次签署联合大道公司章程，该章程载明有如下内容：第七条，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认缴出资和出资方式如下：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持股比例为60%；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认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40%；第九条，公司成立后，在对灵石路XXX号地块进行开发的项目中，甲乙双方对联合大道公司的投资比例定为：甲方占投资比例60%、乙方占投资比例的40%；第十八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甲方占49%，乙方占51%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二十一条，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名，其中甲方推荐2名，乙方推荐3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乙方推荐，董事会产生；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由全体董事人数五分之三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并应作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上述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落款的时间为2008年8月9日。

2009年4月3日，中冶成工向联合集团发函，标题为“关于38丘桩基工程开工及《补充协议五》签署事宜的复函”，该函载明有如下内容：

三、注意到贵司对签署《补充协议五》的关切，本司也愿意在紧急股东会或董事会上一并讨论和解决此问题；

四、请贵司能注意到去年的《补充协议五》草稿原表述为“重大事项”而非“所议事项”，建议双方均对“重大事项”的概念和范围提出初步意见，以利于在会议上双方进行协商。2009年11月3日，董事长周某及其他两位董事以联合大道公司名义向联合集团发函，标题为“对2009年10月30日来函的复函”，该函部分所称内容为：第四，补充协议五问题，补充协议五不能签订，责任完全在联合集团一方；在去年第三次股东会暨一届四次董事会召开前，股东方中冶成工与联合集团反复协商达成一致的补充协议五表述为：“股东会表决方式为重大事项的股东会决议必须经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董事会表决方式为重大事项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投赞成票方可通过”；2008年8月9日召开的第三次股东会暨一届四次董事会已经表决通过了这份补充协议五的表述；然而，联合集团却置上述已经由双方协商一致的事实于不顾，将协议文本中的“重大事项”修改成“所议事项”后送交股东中冶成工盖章，最终致中冶成工表示不予同意，这直接导致了股东间信任度的降低，也阻止了董事会的召开。

2010年5月31日，联合大道公司又经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七条，即将“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418.05万元，持股比例为60%；五冶建设认缴出资10,320万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的条款内容，变更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418.05万元，以土地使用权方式实缴出资15,061.95万元，持股比例为60%；五冶建设认缴出资10,320万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2011年6月28日，联合大道公司又再次经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原章程中第五章第六条的内容修正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418.05万元，持股比例为60%；中国五冶认缴出资10,320万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

再查明：中冶成工作为甲方、五冶建设作为乙方和作为丙方的联合集团曾共同签署关于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主体变更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载明：

一、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在本备忘录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合同主体均由乙方变更为甲方；

二、本备忘录签署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中约定的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甲方承继。

又查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中载明：中冶成工是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属于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联合大道公司开发的汽车广场属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建项目，该公司在项目中的权益为37.72%。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H股股票招股意向书中载明：联合大道公司为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附属公司，拥有其37.72%的权益，联合大道公司开发的汽车广场纳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物业估值范围内。2009年、2010年、2011年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披露中冶成工(自2010年后为中国五冶)为该公司子公司，上海闸北区联合汽车广场纳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中。

还查明：2010年6月，中国五冶吸收合并中冶成工。为此，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中冶成工注销其工商登记。

原审审理中，联合集团表示：该公司及其推荐的董事在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上对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不顾公司股东间的约定，坚持让中国五冶按51%股权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的行为表示反对，且明确对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提出反对。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则认为：联合集团在知晓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的情况下，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成，应视为弃权。而且，根据联合集团在收到相关决议后未书面提出异议的事实，亦可印证两公司的上述观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决议撤销纠纷，联合集团系因对涉案决议的表决方式持有异议而主张予以撤销，故本案的裁判焦点应为对系争决议表决方式的审查。所谓表决，是通过一定的意思表示方式按一定决议形成的规则而做出的决定。因此，对于表决方式审查应从决议形成的规则和对表决事项的意思表示两方面进行。

第一，关于决议形成的规则的认定。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认为：按照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应由联合集团占49%，中国五冶占51%的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按董事一人一票由五分之三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联合集团则主张，公司章程是为配合另一股东五冶建设、后为中冶成工及中国五冶的上级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需要而签订的，行使表决权不以公司章程为依据，应按股东之间的约定即联合集团在股东会、董事会享有多数表决权为准。原审法院认为，公司章程作为对公司重要和基本问题均作出明确规定的公众法律文件，对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及其他社会公众来说是其赖以了解公司的基本依据，但对股东之间来说，公司章程仅是股东之间的一种契约，股东可以通过其他合意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甚至否定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在股东之间应以股东的真实意思合意为准。本案中，判断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形成的规则也应以股东的真实意思为依据。首先，联合大道公司股东约定其行使表决权不以公司章程为依据。理由如下：从2006年8月21日章程附件、2007年股东会决议、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可以看出，联合大道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的比例和董事会推荐董事比例的约定与股东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股东之间确定决议形成的规则是按照出资比例确定的。对此，联合集团提出的理由是为配合另一股东上级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需要，将联合大道公司的开发项目纳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内。上述主张可从联合集团提供的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A股、H股招股说明书、2009年、2010年、2011年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以及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中得到印证，故可予以采信。中国五冶提出上述2006年8月21日章程附件、2007年股东会决议、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所涉及的主体是联合集团和五冶建设，与中国五冶吸收合并的中冶成工及中国五冶本身无关，但中冶成工、五冶建设和联合集团曾共同签署“关于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主体变更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明确联合集团与五冶建设签订的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中五冶建设的权利由中冶成工承继，中国五冶吸收合并了中冶成工，故上述2006年8月21日章程附件、2007年股东会决议、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对中国五冶有拘束力。中国五冶又辩称该备忘录只涉及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并未提及章程附件、股东会决议和承诺书。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备忘录提到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并未一一罗列，说明对此应做广义的解释，泛指所有涉及五冶建设的真实意思表示，章程附件、股东会决议、承诺函系五冶建设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载体，中国五冶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其次，双方曾就行使表决权的方式进行新的商议但未达成合意。从2009年4月3日中冶成工致联合集团《关于38丘桩基工程开工及<补充协议五>签署事宜的复函》、2009年10月30日来函的复函来看，联合集团与中冶成工就股东会、董事会表决方式进行了新的协商即《补充协议五》，但双方对“重大事项”还是“所议事项”需经100%股东或董事通过存在争议。鉴于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之间不按公司章程行使表决权，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各方对股东会、董事会形成决议的规则达成其他合意的情况下，本案决议形成的规则可按照《公司法》规定予以确定，即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联合集团对联合大道公司的出资比例为60%，中国五冶的出资比例则为40%，故股东会会议由联合集团占60%、中国五冶占40%的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则实行一人一票。

第二，对表决事项意思表示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对表决事项的意思表示应该在特定的表决程序中通过一定的形式予以表现，如举手、投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即“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以及第四十九条“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的规定，对于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事项的意思表示应该在股东会记录及董事会记录予以记载。本案中，联合大道公司主张联合集团及联合集团推荐董事对表决事项弃权，应出示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记录予以证明，然联合大道公司并未出示合法有效的会议记录予以证明，仅提供了有中国五冶代表或中国五冶推荐董事手写的表决意见，但同时又印有表决结果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为证。该份证据既无法证明在特定的表决程序中(如发放空白表决票)赋予联合集团或联合集团推荐董事行使表决的机会，也无法证明表决结果系汇总股东、董事意思表示而得出，更无法证明联合集团及联合集团推荐董事对表决事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以及表示弃权。联合大道公司未履行法定义务将股东会、董事会所议事项作成会议记录，又无法提供其他充足有效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联合大道公司认为联合集团收到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后并未提出书面异议即应视为弃权，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联合集团收到决议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决议，已经表明联合集团对决议的态度，联合大道公司上述主张，于法相悖，不予采纳。联合大道公司以联合集团及联合集团推荐董事弃权方式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与客观事实不符，联合大道公司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联合大道公司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存在瑕疵，现联合集团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一”及“董事会决议一、二、三、五、六、七、八、十、十一”，于法有据，可予以支持。联合大道公司认为联合集团仅撤销部分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应视为对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的认可，因联合集团撤销部分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联合大道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

一、撤销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第四次股东会决议一；

二、撤销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第一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一、决议

二、决议

三、决议

五、决议

六、决议

七、决议

八、决议

十、决议十一。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联合大道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后，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均不服，向本院共同提起上诉称：

1、2008年8月，联合大道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和重新签署公司章程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当时联合集团认缴的15,480万元注册资本金仅到位418万元，而中冶成工认缴的10,320万元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到位，为防控风险和平衡双方实缴注册资本的巨大不平衡，所以双方股东决定对股东会的表决方式作出与双方投资比例相倒置的约定条款，即中冶成工以51%的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联合集团以49%的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事实上，联合集团也实际是在时隔近两年后的2010年6月，才将剩余未到位的15,061.95万元的注册资本以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予以实缴到位。因此，2008年8月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应为双方股东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重新作出了约定，即否定了五冶建设之前所承诺确认的表决方式。

2、五冶建设、中冶成工与联合集团之间所形成的章程附件、承诺函、备忘录对中国五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

3、经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章程第三十九条中有关“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条款内容，为联合集团所私自添加形成，与中国五冶及联合大道公司所对应持有的章程内容存在不同。上述添加行为的本身恰恰表明了联合大道公司在2008年8月9日之后，就涉及董事会和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已经不是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来行使，而是按照章程确定的股东表决比例来行使。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联合集团的原审诉请。

联合集团辩称：原审时，联合集团提出要求撤销涉案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依据为两点。一是决议作出不符合客观事实，当时联合集团在会上就表示不同意表决的方式和结果，当天联合大道公司没有形成任何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但之后联合集团却收到了联合大道公司寄来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的行为强行剥夺了联合集团的股东权利，所以涉案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应当被撤销；二是涉案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方式违反了股东间的约定，联合大道公司于2006年8月成立，当时股东双方是联合集团和五冶建设，之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到2.58亿，联合集团以现金和土地出资、占60%，五冶建设、中冶成工先后以现金出资，占40%，期间，联合集团和五冶建设、中冶成工先后以章程附件、承诺函、备忘录的方式确认股东双方应按出资比例行使对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关于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10月章程的第三十九条规定中有关后一部分的表述内容，并非为联合集团所擅自添加形成，该部分条款是经双方协商后一致同意添加的。从2008年开始，双方就一直在讨论与该条款内容有关的公司议事方式。为此，双方股东一致同意在此后由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章程第三十九条中加入“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条款内容。最终，在2008年8月9日联合大道公司第二次股东暨一届四次董事会上，双方以鼓掌通过的方式通过了股东会和董事会表决方式为全体股东和董事一致同意方能通过的《补充协议五》。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联合大道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反映有一份在2009年10月19日修定的公司章程，与之前公司章程相比，章程的第三十九条规定部分添加了“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条款内容。

在本院审理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就本案股东双方争议的股东会表决方式和董事会中双方人员的构成作出全面客观的认定，要求联合大道公司提供除本案系争的联合大道公司在2008年8月9日以后所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及表决记录，但相关董事会决议及表决记录均反映为由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故无法印证在双方派驻董事持有不同表决意见的情况下，双方股东实际是如何确定各自的董事会表决票数，即双方究竟系按照2007年12月以后所形成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所反映的董事会人员构成比例来行使表决权，还是按照原五冶建设承诺函中所确认的董事会人员构成比例来行使表决权。对此，联合集团认为：上述情况，正好印证了联合集团所陈述的事实，即在2008年8月9日联合大道公司第二次股东暨一届四次董事会上，双方股东以鼓掌通过的方式通过了股东会和董事会表决方式为全体股东和董事一致同意方能通过的《补充协议五》，但上述补充协议事后未能由中冶成工予以正式签署确认。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则认为，上述情况只是因为当时股东双方对所要表决的事项不存在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纠纷案件，作为申请一方的联合集团认为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违反了股东间约定的表决方式，以及违反了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章程第三十九条的约定，因而依法申请法院予以判令撤销。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根据本案审理所查明的事实反映，联合集团与五冶建设为投资开发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于2006年8月出资成立了联合大道公司，并由双方签署形成了联合大道公司的第一份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确认：联合集团认缴出资245万元、持股比例为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51%，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名，联合集团推荐的董事为3名，五冶建设推荐的董事为2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五冶建设推荐，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决议应当由三名以上董事通过。嗣后，双方又以签订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附件的方式确认：联合大道公司成立之后，针对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开发项目，联合集团以部分土地价款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60%；五冶建设以现金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40%；在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的项目开发中，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2007年12月25日，为配合五冶建设上级单位“中冶集团”的上市工作，双方经协商后同意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修改联合大道公司的部分章程条款，具体为：

一、联合大道公司利润按照双方投资比例分配，投资比例不作为股东会表决方式；

二、联合大道公司董事会由原联合集团推荐三名董事，改为联合集团推荐两名董事，余下三名董事由五冶建设推荐；

三、同意股东一方由五冶建设变更为中冶成工。同日，五冶建设向联合集团出具承诺函一份，明确：双方2007年12月25日形成的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仅作为五冶建设配合其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的需要而用，有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仍按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因此，在中冶成工正式成为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以及由该公司与联合集团于2008年8月签署形成公司新的章程之前，作为联合大道公司原股东一方的五冶建设始终确认：在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的项目开发中，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联合集团以部分土地价款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60%；5名董事会成员中，联合集团推荐的董事为3名，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而现在作为吸收合并中冶成工的中国五冶认为联合集团无权申请撤销涉案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理由为：2008年8月，联合大道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和重新签署公司章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当时联合集团认缴的15,480万元注册资本金仅到位418万元，而中冶成工认缴的10,320万元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到位，为防控风险和平衡双方实缴注册资本的巨大不平衡，所以双方决定对股东会的表决方式作出与双方投资比例相倒置的约定条款，即中冶成工以51%的表决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联合集团以49%的表决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董事会的表决，则依据章程记载的董事人员构成，实行一人一票，五分之三以上表决通过；事实上，联合集团实际也是在时隔近两年后的2010年6月，才将剩余未到位的15,061.95万元的注册资本以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予以实缴到位；2008年8月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应为双方股东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重新进行了约定，即否定了五冶建设之前所承诺确认的表决方式。

对此，联合集团的意见为：2008年8月9日，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显示，联合集团的出资比例为60%，中冶成工的出资比例为40%，但在股东会的表决权比例方面，联合集团却只占49%，而中冶成工却占到了51%；同样，5名董事会成员中，联合集团推荐2名，中冶成工则推荐3名；如同之前证据所证明的，这一不合理的约定实际只是为了配合中冶成工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的包装需要，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的认定意见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反映，中冶成工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和作为丙方的联合集团，曾共同签署过一份“关于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主体变更备忘录”，该备忘录载明：

一、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在本备忘录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合同主体均由乙方变更为甲方；

二、本备忘录签署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中约定的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甲方承继。因此，2006年8月21日五冶建设与联合集团签订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附件，以及2007年12月25日五冶建设向联合集团所出具的承诺函，在没有相反证据可加以否定其效力的情况下，对中冶成工均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中国五冶作为中冶成工的权利义务继受主体，依法亦应加以恪守。诚如原审法院所分析认定的，公司章程作为对公司重要和基本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公众法律文件，对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及其他社会公众而言是其赖以了解公司的基本依据，但对股东之间来说，公司章程仅是股东之间的一种契约，股东可以通过其他合意且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甚至否定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在股东之间应以股东的真实意思合意为准。本案的事实表明，联合大道公司的股东双方实际并不是以章程的规定来行使对股东会、董事会的表决权，而实际以股东内部协议的方式来确定相应的表决方式，该约定对股东之间具有法律的效力，且与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即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规定，以及《公司法》第四十九条即关于董事会会议的表决规定相符，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联合集团主张的涉案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违反了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在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理由，首先，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主张，上述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中有关“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内容为联合集团私自添加后所形成，与中国五冶及联合大道公司所对应持有章程内容存在不一致，并为此提供了由该两公司所对应持有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公司章程加以证明。其次，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在原审中提供了在2009年10月23日由工商部门出具的准予联合大道公司住所地变更登记通知书及相关申请材料一套，用于证明在2009年10月23日联合大道公司只是办理了公司住所地工商变更的登记手续，并不涉及其他事项；联合集团在其他股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借联合大道公司于2009年10月办理公司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之机，擅自对系争章程第三十九条作出了有利于己方利益的篡改。故对于联合集团主张的该节诉请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联合集团主张涉案的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违反了股东间约定的表决方式，进而违反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理由成立，可予以支持。至于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主张的上诉理由，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难予支持。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0元，由上诉人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审 判 长

高增军 代理审判员

韩 俊 代理审判员

杨怡鸣

○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乐轶

二

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四篇：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认定及利息支付问题

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认定及利息支付问题

企业间借贷是指金融机构之外的企业法人之间或者企业法人与非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及非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由一方向另一方给付一定数量的货币，要求接受给付的一方在约定的期间内归还相同数量的货币，同时支付一定数量的利息（资金占用费）或利润的法律关系。在经济形势发展向好的情况下，企业之间自觉地借贷、还款，一般不会产生纠纷。随着经济下行，企业资金紧张或资金链断裂 越来越多的企业间借贷纠纷也诉诸法院，而企业间借贷的效力、利息如何保护等问题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疑难问题。

1.司法实践中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及其处理

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问题，理论上争议由来已久，尽管法律和行政法规未对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及效力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部门规章均禁止非法人企业从事放贷或变相放贷业务。实务中，通常认为，企业间借贷影响了金融稳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是一种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依法应当无效。具体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4、第5项的关于公共利益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无效。判决合同无效后，在处理结果上，则按照有效的原则处理，判决借款人返还本金，同时返还资金占有费。

2.企业间借贷效力的考察

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否违法、该不该取缔，企业间的借贷如同民间借贷一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贷款通则》等行政规章的具体规定外，并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作出明确禁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同法实施后，认定合同无效，必须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尽管有关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了“未经批准不得从事银行金融业务机构的业务活动”，但在商法理论上，营业是指以某项业务为业，对于企业间偶然的相互资金拆借行为，并不具备银行借贷业务中借款对象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的特征。至于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鉴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很模糊，法律、行政法规也并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理论界将公共利益等同于民法中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笔者以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缓解了一些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很难说违反了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因此以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而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并不妥当。

3.企业间借贷的效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经济利益调整将由事先行政管制转移到市场自主调节中来，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坚持契约精神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企业之间发生的无偿贷款或者企业以其自有资金出借其他企业，以便取长补短、调剂余缺，补充银行借贷、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正规金融所不足，增进了企业间的合作、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加以保护。笔者以为，一定条件下认可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不仅系实践的需要，也符合合同法基本原理，立法和司法解释均有相应的依据。《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并未将对外贷款方的主体资格局限于金融机构，企业间的借贷从内容上来讲，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公司法》第149条第3项也规定，禁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反之，如果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公司是可以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承认了企业间借贷的效力。司法实践中，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明确企业间的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但是并没有明确的金融法律法规依据。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一直将自然人之间或

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作为民间借贷予以保护，在民间借贷中，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为有效。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法理上并无不同，以主体不同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该解释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以垫资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借贷合同的合法性，变更了之前的批复。

企业间借贷与自然人参与的民间借贷一样，是金融借贷等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其合理性来源于企业融资和发展实践需要，其合法性来源于法律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毕竟企业间借贷缺乏监管，受利率管制等因素的影响，对金融秩序的稳定存在隐患。笔者以为，必须把握企业间借贷相对金融借款的补充地位，结合企业间借贷的资金来源、用途以及是否以借贷为常业等因素，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在具体个案的审查中，应对贷款资金来源、用途、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关系、贷款人的经营范围和资信能力、是否系针对不特定人放贷等综合考量后，判断借款合同的签订是否属于偶然的、个别的、互助性借贷，从而认定其效力。

4.企业间借贷的利息支付

目前，企业间借贷的利息标准的高低，完全是通过市场决定。因我国并未采取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企业间借贷利息的高低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开展、金融秩序的稳定，影响甚巨。如何在维护企业主体意思自治和维护金融秩序之间进行衡平，在保护企业借贷合理利息的同时，尽量减少对金融机构的不利影响，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超过4倍的不予保护，这意味着企业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可以高达25％左右。笔者以为，对企业间借贷的利息，要通过分析企业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和目前国家利率管制的有关政策后，有选择性地进行保护。首先，企业间借贷的互助性质，企业资金的主要目的是从事企业主营业务，高息将诱发企业抛弃主营业务转为从事借贷或变相借贷业务，也对借入资金的企业造成沉重的负担，不利于企业发展。其次，企业间借贷缺乏有效的监管，企业间借贷规模的大小完全处于自由发展状态，高息将诱发企业盲目扩大对外借贷规模，存在市场隐患。最后，我国金融借款采取利率管制制度，企业间借贷的高息不利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综上，对于企业借贷的利息、逾期利息和罚息，当事人可以在人民银行贷款利率、逾期利率和罚息的有关标准上浮一定的比例，但不宜过高，故民间借贷规定的4倍标准，显然过高。

第五篇：一套房屋约定两种价格 如何认定阴阳合同效力

一套房屋约定两种价格 如何认定阴阳合同效力

【案情简介】

原告张京华在上海市丰贤区北京路有一套商品房。因被告张丰毅欲购房，经人介绍原告张京华与被告张丰毅达成购房意识，当时双方为规避国家税费，原、被告口头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购房款33.5万元。但在正式合同中约定25.5万元以规避税费。双方达成共识后，2005年3月12日签订了《上海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张京华将其所有的房屋产权转让给被告张丰毅，转让价为25.5万元，原告张京华应于同年6月30日腾出该房并通知被告张丰毅进行验收交接；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签订补充条款，双方之约定应以补签协议为准。购房合同签订后双方未另签协议。2005年8月20日，被告张丰毅取得该房屋房地产权证。

购房合同签订后，被告张丰毅分三次共支付给原告张京华房款27.5万元，并于2006年2月12日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丰贤区支行签订了《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及《个人住房抵押合同》，向银行借款9.7万元，借期10年，同时将房屋作为抵押物担保还款。截至2006年10月底，被告张丰毅共归还贷款本金10877.31元，利息6284.36元，尚欠贷款本金86122.69元。

事后，被告张丰毅不再向原告支付购房款由此形成纠纷。

原告张京华认为，2005年3月12日，其与被告张丰毅签订《上海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其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转让给被告张丰毅，转让价为25.5万元，其应于同年6月30日腾出该房并通知被告张丰毅进行验收交接。在补充条款中，双方约定另签协议为准。之后双方未另签协议。同年3月，被告张丰毅取得该房产权证。但在上述合同之外，本人曾与被告达成口头共识，约定房屋价款为33.5万元，为规避国家税费在正式合同中注明价款为25.5万元。可见，双方商定的房价款应为33.5万元。现被告张丰毅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否认房价款为33.5万元的事实，且至今尚欠房款6万元，严重侵犯了本人的合法权益。

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其与被告张丰毅之间的买卖合同。

被告张丰毅认为，其与原告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虽在合同附件中写明以双方另签协议为准，但实际双方未另签协议，故应以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准，即合同约定的房价款应为25.5万元，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张京华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丰贤区支行述称，依照公积金抵押贷款合同，被告张丰毅向建行支行贷得公积金9.7万元。如撤销被告张丰毅与原告张京华签订的买卖合同，亦请求终止银行与被告张丰毅之间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判令被告张丰毅提前结清房款。法院到决

上海市丰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张京华与被告张丰毅在订立二手房买卖合同时，被告张丰毅明知逃税将造成国家税款流失而隐瞒真实房屋价格，原告张京华应知被告张丰毅逃税会损害国家利益而与被告张丰毅签订上述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故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对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被告张丰毅应将房屋返还给原告张京华，原告张京华应返还被告张丰毅定金及房款27.5万元并赔偿被告张丰毅利息损失。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丰贤区支行基于与被告张丰毅的借款合同主张权利，要求终止公积金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由被告张丰毅提前结清公积金贷款余额，符合法律规定。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第5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张京华与被告张丰毅签订的《上海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

二、系争房屋产权归原告张京华所有；

三、原告张京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被告张丰毅定金2万元、房款25.5万元；

四、原告张京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被告张丰毅购房款27.5万元的利息损失；

五、被告张丰毅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丰贤区支行签订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终止履行；

六、被告张丰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归还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丰贤区支行至2006年10月底止的公积金贷款余额86122.69元，之后《个人住房抵押合同》终止履行。

被告张丰毅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遂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称，其与原告张京华之间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为25.5万元，从未谈过33.5万元交易价格，也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现被告张丰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缴纳了税款，税务机关亦出具了完税证明。同时，原告张京华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撤销买卖合同，而原审判决超出了诉请范围。原告张京华的撤销之诉，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撤销权已消失，故不应得到法律支持。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原告张京华原审时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原告）张京华辩称，原审法院认定房价为33.5万元是正确的。如果房价是25.5万元，被告张丰毅无需支付27.5万元。买卖合同所写的房价是虚假的，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原告张京华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应认定原告张京华与被告张丰毅就系争房屋达成的交易价为33.5万元。被告张丰毅对其已支付的价款超出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一节未能提供合理解释。原告张京华作为系争房屋所有权人与被告张丰毅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本身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亦非双方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国家利益。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双方将合同价款写为25.5万元，被告张丰毅并据此缴纳税款。考虑到合同中对房屋附有装潢、设施设备做了约定，且在原告张京华提供的估价报告及被告张丰毅书写的字条中均考虑了装修因素，故合同约定的25.5万元应是房屋转让价的一部分。根据规定，房屋所有权转让中，受让方应按合同确定的成交价缴纳契税，如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无正当理由的，征收机关可参照市场价格进行核定。鉴于目前税务机关已为被告张丰毅开具完税证明，对原告张京华与被告张丰毅实际转让价与合同约定价款之间的差价是否需缴纳税款应由税务征收机关确定。原审认定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缺乏依据。原告张京华与被告张丰毅所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而签订合同的，撤销权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鉴于本案纠纷并不属于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且原告张京华起诉时距其与被告张丰毅签订买卖合同已超过一年，故对原告张京华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

据此，二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二）项，《合同法》第54条、第5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判；

二、对原告张京华要求撤销其与被告张丰毅所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

当事人就同一套房屋约定两种不同价格，应当如何认定此类合同的效力以及在购房过程中，对于漏缴税费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律师点评】

本案系一起在二手房买卖过程中因当事人对房价数额产生争议而涉讼的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当事人就同一套房屋约定两种不同价格（即俗称的“阴阳合同”），应如何认定此类合同效力及对于漏缴税费的处理。

1．“阴阳合同”的效力认定

所谓“阴阳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采用订立两份以上合同的方式，一份对外，一份对内，其中对外合同的价格或其他条件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而是用于完税或出于其他目的；对内合同可以是一份也可能是数份。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其内容反映了双方的真实意思。在本案中，被告张丰毅与原告张京华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就房屋转让达成协议，协议上约定的房屋价款为25.5万元，而同时又另行约定房屋实际转让价为33.5万元。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二手房买卖活动中时有所闻，即就同一套房屋约定两个价格订立两份合同，用约定较低价格的合同办理手续，而私底下按照较高价格的约定交易房屋，以逃避缴纳部分税收。“阴阳合同”是一种违规行为，在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因此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类似问题在租赁房屋情形下也时有出现，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两份租金不同的合同，一份合同交给单位以取得“房贴”，另一份为实际履行的租赁合同，承租人据此取得差价。

在本案中，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恶意串通隐瞒真实房屋交易价格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损害国家利益，认定双方买卖合同无效。由于双方确定的房屋买卖价款是由房价与装修设备价两部分组成，即系争房屋的成交价33.5万元中还有装潢、设备费用，因此认定房价25.5万元、装修设备款8万元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双方办理契税时仅以房价款25.5万元为基数申报，存有瑕疵，这也为双方日后的纠纷留下了隐患。现被告张丰毅不愿支付余下的钱款，而随着时间的延续，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如果仅因为双方合同中存在隐瞒价格一节而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双方返还，无疑将市场的涨跌风险全部加于买方。纵观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认定合同无效不利于保护交易稳定，亦有悖于民法契约至上的基本精神。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对于双方逃税的情况，可由税务部门进行处理。二审判决合同有效具有法理基础，保护了交易的稳定，具有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2．本案合同不符合行使撤销权的实体要件

在本案中，原告张京华起诉要求撤销其与被告张丰毅之间的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

第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合同的理由系基于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情形。

第一，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做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后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或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主要适用于一方当事人对合同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品种、质量、规格产生误解等情形。判断合同的订立是否属重大误解，应具备以下要件;（1）误解一般是因为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2）必须是对合同内容构成重大的误解。（3）这类合同要能直接影响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合同一旦履行就会使误解方的利益受到损害。（4）重大误解与合同的订立或者合同条件存在因果关系。从本案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分析，双方都清楚买卖合同标的物是位于某处带装修的房屋，转让价为33.5万元，双方意思表示明确，原告张京华未能证明其产生了重大误解，因此本案并非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第二，所谓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在紧迫或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使当事人之间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对等。例如，标的物的价值和价款过于悬殊、风险承担明显不合理的合同，都可称为显失公平合同。显失公平具有以下构成要件：（1）客观上当

事人之间利益不平衡；（2）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其他优势或另一方当事人的草率等订立合同。能否认定本案属显失公平的关键在于房屋的约定转让价与实际价值是否过分悬殊，影响了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原告张京华虽认为合同约定房价低于实际房价，但考虑到合同中对房屋附有装演、设施设备做了约定，且在原告张京华提供的估价报告及被告张丰毅书写的字条中均考虑了装修因素，故应认定合同约定的25.5万元是房屋转让价的一部分，双方利益并不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且原告张京华亦不能证明被告张丰毅存在故意利用自身优势交易的情形，故本案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

综上分析可以认定，本案中当事人订立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本身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亦非双方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国家利益，符合合同的生效要件。因此为有效合同，原告张京华行使撤销权不符合实体要件。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应当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1年内行使，这1年的时间是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某种权利的存续期间。期间届满后权利归于消灭。除斥期间不能中止、中断或延长。结合本案分析，即使原告张京华的主张符合行使撤销权的实体要件，但程序上因其在1年期限内未行使撤销权，亦失去了撤销合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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