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简析“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态(小编推荐)
简析“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态
1958—19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浮夸风肆虐泛滥,自负、盲目攀比、崇上等盛极一时。我们要以史为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失误,有必要对“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
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氛围,造成特定的社会心理特征。“大跃进”运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社会群体社会个体的心理活动自然也要受其特殊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大跃进”时期人们的不同心态特征作用于社会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大跃进”时期,人民的社会心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和特征。
一、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使广大的人们热切希望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表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
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是在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遗产很少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家业的,“所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困难,就是在于我们的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2)对于这种落后的生产力,1954年6月,毛泽东有过直观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对于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不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任其长期存在下去的。这种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六亿人口的大国的地位也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们,都急于取得成绩,改变落后的面貌。
二、自负的社会心理
自信心和自豪感在非常时期非常条件下往往也会演变为虚骄心和自负狂,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使人们为她而自豪,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人们开始不大谨慎了,得出“我们过
去在革命中经历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那么我们现在在会主义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4)的结论。认为只要用15年就可以“超英赶美”,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甚嚣尘上,这正是骄傲、狂妄、自负的心理特征的流露。
三、崇上的社会心理
崇上心理是一种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的心理障碍。我们党深受国际共运权力过分集中的影响,在选定毛泽东作为最伟大的领袖后,便赋予了他具有最高领袖地位和最后决定权的资格。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但在1957年以后,他开始骄傲、主观与自负,个人崇拜的倾向也随之而出现。当中集体反冒进的主张与他要快速发展的主张不合时,他一再予以严厉批评。
当领袖人物被视为真理的唯一化身的时候,领袖即神即上帝,在他面前,一切个体都成为微不足道的了。成都会议上有人公开宣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崇上的社会心理也是“大跃进”得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盲目攀比的社会心理
盲目攀比是“大跃进”时期社会心理的又一显著特征。1958年安徽首先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随后河南提出要“一年改观”。以小麦为例,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宣布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下亩产2105斤的丰产,刚过一天,湖北谷城县乐民社便声称他们的小麦亩产达到2357斤。不甘落后的卫星社在两天之后又发出第二颗卫星,宣布他们小麦亩产达到3530斤。二十多天后,河南西平县和平社则干脆宣布其小麦亩产已达7230斤。
不仅国内省与省、县与县、社与社鼓着劲地攀比,而且在国际上也进行攀比,不仅要和英、美比钢铁,而且还要和“老大哥”苏联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1957年11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使中国的“大跃进”卷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潮流之中,苏联人造卫星率先进入太空,使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信心大增。正如彭德怀在庐山所说:“······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那时的人
们就这样你追我赶地竞赛着,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
五、从众的社会心理
从怀疑客观走向怀疑自己然后随波逐流,这是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大跃进“浮夸风刚刚刮起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不少人凭经验或直觉都感到这一切并不可信,但是后来各地卫星迭起电台报纸一再鼓吹,于是就开始相信了。当小麦亩产”7320“斤的卫星被胡吹上天以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了《揭开了7320之迷》的文章,捏造“根据”和“理由”,硬是把虚构的“7320”论证成“真”的,科学刊物发表不科学的文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掀起了大
跃进的热潮。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的社会心态对事态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5)以史为鉴。
注释:
(1)《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2)《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选集》337页
(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6-1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30页
(4)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5月5日
(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二篇: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
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大全
一、跃进时期: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二、文革时期:
1、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2、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3、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4、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5、毛的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6、服从毛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7、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8、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9、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10、知识越多越反动。
11、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12、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13、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14、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大全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12、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3、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吸袋烟.14、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他去学开拖拉机.”
15、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16、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17、河水急,江水温,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18、你是英雄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19、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20、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专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21、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22、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23、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
24、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25、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26、牛羊儿似珍珠,颗颗闪光耀;蒙古包似花蕾,朵朵欲放苞。台上烽烟不再起,眼望彩虹心含笑。
27、下面一首是农民改造荒地为果园后的诗: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投给客船以果实
28、下面一首是写边疆工业化的诗: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白昼在天
上绘出黑色的牡丹。
29、下面一首是歌颂修十三陵水库的建筑工人的诗:你这是干什么,一铲又一铲?二十五万亩水浇地,要在我掌心里涌现!”30、管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第三篇: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
政法学院09社会工作班杜泽鹏0903030008
浅谈“大跃进”中的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经过60余年不懈的努力,如今已基本完成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性任务。回顾新中国的扫盲史,我们发现扫除文盲的高潮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而又以“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最为引人注目。鉴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来浅谈一下这一时期的扫盲运动。
新中国于1952、1956年曾掀起两次扫除文盲的高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跃进” 中的扫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1956年扫盲的继续,在“大跃进” 的氛围下,这一时期的扫盲又形成一个比前者更大的高潮,而成为第三次扫盲高潮。
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在五年或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1957年3月,教育部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中共八大决议和去年的扫盲决议做出具体部署。应该说,直到1958年初,扫盲运动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以后,“大跃进” 之声不绝于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底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讲话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 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会上作了<积极扫除文盲,向文化进军>的发言。会议向全国发出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这标志着扫盲运动拉开了“大跃进” 的帷幕。
随之,扫盲的舆论宣传动员一浪高过一浪。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成为全国扫盲“大跃进”的纲领性的文章。其主要内容:一是总结了全国的扫盲形势。文章说全国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4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黑龙江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这是农村中伟大的文化革命的开端”。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正在推动着扫盲工作的大跃进。二是发动扫盲高潮已具备了有利条件。第一,农民的热情是当前扫除文盲的最有利的条件;第二,上百万参加农业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的干部,解决了扫盲急需的师资问题;第三,经过几年的工作,群众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章认为,扫盲工作的快和慢、好和差,主要决定于干劲的大小。三是提出了促进扫盲工作大跃进的办法。即: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多种方式,长年学习。为了避免复盲和产生新的文盲,要把扫除文盲与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业余的中小学统一起来。共青团组织要发挥党扫除文盲的天然助手的作用。四是文章提供了数据分析来激发扫盲的热潮。文中说: “解放八年来,全国扫除了近三千万文盲,其中每年扫除农村中的文盲大约是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但是现在十四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一亿五千万,如果照以往八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三百万,也得五十年才能扫完。”“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实行‘三年突击,两年扫尾’的办法,也就是要从今年起每年要扫掉三千万到四千万,比往年的速度加快十倍以上才行。”文章在这组数字计算方面是明晰的,但明晰的数字不是让人量力而行,而是让人蛮干。考虑到新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光凭政治号召的热情是难以达到这个要求的,在1958年达到扫盲4000万的宏大数字后,1959年降为2600万,1960年为573.3万,到1961年下跌为45.8万。5月20
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撰文指出,扫盲要“万人教,全民学”,扫盲效果如何,“问题在于领导决心”。文章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是,在十二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的文盲。今年3月中央在转发江苏省民办农业中学的指示中,又曾指出‘争取在年到七年消灭农村中的文盲’。如果以中央今年3月指示的意见为基准,从1956年起计算,到1962年就是七年,距现在还有五年,到1960年就是五年,距现在还有三年。但这是就全国范围和最长的时间来说的,如果就每一个省市、专、县,特别是每一个区、乡、社、村和厂矿、机关、部队单位来说,就不一定都要等到三年到五年了。”这无疑又加剧了扫盲的更大跃进。一时间,“扫盲运动波涛汹涌”。扫盲口号也应运而生,像“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黑龙江提出“读百本书,写万个字” 的口号,河南提出读万言书,写千封信” 的口号,湖南提出“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青壮年文盲。“大跃进” 中的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轰轰烈烈的扫盲“大跃进” 中,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前述《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文指出,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4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6月初,参加扫盲的还是“六千万人的扫盲大军”,但“全国已156个县消灭了文盲”。其中一组数字指出: “截至6月底为止,据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达9000余万人,全国已有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参加人数成了原来的1.5倍,县数变成了原来的近3倍。截止到7月底,又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已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
帽子,有1.12亿人坚持扫盲学习到了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已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辽宁、福建、贵州、广东、河南、江苏、山西、湖南等12省已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到了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已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占全国2257个县市单位总和的79.7% ;全国已有17个基本无盲省;1958年1~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这一数字是后来统计的4000万人的2.5倍。这些数字无疑被极端夸大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我们也只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去看这次扫盲运动的成果。
1958年10月后,由于全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和“三秋” 劳动,扫盲运动陷于停顿。有的文化学习中断,有部分刚摆脱文盲状态的人发生了回生复盲的现象。如山东济宁专署在嘉祥、金乡县和济宁市抽查一部分公社、街道、手工业社,平均有30.5% 的人不及格。甘肃省威武县据十个乡的调查,一般回生复盲率在30%左右。安徽阜阳专区检查复盲的人数约有二三十万,占扫盲毕业总数的10% 以上o[13]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扫盲质量问题。而且劳动也降低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其中存在的问题:
1、与其他行业一样,是扫除文盲数字的浮夸和不真实。如:据比较实际的统计,广东省
到1958年年底扫除了260万文盲,使全省文盲占人口的比例下降到38.8%左右。可是当时层层虚报的成绩,统计扫盲毕业的竟有547万人,使青壮年的文
盲率骤降到12%0[17]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部分同志去徐水参加劳动,将一些所见所闻写进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过去这个县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曾批评此事。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 时,他说: “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不要作假⋯ ⋯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现在再来看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能忽视这一时期的扫盲在新中国扫盲史上的地位。
2、对扫盲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虽然扫盲会对一些人带来效果,但估计追赶全员化的这种模式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考虑到扫盲的自身规律性。
3、对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教育普及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能够一步到位去学习一些高级的,因为基础打不好,不仅学不好而且学的累,也不能深刻理解。
总结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其实中间也代表了当时新中国建国之后对于教育的一种重视程度,希望能够教育强国,但往往教育和文化产业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成功的,但是这一时间段内的扫盲运动却为新中国后期的基础教育,9年义务教育等等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四篇:大跃进时期经济报道之特点
大跃进时期经济报道之特点
提到“大跃进”,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来说,只能联想到“放卫星,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狂热,不切实际”等等历史书中描述的字眼,要想真正了解感受那个特殊时期的情况,还要依赖于存世的真实的文献,资料,还有亲身经历者的回忆。而且我们也很有必要去了解那段“错误”的历史,站在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其特点,成因及影响等,以史为鉴。
近日,沈毅老师的中国经济新闻史课程讲到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新闻报道,感受颇深,所以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和文献,对当时经济新闻报道的特点做了总结。
“大跃进”口号最早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动全民 讨论四十条刚要 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中提出,酝酿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最终在1958年8月17-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后,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1958年8月,与大跃进运动相配合,中国农村还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时期的主旋律是经济方面,所以当时的新闻报道也是以经济报道为主。1958年出现了大量大炼钢铁的报道,《人民日报》开设“以钢为纲,带动工业全面大跃进”专栏,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粮食亩产不断“放卫星”的报道,《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标志:我国小麦总产量超过美国四十多亿斤》这样不切实际的报道堂而皇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59年由于中央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报道开始重视轻工业,1960年像《淮南煤区大办炼铁炼焦“小洋群”》《江西小高炉大改造大发展》等经济报道也非常多,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
综合分析此阶段的经济报道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首先,经济新闻报道构建了一个不正常的舆论场。
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例,大跃进运动时期,新华社在农业方面曾做过如下报道: 新华社所报道的各种卫星,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海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万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还曾宣传过“放开肚皮”“无限量”地吃饭。地方媒体的宣传也配合着大跃进运动。以河南南阳的情况为例,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350斤以上。实际上,当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7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
当时新闻界负责宣传大跃进可以说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大跃进在发动过程中政治上出现了党内意见的争执,在这种争执中左的倾向占据强势地位,所以当时的新闻媒介在这种压力下,是不敢刊登一些有悖于中央意见的事情的,而对于披露当时浮夸风背后的真相,就更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政治路线上出现问题。因而当时由主流媒体所营造的这个虚假的舆论场不仅不会自行停止,反而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会加速蔓延。这由此带来大跃进中存在的不实之风进一步蔓延而得不到有效控制。
正是由于新闻宣传的舆论造势,使得全国从上到下形成的舆论场都是不正常的。舆论应代表公众的意见,但当时的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并没有反映公众意见。在大跃进运动开始之初,有人就曾发表不同看法,但新闻媒体却对这些不同看法进行批判,报纸称这些人是“观潮派”、“怀疑派”,并且还发表很多文章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判。报纸的这种做法使得大跃进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曾这样写道:“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正是因为报纸的宣传攻势,人民群众盲目的激情和热情被点燃了,全国人民充满幻想,编造着千万个美丽的神话。于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了一种虚假的舆论氛围,即当时的形势一片大好,人人都需要为社会主义奉献力量。当时的决策者们从媒体上看到的也是全国的这片大好形势,因而也就相信了自己制订的策略是正确的,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更大。
第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新闻客观、真实性原则,助长了浮夸风。
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做任何事都要尊重和正确利用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对于新闻报道也至关重要,真实是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生命,然而在大跃进时期,经济新闻报道严重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和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助长了浮夸风,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阶段经济新闻报道的不真实性主要表现在:
(一)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不客观真实。
1958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报道了环江县放了一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此事轰动全国,“扬名”海外。这是一例典型基本要素不客观真实的浮夸新闻。在早稻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事情还未发生,就放出了高产“卫星”。
(二)引用的各种材料不客观真实。
从新闻的定义来看,新闻是被及时公开的传播的、新近发生的、重要的事实信息。新闻只是对事实的陈述,是对客观事物的写真。因此,新闻报道中引用的各种材料要客观真实可靠。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新闻报道在报道中引用各种材料不客观真实,甚至搞假。1958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河南遂平县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小麦亩产3821斤。这个报道引用的材料、数字就不客观真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是当地干部为了某种需要要做数字游戏做出来的。为了放“卫星”原来是以20亩地总产量10210.9斤除以2.9亩再加上300斤得出来的。
(三)整体上本质上不客观真实。
从新闻真实性要求看,新闻报道应从整体上、本质上表现客观真实,如果一叶障目,只取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的报道也叫不真实。
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新闻报道只从现象、表面去报道,违背了从事物的整体性、本质上去把握的要求。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报道了红旗公社党委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一块试验田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事情,这个报道采取了这些不能普遍实施办法,不能代表水稻普遍生长规律的亩产,能说明水稻亩产13万斤吗?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平均亩产只有300斤左右。
第三,新闻文本方面,语言夸张,不准确。
新闻语言的基本特点就是要准确、清晰与生动,而“准确”是新闻语言的核心,生动要服从于准确。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新闻报道,为了放“卫星”的需要,报道语言极不准确,极具夸张,因而也不真实。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不同,用语要准确,不能采取浪漫主义的文学手法。195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的《事在人为,地在人种》,这些标题的文字报道就不准确,用这样的语言文字,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客观规律,不但起不到指导人民生产的作用,反而误导了群众,导致人们盲干。
虽然新闻工作在大跃进中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很难看清客观局势,引导人民和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能因此推卸和逃避自己的责任,在现在新闻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媒体,新闻工作者应该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对当前形势有客观清晰全面的认识,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第五篇:大跃进口号(定稿)
“大跃进”时代的经典宣传口号
http://news.QQ.com 2007年04月20日08:24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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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报史资料,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过后,宣传部门对宣传报道纠偏的两个文件。对像我这样的后生小子来说,既开眼界,更受教育。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好发过多不着边际的议论,姑且罗列,尽量让材料说话。
一
1962年《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发愤读书是走白专路线”
„„
二
1964《关于召开省级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指出要纠正宣传报道中存在的“不恰当、不严肃甚至是错误的提法”,例如:
——“有的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形容为‘仙丹’、‘真经’、‘圣书’、‘金钥匙’”
——“个别文章不适当地、无分析地宣传苦干、拼命、加班加点。„„尤其突出的是‘一股硬劲’的文章,说工人‘在数九寒天的天气,扒了光脊梁’,‘从天蒙蒙亮干到天黑,忘记了天寒地冻,觉不得肚饥口渴’。对加班加点的报道,多数都没有讲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需要,反而往往强调是‘十数年如一日’。”
——“出现了一些不适当地强调‘不计报酬’、‘不要工分’甚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报道”
——“有的报纸报道烟台造种厂的品种几十年只生产十六种,现在达到130多种,但事后了解这只是设计数字,真正投产的也只有六七种。”
„„
三
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以主观臆断代替科学分析,是宣传报道的“顽症”,由来已久,只是“大跃进”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如何纠偏?两个文件精神基本一致,后者更系统,就是宣传报道要“切实‘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切实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
——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事物,要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要孤立地简单化地看问题。宣传先进典型必须真实,同时要防止贬低别人、贬低过去烘托典型的不适当的做法;要正确地宣传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正确地反映思想改造、作风转变的过程,防止简单化庸俗化。
——没有讲清特定的必需的情况,不要一般地去强调加班加点、昼夜苦干、带病工作、不计报酬、自动献料、不要奖金、不要工分等等。对于政治和物质,国家、集体和个人,目前和长远利益等方面的关系,不能只讲一面、只讲一头。
——报道必须真实。宣传中一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要充分宣传先进典型的成就,又要分寸恰当,观点正确,情节真实,以自己宣传的实际行动,体现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
„„
可惜,纠偏刚开始就夭折了。不久,“文革”即爆发,全国“大闹天宫”,在“造反、造反、造反”的喧声中,在“夺权!夺权!夺权!!”的喧声中,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喧声中,宣传报道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甚至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传统几乎消失殆尽。
四
到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与宣传报道的“狂躁”堪称兄妹的,就是诗歌的“狂躁”。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老辈人讲,当时脑子里除了想着吃饭、睡觉、干活,就是绞尽脑汁“诌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诗诌得好,风光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
数不清的“新民歌”,像“大跃进”一样,一跃就没劲了。流传至今的名作不多,就有这首: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当时的新闻,当时的宣传口号,与这类“新民歌”骨子里是一样的。宣传报道的理念、模式,看不出与这类“新民歌”有什么质的区别。文学化的新闻,情绪化的宣传,宣泄式的报道,实际上不过是散文化的“新民歌”。
及至“文革”初期,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报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那次著名的长江之游: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得甜。”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能写出这般“生动如诗”的报道了。
五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敢想敢说敢干。1958年11月,他反思“大跃进”的失误:“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抓生产、搞建设要讲科学,新闻、宣传终归也得讲科学。科学不能丢。“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是干过新闻的,早有提醒: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应“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仅从信念和善良的愿望出发,“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口号,这岂不荒唐吗?”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面对荒唐的宣传报道,刘少奇是清醒的。清醒,往往要付出代价,有时是生命的代价。作为党的历史上真懂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当时关于新闻宣传的一些言谈,针砭时弊,颇有见地,比之于文件的“纠偏”要求,更是一针见血:
“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1958年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现在的新闻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登的东西,大都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1961年对《人民日报》领导同志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绕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1961年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些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那个荒唐的年代变成了历史。
那些热热闹闹的宣传,惊天动地的口号,今人看了会笑掉大牙。
可是,笑过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