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满族形成的脉络与历史作用
关于满族形成的脉络与历史作用
满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祖国的缔造做出过重要贡献，发挥过将持不同生产方式的两大民族集团融为一体的重要历史作用。
一、满族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才出现的。但是，它有着悠久的渊源。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就是满族有史书记载的最早先世。汉代以降，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宋、元、明），皆是肃慎后裔，同时也是满族的先人。
在从肃慎到满族出现以前两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内，肃慎人的历代后裔，在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生息繁衍，开发了祖国的边疆，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谱写了诸多壮美的历史诗篇，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所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有别，致使这一民族共同体的不同部分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处于边远地带的部族长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过着“化外长为太古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断从这共同体中一次次分化出其他族人，形成新的共同体，建立政权。渤海和金，便是两个典型实例。在某些先进的部族进一步发展，逐渐和其他民族同化的同时，从后发的部族中又一次次分化出了新的先进者。几千年来，肃慎及其历代后裔的变化过程有力地证明：民族属于历史范畴，它将长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
追根溯源，满族先世肃慎人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部族之一，居住在“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早在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就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周代时，肃慎人向朝廷贡献过“ 矢石奴”。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便声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充分说明远在春秋以前，肃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并成为中原王朝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而有时仍称肃慎。挹娄活动的区域，大致与肃慎同，包括今辽宁东北部，吉林、黑龙江东半部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辽阔地带。挹娄人也用“ 矢石 ”猎取野兽。有农业，地产五谷，长于养猪，食猎肉、并以猪皮制作服装。能织麻布，用兽皮兽骨制成铠甲。工于造船，不时乘船向邻区进行掠夺。三国以后，挹娄人摆脱对夫余的从属关系，屡次来贡 矢石，直接臣服于中原王朝。
至北朝及隋唐时，史书分别以“勿吉”和“靺鞨”称呼肃慎、挹娄的后人。靺鞨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比其先人更为密切。七世纪初，高句骊强盛起来，靺鞨白山、粟末诸部受高句骊的役属。唐太宗伐高句骊，大败之。白山部“众多入唐”，部分粟末靺鞨人迁营州，与先已移来营州的靺鞨人并居。武则天时，契丹首领叛乱，营州都督赵文 被杀，徙居营州的靺鞨人在首领乞乞仲象、乞四比羽的率领下东走。后至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
时，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了政权（698年），自称振（一作震）国。振国居民以靺鞨人为主体，也有部分高句骊人。唐玄宗时，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不称靺鞨，其辖区便以“渤海”为号。渤海建国二百余年，政治和军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汉文。渤海王每次更迭承继，均受唐册封。玄宗以后，渤海与唐联系更加密切，贡使几乎每年必赴唐都长安，且经常派遣学生入唐求学，故而文化发达，史称“海东盛国”。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年），渤海政权被契丹贵族颠覆，改号“东丹”。而渤海遗民活动的记载在辽、金两代史籍中仍随处可见。为反抗契丹贵族的统治，渤海遗民曾几度割据一隅，先后建立过定安、兴辽等政权，但均遭辽统治者镇压。辽代，渤海人与汉人是南枢密院统治的主要对象（契丹本族人和其他草原部落则归北枢密院统治）。金太祖阿骨打曾云：“女直（真）、渤海本同一家”，反映了当时人对女真、渤海之相互认同。在金代猛安、谋克的组织中，就包括不少渤海猛安、谋克。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这些渤海人日后逐渐与汉人或其他族人同化。
当渤海强盛时，部分黑水靺鞨人为其役属；及其衰弱时，摆脱其统治，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复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渤海亡后，辽统治者南迁渤海遗民，黑水靺鞨亦随向南伸张，并代渤海而兴。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直（真）”，此后，女真这一称呼逐渐代替了靺鞨。
辽王朝把女真人区别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渐与同处的其他族人同化，而“生女真”比较落后。北宋初，生女真完颜部经过频繁的兼并战争，到北宋末年时，将女真各部落逐渐统一起来。1115年，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从首领阿骨打反抗辽王朝奴役，建立政权，取国号为“金”。
1125年，金女真贵族与北宋联合灭辽。其后，女真贵族又推翻北宋，迁都燕京（今北京）。金之统治区域南达淮河，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海岸，西以“界壕”与蒙古为邻，成为历史上与南宋并立的中原王朝。而大部分女真人也陆续迁入中原定居。
入主中原以后，女真人迅速接受与汉族融为一体，到金朝后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的民族特点已基本消失。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把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列为广义的“汉人”之内，即说明他们与当地汉人已无显著差别。
金统治时期，大量的汉人被徙东北地区，边远的少数民族有的移居松花江中游金上京一带。在金统一的政权管理下，中原与东北的界限被打破，两区的各方面交流大大加强。但与中原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发展仍较落后。在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中，发展水平也不致。金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转而成为元辽阳行省所属各路下的居民，受其统治。元世祖几次在对宋战争中 “签女直、水达达军”，以补充其兵源。宋亡后，元世祖在对外战争中，又屡次征调女真人从征。
东北地区女真人中的先进部分，多数居住在辽阳等路的辖区内，他们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杂居共处，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这部分女真人构成了明初辽东直辖卫所下女真人的重要来源。至明中叶时，当地人口中汉人占十分之七，高丽人和归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日另一部分散居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的女真人，仍“元市井城廓，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显然还处在较落后的发展水平。但已有农业生产，也能造船。后来，这部分女真人成为明奴儿干都司管辖下的主要居民。但这部分后发的女真人的后裔，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几经迁徙，逐渐发展，到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以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自明初至明中叶，明廷曾先后在女真分布地区设立数以百计的羁縻卫所，以女真各部首领为卫所世袭官长，总属奴儿干都司。由于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各部间兼并掠夺战争频繁不断，女真人为图生存，自明初以来便逐渐南迁。建州女真各部迁至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南迁后，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大拐弯处。东海女真（明代亦称“野人女真”）散处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上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建州、海西两部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较为先进，社会贫富贵贱的分化十分明显；东海女真发展则比较缓慢，各部间又极不平衡。建州左卫的首领努尔哈赤把握机遇，顺应潮流，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氏。其先世为明建州左卫首领。万历十一年（1583），祖父觉昌安（又译作叫场）、父亲塔克世（又译作他失）在明军讨伐王杲之子阿台之战中任向导，于战争中被误杀。努尔哈赤时年25岁，承袭父、祖为建州部首领。他认定其父、祖之死应由别部女真酋长尼堪外兰负责，遂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讨伐尼堪外兰，从此揭开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序幕。万历十七年，明廷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二十三年又晋封为龙虎将军。自万历十一年起，在以后的30年中，努尔哈赤以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首先把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南至鸭绿江分散的女真各部逐步统一起来。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把被合并的女真各部部众分别编入原有的以氏族、村寨为基础的生产和军事组织“牛录”之中，并把这种基层组织逐步扩充成为八旗制度。初只设有黄、红、蓝、白四旗，后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各旗的固山额真和贝勒既是本旗的所有者，又是本旗的最高军事统帅。八旗制度具有政治、军事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皇太极时，于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十月十三日）废除女真（旧译诸申）旧称，统一称之为“满洲”，“满族”即“满洲族”之简称，至是满族共同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于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随着辖属的蒙古归附各部与汉人俘降人众日益均多，先后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满洲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进一步推动了
满族社会的进步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山海关，定鼎北京。清前期、中期，在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开拓和保卫边疆和整理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
二、回首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真可谓英勇悲壮，坚苦卓绝。五千年前，正值满目洪荒，文明初启。炎帝与黄帝分别代表着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农氏无疑是上古时期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领。其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而黄帝轩辕氏为北方草原游牧渔猎部族的首领，发祥地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域。炎黄二部通过战争的方式合而一。游猎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黄帝能大败炎帝于阪泉；而农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故而其文化成为主体。这种二元归一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格局，规定了方向。农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担当着中华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不断予以补充，注入活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的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地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屡蹶屡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族认同方面不拘血统来源，而只看文化体系和地理位置。因此，商以东夷而继夏，周以西戎而承商，皆为华夏所接受。秦以西戎之部族后裔建起大一统的中原皇朝，更是中华文化本位的最生动的证明。
汉承秦祚，疆土日广，文化发达。但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的规律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若无游牧文化注入活力，则无一例外地呈由盛由衰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却往往能够突然崛起，迅速强大，形成对中原皇朝的严重威胁。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农耕民族节节败退。其结果是，一方面，南方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进驻中原的原游牧民族改变生产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逐渐变成农耕民族的成员。因此，从文化流向上考察就会发现，中原文化体系不但未曾跟随其载体——农耕民族退到南方，反而逆向前进，向东北、西北等几个
方向延伸扩展。注入北方游牧文化新鲜血液的新的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上述过程多次重演，主要以皇朝更迭形式表现出来。考察中国历代皇朝建立者的血统就会发现，非中原民族的后裔应占多数。五胡十六国暂且不论，就连唐高祖李渊也有一半鲜卑独孤氏血统。而正史于此问题不予回避，娓娓道来。其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异常活跃，终于催生了三个由自身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的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辽、金和元。然而，岁月不居，星移斗转，不知不觉之中已经物是人非。北方民族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来则安之，全面接受中原文化；要么绝尘而去，退回遥远北方的茫茫戈壁，而无第三条路可走。而中华文化体系的传统则对留在中原的北方民族后裔以认同，《辽史》、《金史》、《元史》皆入正史即是明证。
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融合的大势终难阻挡。至有清一代，满族上下学习中原文化蔚然成风，数十年间，即基本完成了文化主体的转换。道光以降，外患频仍，内乱又起。列强纷至沓来，狼奔豕突。清廷风雨飘摇，气数已尽，终有辛亥鼎覆，共和肇基。境内诸族整体认同感空前加强，遂有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举。
自此，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满族成为其重要成员，满族同胞中绝大多数已认同中华。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曾利用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制造傀儡政权满洲国，而溥仪生父载灃老先生竟不买其账，耻与为伍。足以表明即使是满族上层人士，也已具备坚定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从文化主体、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考察，满族是当今与汉族最为接近的少数民族。满族同胞与其他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新中国贡献着才智和力量。由于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祥之地，满族人口之大部分布于此。因而已经在并将继续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篇：浅谈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析
浅谈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析
论文摘要：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启了对文化建设的孜孜探索和对文化繁荣的不懈追求，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的发展。论文关键词：和谐文化 历史脉络 一脉相承 和谐社会
文化是思想的沉淀，是历史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薪火相传和繁荣富强的不竭动力。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财富，深刻梳理和阐释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文化建设亦面临着迷茫和危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成分，又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成为毛泽东同志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之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为毛泽东同志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和谐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对于当前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毛泽东同志揭示了文化的性质，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科学地界定了文化的社会定位。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其次，在深刻揭示文化阶级性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应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谋求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谓民族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性，即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性，即它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科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应该汲取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运用批判的眼观进行继承和弘扬，反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吸收和借鉴，反对盲目崇拜，全盘吸收。
二、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亦历经着巨大的浩劫。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作用，强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毛泽东同志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他看来，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种社会思潮激荡杂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丢失灵魂。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据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申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艺发展，满足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进步。
三、江泽民同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科学地阐述并强调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体现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境界。
江泽民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
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精辟的论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雏形。此后，他多次论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内涵，并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做了精确的定位，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根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首次将“中国先进文化”提高到党的性质的高度，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200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对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先进文化理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总结，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以及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标志着党的治党、执政思想的成熟。
四、胡锦涛同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东西文化交融碰撞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促使整个社会思潮纷乱复杂和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多变，文化失范和道德危机的突显呼吁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并对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地阐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时隔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大任务，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又借鉴了人类有益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
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既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评价，还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和谐文化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和谐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价值多元化，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质成分，融合不同文明的异质冲突，在坚守民族特质中寻求世界共性，为解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和谐新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向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五、结论
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启了对文化建设的孜孜探索和对文化繁荣的不懈追求，党在长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过程中，针对不同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展规律对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地回应，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阐述，而这些关于文化的理论阐述又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体现了党对于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入，逐步走向自觉，逐步走向成熟。和谐文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和文化战略调整，建设和谐文化，既是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提升，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文明交融、多元价值碰撞以及多样文化诉求的积极回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三篇：我国新农村发展脉络与展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 课程名称：《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新农村发展脉络与展望》
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是，20世纪的百年史如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依然如是。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束缚，“卖粮难”、“增收难”、“就业难”种种问题横亘在广大农民面前，成为一道道难关，尽管从总体上看，近几年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但是粮食结构的不合理，农业经营效益过低，农村规模经营的错误执行，无制度保障和科学依据得将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这种种做法都制约着新农村的建设。
新农村建设该何去何从，如何最大限度的惠农强农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钱
●粮
●地
●人
专题报告《中国新农村发展脉络与展望》是由中财办副主任陈锡文主讲的，陈老师从“钱、粮、地、人”四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农村的主要症结，提纲契领，言简意赅，值得一看。
专题报告《中国新农村发展脉络与展望》考核方式为提交小结，考核通过后给予相应学分。
第四篇：我军优良传统形成与发展
我军优良传统形成与发展
我军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培育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体现了我军的特色和优势，是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胡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红军长征胜利充分说明了一个真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这一重要指示，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把军队性质、宗旨和职能、使命有机统一起来，精辟概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听党指挥是我军的建军原则，是党和人民对我军的最高政治要求。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任务为任务。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我军官兵的坚定信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之本、胜利之本。
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把听党指挥作为军队发展建设的首要课题。毛泽东同志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为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作出了杰出贡献。三湾改编时，他提出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营、团设立党委，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1929年12月，他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措施和方法。长征途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他领导全党全军逐步完善党对
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制度，坚决同各种企图削弱和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保证了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如何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地传下去，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使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化建设长期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胡主席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军作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本质所在，为我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军建设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从各方面对我国加以牵制和阻遏，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加紧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并把我军作为重点目标，想方设法大肆散布和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诱使官兵动摇我军的根本建军原则和优良传统。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作为部队建设的最高政治准则来把握，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来落实，始终毫不含糊和动摇。
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决定了服务人民是我军矢志不渝的宗旨。我党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实践着这一根本宗旨。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就明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
益”；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要“树立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无产阶级思想”；《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又明确指出“紧紧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
服务人民，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最本质的体现是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我军的根本职责。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人民与军队唇齿相依，军民鱼水一家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在根据地和所到之处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根据党的政策，帮助农民减租减息，各根据地部队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负担。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一面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作战，一面配合解放区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帮助人民过上当家作主的新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军忠实履行根本职能，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始终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适应和平建设需要，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我军先后进行了10次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全军官兵服从大局、毫无怨言。广大官兵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在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上，体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体现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的行动上，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服务人民的政治立场不会动摇，人民军队永远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永远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新世纪新阶段，坚持服务人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按照胡主席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要求，着眼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不断提高打赢能力，确保我军在各种复杂形势下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回顾历史，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军英勇善战的战斗意志和作风。英勇善战，既是我军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信念坚定的战斗意志的体现，也是我军把握战争规律、善于克敌制胜的战斗作风的体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物质基础非常薄弱、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我军要想以弱胜强，打败敌人，就必须有用兵如神的高超指挥艺术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英勇善战，也就成了战胜强敌的重要法宝。土地革命战争中，仅3万红军要反击40万敌军的合围；出师抗日前线，5万将士要抗击40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要对付四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差距更大的是在武器装备上，我们要用“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大炮和坦克对阵，强弱的鲜明对比可想而知。然而，我军官兵依靠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以劣胜优的世界奇迹。不仅如此，我军在各种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也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从川藏公路到青藏铁路、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飞船、从引滦入津到三峡工程，从长江岸边的抗洪抢险到汶川的抗震救灾，只要是祖国需要的地方，都留下了解放军英勇奋斗的光辉足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军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百炼成钢，成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集体，成为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胜
利之师。
我军英勇善战，在于具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和解放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等。在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指引下，我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仗越打越精、越打越奇，许多战例堪称经典。我军英勇善战，在于具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军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敢打敢拼、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打了许多硬仗恶仗，让敌人闻风丧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我军涌现了一大批英模人物和英雄集体，他们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我军英勇善战，在于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还是在极其残酷的战场上，我军官兵都能够自觉做到严守纪律，使我军保持了高度集中统一，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了我军步调一致地去战胜敌人。我军英勇善战，还在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为我军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也为我军作战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陈毅同志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历史昭示我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始终是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征服艰难险阻、创造卓越功勋、谱写辉煌历史的重要法宝。新世纪新阶段，使命
在肩，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充分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在胡主席主题主线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加快适应信息化转变，推动我军和国防事业再创新的辉煌。
第五篇：应当正视与客观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
应当正视与客观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时十年，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付出了大好的青春年华。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正视和害事求是的评价，而不应当主观武断地加以否定。对于当年的知青而言，这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他们父辈的历史。正视和害事求是地评价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年代中的曾经的年轻一代的尊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作为他们的后辈的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尊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主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效地化解了城市就业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国家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工业基础几乎是一片空白。建国后虽然工业化得到政府的强有力的推进，但城市就业岗位远远不能适应就业的需求。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工业生产不同程度的停顿，无疑又加大了城市就业的矛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客观上有效地缓解了这一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是在城市寻求工作岗位，当时的中国社会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农耕时代的。知识青年们以其所具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和传播科学种田的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以农哺工，推动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后来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已经返城，但他们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和技术等工业生产的要素，以及把城乡连接起来的人脉关系，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推进仍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把城市文明带入农村社会，促进了农村的文明与进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农村居民的文化层次极为低下，为数众多的农民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知识青年到农村后使农村的文化生活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间接地开扩了农村居民的视野，使他们受到了现代文明的薰陶，对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广大青年学生与作为社会下层和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农民有了经常性的接触，了解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意识形态，增强了对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同情，并由此而增强了改变他们生存状况的历史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决定和深刻地影响着青年学生人生道路的选择，甚至决定和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社会分配和福利制度的改革，进而决定和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至于某些文艺作品中提到或渲染的有些知识青年做出的偷狗、偷鸡、偷鸭，并用生活艰难予以解读的事，只是极个别的、出现在极少数人身上的行为，与知识青年这个庞大群体的主体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尽管当时生活比较艰难，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是积极向上，洁身自好的。当代青年应当为他们的父辈的品格与情怀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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