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1全域城市化背景下的妇联维权工作M...5篇

第一篇：TM-11全域城市化背景下的妇联维权工作M...

关于全域城市化背景下妇联维权工作新模式的探索

全域城市化是我区“十二五”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实质就是农民职业非农化、农村服务社区化。作为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最佳模式，妇联的维权工作也必须在此大背景下创新自身的工作方式。

一、全域城市化带来的妇女生活、学习、工作和妇联工作等一系列变化

1、基层妇女组织将重新组阁。（按照我区十二五发展规划）计划将由现有的63个村整合３６个农村新社区，包括２０个农村新型居住区，保留1６个中心村。届时，沿习了几十年的村妇代会组织将明显发生结构性的调整，村居对接成为必须。

2、妇女的身份、就业、生活方式等均将发生变化。身份来讲，农民变为市民；就业而言，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转为现代都市农业或其他就业模式；居住模式，由一家一户的单门独院到群居式的高楼大厦。

二、全域城市化进程中妇联维权将工作面临的问题

由于基层妇女组织结构的变化，妇女人口的流动、身份的转变、从业状况的变更，使得妇女的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妇女的权益保障显现新的动向。

1、妇联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得不到有效实施。一种情况是：作为村民，她的户籍、集体经济利益关系均在村里；作为居民，她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在新的居住社区。另一种情况是：部分村户籍制度改革后，户籍在新的社区，居民仍分散居住在各村，由此，呈现双重身份多头管理与无人管理的现象。使得村妇代会和社区妇联分别出现能管而管不着，想管又管不了。如妇女集体经济利益的分配和作为社员待遇的享受。

2、妇联的宣传教育职能得不到尽情发挥。村级经济相对雄厚而无法对已离开村落的分散的妇女组织学习、培训和活动，而经济状况相对较弱的社区又无力开展类似活动。基层妇女工作难度加大，妇女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妇女权益的维护也受到影响。

3、妇女诉求得不到及时维护：一些妇女由居住方式改变而使生活方式改变，高楼大厦的群居生活使业余生活空乏。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就业难成了妇女自立的瓶颈，一边是企业用工荒，一边是妇女就业难的问题已然存在。特

别是对一些文化程度低、缺乏技术能力、又到了一定年龄的妇女，由此也可能引发沉眠赌博等不利于家庭和谐的劣习。

三、全域城市化背景下的妇联维权工作新模式的探索。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城乡统筹，基层公共资源均等化。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公共服务和城市文明必然向农村延伸、辐射，对农村实行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要求，使得妇联的工作模式必须适应新的变化。

1、健全组织，夯实基层基础，解决有人做事。

一是结合基层党组织“双覆盖”，着力推进基层妇女组织建设。

二是成立“大阿姐调解工作室”，选择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相对较多、基层矛盾和问题相对突出的11村先行试点，由村妇代会主任、委员、在本村群众基础好的老村干部、妇女干部等富有热情的志愿者队伍。

三是延伸文明楼创建工作，把城区较为成熟的文明楼群创建工作方法和经验延伸到正在建设的农村新社区和农村新型居住区，物色一批热心、热情的志愿者担任楼长，建立楼管会组织。

2、创新模式，完善工作机制，探索妇联参与社会管理和创新路子。

一是村社结对联合行动，对目前组织机构已经完善的相邻村和社区，社区中的居民本身来自村民，采取村社对接，实行工作联动资源联享。

二是将妇联维权工作纳入全区大调解范畴。将“大阿姐”调解工作室列入我区社会矛盾纠纷联合解决机制。调解工作室立足基层妇女维权需求，在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及区法律调解专家团的业务指导下开展工作。在区妇联妇女维权窗口建立由妇联、司法、法院、心理咨询协会等组成的专业调解咨询团队，为处理妇女权益相关事宜提供最直接最快捷的服务。

经过前期的调查摸底，逐村落实人员、场地、设备、经费，目前，已建立调解工作室工作制度、调解形式和调解程序、调解人员工作职责和工作纪律、回避制度。

今年“三八”维权周举行授牌仪式。

四月份，我们又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并作业务培训辅导。

运行几个月来，情况良好，如棉丰村从成立“大阿姐”调解室以来，先后调解近60起家庭纠纷。（以上红字部分，分别用四张照片体现）

三是实行基层矛盾纠纷考核奖励，凡“大阿姐”调解工室试点单位的调解案件，一律享受区基层调解纠纷“以奖代补”政策，按照矛盾纠纷难易程度分简易、一般、复杂、重大纠纷和纠纷预警信息，分别给予10—500元的奖励，鼓励主动调处矛盾、解决诉求，及时上报预警信息。

以上只是基层妇女组织建设和基层维稳调解工作方面的一些探索，抛转引玉。全域城市化背景下妇联维权工作任务艰巨，比如妇女素质的全域提升，妇女重新就业创新的载体，外来流动妇女的权益保障等等，需要我不断探索和创新。

第二篇：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设

试论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之而来，很多地区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因拆迁补偿、人员安臵、劳动就业等原因而引发的上访、静坐等群体性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成为该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不利因素。城市化进程，站在社会型态的角度来说，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站在人的角度来看，是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鉴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法律问题，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笔者试从房屋拆迁、城管执法、社区法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房屋拆迁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对房屋进行拆迁。

（一）公共利益是否需要明确界定

笔者认为，《宪法》、《物权法》等法律在明确规定公共利益是征收的前提的同时，未对公共利益概念作出界定，此即实践中普遍存在“以公共利益为名，大行商业利益之实”情形的法律根源，为此主张法律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以便在确保公益拆迁能更好地得到贯彻和实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但也有些学者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陈信勇教授，认为法律之所以不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出于“官商勾结”的方便，而是因为如果法律明确界定了公共利益，严格区分了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公益拆迁）和非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商业拆迁），则由于公益拆迁的拆迁补偿费用明显低于商业拆迁的拆迁补偿费用，就会导致大量的被拆迁户更愿意选择商业拆迁，进而在实施公益拆迁时产生更多的矛盾和冲突，他同时基于公共利益范畴内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等理由，主张不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

（二）房屋拆迁的性质问题

国内法学专家学者对房屋拆迁的性质进行了阐释，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分歧较大。第一种观点认为，房屋拆迁是民事法律关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同时认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拆迁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房屋拆迁纠纷仅仅是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双方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政府并不应直接参与，而只能在纠纷发生之后中立地进行裁决。第二种观点认为，房屋拆迁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又分为行政合同说和行政征收说两种。持行政合同说的学者认为，在拆迁关系中，拆迁人是受法律法规（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授权的授权性行政主体，在拆迁时运用行政权力，负责处理拆迁安臵补偿事宜，并独立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在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虽然通过合同的方式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拆迁双方地位不对等：拆迁人对被拆迁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以及毁约行为有制裁权，并享有强制执行权。而持行政征收说的学者则认为拆迁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执行特定的公共任务，全部或部分剥夺行政相对人财产并给予全部或部分补偿的行政行为。另有学者认为，房屋拆迁的性质，当依是公益拆迁还是商业拆迁而定。鉴于公益拆迁是政府做出的行政决定，拆迁人只是受政府委托具体从事拆迁事宜的组织，并不与被拆迁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因此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而在商业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通过合同的方式自愿、平等地具体协商补偿标准、拆迁相关事宜等。其拆迁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财产关系。

（三）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问题

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问题是拆迁中的核心问题，有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当前的房屋补偿标准过低，不利于被拆迁户利益的保护，因此，建议应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来确定补偿标准。个别学者甚至提出拆迁补偿应高于市场标准。

（四）强制拆迁问题

从网络、报刊中，国内有些学者们列举了“重庆、深圳最牛钉子户”等实例，具体探讨了强制拆迁在现实中的适用情况。有学者认为，首先应明确强制拆迁只应该存在于公益拆迁中，因为商业拆迁实质上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决定了拆迁方不能对被拆迁方实施强制拆迁。其次应统一强制拆迁的主体，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地方是行政强制拆迁，即由行政主体直接实施强制拆迁，有的是司法强制拆迁，只能由司法机关实施强制拆迁。还有学者提出，应停止行政强制拆迁，而全部交给司法机关实施强制拆迁，但这又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司法机关有无能力判定公共利益，司法机关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实施强制拆迁等。

除上述问题外，针对现实生活中拆迁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拆迁方的信息不够公开，以至被拆迁方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拆迁程序中，不能很好地保护被拆迁方的权益的情形，有学者建议在拆迁过程中应加强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主张广泛地引入听证程序，让拆迁户更多地参与到拆迁过程中来。

二、关于城管执法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以来，诸多地方探索设立城管执法机构，将原来分属于环保、环卫、规划、工商等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全部或部分揽于其身。学者们专门分析和探讨了城管执法体制所存在的弊端：

一是城管执法机构职权划分不明。有学者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城管执法单位的各种表现形式：有的地方城管是独立的单位，具体名称有市容办、城管办、执法局、联合管理办等；有的地方城管并非独立单位，而是挂靠在城乡建委或城建局下、还有的挂靠在环卫局或由环卫负责监管等。另有学者对部分城管与相关单位的职权划分进行总结，指出：侵占道路的处罚权划归城管执法部门，而公安交警部门继续行使其他的公安交通行政处罚权；对于环境噪声管理权，社区里的噪音由城市管理执法局监管，建筑工地的噪音由则由环境保护部门监管，噪音的技术检测则又要由环境保护部门完成；对无照商贩的占道经营由城管执法部门管理，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则继续行使其他方面工商管理行政处罚权。这种划分方式不够科学也不够明确，导致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几个单位的交叉管理，而有时又会出现无人管理的情况。

二是执法依据不统一。学者们认为，城管的职责范围包括市容、环卫、交通、规划、工商等，囊括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执法依据主要有《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执法依据的不统一给执法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此，许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一部《城市管理法》，对城管的地位、职责、执法程序和监管机构等进行明确规定。

三是城管执法方式落后。有学者以“六八加一”归纳城管执法工作的现状，即：对于城管执法一方，80％精力集中在常年的摊贩整治，80％的查处案件归为违法设摊，其中又有80％属于屡教不改，80％的摊贩整治遭遇程度不同的执法对抗冲突，80％以上摊贩处罚难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0％以上的摊贩整治实际效果不尽人意；只要稍有机会，摊贩100％会卷土重来。而对设摊人员一方，每个游动摊点背后，往往维系着一张嘴甚至整个家庭的基本生计来源。80％的人来自非本地区，80％属于以此为生养家糊口的职业流贩，80％的人不止一次被城管执法查处，80％认为即使被罚仍有获利空间值得继续设摊，80％反映城管执法粗放野蛮不文明，在触犯人格尊严或可承受底线时80％的人会选择抗拒执法，只要有可能100％会将设摊进行到底。这一总结形象地说明，实践中城管工作的重心大部分放在了整治流动摊贩上，随着摊贩的流动而流动，执法方式单一且被动。这种执法方式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群众对城管地位和工作性质在认识上的误区。

经过讨论，学者们对于今后的城管体制和机制改革重点达成了如下共识：首先，要理顺城管体制，统一执法机构的名称和职权，科学、明确地划分城管与相关单位的职能界限；其次，抓紧制定《城市管理法》，规定城管的地位、执法权限、执法程序等，作为执法的统一依据；再次，改变被动执法的方式，今后城管工作不应局限于整治流动摊贩，而是应广泛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其他职能；最后，在执法过程中，要改进执法方法，执法人员一方面要避免暴力执法的形式，另一方面执法人员也应维护自身的人身安全。

三、关于社区法制建设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在实践中的探索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在现阶段，城市化的方式基本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被动地实现城市化，今后可借鉴浙江舟山经验，在农村建社区，主动地实现城市化，在农村建社区时，舟山渔农村所探索出来的单村建社区、联村建社区以及并村建社区的模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对于城市社区法制建设，学者们分别从社区法制教育和社区矫正制度等角度展开了讨论。关于社区法制教育，有学者指出，目前社区法制教育存在着工作者素质不高，缺少专门机构，工作流于形式，发展失衡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三位一体的社区法制教育体系，即以社区工作者为切入点，以社区居民为支撑点，以社区住民为突破点，使社区在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指导下，通过开展一个活动、建立两个平台、落实三项措施、采取四种形式的这种“1234”工程来确保“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落到实处。关于社区矫正制度，有学者重点介绍了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认为：犯罪是习得的，因而是可以矫正的，通过摆脱越轨文化的束缚，是矫正的有效途径，社区具备这种矫正环境，因此应予推广。还有不少学者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作用，主张将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罪犯广泛地纳入到社区矫正的体系中。

房屋拆迁、城管执法和社区法制工作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典型、最突出，也是暴露问题最多的三大块，但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还会引发许多其他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解决：

一要继续推进基层普法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要继续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重点放在增强法制观念上。普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力求贴近实际，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深化普法教育，是预防和减少不安定因素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各项工作严格依法按章运行。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依法行政，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纳入依法运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基层各单位也要做到依法和规范化管理，依据国家法律制定和完善单位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

三要强化司法工作，把矛盾纠纷的处理纳入法制的轨道。我国已经制定出《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解决民事、经济、行政争议的法律法规。这些年来，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人们仍然习惯于有了问题找政府，这种状况不利于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因此在调处矛盾的过程中，对于因合同争议、债权债务、政府不当行政等引发的纠纷，在调解无效时，要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裁决、复议或仲裁、诉讼。司法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受理，特别是对一些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案件，审理和裁决时力求公开、公正、及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种服从法律、信赖法律、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氛围。

四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一是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臵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不安定因素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三是要继续完善行之有效的不安定因素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把纠纷解决在基层。集中时间和力量，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常见、多发、带有倾向性的纠纷进行专项治理。

总之，城市化进程中的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城市化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第三篇：浅论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规划创新

浅论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规划创新

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

绿维创景认为，全域旅游已成为推动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将对未来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保护、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对“全域旅游”战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就此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各种探索。

作为当前及未来最大的旅游热点之一，乡村旅游是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方面，搞好乡村旅游的规划，对于成功落实全域旅游战略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本期微信将从“战略地位、重点区域、核心理念、规划任务、主题构建、空间布局、产品体系和政府工程”八个方面，来简要提出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规划的创新要领。

一、战略地位

在“全域旅游”的架构下，乡村旅游的战略地位如何？绿维创景泛旅游分院罗红宝院长认为，全域旅游中的“全域”，主要包含 “城市区域”、“乡村区域”及“城乡连接区域”三部分，其中，“乡村区域”又是全域的“根本基础、核心构成与重点片区”。可以认为，如果乡村旅游做不好，那么全域旅游也将无法实现真正的落实。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乡村旅游业已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主要体现在下述两方面：

一方面，在中产阶级壮大、城乡交通升级、假日供给增加、出行服务升级、政策资本推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乡村旅游已经从简单的农家乐发展成为一种追求乡村生活方式的潮流势，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大产业（乡村旅游（农家乐）－乡村观光－乡村休闲－乡村度假－乡村生活）。

•30余年发展历程 •200万家发展主体

•12亿人次接待量 •占到旅游接待总人次30% •3200亿元营业收入 •带动3300万人就业

另一方面，由于契合城市人群逃离都市、回归自然、追忆乡愁、休闲养生等方面的需求，引发了“新上山下乡”热潮并将进一步扩大，最终创造乡村经济发展源动力（如下图所示）并有效解决政府及百姓最为关注的扶贫攻坚问题。

二、重点区域

站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乡村旅游规划的重点区域应如何把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呢？罗院长认为，全域旅游架构下乡村旅游发展与规划的重点区域既不是城市中心区，也不是工业开发区，还不是成熟型景区，而应当是：

•城郊地带 •景区外围

•乡村山区 •沿路区域 •滨水片区

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规划研究时，我们需要很精准地把上述地区作为重点，才能抓住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

三、核心理念

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规划的核心理念是什么？罗院长认为主要包括下述四大理念：

•乡村全域游理念——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多规合一；系统推进旅游与精准扶贫、环境治理、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及生态修复的深度融合。

•乡村旅游＋理念——主要是“产业融合、业态创新和互联网＋”。产业融合：旅游和其他产业的融合，形成一种泛旅游产业的架构；

业态创新：以“旅游+其他业态与产品”的方式，形成乡村旅游业态创新； 互联网+：运用“乡村旅游”+“互联网”的概念，形成全新的商业模式-乡村电商、乡村旅游“智慧”服务。

•供给侧改革理念——主要是产品系统升级、公共工程完善和体制机制创新。产品系统升级：通过对照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乡村旅游产品进行系统升级； 公共工程：该部分是政府工作过程中的短板，我们在做乡村旅游规划开发工作中，要注意抓住该短板，形成公共工程的专项规划。

体制机制创新：在做乡村旅游规划开发工作中，需要与林业、农业、水产等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所以在体制机制上要不断创新，以求突破限制。

•科学发展观理念——是指突出六个相结合：谋划策划与规划计划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创新引领与落地运营相结合、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结合、政府带动与民众响应相结合。

四、规划任务

传统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仅仅是围绕着“发展规划”两字在做规划，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乡村旅游规划任务应该是按照“1+3”的模式来进行，才能够实现既有顶层设计又有落地抓手的系统规划：

•1=基于全域旅游建设的乡村旅游顶层设计

•3=重点镇／村／带策划与设计＋乡村旅游公共工程规划＋乡村旅游近三年行动计划与实施方案

五、主题构建

从各地全域旅游发展经验来看，乡村旅游构成了全域旅游的主要基础，但是其主题定位却是不同于全域旅游的，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要点：

•把握市场需求：休闲、养生、度假是潮流

目前乡村旅游市场需求已经不再是农家乐、乡村观光游这么简单的需求，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乡村休闲、养生、度假，甚至是乡村旅居生活。所以在做乡村旅游规划时，应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住时代潮流，这样才能打造出受市场欢迎的旅游产品。

•发挥比较优势：生态、民俗

乡村旅游不同于城市旅游的显著特点则是乡村有着自身特有的民俗风情、生态自然，所以在打造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

•突出地域特色：区别于其他乡村

挖掘不同乡村的不同地域特色，目的在于避免简单地复制、模仿和照搬，造成千村一面的后果。

六、空间布局

下面我们以“十堰市乡村旅游规划项目”为例，简单谈一谈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的空间布局模式。我们将十堰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提炼为“一核两带三区多廊道”：

（1）一核： 离城市最近，开发的条件最完善 环城乡村游憩带

（2）两带：沿主要有风景基础的道路 北部汉江流域乡村旅游发展带 南部竹房城镇乡村旅游发展带

（3）三区：当地已形成武当山景区、丹江口景区和神农架景区 环武当山乡村旅游片区 环丹江口乡村旅游片区

环神农架乡村旅游片区

（4）多廊道：沿风景优美、独具特色的多条次干道，打造景观道。209国道乡村休闲旅游风景道/武神公路乡村生态旅游风景道 大川乡村旅游风景道 西沟乡村旅游风景道 堵河乡村水韵旅游风景道 236省道乡村休闲旅游风景道 229省道乡村休闲旅游风景道 小结：

通过十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空间布局，可从以下三方面去梳理：

•核心：环城游憩带

•重点：沿主路、顺大水、亲山地、临城镇、环核心景区 •支撑：乡村风景道群、重点旅游村、重点景区或乡村度假项目

七、产品体系

日益壮大的乡村旅游产业规模需要自身不断的调整内部结构，形成多元化产品体系。罗院长认为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应采用以下方法论来进行设计：

•核心：环城游憩带、乡村风景道集群、示范发展带（区）

•重点：特色旅游村镇集群、乡村休闲度假体系（以营地、民宿、温泉、运动等作为核心构成）

•基础：城镇旅游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旅游景区景点体系

•延伸：特色乡村旅游节庆、乡村旅游商品（工艺品、农产品、深加工）

八、政府工程

罗院长认为，政府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力量，应当抓住下述核心工程与支撑工程： •核心工程：示范样板区域打造工程、乡村旅游公共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工程、资源导入与投资引导工程。

•支撑工程：人才引进与农民培训工程、区域协作工程、营销推广工程。

综上所述，在“全域旅游”成为全新旅游发展观的阶段，要做好乡村旅游规划，应当对乡村旅游的 “战略地位、重点区域、核心理念、规划任务、主题构建、空间布局、产品体系和政府工程”八个方面形成创新的认识，才能够制定出更符合时代背景的规划成果，最终推动乡村旅游的突破升级与全域旅游战略的真正落地。

第四篇：妇联关于维权工作调研报告

为进一步做好基层妇联的维权服务和工作，最大限度发挥妇联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作用，我会对基层妇联维权工作做了一个调研，情况如下：

一、基层妇联的维权职能定位和工作任务

妇联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在基层，妇联的维权职能主要是发挥宣传、教育、沟通协调的作用，当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迅速分清侵害的类别和程度，如果受害妇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基层妇联首先要设法保护她们的人身安全，要对受害妇女进行心理安抚和情绪疏导，防止二次伤害的发生，还要对侵害者进行批评教育和谴责，视侵害的程度与公安、司法、民政、法院、检察院、当地政府等部门做好沟通协调，与相关部门共同切实地维护妇女权益，对受害妇女如何维权进行有效地指导和沟通、协调和帮助。而在平时，基层妇联要常态化地做好妇女权益保障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把宣传和教育工作浸入到妇女工作的基本日常中，保证宣传和教育的广泛性、有效性、深入性。

二、基层妇联组织及干部、执委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有效方法和有益经验

在基层，妇联组织及干部、执委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做得比较有效和成功的经验是：1.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时高度重视并且高度负责；2.本身对妇女儿童维权业务比较熟悉或者肯用心去学习和请教的；3.关键是能根据案件的轻重、简单或复杂的情况，努力和案件涉及的村委或当地政府甚至是公安、司法、民政、法院、检察院等沟通，积极协调，做好中间人的作用，能够想办法引起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重视，从中协调和推动妇女儿童维权；4.最重要的是帮助妇女儿童维权时自己不是孤立的，能够形成针对性的维权联盟和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与帮助妇女和儿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基层妇联维权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基层妇联干部本身的能力素养和业务素质欠缺

基层妇联干部的能力素养还有待提升，关于妇女儿童维权的业务知识也还有待加强，在开展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中很多基层妇联干部会不知所措，一个是她们缺少相应的培训，另外一个是真正参与到妇女儿童维权案件中的情况比较少，处理这方面事务的经验不足。

（二）基层妇联干部身兼多职的问题

从县（区）层面讲，妇联一般存在职数少、承接跟妇联不太相关的其他工作繁多的情况，本身妇联编制和人数就很少，但妇联干部往往都要承接很多政府的其他工作，面临的绩效考评内容很多，又有被抽调人员的情况，所以在做妇联主要业务上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而乡镇（街道）一级更显得困难，乡镇（街道）工作任务巨多，“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乡镇（街道）妇联主席几乎都是身兼数职，极少能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妇联的工作，做也只是停留在完成任务这一层面，更别说去钻研和学习如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问题了。遇到身兼的其他工作任务紧工期，妇联工作往往会被迫地被排到后面，这也跟当地党委政府对妇联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关，妇联主席们对妇联的工作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和捉襟见肘。村（社区）一级的妇联干部更不用说，实际上也往往都是村（社区）妇联主席在承担全村（社区）的妇女儿童工作，但是在村“两委”队伍中她们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妇女儿童工作，而妇联执委们虽然在全村的妇女儿童工作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带动和引导等原因，执委们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有限。

（三）基层缺乏有效的联动维权机制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时基层妇联往往显得比较势单力薄，在与其他相关的部门形成合力维权时困难重重，或因不同的部门对案件的重视度不同，或因责任分工不明晰存在推诿的问题，甚至或因不作为的问题，等等。妇联的力量本身确实也有限，要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儿童权益问题，能够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需要涉及到的相关部门一起完成，但目前基层缺乏一种有效的部门联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协同机制。

第五篇：县妇联维权工作情况汇报

**县妇联维权工作情况汇报

2005年以来，**县妇联维权工作始终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的工作方针，以为妇女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为目标，坚持做到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特色工作相结合，着力构建社会化维权工作大格局。现将妇女儿童维权方面的落实情况总结如下：

一、日常工作常抓不懈。在县妇联和各乡镇分别成立了“妇女儿童维权中心”和妇女儿童维权热线，针对信访接待和来电咨询等日常工作，我们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热情接待，切实为妇女群众排忧解难。一是把信访接待工作作为一个窗口，对来访者进行政策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四自”精神的引导教育，把法律知识的传播与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融为一体，使来访者在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法制观念和自立自强意识不断得到增强。二是对来信来访案件进行定期、定量、定性分析，特别是发现集体上访的苗头，及时向领导汇报，采取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化解，防患于未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2004年以来，县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1161件，其中劳动保障类26件，占2.24%；财产权益类53件，占4.57%，人身权利类386件，占33.25%，婚姻家庭权益类630件，占54.26%，综合类66件，占5.68%。妇联协调解决的信访案件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权益、农村妇代会主任退休生活问题等方面，结案率在95%以上。三是狠抓案件的协查。2004年以来，各级妇联共协查较大侵权案件2起，涉及家庭暴力、子女抚养等类型，通过我们的积极协调，这些案件都在照顾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下，得以圆满解决。如2004年3月8日**商报刊登一篇精神病院发出一封求救信——21岁女孩从寄人篱下到尼姑庵再到精神病院，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县妇联正副主席一行4人马上到**镇该女孩生父母家及金乡外公家开展调查核实，在当地政府积极配合下，该女孩父母从**精神病医院接回自己的孩子，还给女孩一个本属于她的自由空间。

二、重点工作主抓不放。一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出台后，各级妇联将学习、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制订得力措施，选准有效载体，强力推进。一是抓学习材料的准备。我们翻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征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宣传提纲》等学习材料10000多册，发到乡镇妇联和广大妇女手中；二是抓宣传骨干培训。我们在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学习培训的同时，组织开办乡镇、村妇女干部培训班，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妇女儿童维权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共培训妇女干部1000余人。三是找准载体。首先，我们借助新闻媒体，在广播电视上进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标语宣传；其次，我们以“创建反家暴社区”、“不让毒品进我家”、“防治爱滋”和普法宣传活动为主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现场维权咨询和宣传活动，共分发《新婚姻法》等各类宣传资料3000多份；第三，层层组织宣传妇女法，各乡镇妇联积极宣传妇女法，通过张贴标语、宣传车、咨询会、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妇女群众作宣传；第四，通过对**县农村妇女的维权现状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调查，撰写《对创建“和谐苍南”中农村妇女维权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对今后更好的实施妇女法奠定基础。

三、特色工作力求创新。新形式下的妇女儿童维权工作需要大胆创新，针对**县的实际，我们着力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创新。一是成立了“110”反家暴中心。为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县妇联和县公安局在2004年及时成立了“110”反家暴中心，加大了对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并拟成立“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结束取证难的情况，有效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二是设立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信访接待日。我们以每月1日和15日为信访接待日时间，由两位资深女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受害妇女儿童、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帮助，同时，使更多的妇女知法、懂法，有能力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三是充分发挥妇女特邀陪审员和人民陪审员的作用。积极主动参与法院涉及妇女和儿童的案件的一审判决，在陪审和监督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妇联特邀陪审员和人民陪审员在处理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调解中的作用，使妇联特邀陪审员和人民陪审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承认，树立了妇联维权的权威性，同时更有效地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四是设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合议庭。为加强对妇女群众的法律教育，更好地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我们设立了“妇女维权合议庭”。对涉及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各类案件采取“三优先”，即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依法保障妇女平等的财产权、继承权、抚养权以及获得赔偿的权利，依法从重从快地惩处家庭暴力、q####j妇女、J##Y幼女以及虐待、遗弃等侵害妇女合法人身权利、财产的犯罪。五是开展特殊妇女群体的帮教转化工作。每年“三八”节，妇联、“维权合议庭”成员到县看守所、戒毒所，对在押的女嫌疑犯和吸毒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四自”教育、道德教育和爱心教育，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总之，两年来，我们以为妇女儿童排忧解难，切实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高度责任感，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发展，为推进“平安**”建设和我县跨越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