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工作规则(试行)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上海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工作规则(试行)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上海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工作规则(试行)

第一条 本市各级法院涉案司法鉴定的委托工作由高级法院实施统一管理、集中委托。

本规则所称司法鉴定，仅指法院在案件审理、执行中委托社会专业机构所作的财务审计、工程审价、资产评估和房地产评估。

第二条 涉案司法鉴定委托实行鉴定人名册制度。各级法院所需司法鉴定均应在鉴定人名册内确定具体的鉴定机构。

第三条 各级法院在案件审理或执行过程中需要委托司法鉴定的，由相关审判庭或执行庭提出，转本院立案庭通过电脑系统移送高级法院立案庭。高级法院立案庭定期、公开通过随机方式(电脑配对)确定鉴定机构并办理委托手续。

第四条 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事项后应当及时开展工作。如果认为受托事项需适用回避原则的、不能立即实施需要暂停的或者确实无法进行的，均应及时向相关法院提出。相关法院审判庭、执行庭审核后认为情况属实的，报送高级法院办理另行委托、暂停或撤销手续。

第五条 鉴定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高级法院可以撤销委托，重新确定鉴定机构：

1、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2、鉴定材料不真实，或鉴定方法有明显缺陷的;

3、鉴定人员系案件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近亲属的;

4、鉴定人或者近亲属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

5、鉴定人担任过案件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6、以不正当方式取得鉴定项目的;

7、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与机构恶意串通的;

8、其他可能影响鉴定公正进行的。

第六条 鉴定机构应当在确定的工作时限内完成受托事项，出具鉴定报告，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其证人义务。

第七条 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并经法院审查准许的，相关审判庭、执行庭应当告知其有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在法院司法委托鉴定人名册内选择鉴定机构的权利，协商选择事项应由各方当事人和被选择的鉴定机构共同签定协议书，在一周内提交相关审判庭或执行庭。相关审判庭、执行庭审查确定后转立案庭移送高级法院立案庭与鉴定机构办理委托手续。不要求协商或协商不成及逾期未提交协议书的，相关法院按常规司法鉴定需求报送高级法院进入随机方式(电脑配对)确定鉴定机构的程序。

第八条 鉴定机构被当事人协议选择并经法院审查确定的，按其接受委托鉴定标的价值数额，参照委托拍卖工作补充规定适用折抵轮空机制。

第九条 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按低于社会委托的市场价标准收费。相关法院审判庭或执行庭应落实鉴定费用的收付，在落实鉴定费用后再提出登记。

第十条 执行案件中评估的收费计算基础，按拍卖成交价或变卖、抵债等方式确定的实际价格为准;如无法实现拍卖、变卖、抵债的，则先前发生的评估费用按案件审理中一般评估收费标准计算。

第十一条 鉴定机构接受高级法院委托并已经开始工作后，因当事人申请中止或暂缓司法鉴定的，由申请中止或暂缓的当事人承担已经发生的相应鉴定费用。该费用的扣付工作由相关法院审判庭、执行庭负责。

第十二条 高级法院统一建立全市法院司法委托鉴定人名册。

进入鉴定人名册的机构，应当在资质等级、服务能力、社会信誉、经营业绩等各方面居行业前列。

第十三条 鉴定人名册管理实行即时与阶段相结合的动态考核调整制度。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构应即调整出名册，并在3年内不得进入名册：

1、违法或违纪经营，受到行政处罚的;

2、鉴定质量、效率或服务态度低下的;

3、违反诚信原则进行不正当竞争，经规劝不予及时纠正的;

4、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影响司法工作、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第十五条 鉴定人名册的考核调整，应当听取相关行业协会和各级法院意见。

各级法院相关审判庭、执行庭对鉴定机构完成的每一项受托事项，都应当进行质量与效率评估，报高级法院备案，作为机构考核依据。

第十六条 本规则由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则2006年1月1日起实施。

第二篇：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五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五

第四，鉴于鉴定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及其中立地位，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一般规定，鉴定人的报酬及鉴定所需其他费用由国家支付。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由于受聘于一方当事人，故其报酬由该当事人承担，而且其报酬常常与其所提供专家证言的内容和结果直接挂钩，这一点自然引来不少非议。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来，鉴定结论与专家证言分别是职权主义与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必然产物。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出发进行肤浅的对比和纸上谈兵的所谓“互相借鉴”。这样的研究尽管在学者的笔下会左右逢源，但当付诸实施时却很可能寸步难行，必须将它们放在作为各自的根源的整个诉讼模式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才有可能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并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见解。

3.鉴定结论的主要功能在于增强事实裁判者的认识能力。鉴定结论是针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而产生的。尽管我们无法精确界定专门性问题到底专门到何种程度，具体个案中的专门性问题又会有何种区别，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种专门性问题已经对法官的认识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正是在对这种专门性问题进行判断的问题上，法官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对案件作出裁判要求法官必须对该问题关涉的事实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法官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对该问题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作出判断的专门性问题超出了法官根据其知识和经验可以进行的理性思维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借助于外界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认识能力，以保证自己可以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当鉴定结论产生后，由于其包含着专业人员对相关事实的判断，法官通过对鉴定结论的审查认定，可以有效地弥补其认识能力的欠缺，使得自身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

(二)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鉴定结论既然作为一种证据，那么就应当具有证据的两大特性，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前者是鉴定结论能够在法庭上当作证据使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后者则是其对于证明对象所具有的证明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证据规则主要对证据能力作出规制，而证明力则交由裁判者以自由心证的方式加以认定。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也会就某些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以之作为自由心证原则的例外。

1.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任何一份鉴定结论欲具备证据能力，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交付鉴定的事项应属专门事实领域。

对于鉴定结论来说，如果其要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首先必须满足的条件是鉴定所针对的事项必须是事实问题，而且该事实问题只有借助于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才能认定。只有满足这个条件，诉讼中进行的鉴定才具有必要性，由此得出的鉴定结论才具备证据能力。

第一，当鉴定结论超出事实问题的范围，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时，便构成了对司法者权力的侵犯。因为无论在何种诉讼模式之下，对有关法律问题作出判断都是司法者的职责，越俎代疱的鉴定结论当然不具有任何证据能力。但是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命题，而现实情况常常不象理论命题那样整齐划一。实践中，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交界处，常常会存在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形，使人们难以将其完全归入一方，即出现所谓作为法律问题的事实和作为事实问题的法律。诉讼过程中某一外国法律或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法律可能会被作为证据提出，便是这里所说的作为事实问题的法律，鉴定活动一般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但是，当遇到作为法律问题的事实时，常常会造成混乱。法律对于一定的事实基础赋予其法律含义，便产生了所谓作为法律问题的事实。就其性质而言，作为法律问题的事实应属于法律问题的范畴，而非纯粹的事实问题。因此，其判断权归司法者所有，而鉴定人只能就其基础事实发表意见。

第二，鉴定结论所针对的必须是借助于专门知识和技能才能认定的事实问题，即有鉴定之必要性的问题。当鉴定人对普通经验层面的事实问题发表意见时，由于出现两个方面的侵权，而使其鉴定结论失去了证据能力。一方面，侵犯了事实裁判者的权力。根据一般理性认定案件事实是事实裁判者的职权。因此，通常情况下证人只能就其所感受到的客观事实进行陈述，而不得加入主观推测的成份，这一点在英美被称为意见证据的排除规则。而鉴定结论作为遇到专门性问题时的一项例外举措，必须严格遵守其职责范围。另一方面，侵犯了当事人举证的权利。在大陆法系的鉴定人模式之下，存在着鉴定的决定权与当事人举证权分离的问题。对于那些被列入“专门知识和技能”范围的事实问题，只能由享有鉴定决定权的主体交付鉴定，而对于此范畴之外的事实问题则属于控辩双方有权举证证明的范围。因此，对一个本属于普通经验层面的问题进行鉴定，则构成对当事人举证权的侵犯。

但是，如何确定诉讼中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困难在于无法确立一个相对固定的判断标准，将所谓“专门知识和技能”与普通知识进行区分，而且更困难的是，“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具有固定的概念涵盖范围，在不同的案件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英美国家，由于无论普通证人还是专家证人都是由控辩双方提供的，只要能对陪审团认定事实有帮助，无论何人均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成为专家证人就法庭审理所涉及的专门问题进行作证。因此，英美法国家的专家范围较广，他们并不仅限于接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专家，其他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普通人如砖瓦工、薄板金属工、测量工、木工和电工等也被归入专家行列的现象并不存在多少异议。但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决定权与当事人举证权分离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在“专门知识技能”与普通知识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明确区分，以划定鉴定权与举证权的界限。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把鉴定的决定权交给法院，这实际上即意味着，法院对于是否属于“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问题上享有充分的判断权。而且各国立法对法官行使这一权力所设定的限制是非常少的，事实上，立法也难以对该权利设定限制。因为案件事实复杂多样和科学知识不断发展，使立法者不可能制定一条整齐划一的标准，而不得不由法官依据具体情况加以个别判断。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法律也没有对何为“专门性问题”给出确定的标准，这一点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我国现行的是一套在鉴定决定权上的不平等模式，公诉方与法院共同享有鉴定的决定权，而被告人却不具有此项权利。这样的一套模式赋予法院鉴定权固然是职权主义诉讼的应有之义，但同时也给公诉方任意解释“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范围以剥

夺被告人举证权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造成双方举证能力的不平等。因此，从这个角度也折射出构建鉴定决定权上的平等模式的必要性。

(2)鉴定人具有鉴定资格。

鉴定人的鉴定资格是鉴定结论具有证据能力的一个当然条件。鉴定资格主要是指鉴定人应当具备鉴定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开展相应的司法鉴定业务。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鉴定权主义的做法，对鉴定人的资格问题进行事先审查，凡是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鉴定人都要统一注册，形成鉴定人名册，鉴定活动的开展必须从鉴定名册中挑选鉴定人。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就像无法对所有需要鉴定的问题作出列举性规定一样，由于具体案件情况的复杂多变，其所涉及的鉴定问题也是千差万别，法律不可能对于具备何种知识程度的人可以在具体案件中担任鉴定人给出一个确实的标准，此时必须由法官在个案中加以判断。

在西方国家，即使对于那些被列入鉴定人名册的人，法律也不排除控辩双方对其是否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提出质疑。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法律可能会对某些特定的鉴定人资格加以具体规定。我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据此，对于本条指出的鉴定，只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才有权进行，其他单位作出的鉴定结论一律不具有证据能力。但是，符合该条规定只是证据能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仅此并不能使其鉴定结论当然具有证据能力。如果法院认为该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不具备鉴定所需的有关专门知识和技能，则其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同样不能作为证据作用。

(3)鉴定人应当中立。

值得在法律上作更加深入探讨的是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鉴定结论是一种意见证据，鉴定人作出鉴定结论的过程是一个判断的过程。因此，为了减少这一判断过程中外界因素的干扰，尽可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在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模式之下，一般都要求鉴定人像法官那样，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

性。首先，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规定了鉴定人回避的条款，当鉴定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时应当回避，否则其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据能力。但是，回避条款所列举的各种情况就保障鉴定人的中立性而言是不够的。有时鉴定人即使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也可能会由于某种不经意间形成的预断或偏见而丧失中立性。那么，在鉴定人已经产生预断或偏见的情况下，其鉴定结论是否有证据能力呢?是直接否认其证据能力，还是在承认其有证据能力的同时，对其证明力作出某些限制性规定呢?导致鉴定人对案件产生预断或偏见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一，过早或过多地了解案情。前面论述鉴定人的权利时已经谈到，如果鉴定人对与鉴定无关的事实了解太多，则难免会形成某种预断，从而影响其鉴定的客观真实性。其二，我国以及俄罗斯都允许公诉方选任鉴定人，当鉴定人由控方选任时，他与控方之间本身便具有了一种牵连关系，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其在鉴定过程中会倒向控方而对被告人心存偏见。这一点是不平等的鉴定人制度自身产生的悖论。从目前我国鉴定权分配体制来看，对于这种有预断和偏见嫌疑的鉴定结论，很难完全否认其证据能力，而只能作为其证明力判断的一个考虑因素。只有建立起平等的鉴定权分配模式并根据鉴定活动的客观规律，对其进行科学规制之后，才能将这种缺乏中立性的鉴定结论在证据能力上连根铲除。

(4)鉴定过程正当。

大陆法系各国法律在鉴定过程正当性对鉴定结论之证据能力的影响问题上大都没有作出直接的规定。在此，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第一，在鉴定基础的材料来源之合法性对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影响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较有启发意义。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的规定，如果某一事实或资料对于专家作出结论具有合理的必要性，那么，该事实或资料不需要具备作为证据的可采性。但是，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专家证言可以完全建立在非法证据的基础之上。根据美国学曾作出的解释，尽管该条规定允许专家将其证言建立在虽不具可采性，但事实上可靠的传闻或其他证据之上，但是，控方的专家证言仍然不得以违反“米兰达规则”所获得的证

据为基础。在此，“毒树之果规则”依然适用。同样，当一定的政策性考虑使某些材料不具有可采性时，该材料也不得作为专家意见的基础。

大陆法系国家在证据可采性问题上限制较少，但基本都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对于某些以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法律禁止其作为证据适用，以此为基础作出的鉴定结论也当然不具有证据能力。鉴定不能成为某些非法证据之非法性因素的过滤器。

总之，法律虽然不要求作为鉴定结论之基础的所有事实或材料都具有可采性，[55]但是，当某些基础性的事实或材料是以非法手段得来或违反某些政策性考虑时(例如违反证人特权的规定及其所产生的救济措施所得来的资料，以及因辩诉交易中的让步而获的材料)，其非法性将殃及以此为基础的鉴定结论的可采性。

我国法律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对非法证据一直采取一种迁就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物证、书证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是非法得来的也不予排除，而只排除那些以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那么，以非法物证、书证为基础的鉴定结论在我国自然也就具有证据能力。

第二，就鉴定手段的正当性对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影响而言，鉴定作为一个运用科学知识的过程，其手段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鉴定人不能为了鉴定而不择手段。如果鉴定手段违反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不论其结论是否正确，也应当排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这一点在各国法律中虽然很少有明确规定，但是，鉴定手段的正当性应当被视为整个诉讼过程正当性的应有之义。

2.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证据的证明力属于事实认定的范围，法律一般不作规定，而交由法官或陪审员依自由心证原则加以判断。有学者指出，一般情况下，有五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到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即：鉴定人知识水平的高低是鉴定结论证明力的重要衡量因素，在有关专门领域造诣较高的鉴定人，其所作的结论应当具有更高的证明力;鉴定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的先进程度是衡量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又一个重要标

志，一般说来，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能够保障鉴定结论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用作鉴定之基础的事实材料的可靠性对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具有决定作用，即使该基础性事实材料具备证据能力，但如果裁判者对其真实性心存疑虑，则必将影响到其对鉴定结论的证明力的衡量;如前所述，当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受到某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一定的预断和偏见时，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也将大打折扣，即使法律仍然承认其作为证据的能力;同案当中的其他证据也是认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的重要标准，即使鉴定结论在形式上显得无懈可击，但它也并不必然具有比其他证据高出一筹的证明力，司法者应当将其与所有证据放在一起综合考虑。

可以说，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实践中可能会对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形成影响的因素的范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点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具体的判断需要交给法官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具体衡量。实际上，因为自由心证原则的存在，法律也不能就证明力的确定制定任何完全确定的标准。但是，鉴定结论毕竟在其科学性、意见性等了了面具有不容忽视的特点，而裁判者作为普通人的知识与经验，相对而言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防止裁判者在有关专门问题上的恣意擅断，作为自由心证原则的补充，各国往往“通过一些例外规则限制对其证明力的任意裁量或心证的滥用。” [57]比如，在美国，由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明标准上要求不同，法律规定，当涉及到有关科学上的物理自然现象时，如果普通证人与专家证人的证言存在矛盾，则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指示陪审员不可采信该普通证人的证言;而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却不得为陪审团衡量证据。[58]《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80条规定，“鉴定人的意见对于调查人员、侦查员、检察长和法院，不是必须采纳的，但是他们必须说明不同意鉴定意见的理由。”这一规定意味着，法官在不能提出拒绝理由的情况下必须承认该证据的证明力。上述规定是各国根据其对鉴定结论的理解，并结合本国具体情况作出的。通过这些作为特例的规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与法官权力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实现本国诉讼追求的目的。

(三)鉴定结论的效力司法鉴定之“司法”并不是说这种鉴定是由司法机关进行或是带有司法裁判的性质，它只具有分类学上的意义，表明这种鉴定结论是在司法过程中开展的。所以，司法鉴定只是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活动，鉴定人的判断并不是法官的判断，鉴定结论也只是证据形式的一种，不能作为最终事实

结论成为法院判决的直接依据，“经合法程序形成的鉴定结论与其他形式的证据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都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不具有优先采信或必须采信的证据地位”。[59]因此，“司法鉴定只具有科学性，没有所谓权威性，二者不可划等号”，[60]其科学性只是赋予了其证据能力，究竟能否得到采纳以及证明力的大小还是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我们不能把“必须加以证明的东西(这是每一个案件中的法律要求)与证明所要依赖的证据混为一谈。在法律工作者的心中，必须将这两者区别得十分清楚。” [61]因此，就鉴定结论而言，其在诉讼中的效力在于为法官在事实认定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和借鉴的“范本”，至于这个“范本”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就是案件的事实，需要法官根据全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定。也就是说，鉴定结论对事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对法官并不具有必然的约束力，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完全可以同鉴定结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致，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同其他证据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但是，在我国法律中却有规定，因工伤提起的赔偿诉讼要求有伤害鉴定和工伤事故鉴定为前提条件，以及医疗事故纠纷必须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作为进入诉讼的前置条件。这些规定把取得鉴定结论作为进行诉讼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赋予了鉴定结论高于其他证据的地位，在理论上是不适当的。

七、司法鉴定之构成要素Ⅲ——鉴定程序的启动作为一种诉讼活动，司法鉴定的进行在外观上必须具有一定的严肃性，需要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逐步开展。虽然司法鉴定本身会经历一个从启动到过程再到结果的流程，但由于鉴定过程本身因鉴定事项之不同而千差万别，因而证据法学应当聚焦于鉴定的启动程序。从诉讼的角度来说，司法鉴定程序必须经过正式启动之后，其后续行为及结果才可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在司法鉴定的制度设计上，如何建立完善的鉴定启动机制，对于发挥鉴定的功能，实现通过司法鉴定中科学技术的运行发现案件事实，加强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体现诉讼公正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下文将围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进行讨论。

(一)鉴定程序启动的被动性

大陆法系国家在设定鉴定制度的时候，往往因为对鉴定人诉讼地位的界定而要求鉴定人在诉讼中保持客观中立，而且规定鉴定人适用回避制度以防止带有偏见的鉴定人介入到司法过程中从而产生不公正的鉴

定结论，因此，从维护诉讼公正的角度来说，鉴定人不能主动要求进行鉴定，只有当诉讼中具有开展司法鉴定的需要时，经过法官批准，鉴定人才可以按照规定进行司法鉴定活动。也就是说，鉴定程序必须在外观上保持一种被动性，需要某种外来因素将其激活，而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就在于维护鉴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这是因为，科学活动需要理性的头脑来操作，鉴定不像证人作证，一般只要陈述自己体验之事实即可，鉴定是对科学知识的运用，鉴定结论必然包含了鉴定人的主观判断。如果鉴定人自身或其利益牵涉于案件之中，人性的弱点就会使他难以客观地进行事实的鉴别和断定。因此，鉴定人的中立性能够保证其冷静地不偏不倚地作出准确客观的鉴定结论，从而实现诉讼结果的公正性。这种中立性的要求反映到制度上，首先是要求建立鉴定人回避制，从外观上确保其中立的：立场，这可参考有关法官回避的规定来要求鉴定人实行回避。其次，中立性还反对在当事人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因为这种做法会使鉴定人依附于当事人，鉴定结论服从于诉讼目标，其客观性和准确性就令人怀疑了。最后，保证鉴定的中立和公平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独立的鉴定体系，鉴定人独立行使鉴定权，就如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一样，不受任何个人或者组织的干扰。

(二)鉴定程序启动权主体

在大陆法系的模式下，鉴定的启动权基本上被国家机关所垄断，法官享有鉴定决定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俄罗斯甚至检察官和侦查人员都可以享有鉴定决定权。[62]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陆法一直强调职权因素在诉讼进程中的作用，鉴定是司法机关解决专门性问题的一种方法，启动鉴定的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因而只能由国家机关享有。但是为了维护鉴定在形式上的公正性，大陆法国家基本上将鉴定启动权赋予了法官，允许其在是否进行鉴定的问题上进行裁量，而控辩双方相应地则只有申请权。但是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法官享有的鉴定程序启动权一旦在具体的案件中得以行使，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法官主动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工作，法官的消极性无法得到维持。而同时法官基于对自己所获取的鉴定结论的信任，很有可能会在鉴定结论产生后受其影响带有倾向性地去对待诉讼双方当事人，从而丧失中立性。就当事人双方来说，其作为诉讼中对抗的双方，为了维持诉讼平衡的需要，必须要求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可以平等地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因此仅从理论上分析，控辩双方应当就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享有平等的发

言权。这应当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而某些传统上比较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抛弃以往僵化的做法，在鉴定程序启动问题上赋予了当事人双方平等的权利，法官虽然仍可以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但是其中职权主义的因素较以往已经大大减少，当事人双方的程序权利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例如，意大利在最近几年的立法修改中，就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进行鉴定，法官决定是否进行鉴定，但同时，当事人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聘请技术顾问为自己在诉讼中提供支持。这就在鉴定问题上赋予了控辩双方较多的权利，大大加强了诉讼的对抗性，从而增加了发现真实，实现公正裁判的可能性。而由于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得到了尊重，其参与诉讼的手段也得到扩大，对程序的依赖性和认同度也有所强化，程序的重要性逐步得到体现。

如果以此来对照我国的相关规定，我们会发现，在我国不仅法院可以决定启动鉴定程序，而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享有鉴定决定权，而被告人不仅没有鉴定决定权，甚至连鉴定申请权都不享有，只能就鉴定结论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请求。这些规定不仅与英美的司法鉴定体制有较大的区别，也与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不相同。它是我国“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下的特产，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而且在理论上与诉讼的基本法理相悖，在制度设计上也与我国审判方式向对抗式迈进的思路格格不入，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如暗箱操作、重复鉴定等等许多的问题。它是当下我国鉴定制度备受指责，成为众矢之的的根源所在，应该在司法改革中加以摒弃，并按照诉讼公正、平等的要求赋予双方当事人鉴定的启动权。

第三篇：医疗事故司法鉴定指南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医疗事故司法鉴定指南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医疗事故申请司法鉴定程序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规定，申请司法鉴定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委托： 司法鉴定机构和社会专业司法鉴定人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从事委托请求事项的司法鉴定;非诉讼案件鉴定的受托从其行业规定。

1、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司法机关、仲裁机构的司法鉴定委托。

2、在诉讼案件中，在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司法鉴定机构也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司法鉴定委托。当事人委托司法鉴定时一般通过律师事务所进行。

二、受理：司法鉴定机构收到委托书后，应对委托人的委托事项进行审核，并作出如下决定：

1、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能够即时决定受理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委托受理合同》;

2、不能即时决定受理的，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司法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在收领委托材料之日起7日内对是否受理作出决定;

3、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退回鉴定材料并向委托人说明明理由;

4、对于函件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收到函件之日起7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答复。

三、初次鉴定

鉴定机构受理案件后，应当指派具有社会专业司法鉴定资格的人员承担鉴定工作，同一鉴定事项应当由两名具有社会专业司法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

四、补充鉴定。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进行补充鉴定，应当对委托人请求的事项进行审查，不属《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向委托人说明情况，并退回委托书。

补充鉴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指定原鉴定人进行，也可以指派其他社会专业司法鉴定人进行，补充鉴定文书是原鉴定文书的组成部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补充鉴定：

(1)发现新的相关鉴定材料;

(2)原鉴定项目有遗漏。

五、重新鉴定。对重新鉴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要求委托人提供与原鉴定材料相同的材料。重新鉴定仍在原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不能由原鉴定人承办重新鉴定的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重新鉴定：

(1)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超越司法鉴定业务范围或者执业类别进行鉴定的;

(2)送鉴的材料虚假或者失实的;

(3)原鉴定使用的标准、方法或者仪器设备不当，导致原鉴定结论不科学、不准确的;

(4)原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有矛盾的;

(5)原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6)原司法鉴定人因过错出具错误鉴定结论的;

六、复核鉴定。对鉴定结论有异议需进行复核鉴定的，其他资质较高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复核鉴定。复核鉴定除需提交鉴定材料外，还应提交原司法鉴定文书。

七、司法鉴定文书的出具。司法鉴定人完成社会专业司法鉴定工作后，应当出具司法鉴定文书。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应当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要求。司法鉴定文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交委托人，两份由司法鉴定机构存档。

八、出庭

司法鉴定人应当按照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关的要求按时出庭。司法鉴定人出庭时，应当出示《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依法实事求是的对鉴定结论的依据进行说明，回答与鉴定相关的问题。

□◆医疗纠纷中司法鉴定人的条件

由于司法鉴定人地位的重要性和任务的艰巨性，根据我国司法鉴定实践的需要，一般地，司法鉴定人应当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

1专业知识条件。鉴定人是较高层次的专家，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专业知识，这是司法鉴定人必备的首要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是对自己从事的学科的专业知识经过系统的学习，理论基础扎实，应用技术熟练。一般须具备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以上的学历，本专业以外的必须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

2鉴定实践能力条件。鉴定实践能力是指司法鉴定人具备独立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有关鉴定问题的能力，是鉴定人开展鉴定活动的基础。对鉴定人实践能力的评断，主要是考察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经历、成就或办理本专业案件的数量、质量能够达到规定的要求。

3法学知识条件。司法鉴定活动是在诉讼活动中进行的，许多鉴定业务与法律联系密切，鉴定人同时又是诉讼参与人，因此必须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所做的鉴定结论才能符合法律要求，才能严格履行鉴定人的职责。主要应当掌握诉讼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证据法学等与鉴定业务紧密相关的法学知识。

4专业技术职务条件。司法鉴定工作是一项特殊的、高层次的专业技术工作，鉴定人是以专家身份审核与提供证据、参加诉讼活动，必须具备较高的技术职称，才能与其任务、地位、水平和身份相称。不同专业的鉴定人职称标准不同。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的鉴定人一般应具备高级技术职称;物证技术学、司法会计学以及行业鉴定人应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各个专业的鉴定复核人必须是高级职称的鉴定人。

同时应当明确，有的鉴定人虽在司法部门工作，但他们是技术干部而非司法干部或公务人员。

5思想品德条件。鉴定人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国法律中虽然并没有英美法系中对品格证据的相关规定，但是鉴定人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保证鉴定结论客观、公正的前提。

由于鉴定工作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不同，司法鉴定人的条件也存在着各自的差异。只有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才可以申请司法鉴定人的职业资格。

□◆司法鉴定的时间规定

1、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但是，在实际的鉴定实践中，往往比这个规定的时间要长，有的到四十五天，或者两个月。因此，以鉴定会完成后，实际通知的时间为准。

2、如果委托鉴定的内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鉴定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两个月应当是延长过的鉴定期限了。如果鉴定机构还要把时间后拖的，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应当属于超时鉴定的违规行为。患者及其家属应当积极督促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

3、如果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时间，出具鉴定报告。

4、在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料所需的时间，是不计入到鉴定时限的。如果是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没有按时、充分的提供鉴定材料的，造成鉴定时间的延误的，应当由延误的一方承担法律责任。

□◆司法鉴定不予受理的5种情况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是不予受理的：

(一)委托事项超出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的;

(二)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

(三)鉴定事项的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

(四)鉴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鉴定执业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规范的;3

(五)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对不予受理的司法鉴定案件，鉴定机构会向委托人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退还其提供的鉴定材料。

第四篇：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作者

吴旭萍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院肩负着行使审判权的神圣使命。

独立审判，又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份，而要实现独立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孙子兵法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的拨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

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经费相对有余，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基础设施建设，硬、软件建设相对也较先进。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得到的经费也相对不足，人员经费尚无法保证，更何况办案经费和建设资金？而经费缺乏，已成为困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个难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社会经济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各类案件剧增，法院的审判业务日趋繁重，现有的经费保障制度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强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经费保障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应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应当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其历史渊源和借鉴。

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下称“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合之得以适当地履行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在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解释中，“向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包括根据承办案件数量任免足够人数的法官，为法院配备必要的支助人员和设备，以及向法官提供适当的人身安全、报酬和津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

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的司法经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体制。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

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有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司法权处处受制于行政权，导致司法不公，当遇到跨在区的纠纷时，只能维护本地区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纸空谈！只有在经费保障制度上能保证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干扰，法院才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地实现其司法职能。

三、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职能的实现，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不断增长，但地方政府安排给法院的经费增长率却不能与案件增长率成正比。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干警的住房、福利、办公用房紧张等问题，千方百计搞“创收”，或是向当事人、律师、企业单位拉赞助，或是私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等等。司法腐败，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敌人，成为最危险的社会公害。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司法腐败。

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实行人、财、物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的客观需求，只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司法机关拥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四、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官们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们的社会地位，纠正少数干警的不正之风。

在西方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公务员高，待遇与福利也比普通公务员优厚，一些国家甚至将法官的工资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而在我国，法官的工资结构与普通公务员相同，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它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

可见我国对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视的，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着对别人财产的裁判权，甚至是对个别人的生杀大权，但同时法官也是一个人，他（她）们在人群中，一样需要生活，一样有种种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较高的待遇，所谓的“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等司法腐败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将会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执行这一条法律，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是无法落实。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保障法官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抵制司法腐败，将是一项积极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拨给的经费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当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办公现代化建设等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前文中已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单纯依赖于地方政府拨款的种种不妥，如果能够实行国家单列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计划。

那样，在资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环节，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具体应当如何实行？纵观我国至今为止，对于法院经费最主要来源之一的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其管理办法几经变更，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一概不上缴给其他部门，留作办案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财政对于法院需负担的经费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观调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诉讼费滥发奖金，提高福利标准，造成了不平衡现象，犯了错误；

一种是按比例上缴，即基层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上缴地方财政和上级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院能够及时地得到办案经费，但是有的法院为了多留经费，隐瞒诉讼费的真实收入，或是多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目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由财政统筹后，再以“业务补助经费”拨给法院。

财政在统筹时，将法院上缴的诉讼费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拨给基层法院，再将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统筹基金，分配给较不发达的基层法院，这样，在办案经费分配上，满足了发达地区法院的需求，又兼顾了不发达地区的法院。

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监督部门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财政拨款是否及时，是否充足，会直接影响着法院的审判工作，使地方政府有条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干扰，影响了法院司

法独立。

因此，实行“收支两条线”，虽然在目前经济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对于把有限的资金统筹安排，改善法院的基础建设和硬、软件建设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不久后的将来，会成为司法改革进程的一种阻碍。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收支两条线”进一步进行完善，在“收支”的“支”上，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并立法给予保障，即将经费预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最高法院编制全国法院系统（包括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全年的开支预算，而这个收支预算，则建立在各个法院年初预算的基础上，由各个法院每年所需的建设资金、人员经费组成。

这部分的开支预算，在年初由最高法院交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核，单列入国家预算，报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保证按预算拨款。

另一部分由办案经费构成，由于办案经费是随案件的多少而增减变动，属于不可预计因素，因此这部分经费由各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逐月按需向同级财政提出，同级财政用法院上缴的诉讼费形成专项经费。

专款专用，限时拨给法院使用。专款的年终结余用于统筹，保证下一的经费。

这样，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个法院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经费得以充足的保障，又能体现其灵活性，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法院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法治”。

参考书目：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信春鹰、李林

《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与制度保障》 严军兴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 刘作翔、雷贵章

《人大法律评论》 2000年卷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收费考》 方流芳

《独立审判问题研究》 最高法院研究室 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五篇：执行工作与法院其他部门工作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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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工作与法院其他部门工作的协调

作者：李敏嘉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4期

【摘要】法院的执行工作主要是由审判业务部门负责并执行的，但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工作内容，如何做好各个部门的沟通，如何协调好业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工作显得异常重要。本文列举一个民事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指出在审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从审理前，审理中，审理结束后等相关问题与其他部门的协调方法。

【关键词】审理；全局；执行

法院的正常工作运行主要由综合服务部门和业务部门完成，综合部门主要包括办公室、政治处、研究室、法警队等部门，业务部门主要包括审判业务部门即各审判庭室和执行局等。执行工作属于业务部门工作的范畴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法院其他工作部门的协调关系十分重要，对推动整个法院的系统工作，提升整体工作效能和质量尤为重要。本文将联系实际案例对执行工作与法院其他部门工作的协调问题进行浅析。

先看一个案例：甲公司将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屋出租给乙公司用于经营酒店，乙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定期向甲公司支付租金。后，因乙公司经营不善，出现拖欠甲公司房租的问题，甲公司多次催要，乙公司一直没有履行相关付款义务，甲公司遂将乙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迁出租用的房屋。法院在受理了该案件后，经审理作出以下判决：

一、乙公司与甲公司之间的2007年9月25日《房屋租赁合同》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解除。

二、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承租的房屋交还给甲公司。

三、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甲公司支付租金2809764元。

四、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甲公司支付违约金9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10元由甲公司负担11180元，乙公司负担34830元。判决生效后，甲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在案件审理阶段，执行部门对此案相关情况并不了解。执行案件受理后，执行部门向乙公司多次发出履行债务通知无果，乙公司不但不主动履行债务还将营业所得收归相关负责人个人所有，于是执行部门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要求乙公司停止营业强制迁出租用的经营场所。但执行刚结束，执行部门就发现乙公司存在大量拖欠工人工资、货款、装潢费用等问题。这些问题一旦集中爆发，必然对执行成果及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在本案执行中发现以下问题：

1、审判部门在案件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没有及时全面地对被执行人乙公司的财产进行有效保全；

2、审判部门在案件受理后没有就相关情况与执行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从而错过了规避后续执行风险的最佳时机；

3、执行部门在发现大量工人、供货商、建筑商提出要求支付欠款的问题后，没有及时向立案部门反映相关情况，造成相关案件立案起诉处理的不集中和复杂性；

4、在执行部门将乙公司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所得款项待用于支付相关工人工资、货款等款项时，部分申请执行人存在虚假诉讼，侵吞执行款的嫌疑；

5、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及时安排宣传部门做好相关工作进程的宣传工作，做好舆论引导。以上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在案件的审理、执行及后续阶段相关部门没有做好充分的协调沟通工作。

经过对问题的剖析，我们不妨尝试另一套工作思路来应对该案的解决：

1、在审理阶段，案件受理后，审判庭可建议甲公司申请或依职权对乙公司的财产进行及时有效的保全，为后续的执行工作创造条件。

2、审判庭在掌握案件基本情况后，从审判看执行的角度，向执行部门、立案部门、法警队等相关部门通报案件相关情况，由各部门提前综合评估案件在审理执行及后续的问题和风险，并制定统一的工作思路，做到在各环节工作中协同一致，同时提前向相关劳动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对乙公司的工人工资发放问题提前介入监督，防止给后续的执行工作带来隐患。

3、执行庭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应始终与其他审批庭及综合部门保持沟通配合，提前通知研究室全程介入宣传报道，做好随案采访和舆论引导。在本案执行结束后，发现大量工人工资、货款等后续衍生案件后，应及时向立案部门及审判庭发出预警。为及时有效全面处理相关后续案件，执行部门应做好涉案企业员工及供货商的登记工作并向立案部门提供债权主张申请的线索，必要时可以发出债权主张公告，防止债权人分散起诉，导致可供执行款项分配比例不均匀、无财产可供执行等问题的出现。

4、审判庭在审理后续主张债权案件时，应尽到实质审查义务，防止第三方与乙公司串通，进行虚假恶意诉讼侵吞执行款，必要时执行部门可审查乙公司的出资验资情况，并追加被执行人乙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从而对其恶意诉讼行为进行制衡。

本文以上分析虽是从一则个案出发，但是反映的却是我们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树立起全局工作意识，没有形成系统工作方法。在执行工作与其他部门工作的关系中，执行工作与审判工作的关系尤为重要，这两者也是法院工作的核心所在。案件的审理体现的是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维护，其独立性是其权威性的前提，法律文书一旦依法生效就具备法律效力，除经法定的纠错程序进行改正。而执行部门就是负责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无权以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存在错误而拒绝执行。正是由于这样的法律架构的存在，让执行和审判之间具有了绝对的界限，二则成了“互不干涉内政”的典范。当然这一原则应得到充分的遵守和弘扬，但是在面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应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审判与执行沟通与互动，从而将法院工作这盘棋走好、走活。

执行庭作为业务庭承担的工作相对于综合服务部门具有相对的专业性，综合服务部门的工作任务是配合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有序开展。但是，无论是执行工作还是综合服务部门的工作都不能因缺乏沟通而造成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缺乏协调性而变得被动。综合服务部门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执行工作服务，执行部门也应积极主动为综合服务部门提供服务明确方向。

总之，执行工作与法院其他部门的工作的协调的问题，还有很多可加以研究，本文只是在基本层面作了简要分析。我们的以前提出“从执行看审判”和“从审判看执行”的工作理念，这些理念也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但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些理念进行扩大和深化，即变为“从执行看全局”和“从全局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