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花读后感（最终版）

第一篇：黄晓花读后感（最终版）

拉起爱的手——读《爱的教育》有感

沈士中心小学四（3）班黄晓花

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爱。是呀，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份纯洁的爱，爱是无处不在的，爱是无私的，爱是博大的，只有生活在爱的海洋里，人生才是美好的。

寒假我读了《爱的教育》这本书后，我才真正领悟了爱的境界。其中，有一位大姐姐写了温馨的爱——《牵手》，更让我明白了爱的无私，伟大，默默奉献。爱和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像生物、植物都需要阳光、空气。这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每当我一读起这故事，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

大姐姐从小到大就一直被妈妈牵着手，有一次同学看到了就笑话她，于是她就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老牵着我的手呢？”妈妈回答道：“以前你外婆老牵着我的手，可是，现在你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又牵谁的手呢？”读到这，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它让我明白，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父母一步一步放手的过程，但放手之前，必须学会牵手。我想起了妈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妈妈的辛劳、负责、慈爱。对呀！世上的一切都会变，只有亲情是永远不会变的，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它永远都是那么纯真、博大和永恒。

爱，无处不在，它来得是那么悄无声息，只要我们用心寻找，用心感触就会发现它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爱，没有止境，父母亲人的爱，老师同学的爱，社会集体的爱„„有了爱，便有了幸福、快乐。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只要需要爱，爱就会来到？”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我们在想拥有爱之前，一定要先去用心创造爱，给予爱，让需要温暖的人得到关爱，那么整个世界才会充满欢乐，人们才能感受爱的温暖！

让我们拉起爱的手，快乐向前走。

指导老师：易丽容

第二篇：自我介绍-黄晓迪

自我简介

本人姓名黄晓迪，今年26岁，2008年7月毕业于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系。籍贯皖淮北。

我平时空的时候喜欢上网淘宝，出去散步，约朋友打球，去公园烧烤，还是很丰富的。还有就别人都看不出来的，我兴趣比较广泛，喜欢探索未知，虽然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我在网上淘来的书种类不一，有金融、有财务、有采购、也有美容、家装设计、企业管理、运营管理、库存管理、零售经营、还有些当下卖的比较火的书，当然这些书买来我并非都真正研究过。有的看了几十页能看懂的就接着读下去，也就是一知半解。图个心安，钱花了不能白花我要把它看完。嘻嘻！要说效果真的不大，也就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吧，有段时间买了本股票的书，天天想着要去试一把，结果在家人的恐吓下没敢出手。我最坏的习惯就是作息时间不规律，晚上很兴奋，经常为装个软件，做个系统，整个图片折腾到12点。早上不到上班快迟到，被闹钟闹个几遍起不来，经常早餐来不及吃就跑着去上班。这些就是我的生活。

在别人看来我性格比较文静，有耐心，用他们的话说坐得住，比较适合做文职工作。08年3月份来的上海在一家汽配贸易公司实习，一开始做一些数据统计，收发文件的简单工作。慢慢的帮助经理整理一些文件，做表格，设计名片，做营销员的考核。用经理的话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像一张白纸，学了很多理论知识，现在不知道怎么用。这时公司为了扩大市场新增加一个部门，易损件品牌打入上海市场。（原来公司只是做单独的车型）我也加入新成立的部门。内心还是很

欢喜的，这是个新的部门面对的是新的客户，是公司寻找新的业绩突破点的关键所在，是公司未来的明星。整个团队都很年轻充满战斗力。我主要负责销售内勤这块，内容就是，打销售单，月底结账对账，解答客户疑难问题，关注库存及时下订单，检查业务员工作报表的完成情况及时向经理汇报。后来因为市场的发展，增加些新的工作，给终端客户做形象广告，以及分店、加盟店。对终端客户的推广召开品牌推广培训会议。对客户的市场用品支持，其它临时性工作。就这样按照工作性质被分到运营部，做运营助理的工作。在这3年来确实学到不少的东西，做人做事等等。做好了从学生到真正社会人的转化。但充满好奇心的我不满足与现状永远只做一个内勤文职工作人员，人就应该不断地前进，学到更多的知识，接触更多的人，丰富自己的人生。

黄晓迪

2010-11-29

第三篇：黄晓东的论文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设计

目录

摘要.............................................................................................................................................................................0 第一章 安乐死的法律定义.............................................................................................................................1 1.1安乐死的学理定义....................................................................................................................................1 1.2安乐死立法定义.........................................................................................................................................2 第二章 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及世界上的主要观点和理由..........................................................2 2.1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发展与现状..............................................................................................2 2.2世界上对安乐死的主要观点和理由..................................................................................................3 第三章 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4 3.1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4 3.1.1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4 3.1.2安乐死是否违反刑法.................................................5 3.1.3安乐死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5 3.2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6 3.3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6 第四章 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10 4.1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10 4.2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11 结束语......................................................................................................................................错误！未定义书签。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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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安乐死”的立法问题

[摘要]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仅是是否接受死亡，而且还有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关键词] 安乐死 死亡 法律 权利 立法

第一章 安乐死的法律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１］ 1.1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主动与被动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一般认为不为末期患者提供无效用的治疗视为让患者自然死亡。而非刻意延长他们的性命，因此并非采用安乐死，因此尽量避免使用“被动安乐死”一词。在主动安乐死中由于对患者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死亡的原因与行为就产生了某种联系，行为和病因与死亡原因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被动安乐死中死亡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可挽救的病痛了。［２］

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乎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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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乐死立法定义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明确的依据与规定，不能摸棱两可、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几点要求：

(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

(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

(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

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对不能泛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3]

第二章 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及世界上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2.1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发展与现状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医生蒲连开因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手术，被病人一名家属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1991年5月17，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生，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即王明成之母）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原告不服判决，又提起上诉。1992年6月25汉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自1986年7月3立案起，经过6年漫长的审理后终于有了结果。2003年6月6，王明成——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胃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提出为自己实施“安乐死”遭拒。7月2日，王明成最终没能达成自己安乐死的愿望，在一片争议声中离开人世。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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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2.2世界上对安乐死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在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病人及残疾人“自由辞世”。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英美等国先后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无痛苦致死协会”，并谋求法律认可。英国最先开展安乐死成文法运动。1937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关讨论了一个安乐死法案。1938年后，由于希特勒借口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种以安乐死之名，行种族灭绝之实的惨无人道的行径，使安乐死蒙上了恐怖的阴影。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法案，但被否决。安乐死的进程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安乐死在欧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肯定说认为：1.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延长寿命，但却无法使人永生。人既有生的权利也有应有死的权利。一个身患不治之症而又无法忍受痛苦的病人，完全有权选择安乐死的死亡方式，这是对他的死亡权的尊重。尊重病人庄严的死的权利与医学，伦理学应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2.安乐死符合病人自身利益。安乐死的对象仅限于必然走向死亡的晚期病人。延长这些病人的生命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折磨，为什么不让病人停止“活受罪”的痛苦呢？3.死亡并不都是坏事。因为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与其把有用物资用在毫无希望的病人身上，还不如允许他平安的死去。这样有利于节约医疗费用，减轻社会和家属的负担。[4]这样说，难道生命还不如财产重要吗？当然不是！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是人所共识。但是，在晚期病人无法忍受病痛时期，生命权的享有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与其痛苦的挣扎，不如保留生命的最后尊严。

另一种观点否定说认为：1.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赐人死亡是和医生的职责不相称的。医务人员对病人实行安乐死，实际上是变相杀人，因此安乐死是不人道的。2.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研究医学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去揭示疾病的奥妙并攻克之。现在是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认为无法救治就不去救治，无益于医学的发展。3.安乐死可能导致错过三个机会。即病人可以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治疗可望恢复健康的机会；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疾病得到治疗的机会。[5]

安乐死虽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安乐死是一种犯罪，但是实施安乐死，被认为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是故意杀人。有些人认为生命权不仅仅归属于自然人个人。人是社会人，他多少与其他人（如亲人，朋友，债权人等），组织，甚至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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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某种联系，比如，一个债台高筑的人申请安乐死，是否要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的死直接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安乐死不是个人的绝对权利，它须经过其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国家和组织的同意。另有认为：医学的研究突飞猛进，今天的绝症也许明天就能攻克，轻易放弃对生命的挽救是不负责和不道德的。任何微小的法律漏洞都可以被利用。它为谋杀，逃避赡养，摆脱医疗失误提供了方便；重病患者意欲求死之人依然有求生的欲望。时常在痛苦和平静之间摇摆，如何去判断他的真实意愿呢。

第三章 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3.1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3.1.1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结果。

2003年，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四十五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又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及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 ‘安乐死’”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此等说法引起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我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当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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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安乐死是否违反刑法

在我国，法律上规定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即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而且对社会，家属和身患绝症，无法医治的患者均有利，怎能构成犯罪呢？同时，我国刑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安乐死是犯罪。因此，对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以犯罪处理，是毫无法律依据的。

除上述社会危害性方面的本质区别外，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有实质性的区别。1.就主观方面而言，故意杀人罪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安乐死的行为的实施者根据现有医学水平的判定，患者的恶疾是难以治愈的，从主观上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帮助，免除或减轻病人在死亡过程中的极度痛苦，免受疾病的折磨，因而不具有杀人的故意（目的和动机）。同时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客体）实施安乐死，不是对其生命权利的侵害，而是对其生命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护。因此，该行为不具备故意杀人罪的客体。2.就客观方面来看，故意杀人罪表现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而安乐死则是正常医疗行为的一部分。实施安乐死与否，对绝症患者的生命已无实质性意义，所不同的仅在于死亡过程的长短及是否痛苦而已。因此，不能把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混为一谈,更不能等同起来。

3.1.3安乐死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近代哲学家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6]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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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

实际上，安乐死立法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超前立法”。安乐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滞后”。因为“安乐死”这种社会关系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调整时，立法者行动缓慢以至于使其所进行的立法调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甚至这种社会关系出现较长时间后才对其加以立法调整的立法方式——滞后立法。

在2002年，没提关于一位老人在其就九十二岁老母长期昏迷无法治愈的情况下，请求医院实施安乐死遭拒绝后将其母电死，后被判五年的报道，使政协委员田世宜受到很大震动。政协委员田世宜在其递交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义愤提案中呼吁，中国对安乐死不应一味回避，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首先允许公民在法律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有权选择安乐死，然后再在操作上做出具体的规定，并运用开发临终关怀服务产业，使人类创造的法律和高科技手段能够有效的服务于人类自生至死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安乐死”在我国的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尽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完善，才能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情，正确处理舆论，在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实行对安乐死的立法。3.3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又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乐死立法，通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1）、经确诊，病人患有目前医学证明确实是不治之症；（2）、该不治之症给病人带来无法忍受的极端痛苦；（3）、必须有病人本人亲自提出安乐死的要求。[7]

而它们立法的不同之处在：（1）、在是否临近死期的问题上，只有荷兰没有强行要求；（2）、在病人的年龄要求上，荷兰明确要求并必须是成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3）、在病人表达意愿的形式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要求病人必须神志清醒，有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国加州法案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签字；（4）、在由谁来实施安乐死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规定原则上应由医师去做，若不能由医生去做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要求由医生实施，且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5）、在选择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方式问题上。，荷兰的规定是要慎重地确定安乐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要求实施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适当的；（6）、在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性问题上，荷兰明确强调了病人除安乐死外别无选择；（7）、在实施安乐死的目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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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明确强调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权者是否接受授权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北部的法案明确规定要有医生签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实施安乐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间隔期限的问题上，美国加州法案明确规定要在出于临终状态14天后执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规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获得医生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

以上比较了世界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限制条件，而我国虽然要尽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安乐死立法。绝不能照抄照搬荷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定更加严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限制条件。

第一，“安乐死”要有明确的定义。我在本文第一章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多说。第二，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8]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1）、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2）、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4）、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在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5）、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6）、它是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第三，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通常对那些确实无法挽救的病人，及无行为能力的病人，如婴儿、脑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实行安乐死。并且重视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要区别对待。对于自愿安乐死，注意并体现了患者是权利的主体，是可取的，但是，“非自愿安乐死”仍然存在其法律地位难以被确认的问题。其一，对于意识清醒、能表达意思者，“无意愿”而实行安乐死，缺乏公民本人的自愿，是由他人强加的，无疑是一种侵权行为，不能允许。其二，“脑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无法感知痛苦，他们在“脑死”和“不醒”中自然离世本身就是一种安乐的死亡状态，不存在人工减痛、除痛问题，因而其本身不属于施行安乐死的对象范围，如果再对他们施行“被动安乐死”，同样是对其人身权的侵犯。其三，病体“婴儿”、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是否已处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晚期状态？是否都存在极度痛苦？如果对那些仅仅没有或失去表达意愿能力，但并未处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晚期状态，且不存在死亡痛苦者，施行“非自愿安乐死”，是对公民生命权的侵害，这种“非自愿安乐死”不但其法律地位不能予以肯定，而且为法律所禁止。

第四，安乐死实施的主观条件。明确了安乐死实施的前提后，下一步就是要确立它可行性的主观要素，即需要病人、病人亲属、主治医生三方当事人共同表述意见达成共识方可。一是病人的意见表述，它不应作为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安乐死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病人在病危期间往往出于多种考虑，而做出与自己内心意思完全相悖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应该考虑病人的个人需求，但是不应把它作为主要组成部分。假若病人的病情已经使其失去独立思维表述的能力，这时，病人的意见可暂不作为必要因素考虑。二是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应该建立严格的法律程序，尤其是在表态人这一点上更要规范，应该至少2人或2人以上，其中要有病人的配偶、子女或父母中的一个人，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这三类主体都是我国《继承法》中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也是病人死亡后，最直接的受益者，对他们的表态要十分慎重，以防恶意谋杀，所以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不能完全由以上三类主体共同做出或是这三类主体中的部分做出。此外，还应该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中的一个人，这三类主体是我国《继承法》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他们的参与将对家属意见表述的真实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与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法定继承关系上较远，没有十分严重的利益关系，他们的表意可使病人家属的意见得到有效制衡，防止对病人不利行为发生的可能。如果缺少了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则都应该视情况而定。三是主治医生的意见表述，主治医生应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做出说明并出示相关证明，其内容应是对病人病情的真实反映，并确定病人已经确实可以实施安乐死。总之，实施“安乐死”的主观条件必须要由医生、患者、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完成，只有这样才满足了实施“安乐死”意思表述真实的条件。

第五，安乐死的双方的法律关系。要保证每一个临终病人都拥有安乐死的权利,就要规定医生有根据病人或其家属的意志帮助其实现安乐死的义务.这在法理上也是如此.一个权利的行使必然要有义务作保障.两个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而不是权利与权利的关系.就好比对一件物品有所有权,为了保障这个所有权,其他人就负有不应侵害这个物的义务,而不是可以侵害或可以不侵害的权利,更不是要求大家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出发不去侵害这个物.所以说,绝不能将帮助和实现安乐死视为是一种权利,而应将其看成是一种为保障病人权益而设置的义务.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义务只能由医生来承担,除了医生之外的任何人均不得对其实行安乐死.这不仅是由医生职业的特定性来决定的,也是为了规范安乐死制度的需要,防止谋杀,诈骗等刑事犯罪的需要。[9]

要进行安乐死,病人与医生之间无疑就要形成一种契约关系.他们就要达成某种合意.不管医生是“从怜悯出发”还是从职业的特定义务出发,只要他做出了合乎病人意愿的意思表示,双方也就形成了合意.契约的雏形也就大致具备.[10]但我们又不能将其是视为是一种普通的契约.因为普通的契约是存在违约责任的.而在安乐死中则并未如此。当有杀人欲望的医生受一位病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后正欲将此病人勒死以造成自杀的假象时.该病人突然返回且奋力反抗.但最终医生没有放过他。这种特殊状态应如何定性？病人可以自行决定是拥有还是放弃这段生命.尽管短暂,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此时病人一旦做出继续活下去的意思表示,就应将其视为一种对自身生命权的重新确定.此时的生命权是一种被重复过了的权利.并且要注意到病人的两次意思表示都是有效力的.前者的效力体现于契约的成立,后者的效力体现于契约的撤消.这一点可能跟其他权利如物权不一样.我原本对一物拥有所有权,而后我放弃了作为该物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这种行为一经被法律认可,那么除非我通过购买等其它途径,要不然单纯要求恢复所有权是不可能的.而生命权则不一样.我认为这种对生命权的再次使用正是生命是高于一切的最直接的说明,也是人权和人道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它是由生命权不同于权利的特殊性决定的.至于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我认为不应该:首先从法理上进行考虑,这种契约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是完全以一方的意思表示为基准的,即所谓的合意只是病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加上医生附着于病人意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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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意思表示.医生在这其中是没有什么独立地位的.所以只要病人一方的意思撤消,那么医生的意思也就随之撤消.所谓的合意也就不复存在.理所当然地,契约也就被撤消.契约既然已经被撤消了。故这种安乐死的契约实际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契约。我想可以将其视为是一种委托。首先医生是接受病人或其家属的委托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委托之事的。其次，医生对患者实施的安乐死并未影响善良风俗。反而是一种处于善意和医生职业道德与职业一物的高尚行为，即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又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于人，于社会，于国家都又好处。再次，符合病人意思变更的有效性的原则。“正当缔结的委托如在被委托之事尚未进行之前被撤消，无效。

第六，安乐死的方法和形式。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义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安乐死实施的合法条件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采取积极措施使病人死亡，如注射药品等。而消极安乐死是采用消极、放任方式使病人死亡，如停止给药、关闭呼吸机等。在实施安乐死行为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使病人尽可能减少痛苦，因此积极作为方式和消积作为方式相比较，显然前者更加有利于减少病人痛苦，使其在短时间内就得以解脱。所以，安乐死的实施方式应该以积极为主。有些人虽然承认消极安乐死，但却反对积极安乐死。其一，积极安乐死可能让人从心理上觉得难以接受。其二，从表面上看来，积极安乐死似乎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如医生给一名病危病人注射剧毒药物，那么引起死亡的就是这次注射，而不是癌症。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仅凭简单的类比论证就可降其推翻。因为对于消极安乐死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说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不是癌症，而是医生的终止治疗。可见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并无本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手段。“如果死亡是预期的目标或目的，那么审慎的不采取行动与审慎的采取行动在道义上看来并无二致，技术上虽有直接与间接的安乐死之分，但从理论立场上看是一回事。”至于前面所说的心理可能难以接受。虽不属法律调整的范围，但通过法律对积极安乐死的确认，相信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熟悉是会接受它的。故正如萨基尔所说：“只要符合病人的利益，无论是积极安乐死，还是消极安乐死都应被允许。”

第七，安乐死的实施程序。基本应遵循以下程序[11]：（1）、请求程序。请求必须是病人的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出自本人的真诚意愿。对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亲属请求（具体如第四所述），但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的同意方为有效申请。（2）、审查程序。设立有医学专家、法医、医学伦理专家等共同组成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安乐死的申请进行严格的医学和司法审查，防止误诊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乐死申请的到批准后，必须由病人所在医院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按批准的时间、地点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应尊重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

第八，法律责任。（1）、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由确切证据证明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时在病人的真诚请求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仍属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未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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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对有行为能力的人擅自实行安乐死的，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有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实施安乐死应该同时具备以上诸个条件才能实施，如果缺乏其中的任何一条，都潜藏着这一行为性质会发生改变的危险，即很有可能从合法的行为转变为故意杀人等非法的犯罪行为。因此，条件的完备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所在，严格限制条件及其履行过程是安乐死成为合法行为的有力保证！

第四章 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4.1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迅猛发展着的我国，“安乐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名词了，许多人都声称到无法医治又承受巨大痛苦，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乐死有多么的青睐，目前它终究还未被中国法律允许实施。2003年8月，被称为“中国‘安乐死’之父”的王明成颓然离开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拖欠已久的债务，和人们对于安乐死话题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乐死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我认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第一，安乐死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胁；第二，安乐死的确帮助了很多生存无望的人结束了无谓的痛苦；第三，安乐死也在促进着人们对生死价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过安乐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对人们来说虽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作为安乐死的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则。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况下，慎重的提出“安乐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在我国，一般家庭都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绝症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负担，对家人更是心理及身体的双重负担。而适时，适当的安乐死，对病人个人来说既结束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理压力，更解除对家中亲人的种种愧疚；对病人家庭来说，也不必再承担巨大的身体与精神压力，可以更从容的生活下去。虽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家人是必定有心理准备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结束痛苦，家人心里也会早日获得轻松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存在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安乐死合法化有其益处，这也是被公认的。1988年和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1）安乐死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2）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3）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4)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和正确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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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应社会要求的。二战以来，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犯罪，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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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诗权、李政辉著《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05.5、H.D.P.李（H.D.P.LEE）译本《理想国》，473页，（企鹅丛书，伦敦，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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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邝承华：《澳大利亚安乐死法律之探讨——病患‚权利‛之行使？医疗行为之规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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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董保城著《宪法新论》第194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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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蔡宗珍：《‚安乐死‛合法化的宪法思考基础——兼论宪法上生命权的体系结构》，载《宪政时代》第24卷第1期。

17、艾文波 《应尊重‚安乐死‛的权利》 2003年7月23日出版

18、秦平《危险的‚安乐死‛概念泛化》 2003年11月14日出版

19、夏敏 《媒体呼吁安乐死早日进入立法程序》 2003年8月19日出版 20、张颜 《安乐死立法当慎行》 2003年7月2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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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载 南方日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解密》 200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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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作富 黄京平《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会1999年12月第1版2002年9月

27、张毅《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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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南方网：《‘安乐死’是否违宪起争议》

30、新华网，《安乐死在一些国家的发展情况》2002-05-17

31、《由生命权看安乐死》，内蒙古科技大学，孟祥虎

32、南方网：《安乐死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

33、《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刑事法学》2002年第8期

34、南方网：《‘安乐死’是否违宪起争议》

35、《立法学》主编：朱力宇，张曙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36、梁根林《事实上的非法犯罪化与期待可能性——对安乐死出罪处理的路径及其法律解读》《刑事法学》2003年第9期

注释： [1]莫妮，《安乐死的合法化初探》，《广西社会科学》（南宁），2001.4.第76页 [2]秦平《危险的‚安乐死‛概念泛化》 2003年11月14日出版，第45页 [3] 张玉堂，《我们有死的权利吗？》，《法学》（沪）2001.10.第8页 [4] 艾文波 《应尊重‚安乐死‛的权利》 2003年7月23日出版，第96页 [5] 张田《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1 [6] 邝承华：《澳大利亚安乐死法律之探讨——病患‚权利‛之行使？医疗行为之规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卷第4期。[7]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6页 [8] 张颜 《安乐死立法当慎行》 2003年7月28日出版，第30页 [9] 李强 《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 法律教育网 2003年12月3日出版，第10页 [10] 陈晓青，李瑾，《论安乐死的法律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呼和浩特），2002.1.85－88 [11] 周泽 《‚死于安乐‛有多难 在中国为何难以合法化》 2003年10月22日出版第15页

第四篇：六黄晓莉母亲节

母亲节

六二班黄晓莉指导老师：王彩霞

在不知不觉中，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了。我寻思着，今年该送些什么呢?我就带着这些烦恼入了梦想。

谁知，当早晨一醒来，便是倾盆大雨在外面下着。心里顿时体会到透心凉。这怎么办啊！于是，我灵机一动，花一下午的时间做了一张贺卡，送给妈妈。但是，要不被妈妈发现，很难呀！要不被妈妈发现，很难呀！于是，我就打着写作业的幌子，去做贺卡。妈妈以为我还没写完作业，就把我说教了一通。心中一阵感概，我容易吗我，有孝心还得这样。

在我的精心制作下，一张精致的卡片出炉。我把它藏起来，准备在吃晚饭时再交给妈妈。......这一刻终于到了，在妈妈叫我吃饭了，这可是个好时机。我绕到妈妈身后，踮起脚蒙住妈妈眼睛。妈妈有点呆住了，问我要干嘛。我俏皮地一笑，给你送个惊喜呀！在我将礼物送给妈妈的时候，我看见妈妈的眼里，分明有隐隐的泪光闪动着。母亲节这一天，我再次感受到了一句话：母亲送礼物给女儿时，女人儿笑了；女儿送礼物给母亲时，母亲哭了。

第五篇：体育活动学习心得 黄晓涓

2014秋期体育游戏活动心得

江安县大妙中心幼儿园-----曾玉

为了提高我县幼儿教师的专业水平，2014年秋期我县相关部门为我县幼儿教师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以体育游戏活动为主题开展一次深入贯彻《指南》的赛课活动，通过比赛的形式促进更进一步了解和增强教师们的学习主动性。

在本次活动中，我园先从再次学习《指南》开始，并着重了解健康领域对孩子们发展的重要性。《指南》中提出促进幼儿“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的发展目标。促进幼儿“身心状况”的发展目标。促进幼儿“动作发展”目标，等一系列系统的学习。此后园内举行了赛课，教师们积极参与，通过自己所学和领悟设计了适合幼儿年龄的体育活动。看了教师们组织的活动，丰富而有趣，自己学到了许多经验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园内的赛课结束后我园优秀教师又以一场梦幻的拯救公主的体育活动赢得机会参加决赛。

2014年12月1日，江安县幼儿教师体育游戏活动就此展开，我很荣幸观摩了此次活动，看了教师们精彩的体育，活动的，让我这位新教师感受颇多，无论是从教师们的活动设计还是教师的语态、体态。让我不由感叹什么是专业？都值得我们学习。

幼儿教育正向一个更高、更专业的阶段发展，作为新教师的我更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