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诉权

第一篇：父亲的诉权

父亲的诉权某法院受理了此案，认定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在碰撞发生时孩子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她所受到的损害在出生后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法院认为，现在孩子已经出生，可以作为主体提起诉讼。但她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而孩子的父亲吴某，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因此法院判决被告钱明伟赔偿裴某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法院认定小孩不是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无权提出赔偿请求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但其父吴某是否也没有实体权利呢？文秘114版权所有

在本案中被告钱某撞到裴某致其早产，导致小孩出生时健康状况为差，并需要住院治疗，造成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构成侵权，那么受到损害的是否仅为裴某一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早产而产生的婴儿住院治疗费用不是裴某个人的损失，而是裴某与吴某二人的共同损失，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失只发生在裴某一人身上，否则应当认定该损失是裴某与吴某的共同损失，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这里的抚养义务当然不仅仅是给子女吃饭穿衣，抚养义务当然还包括为子女提供医疗和护理的保障，为子女提供医疗费用照顾在治疗中的子女是父母双方的义务；因撞击导致早产造成婴儿健康状况为差，造成婴儿父母精神上的担忧和痛苦，其承担者也不是裴红霞个人。父母对子女健康的期待和关怀是人类情感的天然的状态，在子女健康发生危险时，父母的担忧与不安是自然发生的，并不因为孕育子女的只是母亲而有所区别。所以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裴某与吴某受到的损害都是共同的，因此二人均是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享有本案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

第二篇：父亲的诉权1

父亲的诉权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某，吃过晚饭就和家里的小姑子一起到楼下去散步。当他们刚刚走到了十几米远的一个丁字路口时，突然裴某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到了的肚子。被撞到的裴某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定了定神之后，撞人的是邻居钱某。于是，二人发生了争吵。吵完之后，裴某没有多想，仍旧继续散步，当天晚上，裴某下身开始有少量水流出。裴某赶紧休息，但随着流量越来越多，这才引起了她的警惕。2001年7月29日凌晨5点，裴某被紧急送往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后，被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所流水为羊水并进行抗炎保胎。2001年8月8日，裴某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根据医学上讲，早产儿因为孕龄低，婴儿体内各脏器没有发育成熟，因此免疫功能低下，易发生各种早产儿综合症。就这样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孩刚一出生，便被放进了保温箱，进行住院治疗。在律师的帮助下，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便当上了原告，她和她的父母一纸诉状将邻居钱某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索赔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孩子父母亲的医药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6万3千多元人民币。某法院受理了此案，认定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在碰撞发生时孩子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她所受到的损害在出生后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法院认为，现在孩子已经出生，可以作为主体提起诉讼。但她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而孩子的父亲吴某，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因此法院判决被告钱明伟赔偿裴某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评析]本案法院认定小孩不是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无权提出赔偿请求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但其父吴某是否也没有实体权利呢？在本案中被告钱某撞到裴某致其早产，导致小孩出生时健康状况为差，并需要住院治疗，造成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构成侵权，那么受到损害的是否仅为裴某一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早产而产生的婴儿住院治疗费用不是裴某个人的损失，而是裴某与吴某二人的共同损失，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失只发生在裴某一人身上，否则应当认定该损失是裴某与吴某的共同损失，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这里的抚养义务当然不仅仅是给子女吃饭穿衣，抚养义务当然还包括为子女提供医疗和护理的保障，为子女提供医疗费用照顾在治疗中的子女是父母双方的义务；因撞击导致早产造成婴儿健康状况为差，造成婴儿父母精神上的担忧和痛苦，其承担者也不是裴红霞个人。父母对子女健康的期待和关怀是人类情感的天然的状态，在子女健康发生危险时，父母的担忧与不安是自然发生的，并不因为孕育子女的只是母亲而有所区别。所以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裴某与吴某受到的损害都是共同的，因此二人均是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享有本案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

第三篇：谈该案的诉权

谈该案的诉权

案情：何某系某银行职员，2007年1月15日在办理李某存款业务时，误将其存款14700元写成24700元。当天下午何某在办理交接时发现此事。于是，何某按照银行的内部规定先行垫付了10000元的空缺款。并就此事向银行反映，银行通过观看当天录像查明确有此事。并当即派出保卫科人员找李某协商未果。李某也在当天到另一营业点将钱全部取出。何某要求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但银行以如果提出诉讼就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登记，不利于单位的业绩，而拒绝起诉。何某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法院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不予立案。那么此案中的何某所垫付的10000元怎样才能从不当得利的李某手中拿回来呢？

首先，我们分析案件中三方之间的关系，何某与银行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李某与银行之间是一种存款合同关系和不当得利权利和义务关系，而何某和李某之间关系就是本案要确定的关系，也是本案的关键之所在。

其次，我们分析此案的要点在于：银行作为合同关系的一方怠于行使请求权时，如何保护银行员工的诉讼权利？其实在本案中，如果银行同意以原告的身份，或者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将请求权转给何某，起诉李某要求其返还不当所得，那么，这就是一件简单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案。

再次，我们分析何某究竟有没有资格发动起这一诉讼。虽然何某与李某没有明显的合同关系，但笔者认为，第一，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上看，银行的内部文件规定了相关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失由员工自己承担，员工一旦与银行签定合同成为银行职工就必须承受这一义务。既然承受了这一义务，就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可以在银行怠于行使权利时，享有独立的主体资格行使权利。第二，从代理关系和债权代位请求权上看，在这一不当得利的过程中，何某很明显是以一个“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且不当得利的发生是由“代理人”何某的过失所致。作为“被代理人”的银行在损失由“代理人”填补后，怠于向不当得利人李某行使请求权。随着风险的转移，“代理人”何某通过行使代位请求权已成为新的债权人。因此，何某有资格作为原告提起这一诉讼，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法院应该受理这个诉讼。

最后，从本案我们不难发现，对作为弱势一方的职务过失行为人的诉权保护做的不到位，在单位怠于行使权利时，他们很找到有效的司法解决途径。笔者建议，第一，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完善相关立法的形式来保护职务过失行为人的诉讼权利。第二，在风险劳动合同中强行加入职务过失行为人在用工单位怠于行使权利时，享有相关的代理诉讼权，特别是对于格式合同。第三，劳动部门加强监管，切实保护劳动者各项权益。横峰县人民法院：徐海高

第四篇：如何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上诉权

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被害人除外）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一审刑事裁判，依法提起上诉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部分。对于被告人来说，上诉权也是辩护权的重要部分。法律应当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其上诉权。在司法实践中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被告人已被一审判决（或裁定）且在押，对于他们本人当然是在宣判时已被告知了其应享有的上诉权，但他

们的辩护人和近亲属则常会向法院要求：他们希望能代被告人上诉。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中规定的，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只有在法定期限内，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才可以提出上诉。也即，行使上诉权的主体是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而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并不是行使上诉权的主体，他们没有独立的上诉资格，要想提出上诉，必须在法定期限内，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才可以提出上诉。但由于此类被告人在法律上属于未决犯，对未决犯的会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其辩护人因较熟悉法律知识，可以依据相关的规定予以会见，征求被告人的意见，是否提出上诉，而被告人的近亲属常会因为对法律知识的淡薄，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而耽误了法定上诉期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明确：首先，依据现有的法律精神，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出发，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仅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更是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地位，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对其具有切身利害关系，而切实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也是保障被告人行使其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法律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人民法院在宣判及制定的法律文书中应明确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这是刑诉法的重要规定。只要他们在法定的期限内以法定的形式提出上诉，案件就进入了二审程序。随意剥夺被告人上诉权是违反程序法的行为。其次，我国法律没有限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排除影响上诉权行使的种种因素。我国的刑诉法规定，行使上诉权的形式分为书面与口头两种。对书面形式，只要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办案机关或管教人员提交了上诉状或表明其上诉要求的书面材料，办案机关就应当尊重其上诉权，而不应对被告人以种种方式，跟他们谈上诉的理由是否充分？上诉是否会影响到个人的认罪、悔罪态度？是否会影响到以后的改造等等。不仅不能这样，还要消除一部分被告人的这种心理，使其真正明确上诉权是法律赋予他们的一项权利，他们有权独立地行使这项权利。另外，关于上诉的理由，法律亦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刑诉法及《解释》，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只要不服一审裁判，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上诉，上诉即可成立。因此，可以说“不服一审裁判，要求上级法院重新审理”就是上诉的理由。对于口头形式的上诉，办案机关应当立即制作笔录，以确保这部分人行使正当的上诉权利，而不能随意地剥夺其上诉权。以上两个方面，主要谈的是如何保障被告人自已行使上诉权的问题，下面，将主要谈一谈被告人的近亲属在法定期限内经过被告人的同意，可以提出上诉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明确也要从源头上加以保障。作为一审人民法院，案件裁判后，就应当将裁判的结果即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在送达被告人的同时及时送达给被告人的近亲属，使其明确案件的审理结果，并向他们告知《解释》中关于近亲属“上诉”的程序。由于公安部关于《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中已明确规定：未决犯会见近亲属，由办案机关持批准会见的证明文件与看守所联系，会见由办案人员和看守干警在场监视，因此近亲属向法院提出为被告人“上诉”的问题，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为其提供条件，即按上述《条例》规定的程序办理，使近亲属能在法定期限内了解到被告人是否要求上诉的真正想法。另外，在这个问题上，应特别注意要将被告人的意见和其近亲属的意见区别开来，明确上诉权的主体是被告人而非近亲属。作为近亲属只有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才能提出上诉，不能将近亲属的意见强加于被告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保证法律规定的被告人能独立地行使他的上诉权。因为被告人才是案件的当事人，只有他们自已才能真正清楚法律对他们的处罚是否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也即是否罪刑相适应，是否有上诉的必要。在谈如何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上诉权的同时，也不能单方面地任由上诉权不受限制地行使，因此在这里，还需指出，行使上诉权时应当避免的一些情况。根据我国刑诉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因此在上诉权行使的问题上，就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存在：部分被告人在判决后，也不考虑是否罪刑相适应

第五篇：如何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上诉权

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被害人除外）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一审刑事裁判，依法提起上诉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部分。对于被告人来说，上诉权也是辩护权的重要部分。法律应当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其上诉权。在司法实践中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被告人已被一审判决（或裁定）且在押，对于他们本人当然是在宣判时已被告知了其应享有的上诉权，但他们的辩护人和近亲属则常会向法院要求：他们希望能代被告人上诉。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中规定的，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只有在法定期限内，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才可以提出上诉。也即，行使上诉权的主体是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而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并不是行使上诉权的主体，他们没有独立的上诉资格，要想提出上诉，必须在法定期限内，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才可以提出上诉。但由于此类被告人在法律上属于未决犯，对未决犯的会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其辩护人因较熟悉法律知识，可以依据相关的规定予以会见，征求被告人的意见，是否提出上诉，而被告人的近亲属常会因为对法律知识的淡薄，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而耽误了法定上诉期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明确：首先，依据现有的法律精神，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出发，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仅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更是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地位，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对其具有切身利害关系，而切实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也是保障被告人行使其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法律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人民法院在宣判及制定的法律文书中应明确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这是刑诉法的重要规定。只要他们在法定的期限内以法定的形式提出上诉，案件就进入了二审程序。随意剥夺被告人上诉权是违反程序法的行为。其次，我国法律没有限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排除影响上诉权行使的种种因素。我国的刑诉法规定，行使上诉权的形式分为书面与口头两种。对书面形式，只要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办案机关或管教人员提交了上诉状或表明其上诉要求的书面材料，办案机关就应当尊重其上诉权，而不应对被告人以种种方式，跟他们谈上诉的理由是否充分？上诉是否会影响到个人的认罪、悔罪态度？是否会影响到以后的改造等等。不仅不能这样，还要消除一部分被告人的这种心理，使其真正明确上诉权是法律赋予他们的一项权利，他们有权独立地行使这项权利。另外，关于上诉的理由，法律亦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刑诉法及《解释》，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只要不服一审裁判，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上诉，上诉即可成立。因此，可以说“不服一审裁判，要求上级法院重新审理”就是上诉的理由。对于口头形式的上诉，办案机关应当立即制作笔录，以确保这部分人行使正当的上诉权利，而不能随意地剥夺其上诉权。以上两个方面，主要谈的是如何保障被告人自已行使上诉权的问题，下面，将主要谈一谈被告人的近亲属在法定期限内经过被告人的同意，可以提出上诉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明确也要从源头上加以保障。作为一审人民法院，案件裁判后，就应当将裁判的结果即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在送达被告人的同时及时送达给被告人的近亲属，使其明确案件的审理结果，并向他们告知《解释》中关于近亲属“上诉”的程序。由于公安部关于《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中已明确规定：未决犯会见近亲属，由办案机关持批准会见的证明文件与看守所联系，会见由办案人员和看守干警在场监视，因此近亲属向法院提出为被告人“上诉”的问题，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为其提供条件，即按上述《条例》规定的程序办理，使近亲属能在法定期限内了解到被告人是否要求上诉的真正想法。另外，在这个问题上，应特别注意要将被告人的意见和其近亲属的意见区别开来，明确上诉权的主体是被告人而非近亲属。作为近亲属只有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才能提出上诉，不能将近亲属的意见强加于被告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保证法律规定的被告人能独立地行使他的上诉权。因为被告人才是案件的当事人，只有他们自已才能真正清楚法律对他们的处罚是否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也即是否罪刑相适应，是否有上诉的必要。在谈如何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上诉权的同时，也不能单方面地任由上诉权不受限制地行使，因此在这里，还需指出，行使上诉权时应当避免的一些情况。根据我国刑诉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因此在上诉权行使的问题上，就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存在：部分被告人在判决后，也不考虑是否罪刑相适应，而只是一味地想：反正上诉不加刑，为什么不试一试？他们提出了上诉。按照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剥夺，但从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看，却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首先，浪费审判资源，案件因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启动了二审程序，也就是加重了二审法院的审判任务；其二，被告人在上诉期间仍系未决犯，不宜立即投牢，参加到正常的劳动改造中去，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为了减少这类问题的发生，作为一审法院在案件裁判后，不能一判了之，不尽在裁判文书中对裁决的理由应当作出详尽的阐述，还应在宣判后向被告人明确：法律对上诉的理由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也明确规定了：二审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裁定驳回上诉或

抗诉，维持原判（除了一审法院在审判程序上的违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外）。这种明确也即是对上诉理由的变相约束，也就是说，即使上诉了，但没有充分的理由，其结果也还是被裁定驳回，维持原判。以上，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行使上诉权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相应的一些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