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权看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扩大

第一篇：从诉权看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扩大

在我国现阶段，有关民事诉讼主体问题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关于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诉讼的问题研究则处于初始状态。在司法实务中，人们对这一问题尚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因此，加紧对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诉讼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掌握未成年人在诉讼活动中的法律特征和活动原则及其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由真实案例引出的问题

其一：2006年10月份，江苏省阜宁县法院遇到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王小红系王志祥与李晓林的亲生女儿，1997年,王志祥离家出走，抛弃了妻子和女儿，多年来一直下落不明。2003年7月份，李晓林向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与王志祥的婚姻关系，考虑到双方分居的时间比较长，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遂作出缺席判决：解除王志祥与李晓林的婚姻关系；王小红随其母亲李晓林生活，被告王志祥每月负担小孩王小红抚育费100元。不料，2004年5月份，王志祥突然来家，李晓林便于同年7月份提出变更王小红的抚育关系，要求王小红由其父王志祥抚养，李晓林不负担王小红的生活费用。李晓林此时虽没有再婚，也未与王志祥进行复婚登记，却与王志祥和女儿王小红一起居住在阜城镇城北村一间平房内共同生活。2006年7月份，因王小红考上阜宁县某民办初级中学，需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教育费用，王志祥与李晓林为上学问题经常发生争吵，为此，李晓林离开了王志祥和王小红。李晓林离家后，王小红跟随其父亲王志祥生活，后因父女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王志祥认为父女关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系李晓林挑拨行为引起，于是对王小红的生活和学习也不闻不问。同时，因欠学校学费3500元未交纳，王小红的学业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为此，王小红认为王志祥与李晓林对自己不尽抚养义务，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遂以自己的名义向阜宁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志祥与李晓林共同支付学杂费3500元，并每月支付生活费240元。经查明，王小红提起诉讼时年仅16周岁[1]。

该案诉至法院后，就王小红本人能否作为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和参加民事诉讼活动引起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王小红可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但不能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7条和第58条的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们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法律的这种规定，意味着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不能自己进行诉讼，而只能由法定代理人担任法定的诉讼代理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考虑到该案是子女起诉父母的特殊案例，无法为王小红指定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王小红可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同时也可以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到底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哪种意见更符合实际？这很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分析。

其二：原告徐某，女，17岁，浙江省永康市同堂村村民，高中学生。原告出生第十五天即被同村徐某某、章某夫妇收养。1989年、1990年养母、养父先后去世，原告年仅三岁。因无合适监护人，原告亲生父母王某、金某不忍心看着年幼的原告失去依靠，毅然举家租住在同堂村，担负起对原告的监护责任。原告所在的村两委及乡邻多方关怀，给原告申报落户、分了责任田，并按孤儿给予照顾，对原告生父母担任原告监护人给予大力支持，使原告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就在养父去世九年后的1999年11月，原告的生父母与徐甲、徐乙（均为原告叔父）签订了“协议书”，将原告所有的养父遗产处分给徐甲、徐乙。此后，徐甲、徐乙依“协议书”占有原告养父遗产（主要是三间房屋）至今。2002年，村里分配土地征用款时，以原告不继承养父遗产、已由生父母监护为由，不给原告享受村民待遇。原告生父母遂感事情严重，委托律师代理案件，并于2003年9月以原告徐某的名义将王某、金某和徐甲、徐乙将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四被告于1999年9月所签订的协议书中处分原告继承权的内容无效并返还养父的遗产。[2]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也面临着未成年人的诉讼主体问题。但这个案件与上面的案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原告的监护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以原告的名义将自己和其他被告同时起诉。本案中，监护人一方面作为案件的被告，另一方面却为原告聘请律师、代为参与诉讼，出现了与法理相悖的自己告自己的现象。由监护人代替未成年人进行民事诉讼在本案中显然不太合适。既然，监护人不便于代行诉讼责任，未成年人又不能独立进行民事诉讼，那么应该由谁来履行监护责任？又由谁来为未成年人聘请律师或指定诉讼代理人？法律对此没有规定，是一片空白。如要等到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再自行主张权利，就会造成明知受侵害而不能维权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特殊情况下允许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诉讼必要性

按照传统民事诉讼理论，自然人只有具备当事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才能成为诉讼主体[3]。自然人的当事人能力自出生时具有，至死亡时结束；自然人的诉讼行为能力只有在年满18周岁后才具有，不满18周岁的未成人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其诉讼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因此，未成年人由于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其单独进行的民事诉讼行为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当然无效。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排斥未成年人单独参加民事诉讼，主要在于强调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民事诉讼程序是一种程序性、技巧性非常强的法律程序，未成年人由于心智未发育成熟，在诉讼中极有可能会错误地认识相关法律问题和怠于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其权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来说，法律不允许未成年人单独进行民事诉诉，而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诉讼可以使未成年人免受重大利益损害，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鉴于诉讼实践中存在诸多复杂情况和未成年人社会角色的增加，在特定情况下，如监护人为被告、监护人正在服刑不便进行诉讼等情形，允许未成年人独立进行一定的诉讼活动，会更有利于司法正义和法制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首先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监护人不愿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像本文第一个案例那样监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如一味地以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而由拒之于门外而不予受理，这其实变相纵容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法律设定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未成年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时，作为监护人也只有在与其站在同一立场上时才能使监护制度发挥出预期和应有的制度作用。[4]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权益的侵害人或与未成年人站在相反的立场，法律设定的监护制度和法定代理人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就会丧失原有的制度内涵和功效。在这种情况，必须要有一种制度来弥补该项制度缺陷，那就是在特殊情况下，放宽对未成年人单独进行民事诉讼的限制，允许其独立进行民事诉讼。

其次可以统一法院之间的司法实践。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法院及法官对特殊情况下未成年人单独进行民事诉讼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法律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破坏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在法律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积极从司法层面探索建立未成人单独进行民事诉讼制度，可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法院之间树立一个统一的办案标准，减少司法实践中的意见分歧，实现司法的统一。

最后可以推动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未成年人在特别情况可以独立参与诉讼，可能是立法时的疏忽和缺漏。由于立法具有相对滞后性的弱点，不可能及时反映社会关系的发展和需要，对未成年人独立诉讼问题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不到及时解决和完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及相关司法实践的深入开展，公众和立法机关会越来越关注未成年人独立进行民事诉讼问题，这一立法漏洞会在实践的推动下最终会被填补。

三、未成年人独立进行民事诉讼的类型探讨

未成年人独立进行民事诉讼不宜扩大化，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予以允许。下面，笔者建议以下几类情况应当允许未成年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独立进行民事诉讼。

1、监护人侵害未成人权益的。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家庭暴力在中国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60.9%的儿童在家里挨打，84.5% 的儿童受到责骂[5]。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主要发生于家庭内部，现实中表现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采取殴打、辱骂、贬低、恐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行虐待；对未成年人情感淡漠，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不尽抚养义务甚至遗弃；侵害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强迫辍学或过度劳动，等等。这些侵害行为由于绝大多数发生于家庭成员之间，外人或有关单位一般很难发现，即使发现也往往抱着“家长教育孩子，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认识和态度，而很少予以干涉。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或由于自我权益保护意识淡薄，或由于胆小、害怕或不好意识、怕丢面子等原因，而往往拒绝向外人和有关单位反映。在种情况下，未成年人提起起诉，要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笔者建议法院应转变工作思维，不应一味地以未成年人不具有诉讼能力而不予立案处理。法院应当采取灵活主动的工作方式，可以在立案后，为未成年人指定诉讼代理人，帮助或代替未成年人进行民事诉讼，行使诉讼权利；也可以就这些案件主动同妇联、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居委会等部门联系，要求这些单位协助处理；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其他司法机关处理。

2、未成年人无近亲属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失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又称孤儿）57.3万名，他们失去依靠，无人抚养，处于生存、发展的困境，其中超过3成没有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6]。现实中，孤儿一般由他们的近亲属抚养，没有近亲属或近亲属不愿抚养的，他们往往由所在的村（居）或社会福利院、孤儿学校、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等机构集中抚养和安置。然而，在很多时候，孤儿由于失去亲权的保护，其权益往往更容易受到他人的不法侵犯。特别是那些没有近亲属的孤儿和流浪儿童，其侵犯受侵犯后，有关单位作为监护人由于人员、经费不足、工作繁忙或责任心不强等原因往往不去伸张权利，讨回公道，使孤儿的权益处于无人问津、无所保障的状况。人民法院对没有近亲属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在立案时，应到认真审查未成年人的家庭出身情况、有无其他直系和三代以内旁系亲属，经审查，确无近亲属的，应当予以立案。立案后，法院应当及时通知、责令其监护人代为进行诉讼或为其指定诉讼代理人协助进行诉讼。在诉讼中，还应耐心地告知相关权利义务，认真地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受到法律保护。

3、监护人怠于行使或不便于行使诉讼权利的。监护人怠于行使权利主要是指，监护人明知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而不去主张，或在诉讼中监护人不行使诉讼权利致使相关权利全部或部分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未成年人与监护人有不同的意见，要求独立参与民事诉讼时，笔者建议法院应当允许。因为，部分未成年人，特别是14周岁至18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的心智已有相当的发展，对一些事物、事件已有独立看法和意见，其自我权利意识已趋于成熟健全。这种情况下，允许未成年人参与甚至独立进行民事诉讼，是充分尊重未成年人人格的表现，可以避免相关权利因监护人的怠于行使而超过诉讼时效，丧失司法的强制性保护。监护人不便于行使诉讼权利是指，由于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致使监护人不能代替未成年人进行民事诉讼。在现实中，因犯罪而长期服刑，或因远在国外，或因自身存在严重的病残，或因长期的失踪等原因，导致监护人不能周全地照顾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甚至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全然不知，难以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情况下，应赋予未成年人独立寻求司法救济和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

4、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为了方便未成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我国相关法律建立了未成年人劳动成年制度，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可以视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如《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2条指出，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够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法律为该类未成年人参与民事诉讼提供了依据，因此，法院经审查认为未成年人符合劳动成年制度后，就应当允许他们独立进行民事诉讼并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四、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其参与社活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下一步，如何充分利用司法手段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应成为司法界关注的焦点。结合审判实践，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1、降低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我国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公民为未成年人，这在从前是比较符合人们的身心发育特征的。但时至今日，孩子的“早熟”已经成了普遍的现象。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受教育条件的提高，绝大多数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对是非的判断，都已经达到了“成人”的水平，完全具备了“独立的行为能力”，把他们视为“未成年人”，确实不符合实际。并且现在有许多未成年人因在各方面都具备了“成人”的条件，而实际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因此，法律应适时将未成年人的界限降低到1至3岁，以保障更多的未成年人能够独立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2、恢复指定诉讼代理制度。我国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曾将诉讼代理人分为法定诉讼代理人、指定诉讼代理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三种，并规定“没有法定代理人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代理人”。现行《民事诉讼法》因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十分广泛、不存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而废止了指定诉讼代理制度。笔者认为，虽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多种监护人情况，但是在很多时候监护人无法履行、不便履行和怠于履行监护责任。这种情况下，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因实际上没有法定诉讼代理人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恢复指定诉讼代理制度，并进一步地拓宽适用范围，将

监护人为被告、监护人怠于进行诉讼、无法进行诉讼的案件全部纳入法院指定诉讼代理人的范围内。

3、完善未成年民事司法援助制度。1994年初，司法部正式提出探索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以来，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截至2007年初，我国各级政府已建立3150多个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达11700余名。2013年全国各地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15万余件，受援人总数超过54万多人[7]。但是关于未成年民事司法救济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仅规定6种需要代理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着重强调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这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援助制度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差距。笔者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援助制度，为特定情况下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诉讼提供法律保障。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时，也要为没有诉讼代理人的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并依法减免相关诉讼费用。

第二篇：从启动学习型组织 看三一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

从启动学习型组织 看三一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

作者：张帼管理文章来源：红网点击数： 327更新时间：2005-3-2

5红网讯（通讯员 张帼）近日，三一集团首次大规模全员考试正如火如荼展开。这是三一集团建立有序畅通流程，精干组织架构、职位和人员配置，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提升员工素质、企业竞争力以促进公司战略和经营目标实现的又一重大举措。

民营企业健康成长的最大忧患来源于民营企业自身。为全面提高团队素质，在新形势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三一集团以启动学习型组织建设为契机，谋划人力资源改革，借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２００３年——三一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公司超额完成经营任务，其中三一重工完成销售收入２６。３０亿元；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三一；三一重工成功上市；三一泵车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位等等，足以令三一的领导人引以为傲。然而，致力于种植一块中华民族工业“试验田”，塑造中国的世界名牌，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企业，期望以高新技术改造机械装备工业，促使其升级换代至世界一流水准的三一掌门——梁稳根，决不以此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在寻找一个企业基业常青的决定性基因，寻找企业持续成长的竞争优势。

研发和服务两项三一的核心竞争力，是三一持续快速发展的推进器。它支撑着三一在世界范围内打破重工业制造领域的外企垄断局面，确定三一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如今，他又找到了“学习力”——新世纪的第一竞争资本。他指出，“昨天的组织是机械，今天的组织是系统，明天的组织是头脑。三一要努力营造这样一种学习型组织：员工全身心投入，体会到工作所带来的学习乐趣，通过学习创新实现自我，开拓未来；通过营造学习型组织的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引领企业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创新，从而使组织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６月，三一重工雷霆行动全面启动。６月２３日，考务办公室完成考试名单分类确认、考试大纲和试题组卷，２８日组织主控类（秘书文职类、ＩＴ管理类、商物管理类、仓

管配送类、财务管理类）考试，并最终于７月１０日前，完成商务、生产工人等其他岗位员工以及驻外人员的岗位技能考试。

据考务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组织此次员工岗位技能考试主要是为了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客观公正衡量员工的岗位技能和胜任能力，促进员工岗位技能不断提高，全面提升员工素质，在整个集团范围内掀起全员学习创新活动的新高潮。

笔者采访了一名ＩＴ管理人员，他将考试大纲递给笔者说，“专业题涵盖内容广泛，二十本书，复习时间短，比之念大学难多了”.笔者还留意到，一到休息时间，偌大的办公室里闲聊的少了，看书、讨论专业问题的人多了。三一企业文化手册更是炙手可热，公司员工争相阅读。

彼得。圣吉所著《第五项修炼——学习性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指出：学习型组织是全体组织人员能全身心投入并持续增长学习力的组织；是能让组织人员体验到工作中生命意义的组织；是通过学习能创造自我、创造未来能量的组织。一个企业仅仅企业家肯学习无法形成竞争力，只有当整个组织具有很强的学习力时，企业才能走向辉煌。有人预测，２１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将会是“学习型组织”.三一重工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伴随ＧＥ百年的，恰是一部从不懈怠的培训史；伴随三一基业常青的，将是一部卓尔不凡的全员学习史。他说，启动学习型组织建设，形成不断竞争与创新的氛围，不断推进组织结构、管理程序和团队素质的优化，是为真正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作好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优化体系的战略准备。

阿里山上的神木之所以大，４０００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决定了，绝不是４０００后才知道——三一会不会是这样一颗种子？

中国公司都需要远见和梦想，需要一种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意志，需要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或许，三一是这样一个企业。

第三篇：从执行力角度看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从执行力角度看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来源：中国法院网(08-01-22)

强制执行是一个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分分合合、融会缠绕，多部门法风云际会、交错重叠，各种利益和矛盾对立冲突、最后对决的领域[1]。民事诉讼调解结案后，因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的调解书，使和解解决纠纷的意愿落空，必须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以保障和实现。如果民事调解书没有执行的效力，司法和谐的价值将难以体现。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调解协议不仅是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由处分相关权利、合意解决诉争的产物，而且也是人民法院确认协议内容并制作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调解书的基础。其效力如何以及所确定的内容能否实现，既直接关系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纠纷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与法院调解之公信力乃至司法权威紧密相连，故而这一问题备受关注[2]。法院调解曾因控辩式审判方式改革而被强制弱化，但近来，社会矛盾新的变化趋势，使各类民事权益争议案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新型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式需要下，诉讼调解的理论和方法，在实务界和理论界被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调解协议是否应具有执行力的问题，鲜有提及，大家主要关注的是诉讼调解的技巧，而对调解协议的适法性和是否有执行力关注不多。笔者从执行的角度认为，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只考虑了诉讼审理期间的和解，忽略了与执行程序的接轨和适用，还存在着缺陷。

（一）法官主持调解与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冲突

自愿原则作为民事调解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程序上，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在实体上，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自愿协商的结果，其合意是对原产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予以变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实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充分发挥广大法官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这一要求赋予了法官浓重的职权色彩，使得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给法官制定调解结案指标，并纳入法官的绩效考核，导致强制调解的事时有发生。

引证一：张某与商业公司私自签订房地产开发合同，将所建一套商品房出售给李某。李某因不能办理产权证而起诉张某与商业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在审理过程中，法官明知张某与商业公司开发和销售商品房的行为违法，仍调解该买卖合同有效，协议“由张某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李某办理产权登记，商业公司协助张某办理产权登记。”逾期，张某在为李某办理产权证时，房产和国土部门以该房产开发违法不予办理登记。李某以张某拒不履行调解协议为由，持生效的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张某和商业公司履行办证行为。法院执行部门审查后认为，该买卖房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不同意办理产权登记，法院也不能强制执行。张某及商业公司的办证行为系法律禁止性行为，其调解书没有执行力，应不予执行。

从该案不难看出，在高调解率的压力下，法官自然热衷于追求调解诉讼模式。好调解的快调，不好调的则久调不决。对于本该追究和不予认可的民事违法行为，不是依法制裁，仍是一调了之。法官热衷于强制调解的好处还在于既可避免因错误判决被追究责任，又可避免承担非法干预的风险；既可以使关系案、人情案存在于“合情合理”之中，又可以完成任务得奖金，可谓一举几得。殊不知，自愿调解原则，强调的应是由当事人自愿提出或自愿接受调解。如果不是自愿，而是在法官施加影响和压力下，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即便促成了调解协议的达成，却不能体现司法和谐，当事人也不一定能够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法官不可自贬身份，送法上门，更不应该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法官无原则地调处，表面上解决了纠纷，而实质上是以损害司法尊严为代价的[3]。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规定了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其弊端在于：一是法官不能把握让每一个案件都能调解，极易将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常会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限制和损害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二是各级法院的调解量化指标，促使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三是法官双重身分的潜在强制力，容易造成关系案、人情案，甚至于侵犯当事人权利；四是法官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调解，有违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易产生强制性合意。

（二）自愿和合法原则缺乏制约机制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一规定实在过于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十二条对此作了补充和完善，规定了四类调解协议是无效的，不予认可。然而，其中第（三）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规定，在实务中是较难认定的。

引证二：甲公司为私营企业，将一批产品出售给乙公司后，一直拒绝提供增值税发票。乙公司遂起诉。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甲公司应向乙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如果在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甲公司不提供增值税发票，则由甲公司补偿乙公司税款损失4万元。”逾期，乙公司申请执行。在执行中查明，甲公司实际在诉讼调解阶段就已着手变卖企业资产，为逃避债务，以虚假承诺签订该调解协议后，法定代表人卷款外逃，案件无法执行。

此案例说明，在诉讼调解过程中，无论是一方当事人作虚假承诺，还是双方串通一气，或者是一方被迫接受调解，法官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审查的。况且，《调解规定》中只强调了自愿、合法、保密和灵活四原则，舍弃了民诉法规定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法官为力求早日结案，不会主动、也没有必要去查明事实，更不会过多地考虑是否能执行的问题。只要能调解结案，能否自觉履行，是当事人

自己的事。当前的法律对于自愿与合法原则，制定的是过于原则，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一旦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此次诉讼程序就此终结。

（三）调解制度缺乏执行力可行性规定

民事活动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不仅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也是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没有诚信，即便达成调解协议，也不一定能自觉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是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这就涉及到调解协议应具有可执行性。如果调解协议没有执行力，那么，该调解协议（书）就不具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了。

引证三：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某工程合同（分二期建设）。在第一期工程完工后，丁公司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付第一期工程款，而第二期工程又已建一半。丙公司起诉丁公司，追究其违约责任。丁公司则以第一期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失提起反诉。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丁公司给付丙公司第一期工程款50万元，丙公司赔偿丁公司第一期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损失16万元，并负责对第一期工程进行维修。上述款项在第二期工程验收合格后一并结算。”二期工程完工后，丁公司以一期工程维修和二期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不结账。丙公司持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丁公司按调解协议履行。法院审查后认为，该调解协议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也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只是对尚未履行的原合同的一种变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不予立案执行。

从该案例不难看出，实践中，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了调解结案率，只注重了当事人能否达成协议，只注重了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法，极少考虑调解协议的可执行力问题。当然，这不能完全归责于法官。因为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对民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作明确的规定，只要协议不违法，人民法院是没有理由不予认可的。对于生效的调解协议是否应该有执行力，没有规定，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法律漏洞，也是多年以来重审轻执的结果。

《适用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54条规定：“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间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可是执行实务中，我们发现有些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内容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执行标的也不明确，根本不符合《执行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受理条件。世界各国通行的判决有三种形式：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具有执行力的判决也只是给付判决。按现行法律规定，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生效，二是有明确的给付内容。然而，按自愿和合法原则而形成的调解协议，虽已生效，但因没有给付内容而不能进入强制执行执行阶段，或者说即便进入了执行阶段，也存在执行不能的问题。对于这类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在没有违反自愿和合法原则的情况下，当事人通过何种途径救济，没有规定。有些调解协议约定了双方当事人互负义务，在双方履行义务时都有瑕疵时，能否互为被执行人？一方如先行申请执行，另一方能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按照何种程序审查？这些问题急需从法律上去完善。

此外，对于调解书中履行义务的期限是分阶段的、分多年给付的，如给付债款，给付扶养、抚育费等案件，如果因各种原因不能履行前面几期或者说其中有几期没有履行给付义务的，申请执行人能否以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后几期义务而申请法院对后几期义务一并强制执行？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实务部门对此争议较大，需要法律对这类调解书的执行力作出明确规定。

二、民事调解协议应具备的法律效力

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为解决诉争而达成的调解协议，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与未经人民法院审查认可的普通民事契约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变更法律关系、终结诉讼和强制执行力等法律效力。

（一）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变更法律关系的效力

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为解决诉争而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合意。这种合意也是一种契约，但它与普通的民事契约的法律约束力是不同的。虽然调解协议与普通的契约都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调解协议除了与普通契约一样可以变更当事人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外，还具有普通契约所没有的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

诉讼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按现行的民诉法规定，我国的诉讼审理程序采用的是调审合一的模式，无论是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还是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只要是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上诉案件可以调解，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通过达成新的调解协议，可以变更原审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再审案件按原一审或二审程序审理，那么在再审程序中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当然的可以对原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和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法定权利义务重新予以变更，原生效的法律文书则自然失效。调解协议如要具备变更法律关系的效力，必须是在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前提下，由人民法院认可才行。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愿必须是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体现司法公正的理念。如果法官不能站在中立的地位主导调解，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就很容易产生强制合意。虽然当事人在压制调解和久调不决的“司法阴影”下接受了调解协议，但它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无法真实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二是合法不仅仅是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还在于民事诉讼所解决的合理性是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三是当事人达成合意后，由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一经确认，即具有法律效力。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重新达成的调解协议就具有了改变原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

（二）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

我国法院调解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依法调解“三个历史阶段，调解一度成为民事诉讼中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从法律意义上讲，通过调解结案的诉讼对于当事人具有既判力和法律上的约束力，这是中国调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

法院调解强化的是调审合一，它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的一方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的一种处分与让与。它同时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反映了和谐、秩序方面的价值追求。所以，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认可，民事调解协议还具有普通民事契约所不具备的终结诉讼的效力。

《调解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按照这一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后即具有了终结诉讼程序的效力。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事人不能以经过调解解决的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另一方再行起诉；（2）不能因反悔而提起上诉；（3）调解书或者调解协议可以作为执行依据。

（三）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强制执行力

民事调解协议有别于普通民事契约的法律效力的显著区别还在于它应具有显著的可强制执行效力。在一般情况下，调解协议应该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只要出自内心真正的自愿，当事人基本上会自觉履行，会主动做到调解息诉，案结事了。但是，还有少数不讲诚信的当事人，以虚假意思表示，利用调解之机，施逃债之目的。所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和《调解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民事调解书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在签署和解协议之后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表明了民事调解协议应该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一般来讲，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样的执行力。但是，判决的执行力也只适用于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与形成判决均无执行力。因此，可以进行强制执行的判决，限于给付判决。确认判决虽有确认请求权存在，但无执行力。执行依据没有确定给付内容的，不得执行[4]。作为执行依据的调解协议书，也同样应该具有给付内容，否则，调解书便没有执行力。笔者认为，调解书约定的给付内容，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行为。作为给付内容的行为，即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如果履行给付行为会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形成新的纠纷，或者履行给付行为因为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当事人自身无法履行的，应视为没有给付内容。如果仅有给付内容，没有明确的标的和被执行人，那么，这样的调解书就没有执行力。《调解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否则，调解协议约定的履约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不成就时，该调解书就没有执行力，依法不能受理执行。

三、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如何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国策下，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仍将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性得以重视和发展，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为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我们对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建立和规范民事诉讼调解程序

调解与审判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审合一模式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极易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强制合意已是普遍现象，这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识。建立一套与审判程序相并列的独立调解程序，可以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审判资源，消除体制上的弊端。具体可如下几个方面予以改革和完善：

1、当事人申请为唯一启动程序。现有调解制度在调解程序的启动方式上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法院因职权启动。实务中，法官在各级倡导的司法和谐理念下，为了提高和完成调解率，过于强化了调解的职权运作。从和谐的角度，法院因职权“迫使”当事人调解或者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将强制合意替代自愿合意，不仅起不到司法和谐的效果，反而会伤及法律的尊严，损害当事人权益。前述中，我们从调解书的执行力角度不难发现，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调解协议，一方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并没有被充分保护，往往会故意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迫使另一方申请执行。在执行中，再次以和解执行的方式改变调解书结果的案件屡见不鲜。只要是长期从事执行实务的法官，在这方面都会有深刻体会。从法理的角度，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裁判事项的范围都是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得有诉不判，也不得无诉乱判。而从调解制度来看，《调解规定》第九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是出于对当事人合意处分的切实尊重，打破了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之间的应然关系。笔者认为，建立一套完全独立的调解程序，使审判程序与调解程序分离，完全有必要。双方当事人如果均同意调解，完全可以按调解程序进行调解而不必进入审判程序。既可提高效率，又可保持中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法理逻辑来讲，《调解规定》第九条已从程序上突破了审判程序的规定，有了调审分离的基础。实行调审分离，使调解主持人和审判法官的身份不再重合，能有效预防法院“以判压调”现象，使当事人能充分行使意思自治权。

2、完善调解原则，兼顾执行原则。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愿原则、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还是《调解规定》规定的自愿原则、合法原则、保密原则和灵活原则，我们认为还不尽完善，还不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今天的法院调解带有更多的理性和现代色彩，因此，调解原则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我们认为《调解规定》舍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有脱离实际之嫌。虽然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上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认为该原则与调解依赖于双方当事人合意的本质属性时常冲突[5]。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取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主要理由是：第一，当事人诉诸法院时双方的分歧和冲突已具有相当的强度，双方当事人一般都会要求通过法院的审理查清事实真相和分清双方是非责任，而不愿意不清不白地与对方和解。第二，法官如不把握案件事实，就无法对双方的争议作出正确判断，即使有办法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第三，如果允许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法官就不会在查明事实和分清是非上下功夫，就会利用审判者的地位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

[6]。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相当多的当事人是本着分清是非的心态起诉的。不清不白的强制调解，实在是不能体现司法公正和司法和谐。同时，如不强调查清事实，就有可能使一些违法的民事行为通过调解而合法化。如农村大量的赌博之债、胁迫之债和其他违法行为之债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得以确认。

笔者认为，调解原则中除了不能舍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外，还应该增加调执兼顾原则。调解书虽与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要求，但诚如前述案例和理由已表明，有些新型案件在调解后，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者说是按法官的意思达成的协议制作了调解书，往往因没有兼顾是否能执行的问题，而使当事人和法院执行部门陷入两难境地。因此，调解原则应该设立兼顾执行的原则。只要是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必须明确执行标的，不能订立模糊履行条款。给付内容是行为的，履行的行为应是可执行的合法行为。否则，当事人依法不能履行，或者法院不能依法执行（履行行为为法律所禁止）的民事调解书就应归于错误之法律文书。

3、对调解的适用范围加以规范。现行调解制度规定调解适用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调解规定》第二条明确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笔者认为，还应该从两个方面予以明确，一是关于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如处置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因其利益不属于某个组织和个人，因而不能由某个组织或个人进行自由处分，应不适用调解。二是对无效民事行为的确认案件不适用调解。实务中，有些法官为尽快结案，往往对已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视而不见。如对于企业间违法拆借资金，不予制裁，仍将此类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7]。此外，对于一些无效合同的确认（如本文案例一这类的案件），赌博之债而形成的债务纠纷，同居关系的解除等等为法律所禁止的民事行为产生的纠纷案件应不适用调解。

（二）制定监督制约机制

为了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应该在调解制度中设立监督条款。一是完善法官不得强制调解的规定。法官意见只能是在当事人达成合意之前，因双方存在较小差距而碍于各种原因难以一致时，法官从有利于解决纠纷的角度而提出的建议或方案应表现为中立。当事人双方自愿接受的，视为有效，否则，应该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终结调解程序，按审判程序审理案件。对强制调解的案件，一律按错案对待，从根本上杜绝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的现象发生。二是赋予当事人拒绝接受强制调解的权利。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法官强制调解的，调解协议没有约束力。已经生效的调解协议，在法定的二年期内，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三是适用调解的案件，调解期限不宜太长，且不能申请延期调解。从受理申请调解或接受调解之日起，应在六十日之内结案。四是对不适用调解的案件，如仍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应以错案追究责任。

四、结语

司法公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所冀求的。司法调解赋予法官的职责应该是将释法与引导结合在每一个案件中，坚守中立的立场，通过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自觉履行协议。即使不能自觉履行的调解案，也应该使调解协议成为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努力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能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最佳。

第四篇：从教学改革看

从教学改革看科学发展成就

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万代，决定国运兴衰，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石，是关乎社会繁荣昌盛的千秋伟业。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我党科学判断世界形势准确把握时代本质要求，从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造福当代，福及千秋的英明决策。全面贯彻落实社会发展观，特别是建设创新性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迫切地需求大量人才。所以更要将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学改革的工作放在首位。

我所在的高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第二中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近些年来学校推进了“重课堂、抓实际、求实际”教学改革活动，从根本上转变教学模式，扎扎实实地推进教学改革。同时学校还突出了党员教师的带头作用，集中力量对优秀的教师、党员进行表彰，激发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一；教师是教育质量的根本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灵魂，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教师的的合法权益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乐于从教，是社会对教师的合法权益的承诺以及保证。目前，我国已经通过相关的法律及制度对教师的合法权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教师的权益有了保障。

我所在的高中在对教师的保障下足了功夫，严格落实各种保障制度，比如福利的发放，带薪休假等。。无不体现了学校对教师的关怀。而且学校还定期组织环境轻松愉悦的茶话会，让教师可以和校领导面对面交谈，说出心中的疑惑，说出心中的建议，这种活动对青年教师尽快融入这个群体有着巨大作用。

教师的“出身”在学校的发展中有巨大的变化，从留校任教到师专，到现在的全国重点师范院校甚至是研究生，教师层次的提升显示着国家对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视。而且免费师范教育的回归体现了我国教师培养体系的多元化。拥有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富有务实创新精神，拥有专业素质及综合能力的教师队伍是学校真正的财富。所以，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所在的高中为每一个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教师制定了成长计划，并且制定有经验有能力，业务素质高师德出众的老老师进行传帮带，定期组织领导听课。加速了教师成长的速度，提高了教师养成的质量。

二，教育思路的改变

在课堂教学中，首先必须高度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所以只研究教师的教法而不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探究是不正确的。要重视学生学法的探究。

（一），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自学能力毋庸置疑是一个人才必备的能力

（二），教师营造合作学习的氛围

（三），培养创新精神。

第五篇：从社会组织评估主体的多元化看第三方评估

从社会组织评估主体的多元化看第三方评估

[摘 要]社会组织评估模式有多种选择，但如果能在总体上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形成竞争，提高评估效率。在我国，社会组织评估主要由民政部门发起，由民政部门实施，总体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评估模式。但是，目前政府正积极探索第三方评估，实质上是把具体的评估工作委托给独立的第三方承担，体现了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思路，这对提高评估的专业性、公正性以及评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应该从制度上完善政府部门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以充分发挥第三方在社会组织评估中的作用，实现政府在社会组织评估方面的目标。

[关键词]社会组织 评估 第三方评估

社会组织评估是指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由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标准对社会组织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并作出评估等级结论；其中，政府是社会组织评估的重要主体之一。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有关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探索，评估也作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发展起来。在我国，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是从2007年开始的，当年民政部启动了首批基金会的评估工作。2008年、2009年又分别启动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评估。2011年，启动了学术类社团和涉外基金会的评估。2012年，又启动了联合类、事业类和公益类社团的评估管理工作。2010年，民政部正式颁布了《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以推动我国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上述评估办法对评估对象的参评条件、评估机构及职责、评估程序及方法、评估等级管理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近几年来，民政部对所管辖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每年都安排了评估，并向公众公布评估结果。在民政部政策指引下，地方各级政府也逐步加强了对地方性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越来越规范化的评估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政府逐步加大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以及越来越多地将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与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及其他资金扶持挂钩，笔者认为，社会组织评估将越来越引起社会组织的重视，成为其内在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社会组织评估模式进一步完善，以真正发挥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一、我国社会组织评估的模式

社会组织评估是指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由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标准对社会组织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并作出评估等级结论的活动。因此，社会组织评估的要素主要包括：评估目的、评估主体、评估程序和指标、评估客体、评估结果的应用以及资金来源等。本文对我国社会组织评估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以归纳我国社会组织评估的模式。

（一）评估目的

2010年，民政部公布了《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该办法指出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的目的是为了依法实施社会组织监督管理职责，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我国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实际上是将评估作为一种监管手段，以此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在实践中，由于政府逐渐加大了公共服务购买的力度，并且将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格与社会组织的评估等级挂钩，因此，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评估实际上间接地为政府选择合作伙伴提供了依据。

（二）评估主体

本文指的评估主体既包括评估活动的组织者，也包括评估的具体实施者。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区分公共服务的“提供”（provision）和“生产”（production）的问题，这种区分大大增加了政府发挥公共经济职能的多样性。按照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社会组织评估主体实际上也可以分成两个角色。角色之一是评估活动的组织者，负责发起评估，建立标准，提供资金，并对评估活动进行监督；角色之二是评估活动的具体实施者，负责按照发起方的要求具体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当然，上述两种角色可以同时集于一身――既是组织者又是实施者；也可以二者分开，组织者负责安排评估，提供资金，实施者具体进行评估。在我国，目前主要是由民政部门发起的社会组织实施评估，民政部门提供资金。而评估的实施者在各个地方，各个政府层级则各有不同，有的是由民政部门自己进行评估，而有的则被民政部门委托出去，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当然，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从理论上既可以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是营利性的企业，甚至可以是其他政府部门，但目前民政部认定的第三方机构主要指的是独立的社会机构，大致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市场中介机构和事业单位等专业评估机构。

（三）评估程序和指标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评估的程序和指标主要由民政部门确定。2010年，民政部公布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对评估的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且对评估内容也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是分级分类管理，因此，社会组织的评估标准实际上根据类别有所不同，包括社团评估标准，民办非企业单位评估标准，基金会评估标准等等，但这些标准无一例外是由民政部门制定的。

（四）评估客体

评估客体即评估对象，既可强制也可自愿。民政部对参与民政部评估的评估对象的资格进行了规定，取得社会团体、基金会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满两个，未参加过社会组织评估的，或者获得的评估等级满5年有效期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可参加评估；同时也对不接受评估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总体上，我国民政部门目前发起的社会组织评估实行的是自愿原则，满足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选择参加评估，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评估。除了自愿原则之外，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实行分级登记、分级管理，因此社会组织评估也是分级评估，即不同层级的民政部门分别只负责在本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评估。例如，《民政部关于开展2015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中显示，2010年前（含2010年）参加评估，有效期已满5年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民政部登记成立，未参加过评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可参加2015社会组织评估。简而言之，在哪里登记，则在哪里评估。

（五）评估结果的应用

评估结果应用是决定评估效果的重要因素，再完美的评估过程，如果结果不能得到恰当的使用，则评估的价值就不能体现出来。总体上来讲，评估结果要与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挂钩，使评估良好的组织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使评估差的组织在不同程度上丧失机会。为了发展，社会组织应重视自身能力建设，重视评估工作。民政部2010年发布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组织评估的结果、应用有明确的表述，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民政部进行的评估主要是一种监督手段，其评估结果对社会组织并未产生明显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评估活动的影响力。当然，随着政府逐步向社会组织开放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机会，逐步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民政部发起的社会组织评估也逐步引起了社会组织的重视。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将评估等级与政府资源支持联系起来，如2014年合肥市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中，该市有关政策规定3A、4A、5A等级社会组织将分别获2万元、4万元、8万元财政资金奖补，并优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本文认为，对于需要外界资源支持尤其是政府资源支持的社会组织，如果能将评估结果与资源支持挂钩，如果能确保及加大政府资源支持力度，则评估将会成为社会组织的内在需求。总之，我国社会组织评估的结果主要是政府在使用，由于评估的公众影响力偏弱，其结果对捐赠市场以及服务供给方选择的影响还很小。

（六）资金来源

评估的发起者一般是资金的主要支持者，我国社会组织评估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具体可能是来自于民政部门的工作经费，也可能是来自于同级财政的专门拨款。总之，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部门。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主要是民政部门进行的社会组织评估，即由政府发起，评估标准由政府制定，实施者则可能由政府部门或是独立第三方（社会组织、学术机构、营利组织）来担任，结果主要供政府部门应用，资金由政府部门承担，这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评估模式。

二、社会组织评估主体多元化的选择

本文借鉴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将社会组织评估的主体分为两个角色。角色之一是评估活动的组织者，负责发起评估，制定标准，提供资金，并对评估活动进行监督；角色之二是评估活动的具体实施者，负责按照发起方的要求具体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根据上述对我国社会组织评估主要模式的分析，很显然，目前负责发起评估，制定标准，提供资金，并对评估活动进行监督的主要是民政部门；负责具体实施评估的也主要是民政部门，有少数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主要是一些社会组织及市场中介机构和事业单位等专业评估机构。总之，我国社会组织评估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评估是指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由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标准对社会组织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并作出评估等级结论的活动。因为评估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它完全可以被视为私人物品，由市场来提供，企业也可以参与。当然，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也可以将之作为公共物品向社会提供。如果将供给主体分为组织者和实施者两个部分，那么社会组织评估在理论上可以有如下多种供给模式：

（一）政府组织，政府实施

指政府发动评估，提供资金支持，并且由政府部门自己具体实施评估。

（二）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或企业负责具体实施

指政府发动评估，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政府部门自己不负责实施评估，而是把具体的评估事宜交给非政府部门去做，这里的非政府部门可以是社会组织，也可以是企业，政府部门实际上是向社会组织或企业购买公共服务，目前在我国被政府大力提倡的第三方评估实际上就是这种模式。

（三）社会组织进行组织并具体实施评估

指有的社会组织将评估作为一项非营利性活动来面向社会提供，在发动、组织，具体实施等各个环节全面负责。

（四）企业组织并具体实施评估

指企业将评估作为一种商品，向客户提供评估服务，并且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就像普通的市场交换一样，这也是社会组织评估的一种模式。

综上，在理论上无论是评估的组织者，还是评估的具体实施者都可以有多种选择。在社会组织评估的组织者方面，既可以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的评估，也可以是由社会组织发起的评估，甚至可以允许有关营利性企业将此作为一项有偿服务向市场提供。在社会组织评估的具体实施者方面，实际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均可以参与。

当然，无论哪种评估模式，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各个评估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它们各自的运行逻辑是不一样的，理论上不存在最理想的评估主体，也不存在最优的评估模式。但是，对一个国家总体而言，如果能够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则更有利于形成一个竞争性的评估市场，从而确保评估的质量和效率；如果社会组织评估主体单一，评估体系封闭，则有可能影响评估的质量和效率。举例而言，如果只有政府部门组织并实施的社会组织评估，即使政府制定的评估指标有缺陷，评估程序有问题，作为评估对象的社会组织也别无选择，它们也许有选择是否参加评估的权利，但是没有选择评估模式的权利。正如有学者对我国社会组织评估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主要是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但是评估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暂且还不能够全面地反映社会组织的状况，这难免会使具体评估结果产生一定偏差，不足以完全、准确地体现出社会组织的真实水平；而且评估程序中容易存在缺陷，其客观性需要加强。这种政府主导的评估模式即使有缺陷，但在我国，目前社会组织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从提高评估的质量和效率来看，只能寄希望于政府部门自身不断完善评估模式。但是由于并没有其他评估力量与之比较、竞争，政府评估部门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加上还可以依靠行政力量强制要求社会组织参与它组织的评估，因此，政府部门自我完善的动力并不能高估。简而言之，如果社会组织评估主体单一，尤其是在政府垄断评估市场的情况下，评估的质量和效率会受到影响，最后可能演变成一种对行政资源的浪费，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甚至成为部分人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