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审判现象研究（五篇）

第一篇：媒介审判现象研究

“媒介审判”现象研究

11级广告二班 黄欢 14110901789

随着中国新闻媒介的繁荣发展，“媒介审判”现象也愈演愈烈

如：“许霆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等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媒介审判现象会出现并如此狂热呢？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又到底是好还是坏？ 所谓“媒介审判”，通俗地讲，就是指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大案件，在法院还未作出相应的判决前，就对该案件进行大量的报道，而且在报道过程中因为情感因素或利益驱使，报道者往往会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因素，用一些感情色彩很浓的褒贬词语进行报道，从而担当起“民间审判”的角色。在法理上而言，这种行为是有悖于法治精神，是一种越权的行为。然而，一种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其合理性和时代性，我们不能贸然的对它的好坏下定论，而须理性分析、深层透视。

究其原因，可从四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从媒介受众方面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民主制度日益完善，人们的民主平等观念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民事案件中，这就导致新闻事件关注度大力提高，民众的主观情绪融入媒介。第二，从传播方式来说，与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有关，如今，新闻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人们能随时随地地了解到现时发生的任何新闻事件，一件事情，知道的人多

了，评论与情绪也就多了，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也就大了起来。第三，从媒介方面来说，则在于媒体监督职能的误读和媒介角色的越位。大众媒体具有监督职能，这毋庸置疑，但是，这一职能是建立在社会的不平等和权力的越界。媒体在不自觉中对公众舆论造成了压力，也对司法审判造成了压力。媒体显然误读了其监督职能。其次，新闻行业的激烈竞争，导致媒体热衷于做符合受众要求的新闻。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诞生后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导致新闻行业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我国实行的“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经营”的二元管理体制，更使媒体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争夺受众，有时候媒体甚至会违背一贯坚持的原则，做的不是真实的新闻，而是符合受众要求的新闻。最后，我认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媒介审判作为新时代媒介的产物，具有其双面性。首先，在中国这个民主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国家，我认为媒介审判还是具有其正面效应的。在中国社会，权钱交易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有多少无辜的平民们遭受迫害但又敢怒不敢言，又有多少人因为有钱有权而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媒介审判对于促进司法公平公正，维护民众利益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毕竟在群众的眼皮底下、口舌边上，还是没人敢玩猫腻。其次，媒介审判对于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也有其作用，媒介有着强大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说话的可能。在媒介审判中，能唤

出民众的呼声，甚至揭露出现行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从而促使立法和司法阶层意识到是否应该改变现有的制度或法律。

至于媒介审判的负面效应，我想我们从其定义就能看出其一些缺陷。司法审判毕竟还是司法部门的事，不管你有没有好处，媒介这样做就是逾矩违法的行为。媒介审判是对司法公正性和独立性的亵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司法审判具有独立性，不受行政等其他第三方势力的干预。但是如果媒体在判决尚未出结果之前就对刑事案件做铺天盖地的报道，并超越自身的职能和角色对其进行是非评判，掀起“群情激愤”的舆论氛围，这无疑会干扰司法系统的正常审判，从而挑战法律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媒介审判还会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司法具有公正性和独立性，而媒体也有其自身必须坚持的原则，尤其是在刑事案件报道中，鉴于事件的严肃性，涉及个人自身权利，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中更应坚持“客观性“、“真实性”原则，不偏不倚，忠实记录。而若滥用自己的权力时，就会损害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地位，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还有，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从而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由于媒介审判通常都是站在一个盲目的、非理性的角度上对案件进行大肆渲染，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这就极易发生错判、误判当事人的情况。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博弈与冲突，有人称之为“一个久远的话题，一对永恒的矛盾”。但其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公平、公正。如何才能既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监督

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媒介大量报道可能造成的对独立审判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我们的媒介和司法机关认真去摸索、去反思、去努力了······，

第二篇：从陈永洲事件析媒介审判现象（共）

摘 要：在媒介无孔不入的多媒体传播时代，媒介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药家鑫案”、“李启铭案”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媒介审判案例。随着央视播放陈永洲道歉视频这一事件的发生，尤其是陈永洲以囚衣、光头、手铐的典型罪犯形象在全国观众面前认罪致歉，媒介审判现象又一次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陈永洲事件为切口分析媒介审判现象，未审先判、媒体暴力、媒体越位是此次事件的典型表现。媒介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媒体社会责任相违背、不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破坏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和谐共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媒介审判产生原因，从媒体、新闻从业人员、受众的角度分别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有效杜绝媒介审判现象。

关键词：媒介审判 媒体 司法 陈永洲事件

陈永洲事件在媒体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是可以预见的——2013年10月26日早上，央视在《朝闻天下》播出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而被刑拘在押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录像，当事人向警方坦承自己收受他人钱财，连续发表多篇攻击中联重科的失实报导。很多观众都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央视采访正在刑拘中的陈永洲的新闻节目。节目一出，顿时成为当天社会舆论议论的热点。媒体先于法庭按照司法正常程序审理直接将陈永洲扣上罪名，并在全国观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郑重道歉，这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未审先判。

媒介审判是一个老话题，但此次央视对陈永洲的报导方式暴露出当下中国媒体对于媒介审判的含糊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媒介审判的发生也有其必然性。故此，笔者结合这一事件重提媒介审判，以期引起媒体尤其是官媒对该问题的重视，并为重新审视我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我国媒介审判的现状及特点

（一）什么是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的定义最早起源于美国，西方新闻界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 “报刊裁判”。[1]媒介审判的界定主要是指媒体超越司法正常程序，贸然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定性、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先于法律条文相关规定自行定罪，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有失其公正、公平性。

（二）陈永洲事件中“媒介审判”的特点

央视（包括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中传播的信息失当，相信是众多人以及新闻传播研究者始料未及的。而这也需要让我们更冷静思考，找出为何今日的媒体，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犯着同样的错误。在嫌疑人还未完全结束司法流程，在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时候，央视已经僭越了自身已有的职能，而对陈永洲作出的“媒介审判”。[2]同在报导的语言方面，央视大量使用了“坦承”、“悔罪”等褒贬意义鲜明的词汇，在画面上出现的形象，亦完全将其当做已加以定罪的罪犯模样多个镜头曝光。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而非罪犯，媒体显然缺乏起码的平等和尊重。

1.未审先判

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导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动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3] 央视在《朝闻天下》公开当事人的道歉视频这一行为，在嫌疑人还未完全结束司法流程，在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时候，罪行还未经过法官的宣判，央视已经僭越了已有的职能，尚未定罪就给当事人戴上罪犯的“头衔”，实时典型的“未审先叛”。

2.媒体暴力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媒体暴力。所谓“媒体暴力”是指一种符号暴力，指媒体借助于语言、文字、图片对受害人的人格伤害所造成的社会压力。比如原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慕马案女贪官焦玫瑰，因《中国青年报》题为《揭开刘涌保护伞：干爹干妈和姘头》的报导称其为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的姘头，一纸诉状将《中国青年报》推上被告席。[4]药家鑫案在发生之后立即在网络炸开了锅，有的网友甚至还说“像这样的人渣还活在世上简直是浪费粮食”。受众在陈永洲央视认罪道歉视频中看到了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在两个彪悍警察的看守下承认自己的“罪行”，俨然已经成为案件的已定罪罪犯，在视觉上给受众很大的冲击力。央视在对此次事件的报导中多次使用“道歉”、“悔罪”、“认罪”的字眼，让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背负上罪犯的“名号”，媒体给予舆论上的声讨。这些不仅是对当事人人格尊严的侮辱，更是对法律程序的亵渎。

3.媒体越位

媒介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主要功能是为受众提供最新的、真实的新闻信息，发挥监督作用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所在。“不找政府找媒体”，媒体俨然已经成为正义的化身、民意表达与维权的重要管道。然而，舆论监督的实现需要两个环节：一是提供足够的舆论信息；二是在拥有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及有关人进行合理合法的、坦率的评论。[5]我国的新闻媒体在进行批评性报导中，常常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陈永洲事件中媒介审判主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媒体越位。在该事件中媒体以审判者自居，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尚未处理的案件定性或给他人定下罪状，发生媒体社会角色错位的现象。

二、媒介审判的负面效应 媒介审判现象的出现并盛行，许多业内学术界人士都并不赞成，我国著名新闻法学者魏永征教授就这样说，媒介审判的报导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甚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6]多数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损害了媒体的正义形象，干预了司法独立，妨碍了司法公正，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是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职权的滥用。

（一）媒介审判侵害司法独立性

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因“担心受害人记住车牌号”下车对伤者连刺了八刀致其死亡。“药家鑫案”一经报导，指责唾骂如火山爆发一般烧灼着这个年轻人的心灵，即使他已经悔不当初，也只能用年轻的生命平息网民的怒火。有人说，药家鑫死于“媒介审判”。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审判背后的政治操纵已不再是主要动因，但由于新闻从业人员对舆论监督功能的理解和操作不当，它仍是对司法独立原则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媒介超越司法程序的报导，即由诸多媒体联动作战对案件作单向度的宣传，“沉默的螺旋”效应巨大，相反意见被压制，从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左右办案人员对案情的判断。[7]

（二）媒介审判违背媒体社会责任

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媒体的大肆渲染当事人飞扬跋扈的叫嚣，后来经过多方面证实才得知当时当事人说话的语气并没有媒体所报导的那般嚣张狂妄，这些全是媒体在利用传播优势制造轰动效应。

媒体的社会责任更是要求媒体要全面、客观、真实报导新闻。但媒体往往因为“义愤填膺”或“轰动效应”的驱使，他们紧紧盯住的仅仅只是读者手中所持的“货币选票”，以卖点和“眼球经济”，为媒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8]在对法律案件的大量报导中往往掺杂个人的主观因素，存在刻意迎合公众倾向性意见的冲动，最终形成媒介审判势不可挡之势。

（三）媒介审判不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

受众对媒体的过于依赖使得自身甄别判断信息的能力有所减退，媒体的观点不论正确有否一概予以接受，媒体的观点便成为受众的一致观点。媒体向来是按照自身的媒体定位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尤其是对于旨在提高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追逐经济效益为根本目的的媒体，其言论更是按照能够吸引受众眼球获得轰动效应采写新闻。媒介审判超越了舆论自由的权利界限，妨碍民众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

（四）媒介审判破坏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和谐共处 媒介审判加剧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一方面媒体对案件的不当报导，妨害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司法对媒体进行限制，影响言论自由。[9]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柱，二者本身又是相互矛盾的，新闻自由强调的是通过媒介将信息透明公开化，司法独立则排斥各种非司法的因素对司法者的妨碍、干扰和影响。[10] 普利策就曾明言:“没有最崇高的理想、仗义执言的志向、对所遇问题的精辟见解、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新闻事业便会沦为一个只顾商业利益、图谋私利、以及与公众福祉为敌的行业。”

三、当下中国“媒介审判“现象存在的原因

（一）媒介审判为弱势群体提供话语权

媒介的话语权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媒体作为公众最普遍的利益表达管道，不仅能够引起对弱势群体问题的广泛关注，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11]在“李启铭案”、“邓玉娇案”、“药家鑫案”中当事人和受害人家庭背景的巨大反差，受害者最后家破人亡的家庭状况无疑激起了民众的同情心，同时对造成这种悲惨后果的当事人恨之入骨，这正是发挥了舆论的强大作用。

（二）官媒职能错位，媒体环境复杂

陈永州央视公开道歉的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官媒的职能错位：充当法官。当今媒体环境比较复杂，陈永洲事件中体现出政治、经济因素对媒体的控制。在复杂的媒体环境中媒体想要生存就要迎合政府要求，满足各方利益需要，尤其是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耳目喉舌”作用，政府赋予媒体的巨大权力壮大了媒体实力，媒体敢于说话，并且打着政府和党的旗号散布信息。迎合了国家政治集团的需要但是却给受众制造了信息误区。

（三）媒介审判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的有效手段

司法活动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司法领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而司法部门也是媒介监督的重要对象之一。目前，我国的司法治度还不够完善，司法审判不够公正透明、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权力制约机制缺乏等诸多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审判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帮助公众了解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促进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四、媒介审判现象的应对策略

（一）新闻媒体提高自律意识，恪守新闻真实原则

媒体要明确自身定位，通过规范加强自律意识。事实是新闻的来源，实事求是更是新闻的生命。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就希望媒体规范监督行为及司法报导曾提出几点主张：报导法院工作要有利于促进审判工作的进展；宣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要有利于弘扬时代精神；揭露腐败现象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鞭挞丑恶现象要有利于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报导案件要有利于社会进步。[12]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对于司法部门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做定性、定罪或偏袒的报导；公开审理的案件，应该与司法程序一致。新闻媒介作为社会舆论表达的载体，那么应对公众不合理舆论诉求的时候，自身应该运用法律来进行区分，以理性的话语来响应公众，同时也以理性的话语将事件进行客观的报导。[13]

（二）受众自觉守法，提高辨别能力

公众是媒介审判中被影响与利用的主要对象，媒体通常通过各种夸张、渲染、片面等方法来引导受众，使广大公众的不理性的民意朝着媒介所希望并且规划好的路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与媒介素养，做到多听多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遇事冷静思考，理性判断，从而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不轻易受媒介的鼓动。[14]接受世界文明的司法思维与素质。才能更好地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阻止媒介审判的发生。（作者刘力铭系临沂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新闻学1班；黄阳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20111391班）

参考文献:

[1]张芷宾，王敬.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J].新闻传播，2008 [2]章静怡.换个角度看“陈永洲事件”[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594b3d0101duts.html，2013-10-28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规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付松聚，张翅.中国媒介审判分析及反思[J].东南传播，2008 [5]李莎，樊胄峰.媒介审判：媒介社会责任的异化[J].新闻前哨，2013 [6]诸葛宏.媒介审判的特点及传播学分析[J].青年记者，2011 [7]路鹃.论“媒介审判”现象的负面效应与防范[J].甘肃社会科学，2009 [8]吴秋余.对“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J].新闻战线，2007 [9]唐海涛.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探讨[J].新闻爱好者，2010 [10]胡平仁.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问题[J].城市党报研究，2007 [11]邓欢.媒介审判现象的解读及防范[J].网络财富，2009 [12]肖扬要求司法机关坚决为舆论监督提供司法保护[EB/OL].news.sina.com.cn/china/2000-1-28/57233.html，2000-1-28 [13]赵婷.中国式媒介审判[J].甘肃科技纵横，2012

第三篇：《媒介经营研究》参考文献

（一）图书类

1、邵培仁.媒介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詹成大.媒介经营管理[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谭云明等.传媒经营管理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吴锋等.报纸发行营销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6周鸿铎等.电视频道经营实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 7夏洪波等.电视媒体广告经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8胡智锋等.电视节目策划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9张君昌.传媒品牌创建与营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 10 蒙南生.媒体策划与营销[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 11 高丽华.新媒体经营[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 12〔美〕艾伦·B.阿尔巴朗.电子媒介经营管理（第2版）[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3 谢耘耕.传媒资本运营[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二）图书案例类

• 1 谢新洲.媒介经营管理案例分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张志安.媒介败局—中外问题媒介案例分析[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 3 章平.战略传媒——分析框架与经典案例[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4 袁舟：《媒体MBA精要》，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5

•（三）现刊类

• 《传媒经济参考》

• 《传媒观察》

• 《中国报业》

• 《南方传媒研究》

• 十五种新闻传播类CSSCI学术期刊有关媒介经营管理的论文

（四）网络类

• 《人民网---传媒》《新华网——传媒在线》

• 中国报业网

（五）年鉴类

中国报业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第四篇：媒介研究-报业革新

中国媒介问题研究论文

数字化时代的报业革新

学校：中国传媒大学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系别：电子信息工程系

班级：08电子科学与技术班

学号：200810123012 姓名：张勋 任课教师：胡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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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广告、新媒体、中国报业、发展与革新、集团、内容、渠道

引言

自2003年以来，以互联网和户外视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对国内的广告市场格局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平面媒体的广告市场份额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国内广告市场在过去8年中的增长幅度一直在10%-20%的区间内，从发展趋势上越来越靠近10%的标准线，趋于稳定。报纸广告市场在2005年之后连续4年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国内广告市场的整体增长，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增大的可能，表明报纸媒体在国内广告市场中的广告份额在不断下降。

2009年，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我国经济发展减速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经济环境的突变也会对广告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广告总量增长速度减缓在所难免。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到两年内报刊媒体的广告经营可能会创下新的历史增长低值。目前我国报业正处于向数字化转型的尝试阶段，面临新媒体对广告市场的全面抢滩登陆，以报纸为首的传统平面媒体只有坚持内容为王，进行渠道扩张才能在数字化时代重新焕发生机。

正文

进入21世纪以来，原来基本上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媒体阅读，现在演变成以个体阅读、身份阅读为主导的形式。在社会群体强烈分化以及市场需求对媒体的推动下，传媒产业出现了分众化和碎片化得趋势。信息平台与渠道越来越多，内容市场则趋于细化。因而要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社会之中明确产品的定位尤为重要。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一种无反馈的状态下的生存，这在行政支持下是可能的。但是，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冲击之下，任何传统媒体必须要考虑的现状是，它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它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它的主要受众到底是哪个群体。如果它真的是为了读者，为了对象的话，就必须要加强对象化的服务，加强读者性的服务。道琼斯公司的金融数据权威发布能力，彭博社金融服务的信息速度感，这些成功媒体长久以来针对性的对客户所进行的的服务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

虽然业界一片唱衰，但是不可否认报纸仍是传媒行业里最主要、最权威的新闻内容制造商与提供商。报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长期形成的强大社会公信力和秉持社会责任感的优良传统。高质量的内容是报纸的生命，秉持内容为王依旧是优秀的职业报人所恪守的信仰。然而现在已经不再是仅仅凭借深度的新闻报道就

能抓住读者的心得时代，必须考虑的是精确的传播，其内核包括版面结构的优化和内容的精确打击。做到以读者为中心，将平面媒体细分到综合、财经、时尚、娱乐等等类别。报纸定位只有拥有清晰地市场价值，能够吸引住相应消费群才是深化内容制作优势的前提。例如《商务旅行》抓住了中国商业环境的国际化、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带来商务旅行市场逐年快速增长的契机，定位区别于传统观光旅游杂志的制作概念，向中国商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商务旅行经验与信息，结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可见，对自身的清晰以及正确的定位才是一份报纸实现内容为王的基石。

不仅内容制作方面的优势还要深化，对不同传播渠道也应该进行新的布局。把新的传播介质理解为品牌延伸的载体，报纸应从自身继续整合资源出发，积极开展报网互动、手机报纸与电子杂志。采用数字化的技术，实现报纸新闻内容在纸质报纸、网络报纸和电子版销售上的完美融合。全媒体的竞争并不是指内部的竞争，而是指一个媒体平台的新闻供应能力既可以帮助平面媒体，也可以帮助到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整个产业的链条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延伸，各个环节可以相互支撑，实现传播价值的最大化，从而与其他媒体品牌间展开全方位竞争。例如，美国福布斯集团不仅做杂志内容，还有更多其它产品的推出，网站作为权威数据与信息发布者的利润已经超过了杂志本身，而其投资公司本身就是风险投资公司，杂志承担的是探矿者的身份。中国平面媒体也有许多报网结合的成功案例，《财经》杂志将和讯网运作上市，网站不仅作为杂志内容的延伸互动平台，还将零碎的信息与博客内容经过专业整合后出版，已经逐渐显示出跨媒体的资讯平台结构。这种报网结合的品牌运作方式将是报纸介入新媒体渠道的主要手段。

当今报业的集团化竞争已经日趋激烈，默多克与他的新闻集团的成功已经昭示传统媒体可以通过并购进入新媒体渠道。发展成为跨媒体、跨领域的文化传媒集团已经成为当今报业集团发展的目标。在数字化生活得今天，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在控制着信息时代已经成为了不可争议的事实。为使全民参与到传播之中，报纸就必须扩展自己的互动渠道。南方都市报的华语系列传媒大奖、南方汽车展、责任中国系列活动、时尚集体婚礼、拍客拇指总动员彩信大赛等互动活动均取得不错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传统媒体必须通过创新媒介传播形式与受众展开互动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报纸向新媒体转型是品牌的延伸，而不是产品的转移。例如，《21世纪经济报道》从行业论坛入手，面对高端商务人士的21世纪博鳌论坛等品牌推广活动已经逐渐显示出高端权威信息论坛的气魄，同时也进行了报纸品牌的推广。而《日本经济新闻》除了300多万的发行量以外，还拥有巨大的企业咨询数据库，采用会员制进行信息服务，与地产公司，保险公司、旅行社、银行等与老百姓生

活密切相关的机构合作，借助媒体公信力，做相关市场调查，帮助客户创造价值也给自身带来了价值。

报纸除了将传统的传播途径进行新的利用之外，自身对于渠道的创新也必不可少。《南方日报》推出文化驿站连锁店的形式营造强制性传播空间，降低品牌推广费用；《城市画报》的创意市集给年轻人展示和交流自己创意产品的街头摊位。而在创新广告体制和制作概念，《新京报》在世界杯“干杯”活动热潮中利用二维技术使报纸立体化，加长报纸，让广告说话，不仅在经济效益上获得成功，还为为其赢得了更多广告客户。

类似渠道型媒体，集团要有所斩获，就必须在投融体制和运营机制上取得突破。中国的报业市场仍旧有诸多问题，新闻资源使用的不平等，市场监管体系的不健全，报纸发行配送体制的不完善，缺乏对市场秩序管理的有效手段，行业协会协调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阻碍了报业市场的正常规范竞争。然而看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报业市场，我们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在报业萧条的今天，已经有无数人预见“报纸完了”。然而传统的媒介形式不会消亡，而是继续在适应新的时代的同时开辟自己新的道路。每一种新兴媒体的出现，都不同程度丰富了人类社会的传媒形式。所有的媒介形式都存在各自的缺点，也有着各自无法替代的优势，各媒体间实际上是共存共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同的媒体形态承担着不同传播使命。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繁荣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消亡。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主席2005年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依旧掷地有声：“在电报、广播、电影诞生之后，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宣称‘报纸完了’，但是到今天报纸也没有完蛋。在新媒体时代，报纸将以自己的方式演进与繁荣。”

参考资料

尹明华 《未来报业发展将走向自我改变的阶段》

柳剑能 《从传统媒体的创新到参与全媒体竞争》

梅宁华 《对报业发展格局的重新思考》

张洪忠 《新传播技术发展下报纸转型的路径讨论》

第五篇：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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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研究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课

内容提要：近年来审判管理一定程度加剧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和法院内部层级管理的行政化。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存在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困境。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存在重共性轻差异、重定量轻定性、重整体轻个案等问题。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以确立审判责任制为核心，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合理推进案件质效评估，应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关键词：审判管理

指导监督

质效评估

去行政化

自2010年起在全国法院强力推进的审判管理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管理行为对审判权的实质干预一定程度加剧了审判权运行行政化,案件质量指数节节攀高并未换来对应的司法公信提升。实践创新可以推动理论成熟，审判管理是在实践中生长、发展和完善的产物，审判管理及其制度的概念界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审判管理实践的运行状态。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审判管理实践研究，认识和掌握审判管理的基本规律以及审判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方法，使得审判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化，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合理路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任务,为审判管理制度转型提供了新的改革方向，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形势下廓清审判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制度走向。

―、审判管理结构的两分法

基于对近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实践样态的梳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审判管理结构有三种不同的两分法。根据审判管理的内容，可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审判指导监督主要指院长、庭长对案件实体裁决的指导监督等。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即围绕审判程序性事项和审判质效测评等辅助性事项，不以调整、确定或处分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不介入或干预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决的管理活动。具体表现形式为审判动态监控、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效考核等。根据审判管理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内在审判管理和外在审判管理=”广义的审判管理，包括内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管理行为和外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各种管理活动；狭义的审判管理是指近年发展起来的外在于审判过程的由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从事的各种专门管理活动。“可认为，在上述广义的审判管理中，内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指导监督，外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只不过内在和外在审判管理主要是根据表现形式作出的划分，而审判指导监督、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主要是根据管理活动性质作出的划分。根据审判管理的行为特点，可划分为司法性审判管理和行政性审判管理。司法性审判管理与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大致等同，行政性审判管理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的外延基本一致，但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而案件质效评估、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属于行政性管理活动，故而作出司法性与行政性审判管理的划分。

课题组认为，在司法性审判管理与行政性管理的划分中，审判管理仅是在某些方面借用了某些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审判管理也较行政性管理具有更强的服务属性，与严格意义的行政性管理显然是迥异的，将其定位为行政性审判管理，有扩张司法行政化之嫌，与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发展方向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审判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系欠缺法律依据的判断，《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院长、庭长有对审判组织的审判权进行实质性管理的权力，院长、庭长对个案裁判的审判管理是基于行政管理者位置而产生的行政性''权力”。相较而言，将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和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更为科学。将审判管理进行两分法划分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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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有当然的学理价值，也不代表课题组认同审判管理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分法的划分，其意义在于审判管理实践活动的确存在对案件实体进行指导监督和对案件质效指标以及流程进行管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审判管理活动有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只有做出基本的划分才能厘清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提出修正路径。

二、审判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审判管理制度本是为解决司法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而在实践中产生，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审判管理制度仍应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审判管理制度的强化，对提高审判质效、防止裁量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因素的膨胀以及偏失使其成为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重要体现，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俨然成为深化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去行政化的障碍。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和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均出现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境。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之困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与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关系问题，是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反复涉及的内容，制度变迁几起几伏，尤其是自2010年全国法院强力推进审判管理以来，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呈现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关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指向正是解决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及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体现在四个方面。其制度形成欠缺实证佐证。加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动因在于院长、庭长是优秀法官，没有院长、庭长的审查把关，审判质量有下降的可能、司法不廉有多发的趋势。事实上”二五改革纲要“实施之后逐渐呈现院长、庭长收权趋势，并无审判质量上升或下降的实证分析，只是一种逻辑的应然判断，而可能忽视了制度背景，即司法评价的高低起伏与社会环境有关等，而且社会对司法的感观更多基于热点敏感案件，而与院长、庭长收权放权对审判质量的影响不一定具有直接关系。当然，以”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同样应当注重实证调查与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9家法院牵头推进试点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对照组来评估试点效果，科学厘清改革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真正构建在实践中有生命力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其二，制度正当性不足。院长、庭长的内在审判管理已构成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实质影响，其授权制度依据应为法律，但法律制度却付诸阙如，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作出模糊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5号）第16、7条规定，院长、庭长可对合议庭的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有异议的可建议合议庭复议，但是不得改变合议庭的评议结论，合议庭复议后庭长仍有异议的，可将案件提请院长审核，院长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号）第7条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尽管两个司法解释赋予院长、庭长的仅是审核、建议复议权，但鉴于院长、庭长在法院科层制格局中对各项资源的支配地位，这种审核、建议复议权在实际运行中已演化为实质性的审判管理权，以司法解释性文件赋予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限制法律赋予的审判组织审判权，在制度正当性上存有缺憾。全国法院自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以来，强化院长、庭长实质性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制度设置，使得院长、庭长介入案件裁判，从过去”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变得较为名正言顺甚至堂而皇之。这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三,权力越集中越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院长、庭长的独善其身和有效把关，本身就是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_种人治思维。院长、庭长对审判结果具有_锤定音的能量，反可能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影响审判结果的信息可以通过庭长、分管副院长以行政化的方式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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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无阻的运行。_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就全国范围看法官违法违纪中院长、庭长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一些地方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现象。在科层式的法院层级结构中，合议庭基本对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没有反向制约，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强势地位极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不廉。院长、庭长强力行使审判管理职责的另一恶果是，一旦与合议制的滥用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司法裁判中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司法不廉窝案之源。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和合议庭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裁判权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合议庭在诉讼程序及事实和法律上做好基础，院长、庭长利用管理权限拍板认定的现象，这无疑是用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给枉法裁判披上“合法外衣”。其四，无法突破理论瓶颈。司法的亲历性与判断性，这是司法之重要法则。尽管不可否认院长、庭长管理个案实体裁判在一定程度、范围和时间内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其理论根基的缺失难以回应诉讼法原理的诘问。我国三大诉讼法早已经确立辩论原则和公开审判制度，院长、庭长对实体裁判的管理活动显然不符合公开审判制度及辩论原则。诉讼法理中的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听取诉讼两造论辩，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院长、庭长实质性审判管理与这些诉讼法原理均南辕北辙。尽管有论者主张，司法亲历性原则等经典原则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可不适用亲历性原则，亲历性的要求并不构成对行政化决策方式的根本性否定。但无论如何不直接审理案件，仅凭听取汇报、审阅书面材料认定事实显然不符合审判权作为判断权的认识规律。法律问题并非法官的专属权限，法官在法律问题上也应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法官法律适用意见的形成同样有赖于听取诉讼两造针对法律观点的论辩，尽管这种需要程度弱于事实的内心确认。

(二）案件质效评估制度实施之困

定量方法在案件质效评估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法院较为粗放的管理方式，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绩效考核联姻后的指挥棒效应，既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又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转嫁至一个法院内部形成层级管理的高度行政化。

困境之一是重共性轻差异。由于法院所在地域、所处层级不同，特定法院的具体工作环境与具体任务存在差异，各个法院的案件质效评估以及对评估指标体系的使用应当具有一定特殊性。评估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导致对指标体系的简单套用成为常见现象。比如在对法官履职行为的评价中，不少法院以案件质效评估体系为标准进行评价。将法院案件质效与法官履职行为“挂钩”，表面是具有高关联性的评价方法，同时也是将法官履职效果指数化，避免主观臆断。但是，案件质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大数原则，即需要较大的通常以法院为单位的案件数量作为评估基础。这意味着将评估指标体系直接用于法官个人履职行为考评，从根本上违背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原理，也异化为对法官审判行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

困境之二是重定量轻定性。由于过去多以定性方法评价审执工作，容易出现信息不全、主观臆断的问题,导致部分法院对案件质效评估的定量方法过度依赖甚至到了迷信地步，处处强调“数据说话”，唯数据论地看待审判管理活动，对案件质效的认识、管理基本不再使用定性方法，改善审执工作大多要求在数据上迅速体现。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具体指标的数据结果，展开数据层面的动态分析、横向比较，定性方法则主要关注数据结果的形成原因，展开涉及实务操作的过程分析、方法比较。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反映出“重结果，轻过程”或者说''重数据，轻实质“的认识问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极易导致对数据表现绝对优化的片面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催生了以高效、统一、权威的行政化手段推动审判活动，进而实现提升审判质效的目标，最终使得审判活动超出司法规律的合理范围。

困境之三是重整体轻个案。在当前审判管理视角下,案件质效评估更为关注案件质效整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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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的综合指数反映，与法院外部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个别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案件质效评估结果与法院外部对案件审理效果的感受出现较大差距。一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其程序适用是否正当、实体裁判是否合乎规则对司法公信的影响,远远大于众多未被关注的普通案件。这意味着，仅从案件质效综合指数的合成方法上看，案件质效评估对重点个案关注的不足将导致其结论的合理性存在巨大缺陷，不符合通过审判管理提升案件质效和司法公信的制度设计困境之四是重内部轻外部。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主体是法院，承担此项职能的主要是各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机构。以审判管理机构为枢纽、上下级法院联动、辐射法院审执部门的内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评价主体单一性、运行方式封闭性、评价结果内部化是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特征，当事人等外部主体对司法业绩没有发言权。无论多么完美、多么自成_体的内部评价体系，可能只会走向自我封闭的反面，这种自我封闭即为内部管理行政化的体现。外部参与不足也是案件质效评估体系重结果、轻过程的体现。对司法过程的评价,不应只由法院和法官说了算，而应充分考虑诉讼活动参与者的感受和认知。当然，法院外部主体参与司法业绩评价的程度和范围，是与其同法院的关联度、参与诉讼活动的深度相关联的，且以不损害独立审判为前提。

三、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路径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与修正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修正应服从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审理者裁判与裁判者负责的关系界定中，审理者裁判是前提和过程，裁判者负责是保障和结果。审理者裁判明确了审理者和裁判者的同一性，解决了裁判主体不明、审判责任混同的问题，使裁判者负责成为可能。裁判者负责中的”负责“有两层含义是裁判者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做出享有最终裁决权，二是裁判者对独立做出的实体裁判结果承担对应的审判责任。第一层含义是对审理者裁判的强调与固化，第二层含义则指向职权明晰、权责一致的审判责任制。如果说裁判者负责的第一层含义与审理者裁判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诉讼法表达，那么裁判者负责的第二层含义所指的审判责任问题则是审判管理问题，并且是去行政化背景下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比较而言审理者裁判更容易实现,只需落实诉讼法即可，而裁判者负责即审判责任制的构建则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难点，亦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重心，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把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关键的缘由。课题组认为，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在坚持合议庭独立审判基础上，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

1.构建权责统一的合议庭责任制

在强化合议庭责任制方面，重点是在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合议庭审判权不受监督和制约，关键在于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以及合议庭成员审判权的平等行使。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依存于审判责任的明晰化，集体负责等同于人人无责，审判责任明晰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结果控制式的权力制约机制。而结果式控制的关键在于合议庭成员评议活动的实质化。这是由于庭审与评议是合议庭履行职责最重要的两个场域，而在与合议庭责任制的关系方面，评议具有更明显的关联度，因为裁判结论虽然理应形成于法庭，但最终以一定形式明确表现出来是在评议阶段。最根本的策略是对合议庭成员裁判意见适度向当事人公开的结果式控制，使审判责任得以明晰，结果式控制会延伸到行为控制，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合议庭成员自然会审慎行使审判权，积极参与案件合议而非简单附和承办法官意见，再配之于规范的合议规则和裁判文书会签等制度，合议庭成员审判权就能平等行使，合议庭就会成为真正的实质裁判者。这种平等行使的审判权本身就是对合议庭滥用审判权的制约，就是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内核式保障。合议庭成为真正的审判责任主体,才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审判的主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现有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属于审判工作秘密不得公开。瑏但诉讼法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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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院组织法均未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不得公开。尽管不同法系对合议庭少数意见有不同的传统,普通法系公开是惯例，大陆法系则视评议秘密为法院独立的守护神，但近年来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认为，评议保密原则是对评议过程的保密，而非对评议结果的保密。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准许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并在裁判中公布表决结果比例。日本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表示自己的意见。瑣台湾地区判决书虽不公布少数意见，但允许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裁判后查阅法官评议意见。综合各国(地区)做法，大致有三种改革选项。其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能形成_致意见的案件，裁判文书中分别记明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但不必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而使用”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的概说方式，这是明确法官裁判责任的依据，也可遏制其他合议庭成员消极履行审判职责，防止“形合实独”同时不载明“某某法官认为”可免去法官发表评议意见的后顾之忧。其二，许可查询评议笔录。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可在判决作出后申请查阅合议庭笔录，而不在判决中阐明多数意见及少数意见。其三，许可查询专门制作的合议庭意见书。法院在合议庭评议后制作统一样式的合议庭评议意见书，载明“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不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合议庭评议意见书内容不载入判决书，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可以申请查询，但不得复制抄录，同时不得查询合议笔录。第三种路径将查询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而非在裁判文书中向社会公开,查询对象为专门制作的评议意见书而非评议笔录，最大限度维护了评议过程保密原则，又体现了评议结果适度公开要求，可以考虑作为改革的选项。当然，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仍有极大争议，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中进一步研究论证。

在合议庭少数意见适度公开还未形成共识的情境下,仍应以对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内部控制发挥合议制的内在制约功能。合议庭评议笔录是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客观记载，可围绕合议庭评议笔录建立发挥合议庭内在制约功能的系列制度。首先是合议庭充分发言制度。合议庭成员必须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禁止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这种合议庭成员间的对话式评议，是审判权运行的内部公开，是合议庭成员间相互制约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合议庭笔录完整记录和内部评阅制度。合议庭笔录应当全面完整反映合议全程和细节，同时建立合议情况内部评阅和专项检查制度，庭长对合议笔录定期或不定期事后评阅，督促合议庭全面客观评议。最后是把合议庭笔录评阅情况作为合议庭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甚至将其置于同案件质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应当是今后审判管理的重要关注点。

2.构建院长、庭长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

合议庭独立审判后，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的具体形式是另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措施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的描述是''应集中在程序事项审核批准、综合性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的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课题组认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后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具有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的特征。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与个案审判管理职责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核心应当是实现案件信息对称，而不是替代和影响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判。应在三个层面实现对称。其一，个案信息对称。主要包括流程信息和质量信息。质量信息主要是被改判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况、裁判文书差错情况等质量信息，院长、庭长需要以此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的第一手资料。其二，类案信息对称。类案信息是对某类案件裁判规则的系统总结，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履行统一法律适用职责。其三，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对称。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包括指标数据走势及存在问题、案件质量评查情况、审限管理情况等综合性审判管理信息，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解剖案件瑕疵，解决普遍性问题,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同时，庭长应是合议庭与审判管理专门机构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院长应是合议庭、审判庭与审判委员会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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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转型与修正

案件质效评估体系转型的总体思路是:打造“统筹多元、动态开放”的案件评估指标体系,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1.从数据高值型转向柔性评价型

审判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管理技术有多高明，也不在于管理制度多健全，而在于与审判规律的契合度有多高。*如果只是将评估结果作为追求''排名“的依据，就可能出现”唯数据论“等负面倾向，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进而加重法院内部层级管理行政化。应当严格区分工作目标考核与案件质效评估，进一步明确案件质效评估指数不应成为法院攀比的对象,作为”体温计“1本验表”的指数不应成为“竞价器'、”成绩单“。尤其应当高度关注案件质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明确禁止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业绩评价、法官绩效考核简单对等处理,发挥案件质效评估”评“的功能，弱化和去除”比“、”考"的色彩，评估指数不排名，仅分别通报被评估法院其指数。

2.从定量评价型转向定量定性结合型

数字会说话亦要实现与数据的对话，与数据对话的过程就是定性评价的过程。相同或接近的案件质量指标，在法院不同的案件数量、人员结构以及纠纷形成态势面前，有着不同的内涵。反之，当法院间某项指标虽然存在_定数据差异，但此差异不足以证明他们在司法水平上存在实质差距，需要进一步研判。当定量分析中的数据差异居于某个合理区间内时，案件质量可能在定性分析中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可以说，定量分析使案件质量可量化，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使案件质量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比性。

3.从内部封闭型转向法院主导社会参与型

法院的公共性质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司法的民主性，决定了法院评估不能仅由自身来进行，社会信息的获取、反馈和司法效果的提升都需要外部参与，同时评价主体多元和适度社会化也是案件质效评估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该评估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公众评价与法院内部评价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要求评估主体多元并适度独立，吸纳第三方参与，以保证结果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次要求评估对象广泛，当事人、律师、政府工作人员、法学教授、上级法院等均可作为信息来源；最后要求评估方法多样，可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定期了解社会大众对相关法院的满意度。

4.从结果导向型转向结果过程并重型

案件质效评估的重结果轻过程，是评价主体封闭和依赖定量分析之果。评价主体社会参与的引入和定性方法的运用，使得过程评价成为可能。应当将目光转移到诉讼过程中，实现案件质效评估由结果公正到结果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转变，与当事人、律师成为评价主体相对应，可探索建立法官行为投诉制度，由各级法院审管机构进行统-登记管理并报上级法院备案，监督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和法官行为的严谨性，促进法院和法官树立程序公正意识。另一方面，案件质效评估结果并非最终结果，仅是过程中的一个片断,建立评价过程一评价结果一结果反馈一改进提升一再次评估的动态机制，将对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动态运行、周而复始的评估过程中来，使结果反馈给法院和法官后成为改进提升以及再次评估的起点。

参考文献：

1.参见孙海龙、高翔：《审判事务管理权的回归》，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9期。

2.参见沈德咏：《在2010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编《审判管理研究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3.参见张俊文、王红君《向审判管理要质量要效率要形象》，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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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蒋超《三十年来中国法官违法犯罪问题：一个统计分析》，载《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文中指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共有6名高院院长、5名高院副院长、10余名中院院长被查处，职务在其之下的不在统计之列。

5.C直辖市2002-2011年10年间共立案查处法官违纪违法案件140件177人，厅局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24人，处级以上干部占全部违纪人员的21.4%。根据直辖市法院法官的行政职级,处级以上法官对应为基层法院副院长及高中院副庭长以上人员，基层法院长、庭长尚不在本数据之列。

6.参见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7.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8.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颁布的《关于保守审判工作秘密的规定》第3条规定，合议庭、审委会对具体案件处理的讨论情况，上下级法院之间对案件处理的各种不同意见以及有关单位领导、党委的意见，一律不得向工作上无关人员和单位透露，尤其不得向缠诉不休的当事人泄露。第6条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的记录、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记录、案件情况以及向有关法院、单位征询对案件处理意见等书面材料，必须装订在副卷。副卷材料非因工作需要，未经本院领导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查阅。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实施的《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处理办法》第6条规定，泄露审判工作秘密是指违反规定泄露合议庭或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其他审判执行工作秘密的行为。

9.参见张泽涛:《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利弊及其规范》，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0.参见付悦余、宣海林、高翔:《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行走在价值与现实的结合点》，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11.参见刘风景《不同意见写入判决书的意见与方式:---以日本的少数意见为背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

12.参见龙飞:《合议庭的本质属性与改革路径》，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9期。

13.参见蒋惠岭《审判管理制度的三要素》，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1期。瑦参见钱锋《审判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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