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学中的管理之道
儒学中的管理之道是以介绍孔子开始的，在介绍圣世、圣制的基础上从而引申出礼、仁、义、智、信、。还说明了儒家的义利观、求富论、消费观、分工论和赋役论。还分别从《大学》和《中庸》两本经典中选取了其中的核心思想来说明一个管理者应该怎样做和做到那种程度。并上升到企业乃至国家应该怎样的管理。从六节课的学习中我得到以下的体会：
1、好的管理者，首先要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一个企业要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一个国家
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并且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地完善。
2、政府要以保障安全，推进公平为己任。
3、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要从大到小的制定一个目标体系，并且需要从小到大的实现它们。
4、中庸思想对个人、企业乃至国家都至关重要，都需要深谙此道。这样有利于在中国这种
社会环境里生存与发展
5、要重视创新，只有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才能长存。
6、要重视文化的作用，这样有利于增强凝聚力和提高人民的忠诚度
7、要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要懂得知识的重要性，要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不仅要不断的学习前人的，也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让别人学习自己，要有目标，还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可行性的方案，努力实现其目标。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要诚实守信，宽爱他人。不仅要守法，还要慎独。
幸运的是，这六节课我没有白白的浪费，不幸的是，六节课对于我们学习儒学中的管理之道实在是太短暂了。但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学习不是到课率，不是期末成绩。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真正学到了什么，并知道如何去运用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学习并不是意味着上课，也并不意味着考证。而是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从不知道——知道——办什么——怎么办——办的结果的一个过程。
总之，我希望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我的终极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让自己的人生少留遗憾。
第二篇：管理之道
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没有新思路，企业就没有生存发展机会。中国是人口大国，是国际性的大市场，吸引着实力雄厚、管理先进、经营独到的外国企业快速挺进中国市场；而国内新希望、汇源、鲁花等众多大集团企业也纷纷扩大步伐，或连锁经营、或收购联盟等；在这新旧市场势力相互拼挤，各自为战的市场背景下，餐饮业、房地产业、IT业以及工业、化工原料等产业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局面，中国中小企业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企业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改善，使企业得以保证甚至提高较好的风险管理体系和积极推动适应环境变化和客户需求变化的经营战略转型、业务转型和盈利模式转变的同时，须更注重将“以德立本”的经营理念深植于每一位员工服务价值理念。俗语云：厚德载物，此之德者——心系客户，肩负社会责任，创建企业与客户、社会多方共赢的局面。那么如何“以德立本”来开创企业的百年基业呢？
一、对待客户之德——对客户负责
客户是任何企业的立身之本，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与客户的关系自然就成了企业永恒的课题。这一课题面对不同时段，不同的竞争格局会出现不同的变数，但有一点是永恒不变的，即对顾客切实的负起应有的责任。企业为顾客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年甚至更短暂的服务，而是要确立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要赚取的也不是顾客某一年的利润，而是让顾客成为企业创造利润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要的不是一瓢出发，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尽自身最大的努力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使客户的利益同样得到最大化。
二、管理者之德——关键在于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企业短期效益和长期利润创造的平衡。企业管理制度制订得再完善也是有缺失的，就考核制度来看，由于绩效考核机制与管理者的报酬和升迁机会挂钩，因此管理者往往出于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而打破了整个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这种平衡的打破有时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古语云：“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管理者趋于短期利益考虑，往往会使企业迷失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使企业经历短期辉煌后并万劫不复。从企业短期利润和长期利润创造的平衡角度来看，管理者必须认清一点，短期的利润级数增长对管理者绩效考核必然带来极大的正面效用，但这种小小胜利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除了使企业迷失市场方向所带来巨大损失外，给管理者自身长期的职业发展也同样带来巨大损失：如果企业损失在管理者仍在原职位时出现，管理者将失去原有的一切；如果已经得到升迁，企业一旦走入衰退，管理者势必另寻出路，但这种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观念没有建立，势必使自身走上频繁跳槽的道路，从而过上奔波劳苦的生活，况且新的企业未必适合自身的需求，自身职业发展同样会陷入迷失状态。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同样需要平衡好企业短期效益和长期利润创造的关系，使企业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为企业利益、为在企业工作的所有员工和管理者需要自身创造稳定的发展道路。
管理者如何处理好企业短期效益和长期利润创造的平衡关系呢？主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考虑能否给企业带来效益；接着考虑能给企业带来的短期效益是什么；最后考虑对企业的长期效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充分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基本能较好的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
2、管理者应调节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往往有部分管理者会局限于部门利益而偏弃其他部门的利益，导致部门间的冲突不断，使得部门之间的配合越来越少，从而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出现有多种诱因：首先，是部门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管理者处于自身所处部门员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尽力使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从而挤兑其他部门的利益。这一类的管理者能够考虑部门员工的利益，从这一角度看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但其视野须进一步拓宽，管理者必须看到，部门之间的冲突极大的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效率，给企业内部造成了不和谐的局面，从而影响企业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最终导致企业效益的减少而影响企业员工的收入。因此管理者考虑自身部门员工利益最大化应建立在企业全体员工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加强部门合作，这样的管理者才是出色的管理者。从企业的实际经营形式看，个人业务水平和公
司整体业务水平如果出现以上情况的概率相对较大，将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失去变革先机，丢失大量的市场份额，因此这两条主要战线的部门之间必须加强优势互补，成为企业事业腾飞的双核引擎。
其次，是出于权力欲望的满足，趁企业处于变革时期，以小智慧谋求部门间的权利关系得到利于自身权利集中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以利于企业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来重新建立部门之间权利分配的平衡，从而使自身权利欲望得到较好的满足。管理者这种追求权利重新平衡的思想极大的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扭曲了企业开展变革的实际意义，必须得到永久的抛弃。此类矛盾主要出现在后台服务部门和前台营销部门，目前在企业内部流程的改造和风险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类似的管理者，这将严重减弱企业业务流程的精简优化效果，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建立全局意识，才能减少部门冲突，加强部门联动效应，形成优势互补。
最后，是管理者对待下属要不偏不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性的弱点表明人往往喜欢与自己性格相近或者能接受自己的人相处。但作为管理者必须克服这一弱点，对待下属要不偏不倚，不能凭自己喜好来用人。对于那种事事都顺着自己，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人更应该注重引导和教育，因为让管理者感觉很舒服的员工会让管理者的视野出现盲区，从而使管理者失去很多有用的信息，让管理者对很多事务的见识产生不必要的偏差，同时还容易引起其他员工对该类员工的排挤，从而影响员工内部的团结。而管理者觉得用起来不顺手，往往和自身有不同观点的员工管理者要加强注重的程度，该类员工和管理者往往能够形成互补，使管理者考虑问题的角度更加全面，做事更加谨慎。同时更显管理者善于纳谏，从而使员工对管理者产生敬重，使整个团队凝聚力更强。
三、普通员工之德——对企业的整体利益负责
首先，普通员工要对自身的工作职责负起责任，普通员工是各类流程的操作者，如果普通员工对自身岗位的职责不能切实的负起责任，把自己应该完成的工作内容推诿给下一环节或者时间上加以拖延，那么再精简优化的流程的效率也会非常的低下。普通员工同时也是各类信息的直接收集者，如果普通员工对各类上报的报表的数据草草应付，那将对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决策产生巨大的不良后果。普通员工更是直接与客户的接触者，其在接触中的言行举止将直接影响顾客对企业形象的定位。
因此，普通员之德就在于肩负起对企业、对自身岗位应负的责任。只有企业每一位员工都克尽职守，肩负起自身的责任，才能更好的为客户服务，才能用心服务处于流程下游的员工和顾客，才能使流程精简的效率得到更好的体现，才能使企业的成本得到更有效控制。然而员工要肩负起自身岗位的职责，每一位员工必须加强学习，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知识素养和人文素养，才能有能力、有心胸、有恒心的为企业服务、为顾客服务。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企业管理者只有平衡好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平衡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做到对下属不偏不倚，才能制定正确的决策，才能使部门之间的优势得到更有效地互补，才能带出一支团结负责的服务队伍。只有一支团结负责、用心做事的服务队伍，才能为企业的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给企业和客户带来切实的效益；从而为企业的百年基业开创新的局面。
2012年6月
第三篇：浅谈孙子兵法中的团队管理之道
浅谈孙子兵法中的团队管理之道
孙子兵法是中国春秋末期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孙子用自己朴素的宇宙观和辩证法向世人揭示如何取得胜利的奥秘。其中所蕴含的战争观，用人思想，军治思想，取胜之道等看法博大精深。纷纷被现代企业管理人士所青睐，将其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并成功的实现了指导作用。本文将从孙子的军治思想出发来论述中小型企业的团队管理！
谈及管理，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赋予过不同的定义。归其一点都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选择问题。如：西蒙 “管理就是决策”即不同企业的发展应选择社么样的企业管理模式。东西文化有其根本性的差别，那种方式更符合中国式管理。我认为我们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孙子管理之策，面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我认为应从一下几个方面来打造基本的团队管理：
一、教育传递核心理念
孙子曰：令之以文。所谓令之以文简言之就是，通过企业管理人员的宣传与灌输来宣传企业文化 核心价值观 企业使命 辅助知识等。首先是价值观教育 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必须拥有的最终理念，它是解决企业解决内外矛盾必要准则。当企业遇到问题时，核心价值观就是就是我们的准则。如：客户至上等。企业发展永远不是某一个人的人事情，而是一个团队公同努力的结果。对企业而言，无论
是新员工，企业固有团队，或是即将建设的团队。企业文化的教育与宣传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要非常的重视，通过企业文化等宣传教育使整个团队从意识上达到一种共识，统一全员思想，增强企业员工在意识方面的凝聚力。实现个人与集体，员工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的统一。其次 企业使命目标教育 使命与目标即通过企业的努力在同行业中需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也是整个团队孜孜追求和奋斗的方向。像是是大海中的灯塔，它指引着全体员工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有了它个人不在迷茫，团队不在困惑。最后 培训发展式的教育与开发 社会在前进，企业在发展。未来的发展带有不可预测性。正如微软总裁描述的那样“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今天专业性的技术或管理思路到了明天可能就会与社会有了距离。所以，团队或岗位所在行业的专业知识培训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了这样持续教育发展，团队将潜力无限；有了这样的机制，企业将永远年轻。
二．系统化的规章制度与领导作用
孙子曰：齐之以武。即用系统化完善的规章制度来统一团队的节奏与步调。首先:要有刚性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组织严明的规章制度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保证。对企业而言，清晰化的管理流程 明确的管理责任与个人目标 标准的操作规范与指导书以及有效的执行力都是提升组织战斗力的主要措施。就像古战争中位于前列的方阵，纪律严明 训练有素 步调一致 整齐划一的军队，必将令敌军闻风丧胆。所以说：“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也”其次:建立充满弹性的人才管理机制与考核体系。对中小企业而言，由于成本与风险的原因。在管理方面不会像大企业那样组织机构非常健全，人员非常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要有充满弹性的人才机制。即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不断的发掘人才挖掘人才。如：定期的绩效考核，专业技能比赛，奖惩措施 个人创新，薪酬激励等。给予员工一定的个人发挥与自由度，不断鼓励员工创新使其在允许的范围获得个人价值的展现。并对于已挖掘的储备人才，要逐步培养，为其确定将来的发展方向。建立良好的考核体系与薪酬激励体系，防止优秀员工的流失。最后：领导作用 对于企业的主要管理者，尤其是首要管理者。它是整个团队的核心，必须要有严明的处事态度和宽广的胸襟。也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带领团队向前发展。
三．以人为本 宽严有度
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将上下级的管理非常温和的理解为父子关系。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以人为本思想与情感管理思想。当今社会随着国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整体国民教育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就企业而言，参差不齐的企业发展规模为企业的招人 管人 用人 留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单纯的权威式管理逐渐在向人本管理靠拢。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情感管理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情感管理在我国管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型文化往往要依赖情感的纽带来维系。所以对管理者而言要懂得情感宽容，要掌握一个基本的度。首先情感管人，企业的管理人员在处理上下级管理过程中要懂得情感的作用。尤其在小型的制造企业，由于人员结构复
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管理者的情感与态度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与态度。要随时了解员工的情绪与心理 及时沟通解决问题使其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来。在处理员工错误的过程中要懂得宽容，但宽容不等于纵容，必须在度的范围内解决。否则制度原则将荡然无存。正如孙子所讲：“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如果这样的话，那就适得其反了。三国中的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刘备对关羽的管理已经超过了情感上的度，关羽目中无人，暴戾成性致使糜芳投降，腹背受敌，兵败麦城。懂得了情感管理，那么整个管理团队会有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氛。团队的向心力也会加强，核心管理人员的影响也会提升。其次：情感留人。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以及形形色色的价值导向都对现代企业的留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企业而言，适度的人员流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不能超过警戒线。否则会给企业的正常管理带来影响。当一名员工选择离开企业的时候，所属部门与人力资源部都要对该员工做一个整体的评价与考量。并对原因，利弊进行分析后再来确定该员工的去留。在沟通的过程中，针对离开原因要充分发挥情感的作用。如：针对原因公司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今后怎样去发展；如果离开，个人的发展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员工当前的心理状态；对公司的认同；所在部门的人际关系；和上级领导的管理等。这里需要申明一点和上级领导的情感沟通非常重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沟通和了解。只有将以上情况分析到位，并能提出合理的方案。那么员工的去留将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总之，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中小企业或私营企业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人员 成本 风险等让企业时刻有一种忧患意识。所以打造好的团队就非常的重要。通过理念传递，制度建设，情感管理等管理打造，使企业或团队出现一种统一的意识与目标。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即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
第四篇：国学中的管理之道
《国学中的管理之道》（转载）国学中的管理之道》（转载）》（转载
《国学中的管理之道》内容介绍： 国学中的管理之道》内容介绍：
翟鸿燊主讲：《大智慧二》已经上市！欢迎来电订购！嘉宾简介 国学应用专家、书道家、演讲家、国际 TAT（思考力、行动力、表达力）学术体系创始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 特聘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乘智慧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栏 目特邀国学专家、博雅观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专家顾问。长期以来，他一直怀着强烈的民族心和使命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 的研究，在融会国际各种极具代表性的哲学主流、营销理论后，结合中国实际 情况，针对管理科学、决策科学、人才培养、市场营销、企业团队等方面提出 了一整套独到的解决方案，并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引起很大凡响。近几年来翟教授应邀向政府部门、知名院校及企事业单位做了上千场各种 形式的国学应用培训与演讲，场场爆满、场面火爆、反响极其强烈、使数以百 万计的各界人士获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悟。翟教授面向政府部门的培 训经常是省长或省委书记都自愿出席。翟教授的培训课程诙谐、幽默、妙语连 珠、思想深刻而生动、感人至深、发人深醒，过后让人回味无穷。极佳的培训
效果使得翟教授的培训课程和企业咨询项目应接不暇。翟教授被誉为中国当今 最具价值的国学应用专家。翟鸿燊教授畅销专著：《领导的力量》、畅销音像制品《国学之大智慧》 和《道法自然》等。内容简介 国学大师翟鸿燊主讲的又一鸿篇力作——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 这些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典，包含着哪些卓越的智慧？ 这些盛传数千年的人生智慧，有着怎样突出的当代价值？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管理者，如何使国学智慧与现代管理完美结合？ 如何用国学智慧开创现代管理新局面？ 管理中的决策、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沟通、协调、用人、团队建设…… 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完美结合，国学大师翟鸿燊主讲—— 《国学中的管理之道》 隆重问世！敬请关注！
《国学中的管理之道》课程提纲： 国学中的管理之道》课程提纲： 第一集 见贤思齐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2.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独乐乐，众乐乐 4.四海之内皆兄弟！案例：北京 2008 奥运会开幕式。
第二集 立德修身
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3.人与道之间的关系 案例：1.限行车辆，换来数日蓝天； 2.快乐资产负债表 第三集 忠孝天下 1.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信乎！2.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3.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 案例：1.经济崛起文化繁荣，“汉语热”席卷全球 2.孝敬父母要趁早
第四集 处世之道 1.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之道，其为仁之本与（欤）2.子曰:色难!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3.求百世功 求千秋利用 求万代名 案例：1.感恩要常怀于心 2.蒙牛文化
第五集 沟通智慧 1.精乃生命之力；气乃生命之能；神乃生命之光 2.喜悦心——是最好的人格状态。案例：
第六集 人脉建设 1.喜悦心——是最好的人格状态。2.人脉建立 案例：火车站接人
第七集 团队精神
1．有教无类，道不同不相为谋 2.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3.利者义之合也。案例：1.捐出全部资产 580 亿美元的比尔盖茨。2.将源兵魂（亮剑）
第八集 团队打造 1.精乃生命之力；气乃生命之能；神乃生命之光 2.领导人:生命取向要高!生命体验要深!生命能量要强!4.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5.知治身，则能治国，内圣外王，其理一贯。案例：1.里根拜老子为师 2.生活本身就是财富!
第五篇：《儒学》专题
理论·政策产业
挖掘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二十六:儒学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陕西日报/2015 年/3 月/10 日/第 012 版
编者按 儒学也称为儒家思想或儒教，由孔子创立，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本期周末讲座邀请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智，为我们讲述《儒学》的古今大意，本报特撷取精华加以摘编，敬请关注。
专家讲义摘编
儒家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是因为它既有深在的文化渊源，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历史和民族所认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博大气象和风貌。
儒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孔、孟、荀所代表的儒学，可称为原始儒学；汉唐时期经学化的儒学，称汉唐儒学；宋明时期旨在讲性理之学的义理化的儒学，称为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新儒学，可称为现代新儒学。
儒学虽然是由孔子创立的，但其文化渊源至少可上
溯到周代。周人给传统的天命神学注入道德的和民本的因素，强调“敬德”、“保民”、“尊祖”以及对社会人事的重视，是儒家德治思想、民本思想以及“听天命而尽人事”的天人思想的重要渊源。周公又“制礼作乐”，使社会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进一步有序化，成为孔子儒家政治和伦理思想的重要渊源。
孔子非常推崇周礼，他早年的诸多活动，都是在春秋末出现“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尽力去恢复周礼，这叫“克己复礼”。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从办私学、传道授业开始的。虽然他也曾在鲁国为官，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以宣扬其治国的理念，但是在他的生前，其学术思想始终未能在政治。上予以成功地实施。可以说先秦时的儒家学说，仅是百家争鸣中一个在积极探讨并尽力陈述其一家之言的学术门派而已。不过，孔子创立的儒家又不同于其他学派，由于他培养了大批弟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遂使儒学有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所以儒学才能在后来得以发扬光大。自孔子后，儒学经由曾子、子思以及孟子等人的继承和发展，逐渐在百家之学中凸显出来。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礼”和“仁”。其重礼的思想，此后发展出儒家经国济世的外王之道，而其“仁”学思想则在此后发展出以内省修养为特征的内圣之学。后者在后来被认为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正宗和主流。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其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重视秩序，仁爱为本；推崇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中庸和谐等。
孔子极重视“礼”的思想，他虽然是要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进行恢复周礼的努力，但其超越的价值则在于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非礼”勿视、听、言、动，都是强调人们对社会政治准则、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孔子在为实现其理想而到处碰壁之后，把重心转向了仁学的构建，他认为把“礼”落脚到“仁”的内在修养上来，是建立理想秩序的一条可行的路子，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在其人生的后期，更关注仁的学说、道德修养体系的建构、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
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仁爱首先表现为亲情之爱，这种爱集中体现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关系中的亲情之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亲亲”原则，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孝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即能做到孝悌是达到仁的根本。“孝”是处理自己与父母、长辈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悌”(弟)则是处理自己与同辈之问关系的基本原则。孔子也主张把这种爱进一步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强调还要关
爱他人，这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忠恕”之道中。“忠恕”是处理自己与更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则，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孔子以为，按照“恕”道，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进而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一个“仁者”了。仁爱在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在要遵循道义原则，所以孔子讨论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强调“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孔子逝世之后，孔门弟子在思想上出现了分化。有若比较推崇孔子关于礼的学说，子夏、子张等人都尊有若为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孟子·滕文公上》)。曾子则认为仁德的培养，重在内省修养，重在精神境界的提升，所以不赞成推尊有若为圣人。子夏与曾子在思想上的分野，成为后世儒家“外王”与“内圣”两系分化的契机。到了战国时期，因其“取舍相反、不同”，儒家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据《韩非子·显学》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分化后的儒家八派中，有一支叫“孟氏之儒”，一支叫“孙子之儒”，这就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以孟子和荀子分别为代表的儒家流派。
孟子当时所面对的社会思想态势，是儒家几乎失去
了话语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非常崇尚孔子，他自觉地担当起“距杨墨”和承继孔子道统的重任。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于:其一，探寻了孔子所说的仁的本原根据，并把这种探寻与关于人性的探讨相联系，提出了“性本善”说。“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中心观念，许多问题多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其二，承传孔子、子思关于内省修养的思想，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说以及一系列有关道德修养的理论；其三，提出“仁政”说，把孔子的“仁”学推广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一套政治原则和主张。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制民之产”等等，这些都有鲜明的民本思想，可见孟子代表的是当时改革派中较为温和的一派。而稍晚于孟子的荀子，其思想则带有综合百家的特征。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吸收了法家、道家以及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颇有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其特点在于:其一，他改造了传统的天命论，抛弃了其中的宿命论成分，吸收了道家的自然观念，使“天命”成为一个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范畴，并建立了颇具无神论色彩的天道观。在天人关系上，既重视客观规律，也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提出“制天命而用
之”的思想。其二，隆礼重法，以法度来充实礼治。荀子认为“礼”“法”是相通的，都有“正国家”、安社稷的重要作用，从而把礼与法结合起来。其三，吸收了告子和道家的自然人性论，主张“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欲望，欲望的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恶”，由此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而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并提出“化性起伪”的主张。他关于人性恶的学说，其目的在于为社会礼法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人性论的根据。正因为此，他批评孟子性善说的危害在于“息礼义”(《荀子·性恶》)。
到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过很长时期的努力，儒家思想逐渐被提升为治国的纲领和正统的学说，将学术与政治、为学与治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被一步步政治化。汉代大儒以董仲舒为代表，其贡献在于:其一，强调“大一统”，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即赞扬国家和政治的统一。其二，强调思想的统一。他针对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情况，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卷五六)，此即后人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该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经过汉朝诸帝的承继和长期努力，儒学逐渐被定为一尊。其三，提出了以“天意”为中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以儒家的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关系学说。董仲舒是以阐发“春秋公羊学”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故史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卷二七)。“独尊儒术”和儒学的经学化，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后儒学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尊和改造，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面貌。汉儒讲“三纲五常”，特别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在一定的意义上为中华民族确立了精神生活的核心价值，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汉代被定为一尊的儒学，其特点在于:一是儒学逐渐经学化。先秦时期儒家的学者们往往都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某种见解，但到了汉代儒术独尊之后，儒学与政治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儒家学者关注的是先前的“六经”，在治学方式上也逐渐转向以治经、解经为主，这就是所谓儒学的经学化。儒学经学化后一大变化，就是儒家学者不再能自由发表见解，“经”成了不能自主解释、不能自主改动和违背的教条，于是社会思想逐渐被禁锢。二是儒学政治化。儒学改变了原来比较纯粹的学术性质，而逐渐被意识形态化。此时经师们的解释往往成为为政治和皇权辩护的工具，尤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为代表。第三个特点是，儒学逐渐综合化，即与道家、法
家特别是阴阳家等思想相结合，在内容上较前更为丰富和更能适应政治的需要。原先“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被改造为不仅大讲性与天道，且以阴阳家思想为其基本框架了。第四个特点，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下，不仅儒学逐渐被神圣化，孔子也由一个原来的布衣儒生逐渐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和崇拜的偶像。
儒家的经学化一直影响到隋唐，这一时期的儒学已经从“学”、“道”变成一种“术”，所以汉唐以来的儒家都重“三礼”，关注典章制度，使原先重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境界的儒学逐渐工具化了。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唐后有所变化，韩愈在佛教盛兴的情况下一面反佛，一面推崇儒学，他主张儒学要有新的气象，不能走汉代以来经学化的路子。他写了一篇《原道》，提出“道统说”，认为在历史上有一个从尧舜一直到孔子、孟子的“先王之教”、仁义之道的传授统绪。其“道统说”的价值在于:一是由儒家经学向先秦的诸子儒学转向，认同孔、孟的学说，从而使儒家的心性论得到重视和高扬；二是主张以孔、孟为儒家的正统。“道统说”是韩愈的一个大贡献，在佛教、道教盛兴的情况下，被长期压抑的孔孟儒学由此才受到重视，尤其是孟子的地位得以彰显。故钱穆评价韩愈说:“经学非其所长，史学非其所愿。乃所愿者则在孟子。„„于是而下开宋儒。”《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文章，韩愈将《大学》中的
“诚意正心”与“修齐治平”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加以提倡，这一点对宋儒发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心性论得到了重视。汉唐时期儒学常被称为“周孔之教”，此后则逐渐转称为“孔孟之道”。
宋代儒学以理学为代表。理学的奠基者和创立者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其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周、程、张、朱创立的学派，分别被称为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周敦颐的思想特点是援道入儒，他著有《太极图说》，提出了一个儒道合一的宇宙论模式，他把宇宙论与儒家的心性论、道德论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将“宇宙一论理”相贯通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故被后世学者尊为“宋代儒宗”。我们陕西的学者张载，长期在眉县横渠镇讲学，他创立了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关学学派。张载一面旗帜鲜明地从宇宙论和本体论上反佛，批判佛老的虚无本体论；一面反思汉唐儒学的弊端，指出该时期的儒学之“大蔽”在于忽视了本体论的建构和孔孟一直倡导的道德性命之学。张载主张以“太虚”之“气”为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宇宙本体论和道德心性论的范畴体系，建立起把天道与人道、知识和价值、天道本体与心性本体相贯通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这对宋代理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身处河南的程颐、程颢两兄北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讲学洛阳，其创立的学派称为洛
学。二程主张以“理”为本体，认为在自然、社会和人生背后有一个“所以然”之“理”，这个“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他提出的“性即理”、“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等命题，后来成为理学的基本命题。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等儒学大家经过选择性地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为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注，使这四部书后来成为官方钦定的“四书”。《四书集注》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和标准答案。
在程朱理学之外，宋明时期还发展出了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以“心”为本体。王阳明接受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观点，在系统发挥陆九渊的“心即理”说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建立了集大成的心学体系，其影响相当深远。这样，广义的理学就不仅包括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也包括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在内。其特征在于:其一，从思想渊源上说，他们都站在儒家立场上吸收了佛教、道家和道教的某些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通的产物；其二，从学风上说，理学从汉唐以来重名物训诂和注疏之学，转向重视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成为一种具有思辨性、哲理性的义理之学；其三，理学的内容从汉唐重“礼”的实用之学，转向重视心性的性理
之学。狭义的理一般就指二程朱熹的理学。理学与宋明及其后封建社会的现实社会相适应，所以它在历史上起了维系后期封建社会的重要作用。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深化，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现代新儒家思想流派。第一期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学人为代表；第二期以牟宗
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方东美等学人为代表；第三期以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蔡仁厚等学人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一，坚持儒学为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同时又积极倡导通过援西学入儒学，致力于儒学的现代重建，力求使儒学再次居于主导的地位。为了重塑民族精神之魂，他们都主张以儒学的价值系统与人生理想来解救人们意义和价值的失落，以认肯儒学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主流地位为前提，积极吸纳西方文化之长，通过援西学入儒来实现儒学的现代重建。其二，他们都着力于挖掘和阐扬儒家人文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在他们看来，许多现代社会之病症都是因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产生的，而传统儒学正好可以医治这一病症。其三，都力图通过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来深挖儒学传统中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努力在儒家传统中寻找和挖掘科学与民主的内在根据，以使之与现
代社会接榫。总之，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谋求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新儒家的基本共识。以上就是儒学发展的大致历程和基本特征。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令世人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国民素质却没有因经济实力的加强而得以相应的提升，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地位。总书记在去年 9 月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在目前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的严峻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其实人们已有了共识，就是向中华传统文化找答案。我们古人曾就解决人们的精神生活问题，解决人生价值问题想过许多办法，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做过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尝试，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为我们的精神修养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和方法。所以，努力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当代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写入十八大的报告中。总书记近两年来多次谈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还亲赴曲阜考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去年 月习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强调“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这为我们解决现实的精神生活领域的某些偏差指明了方向。相信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得到当代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认真得以践行，诚如此，我们的民族素质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会一天天得以提高，这样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将会真正地落到实处。
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主流思想地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民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陕西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见证了周公制礼作乐成就“礼仪之邦”的过程，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和传承发展之地。学习研究儒学思想文
化，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陕西文化产业的内涵和质量，加快建设“三个陕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周文化与儒学源头
《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洲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一记述，阐明了儒家学派的渊源和基本特征。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儒学的基本思想源于周文化。
(一)周公“制礼作乐”——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公元前 1046 年，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周族部落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推翻殷商王朝的残暴统治，平定东方诸国，建立西周王朝。为巩固统治，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依据早期周族的原有制度，参以夏商之礼并加以损益，制订出一套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性为特征的社会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即礼乐制度。周公所制之礼乐，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准则、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人们的行为准则，如分封制、宗法制及井田制等，国家活动的礼仪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宴请往来礼仪等。礼乐制度成为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渊源，被儒家视为理想社会的蓝本。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实行仁爱，才
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孔子又将礼与仁结合，并通过诗、书、礼、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儒家礼学具备中正刚健特征的同时，成为一种人人皆须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而知书达礼的君子也成为世人心向往之的典范。因此，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二)周人对天命神学的改造——儒学“听天命、重人事”的思想基础。
周本为殷商属国，在灭殷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观念上取得社会的认同。于是周人一方面继承了殷代的天命神学思想，继续尊重和强化“帝”、“上帝”的权威:“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另一方面，周人改造了夏、商二代“君权神授”思想，认为周代殷而立是天命转移的结果。“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而天命的转移必须遵从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只有有德之人、得民心之人才能承受天命。《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革命表现出周人从根本上重视自然规律、社会人事和道德追求，表明周人已基本奠定了人本和道德的价值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周人系统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等道德理论。这一思想被孔子所继承和发挥，形成了儒家“听天命而尽人事”的思想，并被后世
儒家发展为“天人合一”的重要理念。
(三)周人的“德治”理念——孔子“民本”、“德政”思想的重要源泉。
西周王朝通过总结商纣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重要性，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并树立起“明德慎罚”、“为政以德”的德治理念。周公“制礼作乐”以及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所发布的诰命，明显地体现出德治的思想观念，所谓“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要求统治者“先知稼穑之艰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尚书·无逸》)，做有德有道之君，体现出鲜明的民本理念。这一思想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王道原则；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被《礼记·大学》发展成为对儒家具有纲领意义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信念。
二、儒学的核心思想和传承发展(一)儒家核心思想和历代变迁
儒学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思想内核为“仁、义、礼、智、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秉持的崇德重礼、以民为本、趋时尚中、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崇尚和平等主流思想。在两干多年历史长河中，儒学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
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1、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受到周文化的深刻熏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克己复礼”为终生奋斗目标，提出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内圣外王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推延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士”的阶层受到各国执政者的重视，学术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发展局面，儒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分化形成八个学派，演化出“外王”与“内圣”两大传统。《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式之儒。”战国中期的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作出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新诠释，在遵循孔子思想的前提下发展提升了儒家学说，主张性善论，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把“仁”从个人道德层面拓展到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战国后期的荀子综合百家之学，引礼入法，提出“隆礼而重法”，主张性恶论，“礼法并用”，把内在的道德追求发展为外在的礼法规范约束和敬畏。
2、两汉经学。西汉初期以黄老之学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将儒学确立为治国指导思想。公羊学派经学大师
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西汉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开设五经博士，学习儒学成为国家教育文化生活中的大事，涌现出一批注解、阐发儒学思想的经学大师。东汉时期，研究儒家经典蔚然成风，由于对儒家经典存在各种不同理解，汉章帝时朝廷制定了对经书的统一解释，由史学家班固等人整理成《白虎通义》，奠定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3、魏晋玄学。魏晋之际门阀士族盛行，出现了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易经的玄学，一直影响到南北朝后期。魏晋玄学将《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为“三玄”，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其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4、隋唐三教合流。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唐朝建立初期，唐太宗因儒学经书章句注疏不同，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颁行全国，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得以恢复。唐朝中期佛道盛行，儒学大师韩愈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积极推动古文运动。安史之乱后，文人学士们在坚守儒学的同时，广泛吸收佛
教和道教思想，出现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流”的趋势。
5、宋明理学。宋代形成的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周敦颐被视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张载开创的“关学”，程颢、程颐开创的“洛学”是宋儒理学的重要流派，南宋的朱熹以近40 年时间撰《四书章句集注》，将三教统一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里，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宋儒理学以“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以“气”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到明代中叶，王阳明大力弘扬“心学”，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使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明末清初兴起了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社会批判思潮即实学思潮，涌现出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在中两文化的冲突中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的思想流派。经过激变与冲突，科学与民主思潮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出现了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出路的学术思想流派，一些学者称之为“现代新儒家”。
(二)儒学主要经典及其形成过程
儒学《十三经》是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西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于学官，为五经；东汉在此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公羊传》、《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至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学；宋时加《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自西汉以后，历朝历代对儒学经典进行过无数次修订，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起作为儒家的经典著述，即“四书五经”。元代延佑年间，科举考试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三)儒学的历史地位及国际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华文明史上长期占据着主流思想地位，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处世理念，而且渗透到建筑、文化、艺术等领域，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修齐治平的基本
遵循。儒家文化倡导的理想、道德、礼俗等，既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更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与调节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儒学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17 世纪以后，儒学传播到西方社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受过儒学影响。20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儒学具有的入世、平实以及中庸的精神，是值得西方文化借鉴的重要品质。儒学的现代价值越来越被世界诸多国家所重新发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日渐扩大。
三、陕西儒学文化资源及相关历史遗存
(一)制礼作乐，奠基五经。陕西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传统道德礼仪文化积淀深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与陕西密切相关，不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而且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周文化的奠基人周公被奉为儒家思想的鼻祖，相传其墓葬位于我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贺家村，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墓碑“元圣周公之墓”。隋唐时期在陕西岐山县营建的周公庙，后世相继翻修，至今香火缭绕，成为海内外中华子孙的重要精神家园。位
于汉长安城未央宫殿北的石渠阁，是汉丞相萧何为收藏图籍档案而建的藏书之处。汉武帝以后石渠阁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年)诏萧望之、刘向、戴圣等儒生，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辑成《石渠议奏》，又名《石渠论》。位于我省汉长安城未央宫北的天禄阁，西汉时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初期，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汉武帝时因为多年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家实力逐步强大，开始改变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公元前 134年，汉武帝征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长安策问，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应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得到汉武帝的赞同，在全国的思想及仕进上只采用儒家思想的观点。此后，汉武帝大量任用儒生为官，逐渐使通晓儒家经典成为为官为吏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家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陕西现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有关的遗址有:石渠阁遗址、天禄阁遗址、董仲舒墓等。
(三)活用经典，六爻建城。儒学经典《周易》对我国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长安城的设计者宇文恺将龙首原六坡与《周易》的乾卦结合起来，将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乾之六爻，充分利用地形制定规划，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谨严、布局井然的大都市。由于遵循自然，布局合理，营造严格，城内百业兴旺，人口最多时超过 100 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四)开成石经，文化宝库。陕西关中一带，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亲历了儒家经学的繁荣和发展。著名的唐开成十二经刻石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 年)，开成二年(837年)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今西安碑林，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中国经书石刻，也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西安碑林博物馆还存有著名的《石台孝经》，由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书，太子李亨篆额，镌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 年)。
(五)关学渊源，考古鼻祖。北宋时期，陕西形成了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关学”思想。“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开创“关学”，他总结汉唐以来的阴阳二气学说，建立义理派易学体系，把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对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名言，是当时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的心声。同一时期，蓝田吕氏兄弟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相继拜张载为师，在关中开宗讲学，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蓝田四吕”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金石学被公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而金石学的创始人就是陕西蓝田的吕大临，他也因此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
四、继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发展陕西文化产业
(一)深入学习研究儒学核心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要善于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有益于弘扬正
气，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并结合时代条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比较分析其在历代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与影响，总结其对中华民族特性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及其现实意义。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成新时期推进改革发展的共识和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形势纷繁复杂，人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传统文化中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广泛兴起克服浮躁情绪，崇尚修身养性的良好风尚，注重从日常生活点滴中修身养性，提倡人们从心灵深处围绕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慎廉、勤正刚直勇等方面进行自我提高，通过自觉遵循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更好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三)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提升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内涵。
我省与儒学的形成和发展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为我们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载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深入研究、梳理和挖掘其文化内涵，依托历史遗存规划旅游线路、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要把壮大市场主体作为重中之重，培育一批骨干文化企业；要把产业融合作为基本路径，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把项目带动作为重要抓手，打造一批精品文化工程；要把体制创新作为根本保障，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把文化产业打造成我省的支柱产业。
(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儒家文化。
儒家传统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以尊卑贵贱等级制度和封建宗法观念为依据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主义消极因素。如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观、“三从四德”的妇道观、封建愚忠的等级秩序观念等腐朽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中论天命、神权、吉凶的思想严重地桎梏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因势利导，使传统优秀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彰显魅力、发挥作用。
省政府副秘书长 张光进
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在漫长封建社会时期，绝大部分时候儒学都处于主流地位。研究和借鉴儒学思想，对于建设现代社会，实现中国梦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对儒学的基本评价
早在 1938 年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认真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 26 日和 28 日在山东及曲阜孔子故乡讲儒学与中华文化，强调儒学“它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判断是非美丑，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传统美德系统完备、博大精深”，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讲话中说:“儒家推崇君子人格，讲‘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义以为质’、‘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等等。”对于我们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类似的孔子论君子的言论还有“君子以仁存心”，“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和而不流”，“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尊贤而容众”，“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君子必诚其意”；“君子以自强不息”，“仁以为己任”等等。2014年 9 月 24 日在北京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在国际性纪念孔子的时刻，表达了对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敬意，系统阐发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要义及其在民族复兴、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学习儒学就是要结合毛泽东、习近平、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吸收，灵活使用，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儒学的核心思想
孔子上承尧舜“克明俊德”、“协和万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夏商周尤其是周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明德慎罚”等思想，创立仁礼之学并经过孟子、荀子和汉儒的不断演化，形成“五常”，即“仕、义、礼、智、信”，“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政”道德体系。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提倡五常的同时又提出“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隋唐时期，建立科举制度并编纂《五经正义》，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三教鼎立与互补的新格局，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民国时孙中山提出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三、儒学在世界的影响
儒学对世界的影响，原来局限于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新加坡、日本等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世界上的孔子热经久不衰”，陆续在全世界设立了 282 所孔子学院和272 个孔子课堂，遍布 88 个国家和地区，影响空前广泛。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在《儒学与全球化》一书中分析了儒学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契合性。拉丁美洲三十年前国民经济总产值高于中国，三十年后，其经济停滞不前，远远落在中国后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奇迹背后和深层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凝结的仁爱、和谐、务实、整体、重史、责任、勤奋的民族性格，因改革开放而得到发扬的结果。2014 年中国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拉丁美洲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其所以如此，儒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发改委主任 方玮峰
儒学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儒学文化以历史悠久、内质独特、影响广远著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并被世界广泛认同。儒学文化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治国理政能力和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抽象提炼和时代升华，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本质超越。《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精神走向、思维模式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哲学体系中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以及“天人合一”的认知模式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掘
和利用儒家文化资源，推进我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步伐。
二、有益于增强治国理政能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汲取了道、法、佛等文化的内容，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现代人可以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以仁王天下、以德治国、君主民本、人治观念、改革变通思想等成为多个历史朝代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其所具有的重民、以民为贵，亲亲与尊尊同体并用，着眼伦理本位，强调对封建统治者权力加以约束等的特点受到诸多君主和政治家的追捧。
在今天，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虽然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不相符，但是其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对提高我们治国理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从儒家等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既要以修身为本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又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将各项政策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实处，还要对儒学的价值观进行时代改造，将儒家理论与推进民主、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使
之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成为我们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源泉。
三、有益于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至今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基础。当前，世界各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已经逐渐由经济、工业等硬实力之间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包括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意识形态等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境争。文化软实力也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因此，我们更应珍视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儒家文化的根本思想和精华理论，借鉴儒家文化的智慧，在根本上发掘中华文化断层的原因，探索借鉴儒家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途径，探寻儒家文化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实现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我省丰富的儒学文化资源，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提高我省文化的竞争力，为实现“中国梦”、“陕西梦”提供强大的动力。省教育厅厅长 李兴旺
由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在绵延 2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居于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不仅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儒学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但从先秦儒学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其核心思想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从孔子起到孟子、到荀子，先秦时期的儒学思想都肯定社会要有道德教化，人人讲道德操守，注重发挥教育功能。孔子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提出以“仁”修身的思想，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并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荀子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强调自我修养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与孔、孟更多寄希望于人的本性自觉，带有浓厚理想主义成分的思想相比，荀子的思想不仅有继承，也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些都充分说明儒学思想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这也正是儒学长盛不衰、居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儒学重视文化传承创新，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孔子对“五经”的整理，并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使文化
得以传承。而且儒学随着时势需要，经书从“五经”到“七经”到“九经”，宋代更是达到“十三经”，紧跟社会的需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充分体现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创新精神。同时，儒学虽长期处于我国思想领域主导地位，但其对非儒学的文化典籍并不强加排斥，甚至对一些批评性的著作都能包容，比如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一书中的“问孔”“刺孟”等篇章，都得到了流传。再比如，东汉初期外域文化佛教传入，历经数百年，佛教与中华本土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发展到唐代，更是形成了“三教并立”的文化大繁荣的局面。儒学这种注重创新、包容兼蓄的文化特征，不仅对丰富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孔子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也使得儒学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此外，孔子创立的儒学有系统的教育思想和内容，又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方法，坚信众人通过教育皆可以成为圣贤，教育可以使普通人在精神上提升为“君子”，成为有道德操守、有理想、有知识的文化人，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有重要启示。
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特别是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摇篮，是包括儒学在内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的理论源头所在，儒学在发展
演进过程中更是与陕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太学、国家图书馆，最大的国家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都建立在长安，历朝历代的经学大师更是数不胜数。当前，我国对加强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及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构筑国家精神，今年春节前夕在陕视察时还特别指出，要发掘和用好丰富文化资源，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我们要充分发挥陕西的儒学文化资源和优势，认真汲取儒学思想中的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以及蕴含其中的道德规范和治国智慧，结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进一步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在增强文化自信方面走在前、作贡献。省财政厅厅长张社年儒学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它在生国存续几千年，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
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渊源来自于周公制礼作乐。周代重礼的传统、民本的思想、明德的观念，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后来儒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其学说的核心是“礼”和“仁”，法治与德治也是孔子关注的重要方面。战国中后期，在
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背景下，孟子、荀子将孔子思想进行总结、弘扬与发展，共同推动儒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汉代儒术独尊之后，儒家学者在治学方式上逐渐转向以治经解经为主。宋儒承接韩愈反佛崇儒的重任，开创、发展宋代理学，其集大成者宋熹的宋子学盛行宋元明时期。明清以后，西方科学与民主观念的冲击使得传统儒学与现代西学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新儒家一派，坚持崇儒尊孔，谋求儒学的现代复兴，谋求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学现代化道路。
儒学历经千年，几经变迁与发展，始终在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占据主体地位。直至今日，其光辉的思想仍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重要依托。陕西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变迁的重要见证地，应深挖儒学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充分传承和展现中华文明。具体可按人物与遗迹两条主线开发儒学文化。
以人物为主线的儒学历史演变的动态展现。历史名人历来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儒学历史演变过程中重要的陕籍人物层出不穷。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创始人孔子的陕籍弟子有秦子、燕子、石作子和壤驷子，东汉时期陕西经学家有贾逵和马融，晋南北朝时期陕籍经学家有杜预和徐遵明，明清时期陕西的儒学家有周至的李二曲、户县的王心敬、朝邑的李元春、三原的贺瑞麟以及长安的柏景伟等。上述这些文人都对儒学产生过一定影
响但遗迹甚少，将他们作为陕西儒学开发的主线之一，有利于弘扬儒家思想，有利于提高陕西文化的经济、社会价值。
以遗迹为主线的儒学发展进程的史料考证。开发文物古迹是陕西目前最主要的旅游和文化发展方式，可依托儒家文化资源，以朝代为依据开辟三条线路。一是儒学在周秦时代的形成历程线路。长安马王镇附近的西周车马坑，就是儒学渊源西周的王室生活写照。秦朝最著名的“焚书坑儒”，其政策制订是在陕西咸阳，“坑儒”就发生在陕西临潼县洪庆村的“坑儒谷”。二是儒学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提升历程线路。汉朝时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太学设立在长安，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遗迹在西安北郊的天禄阁小学内，西汉最大的国家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面，位于西安碑林的唐石经是经学繁盛于唐朝的证明，这些遗迹都见证了儒学在百家学术中逐步走上独尊的地位。三是儒学在唐之后的完善成熟历程线路。元世祖忽必烈在封藩之地——以京兆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诏著名学者许衡出任京兆提学，推动了朱子学在陕西的传播；元明清时期儒学家在陕西建立的书院有三原的学古书院(元)、渭南的酋西书院(明)、三原的弘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清)、泾干书院(清)，蓝田的芸阁学舍等。此外，韩城的党家村是保留浓郁明清乡村儒家文化
的一个典型标本，更加真实贴切地反映了儒学在此时期全方位普及的历史现象。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各地文化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解决目前人类所遇到的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儒学在陕西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其开发既是大势所趋，也必然大有前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 翟四虎
一、儒学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地位
儒家思想最早起源于周礼。儒学流派，是申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学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汉唐董仲舒、韩愈等所代表的经学化、政治化的汉唐儒学，宋明时期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等所代表的义理化的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现代新儒学。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超越了单一化的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以“近
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全球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
二、儒学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来看，儒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其原因就在于作为其核心的儒学所具有的先进文化特性和永恒的普世价值。孔子学说所崇尚的“礼”和“仁”两大思想分别被后世发展为经国济世的外王之道和以内省为特征的儒家内圣之学。孔子所提出的“重视秩序”、“仁爱精神”、“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中庸和谐”、“理性主义”等儒学思想一直影响至今，突出强调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作用，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同样，“以儒治世”亦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根据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
儒学及其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在朝鲜、39
越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都有广泛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
三、学习儒学及其思想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积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古为今用的原则出发，运用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汲取传统的和谐文化中的有益养分。
儒学思想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虽然主要强调道德仁义的教化作用，但是并不否认法治对于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意义。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问题:“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战国末期，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以法度来充实礼治，认为“礼”、“法”相同，都有“正国家”、安社稷的重要作用，强调礼和法的结合。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突出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学习儒
家的“仁爱观”，坚持“服好务”，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孔子讲“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最基本内涵，要亲爱他人，对他人有同情心、对他人尊重。人社系统干部职工每天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为人民群众提供人性化优质服务，营造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不仅有利于人社工作的开展，更有利于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所谓的“仁爱”，不是一种义举，一时冲动，而应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以“仁爱”之心善待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而是要付诸行动之中，思想上尊重人民群众，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工作上方便人民群众。省文化厅厅长 刘宽忍
儒学也称为儒家思想或儒教，由孔子创立，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汉唐时期经学化的汉唐儒学；宋明时期义理化的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现代新儒学。
孔子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总结继承了夏、商、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即儒学。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核心是“礼”和“仁”的思想，其重礼的思想，此后发展出儒家经国
济世的外王之道，而其“仁”学思想则在此后发展出以内省为特征的儒家内圣之学。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重视秩序、仁爱精神、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中庸和谐、理性主义等。之后，孔子学说思想分化重礼、重内省；孟子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继承发展，进一步提出“天人合一”说、“性本善”思想和“仁政”的政治主张；荀子则建立了天道观，主张以法度来充实礼治和“人性恶”。儒学历经不断演化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儒学为中华传统文化本位的新儒学。
近年来，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几个朝代建都于此，深厚的文化传统、悠久的人文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更为我们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引，42
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深入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加强传统文化研究和利用，辩证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智慧，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结合、相统一，发挥其对我们治国理政的借鉴作用，指导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
二是全力办好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办好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国风·秦韵”陕西传统文化展演、第二届陕西·中华传统文化周、第三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等活动。加大《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宣传贯彻落实力度，坚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抢救性保护，推进数字化保护，推动整体性保护。抓好中国陕北民歌传承与创新工程、“传统文化示范县”“村镇文化示范点”和“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抓好艺术精品创作。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支撑，也是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重要资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国学精华、传播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为宗旨，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结合我省众多优秀传统文化遗存，在舞台艺术、美术、书法、摄影等各门类艺术
创作过程中积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充分展现我省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地位和艺术魅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以其中蕴含的优秀价值理念引导社会大众、关怀感化人心，为改革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精神动力。省文物局局长 赵荣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聆听儒学历史发展专题讲座，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学发展脉络及思想特征演变，坚定了保护我省儒学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的信心。
一、陕西是儒学的重要源地
陕西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儒家的奠基人孔子，一生致力于维护和恢复西周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作为周文化发祥地的陕西是《论语》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圣地；汉武帝接纳了一生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 2000 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宋明理学主要学派“关学”的开创者张载，隐居关中著书讲学，建立起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儒学发展的历程当中，陕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陕西儒学遗迹丰富
周秦汉唐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陕西正是这些朝代的所在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于此，著名的历史人物生活于此，因而留下了大量见证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历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如:收藏于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儒家经典石刻，涵括了《易》、《尚书》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共 114 石、228 面，65 万余字，堪称儒家经典石质图书馆，印证西汉时期儒学发展的汉长安城中的天禄阁与石渠阁遗址，以党家村为代表将儒学思想融入建筑当中的古村落。陕西还拥有大量儒学重要人物的遗迹，如位于今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的西汉董仲舒墓和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张载祠等。这些都是陕西值得珍视的文物资源，弥足珍贵。
三、做好我省儒学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几点建议
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
贡献。”结合我省文物工作的实际，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好我省儒学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一是加大对儒家思想重要源头周文化的研究力度，依托周原遗址，建设周文化核心景区。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周原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周文化特别是周礼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拓展研究视野，创新展示手段，有助于“留住文化根脉”。二是加强对“王莽九庙”的保护工作。王莽九庙是汉长安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礼制建筑遗存，由于历史原因处于被包围和占压状态，保存环境和状况有待改善。建议在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建设中，以“减法”的形式，让“王莽九庙”成为城市的绿肺，让古老的礼制建筑群在有效丰富汉长安城遗址展示内容的同时，为提升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三是做好陕西孔庙的保护利用工作。孔庙是被历史物化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内涵深邃，积淀丰富。目前，省文物局已开展了陕西孔庙专题调查研究项目，经初步调查，目前全省现存孔庙含遗迹 42 所，其中关中地区 25 处、陕北地区 6 处、陕南地区 11 处。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做好孔庙的保护利用，全面展示我省儒学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省旅游局局长 杨忠武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传承、创新、发展以及多次遭遇攻讦、批判、否定，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为什么?因为儒学是做人的学问，儒学的做人标准是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上自君王，下自百姓，都首先以做人的道德规范自身、以人的本质投身到“修齐治平”的社会化之中。“礼”的法则也好，“刑”的法则也罢，“德”教也好，“政”教也罢，所要提倡、坚持的就是每个人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才能在由家而国的社会化过程中说人话、做人事、为仁人、为贤臣、为明君。任何人不在做人的道路上“克己复礼”，就有可能为恶人、为佞臣、为暴君。从本质上说，克己，就是克服生命个体物种人动物式利己排他本能性；复礼，就是坚持社会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绝不损人利己的社会性。虽然，历代儒家并未清晰地提出社会化与人性化有机统一的人类社会本质性，但儒家所有伦理道德的各种表述，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强调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和谐。这正是一切人类社会必须永远具备的本质内涵。政权，可以是封建君主的，或某一阶级集团的，但社会因非人性力量的主导变得失掉人性公德、失掉社会和谐、失掉社会平衡时，就会出现“汤武式革命”，就会出现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但是，暴力革命只能一时
摧毁非人性化的政权，并不直接就能建构起一个永恒的人性化的社会。任何贵族、任何党派、任何宗教的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力发展进化形成的动物式物种人，其利己排他本能性与生俱来。任何人不在社会化过程中自觉地努力做人，不自觉努力地“克己复礼”，即不以社会人性标准与社会人行为原则规范自己，反而一味地追求自我实现，随着智能的提高，权利的扩大，他的利己排他本能性就会极速无限地膨胀，他就必然会走上一条妖魔化的不归之路，损人利己、危害社会，最终毁掉自己。因此，人类社会的任何人，始终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置于与人为善，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化与人性化有机统一的过程中，他就必然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真正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从是否利己来置身于社会实践，那他或许可以获得权势、获得财富，过上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但他事实上仅仅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智能化高等动物而已。一切为了自己活着；活着的一切为了自己。这样的人其实才是人类社会的异己!把儒学看做是做人的学问，与人为善，与社会和谐就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与最高标准。这正是儒学永不过时的真谛。
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 张仁华
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
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精神财富。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当前形势下，深入研究儒学思想，合理扬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学思想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强调”德治”、“仁政”，孔子强调“为政以德”，“有耻且格”，指出用礼来教化人，用德来感化人，人有了知耻之心才不会犯罪，他还讲求“爱人”、“泛爱众”，认为统治者应懂得体恤民众。孔子之后，儒学“性善论”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倡“以德服人”，认为推行德治才能令人心悦诚服，赢得民心；“性恶论”的代表人物荀子则认为通过教化可以引导人们趋善、遏制犯罪。可见，儒学虽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在“德治”和“仁政”方面却始终有统一的认识。
这种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的“德治”和“仁政”，儒学认为是实现德主刑辅，选贤用能，礼乐教化，社会和谐的“王道”政治的核心渠道。这种治理方式的本质是要求统治者从事治国活动时，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愿望，满足民众的基本欲求，尽可能和谐有序地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关系。孟子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实质上描述的就是实施“德治”、“仁政”要达到的和谐社会状
态。虽然儒学对“和谐”的论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德治”、“仁政”的思想和其对民本的重视，对我们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学习儒学对提高个人的修养有很大帮助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予仁若考”指好的道德。孔子把“仁”作为儒学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了一套关于“仁”的学说，并发展成为“仁政”学说，后来成为封建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认为“为仁由己”，即施行仁义，关键在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和行动，而并非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强调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强调了学习和交友的积极态度。“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阐释了人不管哪种情况下都要积极适应外界环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儒学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使人心怀世界，志存高远。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了人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以此激励了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强烈的“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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