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引领前行

第一篇：用文化引领前行

用文化引领前行

——中山市华侨中学林加良校长工作室印象与启思

本刊记者潘孟良

（题记：2011年12月的一天，记者来到中山市华侨中学采访林加良校长。在古朴典雅的校长办公室里，广东省名校长、林加良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林加良介绍了华侨中学的学校文化与工作室基本情况。记者发现，在学校文化建设与工作室运作这两者之间，学校文化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范畴与背景。只有依从华侨中学学校文化的发展脉络，把握学校文化的实质，才能准确认识林加良校长工作室培训模式的先进性与创新性。于是，“学校文化”成了本篇报道的主题。）

学校文化的积淀

中山市是著名侨乡，又是伟人孙中山的故乡，文化风气昌盛。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民族与世界文化交集、思想开放之地，有一所学校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山教育的杰出代表。这就是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有近9000名师生员工，分初高中两个校区，是中山市办学规模最大的重型航母式学校。学校由省教育厅与省侨务办公室联合授名为“中华文化传承基地”，三次获得省侨资办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顾名思义，“华侨”二字就是这所学校的能量内核与生命根源。华侨中学始创于1954年，由檀香山归侨陈茂垣先生捐资创建。1979年，香港实业家蔡继有先生鼎力复校。在58年的办学历史当中，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的创建、复兴与发展，每一个重要关节与重大事件背后均有华侨力量的推动与演绎。

学校有一个由海外乡亲、港澳侨胞组成的一流的校董会。校董会现任董事长蔡冠深先生是香港新华集团总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蔡冠深先生出巨资创立了中山市华侨中学对外交流基金会，实现了学校走出中山、走向世界的梦想。在对外交流基金的支助下，华侨中学与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名校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办学模式，影响重塑学校的教育格局。现在，办国际化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新的方向与抱负。

对外交流基金会，只是华侨中学侨资助学的一个典型。其实自学校创办以来，广大华侨与港澳台侨胞一直为华侨中学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与携扶之力，他们一方面出资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参与学校建设；另一方面出资成立了多项奖教奖学基金，支持学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如从2005年起，华侨出资每年奖励高考优秀学子，考入北大、清华奖励10万元；考入排在世界前50名大学，奖励10万港币；考入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奖励5万元港币，为优秀学子入学深造提供了经费保障。

华侨捐资助学这一优良传统影响深远，表现之一就是激发了华侨中学历届校友回馈母校、报答师恩的捐资热情。校友基金成为校董基金之外，推动华侨中学不断发展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2005年至今华侨中学校友会筹资超过600万，一方面，用于资助教师专业发展，如学校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由校友基金奖励；另一方面，用于奖励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在华侨中学，“办校友满意的教育”，“校友的成功也是学校的成功”，既成为经营学校的重要观念，又成为衡量学校办学成功的重要标准。

华侨捐资助学这一优良传统影响深远的表现之二是2008年学校成立了侨生班（招生海

外学生与港澳台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华侨中学港澳台侨学生实施独立编班，配备专门教师，按照国家港澳台侨考生高考联合招生考试大纲和考试科目要求，开设基本课程，增设国际课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对具有中山市学籍的港澳台侨和外籍学生“正取生”免交择校费。近年侨中侨生班有多名学生考取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大学等国内与世界名牌大学。办侨生班，一方面是为华侨培育后代，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侨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让华侨的后代学习与延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父辈对故土的感情与责任。侨生班丰富了学校教育的类型、扩大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成为学校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华侨，基于报答故乡的朴素情感，倾力解囊，鼎力助学，不仅改善了华侨中学的办学条件，为华侨中学办现代化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学校的教育格局，在各种基金促学、创办侨生班的重大事件背后，是学校发展方式的转型、教育视野的开阔、教育类型的丰富与教育标准的多元。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促进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华侨特色与独特的华侨文化，也促使学校深层思考构建“侨资•侨色•侨味”这一华侨文化体系，全力打造侨校品牌：

“侨资”——中山市是著名的侨乡，可深挖的华侨资源非常丰富，华侨中学的发展不光要唱好“国歌”，还要唱好“国际歌”。“侨资”的引进不在于数额多少，而在于能够以此为纽带，团结广大港澳台侨爱国乡亲。学校需要进一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创新学校融资投资体制，进一步拓宽侨资办学渠道。

“侨色”——依据“中华气派、岭南特色、中山元素”的城市建设定位，华侨中学在师生着装、校园景观、建筑风格、室内装饰等方面，凸显华侨文化，统一采用“蓝绿色”（大海和天空的自然颜色）为学校标准色，充分彰显侨乡特色与华侨风情。

“侨味”——加强对“校董、校友、校史”的“三校”研究，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爱乡、爱校”的“三爱”教育，让广大学生知“三情”：乡情、侨情、校情。文化浸润，内外兼修，培养学生具有“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刚健进取、国际视野、世界胸怀”的思想素质，充分体现华侨精神与华侨风范。

学校文化的阐述

教育界流行一个说法：有一个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这一说法暗含的逻辑是，校长决定学校。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校长与学校的关系远不止如此，有时学校的历史与现状也会反过来对校长的治校思想产生决定性作用。像中山市华侨中学，这类华侨侨资在学校的发展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学校办学格局与走势的特殊学校，它所积淀的文化、形成的传统，会促进与决定校长现代治校理念的形成。在这样的校长身上，会发现一种对学校现状与传统的深刻而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对教育本质及教育变革的独特见解，对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全局领悟，看到一种先进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教育思想与理念体系。林加良——中山市华侨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广东省名校长、省首批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中山市名校长、市首批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中山市“十杰”市民，中山市拔尖人才、优秀专家。2005年9月开始，主持中山市华侨中学全面工作。

林加良校长将他所有的办学经验与办学体会归总为“学校文化”的建设，对“学校文化”的内涵与本质进行了长久而缜密的思考。

学校的发展在其本质上是文化的发展，文化特征是学校的最本质特征。

学校文化就是所在学校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就是全校师生表现出来的整体气质。学校的“文化变革”就是要改变和转换师生已经习惯的生存方式，用一种先进的学校文化来凝心聚力，形成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办学气质和办学特色。

林加良校长认为学校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学校个性不是这所学校出色的学科竞赛成绩，不是这所学校优异的高考成绩，也不是这所学校提出的办学口号，而是与这所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理念以及精神积淀紧密相关。学校文化与特定的学校历史传统相联系，以学校过去的重大事件及其现在流行的故事为核心内容。

中山市华侨中学是一所侨校，其创办、复办、发展一直得到广大海外乡亲和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加上地处侨乡，位居伟人孙中山先生故乡，因此，对侨中而言，“侨牌”是学校的最大特色品牌，华侨文化是学校与生俱来的、天然而成的最核心的学校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亚文化体系，华侨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同时又充分吸取了异国异域的文化精华，始终代表了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性，在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变革的前沿，起着先导和催化作用。

在林加良校长所阐述的学校文化总纲当中，既有对学校文化抽象本质的认识，也有对学校文化具体形式的梳理。在文化本质上，他看重共同价值观对学校的引领作用，注重师生共同信念所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在文化形式上，他鲜明地确立了学校的办学宗旨、办学愿景、发展战略、发展路径：

办学宗旨——以和谐发展为方向，以学生自主为原则，以华侨文化为核心，培养具有“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刚健进取、国际视野、世界胸怀”的高素质人才。

办学愿景——办全国一流的、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

发展战略——侨校+名校；

发展路径——现代化+多样化+国际化。

这些由华侨文化发展而来、衍生而成的“理念文化”，正产生深刻的道德力量和巨大的感召力量，深深地熔铸在华侨中学的“具体文化”（包括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当中，实现了文化育德、文化育心、文化育智，培育了学校全省、全市知名的品牌项目。

这里介绍三例：

学生德育品牌：女生教育

华侨中学实施“女生教育优先”的德育品牌战略，“以一个女生带动十个男生”，把女生教育当成一项“民族的希望工程”来抓。以“刚健、关爱、优雅”作为女生培养目标，因材施教，因性施教，“抓女生，促男生”，开展了一系列育人活动：成立女生工作领导小组，增设女生部和女生委员，设立女生成长导师，开通女生心理热线，开发校本教材《美丽青春我做主——女生生活指导手册》，评选“十佳女生”，举办“女生节”„ „这些育人活动以女生为主体，带动学生群体发展，整体促进学校“三风”建设，成效显著。

教师发展品牌：名教师工作室

远在工作室制度普及之前，华侨中学依据教师职业生涯规律在全市率先组建了教育专家工作室、教育名师工作室、学科带头人工作室、青年骨干教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研究生教师工作室等六个教师工作室。工作室“因材施培”“因材施评”，以大气成大器，明大事成大师，对教师的培养、评价、选拔、任用以及鼓励教师创新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华侨中学被省教育厅评为首批师资建设示范学校。学校有4位老师被评为广东省特级教师，两位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两位老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有4位老师赴非洲、英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支教援学。学校生物科组被授予“广东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成为中山市名学科建设的表率。林加良校长工作室挂牌之后，华侨中学以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制度为蓝本，在总结工作室前期运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设条件，新推出了12个名教师工作室和10个名班主任工作室。这些工作室群，实践与理论结合，研究与反思并行，以研促教，以点带面，已经成为了华侨中学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学校办学品牌：对外交流

华侨中学和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英国阿奎纳斯学院、新加坡莱佛士书院、新加坡莱

佛士女中、加拿大温哥华西点格雷学校等国际名校进行了广泛合作与交流，实现了“优势高位嫁接，人才高端输出，资源高度共享”，加快了学校教育国际化进程。在“华侨文化”的引领下，华侨中学办学综合实力稳步提升。2007年，学校成为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高考、中考连年丰收，连续六年获得“中山市普通高中高考卓越贡献奖”、“中山市初中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校一等奖”。高考“清华北大年年有，世界名校届届出”，实现了人才培养的“低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为中山市实现“每年万人上大学”的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学校国内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在建校55庆典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发来贺信。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华人第一人杨振宁教授莅校参加庆典，并做了题为“我的读书生涯”的精彩演讲。

学校文化的传播

在“华侨文化”这一总纲的引领下，学校的办学品质得到历史性提升，华侨中学成为中山市创办现代化教育、国际化教育的典型代表。正如中山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所形容：华侨中学“校长有志气，教师有士气，学生有生气，学校有朝气，社会有人气”。

如果说从文化的高度对学校进行全局考量与谋划，能大力提升学校的层次、丰富教育的内涵，那么这还只是文化效能的一个有限的体现。文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传播。一种先进的文化只有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实现了由源地到他域的扩散，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的真正价值才能完整体现。

2010年，林加良校长工作室挂牌成立，作为省一级校长工作室，其肩负的使命总的来说就是传播学校的文化，传播学校先进的办学思想与成功的办学经验。

校长工作室作为一种新的培训制度，旨在用校长主持人先进的办学思想与成功经验，启发与带动入室校长，提高校长这一群体的治校水平，办出更多的优秀学校，推动教育整体的均衡发展，从而造福社会。在挂牌仪式上，工作室主持人林加良就表示，将以名校长工作室为平台，加强学习研究和对外交流，从更高的层次和目标着眼，突显主题性，强调合作性，倡导研究性，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创新”，为广东省、中山市名校长的成长积极发挥指导和榜样作用，不断提升中山教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林加良校长工作室为华侨中学学校文化的传播、学校文化价值的完整实现搭建了科学、合理的运行平台。

首先，在工作室组成结构上，形成了“4+1”学习共同体。

林加良校长工作室入室成员包括深圳坪山中学、阳东广雅中学、阳春第二中学、茂名电白中学4所学校的校长。包括主持人林加良校长在内，工作室组成人员在性别搭配、区域分布、学校类型等方面颇具特点，如既有男校长也有女校长，既有教育发达地区的学校也有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既有初中又有完中，既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学校。这种组成结构，有利于校长成员之间各取所需，互学互补，有利于成员学校之间高位嫁接，互帮互助。

其次，在工作室研修主题上，着重校长领导力培养与学校文化建设。

着眼优秀校长个人品质，工作室开展了以校长领导力培养为核心的专题研讨，比较中英两国校长对领导力的观点看法，目的是让校长们明德修身，提高综合素质。

着眼卓越学校管理建设，工作室开展了以学校文化建设为核心的专题研讨，目的是明确树立各自学校的教育哲学，使学校管理从人管人转变为制度管人，最终发展为文化管人。

第三，在工作室运作机制上，形成了文化影响、项目影响与课堂影响模式。

林加良校长率工作室研究团队，采用SWOT分析法，对工作室学员校长所在学校内部存在的优势因素（Strength）、劣势因素（Weakness）和外部相关的机会因素（Opportunity）、威胁因素（Threats）进行了一次“文化会诊”，端出了一道道文化大餐。

深圳市坪山中学，创建于1949年，居深圳东部，位于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的故乡，雄踞巍巍马峦山脚下，傍伴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有鉴于此，林加良校长建议坪山中学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彰显红色文化的历史印证价值功能、文明传承价值功能、政治教育价值功能、经济开发价值功能，唤醒和重构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从而达到用先进文化来培育有理想、有信仰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的目的。

阳东广雅中学，坐落在阳东县城，是由百年名校广东广雅中学主办的一所完全中学。阳东广雅中学传承百年广雅“和谐”的文化精髓，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校文化。对此，林加良校长建议阳东广雅中学在传承“大雅文化”的同时，应当深刻领会“和谐”的真谛——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和而不同”的姿态，务本求实求新，从而实现学校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发展、从规范发展到特色发展的转变。

阳春市第二中学，创办于1981年，所在城市阳春，取“漠水之阳，四季如春”之意，地处云雾山脉、天露山脉的中段与河尾山的八甲大山之间，以其独有的风景、奇秀的山水、深厚的文化底蕴、纯朴的民风被世人称为“美丽的阳春，多情的土地”。山水有清音，山为地之胜。有感于斯，林加良校长建议阳春第二中学以“山水文化”为核心统摄学校文化建设，凸显山的伟岸与水的灵动之特点，清静闭处，养志存神，忘自我，外荣辱，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旷荡情怀，营造莘莘学子乐山乐水乐学的一方乐土。

电白中学，前身为电白县海滨中学，校园坐落在水东湾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感于此，林加良校长建议电白中学以“海洋文化”为核心，根据海洋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来建构学校的教育哲学，从而以“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校园精神进一步凝心聚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当然，学校文化建设需要一个不断提炼、长久培育的过程，当中的核心事件就是要通过研究开发课程来建设传播文化。有核心文化的学校，课程肯定会改变。课程改变了，学校肯定会改变，课堂肯定会改变，学生肯定会改变。因此，林加良校长建议各校因地制宜，紧扣核心文化，研发校本教材，开设校本课程，从而形成特色课程、特色项目，进而发展成为名满一方的特色学校。

“文化经营”“文化管理”的治校理念对4所学校影响颇深。当中影响最大、改变幅度最大的当属深圳坪山中学——该校提出了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课题，初步梳理了学校的整套文化论纲。

除上述“文化影响”外，还有“项目影响”：阳春第二中学学习华侨中学的精细化管理，特别是年级管理、教学“捆绑”做法。茂名电白中学学习华侨中学的德育经验，特别是女生教育的经验，召开全县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现场会议。阳东广雅中学学习华侨中学的对外交流经验，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缔结为友好学校。“课堂影响”：在课堂教学方面，华侨中学的做法是学习生本教育理念，以教师少讲为尺度，以“有激情、讲互动、重迁移”为标准，建立学生自主发展指导机制，追求生本高效课堂。阳春第二中学校长两次带队到华侨中学参加全国生本教育研讨现场会，与高中各年级全方位对接，共同探讨课堂教学改革。阳东广雅中学在华侨中学“生本高效课堂”提法的基础上，提出“生本活力课堂”概念，并先后两次修订该校课堂教学评价标准。

第四，在工作室运行效果上，“华侨文化”的理念与模式深入人心。

4位入室校长是这样评价的：

骆东风（阳东广雅中学校长）：进入工作室之后，在林加良校长帮助下，通过校长领导力等专题学习，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办学定位更加准确，办学思路愈发清晰。林校长有关“精彩在课堂”和“生本高效课堂”的提法颇具启发，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生本活力课堂”、“情感活力课堂”和“校本个性化课程”等概念，力求践行见成效。

林俊红（深圳坪山中学校长）：林加良校长是一位很有魄力的校长。跟岗研修期间，我下到年级，深入课堂，全方位了解了侨中的各项管理。其中，侨中德育“一高”（指理想前途教育）、“一实”（指习惯养成教育）、“一特”（指华侨文化教育）的思路做法值得借鉴，女生教育非常有特色。

赖培艺（阳春第二中学校长）：很荣幸能够进入到工作室向林加良校长学习。林校长有思想，有内涵，待人真诚，毫无保留，办学很大气，班子很和谐。我多次带队到侨中来取经，每次都很受启发。

张超瑜（茂名电白中学校长）：我之前参加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校长培训，但进入林加良校长工作室学习之后，觉得收获最大，可以说是“交到了朋友”，“取得了真经”。（《广东教育》综合版2012年第2期）

第二篇：文化引领企业前行

文化引领企业前行

文化指引方向，信念铸就辉煌。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拥有一套完整的、科学合理的、斗志昂扬的文化体系，而大唐集团始终以文化领先带动企业领先，从逆境中寻求发展，始终以坚定而稳健的步伐在行业内部保持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从集团公司提出“资源最优化，效益最大化”的经营文化理念开始，大唐人实现了装机容量突破亿万千瓦大关、投产容量居五大发电集团之首的目标，成为亚洲最大的发电公司，并一度创造了“大唐速度”这一行业神话。

大唐人并没有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他们随后又将目光瞄准了打造一流企业品牌的新目标上，上到集团公司下到各省、市级子公司纷纷打出自己的企业品牌定位，为响应大唐黑龙江公司提出的“坚定一个信念、打造一支铁军队伍、实现一个目标”的文化新理念，大唐黑龙江省鸡西第二热电有限公司以“打造北方绿色示范电厂，创造清洁能源”的建厂理念应运而生，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回首建厂初期，二热公司先是面临着工期紧、任务中、后续建设资金吃紧的困难，后又遇到新老员工工作思想不统一、新型设备操作磨合不顺畅等危机，可谓是举步维艰。但是二热人没有放弃，始终坚持着走绿色、品牌、卓越之路，并以“发展企业，成就个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将全场近400名不同年龄、不同籍贯、不同专业的人才聚拢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步前行。随着“磨刀战役”、“火山战役”、“夏季攻势”“百日围猎”四大战役的接连胜利，他们一步步找回了企业建设的主动权，一再塑造并巩固了自己的企业品牌文化。

二热投产运行以来，那一幕幕感人的瞬间，有苦有甜，有欢笑有泪水，有危险有疲惫，虽然时间在不断飞逝，仍是化作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二热人的心间。还记得筹建初期，二热人用撼山的信念炸开半座山，硬是在山腰上建起一座电厂；还记得设备调试初期，为了尽快掌握设备情况，各班组人员始终跟在厂家、调试所的专家后面寸步不离，为了跟实验，几天几夜不睡觉早已成了家常便饭；还记得168试运通过的那一刻，上至厂长下至普通员工，都无法抑制的鼓掌，笑容混杂着泪水尽情的宣泄着每一个人内心的激动；还记得运营初期，由于天气、煤质、渣线设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常出现送不上煤，排不出渣的现象，为了不影响供电，为了保住供热，煤线、渣线的职工们分成几个组，不分昼夜的在现场监护，一旦发现情况及时抢修，厂长、主任、专工亲自带队，一样的煤里来灰里去，一样的铁锹铁钳加大锤，一样的馒头咸菜冷地板。这一路坎坷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这一路的艰辛他们又是怎样咽下去的？

没有人生来就是硬汉，不是所有人都甘于奉献，也有人喊累，也有人牢骚，谁不愿意衣着光鲜的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脑？谁不愿意食堂顿顿肉、工资天天涨？谁不愿意早早下班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企业的凝聚力将他们牢牢的拴在了一起，是企业的精神重新燃起了他们的斗志，是企业的文化坚定了他们原本动摇的心。

这些也只是二热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他们的文化每一天都在推陈出新，每一刻都在加速凝练，但正是这一系列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的文化理念建设与实施，才有了二热公司今日的稳定发展，才有了大唐黑龙江公司现在的欣欣向荣，才有了大唐集团所成就的绿色、科技、前沿、卓越的新能源企业。

第三篇：让文化引领我们前行

让文化引领我们前行

县委党校

霍文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让文化引领我们前行》。

比尔﹒盖茨是谁？全球首富，他的一个指甲盖大的电脑芯片抵上了一火车的物质产品，乔布斯是谁？商业天才，他用咬了一口的苹果为美国创造了百分之一的产值，《泰坦尼克号》又是什么？好莱坞大片，一部重拍的电影赚足了全世界的眼泪，也赚足了全世界的钱。这都说明了什么？文化是一种力量。中国就好比一个巨人，一条腿非常健壮，这条腿是什么呢？是经济；另一条腿是什么呢？是文化。现在是一条腿在蹦，它很健壮，而另一条腿就慢慢萎缩了，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很重要。《决定》提出了“四个”更加：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大家知道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儿是什么？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文化能解决这两大难题，它不光占领市场，还占领脑袋。我们的青少年热衷于日本、韩国的动漫游戏；大家排队争着去买100元一张美国人拍的《功夫熊猫》电影票；国人纷纷青睐那些外国名牌服装、鞋子、手表、皮包；公众只看中尼桑、福特、丰田、奔驰„„当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就沦亡了，投降了，失落了，麻木了。因为，人们在吃喝玩乐中享受着西方文明，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告诉我，端午节变成韩国的，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

刷术也被申报是韩国发明的，你心里可曾难受过？告诉我，你去吃肯德基、麦当劳可曾想过什么？告诉我，当你崇拜日本茶艺、法国葡萄酒的时候，你是否了解过中国茶道、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老陈酿？文化竞争中，谁占领了文化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化很紧迫。《决定》提出了“四个”越来越：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的改善了。但是我们有的人钱包是鼓了，但是脑袋是扁了。为某些地位、利益，有的人要钱不要命；一些庸俗低下的演出，更是要钱不要脸。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GDP的高速增长，另一边则相继发生了“小悦悦”、“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人性的失衡，道德的扭曲，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可见文化不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一部分，更成为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部分。满足老百姓文化需求，让文化发展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人民群众已是刻不容缓。今年1月份，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县委统一部署，高青党校派出骨干教师分赴各镇街区、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开展宣讲，以干部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深入浅出地把全会精神传达普及到最基层。文化工作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到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层面，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更好地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决定》提出了：“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如何实现我们文化强国的目标？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两方面。对内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化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近年来，马克思非常的火爆，在全球“千年思想家”、“最伟大的思想家”等评选活动中，马克思总以高票稳居榜首。历史也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不容置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外我们必须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让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观念在世界广泛传播。五千年的历史那么多丰富的文化，那么多的动人的故事，如果我们不开发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使其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就会被别的国家开发利用，反过来向我国出口。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例证就是，美国根据我国脍炙人口的木兰从军故事制作的动画影片《花木兰》，不但在好莱坞获得了很高的票房，在我国也热播了很久，不知道国人在观赏这部动画时，心里是否有些酸楚和遗憾。撒切尔夫人当年说过一句话，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此话提醒我们：中国文化不“走出去”，中国在世界上永远是个瘸腿的巨人。

若干年前，许多国家的诺贝尔获奖者聚集在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联合国大厅里，也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如影随形，“润物细无声”。中国的崛起曾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但这种崛起不是靠卖8亿衬衫换来一架空客a380就可以的，它还必须在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力量。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贡献力量，加速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让文化不仅能造福中国人民，而且能引领现代人类的文明。我们坚信中国文化必将在21世纪普照全世界！必将在全球的文化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绚目的光华！谢谢大家！

第四篇：浙江文化精神 引领前行

浙江文化精神 引领前行

浙江，从来不缺故事。从“钱塘自古繁华”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书写下一段段历史传奇，也在精进图强的历史步伐和开拓创新的创造活动中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基因、涵育了能量充盈的文化精神。

“文化基因形成于长期的历史过程、内化于文化传统之中，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外化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精神。有时某些基因会表现得特别明显。”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野研究员表示，特色鲜明的浙江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支撑、推动、引领着浙江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勇精进，书写了一个个生动精彩的浙江故事。

内涵丰富的浙江文化

在陈野看来，浙江的文化传统内涵非常丰富。例如，于谦、张煌言、葛云飞、秋瑾等先贤谱写了浙江历史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爱国主题和品格情操；被誉为中国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近代以来龚自珍的变革启蒙思想、鲁迅的社会批评精神，让浙江文化闪烁着“批判自觉、创新开拓”的理性智慧；面对大自然发出的一次次挑战，浙江人民在发展中改造自然、在改造中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彰显了“天人合一，人我共生”的人文情怀。

而兼具内陆与海洋文明则是浙江文化传统的另一大特色，由此孕育出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浙江人生活在山海并利的环境里，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熏陶，既具有“内陆文化中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点，又有海洋文化中敢于开拓、勇于冒险的胆气”。

“我国古代早期对外交流以贸易为主，浙江生产的茶叶、丝绸、青瓷等物品成为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物质载体，从而带动了人与文化的交流。”陈野分析，这也成为外部世界认知中国文化以及浙江文化不断兼容并蓄、更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陈野认为，“求真务实、经世致用”“义利双行、达观通变”“澄怀观道、现实关切”和“知行合一、事上磨练”，是浙江文化中特色鲜明的几个方面。

陈野说，求真务实是浙江文化的本质内核。求真务实包括科学求真和思想求真。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东汉王充、南宋陈亮、晚清章太炎等人的主张，则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学术思想。这种筑基于“实”字之上的经世致用理念，是浙江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

“义利双行现在常和浙商联结在一起。确实，这一商业伦理观念给浙江人带来了达观通变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市场行为。”陈野说，义利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宋代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义利双行，“义”和“利”由此成为辩证统一的有机体。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观的熏陶下，浙江人的商业活动重视用“道义”规范经营生产行为，保持了悠久的“讲信修睦”传统，哺育出许多誉满海内外的老字号、老品牌。这些现象是对传统生产关系的变革，相对于我国长期处于封闭形态的传统自然经济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

浙江是一块洋溢着文学才情、艺术灵性的土地，涌现出骆宾王、陆游、赵孟頫、徐渭、李渔、吴昌硕、郁达夫等文学艺术大家，彰显出浙江文学艺术的深厚内涵。陈野说，浙江的文学艺术创作既扎根生活沃土，直面人生、关照现实；又才情横溢，精研细作，为中国文艺传统奉献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手法。

“而以上的文化传统内涵都和‘知行合一’的哲思关联密切。”陈野说，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点，强调知即是行、行即是知，正确认知的最终确立，须付诸实践的检验。同时，个体的“知”只有通过与社会事物的复杂关系展开，通过实践检验其“致良知”的进展与效果，也即“事上磨练”，才是真“良知”。由此，方能从道德范畴的“修身”出发，逐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陈野告诉记者，“知行合一”是浙江文化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因此也是最高、最抽象、最具有概括力的思考。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全省上下共同参与，曾经于2000年、2005年两次提炼“浙江精神”，从深厚的地域传统和文化基因中探寻当代浙江发展走在前列的动力源泉。

陈野回忆，1978年到上世纪末，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省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处于全国前列，创造出“真富、民富、不露富”的“浙江现象”。无论是自然资源禀赋还是国家投入等方面都没有优势的浙江，能够取得如此发展成就的奥秘，就在于浙江的地域历史传统及其赋予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

2000年，我省首次提炼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陈野说：“这16个字集中概括了浙江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时期迸发出来的集体创业精神。改革开放将人们从长期的计划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浙江民间和传统中蕴含的那种吃苦耐劳、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创业、善于发展商机的特别适应于参与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文化基因，得到充分激活和释放，千家万户齐创业、千山万水闯市场，对浙江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2005年，我省经济发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走在前列的良好态势，但在市场规范、产业结构、资源要素、生态环境、劳动者素质和知识水平、贫富差距等方面出现了先发地区先行遇到的“成长烦恼”。“省委及时发现并重视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主题，开始实施‘发挥八大优势、推进八项举措’，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八八战略’。为此，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主持，在原有浙江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遵循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精神，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和谐精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励志奋进、奔竞不息的图强精神，以此规范和引领浙江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陈野说，这说明我省充分认识到并发挥了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和导向性作用。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陈野认为，2000年版的“浙江精神”，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语境，提炼时更多关注的是浙东学派倡导的“义利双行”“工商皆本”等要素；而2005年版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则更为客观、全面地综合了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浙江文化传统的整体风貌，比如对遵循规律、和美与共等的关注和强调，是对浙江文化精神的准确传承。

“浙江精神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原动力。”陈野说，对浙江文化基因和浙江精神的这两次讨论、提炼，足以说明文化软实力之于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浙江文化的传承弘扬

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建设，浙江的文化建设一路前行。传承浙江优质文化基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陈野眼里，是当代浙江文化发展取得成效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省当代文化建设中，无论是核心价值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务实’这个文化基因都体现得很充分。”陈野告诉记者，我省各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俗化、大众化工作上，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例如评选老百姓身边的“最美现象”、开展“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在民俗礼仪节庆等乡土活动中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近年来，浙江首创的农村文化礼堂已在我省乡村“生根发芽”。文化礼堂旨在建设当代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和当代乡村的“精神文化地标”。“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重要传承地，乡村文明中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秩序和规范、经验与智慧、品格和精神。其中的优秀元素，正是建设文化礼堂的宝贵资源，在文化礼堂的活动开展中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野说，目前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理论宣传、社科普及、媒体传播、政府推动等方面。她认为，以2000年以来的省委、省政府的文件来看，我省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制度化架构，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2005年实施的文化研究工程中的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名人研究、历史文献整理，则是社科理论界对浙江历史文化系统的深入研究。在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方面，省社科院近年撰写出版的八卷本《浙江历史人文读本》，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陈野表示，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不仅体现在文化领域的自身建设中，更相关于一个区域的整体社会发展。传承浙江优质文化基因、融会时代新知、弘扬优秀文化精神、推动浙江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具有紧密内在关联的认识逻辑和实践路径。历史已经证明了文化的社会治理价值，也将继续演绎文化精神不可限量的引领作用。

第五篇：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前行

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前行 封丽霞：

改革与法治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将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进行。改革为法治发展注入了动力、指引了路径，法治又为改革提供了依据和制度保障。实践当中，改革的任务常常就是法治的任务，改革的难点通常也是法治的难点。

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改革，本意是“改变”“打破”和“革除”，指的是改革和突破旧制度和旧事物，最大限度解放人们的思想和生产力。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改革就是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改革的特点是“变”，是对既有制度和现实状态的一种“改变”。就此，有人说，改革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相形之下，法治是要对一种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化、确定性、权威性和可预期的调整。换言之，法治的特点是“定”，是要把某种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显然，法治与改革之间必然存在“定”与“变”的矛盾。

正因为此，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改革与法治二者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要改革创新、跨越发展就不能讲法治。还有人鼓吹“改革要上，法律就要让”，要“超常规”发展就要突破法治。这种认识误区常常使得一些人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理直气壮地绕开法治、背离法治。其实，这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种片面理解。法治之于改革，不仅是规范和控制，而且也有积极的引领和保障。从法理上说，改革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改革是法治的先导，法治是改革的重要条件。没有健全的法治，改革将缺乏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秩序，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也难以得到巩固和确认。改革的实践还有可能陷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反之，如果没有改革，法治的发展也会缺乏所必需的经验、现实基础以及可预见的方向，因而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必要性和动力。

从“政策推动”到“法律引领”

从改革开放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通过大规模的国家立法引领和推动各项改革，通过不断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以法治建设来引领和保障

各项改革事业，是当代中国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项主导原则和重要策略，也是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和法治工作的经验总结。可以说，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折，也相应是法治建设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与起步，意味着以大规模立法为先导的法制的恢复与重建的开始；改革开放的有序推进，带动形成了“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法治工作格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立法高潮；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一言以蔽之，改革持之以恒地推动着我国法治的进步。我们的法治发展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改革精神。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常常是以政策而非法律来推动改革的进程。很多重大的改革往往是在没有宪法法律依据甚至是在“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政策推动型改革在法治基础贫乏、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它能够以政策的灵活性、见效快、针对性强等特点及时回应改革事业的各项要求。但是，毋庸置疑，政策推动型改革容易蜕变为主要依据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来推动改革。改革的进程也主要仰仗于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及其对特定改革事项的关注程度，改革的目标实现必然也充满了各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的改革“新官不理旧账”“人走政息”，改革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现实当中，通过政策来推动改革也造成了政策与法律、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扭曲与错位。在政策推动型改革模式之下，人们逐渐形成了重政策、轻法治的观念，而且强化了参与改革实践的政治精英的人治意识，造就了许多改革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轻视法治的机会主义。由此，也就造成了全社会的规则意识欠缺、法治意识淡薄。可以说，不论是改革的受益者还是被边缘化者，不管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多由于自身经历和社会经验缺少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法治权威的足够尊重。

理性认识法治之于改革的贡献与不足

时下，改革与法治都处于共同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正视法治所处的当下的客观历史环境，理性认识法治对于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与不足。当务之急，我们要坚决摒弃关于法治的可有可无的“虚无主义”态度，务必认识到只有在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可能做到各项改革事业的全面、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法治底线一旦被突破，就有可能导致国家解决社会纠纷正式机制的失灵或失效。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紊乱局面，社会公平正义无法实现。改革与发展也将成为痴人说梦、可望不可及。故此，在实践中要充分重视法治之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法治权威，充分认识法治的主导型功能，强化法治发展的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破除关于法治的不切实际、过于理想的“万能主义”幻想。在我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之时，在还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之前，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目标冲突与矛盾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这主要表现为：法治的保守性、确定性、规范性与改革的创新性、突破性、越轨性之间的矛盾；法治的统一性、原则性与发展的地方性、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法治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稳定的社会控制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法治所内涵的社会公平正义与改革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效率优先的价值准则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与已进入现代化成熟与稳定发展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法治与改革的内在冲突、法治之于改革的从属性与工具性，以及法治所调整之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等因素，都会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带上各种各样的缺陷与不足。在很多情况下，法治手段有可能会显得无力甚至是失灵。

在现代法治视角之下，法是一种符合正义标准和客观规律的行为规则。依法办事，表面上看会束缚手脚，但从长远看是成本最低、矛盾最少、最为理性平和的处理方式。脱离法治、急功近利地谋求改革与发展，尽管可能得到暂时、立竿见影的好处，但只能适应一时一地，无法长远、难以持续。没有法治保障的改革如同脱轨的火车，可能“欲速则不达”，最终可能不是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却可能以改革之名破坏改革事业。故此，必须牢记，要把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与民众的可理解程度、社会秩序的可承受度结合起来，把改革的路径和手段与法治的限度和底线结合起来。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来引领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更加要求各项改革举措的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和协调性。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宏大背景之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实现有法可依的历史目标之后，在执法、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效以及民众的法治意识普遍提升之后，我们以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的基础更加坚固，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条件也更加成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偏离法治轨道大搞“短、平、快”的改革，甚至是公然进行违宪改革或违法改革，必然会遭到社会各界的诟病指责，也必然会使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受到严峻挑战和普遍怀疑，自然也会加大改革的风险与阻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改革与创新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同时，法治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的需要。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是构建改革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义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做到：首先，要把握好改革进程与法治进程的同步性和互动性，将改革决策与法律的立、改、废结合起来。对于滞后

于社会发展、阻扰改革进程的陈旧之法要做到及时废止，为改革扫清道路。对于已经被实践验证的成功的改革经验与成果也要及时通过创制新法确定下来。其次，改革要尽量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直接冲突。如果确实要突破或变通宪法和法律规定，应事先获得权力机关的特别授权或专门授权，以便为改革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和依据。再次，对于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改革行为，对于打着改革的大旗破坏法治的行为，应予以及时纠正和阻止。对于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违法改革，要通过司法途径判决其行为无效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总而言之，改革、发展与法治都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题词。其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法治是手段。在现代法治原则之下，依法办事是实现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当前，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牢固树立法律权限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法治观念，始终对宪法法律存敬畏之心，在工作实践中努力以法治思维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方式推动改革进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我们的改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