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

第一篇：论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

摘要：反垄断法是规制市场相关垄断行为，以达到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经济宪法”，它在经济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适用除外制度在反垄断法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适用除外制度可以协调反垄断法本身价值与相关国家政策的冲突，使相关国家政策在反垄断法中得到实现。本文探讨适用除外制度的含义，说明适用除外制度存在于反垄断法中的原因，分析适用除外的适用范围，并提出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反垄断法论文联盟适用除外制度的概念

在界定该概念之前,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和反垄断法豁免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做出说明。目前,在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有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如:“严格而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与反垄断法上的豁免是有区别的。适用除外是法律上规定某些组织和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而豁免是指对应当适用反垄断法的限制竞争行为或垄断,在特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出于国家、社会利益或其他考虑,免予追究。豁免是原则适用基础上的一种例外,它不同于原则上不适用反垄断法的除外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在概念上,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可以等同反垄断法豁免,意即两者是可以混用的。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意义

作为反垄断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垄断法适用除外亦称之为适用豁免制度，系指在某些领域对某些事项不适用反垄断法，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中法律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存在，反垄断法不予追究的特别法律制度。从现有的世界各国立法例上看，适用除外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对维护本国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的行业或领域以及那些对市场竞争关系影响不大，但对整体利益有益的限制竞争行为。综观世界各国立法，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领域，主要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自然垄断，其二是政策性垄断。反垄断法素以促进竞争、抑制垄断、打击限制竞争行为为目的，而适用除外制度却促进垄断、容忍对竞争的限制。因此，从性质上讲，适用除外制度是对反垄断法基本制度的修正，也是对反垄断法基本目的的反动，但它在促进本国经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适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协调反垄断与发展规模经济的关系，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反垄断法应在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个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运用适用除外制度。具体来讲，其一，恰当界定适用除外行业，在实行垄断比自由竞争对国家经济利益更有利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农业、金融保险业中允许一定程

度的垄断经营，以避免过度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牺牲应有的规模经济效益。

其二，确立符合国情的企业合并控制政策，制定明确的企业合并的禁止性标准，凡不具有禁止性条件，又能增强规模经济效益、改善产业组织结构的企业合并，应在反垄断法豁免之列。其次，适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实现反垄断法的优先政策目标，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法通过抑制垄断、打击限制竞争行为，从而实现其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的基本利益，但同时，往往与其他利益发生潜在的冲突。例如，外贸领域中保护企业实现公平竞争，有时可能不能一致对外，从而降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必须根据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实际状况对诸种利害关系进行协调，并选择优先政策目标。

正如法律制度中普遍规则的适用例外制度一样，适用除外制度是人类设立规则的合理性的表现，是立法理性的升华。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经济法之立法与司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动用各种调节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节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以，反垄断法通过预设适用除外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协调，以平衡利益冲突。然而，适用除外制度的安排并非意味着对适用除外领域或行业的完全放纵，而是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承认和保护这种垄断权利的同时，防止和控制其被滥用。正是基于此种考量，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不约而同地将政策性垄断以及自然垄断设计为其除外适用对象。

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

（一）知识产权领域

在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中，知识产权一般是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而存在的，如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

（二）中小企业兼并或限制竞争的协议

控制企业合并和限制竞争协议是各国反垄断法的核心。因为，合并和协议会迅速消灭市场上的竞争者，减少有效竞争的进行。但是，中小企业合并或签订的协议，有时也能增强竞争，提高效率。正是基于中小企业合并和限制竞争协议，对市场经济利弊影响的权衡，我国反垄断法在第二十八条作出了相关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

五．完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两点建议

（一）扩大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反垄断法》仅在第15条、第55条、第56条中规定了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这些规定还不够全面、具体，不能完全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在吸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并根据我国国情扩大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比如，规定自然垄断行业，主要包括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邮政、电讯、铁路等涉及公用事业领域的行业，还有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行业不适用反垄断法。因为，像自然垄断行业，如果允许垄断的存在，允许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独占市场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好地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二）建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审批制度

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国外，不是所有的行业和行为都可不受反垄断法的制裁，也不是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行业或行为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绝对地不适用反垄断法，不适用反垄断法应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鉴于我国现有的《反垄断法》中没有关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审批制度的规定，为了防止不适当的垄断行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必要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规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审批制度，并建立一整套关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申请、审查、批准、听证或复议等程序性的规定制度，使《反垄断法》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第二篇：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我国97《刑法》第72条至第77条的规定，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暂缓其刑罚的执行，如果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没有再犯新罪或没有被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的，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1、我国缓刑适用现状。

一、适用率偏低，没有广泛使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缓刑是刑法的“第三根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缓刑的适用在整个刑罚体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近年来英美等国家受犯罪情势、公众舆论等影响，监禁率和监禁人口有明显上升，但与我国相比，缓刑率仍远高于我国。据联合国1994年的统计，美国有1，397，505人处于缓刑之中，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0万中有536.16处于缓刑监督之中，而同年，美国的监禁率仅为10万分之389；在加拿大，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95，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217；苏格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109，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其缓刑率为10万之117.12；荷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57，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79.14；日本的监禁率和缓刑率都很低，但是缓刑率也超过了监禁率，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30，而其缓刑率高达10万分之47.17.同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缓刑率低得多，1999年仅有14.86，全年才有9万名罪犯被判处缓刑，即使以平均三年的缓刑期计算，我国现在处于缓刑之下的总人口也只有27万，而我国目前的在押罪犯已经超过了141万。近两、三年来，我国适用缓刑情况有所改善，但缓刑适用率仍远低于上述其他国家。

二、没有正确使用，社会观感不好。缓刑适用因人因时而异，量刑标准不统一。即使是性质相同的案件，有时候能适用，有时候不能适用；

“严打”时期缓刑适用较少，非“严打”时期缓刑适用相对较多；有关系的人能适用，没有关系的人没法适用。缓刑有时成为平衡各方关系的工具。还有对本地人适用得多，外地人适用得少，甚至不用。一些外地人即使符合适用条件，但当地的法院却因为是他外地人不予适用缓刑，而判处拘役或较短的徒刑。刑种适用过于集中，特别是贪污、受贿案件适用率太高，与我国反腐败形势相悖，使得老百姓不解，甚至产生误解。

三、缓刑考察监管效果差。公安机关监管不力，脱管、漏管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内部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考察机构，而是把考察的任务压给基层派出所，基层派出所一般配置5至7名警察，警力薄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办理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况且缓刑考察工作在业务上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并无实质联系，公安干警缺乏专业监管考察素质，所以该建档没建档，该跟踪监督的没跟踪监督，把缓刑考察工作当作一种负担，没有也不会主动地做好此项工作，因而无力有效地监督、改造在社会上服刑的缓刑犯，致使这部分人往往处于放任自流，现实中常常出现了“法院只管判，考察无人管”的状况，缓刑成了免刑。

2、制约我国缓刑全面适用的因素。

一、政府投入不足。缓刑的执行费用显然比监禁刑低，政府部门可以节省监狱的建设费用、设施运行与维修费用、犯罪人的伙食费用、看守人员工资等等。但是，对缓刑犯的执行毕竟需要一定的费用。如缓刑执行人员的薪水、培训费用、日常办公的费用、考察出差补贴等等。据了解，1992年美国执行一名常规缓刑犯的日平均费用是1.75美元，到现在恐怕更高。在英国，80的缓刑的执行费用来自政府预算，20来自地方财政。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在缓刑执行方面的投入是相当低的。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缓刑执行预算，地方政府也没有专项的补贴，对缓刑犯考察所需的费用主要是财政拨给公安日常办案的那一块，并没有缓刑考察专项资金，这势必影响到考察运作的积极性。

二、立法疏失、司法解释滞后。

（一）我国刑法规定由公安机关作为缓刑考察机关并不科学。1997年《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的缓刑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作为缓刑的执行机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讲，公安机关执行缓刑与公安机关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身份和职能不相称，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而缓刑执行虽然是一种量刑制度，但内容有行刑的范畴，这就违背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一刑事

第三篇：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我国97《刑法》第72条至第77条的规定，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暂缓其刑罚的执行，如果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没有再犯新罪或没有被发现判决

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的，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1、我国缓刑适用现状。

一、适用率偏低，没有广泛使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缓刑是刑法的“第三根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缓刑的适用在整个刑罚体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近年来英美等国家受犯罪情势、公众舆论等影响，监禁率和监禁人口有明显上升，但与我国相比，缓刑率仍远高于我国。据联合国1994年的统计，美国有1，397，505人处于缓刑之中，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0万中有536.16处于缓刑监督之中，而同年，美国的监禁率仅为10万分之389；在加拿大，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95，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217；苏格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109，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其缓刑率为10万之117.12；荷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57，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79.14；日本的监禁率和缓刑率都很低，但是缓刑率也超过了监禁率，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30，而其缓刑率高达10万分之47.17.同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缓刑率低得多，1999年仅有14.86，全年才有9万名罪犯被判处缓刑，即使以平均三年的缓刑期计算，我国现在处于缓刑之下的总人口也只有27万，而我国目前的在押罪犯已经超过了141万。近两、三年来，我国适用缓刑情况有所改善，但缓刑适用率仍远低于上述其他国家。

二、没有正确使用，社会观感不好。缓刑适用因人因时而异，量刑标准不统一。即使是性质相同的案件，有时候能适用，有时候不能适用；

“严打”时期缓刑适用较少，非“严打”时期缓刑适用相对较多；有关系的人能适用，没有关系的人没法适用。缓刑有时成为平衡各方关系的工具。还有对本地人适用得多，外地人适用得少，甚至不用。一些外地人即使符合适用条件，但当地的法院却因为是他外地人不予适用缓刑，而判处拘役或较短的徒刑。刑种适用过于集中，特别是贪污、受贿案件适用率太高，与我国反腐败形势相悖，使得老百姓不解，甚至产生误解。

三、缓刑考察监管效果差。公安机关监管不力，脱管、漏管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内部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考察机构，而是把考察的任务压给基层派出所，基层派出所一般配置5至7名警察，警力薄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办理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况且缓刑考察工作在业务上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并无实质联系，公安干警缺乏专业监管考察素质，所以该建档没建档，该跟踪监督的没跟踪监督，把缓刑考察工作当作一种负担，没有也不会主动地做好此项工作，因而无力有效地监督、改造在社会上服刑的缓刑犯，致使这部分人往往处于放任自流，现实中常常出现了“法院只管判，考察无人管”的状况，缓刑成了免刑。

2、制约我国缓刑全面适用的因素。

一、政府投入不足。缓刑的执行费用显然比监禁刑低，政府部门可以节省监狱的建设费用、设施运行与维修费用、犯罪人的伙食费用、看守人员工资等等。但是，对缓刑犯的执行毕竟需要一定的费用。如缓刑执行人员的薪水、培训费用、日常办公的费用、考察出差补贴等等。据了解，1992年美国执行一名常规缓刑犯的日平均费用是1.75美元，到现在恐怕更高。在英国，80的缓刑的执行费用来自政府预算，20来自地方财政。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在缓刑执行方面的投入是相当低的。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缓刑执行预算，地方政府也没有专项的补贴，对缓刑犯考察所需的费用主要是财政拨给公安日常办案的那一块，并没有缓刑考察专项资金，这势必影响到考察运作的积极性。

二、立法疏失、司法解释滞后。

（一）我国刑法规定由公安机关作为缓刑考察机关并不科学。1997年《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的缓刑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作为缓刑的执行机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讲，公安机关执行缓刑与公安机关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身份和职能不相称，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而缓刑执行虽然是一种量刑制度，但内容有行刑的范畴，这就违背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一刑事诉

讼基本原则。其次，公安机关担负着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重责，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办理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任务十分繁重，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因而，由公安机关担任缓刑考察机关的规定不科学，难以满足缓刑考察的现实需要。

（二）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规定过于原则，立法、司法机关没有对如何适用该条件作出明确具体司法解释，法官在应用中难以准确把握。《刑法》第72条的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使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该条款中的“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只是一种粗线条、原则性规定，刑法不可能也不必对适用条件作出涵盖一切可能的规定，实践中具体的应用法律问题应由司法解释给予解决。但1997刑法已实施多年，立法、司法机关并未对该法条作出具体如何应用的司法解释，使得法官在办案中由于该条款规定过于原则、抽象而难以准确把握。由于在法律适用上没有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同一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在不同的法官手里，会得出不同的预测结论。最后该缓刑的得不到缓刑、不该缓刑的被缓刑了，使缓刑适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三）法律缺乏针对缓刑犯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司法解释又没有补足，造成执法困难。对于缓刑犯在缓刑考察期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什么情况该报告、什么情况不必报，对缓刑执行应如何监督等内容法律没有作出详尽的具体规定。在具体操作中，虽然公安机关有个关于缓刑犯管理执行配套规定，但该规定只是对刑法规范缓刑犯行为的简单重复，没有对缓刑犯日常行为作出具体要求，也没有规定一些限制性的遵守义务和强制性的履行义务，如不能与哪些人接触、不能进入什么场所、不能携带什么物品等等。由于考察内容不够具体，没有强制性的应遵守义务，约束力极差，公安机关和监管考察小组对缓刑犯管理、考察无从下手，造成有的缓刑犯甚至无人过问，放任自流，不能充分发挥缓刑制度的管理、考察、约束作用。

3、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一些举措

一、改变执法环境

（一）加大投入，改善缓刑执行的硬件环境。改善缓刑执行的硬件环境投资包括：办公场所的设立，监管考察费用，考察人员的工资及培训费用，被害救济基金的成立，社区治疗、帮助就业机构的建立，缓刑犯资料的全国计算机联网等等。这些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政府应编出专门的预算，拨出专项资金进行建设。至于日常办公费用的不足，可由地方税收和通过慈善募捐给以补足。固定办公场所的设立，给缓刑犯和缓刑考察人员之间的联络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场所，方便他们的沟通，便于真正落实相关的报告制度。专职的考察人员、相应的工资待遇和补贴，提高了考察人员监管积极性。定期不定期的监管、考察培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提高专业的考察监管能力，才能做好各项考察工作。社区治疗、帮助就业机构的设立，为缓刑犯提供疾病的治疗、就业辅导等人道主义措施，有利于感化被执行人员，提高他们改造积极性，缓刑犯资料的全国计算机联网可以增加外地缓刑犯执行的可行性等等，这些措施的完善，为缓刑犯的考察提供一个很好的载体，才能把各项考察工作落到实处。

二、完善立法及司法解释

（一）修法改变考察机关的规定，把缓刑考察权赋予一个比较合理的专门机构。既然由公安机关负责考察并不合理，就应通过修法进行重新调整，把考察监督权赋予一个合理的专门行刑机构。我国的基层司法局就是现成的一个通过小改造就能负起缓刑考察职责的单位。一方面，我国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了司法行政机关、但由于职权配置的不合理，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工作量很小，据笔者调查，现在一个乡（镇）一般配备2名司法人员，每年只承担少量的民事司法调解任务，一个月一般只有一件左右，有些地方甚至整年都没事干，其曾经主管的律师、公正工作等正朝着行业自律的社会化管理模式演变，这使得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虚置”现象。在另一方面，我国乡镇与街道一级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且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到2000年底，全国已建立司法所4.02万个，占全国乡镇（街道）建制数近80％，司法所队伍发展到9.4万人，专职司法助理员队伍5.5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41％；此外还有近万人兼职从事司法助理员工作。另外，到2000年底，全国建立了34219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具有贴近社区、面向群众的优势，在预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基层单位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上级主管部门司法部、司法厅又是具有行刑管理权的单位，有较好的行刑经验。缓刑考察虽然不属于行刑制度，但其内容上也具有一定的行刑内涵，所以，应当整合现有的基层司法行政体系资源，通过修法把缓刑考察监督方面的职能由公安机关转变给司法局，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并对其工作人员进行缓刑执行专业化培训，逐步将其改造成为以执行缓刑为主要职责的专门执法机构是可行的。

（二）应在司法解释中细化缓刑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典第72条只规定缓刑适用的实质性条件，立法或者司法机关应当对如何应用该条件做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便于法官操作。首先，应对什么情形属于“有悔罪表现”提供明确可循的依据，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已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失、积极退赃和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其次，可以考虑从正反两方面为缓刑的适用提供具体应用法律的导向，即：一方面明示可以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或罪犯类型，引导司法人员对此类符合缓刑条件的犯罪人优先适用缓刑，如交通肇事罪、失火罪等过失犯罪、自诉案件、家庭或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且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中止犯，未遂犯、胁迫犯等等；另一方面，可以明令禁止或需要限制适用缓刑的犯罪或罪犯类型，除了现有的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之外，补充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抢劫、拐卖人口、黑社会性质犯罪和贩毒等性质严重的犯罪类型，以及惯犯、犯罪集团或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等，应限制缓刑的适用。此外，立法规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应结合判前人格调查情况作出判断，法官不能只根据个案的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外在特征推断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小，故在细化缓刑适用标准的基础时，把缓刑犯的判前人格调查材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纳入决定是否给予适用缓刑的依据。

（三）、充实缓刑考验期内的行为规范，增加一些强制性的义务。我国1997刑法第75条规定了四项被缓刑人必须遵守的规范，即（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3）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4）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同国外立法相比，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显得过于简略、空泛，所以考察机关在制定相关配套执行细则时，应参考国外立法，增加一些强制性的义务条款，让缓刑犯老老实实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罪犯。一类是增加一些禁止性条款，其主要目标在于加强对被缓刑人的行为约束，督促其过守法生活，避免重新犯罪。例如，要求他们不与吸毒人员来往、不从事特定的职业活动；不在专门指定的任何地点出现；不参与赌博；不与某些被判刑的人来往；不得威胁犯罪受害人、证人；不持有或携带管制刀具、不得光顾那些可能导致犯罪的场所（如酒吧、娱乐场所）；不得接触那些有劣迹、可能促成其继续犯罪或提供犯罪机会的人；不得拥有、传递可能导致犯罪的物品。另一类是义务性条件。这类条件旨在培养罪犯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其再社会化。缓刑犯须遵守的义务性条件有三类，一是财产方面的条件，如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按时缴纳罚金或提供其他服务等；二是处遇方面的条件，如接受文化教育、向被害人当面道歉、职业训练、戒酒解毒治疗和精神治疗等；三是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条件，如要求罪犯认真参加工作、尽心供养家庭和抚养子女、定期到社区义务劳动等。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第四篇：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浅谈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法学院09级——姚**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又称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是指对在形式上不符合反垄断法基本原则规定的特定行业、企业或其他主体或其特定行为不予适用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规定，免除其反垄断法上的法律责任的制度。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是伴随着反垄断法理论的不断完善而出现的。初创时期的反垄断法围绕“竞争理论”，将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竞争置于法律的强大保护之下，通过反对一切垄断来恢复市场发展的活力。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反垄断法不再是要完全消除垄断，而是要控制，要综合考量对经济和竞争的影响，从而发挥反垄断法的双重功能，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企业合并作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必然要求反垄断法合理界定垄断性企业合并和效益性企业合并，对具体的企业合并情形进行经济分析，通过权衡其效益和反竞争效果来决定是否准予合并，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发布1992年《横向合并指南》的说明中指出：“实施合理的合并是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企业的竞争和消费者的福利。合并控制的目标在于防止反竞争的合并，同时避免妨碍对竞争有利和对竞争中立的合并。

豁免制度的存在，是反垄断法适应垄断在经济上的双面性而在基本原则之外所作的一种特殊安排，它反映了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复杂性和反垄断法上垄断认定的复杂性。它不仅补正了反垄断法自身对现实回应的不足，也起到协调各国在某一时期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各国和各地区的反垄断法虽然在立法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豁免对象和范围上都存在变化性和相对性，前者是指豁免随着各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而有所变动，后者是指不将某一部门、行业或领域当然排除在适用之外，较多的使用行为豁免方式，即使授予豁免，也通过附加时间、条件以及运用豁免监督制度等保障豁免不被滥用。

关于反垄断法豁免制度适用的理论依据，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产生是社会决策机构基于人们对政治价值、理性价值、公平价值的合理诉求；也有学者把该制度同社会公益、效率和公平、伦理道德的价值联系起来“，反垄断法应在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个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运用适用除外制度”，还有学者认为豁免制度的出现也是为了实现有效竞争。“因此，采取适用除外制度，允许垄断的存在，虽然限制了竞争，但限制的是过度竞争，其所能达到的目的与优化市场结构提供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旨在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据此，除外适用制度实现的也具有效竞争这一目标模式”。；更有学者直接把这一制度归因于经济效率、垄断效果和公益，“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的形成主要源于三个因素：垄断的直接经济效率性、垄断的竞争效果和公共利益。”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和相异的层面探讨了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生成缘由抑或价值诉求，皆有着可取之处，亦有不甚完整之嫌。

法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性也绝非主观任性。“法律是包含权利、义务的规则，是行为的规范，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确定性是法律的应有属性，不断地寻求精确化的结论和解释是法律发展的目标。”然而，作为市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却具有自身的性质和规律，从而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作为防止、限制，甚至是禁止垄断的法律，它涉及的不是一个或几个企业，而是一个地区或一国，甚至是几国的经济，因此，反垄断法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内容相当多，概念的定义和行为或结构的违法性难以确定。”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垄断的不确定性。“迄今为止，垄断只停留在经济上的描述性解释，尚不能精确成一个法律概念”其不确定性表现为：垄断本身难以定义；市场的不确定性；违法确认原则的不确定。那么，法律规则的确定性要求与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表现之间就产生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反垄断法中创设豁免制度就有效地弥合了此缺陷。

我国反垄断法应借鉴其他国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合理的确定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政策目标、立法形式、适用范围和豁免机构及程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得以建立首要理念基点，何为“公共利益”?一般认为，在不同经济模式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纵览当代世界经济模式，无外乎有两种：一是个人利益导向型，强调个人私利神圣而不可侵犯；再一就是国家和社会利益导向型，宣扬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对于前者，“个人被看作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集体行为决策的惟一最终决策者。”而于后者，即在以国家或社会为基本利益主体的国家，政府成了公共利益的保证人。于是同为“公共利益”，在前者看来，公共利益不过是作为“经济人”的诸多个人利益的体现而已；在后者看来，公共利益则是通过政府的诸多行为所达成的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看起来两者会殊途同归，实际上由于参照点的不同，两者对公共利益在实际运行中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了。笔者认为，所谓公共利益，就是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对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带来福祉与利好。公共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利益，二是政治利益。如果说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的形成是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衡量的结果，那么前述两个因素是以微观经济利益为基础，这里的公共利益则是以

宏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立足点。

国家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以使市场主体能在公平、有序的条件下展开竞争，而且，还需宏观经济方略加以平衡，从而为个体竞争者提供一个协调、稳定的环境。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中枢。然而，垄断作为竞争的消极作用方面而存在，其作为竞争的对立面，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竞争的消极方面正是垄断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依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出于对社会长远公共利益的考虑，在某些领域里需要避免过度的竞争。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非常重视影响宏观经济的各大部门，如邮电、通讯、自来水、铁路等公司事业以及银行、保险等社会影响大的产业或中小企业联合，这些经济行业的过度竞争容易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牺牲了应有的规模经济利益，或影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制约经济的发展，因而无益于公共利益。因此，对其进行适当的反垄断限制(或称为反垄断规制缓和)则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在经济法上，反垄断以“维护效益，弘扬竞争”为根本宗旨，然对于上述关系国计民生且成本极高的产业，则允许存在垄断状态或垄断行为，这纯粹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上述领域排斥了“过度竞争”，提倡和保护“规模经济”，让自由竞争和个体效益价值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反垄断法正是侧重了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社会的关系，这必将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和有序地运行。再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是影响反垄断法禁止豁免制度构建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任何政权和政治体制下，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高于一切，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所以，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国防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放开，由充分竞争的市场来决定。此外，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救护大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临时放弃竞争理念，采取必要的限制竞争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记得还是2002年5月份，当时虽然遭到西方医药行业跨国公司的强烈反对，拉美、非洲一些穷与小国依然通过法律允许本国公开仿冒那些对治疗艾滋病有显著疗效的新药的生产，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生产这种新药的技术与条件，更无法承担购买此药的巨大费用，但国家又不能对艾滋病患者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种对新药技术的国际限制恰恰体现了社会公益价值在国际上的运用。

在法律世界里，人既是创作者，又是剧中人。现代法律精神始终应当唱响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主旋律。反垄断法豁免对于新经济背景下把知识作为市场经济生活中市场竞争参与者的特殊保护对象，事实上就是为了保护市场主体能动性的自由发挥。对专利权、著作权等智慧产业的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拥有一项专利，就拥有一个市场”。正是由于物质产品存在排他性和生命周期长等特征，垄断在工业经济时代才是低效率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力产品具有公共属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搭便车”行为，知识一旦被创新者创造出来，其他人无须付费就能受益，这就导致人人都想获益而不愿支付成本，从而造成对创新者创新积极性的破坏。因此，有必要对知识的创新活动给予充分的保护，以保护创新的积极性持续不断。这样，智力产品的创造者就有可能通过垄断获取超过智力产品自身价值的高额收入。当然，对智力产品创新的保护必然带来垄断。造成知识产品普遍的垄断高价，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知识、技术的迅速传播和利用是相悖的。但是，由于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智力产品的生命周期呈现越来越短的趋势，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大大加快，没有哪一个企业能长久地拥有一项垄断技术，而只有竞相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创造，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就使暂时的垄断取代了长期的垄断。所以，对智力产品创新的保护是有一定期限的，当保护期满后，该创新就被允许无偿使用。创新利润也就相应消失。由此，创新者能动性再发挥，使创新不断，从长远看也是对社会福利的一种促进。

从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来看，它们往往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所以有必要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以保护自身的优势。同时，由于大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大量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据统计，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创新均源于垄断性大企业。就全社会而言，由于技术优势和产品差异的存在，会使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更多的利润，生产者为了追求垄断地位，就会努力进行技术创新。企业在追求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也会改进技术，使生产效率提高。每个生产者尤其是大企业都努力开发和研制新产品，创造有差别化的产品，如全新产品、改进产品、换代产品等，最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正如列宁所说：“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具有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车也甚嚣尘上，由此而带来的竞争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时空之链，跨国竞争日趋激烈。每一个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必须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每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搏击全球竞争的风浪。然而，经济全球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祥和画卷，资源的有限性、“霸权规则”及“寻租行为”的现实决定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民族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进行理性思考。由于全球化影响下各国的市场主体都要在相对于国内市场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而基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各国都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在全球化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即使某企业结合在国内某个市场上会造成垄断，甚至是严重损害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但是出于经济民族主义，为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反垄断

法豁免制度必然是民族国家目前舍之不得之选择。

现有反垄断法产生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在 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针对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及市场垄断的特点构建起了反垄断法经典的三大支柱制度，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控制制度、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法律控制制度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律控制制度。而伴随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转型国家确立和保障竞争机制的需要，行政性垄断法律控制制度受到关注并得以确立。但整个反垄断法制度体系中并无针对知识产权垄断的具体规则。这是因为，在工业经济时代，人类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有限，运用知识产权激励创新，促进知识快速、大量生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 更加重要的意义。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垄断，长期被视为反垄断法适用的除外领域，即使知识产权对 市场竞争造成一定的限制或危害，也往往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或宽容。因此，专门控制知识产权垄断的制度规则无从建立。

反垄断意识肇始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恶性竞争的膨胀消弭了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贡献。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垄断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垄断作为竞争的对立面是对竞争的一种限制、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因而限制所有的垄断。受此影响，其后一些国家制定的反垄断法也不加区别地对所有的垄断予以禁止。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人们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垄断都会对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竞争也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会导致市场失灵。因而，又纷纷对反垄断法加以修正，增设了豁免适用制度。以力求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求平衡。从而使豁免制度在各国反垄断法都有了发展。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宗旨是促进有效竞争、保护本国特殊产业，一直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经济网络化、经济知识化)，在国际经济贸易市场上，各国政府在对本国企业进行反垄断豁免扩大适用时，必然遭受他国自身豁免保护的冲突。同时，在本国内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因而，令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国反垄断法应借鉴其他国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合理的确定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政策目标、立法形式、适用范围和豁免机构及程序。本文的写作，不仅仅试图建立一套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希望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深化对反垄断法性质与作用的认识，破除我国反垄断法立法进程中的思想阻力，推动我国反垄断法的早日出台。

2010-6-24

第五篇：论我国陪审员制度

湘潭大学论文

论文题目试论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学院专业年级学号姓名

试论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经过一个学期的模拟法庭课程，我对我国的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特别是经过我们自身对某一案件的模拟审判，让我们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的锻炼。总体来说，我国的各类审判程序是比较完善的，审判制度也日趋健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小的瑕疵。这次我们两个班的模拟审判，老师对我们的努力作出了很好的评价。鉴于老师对我们的点评，我觉得还缺少一个部分，那就是我们两个班的审判中都没有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对于促进我们国家的司法公正，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监督审判，保证公正和效率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着问题，陪审制度是指由非职业法官和普通公民参与审判的诉讼制度，包括为非职业法官和普通公民参与审判而专门设计的审判程序和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审判组织构架。

（一），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来看，主要有两个我认为存在争议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年满23周岁。23岁这个年纪,应该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其思想的成熟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的掌握程度都恐怕难以承担裁判之重任。法院的审判活动不仅仅是法律的适用这么简单,同时牵扯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引评价人们的行为,是一个社会基本的行为规范。然而如果操作不当,不仅起不到息诉的目的,反而会激化矛盾,乃至造成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产生许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西方以英美法系为代表,法官的年龄一般都在50岁以上,这样做就是因为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会思想成熟,阅历丰富,处理案件才能稳妥。所以规定年满23周岁这个年纪明显太低,还不足以胜任审判案件的重任。2．人民陪审员被要求具备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本人认为，仅仅对学历的要求仍难以满足陪审员的现实需要。

（二），从宪法依据上看，陪审员制度缺乏宪法依据。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一种基本的审判制度，一个国家是否实行陪审制度，需要由宪法来加以规定，50年代末期，由于受否定法律、轻视法治思想的影响，一些已经被立法所确立的重要法律原则和制度受到批判和废弃。人民陪审制度当时也成为发动群众进行阶级关斗争、夺权整人的工具，1975年颁布的宪法中不再规定人民陪审制度，文革结束后，1978的宪法重提“实行群众代表陪审制度”，1982年宪法又取消了陪审制的规定，从而使得我国现阶段实行陪审制缺少了宪法依据。1983年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将原规定第一审应实行陪审制度，改为较为灵活的选择性规定，即“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刑事诉讼法》作了与《人民法院组织法》完全相同的规定，而《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中却都没有规定陪审制度，我国法律对陪审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统一，导致审判实践中适用的随意性比较大。

（三）从人民陪审员的考核，录用程序以及任职标准，资格条件和产生方式错乱。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2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此规定除了对年龄和政治权利有必要的限制，对陪审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层次、专业特长等任职条件均未作出规定，缺乏严格的考核、录用程序，很难保证陪审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就我国的陪审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由陪审员法律专业知识欠缺，文化层次不高，使其并不具备监督专业法官的能力和水平和真正参与审判工作。尤其在基层法院审判

实践中，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司空见惯，由审判员和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最终往往成了由主审的审判员一个人唱“独角戏”，自始至终包揽了整个庭审过程，这样反正造成庭审方式单一，合议庭的整体职能难以发挥。同时，也由于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欠缺，面对案件事实，一般只能就案说案，难以从法理上对案件进行质证和认证，难以对案件做出独立的评析，只是追随、复议主审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出现议而不决的现象。对陪审员的聘请随意性大，大多法院处于办案经费紧张及聘请在职人员比较困难等原因，往往就地聘请退休人员和居委会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忽视了对这些人法律知识的审查，且大多是按需要临时聘请，甚至有些陪审员并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选举产生。聘请的随意性造成了陪审员组成中，缺乏固定的高素质的陪审员。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