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简要提纲

第一篇：论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简要提纲

论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简要提纲

（一）基本内涵和适用对象

（二）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新规定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刑事诉讼法根据该决定作出了相应修改，并予以重新公布。

1.人权保障的明确。

2.取保候审决定权的制约。

3.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

4.保证金的交纳。

（三）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仍然存在的问题1性质和功能错误定位，申请门槛高

2决定机关权力分散，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3适用范围狭小，取保候审率低

4取保候审期限的不明确性，对同一对象重复取保 5取保后的监管措施不力，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

（四）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若干建议1重新定位取保候审的性质和功能

2转变有罪推定的诉讼理念

3构建我国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

（五）结语

第二篇：取保候审制度应当完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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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制度应当完善

何宏东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或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证不逃避侦查、起诉、审判，并能随传随到而设置的一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第1款规定了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但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宽泛，存在着以下弊端：

1、刑诉法第51条第1款第1项是关于“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的规定，按照此规定实施，极可能对那些不具有逃避侦查、起诉、审判之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从而偏离了取保候审的目的。

2、刑诉法第51条第1款第2项是关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规定，从该项规定上看，立法只对判处刑罚的下限幅度作了规定，而对上限却没有限制，容易导致随意性。这就为有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利用其缺陷大搞权钱交易、违法创收、办关系“保”、人情“保”，进行受贿索贿、徇私舞弊等违法犯罪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和把握该条款的规定。

1、就“51条1款1项”的规定而言，只有当那些有逃避侦查、起诉、审判嫌疑的才可能适用，如果没有此嫌疑，取保候审就没有必要再用了，以充分体现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防止打击畸重。

2、就“51条1款2项”而言，只有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下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可适用取保候审;对可能判处10年以上刑罚的，则不能使用此措施。

对下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应作出禁止性规定，一般不得办理取保候审：(1)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刑罚的;(2)累犯、惯犯或同类前科的重犯;(3)流窜作案的;(4)曾被取保候审而有逃避或其他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5)可能对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或财产进行侵害的;(6)可能逃跑、自杀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7)一人犯有数罪的;(8)住址或者身份不明的;(9)其他有碍侦查、起诉、审判情况的。

3、适用刑诉法第51条第1款办理取保候审，必须与刑诉法第65条、第74条和高检的司法解释第37条、第38条及高法的司法解释第63条、第66条结合起来使用。具体可按下列许可性规定办理：(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而有逃避侦查、起诉、审判嫌疑;(2)可能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逮捕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应当逮捕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4)对被拘留的人，需要逮捕而证据尚不符合逮捕条件的;(5)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在法定的侦查、起诉、审判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查的;(6)已提出上诉的共同犯罪中的被告人，有的在一审宣判羁押已达到或超过判刑期的;(7)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

4、为了防止取保候审中产生的司法腐败，必须建立健全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办保”责任制，错“办”追究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应松年

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李鹏总理两次题词都把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相连，不是没有原因的。

依法治国要求各国家机关都严格依法(包括宪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事务，治理国家。世界各国都一样，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且休戚相关，因而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是行政机关。自然，行政机关能否依法办事，对公民的榜样作用也最强。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百分之八十都须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将从总体上决定我国能否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实践看，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行使的特点之一是首长负责制，是命令和服从。同时，行政事务的繁杂性和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强调办事速度，强调行政效率，并给予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方式上的这些特殊性，使人们习惯于按个人的意志行事，忽视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与其他国家机关相比，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方面，自然会增加些不利因素。因此，很多国家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力图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提供基本的行为规则，使行政机关与法院一样，都受程序约束，以保障依法行政。

事实上，我国长期以来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也很少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提出要求;而是把“依法”看成仅仅是司法机关的事。我们一直把公、检、法称为执法机关，只有执行刑事法律才是执法，才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并不把行政机关也看成是执法机关。产生这种偏颇有其历史原因，这里不作探索。把行政机关列为执法机关，称为行政执法，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的事。但至今仍有人只把部分行政机关称为执法机关，而将相当一部分行政机关排除在外。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就不存在行政执法，而是说，人们尚未将实际存在的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机关，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和要求，恢复其执法机关的地位。认识上的这种偏颇，自然也将增加依法行政的难度。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权力机关的意志主要通过其所制定的法律表达出来，因此，执行机关也就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行政诉讼法把法院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称为“合法性审查”，也就是把行政机关看成是执法机关，要求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合法。合法的条件是：证据确凿，即以事实为根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即以法律为准绳;并且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这就与司法机关在性质上并无二致。由此提出依法行政，反映了人们对行政机关法律性质的认识逐步深化。

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实践问题的完全解决。庞大的行政执法队伍，在法律意识方面的水平和修养极为参差不齐;要使所有的行政领导都树立起在作出重大决策和决定以前都问一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使广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白作出任何一项涉及公民权益的规定和具体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等等，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更何况许多行政行为与金钱利益直接关联。也许这需要一整个历史时期，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完善和强有力的法制教育。最近颁布的行政处罚法，较好地体现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思想，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依据，应当深入进行宣传。

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

黄玉清

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抽象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行为之一，当属首长负责的范围。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理论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

一、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决定了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未来发生的不特定事项设定权利、义务而制订普遍行为规则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对称，也是行政主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从行为涉及的主体看，抽象行政行为涉及面广，凡符合其调整范围的相关人和事均受其约束，因而，其实施后果具有广泛性。正是鉴于上述特点，如果抽象行政行为不当，必然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而不像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仅对个别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考虑，抽象行政行为的表决程序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而应实行集体表决制。

二、从立法成本和诉讼成本的角度考虑，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生效后对个人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会严重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加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对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法规应当及时予以撤销或改变。我国也确实有一套行政立法监督体系，这体现在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中。上述有关规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上级机关和人民法院等行政监督主体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设定了撤销权、修改权或司法建议权。且不说上述监督体制完备程序如何、作用发挥程度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以上监督都是事后监督，如果仅凭行政首长的个人意志决定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命运，相对于人大立法的表决而言，行政法规规章违法或不当的可能性必然会高于人大立法，由此必然会加大立法成本和诉讼成本。行政机关发布命令和决议等其他抽象行政行为亦是如此。因而，从经济行政的角度考虑，首长负责制不适合于抽象行政行为。

三、从弘扬民主、抵制长官意志的角度考虑，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行政立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整个都在行政系统内部来完成，因为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文件通过及签署与否的决定权在行政首长。另外，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只对在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追究赔偿责任，但对抽象行政行为却没有相关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行政首长对职权的滥用和长官意志的滋生，而不利于民主化的进程。

此外，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目前行政系统内许多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在某些具体规定上存在冲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我国立法体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一定角度讲，上述问题的产生与行政首长负责制不无关系。行业保护、地方保护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行政首长长官意志的反映。

已于今年7月1日生效的立法法第七十五条规定：“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这实际上在立法上明确了对抽象行政行为首长负责制的限制。为了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应当逐步缩小抽象行政行为首长负责制的适用范围。

第三篇：论分配制度改革

论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城镇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相应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沉淀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严重程度，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了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一、改革的动机——解决贫富分化

现在说到收入分配，必提两个概念，一是基尼系数，二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全国收入差距的60%以上出自于此)、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按全要素收入来分析，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

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有关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贫富悬殊愈发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收入差距拉大给国家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些年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明显降低。一旦富人、官员出了事，网上舆论一片喝彩，这是不正常的。现在看，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对社会稳定产生现实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至深。可以说，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破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重要锁匙。

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强调三次分配在当前尤为必要。

二、改革的切入点——公务员工资改革

目前看，增加政府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十分必要，理由有三：一是经过多年的改革，企业工资基本上已由市场来调节，相对而言，我国政府与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明显滞后；二是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过低，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略有上升，但始终没有超过1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可能高达50%左右。三是政府与事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数量庞大，其工资水准的调整可为企业工资的相应调整提供参考。

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好的公务员工资分配新机制，重点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适当拉开不同职务、不同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强工资的激励作用。二是实现阳光工资，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争取作到工资主要与级别和职务挂钩，而与所在部门无关，以利于工作人员在各部门之间进行良性互动。三是调整结构，注重公平，工资改革适当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倾斜。

针对公务员法中关于“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的有关规定，把公务员工资水平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呢。工资水平在比较中确定是因为，公务员是参加社会二次分配，机关工作又具有难以量化评估的特点，具体定位公务员工资水平缺乏客观标准，应当采取这种调查制度。

三、改革的目标——公平与和谐 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具有极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关系到社会整体改革的方向、成败和稳定大局，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趋势相适应，顺应现阶段经济特点和发展规律。

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对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收入“高”、“低”这两头。对经营者的高收入不能简单限制，而应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对一般员工中的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等，都应着力提高他们的收入。

第一，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要研究强化就业指标、增加收入分配指标。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GDP，近年在完善宏观调控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探索，但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我们考虑，针对当前就业问题、分配问题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应把失业率、最低收入标准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加快相关政策研究，包括基础性工作的研究。比如，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登记失业率还是实际失业率，控制失业率指标是定性的、弹性的还是定量的、硬性的等等。

第二，在宏观调控手段上，要把收入政策作为重要的调控工具。70年代后，发达国家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还把收入政策作为

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当务之急是要结合我国国情，在收入政策方面研究适用的、有效的调控工具。总体上讲，一方面对我国计划经济中采用的一些传统调控工具，如工资总额控制、平均工资控制等，应研究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切实能够发挥调控作用，而不是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应研究采用哪些新的、更有效的调控工具。比如，在初次分配环节，如何使最低工资线与物价变动、经济增长挂钩等。

第三，在宏观收入分配关系上，要逐步提高个人收入的比例。中央近期要采取两项改革，都可能影响国家、企业、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推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把国企的利润统一纳入预算管理，改变国企的利润全部留在企业的情况。在改革中，要充分考虑对个人收入分配可能造成的影响，注重逐步提高个人收入比例，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宏观收入分配关系更加趋于协调。

四、改革的难点——垄断行业

垄断行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要规避和解决的问题。铁路、民航、金融、邮政、电信、烟草等行业基本上都实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双重管理，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管理为主的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下，不仅地方人大、政府对这些垄断企业的约束、监管十分有限，而且因其掌握着一些事关当地发展的重要资源，并可能影响地方争取项目、资金，地方甚至不敢得罪他们。

垄断企业收入分配问题，由于情况比较复杂，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打破行政性垄断。

对垄断行业的工资增幅作出限制，可以使他们的工资逐渐回归正常水平，减少社会不公，也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因为垄断行业或者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他们通过垄断行为获取了超过一般行业的利润，这些垄断利润除了上缴财政税收的部分以外，大部分形成了这些部门工作者的较高收入。通过高工资消化超额利润，实际上是在变相剥夺国家利益。此外垄断行业需要支付高工资，就会提高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涨幅，可以防止国有资产“合法”地流失，也能降低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

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仍然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解，甚至愤怒的舆论下，人们应该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工资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的层面，所表达的情绪，也不仅仅是降低某个行业薪金能够完全平复的。就像任何改革一样，它需要细致的梳理，需要时机和时间，需要权责利的通盘考虑。

第四篇：论中国教育制度改革

论中国教育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在改，高等教育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也有突破性的改革。但是高等教育还是存在许多的体制弊端，作为一名大学生，还是看到了其中不少的问题。

首先，从招生说起。一直以来都有“一考定终生”的说法，就算现在很多高校都有了自主招生，但是，高校自主的权利还是比较小的。高校无法自主自治，大权全都掌握在教育部手中，教育资源由教育部分配，于是全国的各高校的水平很多时候就此被划分了等级，所以，才会形成大家挤破头要考那些拥有教育资源多一些的学校，这也是导致考试机器、做题机器出现的原因之一。一些学校由于教育资源的限制，很难提高其教育水平。但是那些教育资源优厚的学校，也面临着招进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人是读书机器，高分低能，他们在考试中发挥出色，却无法很好的与人交往，适应职场，缺乏动手能力、工作能力。不被企业所接纳，无法成为真正的人才。

其次，我们来看大学教育过程。大学的教育，很多教授，只是来讲节课，也许就是照本宣科，也不管学生学到了多少，对于他们教育不是主业，他们只要完成论文，完成研究。很多大学生都只是为了学位，为了文凭，对于所学知识基本都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平时逃课，上课睡觉，混混日子，期末奋起，成为突击军，死记硬背，也不管懂不懂，背出来就是。一些理论知识，对于大部分大学生来说只是要考试的一段段文字罢了。很多大学生根本很难将这些知识运用实际。很多时候，大家还是会感觉，大学的教

育出了没人管，还是停留在应试教育。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文凭、学位和考试通过是画等号的，而考试通过和你到底会不会将这些知识运用于实际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所以，许多应届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去应对职场，在职业生涯中重新学起，这何尝不是一种教育的浪费？

最后，在中国，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很小。中国的教育界就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大学教育基本上处于国家垄断状态。尽管有各种类型的民办学校，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包括招生上、经费上、师资力量上等方面，很难与公办学校相竞争。我认为缺少竞争也是大学教育体制弊端之一。

教育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问题，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改革，试验。中国的教育制度还在不断的摸索，在这3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变化，虽然仍有不足，却不能否认的有许多改进之处。我相信未来中国的教育制度会越改越好的。

第五篇：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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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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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能够提供足够担保以保证其不逃避或者不妨碍刑事诉讼时，由司法机关对其设置的一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制度。

取保候审制度的实施既保证了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又可以尽量减少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减轻了羁押场所的负担，也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益，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取保候审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并不完善，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审之后，翻供现象非常严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因为侦查人员对其实施心理攻势和政策教育，所以他们往往都能够形成客观的供述。但一旦采取取保候审后，心理压力一减轻，与外界一接触，犯罪嫌疑人一般都要为自己开脱；甚至有些犯罪嫌疑人还专门去咨询律师，寻求规避法律、逃避打击的方法。这就使许多案子出现“零口供”的情况，将我们的审查起诉工作陷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审之后，逃跑现象时有发生。

有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审之后，便认为自己的案子已经处理完了，便各顾各的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有外出打工的，有出去走亲访友的，后来听说公安机关在找他，便再也不出现了。还有一些犯罪嫌疑和被告人本来就想逃避法律的制裁，一旦得以取保候审，便马上逃之夭夭。这就使许多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后，因为犯罪嫌疑人不到案，而不得不采取中止审查的方式，使许多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审之后，导致重要证据灭失。

因为取保候审是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这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就会去销毁一些侦查机关尚未提取的重要证据；去威胁证人，迫使证人改变自己的证言；去联络同案犯，相互串供。这就使原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只能作出撤案和不起诉的处理。

二、取保候审制度出现以上问题的二个主要原因：

1、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制度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刑事诉讼法对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主要规定在了第五十一条中，即：“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这样的“认为性”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宽泛，决定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的时候往往出现过宽或过严情况。像第二款的规定中只对判处刑罚的下限幅度作了规定，而对上限却没有限制，容易导致随意性。这就为有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利用此缺陷办关系“保”、人情“保”留下了隐患。

其次对于被取保候审人的约束力也不强。虽然有关法律对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也规定了一些必须履行的义务，如：“要遵守国家法律，保证随传随到，外出要经过执行机关批准等”。但这些规定实际上都失之于空泛，缺乏内容，即使违反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处罚措施。因此对被告人而言，约束力是相当微弱的。

2、执行机关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不力，对保证人缺乏足够的约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对于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取保候审保证人是否履行了保证义务，由公安机关认定，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也由公安机关作出”。这一规定就明确了公安机关不仅是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也是取保候审保证人是否违反保证义务的决定机关。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极个别执行机关，也许是警力的问题，对保证人是否履行保证义务不管不问，不予监督；甚至有的公安机关在发生了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的情况下不去认定。

这样对于保证人，被取保候审人能否到案，与保证人的利益毫无任何关系，既得不到任何好处也不会有所损失，保证人就会处于非常消极的状态。许多保证人在为被取保候审进行担保后，并不认真履行担保责任，一味放任被取保候审人，甚至有的保证人还为被取保候审人提供方便帮助其逃跑、隐匿罪证等。

三、取保候审制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1、立法上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应当作出更易于操作的规定。

对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确实也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来一一表明，只能规定较为宽泛的“许可性”规定。但立法可以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而作出更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笔者建议对于如下情况应作出不予取保候审的决定：⑴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刑罚的；⑵累犯、、惯犯或同类前科的重犯；⑶犯罪集团的主犯；⑷流窜作案的；⑸曾被取保候审而有逃避或者其他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⑹可能对被害人、证人、鉴定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或者财产进行侵害的；⑺可能逃跑、自杀、自残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⑻一人犯有数罪的；⑼住址或者身份不明的；⑽其他有碍刑事诉讼活动的。因为在这十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可能不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2、对于保证人可以尝试保证人提交保证金制度。

在目前的警力状况下，我们不可能一味的要求执行机关去加强对保证人的监管工作，而应该想办法使保证人能履行了保证义务。笔者认为可以建立“保证人保证金制度”，即保证人在通过自己的信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保证的同时，又拿出一笔保证金为自己是否履行保证义务作担保。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诉讼终结后将保证金予以退还。

实施这种“保证人保证金”制度，一方面因为保证人与保证金之间有了现实的利害关系，保证人就会提高自己的积极性，主动、全面的履行监督和报告义务；另一方面，执行机关在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决定其进行罚款处罚时，也可以以保证金来抵扣罚金，便于执行。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