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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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少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一．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
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１９８０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
“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１９６７年５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５月１９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二．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
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
比如讲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第二篇：以死抗争 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都有哪些
以死抗争 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都有哪些(图)(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无端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来源：互动百科）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横遭迫害跳楼自杀。
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不堪侮辱跳楼自杀。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不堪迫害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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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抗争 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都有哪些(图)(10)
2012-05-17 09:14:50 【大 中 小】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受尽苦难跳井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49年以后，熊十力坚持不肯改造自己。后迭遭抄家、批判，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1923年出生，鄞县（今鄞州）人，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57年3月，傅其芳实现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愿望，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夺得第三名。1959年4月5日，在傅其芳的指导下，22岁的容国团在德国第25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文革开始后屡遭非人迫害，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第三篇：文革十年中的周恩来
文革十年中的周恩来
鲍剑勇
关键词;文革周恩来奉献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一首文革期间“反动诗人”心声真实的写照。回首那段历史，也真是放眼处皆血红啊！
文革，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然而在这场灾难的背后一直有许多人为拯救这个民族牺牲奉献着自己的生命。文章主要讲周恩来为了抵抗灾难，做了许多人们不知道的事，拯救很多无辜的人，自己也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楚，他真正是奉献了一生。
一,鞠躬尽瘁
文革时期周恩来主要担任着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职务。其实这两件事情已经让他忙的不可开交了，当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时，周恩来誓死与中央文革尖锐对立，保护了许多老革命干部。
“文化大革命”初，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施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自内疚。其实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不正确的话，不过我觉得在那种情形下，人都是活着很纠结的，无法做到尽善尽美。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有着更多的理解和宽容，1980年8月，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认真而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往．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在斗争最高潮时期。周恩来仍然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张名单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子力、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同时，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周恩来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是真诚的，也是不遗余力的。为了让参加两个“大闹”的老同志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他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了名单。这些老同志如期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姓名第二天见报。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表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围绕着对这批高级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绞尽脑汁地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文革”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操心的事情是最伤人最耗费精力的，这个时期总理过度劳累积劳成疾，留下了很多病根子。但他依然鞠躬尽瘁，为人民挤出自己生命最后几点火光，驱散人民心头的黑暗阴霾。
二,死而后已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1976年，刚过新年的第八天，我们的周总理就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小学学的一篇课文叫做“十里长街送总理”。还记得这篇文章写得很沉重，配上那黑白照片更加让人无法停止悲痛。周总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又开始孤独了。其实周总理已经病了很久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由于身体素质好，一直很少生病,而“文革”中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内心的极度焦虑，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 年2 月2 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 月3 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 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 次。当时从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就可以看的出周总理已经病的很深了。1972 年5 月12 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 个红细胞。5月18 日，74 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4 年,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 出，排尿时异常痛苦。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用晃动身体、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动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内的血块移开，或是挤出来。当一些小血块随尿液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后，周恩来往往会长嘘一口气，额头沁出汗珠。此时，精疲力竭的周恩来会躺到沙发上静养一会儿，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真是令人见之心痛，闻之动容。如此病秧的身体与精神，周恩来仍然没有放弃为国家事业而继续奋斗，我真的无话可说了。1974 年6 月1 日,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 医院,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323 天。然而病魔一直纠缠着他羸弱的身躯。自6 月1 日住院, 做了第一次手术, 到1976 年1 月8 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去坚持工作啊，而周恩来却一直没有放弃。1976 年1 月8 日上午9 时57 分，周恩来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 岁。在他弥留之际，周总理留了他生前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 要你们。”这也是多么坦然淡定的话语。仿佛死才是一种解脱。总理他奉献了一生，无欲无求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孑然一身，正气凌然。
后记：我选这个题目也可以称得上是解决了我个人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吧，记得当年在读初中历史时候，我和父亲聊天聊到周恩来时候，当时父亲就说周总理是一个世故圆滑的当官的，然后他解释到周恩来在文革内乱中因为明哲保身而做了很多违背良知的事情。我当时也好奇问什么在个连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等一系列领导人都被打倒的年代里，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他却能安然无恙的继续从政，我当时的确不明白，也站在了父亲的阴影下看待他。如今我搜了一些资料，也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情况，也对周总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现在觉得冰心老人说的好对：“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中的第一位完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我想在这里为我之前的无知向他致歉！
第四篇：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20130318（共）
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
最新文章人民网[微博]耿耿2013-03-17 09:07
原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将军，如今虽已年过八旬，体弱多病，但记忆力却极好，对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事情记忆犹 新。“文化大革命”时期，当造反派蓄谋抢劫解放军的武器仓库、包围国家战略储备油库之时，周恩来总理迅速采取行动，亲自给胡炜下命令，两次指挥、调动解放军有关部队，及时制止了两起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保护了国家财产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安全。当时身为解放军某军军长的胡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和具体指挥者。近日，胡炜将军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陕西省形势紧张，周恩来派出专机接胡炜进京。在向大家作介绍时，周恩来说：“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
胡炜，1920年生于河南省新蔡县一户富裕农民家庭，6岁上学，1933年考入河南省省立第一中学（后改名为开封初中），1936年考入省立开封高中。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思想活跃，是开封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干事、指导员、组织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41岁。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2月15日，原属于北京军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转隶兰州军区，由山西进驻陕西，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军部驻地也由太原市移至西安市。
2月22日夜，军部突然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军长胡炜于2月23日晨乘坐专机前往北京领受任务。
次日上午，胡炜乘坐国务院派去的专机抵达北京。下了飞机，便驱车前往京西宾馆。此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京西宾馆举行。胡炜由工作人员领进会场后，看到周恩来总理正在讲话。秘书走到周恩来的身边，低声向他作了报告，周恩来朝胡炜看了一眼，继续他的讲话。胡炜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大约11点钟，周恩来讲完话，会议也就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径直朝胡炜走来。胡炜双腿并立，腰杆挺直，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看样子，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局势比较焦虑，也没有另找一个场合与胡炜谈话，直接给他布置了任务。周恩来说：“西安现在很乱，大游行、大辩论、大喇叭。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部队到达西安以后，要尽力稳定形势。你们要做工作，促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现在，西安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在北京，你先和他们见见面，了解一下情况，做做工作。”
遵照总理的指示，第二天，胡炜先后前往教育部招待所和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两地，分别与住在那里的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见面，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3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胡炜以及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西安地区群众组织头头40余人。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介绍说：“为了稳定形势，中央决定派××军到陕西省执行‘支左’任务。今天××军军长胡炜同志也到会了。”
胡炜站起身，向周恩来和大家敬了一个礼。
周恩来接着介绍道：“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军到陕西省以后，你们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军队的工作。”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显然是为军队着想，为军队进驻陕西以后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而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谈到陕西省的形势时，周恩来目光炯炯，扫视着在座的40多位群众组织头头。他虽然语气温和，娓娓而谈，但言语之中又透着几分严厉：“你们把西安的形势搞得这么乱，光讲自己正确，光想压制别人，这算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选两派群众组织要整风，大学要搞军训。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克服自己的问题，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让生产停顿！
接见结束以后，胡炜回到了京西宾馆住处。深夜12点钟，他正准备休息，电话铃突然响了。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要他马上去人民大会堂，说总理要再次接见他。胡炜不敢怠慢，立刻穿好军装，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
到了人民大会堂，胡炜看到，除了他，一道参加接见的还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薛焰。
周恩来先是问了陕西省的情况，接着作了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军队的负责干部要和群众组织协商，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让霍士廉、薛焰和其他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一面接受批评，一面抓好生产。说到霍士廉、薛焰等领导干部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里去，陷到那里，不好工作。”
几天内受到周恩来三次接见，胡炜觉得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统一驻陕部队（包括省军区、野战军、空军等）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地方和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齐心协力，一道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以利于陕西省局势的稳定，迅速恢复生产。胡炜和参加接见的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对于总理的指示都表示拥护，并表示坚决贯彻落实。
在江青“文攻武卫”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鼓动下，渐趋稳定的形势重新紧张。一造反派阴谋抢劫解放军武器库，周恩来向胡炜下命令：“你要派部队加以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胡炜军长所辖部队，是中央军委专门派赴陕西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的要全力以赴投入此项工作。他们进驻陕西省以后，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了几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厂矿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同时，他们把西安交通大学等4所院校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为期1个月的军训。这样，把学生稳定在校园里，减少了对社会的冲击和干扰。通过军训，也加深了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由于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比较统一，工作得当，陕西省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1967年5月下旬，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胡炜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
5月24晚，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室接见了黄经耀、胡炜二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听取了黄经耀、胡炜二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他首先肯定了陕西省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进一步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使两派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时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胀，防止形势出现反复。”
许多善良的同志都以为，陕西省就此可以风平浪静了，不管运动怎么搞，有野战军的一个军在陕西坐镇，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但他们没料到，不久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修改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恶浪。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选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
第二天，《文汇报》披露了江青这个讲话的精神。这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好像听到了冲锋号，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招摇过市，武斗愈演愈烈，逐步升级。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王力、关锋起草的这篇社论，影响也十分恶劣。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库。
8月5日，也就是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头就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赫然入目，耸人听闻。一派群众组织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在部队门前静坐。而与其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并高喊口号：“反军乱军，绝无好下场！
原本矛盾已经得到缓解的西安市两派群众组织，转瞬间就怒目而视，变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两派的矛盾逐步激化，并最终于9月2日发生了一起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幸亏解放军官兵及时赶到武斗现场，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9月4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如同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胡炜双腿并拢，笔直挺立。他手持话筒，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坚决执行总理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造反派武斗升级，由大刀、长矛发展到动用真枪、真炮。中央颁布命令：解放军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有权自卫反击”。西安市造反派抢劫武器弹药库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采访中，当听胡炜将军说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向他下达过“可以开枪”的命令时，笔者感到非常惊讶。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不仅仅是笔者，恐怕就连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是闻所未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万不得已的原因促使周恩来用了如此严厉的措词呢？为了搞清楚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笔者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并作了大量调查。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武斗初期。造反派使用的武器一般是砖头、棍棒、大刀、长矛等，尚属冷兵器时期；
二、武斗进行到一定的阶段。此阶段，各地对立的武斗队都想置对方于死地，都觉得原先那么打不过瘾，于是都想方设法去搞武器装备。
为了弄到真枪真炮，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基层的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20世纪60年代，我国中型以上的国营工厂、农村的人民公社都设有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所以，最先遭到“造反派”抢劫的是这些基层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的武器弹药。
当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出笼之后，造反派就开始公然抢劫所在地军分区、省军区、解放军部队的武器弹药。
1967年8月9日，浙江省军区军械一库、二库的武器弹药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手榴弹、子弹等。7月底至8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库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各类枪支、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等。
针对这种严峻的局势，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命令是9月5日颁布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于9月4日向胡炜下达“必要时可以开枪”的命令时，“九五命令”已经决定颁布了。
我在采访胡炜将军时，他感慨万分地说：“周总理一向做事谨慎，轻易不会下达开枪令。这也是迫不得已啊?选这个仓库的武器装备，可以装备几个步兵师，一旦被抢，整个陕西省就要大乱。不仅如此，还会威胁到邻近的省份。周总理给我打过电话之后，又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同志给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责成他们立刻前去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来。”
9月4日，胡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没有片刻迟疑，马上就向徐保俭团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亲自率领1个营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火速赶到该武器库，全面接管武器库的防务。
因为有总理“可以开枪”的命令，部队官兵也就不再畏手畏脚了。部队一到该武器库，徐保俭就命令战士们把武器库的防务全面接管过来，里里外外布置了好几道警戒线。他们架起机枪，子弹上膛，并向造反派发出警告：如果有谁胆敢跨越警戒线抢夺武器弹药，解放军就要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开枪制止。在解放军指战员强大的武力威慑下，西安市造反派抢劫该库武器弹药的企图没有得逞。
川陕两支武斗队汇合一处，意图夺取秦岭深处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周恩来再次直接打电话给胡炜，命令他马上派部队赶去制止
1968年5月1日，西安市30万群众在市中心的新城广场隆重召开庆祝大会，正式宣告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瑞山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等11人任副主任。
虽然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但陕西省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要表现就是邻近的省份河南省、山西省、四川省、湖北省的武斗事件持续不断，受其影响，陕西省境内的恶性事件、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也在逐步升级，范围在不断扩大，并且有省内外造反派武斗人员互相勾结、互相支援之势。
5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市的军部总机再一次接到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恩来首先向胡炜通报了一个情况：四川省广元地区一支几百人的武斗队沿宝成铁路窜到了陕西省境内，与陕西省汉中地区的一支武斗队结成一伙，包围了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给胡炜下达了命令：“胡炜同志，你马上派部队去解决这个问题！放下电话，胡炜随即命令驻守在宝鸡市的解放军某师师长孙玉水率领两个营的兵力迅速前往秦岭山脉深处，保护国家的战略储备油库，制止和平息那里的事态。
由于情况紧急，孙玉水接到命令率部出发时，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动员，拉起部队就走。
那天夜晚，正值下雨。夜色里，秦岭山脉黑云密布，雷电交加。随着一声声短促、急切的口令，6个连队的干部战士踏着四溅的雨水，跑步集合完毕。身穿雨衣的指战员一个个荷枪实弹，神色严峻，在宝鸡市陆续登上了卡车。随着一阵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一盏盏汽车前灯如同一把把利剑，劈开雨雾和夜幕，长蛇般急速向秦岭大山里进发。
部队出发之前，孙玉水已给驻守在陕西省略阳县的张文斌团长下达了命令，命令他率领两个连从略阳乘火车向油库所在地进发。两路部队，分进合击。
如今，孙玉水已经去世。我采访了现居住在西安市的张文斌。张文斌老团长离休前先后担任过汉中军分区副司令员、商洛军分区司令员。他回忆道：“秦岭大山里有一座大型油库，距离宝成铁路线还有七八公里，火车把油罐车拉到油库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再通过输油管道把油输送到油库里。那是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60年代专门在三线大后方设置的。1968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孙玉水师长突然从宝鸡给我打来电话，命令我率领驻扎在略阳的两个连乘火车出发。两路部队，分进合击。当天夜里我就和略阳铁路部门联系，调来了一个火车头，在后面加挂了五六节车厢。秦岭的公路本来就不好走，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孙玉水师长率领的部队走到凤县时，因为雨下得太大，山路泥泞，道路实在是不好走，不得不停顿了一下。孙师长在出发前，都没有时间对部队进行动员，他是在凤县对部队进行动员的。孙师长在动员时告诉干部战士们：今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任务是什么，对大家提出了要求„„离开宝鸡时，那6个连队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师长要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第二天中午12时左右，孙玉水率领的6个连和张文斌率领的两个连几乎是同时抵达油库附近。孙玉水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指挥部队迅速控制了油库，把火车站和油库一带的几个山头都给占领了，占据了制高点，里里外外布置了几道警戒线。
来自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的两支武斗队，不知道从哪儿事先得到了消息，说是解放军派来了大批部队，昼夜兼程正在朝这里进发，便吓得逃之夭夭了。所以，解放军部队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接触和冲突。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我向胡炜将军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周总理是从什么渠道得知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的两支武斗队包围了那座战略储备油库的？你们有没有向周总理报告过情况？”
胡炜将军摇摇头，回答道：“总理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我们军在陕西省境内宝成铁路一线驻扎有部队，担负护路任务。孙玉水师长、张文斌团长都没有向军部报告过情况，我也没有向周总理报告过情况。事情过后，我也曾经想过。据我后来分析，很可能是油库的领导发现周围突然来了很多造反派的武斗人员，已经威胁到了国家战略储备油库的安全，就通过石油化工部这一渠道向周总理报告了情况。因为这个油库是属于石油化工部系统的。周总理得知消息以后，就给我打电话，给我布置了任务。”
第五篇：电影中的文革讲稿
电影中的文革
基本概念
一、电影是什么？
1.幻觉（１／２４秒）
2.光和声的组合3.记录（逼真性）
4.动作（包括语言）
电影功能
1.技术功能/记录功能 技术功能：电影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科学技术产物，它的发展应当主要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无声音---有声电影）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技术功能对于电影而言是相当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因而电影的技术革新，往往可能为电影的发展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3D）
2.商业、产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电影的商业功能其实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电影是可以赚钱、甚至赚大钱的工具。从它诞生就可以知道。最初，电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或许，这就是它的商业功能很早就被开掘的重要原因。卢米埃尔兄弟的拍摄虽然包含了强烈的个人兴趣的意味，但他们也很早就认识到，在公共空问将这些影片进行有偿展现的重要性。在这种展现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电影即使是个满足人们好奇心理之后转瞬即逝的小玩意儿，也可以在短时问内大赚一笔，因此他们不仅在法国，也在国外放映影片，以期在短时问内追求最大的利益。
产业功能：电影的产业功能与商业功能也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电影的商业功能，只是回答了电影能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应该不应该赚钱和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电影的产业功能的确立，才解决了电影怎么赚钱的问题。就电影产业的内部效应而言，拍电影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需要‘整套土业和经济体系作为基础和后盾，这点不同于其它艺术门类而类似于物质生产部门，它通过制作、发行、放映这样‘条电影产业链的循环运作。
娱乐功能：与电影的艺术功能针锋相对的似乎是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恰恰这种功能是电影与生俱来的本性。卢米埃尔兄弟带到地下咖啡馆的仅有的儿段影片中，一部名叫《水浇园丁》的影片正是那种带有强烈的娱乐大众意味的电影。当看电影的人摆脱了最初“看到活动的东西的纯的喜悦”，当电影的商业功能已经不容回避，那么电影的娱乐功能白然成了吸引电影观众的一面大旗。
3.艺术功能/教化功能
艺术功能：最初电影产生之时，与艺术毫无关系。即使在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电影的艺术功能也只是在某一阶段暂时地充当了支撑电影生存和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乔治·梅里爱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因此对于电影的艺术功能毫无疑问地应当予以肯定。
教化功能：当电影作品成为一种艺术作品、当电影创作成为一种艺术创作、当电影创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电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希冀能够由电影对社会产生教益之后，教化功能才白然地被发展出来。电影土作者们总是努力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倾注到电影作品之中，希望能够以此影响和教育观众。
4.政治功能、文化功能
政治功能===宣传：当电影作为‘种广泛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开始反作用于社会时，电影的政治功能，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功能便得以顺利展开。葛兰西最早通过他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这种观点很快地渗透到了电影理论与实际生产中，文化功能：美国文化、中国文化等如：好莱坞的电影大多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可以说，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被认定，向人们清楚地反映了影像艺术背后深藏的文化政策谋略对现当代社会秩序的监控。
因此从电影的功能出发，我们发现电影对历史的记录
二、电影与文革历史
文革的“创伤”记忆
人们常说，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科学。
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历史不一定要书写在书页上，通过建构影像而揭示潜在因
素，指导现实，预示未来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虽然既不能将历史事实完全呈现出来，也无法取代书写史学的地位，但是它比书写史学更能直观呈现某些历史现象。）---部分反映整体、直观。蒙太奇：把一个个镜头组接起来，把画面与各种视听元素组接起来，这就是蒙太奇表现手法。镜头之间组接方式的多种多样就把蒙太奇分成了多种类型。《泪痕》中运用对比蒙太奇以过年的欢乐场景比衬孔妮娜的冤深苦痛。
海登·怀特:《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是指，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是最黑暗的记忆。
中国当代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再现和表现了那个极端的历史境遇，展示了挣扎于灾难环境中的中国人的顽强生命力。而当代电影中的“文革”影像己经成为国人谈论、记忆、想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之一
1、作为国家意识的文革电影-文革中与文革后 2文革题材类电影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解读
一切借助于形式表达出来的都是主观的，无论是电影还是历史，仅仅是手段不同。影像历史是解读，书写史学一样是解读。而且“电影就是历史”即电影一方面反映了制作人当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因为影像的全面摄入，留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材料，可供历史学家看到影片背后的历史真相。电影中不可避免带有制作人特有的艺术加工，主观想象，所以历史学家要学会加以鉴别。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说：以历史的观点解析电影，或反之，以电影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这是任何想探究电影与历史互动关系的人，必须把握的最后方针。以电影的观点来解读历史，可以促使史学家挑战昔日自己对历史所下的评论。通过不同时期对电影的解读和再次认识，还可以发现不同时代对过去的理解。---历史意识
1.记忆 2.过去的意识(the sense of the past)3.变迁的意识（sense of change）4.历史思维 5.现代的历史意识(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3文革题材类电影作为材料，补充文革历史
由于电影制作人和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不同，旨趣不同，他们所使用并留存下的历史材料往往是书面资料中所缺乏的，因而补充了历史学家和观众的知识概念。影像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历史。
4、文革历史是文革题材类电影的一种材料
历史可以作为传说、话本、戏剧出现，随着时代演进，自然可以作为电影出现，改变的仅仅是技术手段而已。电影讲求戏剧化的情节，而文革时期矛盾突出，故事丰富。
电影中的文革分类 “文革”历史的反思 看《活着》，很容易联想到谢晋的《芙蓉镇》里，秦书田对胡玉音说的那句 话:“活下去，像一个畜生一样活下去。”
第一种，灾难的亲历者;第二种，灾难的旁观者;第三种，灾难的消费者;第四种，灾难的问责者。
按时间分：
1.文革时的电影--国家意识形态
“样板戏电影”--三突出
“文革”全面发动以后，样板戏电影作为“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
早在1963年2月8口，周恩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文艺工作联欢会上严厉批评了香港片等资本主义文艺大肆泛滥的严重情况，号召文艺工作者实现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江青等一大批影片打成大毒草进行超出影片本文范围的公开批判，己经演化为政治斗争。
苏联的政治电影实践充分论证了电影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效力: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可以虚构出一个客观环境提供精神疗救或者进行意识形态调整。于是，江青等“文革”实权人物把“革命样板戏”搬上银幕，扩大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影响。
八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洪》、《红灯记》、《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洪》)都拍了故事片电影版 样板戏按“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塑造人物、循阶级斗争规律组织戏剧矛盾的叙事模式全部移植到电影领域。
又根据电影的艺术特性衍生出“四字诀”模式:敌远我近(景别表现上敌人用远景，英雄人物用近景)、敌暗我明(灯光运用上敌人用暗光，英雄人物用亮光)、敌小我大(人物造型上要使敌人显得小，要使英雄人物显得大)、敌俯我仰(镜头角度上敌人用俯拍，英雄用仰拍)。此外，在彩色片操纵中还特别规定对待敌人要用绿光，对待英雄人物要用红光。这套神化英雄、形式僵硬的创作模式，“严重地背离了历史、现实、人性的逻辑与合理性而暴露出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非现实性和非人性的一面”
由此可见，样板戏电影是“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作为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载体，它不仅粗暴地违反了艺术规律，从根本上损害了电影艺术本质，也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2.文革后的电影--指控、反思与记忆时期
时间划分：指控“文革”影片、反思“文革”影片、记忆“文革”影片 指控“文革”影片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时代产物。
反思“文革”影片冷峻反顾“文革”悲剧产生的原因。第五代导演把反思的触角从之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深入到文化领域，在思想内涵和表现方式上使中国当代电影焕发了艺术新貌
第六代导演的记忆“文革”影片从个人史视角用影像书写走过“文革”的青春成长体验。
1、政治史视角表现“文革”的电影
在创作实践中，这一阶段的反思影片强调民众亲眼所见的真实，肯定民众亲身感受到的情感，倡导用影像直接记录下“文革酿成的现实悲剧。总结起来，是把“文革”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的畸变:现代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这是最有价值的政治视角反思。比之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更理智而客观地关注政治历史事件的畸形发展，并把关注点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关系上面，希图以积极的方式给民众提供意识形态精神疗救。
甚至在某些影片中丑化、妖魔化地处理“四人帮”帮派分子，从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上全面否定他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创作者们在艺术观念上的偏颇。
但对“文革”历史逆流的艺术观照，尚停留在政治反思的层面上。指控“文革’: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
第一类影片《苦难的心》(1979), 这类影片在政治上、组织上揭露“四人帮”的累累罪行，基本上只叙述了这场战斗的外部历程，表现了这场斗争的一般规律: 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受难的工农兵英雄，多是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部队公安干部、劳动模范，歌颂他们不畏“四人帮”的威胁迫害，坚决与错误路线及夺权阴谋斗争到底的英勇作为和高尚品质。
第二类影片:《泪痕》0978),《苦恼人的笑》(1979),《春雨潇潇》
这一时期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电影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产物，当然也肩负着重建电影艺术创作规范的重任。总体特征如下: 第一，从路线出发而不是严格从生活出发，用对话讲出主题，用人物演绎概念。把作品中人物的抽象的思想高度，与作品的思想高度等同起来，导致对英雄人物的神化，虽然后一类影片深入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但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脱离现实的缺点。如《泪痕》0978),也仍是概念的图解，其中每个人物都是某项政策落实的对象，故事情节的每一步推动，都是某一种政策的落实。
第二，戏剧冲突的设置仍以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为指导:“文革”是一场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必然战胜篡党夺权的阴谋者的战争。光明而胜利的结局达到了揭露“四人帮”罪行的创作目的，又契合了中国民众偏爱正剧的叙事传统和欣赏习惯
第三，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展现时代潮流，即阶级的、国家的命运总是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展现。如影片《泪痕》力求把前县委书记曹毅一家的命运融化到全县人民的苦难命运之中，曹毅冤案是轴心冲突，新来的县委书记朱克实的调查穿针引线，把一系列事件和曲折复杂的情节编织成一幅充满时代特征的社会图画。
第四，所有作品都以道德伦理评价参与政治思想评判。如《苦恼人的笑》从伦理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做人的问题:做人首先要诚实。这样就把本该指向社会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的批评指向了某些领导干部基本品质恶劣和某些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批评。
第五，许多影片缺乏艺术的独创性，电影语言的运用还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虽然还有舞台剧痕迹，还没有完全学会影视语言的思维方式，但是探索的脚步己经迈开了。《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片中“声画立”、梦境一一回忆一一幻觉的穿插、奏鸣曲结构等手法的初步尝试为
许多影片在政治上是反“四人帮”的，而创作方法上则无意识地落入样板戏电影的创作案臼。
伦理视角表现“文革”
反思“文革’':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文革”题材影片
哭诉“伤痕”之后，----毅然把“反思”这个冷峻的命题。
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关节点在于对“人”的重新发现:把作为“文革”注脚的“人”解救出来对普通人内心痛苦、情感挣扎的表现，对美好生命惨遭栽害的反思，对人情味和人情美的讴歌，都可见出电影创作者们对时代民生和社会民情的审美诉求，以及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真情的呼唤。
一些影片(如《巴山夜雨》和《芙蓉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抽象人性的初步探求;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进对人类命运的朦胧思考。但是，综合当时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具体时代背景来考虑，这些“电影是‘人情’电影而不是‘人性’电影。
在这个时期活跃于影坛的主要是第三、第四代电影人。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投身革命的经历和政治电影实践把共和国情怀深植于他们的骨髓之中，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也使他们的创作始终落脚在社会历史变迁和国民精神重铸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是随着对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和总结，第三代电影人的代表一一谢晋的内在关怀，己经从“革 命”转向了“人性”，“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
另外，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使伦理道德评定参与到政治思想评判之中，所以这两代电影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两极人物褒贬分明的道德伦理判断。这种净化处理无疑使人物性格丧失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却也透露了他们无法超出政治伦理视野的历史局限性。
1.“左”倾苦果与现代迷信
让人痛惜之至的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青年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宗教狂热中自相残杀，做了阴谋家篡党夺权的牺牲品却至死不能觉悟。
反思影片:《天云上传奇))(1980),《枫》
《枫》第一次在电影领域触及武斗禁区，以真实的画面再现了这场活生生的悲剧。更为可贵的是深刻地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历史原因，这就是现代迷信对青年人的毒害，这就是林彪“立竿见影”那一套鬼话和江青“文攻武卫”的卑劣伎俩所造成的恶果。
2.栽害美善与人性迷失
相反，真正能扭转乾坤、拯救苦难、结束悲剧的力量正是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性不屈不折的坚韧伟力。反思
影片:((巴LI--J夜雨》0980),((小街》(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0
1982年创作的两部反思影片《如意》和《牧马人》，描写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感，充满着劳动人民的醇厚质朴的人情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粗暴、恐怖、冷酷的时候，什么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的原则，成为人们的思考点。《牧马人》则从正面肯定了善良正义的牧民们手握劳动的尺子而不是“血统论”，使“右派分子”许灵均在劳动中获得新生，获得劳动者的感情。这位散发着浓烈的“马汗味”和“青草味”的劳动着的知识分子浑身闪耀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然而，不管是大字不识一筐的石大爷、只有小学文化的秀芝，还是马恩著作背诵如流的许灵均，他们仿佛都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他们不多的话语饱含着深深的哲理。这种小说原作中的理性的、思辨性的东西凌驾于银幕形象之上，多少损害了丰盈饱满而又真实可爱的人物性格。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巴山夜雨》中，这种从人性角度反思“文革”的创作努力己经焕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这艘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缩影的夜航船，也是一片承载着对时代悲苦深入思考、对历史良知反省回应的人性方舟。诗人秋石虽然是在押的囚犯，但他仍以其诗人赖以存立的人性精神，不仅达观自处而且关怀他人:挽救杏花的年轻生命，抚慰大娘的丧子悲坳，引导受反动政治愚弄和欺骗的刘文英独立思考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新生。在明辨是非、心灵澄澈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秋石父女最终相认并逃脱图图。“轮船临时停靠的无名彼岸在影片中表现为芳草萎萎的美景，配以欢快的画外音乐，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秋石的命运转机，也暗示了民族命运从暴虐专政向光明境地的转机。”
本文把1986年的《芙蓉镇》作为以上两种“文革”反思的综合之作，在创作观念及创作方法上它是那一时期电影创作的极致表现。首先，包括《芙蓉镇》在内的所有影片，都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多并，折射出社会政治的畸变。于是畸变的社会政治成了艺术批判和反思的焦点，从而透露影片的社会意识和现实力量。如《芙蓉镇》中胡玉音和秦书田的结合，原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欲望和人情渴求，在对“政治异己分子”实现全面专政的年代中，这一切都被残酷地践踏;不仅对“黑五类”是如此，即使是对视为“同志”者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私人”和“私人生活”，一切必须服从“革命利益”。所以，黎满庚与胡玉音青梅竹马之深情，就只能被政治利刃无情宰割，变成藕断丝连般的终身追悔。创作者们注重从这种口常 生活情境中揭示动荡的政治给人带来的多重命运悲剧，无疑使反思精神具有了现实性和亲近性。
其次，在反思阶段的影片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注点己经从指控阶段的全力反映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描写社会变革逐步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上面。以人为描写对象，以人物关系为艺术观察的焦点，来反映和认识复杂丰富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面貌。如《芙蓉镇》把胡玉音放在政治冲突和人性冲突的圆心，这个形象的 全部艺术魅力都在她与李国香、秦书田、黎满庚、谷燕山等人的关系发展中释放出来。再次，这一阶段的影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人性的反思;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合进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和《芙蓉镇》中的李国香都是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利来扭转自己在“性”方面的劣势，把情敌的性优势剥夺得一无所有。区别在于吴遥拦得美人归，李国香想不到谷燕山有残疾而没能得手。同样还有《天云山传奇》 中的宋薇和《芙蓉镇》中的黎满庚都在忠诚于革命或是爱情的单项选择中背叛爱情而造成终生忏悔。区别在于宋薇的忏悔是感情负疚;黎满庚的忏悔是人性负罪，伤害情人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这种人性自我分裂的痛苦更深重。当然，这一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文化史视角表现“文革”
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迈向城市，这场以全方位、深入化和快速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从70年代末政治上逐渐松动以来，文艺界的思想解放的新气象从“意识流小说”、“朦胧诗”、“星星美展”、“实验戏剧”开始崭露头角，80年代中期以后的“85美术新潮”、“寻根文学”、“新生代诗歌”。毋庸置疑，这场聚焦整个中国文艺界面向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最终目的，是借鉴西方现代意识反顾民族文化的现实困境，借鉴西方现 代派创作方法探寻民族精神的人性渊源。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当代电影，正是在这样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背景下，继续反思现实人生与“文革”历史，为反思的深入找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方向，超越政治伦理视闽跨入更广阔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史视野。
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电影大军中最重要的一支新生力量。知识青年的人生 体验和“文革”历史情结，是这一代人的精神重负和被压抑的话语。
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青年电影创作者不再把政治看成一个孤立的因素，而把狭义的政治史放回大文化史的链条上;不再把“文革”看作一个断裂期，而把“左”倾错误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放回中国历史的时间线轴上。从《绝响》、《孩子王》到《蓝风筝》、《霸王别姬》和《活着》，对传统文化循环反复的哲理性关注及对渐次前移的历史事件的聚焦，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认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机制和几十年来的‘左’的僵化社会体制实际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弊病，就是强烈的‘泛政治化大一统’。
文化反思的视角让第五代导演在发现了中国文化瘤疾对生命的摧折之后，又发现了生命抗拒文化历史主宰的武器，也就探求到了民族文化生机之源: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蓝风筝》中蓝风筝的意象，揭示了极端化的社会历史对生命中自由美好理想的毁灭和弃置，宛如挂在树上的蓝风筝破败不堪。
《活着》中皮影戏伴随福贵一生，皮偶受人操纵，和生活中福贵受命运操纵相互映衬，表现了人类面对操纵、戏耍我们的命运所制造出的苦难的巨大承受力。这种由文化宿命所激发出来的普通人的苦难承受力就是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里，普通人的生命就是抽象人性的实体塑形。所以，在文化史的视野中回顾“文革”，就促成了一次文化宿命与人性精神的对话:“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25]电影《活着》设计了皮偶戏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来传达小说原著中生命无常、死亡氛围浓重的奇异气息;但是，减少死亡人数，又为人物之死添加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却透露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苦难与幸福、绝望与希望一视同仁的态度，和于救赎文化之外的一种达观超脱的气毋庸置疑，这种深入到民族文化机制、人性精神特质的反思主题及与之相应的象征气氛营造、心理浓度刻画的艺术表现，对于中国普通观众来说都过于抑郁沉重和思辨难懂。
(四)反思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文革”影像
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来观察现实生活、考察民族性格及洞察文化出路。与反映“文革”相关的，是把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和反思从此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演进到文化领域，以中国传统文化横遭践踏的铁的事实撕下这场始终标榜先进文化的政治骗局的虚伪面具。
1987年的《孩子王》是陈凯歌执导的富于思辨色彩的影片之一。在它的表层结构中，这是一个知青下乡后去教书，没有按照通常教学方式教书被赶回队上的故事;而在深层结构中，表现的是人对循环往复的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叛意识。这部影片在凝滞的空间状态与静止的时间状态中，包含着陈凯歌对人、“文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反思。
涉“文革”历史的影片:《蓝风筝》(}99}),((霸王别姬》(1993)与((活着》(1990，把“文革”历史背景下人与文化关系的反思更为深入地继续下去。本文找到三把钥匙试图开启 他们深邃的创作思维之门。
第一把钥匙:时间一一历史
《蓝风筝》书写自1953年至1967年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变迁中个体生命飘摇残存的命运，把“文革”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整风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并不突现“文革”“左”倾路线的错误性质，只是平等地把“文革”融入历史，作为历史合力产生的整体生存环境给生命活动提供历史舞台。在由此可见，“文革”终于在“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中真正汇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作为虽然灰暗却紧紧拴在中国历史线轴上不 可拆解的一环。
第二把钥匙:方式一一亲历所感
三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去表现民族命运的故事，体现了他们对历史把握的分寸性。活着》叙述了一户普通人家在20世纪40-70年代之间所遭际的艰辛困苦和多重悲剧，演绎人生在世与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宿命。第三把钥匙:内涵一一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
虽然蓝风筝被弃置和皮偶受操纵这两个视觉意象透露出《蓝风筝》和《活着》对历史摧残人性的无奈叹息，但是，陈淑娟和福贵对苦难命运的无言承受恰恰显示了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正是第五代导演以叛逆经典的姿态重新诊释历史所探求的民族文化生机之源。这个答案使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这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完成了以批判意识反省现实困境因由的历史责任和以现代精神寻找民族文化前途的时代使命。
个人史视角表现“文革”
第六代导演的怀旧叙事并不单纯导向悲观，感伤的情绪化记忆指向的是私人化的心理真实和自我心灵救赎。自我精神的解脱不是悲观地放弃理想，而是放弃对理想破灭的埋怨与不平。于生活的平淡常态中发现自己留下的痕迹，于现实的缤纷浮光中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
1995年姜文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口子》。创新之处在于:它们对包括“文革”
在内的历史的把握，就是对私人经验的把握，并且同样是非现实主义的。真正转向私人化的往事书写。如前所诉，第五代导演个人化的影像诉求是为了重写历史、反思文化，而第六代导演私人化的影像诉求点落在 主体怀旧、生命自我追认的感性记忆上。
首先，这种私人记忆的主体是心理真实。
其次，这种私人记忆的客体是历史碎片。
再次，这种私人记忆的情感基调是感伤怀旧。
本阶段这些影映出“文革”历史身影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把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背景进行淡化处理，人物的心理真实只在个体的情感空间中情绪化的呈现，毕竟没有必要要求一个私人化的历史记忆像史书一样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本质。“文革”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只是作为人物动作发出时帮助再现情景的碎片化符号式的元素，或者在故事开始时人物关系的最初设定工具，两者都不进入情节叙事层面，也不构成人物行为的依据。无须否认，这些影片表现“文革”历史环境也存在娱乐性展示的销售策略，甚至伤感怀旧的叙事情感基调也不仅仅是承载艺术思想表述的任务，也有迎合时尚消费需求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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