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张某与周某财产权属纠纷上诉案
张某与周某财产权属纠纷上诉案
节选自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xiexiebang.com/jszx/elisorcase/content.asp?id=16041。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认定：为粤E·44315小客车办理购买、办理交纳车辆购置附加费、公路增容费、车船使用税、建勤费、养路费、换发证件工本费、过户技鉴费、保险费等手续的凭证原件均为周某所掌握，该车亦一直由周某占有、使用。张某与粤E·44315小客车登记权利人周某某是夫妻关系，周某某于2002年10月7日因交通事故死亡。张某与周某对小客车的权属有争议，周某起诉至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车属于周某的个人财产。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对于一般动产而言，以占有作为公示方法，具有权利正确性推定的效力，推定占有人具有该动产的所有权；但就车辆这种特殊的动产而言，仅仅通过占有还不能完成公示要求，还必须到有关机关进行登记才能完成公示要求，一旦登记，在法律上就推定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为真正的权利人。但这种推定权利人的公信原则只能适用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对于产权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来说，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包括登记记载的权利人的继承人）不能仅仅以其是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为由进行对抗，而必须就实质性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正确举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规则，购买一样物品或过户受让一样物品，其原始凭证应为该财产的所有人所掌握，结合粤E·44315小客车办理购买、过户、交纳车辆购置附加费、税金、保险费等手续的凭证原件均为周某掌握，该车一直由周某占有、使用的事实来看，可推定周某是粤E·44315小客车的实际权利人。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机动车所有人是指拥有机动车所有权的个人或者单位。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第27条的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就是指在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入户注册登记的单位或个人。本案讼争的粤E·44315小客车登记的车主是周某某，故在通常情况下应当认定周某某就是粤E·44315小客车的所有人。周某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周某某只是登记的车主，其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该规定，周某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足够证据，其持有粤E·44315小客车的各种费税单据原件及一直占有、使用粤E·44315小客车的事实，只能证明其是粤E·44315小客车的使用人，而不足以证明其就是该车所有权人。
分析：
本案中，应当依据法定的公示方法判断财产权的归属，周某应当对其推翻公示方法而作出的权利推定提供足够证据，其持有粤E·44315小客车的各种费税单据原件及一直占有、使用粤E·44315小客车的事实，只能证明其是粤E·44315小客车的使用人，而不足以证明其就是该车所有权人。
第二篇：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英达莱置业有限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上诉案专题
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英达莱置业有限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上诉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7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春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海，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英达莱置业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医药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翔，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慈玲，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装饰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景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继成，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因财产权属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04）长民三（民）初字第1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5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吴海、被上诉人上海英达莱置业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李慈玲、原审第三人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装饰实业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严继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94年7月14日，上海昭化路住房改建办公室与上海沪康房地产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沪康公司）签订参建协议两份，两协议约定：沪康公司参建昭化路改建基地建筑面积948.45平方米，计划造价暂定为每平方米4，120元（人民币，下同）；付款方式为已收房款400，000元，基础完工时再付总价的80％，余款在结构封顶时一次性付清；该房属产权房，应于九六年一季度交付使用，办理进房有关手续费用由沪康公司承担。1996年1月10日，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厦公司）与沪康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海厦公司提供基地内6号房东单元201、202、203、601、603、801室六套房屋，共计建筑面积为919.60平方米，造价暂定为每平方米4，120元，总计造价3，788，752元；沪康公司首期已付款1，800，000元，第二期房屋结构封顶时应再支付1，610，000元，余款378，752元待交房时一次性付清；基地交房日期为同年6月；补充协议与原协议相矛盾处以本协议为准，未作说明的按原协议执行。1997年9月25日，海厦公司与上海巍城房地产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巍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将原基地内6号房东单元201、202、203、601、603、801室六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919.60平方米调整为基地内6号房东单元201、202、203、601、602、603室六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983.60平方米，闭口价每平方米4，120元，总计造价为4，052，432元；海厦公司为补偿巍城公司的经济损失，愿意从九七年四月至九八年四月按实际投资额的10.98%年息赔偿；交房日期为一九九八年四月底；已付昭化路房款3，300，000元，余款752，432元待交房时按实际面积结算，抵扣赔偿款后结清。1998年11月12日，海厦公司与巍城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参建昭化路518弄基地的6号房东单元201、202、203、601、602、603室和2号房西单元203室共七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976.63平方米，闭口价每平方米4，120元，总计造价为4，023，700元；巍城公司已付参建费3，300，000元，余款723，700元待交房时按实际面积结算，扣除补偿金后结清；海厦公司愿意从九七年四月至九八年四月按
实际投资额的10.98%年息赔偿362，300元；最迟交房日期为98年12月底。1999年6月30日，海厦公司与第三人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装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长宁公司）签订协议书，确认昭化路基地一切债权债务由海厦公司负责处理，与第三人新长宁公司无关；双方同意对剩余商品房，销售税金和管理费用由海厦公司负担。2000年10月31日，第三人新长宁公司取得本市昭化路518弄1-8号的房地产权证。2001年9月16日，海厦公司开具单位空屋调用单，将本市昭化路518弄1号201、202、203、601、602、603室及518弄6号203室，建筑面积合为980平方米计七套房屋调拨上海英达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达莱公司）使用。
2002年3月21日，英达莱公司以海厦公司既未交付房屋又不办理产权转移手续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海厦公司交付本案讼争之全部房屋并赔偿经济损失543，510元（案件编号：（2002）长民三（民）初字第310号）。审理中，经长宁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1、海厦公司应于2002年6月15日之前交付英达莱公司本案系争七套房屋；
2、英达莱公司支付海厦公司参建款107，922.80元；
3、案件受理费33，039元，由双方各半负担。调解书生效后，英达莱公司依约于同年6月3日支付海厦公司参建款107，922.80元。因海厦公司未履行调解书所确定之交付义务，英达莱公司于2002年7月2日申请强制执行（案件编号：（2002）长执字第1528号）。同年7月24日，该案以自觉履行方式结案。
2004年7月，英达莱公司以海厦公司既未交付房屋，亦未办理系争房屋的权利交付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参建之位于本市昭化路518弄6号东单元（现为518弄1号）201室、202室、203室、601室、602室、603室以及同弄2号西单元（现为同弄6号）203室为产权房，由海厦公司及新长宁公司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之产权移转登记。海厦公司认为双方实际是使用权房买卖，海厦公司开具调拨单，实际交付房屋。不同意英达莱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新长宁公司认为参建合同与其无关，其无义务协助办理过户。
原审中另查明，1995年3月16日，英达莱公司（原上海医药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与上海石化安装检修工程公司签订协议，同意上海石化安装检修工程公司参建其昭化路基地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参建价格合计436万元。2001年2月25日，英达莱公司与上海石化安装检修工程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参建面积由原800平方米变更为412.49平方米，套数由原六套变更为三套；上海医药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同意已支付的150万元参建款作为昭化路518弄1号201、202、203室三套房屋的总房款。同日，上海医药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根据上海石化安装检修工程公司的要求，开具单位空屋调用单将本市昭化路518弄1号201、202、203室三套房屋调拨给上海建设机电安装有限公司使用。同年6月6日，海厦公司下属的物业管理部开具房屋交付使用确认单，通知第三人为上海建设机电安装有限公司办理入户手续。同年6月13日，该三套房屋已办理进户手续，上海建设机电安装有限公司已实际入住，然尚未办理产权过户。
又查明，1996年12月31日，上海沪康房地产实业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撤并重组为上海巍城房地产实业公司，后又变更为上海医药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2003年11月3日，上海医药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更名为上海英达莱置业有限公司。2001年7月20日，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总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更名为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原审审理后认为，英达莱公司与海厦公司对于存在房屋参建合同关系，均无异议，应当确认双方的合同关系成立。因房屋参建协议实为房屋买卖合同，故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本案系争协议订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之前，并不违反
当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已实际履行，现系争协议所涉之房屋权利已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故应当确认系争协议为有效。协议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项下之义务。协议中已明确约定：系争房屋属产权房，并对于单价每平方米4，120元及履行期限均作出了约定。该意思表示应为协议双方之真实意思，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现海厦公司抗辩认为，其仅负有交付系争房屋使用权之义务，并无证据佐证，且与协议约定不合，亦于其对于同一基地上其他合同之现实履行不合，并无事实依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予采信。鉴于系争房屋之实物交付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并已实际履行，但海厦公司却未完成系争房屋之权利交付，显已构成违约。虽然其中三套房屋已由英达莱公司实际转让他人使用，但依合同相对性原则，海厦公司仍应当负有协助英达莱公司办理协议约定之全部房屋产权移转登记的交付义务。虽然第三人并非系争协议一方当事人，但其作为系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对于系争房屋所在基地的债权债务承担，以及协助办理产权过户与海厦公司有明确的约定，应当从其约定，故而其有义务协助办理产权登记之移转。第三人以其与海厦公司之间约定，对抗英达莱公司权利之行使，并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至于第三人在承担民事责任后的权利救济，可另行依据与海厦公司之间的约定追偿，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第三人的该项抗辩不成立。英达莱公司要求海厦公司及第三人共同协助办理系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之诉讼请求，符合合同依据，应当予以准许。英达莱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并无依据，不予准许。
原审法院于二○○五年六月七日作出判决：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装饰实业有限公司应协助上海英达莱置业有限公司办理位于本市昭化路518弄1号201室、202室、203室、601室、602室、603室及518弄6号203室的产权转移登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22，407.60元，由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判决后，海厦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诉称：
1、沪康公司是吊销不是注销，并没有如原审法院查明的沪康公司撤并重组为巍城公司，上诉人认为沪康公司、巍城公司及本案的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主体。沪康公司在1994年7月14日与上海昭化路住房改建办公室签订的参建协议中约定的房屋性质为产权房，不能适用到上诉人与巍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合同关系是从1997年9月25日签订协议开始，此时的房地产管理法已经实施，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所涉的标的物不是上诉人所有，故上诉人将不属自己的财产处分，并与被上诉人签订参建协议，显然协议无效。
2、虽然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签订过协议，但双方约定的是办理55套房屋的产证过户手续，不包括被上诉人的7套房屋，上诉人无法履行交付房屋权利的义务。况且被上诉人购买的是使用权房屋，上诉人已经按照使用权房屋开具住房调配单给了被上诉人，而且被上诉人将3套房屋调配给案外人，案外人依据调配单办理了入户手续，说明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按照房屋调配单办理入户手续。
3、被上诉人已经就系争的7套房屋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履行交房义务，诉讼中双方调解结案，法院也是以自愿履行方式审结执行案件，故被上诉人再提起本案的诉讼，系重复诉讼，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辩称：被上诉人在2002年起诉上诉人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主体并没有异议，并与被上诉人协商调解解决，而且被上诉人参建购买房屋，并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参建协议有效。双方在协议中明确房屋的性质是产权房，因此上诉人应当交付的房屋是产权房，鉴于该地块的历史原因，产权在第三人名下，而且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就产权办理有约定，故第三人应当履行协助义务。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新长宁公司辩称：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仅对55套房屋约定由第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产权过户，第三人也履行了与上诉人之间的协议，而系争的7套房屋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第三人无直接关系，第三人对系争的7套房屋没有协助办
理产权证的义务。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海厦公司提供沪康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一份，该公司目前企业状态为吊销，以证实沪康公司主体至今存在，与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的主体并存，故上诉人与沪康公司之间的协议和上诉人与巍城公司之间的协议无关联性；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对该份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沪康公司是撤并重组为巍城公司，海厦公司之后与巍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是在认可沪康公司变更为巍城公司前提下签订的协议，上诉人与沪康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转移至巍城公司名下，故沪康公司的企业状态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新长宁公司对该份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诉人证明的内容也无异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在原审中提供了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沪康公司撤并重组为巍城公司的企业工商变更资料，而巍城公司、上海医药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系本案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的前身，对沪康公司、巍城公司与上诉人海厦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是承继法律关系，故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从1997年9月签订时起算，上诉人与沪康公司的参建协议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海厦公司与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就系争的7套房屋签订的参建协议，并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参建协议有效并无不当。从参建协议内容来看，名为参建实为房屋买卖合同，故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购买系争的7套房屋，享有对系争7套房屋的所有权，故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在房款付清后，上诉人海厦公司有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所谓房屋的交付，既包括实物交付，也包括权利交付。上诉人海厦公司认为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购买的是房屋使用权，因双方在协议中并没有特别约定，且不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故其抗辩不能成立。上诉人海厦公司应当履行为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相关手续。考虑到该地块在建设过程的特殊情况，包括系争7套房屋在内的房屋所有权证均在第三人名下，故第三人对所涉该地块上的房屋存在协助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义务。第三人以仅与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无法律关系为由，不同意承担协助义务，本院不予采信。虽然被上诉人英达莱公司在本案诉讼之前与上诉人海厦公司之间就本案系争的7套房屋进行诉讼，并经法院调解、执行解决，因该案件系参建协议纠纷，第三人没有参与诉讼，而本案系上诉人主张系争7套房屋的所有权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上诉人海厦公司、第三人新长宁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重复起诉，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海厦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407.60元，由上诉人上海海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羊焕发
审 判 员施菊萍
代理审判员郑卫青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夏琦萍
第三篇：广东省轻工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与TMT贸易有限公司商标权属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轻工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与TMT贸易有限公司商标权属纠
纷上诉案1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德政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发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锦凯,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国才,广州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MT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青山道489－491号香港工业中心B座十二楼11－14室。
法定代表人:王少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轻工业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TMT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MT公司)商标权属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郭锦凯、董宜东(原委托代理人,后变更为钟国才),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少明、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轻工业品公司为开发新产品,于197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与香港东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公司)总经理王少明等人商谈生产吊扇出口业务,一致同意使用由东明公司提供的“TMT”商标,其他外商不得向轻工业品公司订购TMT牌吊扇。1979年9月15日、1980年11月1日,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分别签订二份《包销协议》,约定由东明公司定牌及包销TMT、TMC牌吊扇,免费提供生产吊扇所需的漆包线、轴承、电容器、UL引出线、商标等,由轻工业品公司布产。另还约定东明公司出资并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进行宣传广告,其所用的图案、文字内容应事先与轻工业品公司商定。东明公司于1981年6月20日在香港《信报》刊登声明:“本公司自1980年1月1日荣获轻工业品公司委托为TMT牌吊扇之独家经销”。1981年2月24日,轻工业品公司与东明公司联合在《人民日报》发布东明公司为TMT牌吊扇独家总经销的声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知字终第8号。
轻工业品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与东明公司1980年7月11日、1981年1月23日签订的二份有关“TMT”“TMC、SMC、SMT”商标权属协议书,约定上述商标权属归轻工业品公司所有,委托王少明先生全权代表轻工业品公司在香港及世界各电器主销地区申请办理“TMT、TMC、SMT、SMC”牌家用电器产品注册的一切事宜。但该两份协议都无单位盖章,TMT公司主张该两份协议无效。轻工业品公司在1980年向国家工商局办理了TMT商标注册登记。为防止其它公司模仿、影射TMT商标,轻工业品公司又于1981年办理了TMC、SMT商标的注册登记。TMT公司则在香港地区和中东部分国家办理TMT商标注册。1982年3月,东明公司因股东之间不和而歇业,原东明公司总经理王少明与另一股东林桂泉组建TMT公司,接手原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经营TMT、TMC、SMT商标的吊扇等业务,并负责清还原东明公司所欠的轻工业品公司的款项,也承受TMT等三个商标。TMT公司成立后与轻工业品公司历年签订的多份包销协议和成交确认书(包括1979年9月15日、1980年11月1日、1981年11月21日、1983年1月5日、1984年11月3日、1986年1月13日的协议及1979年11月27日、1980年12月8日和此后的多份确认书等)中,均清楚列明由TMT公司提供本案争议的商标。这些协议和确认书的真实性是双方都主张和认可的。数年来,TMT公司在TMT牌吊扇的主要销售国家和地区办理了TMT、SMT、TMC商标注册,并花巨资为推销上述铭牌产品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工作,使TMT铭牌产品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时也引来不少厂家假冒TMT牌产品。1983年TMT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作为共同原告,起诉香港联通利贸易有限公司商标侵权,香港高等法院于1990年10月11日对该案作出判决,两原告胜诉。1987年10月23日、12月16日,轻工业品公司发出两份证明文件,证明轻工业品公司注册的1980年第142201号“TMT”商标,1981年第151390号“SMT”和第151392号“TMC”商标由香港TMT公司所有和受益,轻工业品公司只是作为受托人代表TMT公司持有此商标。轻工业品公司见到上述两份书证后,怀疑该两份书证系假证,于1998年5月20日申请对TMT公司提交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书证予以司法鉴定。
原审判决还认定,1994年10月6日,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签订一份协议,约定:
1、在中国境内,“TMT”牌商标属轻工业品公司注册,轻工业品公司有绝对的经营和管理权利。如发现国内有任何公司和制造厂假冒或侵犯“TMT”牌商标行为,轻工业品公司需要有效地制止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侵权行为,在国内有关
费用由轻工业品公司负责。
2、在中国境外(包括香港)“TMT”牌商标属TMT公司注册,TMT公司有绝对的经营和管理权利,如发现有任何公司或制造厂假冒或侵犯“TMT”牌商标行为,TMT公司需有效地制止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侵权行为,有关费用由TMT公司负责。
3、TMT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出口的“TMT”牌电风扇及其配件产品,必须全部经过轻工业品公司出口。如因其他原因,轻工业品公司不能提供出口服务,TMT公司在征得轻工业品公司的同意下,可以由其它公司或工厂经营出口服务,但需按工厂出厂价的2％缴纳商标使用费用,并签定商标使用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矛盾,TMT公司认为轻工业品公司没有依约打击国内有关厂家的侵权行为造成其巨大经济损失,要求将TMT、TMC、SMT商标返还或以港币30万元办理转名手续,转让给TMT公司。轻工业品公司认为TMT公司没有依约交纳商标使用费,尚欠19232美元未付,且未经许可使用TMT商标在境内安排生产和销售。多年来,双方当事人为解决商标纠纷进行了协商,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轻工业品公司遂向海关总暑进行了知识产权保护备案。TMT公司在国内安排生产的产品因此无法出口,造成厂家产品积压。
原审判决又认定,轻工业品公司原经办人何耀松、吴萼于1997年12月25日向公司领导书面汇报有关TMT商标问题时谈到:1980年初东明公司的总经理王少明拿着该公司自行设计的TMT商标来公司要求在出口吊扇上使用TMT商标,据王少明解释,商标取自东明公司的英文名称TUNGMINGTRADINGCO．,LTD．首三字的第一个字母,经公司领导与其商谈,同意使用这一商标。使用该商标后,王少明于1980年提出办理商标注册问题,由于当时国家商标法尚未颁布,未接受外商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经商谈后决定,该商标在国内注册由轻工业品公司办理,在国外注册由东明公司办理。后按王少明提出的意见,继续办理了TMC、SMT商标的注册。1985年以前所有TMT牌吊扇上用的TMT商标都由东明公司在香港印刷好标识后免费提供给轻工业品公司布产使用。TMT牌吊扇定点生产厂家桂洲第一风扇厂、三水市地方国营机电厂、中山市家用电器总厂均证实,由TMT公司不断向厂家提供市场信息及技术,长期派员到厂抽查产品质量。
轻工业品公司原名称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1987年10月7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集团)公司(第一名称)、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3
(第二名称)。又于1989年2月24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TMT公司以轻工业品公司违背双方的委托约定,意图侵吞TMT公司委托其在国内注册的商标,阻止TMT公司定牌加工产品的出口,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终止其委托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注册和管理TMT、TMC、SMT商标的关系；轻工业品公司返还因委托关系而取得的财产并赔偿损失人民币1亿元；轻工业品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TMT公司支付的律师费；对轻工业品公司依法予以处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TMT、TMC、SMT商标是东明公司自行设计和首先、实际使用的商标。后经双方商定,上述商标暂由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注册和管理。东明公司解散后,由其股东王少明、林桂泉组建的TMT公司接手与轻工业品公司经营TMT、TMC、SMT商标的吊扇等商品的业务,同时承担原东明公司的欠款清偿义务,上述商标也由TMT公司承受。TMT公司主张是委托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有自1979年始所签订的合同和包销协议、省轻工业品公司原经办人何耀松、吴萼关于TMT商标问题所作的书面说明,以及TMT公司长期与轻工业品公司定牌生产的合作事实以及1987年轻工业品公司所出具的两份权属证明为凭,足以认定。双方出具的书函对权属问题的表述虽前后有不一致,尚不影响这一认定的可靠性。因而,TMT公司主张其对这三个商标的权属也是有合法依据的。根据上述理由,并考虑到TMT等三个商标一直是由TMT公司及其前身东明公司在内地作定牌生产使用的,这些商标还给TMT公司,有利于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TMT公司才能在境外市场合法经销这三个牌子的商品；双方也已发生矛盾,失去合作基础,原告不能在内地继续组织生产和出口,被告则不能在境外相关地区销售同一品牌商品的状况和矛盾,TMT公司诉请终止其与轻工业品公司的委托关系,由轻工业品公司返还上述商标的主张应予支持。鉴于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了TMT、TMC、SMT商标的注册并进行了有效管理,故其商标返还给TMT公司时,TMT公司应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轻工业品公司怀疑TMT公司提交给法庭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证明是假证,请求法院予以司法鉴定,但由于轻工业品公司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公章更换频繁,大部分未经备案,其提交的对照物令人难以采信,而轻工业品公司又无法提供相关充分证据,且该两份证明文件也不是本案唯一证据,故对轻工业品公司的申请不予采纳。轻工业品公司
认为商标权属纠纷应由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管辖,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对此,依我国商标法规定,因注册不当而引起的商标权属争议法院才没有管辖权,而本案是因委托注册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有管辖权,轻工业品公司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确认轻工业品公司注册的TMT、TMC、SMT三个商标专用权归TMT公司所有。
二、TMT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办理有关TMT、TMC、SMT商标权属变更手续。
三、TMT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补偿轻工业品公司人民币50万元。
四、驳回TMT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10010元,由TMT公司负担255005元,由轻工业品公司负担255005元。
轻工业品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通过注册取得了争议商标的专用权,被上诉人与东明公司从未在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注册争议商标,也无任何书面委托文明证明委托上诉人注册该商标,双方1994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再次明确规定了本案争议商标的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TMT公司无权承受东明公司的权利,上诉人从未出具任何文件证明TMT商标归被上诉人所有,因此,原审判决将争议商标判归被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未适用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任何规定,也未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关于保护商标权的规定,却判定被上诉人享有商标权,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所审判的事项并非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且将巨额国有资产判归香港公司,造成国有产资产的严重流失,不符合国家利益,原审判决依法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TMT公司答辩称:商标权是一项民事权利,有关商标权属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收案范围。TMT,TMC和SMT三个商标是TMT公司的董事长王少明设计的,按照东明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商定及定牌贸易合同王少明将商标交给上诉人使用并委托其在内地办理注册事宜。东明公司歇业后,王少明又成立TMT公司接替原公司的业务,承受了东明公司与三个商标有关的民事权利。因此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信托法律关系。TMT公司从来没有接受轻工业品公司的委托办理商标的境外注册事宜。鉴于轻工业品公司违背双方 5
约定,TMT公司有权要求轻工业品公司返还自己的民事权利。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197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轻工业品公司与王少明商谈期间,已达成由香港合作方提供商标的意向,当时王少明是东明贸易公司唯一股东,该公司与东明公司不是同一实体,也无继承关系。东明公司于同年11月成立。东明公司提供的“TMT”商标是王少明根据原东明贸易公司及东明公司英文名称词汇的第一个字母和沙特阿拉伯海关入境签章的菱形图案设计的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SMT”是根据“少明(SHAOMING)”字首拼音设计的近似于“TMT”的商标。由于142201号注册商标注册了TMT文字,但未完全按照王少明设计的文字加菱形的组合图案申请注册,1983年4月,轻工业品公司根据TMT公司(东明公司已歇业)法定代表人王少明的要求,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200833号TMT文字与图形组合商标。这一组合商标与内地定牌加工产品实际使用的商标,并与TMT公司在海外注册和宣传的商标完全一致,也是本案争议的核心商标。轻工业品公司先后在内地一共办理了五类商品的TMT商标注册,两类商品的TMC商标注册,两类商品的SMT商标注册,并在有关国家办理了3个商标注册。TMT公司截至1999年8月21日止在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办理了78个TMT等商标的注册。为继受东明公司的相关权利,TMT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于1982年6月5日、1983年4月15日代东明公司偿还所欠轻工业品公司款港币317万余元。1982年9月3日,轻工业品公司致省外贸局(82)粤轻出四字第1164号文件中确认,扣除东明公司免费提供的原辅料等所抵偿的欠款外,其余欠款港币3113667元由王少明、林桂泉私人偿还。TMT公司代东明公司实际偿还的款项已超出轻工业品公司在上述文件中确认的欠款数额。轻工业品公司否认曾于1987年10月23日和12月16日发出了两份证明文件,怀疑该两份书证系假证,向原审法院申请对TMT公司提交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书证中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在本院二审期间轻工业品公司变更要求为申请对该两份文件的制作时间、打字与盖章的先后次序作出鉴定。经本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该两份文件均系1987年下半年先打字后盖章形成的。TMT公司为证实该文件的真实性,还提供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黎锦文律师行的一份证明,证明1987年10月23日的文件在1988年4月19日已由该律师行在其他案件中使用,说明该文件的签章日期是准确的。1994年12月7日,轻工业品公司致TMT公司是粤轻出业
样〈1994〉第262号《关于加强TMT商标管理的通知》中称:“‘TMT’商标是你我双方经多年共同经营而创造出来的驰名商标。为珍惜这一无形财产,双方经过多次商议,于今年十月六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以便促进加强与完善管理,更为有效地打击假冒商品,及时地制止侵权行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TMT公司成立后与轻工业品公司历年签订的多份包销协议和成交确认书(包括1983年1月5日、1984年11月3日、1986年1月13日的协议等)及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签订的1979年11月27日、1980年12月8日的确认书等中,均清楚列明由TMT、东明公司提供铭牌、商标。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认为:商标权是一项民事财产权,虽然法律对商标权的取得、期限、转让等方面有特殊的规定,但未将权属的确认权授予行政机关。从商标权的性质看,权属诉讼属于民事确认之诉,应当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收案范围。上诉人轻工业品公司关于商标权属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收案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TMT等文字加菱形图案的组合商标是本案各项争议商标的核心商标,与出口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以及TMT公司对外宣传的商标相一致。该商标是由原东明公司股东、总经理,现TMT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王少明在担任东明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东明公司总经理期间完成的设计。王少明是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签订贸易合同的最早的和主要的经办人,根据证人证言和定牌加工的有关协议、合同等可以认定其代表东明公司提出由东明公司提供商标,轻工业品公司按照所提供的商标负责组织生产TMT、TMC等牌号吊扇的要求,轻工业品公司予以同意；王少明还首先提出了将TMT等商标在国内注册的意见。由于受轻工业品公司的误导,东明公司错误认为当时香港公司不能在内地注册商标,故与轻工业品公司商定,由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在东明公司歇业后,轻工业品公司又按照当时任TMT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少明的要求,在国内办理了本案争议商标第200833号文字加图形组合商标的注册。按照双方定牌加工合同的约定,轻工业品公司负责组织生产TMT等品牌的吊扇并办理出口手续,东明公司负责提供铭牌、商标并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负责联系订单,包销全部商品到境外国家和地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TMT公司接替东明公司负责提供技术,监督生产,包销商品,进行商品的全部广告宣传并代替东明公司承担了归回所欠轻工业品公司款项的责任。王少明设计并代表东明公司提供TMT等商标,目的是要求轻工业品公司定牌生产东明公司指
定牌号的商品,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定牌生产合同,故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商标权财产信托法律关系。第200833号商标则是直接由王少明以TMT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要求轻工业品公司进行注册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这一法律关系不仅由商标设计、交付使用与要求注册的事实来证明,还可以由双方定牌贸易合同的约定及只有东明公司(后来是TMT公司)进行商品销售及商品与商标的广告宣传,逐步形成争议商标的知名度和资产增值的事实来证明。1987年10月23日和12月16日轻工业品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文件的内容,在证明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存在委托进行商标注册并管理关系的同时,也印证了在东明公司歇业前与轻工业品公司之间存在着这一委托关系。这两份证据经鉴定证实是真实性的。此外,香港黎锦文律师行证实了1987年10月23日的证明文件是1988年使用过。因此对上述两份证据应当采信。本案争议商标是由轻工业品公司基于东明公司的委托和要求而在国内办理注册的。轻工业品公司是相关商标的名义上的权利人,TMT公司是相关商标的实质上的权利人,在轻工业品公司请求查扣TMT公司出口产品的情况下,TMT公司以委托人的身份请求将TMT商标归还该公司,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判决将商标仅返还TMT公司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存在委托关系,未考虑该商标是以被委托人名义注册并管理的这一事实,未认定存在信托关系,所作认定欠当。双方于1994年签订的协议对商标权属问题再次作了约定。根据TMT公司的陈述和轻工业品公司1994年7月的通知函,可以认定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加强商标管理,打击假冒商品。由于当时双方尚未发生纠纷,TMT公司也未提出返还商标权的问题,轻工业品公司仍是商标的注册人,因此,这份协议中关于商标权的约定应当看作是对商标权当时状况的一种确认,不影响TMT公司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提出返还商标权的主张。由于轻工业品公司申请采取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措施,造成了TMT公司近两年无法出口商品,遭受了巨大损失,轻工业品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鉴于TMT公司对驳回其索赔请求未提起上诉,对此本院予以维持。TMT牌产品的销售市场在中国境外,TMT公司对TMT等商标在境外各主要市场均有注册,享有商标专用权,故轻工业品公司的商品难以使用TMT等商标出口,缺乏获利能力。同时,TMT公司由于无法在国内生产厂家订货出口,国内厂家也遭受巨大损失,且不能向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形成市场萎缩。因此,轻工业品公司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要求法院保护其商标权,不具有说服力,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二审期间TMT公司同意增加补偿数额，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除判决的补偿数额较低有失公平应予变更外,其他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原审判决在陈述判决理由和主文表述上有所失当,应予变更。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变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在国内注册的TMT、TMC、SMT文字及文字与图形组合商标的商标专用权归TMT贸易有限公司所有,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负责协助TMT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商标注册人的变更手续。
三、变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TMT贸易有限公司补偿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250万元人民币,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1万元,由TMT贸易有限公司承担25．5万元,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25．5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万元,由TMT贸易有限公司承担25．5万元,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25．5万元,鉴定费5万元,由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志培
审 判 员 董天平
代理审判员 王永昌
二000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辉
第四篇：周兴明与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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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明与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红中民一终字第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兴明。
委托代理人郑家林，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祎，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天赐。
委托代理人杨煜峰，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周兴明因与被上诉人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蒙自市人民法院（2013）蒙民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周兴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家林、王祎，被上诉人陈天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煜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陈天赐、周兴明及卿启华、李彪、张建聪、尹卫同为蒙自市海红建材厂股东。2012年12月9日，周兴明与其他股东协商后签订了《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协议约定：经2012年12月9日股东会决定同意以472万元的价格并给周兴明经营。
一、甲方（周兴明）同意以每股10%的亏损将每个股东的股权并购，甲方依次付给每个股东现金，卿启华90万元，李彪54万元，张建聪40万元，尹卫36万元，陈天赐171万元„„。
三、付陈天赐的款由于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由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2013年6月30日。
四、债权债务，机器设备由购买方全部承担„„。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未约定利息。到期后，周兴明未按约给付陈天赐171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周兴明对诉争的171万元系其向陈天赐等人并购蒙自市海红建材厂股权时的欠款无异议，但对付款时间有异议，其认为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陈天赐则认为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是2013年6月30日，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相佐证。《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系周兴明与陈天赐、李彪、张建聪、尹卫自愿签订，股东卿启华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但其收到周兴明支付的股权款后也未提出异议，且协议签订后周兴明已实际管理建材厂，故该协议有效。协议对各股东的股金支付时间、金额进行了约定，其中协议第三条载明“付陈天赐的款由于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由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2013年6月30日”，周兴明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0日，陈天赐也不认可双方就付款时间重新进行过约定，故认定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六十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之规定，周兴明到期后未按约付款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故陈天赐要求其支付171万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周兴明的辩解不能成立。双方在《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中虽未约定利息，但由于周兴明未按期付款，故陈天赐要求其自2013年7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及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周兴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陈天赐股金人民币171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0531元，减半收取计10265.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周兴明负担”。
宣判后，周兴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主要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周兴明与被上诉人陈天赐于2012年12月9日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有效错误。
1、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原是草坝镇就能村委会采石场，由该村委会村民集体开采。双方签订的并购协议实质涉及采矿权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
（二）项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矿山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出租采矿权须经有权批准的机关审批，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没有经过有权机关的审批，该协议应当确认为无效。
2、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8条规定“采矿权人不得将采矿权以承包等方式转给他人开采经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为无效合同。
二、原审法院判决周兴明支付陈天赐转让款及利息错误。如前所述，双方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无效，无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审法院判决周兴明支付转让款1710000元及利息37854.25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确认《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无效，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天赐口头答辩称，本案是股权转让而非采矿权转让，该转让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陈天赐向本院提交蒙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登记卡片》一份，欲证实海红建材厂是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上诉人周兴明。
经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登记卡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工商登记不等于采矿权可以变更，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依职权到蒙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一份；到蒙自市国土资源局调查，该局出具了《蒙自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海红建材厂采矿权情况说明》一份、《蒙自市人民政府关于不予延续多法勒小东山王春砂场等3个采矿权的批复（蒙政复（2013）132号）》一份、《红河州国土资源局转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妥善处理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发生变化导致矿业权实质发生转让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红国土资矿（2014）2号）》一份。
经质证，上诉人周兴明与被上诉人陈天赐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蒙自市海红建材厂成立于2012年4月17日，系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周兴明。该厂于2008年10月10日取得采矿权，有效期为2008年10月10日至2013年10月10日。蒙自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5日以蒙政复（2013）132号文件批复不同意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延续采矿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1、《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是否有效？
2、上诉人周兴明是否应当偿还171万元欠款及利息给被上诉人陈天赐？
本院认为，（一）关于《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蒙自市海红建材厂成立于2012年4月17日，该厂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上诉人周兴明，但该厂的股东为周兴明、陈天赐、卿启华、李彪、张建聪、尹卫。2012年12月9日，周兴明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与其他股东协商后，双方签订了《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约定将海红建材厂以472万元的价格并给周兴明经营，由周兴明给付股东卿启华90万元，李彪54万元，张建聪40万元，尹卫36万元，陈天赐171万元。除卿启华外，其余股东均在并购协议上签名，后周兴明已将并购款给付卿启华。本案系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卿启华虽未在并购协议上签名，但其以接受并购款的行为追认了并购协议的效力，《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系全体股东协商后作出的决议，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为采矿权转让，未经有关机关批准，因此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周兴明是否应当给付171万元欠款及利息的问题。在《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中明确约定，由于付陈天赐的款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周兴明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其自2013年7月1日起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底，其认为不应支付逾期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31元，由上诉人周兴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
审判长
王丽仙 审判员
白家华 审判员
许莲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许航源
第五篇：李树元等与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李树元等与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案由】 行政 —＞ 行政管理范围 —＞ 行政作为 —＞ 环境保护行政 —＞ 行政行为种类 —＞ 行政处罚
【案件字号】(2006)一中行终字第11号 【审理法官】 单宝明，于洪群，王桂英 【文书性质】 判决书 【审结日期】 2006.02.28 【审理法院】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终审
【代理律师/律所】 马荣华，同力律师事务所； 袁绪成，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 王学华，北京市松涛律师事务所； 卢永亮，蓟县法律援助中心
【行政责任情节】 行政处罚，合法，违法，废止，一般程序，听证程序，行政判决 【诉讼关键词】 证据确凿，回避，维持原判，撤销原判，听证
李树元等与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6）一中行终字第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树元。
委托代理人马荣华，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绪成，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树增。（未出庭）
委托代理人马荣华，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学华，北京市松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蓟县环境保护局。
法定代表人李继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省奇，蓟县环境保护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永亮，蓟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李树元、李树增因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2005）蓟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树元及委托代理人马荣华、袁绪成，上诉人李树增的委托代理人马荣华、王学华，被上诉人蓟县环境保护局的委托代理人王省奇、卢永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树元、李树增系蓟县城关镇大兴峪村村民，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及未履行环保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于1998年7月租赁蓟县新型建筑材料总厂原址，在蓟县县城北新建一座水泥厂（直径2．5米可扩为2．8米的水泥立窑），1999年9月初该水泥厂及配套的环保设施建成开始试生产并投入生产。1999年9月2 9日被告因原告新建的水泥厂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通知其停止生产。原告停产一年多，后于2001年3月在未得到有关部门批准，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又擅自投入生产至今。从2001年至2005年间，被告针对原告新建水泥厂无环保审批手续，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使用这一违法事实，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并研究寻求解决办法，但一直未形成正式解决方案。被告在接到天津市环境保护局2005年4月25日津环保法函（2005）。140号《关于对李树元、李树增非法建设水泥项目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批复》后，开始了此案的调查，于2005年5月28日对李树元调查取证，通过证据认定李树元、李树增新建的水泥厂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和使用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据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于2005年6月10日作出津蓟环罚字（2005）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原告的水泥厂停止生产。另查，1999年8月10日被告蓟县环境保护局以“环评费”名义收取原告李树增人民币1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项、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及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津环保法函（2005）140号的批复，被告具有对原告所建水泥厂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原告认为其新建的水泥厂建设规模总投资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属二类项目，并依据1995年天津市政府46号令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建设项目有审批权”。因200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2 8号令已将4 6号令废止，第三十七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5年7月24日发布的《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95年市人民政府令第46号）同时废止。”且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明确规定，水泥制造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故原告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庭审中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原告新建的水泥厂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使用这一违法事实。原告提出被告收取原告1万元环评费，即证明被告对原告所建水泥项目已经进行环评，环保设施已经验收的主张，因被告不是环评单位，不具备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职责及义务，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庭审中未向法庭提供其新建的水泥厂环境保护设施已经过验收的相关合法手续及验收合格的登记表，其提供的证据属于被告内部讨论记录及向上级各主管部门之间的汇报材料，尚未形成处理意见，原告以此理由推定被告已对其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认定原告水泥厂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使用，其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依据第二十八条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其水泥厂是在被告帮助指导下做到了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环保完全达标，不存在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和不合格的问题。被告应依据2000年市政府28号令《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2004年市政府58号令修改为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原告限期补办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工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第二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本院认为，原告主张适用的2000年市政府28号令第二十八条第（一）项是指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擅自投入生产或使用的情形，而被告适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是指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的情形。因此，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与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原告依据的2000年市政府28号令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调整的是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这一违法事实，与本案审查的环境保护设施是否经验收这一法律事实无关，原告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履行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其执法程序合法。原告新建水泥厂在蓟县县城城北，1994年市政府批准的蓟县县城总体规划已确定城北地区不安排工业项目，原告水泥厂选址不符合县城总体规划。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津蓟环罚字（2005）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蓟县环境保护局津蓟环罚字（2005）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费用500元由原告负担。
李树元、李树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李树元、李树增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回避事实真相，曲解法律，对法律、法规断章取义，有意偏袒被上诉人，请求本院撤销原判及被上诉人作出的津蓟环罚字（2005）013号行政处罚决定，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
第1组证据2份，包括（1）1993年蓟县新兴水泥加工厂的工商登记户卡；（2）1998年蓟县新兴水泥加工厂的企业登记证书。
第2组证据是1998年9月7日李树元与蓟县新型建筑材料总厂签订的承租协议书。
第3组证据是2005年6月唐山环保设备厂周亚波所写的证明材料。
第4组证据是1998年8月10日李树元与辽宁朝阳重型设备配件厂签订的机械配件订货合同及产品合格证。
第5组证据2份，分别是2005年8月2日原告委托代理人马荣华、王学华律师对原告水泥厂工人肖木信、王茂存所作的调查笔录。
第6组证据5份，包括（1）1999年10月1日蓟县环境保护局向县委、县政府报的《关于信访反映新兴水泥厂违法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2）1999年10月11日蓟县环境保护局向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报的《关于信访反映蓟县新兴水泥加工厂违法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3）1999年9月17日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新兴水泥厂的处理意见；（4）1999年9月14日蓟县环境保护局对新兴水泥厂执法检查情况报告；（5）2003年3月14日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城关镇大兴隅村李树元、李树增建水泥厂的处理意见》。
第7组证据3份，包括（1）1999年4月19日蓟县环境保护局党组会议记录；（2）1999年8月10日蓟县环境保护局收李树增环境评价费1万元的收据；（3）1999年8月24日关于取缔新兴水泥加工厂的通知。
第8组证据4份，包括（1）2001年2月3日原告向蓟县环境保护局写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申请；（2）2001年3月19日原告向蓟县环境保护局再次申请补办环保审批手续；（3）2001年2月21日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文件；（4）2001年3月18日《关于大兴峪村新兴水泥厂信访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
第9组证据是3份法律依据，包括（1）199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第46号令《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2）国家环保总局（1999）95号《关于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收等问题的复函》；（3）2000年天津市政府28号令《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第10组证据是2份法律依据，包括（1）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2）2000年天津市政府28号令《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
被上诉人蓟县环境保护局在庭审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偏离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请求本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蓟县环境保护局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
1、2005年5月28日对李树元的调查笔录；
2、2005年5月28日被告对原告厂区拍的四张现场照片；
3、1999年9月29日被告对原告新建2．5米水泥立窑停止生产的通知；
4、2005年5月28日被告的立案登记表、审议笔录、审批表；
5、2005年5月28日津蓟环罚告字（2005）01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6、2005年6月2日津蓟环听告字（2005）013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7、2005年6月7日津蓟环听通字（2005）02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8、2005年6月16日听证笔录；
9、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二、三节；
11、1994年1月10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津政函（1994）8号《关于对蓟县县城总体规划深化调整方案的批复》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对事实及证据的认定与原审无异。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规定，被上诉人依法具有对本辖区内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管理的主体资格。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证实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所建的水泥厂因未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手续而擅自于1998年7月建成，且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使用的事实，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作出责令上诉人停止生产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在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及告知听证的程序并组织了听证会，其执法程序合法。原审法院判决予以维持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
（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二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宝明 代理审判员
于洪群 代理审判员
王桂英 二00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孔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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