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推进商洛城镇化发展的思考

第一篇：新形势下推进商洛城镇化发展的思考

新形势下推进商洛城镇化发展的思考 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化不仅能拉动投资、扩大消费，亦能加速农变居、增加就业岗位，更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凋发展。据测算，一个农民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增加3倍多，劳动生产率提高4倍多，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左右的投资，全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动GDP增加0.15个百分点，就业提高0.33个百分点，城镇化已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因此，党的十八大、省十二次党代会、商洛市三次党代会均对加快推进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做美城市、做强县城、做大集镇、做好社区”，到2020年把全市城镇化率提高到60%，达到关天经济区平均水平，是推进城镇化发展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商洛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2008年以来，我市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特别是循环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加快城镇化注入了新活力，全市城镇化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

一是城镇人口较快聚集。随着撤乡建镇，学校并点，人们趋向城镇享受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带动人口向城镇流动；保障房、移民搬迁点的建设，促进农民迅速向城镇集中；加之近年来市县区工业园建设，农业产业化和园区发展，就业岗位增加，加速农民向城镇转移。我市近四年累计城镇化率提高11个百分点，净转移农民约25万人，城镇化的人口聚集效应已经显现。

二是城镇设施不断改善。坚持政府投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加大了城镇路网、水网、电网、通讯网、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城镇供水、燃气、公交、道路、管网不断完善，全市7县城均创建成省级卫生城市，柞水县成功创建成国家级卫生城市，城镇整体功能逐步提升，服务能力和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是县域经济加快发展。2012年，我市县域生产总值达到444.06亿元，平均增长15.3%，高出全市平均增速0.5个百分点。县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78.19亿元，平均增长44.08%，丹凤、商南增速超过50%，7个县区的城镇化率超过40%。同时，沙河子现代材料镇、小岭工业镇、凤凰古镇、漫川关古镇等一批特色产业镇涌现，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四是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我市成立高规格的组织机构，强力推进

商丹一体化发展，在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镇安县启动了镇云一体化建设，采取加大市政等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布局重大产业项目等措施，缩小城乡差距。我市还实施了沙河子等18个省、市重点镇、108个新农村建设等示范点创建工作，探索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统筹城乡工作路子，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五是城镇化率快速提高。2008年至2012年全市城镇化率分别为31.5%、33%、36%、40.2%、42.9%，四年增长11.4个百分点。按照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镇化率在30%至70%之间，为快速发展时期。我市城镇化正处于这一时期，且年均增速接近3%，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下一步加快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尽管我市城镇化发展较快，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2012年城镇化率分别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0.47个和7.12个百分点，与全国、全省发展速度比，相对较慢。二是城镇规模小，我市尚未形成50万人口中等以上城市，除中心市区外，其它县城人口均未达到10万，建制镇平均人口不到两万人，小县城和小城镇超过了60%。三是产业配置、基础设施配套相对较差，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及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城镇的协调稳健发展。

二、商洛城镇化发展的前景展望

第一，基本形成的城镇发展体系是商洛城镇化发展的基础。随着西合、西康铁路复线开工建设，沪陕、包茂、福银三条高速公路（商洛段）建成通车，我市已经快速融入西安一小时经济圈，国道、省道、高速公路、铁路沿线的城镇发展迅速，2012年底，其中有市辖区1个，县城6个，街道办事处4个，建制镇122个、社区90个，全市3万人以上的建制镇达到12个，基本形成了中心城市、县城和重点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为商洛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是商洛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器。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驱使人口集中、生产要素集聚和城镇功能以及城镇布局的完善与优化，使产业结构与城镇功能、城镇结构达到相互均衡。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前的准备期，城市化率在30%以下；在工业化的实现和增长期，城市化率在30%－60%之间；在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期，城市化率在80%以上。过去4年，商洛城镇化增长水平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高度相关，走出两条近似重合的曲线，目前我市正处在工业化初期，2012年，三产比例为18：48：34，到2015年将达到10:50:40，未来几年，随着我市工业化进入增长期，将加速推进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实施国家层面的三大发展规划是推进商洛城镇化的正能量。从面临的机遇看，国家颁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均将商洛纳入规划范围，其中，《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将商洛定位为经济区次核心城市，在重大产业布局、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商洛纳入影响区，在空间布局上支持中心城市与重点镇聚集发展，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上不断加大生态补偿力度；《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未来7年多，移民15.6万户、58万人，移民安置建设重点向中心城市周边、县城和小城镇布局，这三大规划的实施将为商洛加快城镇化进程输入强大的正能量。

三、新形势下推进商洛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未来商洛城镇化的发展应以完善城镇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依托，以创新体制机制为保障，以培育壮大中心城市、县城、重点镇为支撑，着力培育个性化城镇，加快提升二三产业规模，以稳步推进农民进城镇安居乐业为重点，积极稳妥地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布局合理、产业配套、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的商洛特色城镇化道路。

（一）注重城市规划，以规划的高品位推动城镇化的高品位。规划是城市建设的灵魂，是城市管理的依据，城市的科学发展首先取决于城市的科学规划。一是做大做优中心城市。超前思维，深化市情认识，敢于突破城市空间布局，适时将洛南纳入商丹一体化范围，规划商州至洛南省道“三改二”或“三改一”工程，优化沿线产业布局，加快推进商州、洛南、丹凤同城化步伐，力争到2020年，建成区人口达到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控制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以承接西安至商洛城市轻轨建设，充分发挥商洛市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二是提升县城建设规模。始终把县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引导产业和人口向县城聚集，将县城建设成为所在区域的经济中心。三是着力培育县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总结和推广沙河子市区副中心建设经验，在全市10个重点镇中选择基础条件好的镇，规划建设县域副中心，加快区域统筹发展，减轻县城自然条件限制和人口、就业压力。四是规划一批富有特色和个性化的建制镇。围绕特色产业发展，科学规划小城镇布局，重点打造个性化的小镇，防止“千

镇一面”。

（二）注重产业聚集，以产业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产业聚集发展是城镇化的源动力，只有产业配套到位才能让农民在城镇既安居又乐业。我市产业布局要实施差别化政策，重点围绕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把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城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培育富有商洛特色的城镇产业体系。一是推进生态农业。总结推广丹凤桃花谷水保示范园建设经验，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镇；同时，通过在生态适宜区布局一批农业现代园区，让农民既能使土地承包权受益，又能在农业园区就业，挣“双份钱”；再次，利用商洛生态环境优美的优势，做强商洛茶叶、核桃、板栗、生猪等绿色食品，做响“山地农产在商洛”品牌。二是突出循环经济。围绕十大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立足柞水小岭、洛南卫东、商南富水、山阳中村等镇经济较为活跃的优势，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产业集聚、经济繁荣、功能完善、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循环经济小城镇，切实壮大小城镇特色经济。三是发展旅游特色镇。充分发挥“秦岭最美是商洛”品牌效应，围绕三条精品线路、四大森林公园、十大景区，重点支持商南金丝峡镇和白浪镇、柞水营盘镇和凤凰镇、山阳天竺山镇和漫川关镇、镇安木王镇和云盖寺镇、丹凤棣花镇等具有旅游特色的小镇发展，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等产业配套，吸纳农转居人群就业创业，稳定增加居民收入。四是做强工业园区。以关系发展全局、带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项目为抓手，集中支持全市10个工业园区建设，努力把各类园区建成项目建设的平台、对外开放的窗口、产业升级的高地、城镇发展的新区。

（三）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城市功能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城乡统筹、实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支撑。一是建设高效便捷的城市内外、城乡之间一体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加强以公共交通为重点的城市交通建设，综合利用多种交通形式，解决市内交通畅通问题；城乡之间要加快建设秦巴山区（商洛）旅游干线二级公路，连通商州仙娥湖、商南金丝峡、山阳天竺山、山阳月亮洞、柞水凤凰古镇、柞水溶洞、牛背梁、镇安木王森林公园等景区，加快通乡（村）公路全水泥或沥青路面改造工作，加快打通出境路、断头路，提高区域内交通网络化水平。二是完善市政公用设施。重点是供水、排水、排污、供气、通讯等，实施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推进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城镇能源改造，提高城镇燃气普及率，推广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型能源。三是强化公共服务设施。重点加强

满足群众教育、医疗、文化、科普、体育和居民休闲娱乐需要以及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镇服务均等化。四是移民搬迁、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建设。重点推进移民搬迁工程以及实施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商品住房建设，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五是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实施老城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塑造城市特色个性，努力把老城做美、新区做亮，打造商洛独特的城市景观。

（四）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破解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难题。一是创新投融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取多种融资方式，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整合各种资源，统筹运作政府土地资产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筹集建设资金。二是创新土地管理机制。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依法稳妥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转，在保障耕地占补平衡的前提下，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化不能简单搞外延扩张，合理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人居用地，提高城镇现有土地利用率，节约集约用地。三是着力解决老城区、城中村改造难题。老城区、城中村拆迁难、管理难的问题严重制约城市发展、影响城市形象。应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采取整体拆建、异地重建、局部拆迁、优化整治等不同模式，推进老城区和城中村改造。四是着力解决城市长效管理难题。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社会治安等问题，防止城市快速发展产生的“城市病”。同时创新城市管理方式，加快户籍管理、社保服务等各项改革，推进管理的人性化、法制化、专业化、精细化，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五）注重生态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有机统一，努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次生环境问题、社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挥好商洛山水优势，做好生态文章，充分利用河流、山地等自然资源，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建设一批绿色生态园林城市和风情小镇，推进休闲、养老地产，建设具有山区特色的生态民居，吸引西安等大中城市高端人群到商洛度假、养老、健身、运动和康体，充分发挥商洛“天然氧吧”的自然优势，把“生态宜居到商洛”品牌做靓，逐步打造“慢生活”城市。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和谐，重视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拆迁问题，注重保障

和改善民生，加强农变居群众的技能培训，解决好失地农民就业和生活问题，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篇：关于新形势下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前言

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城镇化都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也遇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这其中困难重重、情势严峻。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相对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在实现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变中，遇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为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城镇化的道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我国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城乡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城镇化的概念分析

所谓城镇化，一般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和城乡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所谓过程，乃是事物发展由始至终的一个阶段，它既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永久持续。城镇化始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而同时二、三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物流、土地等生产要素产生极大需求，从而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的综合承载力极大提升，城市文明和城市意识广为扩散和传播。城镇化进程结束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转换完成，人口迁移、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已经达到均衡，则其变化已经达到相对稳定，城镇化进程自然结束。

其次，城镇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文已述，城镇化的出现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流通从而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同时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城镇化进程超前或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前者如目前广为存在的开发热潮，后者如我国的户籍制度等，都会对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不可不慎。

最后，城镇化进程的内涵还应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等精神文明的转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七项基本指标反映文明城市创建的基本情况，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享有较高的生 — 1 —

活质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二、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衡量一国、一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准当然是城镇化率，即通常采用的以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总数的百分比计算出来的结果。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截止2010年底，2010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9.68%，比“十五”末提高6.68个百分点；宣城市则达到了45%，比“十五”末提高了10个百分点；绩溪县达到了%，比“十五”末提高了 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动力将会下降，城镇化速度将会稳中有降，而且将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我国城镇化将进入稳速提质的新阶段。

一是城镇化的质量不高，水平不一。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在时间上是错位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率先发展重化工业，着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但是为了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我国对于城镇化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农民除了升学、招干、入伍等极少量渠道外，能够实现城镇化的渠道极其有限。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转移政策逐步放开，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增多。城市以其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预期、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相对便捷的商业服务体系吸引了大批的农业转移人口来到城市务工和生活。

根据人口“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0.40亿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人。农业转移人口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农业转移人口在我国城镇化率的计算中往往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他们又保留着农业户口，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相应待遇。从这种意义上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虽然高，但质量是不高的，是不彻底的，有不少是“夹生”的城镇化。而且从未来看，我国城镇化高速增长的动力将逐步减弱，城镇化速度将会稳中有降。

--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逐步缩小，削弱了城市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这会使得城镇化动力下降

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开始不断完善，针对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而且还将进一步完善，随着国家财力的提升，标准也将会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已经逐步社会化。国家社会保障的大网已经基本覆盖了城乡，相互之间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而且在将来，城乡之间有可能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使用权缺乏市场化的退出（流转）机制，使得城镇化动力下降

按照当前的政策，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只能在集体成员之间流

转，根本没有市场化收益。农村居民如果要转为城镇居民，其宅基地和承包地往往要无偿交还给集体，而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在我国不少中小城镇放开户籍政策的实践中，有不少农民在权衡利弊后往往会保留其宅基地和承包地而不愿转变成为城镇户口。而且在发达城市的郊区、大城市的郊区，由于在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农村有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相对宽敞的居住空间，以及农村土地被征用或改变性质后会产生巨大的收益预期，很多农村居民更是不愿意转变成城镇居民户口，甚至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还想将其转换为农村户口，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人口流动政策的日益宽松使得城镇化动力下降

我国人口流动政策日益宽松，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在不放弃自己农业户口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收入预期，在全国自由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分享城镇化的收益。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之间仍将保持较大的差距，但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有效弥补这种差距。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民花费到农业生产上的时间日益减少、劳动强度也日益减轻，农民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日益增多，农民可以利用更多的自由时间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获得较高的收入。如果农民能够在城镇获得很高的收入，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让老人亲戚耕种、转包甚至撂荒，以获得更高的综合收益。从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看，农民收入愈高的地方，其非农收入占的比重就愈高，农民发家致富往往不是靠农业，而是靠非农产业。自由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使得在城镇有就业能力的农村青壮年人口绝大部分都已经流动出来，在长期超低生育率的影响下，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农村新增青壮年人口将会在达到峰值后呈现较快减少的势头，从而在根本上使得我国城镇化减速。

--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在一定时期内减少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从而降低城镇化动力

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技术都会对普通劳动力产生排挤作用，减少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即便是在传统的吸纳普通劳动者就业较多的行业，目前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其吸纳普通劳动者就业的人数也大大减少，如纺织、食品、机械组装、玩具制造等行业。而农村转移人口一般只是普通劳动者，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受到的就业影响十分明显。

三管齐下，积极提升城镇化质量

--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注重质量的重要阶段。在我国社会保障仍然按照城乡分别推进、还未实现一元化管理的情况下，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就是在城镇有稳定工作、并且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从发展的眼光看，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不健全时期的特殊产物，农民工市民化实质上是使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相关待遇市民化，在城乡

社会保障实现一元化管理后，此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目前要从惠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自身意愿，一方面要积极研究农村社会保障向城市社会保障的转换问题，另一方面在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使用权无法市场化退出（流转）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允许农民工带地（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城镇化的做法，即允许农民在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前提下，享受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相关待遇。

从长远来看，我国城乡社会保障要实行一元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限制农业转移人口的种种制度障碍。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机制

为了保障粮食生产，国家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村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功能，如果放开流转农村土地使用权，可能会产生社会问题。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而且会不断完善，土地承担社会保障的功能在逐步弱化。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的改善，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国家可以在对农村土地使用性质进行严格管理的前提下，逐步在更大范围甚至全国放开土地使用权流转，给已经城镇化但拥有农村土地的居民一个市场化退出渠道，让其分享土地使用权市场化退出的收益。

1998年城市居民房改以后，作为国有土地的城市住宅用地的使用权已经开始在全国市场化流转，房改之前按照分配制获得房产的城市居民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资产收益。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作为集体土地的农村住宅用地的使用权目前还无法在全国进行市场化流转，农民在转成城镇户口后只能无偿交还集体，这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很多农民也是不情愿的。要参照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全国市场化流转的方法，探索逐步推进农村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全国市场化流转以及承包地使用权的全国市场化流转的方式方法，让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一样分享其按分配制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巨大收益，减少农村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不断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会有所下降，但是未来一段时期仍将保持较快的速度，人口和产业仍将会向城镇集中，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和集约化程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不足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40%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按照区域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衡的原则，这些城市群的人口数量还要翻番，城市群仍将是未来吸纳人口的主体，也是未来我国推进城镇化的重点。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切实改变城镇土地利用粗放的模式，使城镇建成区扩张的速度与其吸纳人口增长的速度基本保持一致，按照集约高效的要求，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增强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重视城市的规划和建

设，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和基础设施，打造宜居城镇。

从积极方面来看，从国际的普遍经验来看，城镇化是与人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的。世界171个国家(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直接展现出正向关系。在78个高人类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中(人类发展指数不低于0.8，有72个国家(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只有不到10%的高人类发展国家(地区)的城市化率低于50%。另外，在城市化率超过60%的77个国家(地区)中，只有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7(中等偏下人类发展水平)。

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市场需求将会迅速增长和多元化，这会促进专业化分工，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效率(世界银行，2009)。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新型业态，特别是研究开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保险业、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等，必须依托城市发展才能得到扩张。不仅如此，城市产业的繁荣和高回报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流人，这些要素的整合将会进一步诱发新的技术创新和流动，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OECD，2010)。因此，城市是现代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区域。

城镇化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促进人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大大降低了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成本。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优势也是明显的，这种优势不仅是因为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还因为城市集中了优秀的相关人力资源。

城镇化有助于促进政府治理的改善。当农民离开农村聚集在城市之后，会从多方面影响政府治理。城镇化使政府与民众的距离空前的拉近了，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容易观察和监督。人口的集聚推动了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化和分工，民意表达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专职化，公众意见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是由于人口聚集程度低、居住分散，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因此，在争取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农民这个数量更大的群体反而缺乏与城市居民对等的影响力。

从长期看，城镇化还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就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为农村的产品提供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促进农村土地的开发，并使农村突破传统关系的制约，变得更有秩序、有好的政府和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国富论》第3篇，第4章)。韩国在其快速城市化的1975年至2005年期间，农业人口减少了76%。但是，由于土地洲国家，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只好向城市迁移。在进人城市后没有得到良好就业和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只好集中居住在破陋的棚户区。其次，城市的土地和住房管理的混乱也助长了贫民窟的出现。印度贫民窟形成之初，主要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政府的房租控制导致出租房的缺乏，也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当800多万人挤在条件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却有40万套住房空置。此外，贫民窟的大范围存在折射了公共政策在公平性和包容性上的不足。当大量缺乏教育和劳动技能、只有微薄资产甚至赤贫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时候，政府如果不能为之提供基础性的教育、职业培训和医疗保障，不能提供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贫民窟的迅速扩大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过去200多年国际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城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的普及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社会治理的完善，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等等。但是这种潜在机会能否转化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导向，以及一个国家的土地政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公平分配等。

第三篇：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如何推进城镇化发展

兽医学院

陈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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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的历史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其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强大引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向城市流动的30多年，也是改革的30多年。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可以说是推动城镇化的最大动力之一。改革开放前，通过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自由迁徙”受到严格限制，加上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出现了“逆城镇化”倾向。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至90年代中期的几年间，中国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涌进城镇的农民工规模急剧扩张，每年增加约2000万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城镇化由此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城镇化和工业化、现代化相互促进，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1%提升至2000年的36.22%。有专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城镇化的进程，打造出“长三角”这样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开放型的核心区域。

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后的今日，“重物轻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增长困局，城镇化和改革同时走到了新的路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论述引人注目。李克强提出，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就有长久持续的动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转型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涉及一系列亟待突破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最为迫切，通过这两项改革，将进一步打破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藩篱。2013年，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论证重大改革方案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立这样一个联席会议制度，被看作是为了此后进一步改革作出准备。党的“十八大”把新型城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种种政策信号表明，城镇化已成为党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和政府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并将成为中国核心国家战略。

如何有效的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统一价值观，是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前提

推进城镇化，首要的是政府和企业形成统一价值观，通过考察、培训等方式，使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各方认识什么是城镇化，如何用市场化推进城镇化，共同研究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以及双方合作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如配套政策的支持、组织领导机构、双方责权利的划分等。如此，城镇化建设必然能够实现“政府得发展、百姓得实惠、企业得效益”三方共赢的良好愿景。

（二）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是顺利实施城镇化的保障 既然城镇化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则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程序就十分必要，如城镇化项目立项和土地指标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政策、金融服务规范等。

1.与建设项目有关的部门，如发改委、建设和规划部门、国土部门等，有必要抓紧研究出台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管理程序，保障城镇化项目顺利推进。

2.为适应市场化运作需要，土地出让收入分配应本着“谁投资谁收益、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分配机制，保障实施主体的积极性。

3.要使金融机构能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则首先需要在行业类别上重新定位城镇化，使其区别于房地产，以便金融机构能够不受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约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服务。其次，针对城镇化项目的金融产品创新，也是金融部门需要研究的课题，如项目贷款形式、抵押物标的设定等。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差异大，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如何实现城镇化的个性化，使区域发展既符合当地实际，又符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功能定位，并从考核机制上建立有针对性的考核目标，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短期行为的动机，使政府真正由经营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是中央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助推地方城市发展：

（一）注重产城融合，城乡发展一体化。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产与城的关系，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以产留人，避免因缺乏产业支撑而导致的“空城”困境。一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坚持现代化元素与市民内在需求相统一，统筹推进交通、信息、能源、环保、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坚持“地上”和“地下”相结合，既做好“显绩”工程，又做好“隐绩”工程。加强市域、市际间基础设施对接，强化区域基础设施协调与共享。科学布局加密型紧凑型城市，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二是镇村发展工业化。实施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推进的策略，加强城市和农村之间土地和资本的流动，把工厂办到农民的家门口，发展壮大村镇集体经济，农村就地变城市，农民就地做工人、做老板，使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三是优势产业集群化。坚持走集聚发展之路，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梯度发展，促进各类企业向城市、园区、经济带集中，逐步在有条件的农村片区形成一批规模较大、层次较高、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规模效益和集群效应。建立一批符合乡镇实际、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基地，促进产业链条向前端设计和后端服务延伸，做强做优制造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支持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检验检测、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行业平台建设，为乡镇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城市发展组团化。优化城镇片区主体功能，推进区域统筹，加强资源要素、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行政资源的整合，推动城市空间从分散到集聚，从多组团到大组团，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加强城市对接区域发展，融入大城市群，突出城市发展个性，形成城市之间合理分工、布局。

（二）注重创新驱动，城市运营绿色化。

创新驱动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正确处理城市扩张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大力推进城镇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一是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采取政产学研结合、校地合作、协同创新的方式，由地市投入资金、提供研发用房，由高校院所投入技术、人才、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推动高校研发与地市需求的无缝对接，构建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凝聚创新资源，培育创新载体，建设一批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和创新产业集聚区。对应“国家制造2025战略”，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推动城市产业低碳化发展。二是加快城市管理创新。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城乡统筹规划管理机制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推进“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管理，加快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创新应用，统筹实施“智慧环保”、“智慧医疗和教育”、“智慧城管”、“智慧交通”等重大信息化工程，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和资源集约化利用。三是加强环保治理创新。按照让人和城市融入大自然的发展理念，明确城市发展的边界，严格落实生态红线规划管控。创新城市环境治理制度，持续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治理与修复。强化对山麓、滨水地区的开发建设控制，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保护农村自然生态田园，塑造具有地方特色、望山见水、疏密有致的城乡风貌。利用边角闲置地块和景观岸线等，建设方便市民休闲活动的社区公园，打造“快节奏、慢生活”的宜居生活空间。

（三）注重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任务。一是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积极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建立健全“城乡一体、保障广泛、覆盖全面、水平适度”的社会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设施一流、网络健全、内容丰富、参与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渠道多样、本外共享、优质均衡、城乡协调”的地方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二是推进优质公共服务向基层社区全覆盖。针对基层社区公共服务先天投入不足、供给机制不完善、专业水准不高等问题，统筹规划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把治安、环卫、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费用纳入市财政统筹范围。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法律仲裁、心理疏导等基本公共服务延伸至基层社区。创新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完善社区服务信息化平台，建立社区政务服务中心，承接政府下沉到村（社区）的行政工作和公共管理任务，有效推动村级行政事务、自治事务和经济事务“三分离”，减轻村（社区）的经济负担。引入专业化、社团化、公司化运作的服务机构，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三是统筹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异地务工人员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进包括异地务工人员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必须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条件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批次清单和阶梯式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途径，逐步将异地务工人员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共享范围，有效解决异地务工人员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让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四）注重社会和谐，城乡社会治理法治化。

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理，是当代政府必须履行的核心职能，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是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农村(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独特作用，建立“党组织领导、村委会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索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围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人际关系，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集体协商和共同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目录和清单，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和服务机制。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积极拓宽居民参与渠道。二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以及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的矛盾错综复杂，基层社会治理和矛盾纠纷化解压力大、任务重、挑战性强。必须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建立融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居民调解于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建立集组织领导、预防调处、快速处置于一体的大预防机制。坚持全程跟进、适时介入、果断处置，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劳资矛盾多元化化解的源头治理机制。深入开发大数据在社会舆情、治安防控、应急保障、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三是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关键问题。正确把握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法治与德治、自治的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继承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推出地方城市基层治理整体设计方案，切实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围绕创新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基层重大社会事务协调、村镇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基层民主和依法治理等关键环节和重大问题，进行有效改革，建立完善充满活力的基层自治体制机制。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异地商会建设、企业诚信经营等方面，创新推广积分制管理，大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五）注重多元包容，常住人口市民化。

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工作环境的提升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要义。一是有序拓宽人口市民化通道。以优化积分制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为重点，优化调整外来务工人员入户政策。推行以居住证为基础的户籍制度改革，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工作时间长、可以适应城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口市民化问题。加快户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依法依规保障本市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待遇一体化管理。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体系。二是培育多元包容的城市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融入地方城市人文精神，化为市民的内在准则和行为习惯。大力培育和塑造具有开放开明、兼容特质的包容文化，增强地方城市文化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大力培育塑造地方城市精神，精心宣传推介地方城市形象，增强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大力倡导和弘扬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使本外人口和谐相处，构建本外融合型社会。推进基层文化站、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广泛开展便于社会各群体参与展演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使外来务工人员有好书读、有好讲座听、有好展览欣赏、有好平台展示，营造和谐、兼容、共享的文化氛围。三是大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坚持经济与文化双翼齐飞，以文化建筑延续城市文明，加强城市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增强城市文明的积淀。依托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时间全天候、空间全覆盖的图书馆网络，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发动市民共建学习之城。依托绿道网、森林公园等，引导市民参与环保行动，践行绿色环保生活理念。加快构建个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机制，提高市民的诚信意识。以空巢老人、困难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为服务重点，组织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建立健全内容丰富、效果明显、机制健全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推进城镇化，需要从意识上和行为上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使参与城镇化进程的各方主体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第四篇：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鉴于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不能盲目按照固有的传统模式布局城镇化的空间体系，而是要从深层次上把握城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更加注重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的协调互动，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第一，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城镇是因经济、文化或政治的原因，促使大量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剩余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既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也创造了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正因如此，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研究中，衡量城镇化率的高低就是以常住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教育引导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第二，城镇化必然带来空间的扩展。人口和产业的不断聚集，促使城镇区域不断扩大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城镇空间的扩展，既表现为城镇人口、地域规模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加，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如今，现代化交通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辐射范围, 城市圈的半径不断向外延伸, 使许多区域置于更强的城市影响之下，从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例如，我国苏南地区城市群的成功发展得益于现代化的交通设施，拉近了与上海的距离，更有效地接受上海辐射。

第三，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农业为城镇居民提供粮食、蔬菜、肉、蛋等，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是城镇化发展的根基；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服务业发展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各种服务，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支撑。城市的繁荣就是产业的繁荣，没有产业的支撑，城市就会衰退和没落。实践证明，只有结合城镇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为城镇的持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第四，公共服务和管理为城镇化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从城镇发展历史看，最早的城镇几乎没有公共服务和管理。但是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人口大量增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客观上要求城镇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管理服务。而且，随着城镇人口的扩张和空间的扩展，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对城镇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大城市病”就会应运而生。

第五，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城镇发展的魂魄。城镇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烙印，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文化内涵。特色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都会使城镇逐渐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质，从而增添这个城镇与众不同的魅力，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城镇失去了特色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内涵，失去了魂魄，失去了竞争力。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都是实现城镇化的基本要素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城镇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各要素的健康运行和相互协调。任何一类要素的缺失都会导致城镇化基本要素系统的不完善，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和缺陷。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切实把握城镇化要素支撑系统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关系，更加注重要素的协调互动。

第五篇：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卢 斌

2013年第6期 ——经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廓清“五大关系”，正视“五大问题”，打牢“五大基础”。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廓清“五大关系”

1、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的关系。2005年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随着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广大农民开始熟悉起“新型城镇化”。放眼世界，无论是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日本的“造村运动”，还是德国“城乡等值化建设农村运动”，都加速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器”。2011年，我国宣布的城镇化率接近52%。按照国际惯例，过了50%，就意味着城镇化到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重大转变是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新的“里程碑”。如果要论及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的区别，前者偏重农村的“独唱”，后者则是农村与城市的“合唱”。

2、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通俗地看，城市二字，既要有“城”，更要有“市”，互促互长，不可偏废。按照工业发展指数的分法，我国目前大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或者中后期，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处在后工业化时代。英国从1760年蒸汽机时代开始，工业化用了近300年，美国用了100多年。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才50多年的历史，工业化这一课，基础尚不牢固、体系尚不完善、机制尚不优化，必须“补课”。

3、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的关系。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是“增减挂钩”。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3个耕地面积增长时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极高。2/3的日本人口集中在东京等三大都市圈，韩国50%的人口集聚在首尔。我国的人地矛盾突出，世界少有。新型城镇化不能走大中城市已有的“城市病”老路，对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务必最大限度地把住“土地财富的闸门”，让耕地的数量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多起来”。

4、新型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近期有一组发布的数据，未经权威部门核实：我国30多年的改革成果，人均GDP增长了100倍，货币供应量增长了700倍，汽车增长了1万倍。而现在我们80%的城市缺水，石油、煤、矿等资源大约还可以持续开采50年左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沙尘暴”、“雾霾”等问题，不致于也“上山下乡”，是对最后一方净土的“生态大考”。

5、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五千年中华文明，儒家思想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倡导的是“乡村文化”。像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农村农民大国，推进城镇化，必须传承“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乡村文化脉络。背离了这一主脉，势必会将“千城一面”，复制为“千镇一面、千村一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才叫做乡村，古训不可忘。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正视“五大问题”

1、“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双重束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障碍。我国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在世界上最少，户平7.5亩，仅为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日韩的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我国现

有2.6亿农民工，且每年以4%的速度递增，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人地矛盾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2、“人多钱少”的矛盾。我国有1.9万个建制镇，但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世界排名第84位，约占美日的1/

8、韩台的1/4，城镇化资金投入缺口巨大。农村产业发展缓慢，城镇经济支撑乏力，难以发挥小城镇的聚集与辐射作用。由于撬动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强，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单一，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捉襟见肘。

3、“人多话语权少”的矛盾。社会建设的重要趋势，是公民主体和公众参与。城镇化必须抓住主体不放。当前，农村社会的公众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农民的财产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被虚化”、“被代表”，绝非偶然和少数。农村社会常态化的“空巢现象”，更让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虚位”。

4、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目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率之比约为0.63，不足世界平均比值的一半，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我国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比高收入国家低21%。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没有市民化。农村土地难以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难以推进。

5、城市化滞后社会化。城市与农村被形象地描述为：城市是拥挤而快乐着，农村是闲散而寂寞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正改变着这一景象。我国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回不去“祖上的家园”，带来了城市管理的新问题。农村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城市与农村的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建设对城市化浪潮的需求。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打牢“五大基础”

1、资源基础：坚持节约集约用地，防止“圈地运动”。土地是财富之母，是政权之基。必须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把住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用途“关口”，真正实现“一样的土地、更好的生活”。借“土地流转”之手，治“二元结构”之病。以土地规划为“母规划”，来统筹好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决防治“大占大用、大拆大建、造镇造村”现象，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沦为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2、经济基础：坚持培育本土工业，防止产业“空心化”。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突出产业在城镇化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将工业化作为推动城镇化的强力引擎。除招商引资外，更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培育本土工业。千方百计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上山下乡”、“出城进镇”和“落地生根”，防止产业“空心化”，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形成“政策引导企业、企业壮大产业、产业支撑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3、组织基础：坚持推行农民合作，防止“主体错位”。日本和韩国的农民，80%都在农协里，台湾的农民90%也在农会中。新型城镇化中，“谁当主人、谁来推动”，这是区别以往历史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用全新的组织方式，把广大基层农民组织起来，切实防止“主体错位”，防止“新坛装陈酒”、“新法走老路”。

4、决策基础：坚持推行公众参与，防止决策“碎片化”。科学决策，才能保障科学发展。一定要将公众参与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提高公众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实现由“行政领导决策”向“公众参与决策”的转变。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让公众在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5、生态基础：坚持生态可持续，防止农村“城市病”。改革开放仅仅30多年，但农村“青山绿水”的“田园画卷”却似乎离我们已十分久远。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几乎快成了农村人的“奢侈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自然生态禀赋，决不能搞“开山造城”运动。必须坚持生态循环可持续，防止“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坚持把城镇建设与资源保护的有机结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生态基础。■

（作者系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