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中国对国外经济教训的借鉴启示（共5篇）

第一篇：读书心得:中国对国外经济教训的借鉴启示

根据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资源缺乏，应该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缩短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即所谓“以市场换技术”。

事与愿违，时至今日，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技术的提升，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中国企业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上不能突破—

—开发不出先进技术，外国投资者也不转让（早期转让的也都是在本国被淘汰的技术）；下面临断裂——大量的劳动力不能向工业人口迅速转化，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此外，还要面临其他人口大国的竞争，“比较优势”正受到后发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

痛定思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企图简单地靠让渡市场来获取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所必需的全部科技简直是幻想！中国的科技进步只能靠自己，我们必须自强！本文通过对战后日本产业发展路径的分析，指出市场在一国产业结构中应有适当的“度”，只有把握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才能促进核心技术迅速发展，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一、日本的“技术立国”

战后初期的日本几乎进入“石器时代”，民生凋敝，物资极度匮乏。但在二十年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靠的就是“技术立国”这四个字。

日本政府注意到，要使国家经济迅速恢复，跻身强国之列，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有泽广巳在主持“日本复兴计划”过程中，推行“倾斜生产方式”，不计收益得失，将有限的物质资源集中投入在煤炭、钢铁、电力、化工四大重工行业，严格限制轻工业发展，部分轻工业由于无法从内循环的重工业体系获得资源而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极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又使农民被迫承受很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只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

由于重工业在初级发展阶段具有内循环的特点，很少提供最终产品，自然也就没有利润，日本政府用发行货币的方式弥补帐面亏空，现金、存款、国债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上层与人民同甘共苦，绝不先富。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日本再次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

战败虽然使日本丧失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财富，但人才犹在，希望犹在。大和战舰虽然沉没，但曾经建造了大和战舰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物质财富可以被摧毁，但近百年工业化历程积攒的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剥夺的。飞机工厂改造汽车，造舰工厂改造轮船，造瞄准镜的工厂改造照相机。工程技术人员日以继夜、以厂为家、不计报酬、默默奉献，在基本的食品配给都无法充分保障的条件下，使日本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工业重新运转起来，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并将日本逐步推入“黄金时代”。

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有一个重要特点，不论市场需求有多大，不管外国商品是多么的物美价廉，在本国没有突破技术瓶颈的时候，在本国相应的重工业体系还未完善的时候，坚决保护民族工业，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坚决压制国内需求，让人民耐心等待。在把资源投向重工业的发展、组织人员攻关的同时向外国敲诈：“你现在如果不低价卖，以后就没得卖了。”日本的技术精华在“产经联”，产经联的一条铁律就是：如果基干工业没有发育好，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谁敢破坏基干工业，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基干工业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人民必须等待。就是这一种“挺”的精神，使战后日本的基干产业快速完善，产能逐步增长，最后一飞冲天，由蛹化蝶！

相比之下，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开放都显得很急躁，甚至缺乏理性。比如说彩电业，从圆角球面到直角平面，从高清晰到背投，再到液晶、等离子，彩电业的每次升级都会留下中国的脚印。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多数居民看得仍旧是圆角球面彩电，并不是它们生产不出来，而是它们的国民在等待彩电业技术真正革命性的突破。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泛滥”的时候，才会明白产业内部浪费是多么的严重可怕？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彩电业“集体自杀”式降价竞争的时候，才会重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将导致我们的行业利润是多么的微薄有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遗憾的是，我们奉上了市场，引进了外资，核心技术却没有换回来，民族产业提前“入世”，大多数企业在技术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被迫陷入异常激烈的竞争。柳传志深有感触地说：“中国it业1992年

第二篇：国外养老经验对中国养老的启示

国外养老对中国养老的启示

1欧美国家

法盛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各国财务状况、物质福利、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指标评出全球退休指数。评出世界上最适合养老的十大国家，位居榜单前十位的国家，其中7个欧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2个大洋洲国家。

（1）瑞士是全球公认的、名副其实的“最适合养老的国家”。居住环境一流：面积不大，但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河流、湖泊、森林……它包含了太多我们所能想象的美。还有各种高尔夫、登山、滑雪运动，让老人退休生活更精彩。这里的人平和、朴实、包容，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相处融洽。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和强制性养老金制度等让瑞士成了“最适合养老”的国家。

一是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由瑞士开发的一个养老项目，即人们在退休以后，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去照顾需要帮助的老人。其服务时间将会存入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内，“时间银行”会将服务时间统计出来，并颁发一张“时间银行卡”，在未来自己需要他人照顾时，可取出使用。另外，对于那些已经把时间存起来，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不使用“时间”的老人，“时间银行”便把义务服务的时间折合成一定的金钱或物质奖励，返还给老人。

二是，先进贴心的养老院。

瑞士大概有1700家养老院，其中60%为公立，40%为私立。瑞士养老院的规模都不大，每家通常设有几十至三百张床位不等。虽然容纳人数不多，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士养老院基本可以做到1个专业护工照顾1个老人。

（2）挪威建立的石油基金（2006年更名为养老基金），目前资产达到1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金。除以挪威520万人，相当于每人拥有19万美元的养老财富

在挪威并没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他们更乐于去到养老院养老。挪威养老机构的环境静逸、空气清新，关注老人的身体心灵。很多养老院都会为长者开设演讲比赛、歌舞表演、电脑课程、外语培训等活动，甚至连心理医师、音乐理疗师、牧师等工种都配备了！

2亚洲

在亚洲也有养老很好的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

（1）韩国的社会保障做的很好，社会保险（四大保险）、公共扶持（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服务。

韩国现代养老金体系的发展起源于1960年设立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1963年，韩国从公务员养老金计划中分离出军人养老金计划；1975年，韩国设立了私立学校教师养老金计划；1988年，韩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国民养老金计划。公务员、军人及私立学校教工等特殊职业养老金与国民养老金计划形成了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社会保障制度。1994年和2005年，韩国分别引入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和第二支柱退休养老金计划作为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补充。2008年，韩国引入基础老年养老金计划，资金由财政拨付，用于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构成了零支柱。至此，韩国形成了以第一支柱为主体、第二和第三支柱特色发展、零支柱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2）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老年化特别严重，社会中的各个行业都有大量的高龄工作者。

日本的养老保险有三个层次，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厚生年金基金和企业年金，这些福利几乎包括了社会中所有年龄及阶层的人，所以说日本的养老机制福利，社会福利都是很好的。

日本的养老体系经历了多次改革并具备了有以下特点，多结构形式的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上的运用。

3我国

我国的养老机制也经历了多次改革，在制度不断完善改进的过程中，我国老年人的福利也在不断改进，比如我们身边的例子，在我们家乡老年人出行就享受了很多福利，公共交通上老年人有很多优惠，有老年免费卡和老年优惠卡，对老年人出行有很大的便利。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特别惊讶于瑞士的时间银行制度。因为我国较大的人口基数，在这种双刃剑的条件下，我感觉这个制度能很好的弥补劣势并把它转为优势。因为养老对于我国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护理人员，比如很多敬老院都存在人手不够的情况，这就导致了部分老人得不到足够的照顾，以及必要的聊天谈心的精神照料。在家的老人虽然能得到儿女的照顾，但是儿女都是有工作的，对于一个孩子的老人，必要的照顾更是不够的，也会给孩子加大负担。而如果实行这种制度，创建这么一个组织，参与这个组织的很多刚退休身体健康的老人都可以安排照料年纪更大的老人，这些老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爱好，能更好的省去一大部分护理人员，甚至可以几个老人配备一个有医学知识的护理人员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国家富强，虽然还没达到发达国家但已经全面脱贫。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福利也在不断上升。国家可以再接再厉，吸取日本挪威等国家高福利的经验，继续增加老年人的福利。

第三篇：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贾西津）中国的非营利部门正在发展之中。近年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社会化及社区建设的展开,以及庞大的事业单位改革的开始,使得非营利组织作为公共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个阶段的非营利部门需要大力扶持、发展、培育,也更需要澄清认识,规范管理,建立配套可行的法律政策体制和监督机制,使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样它们才能真正承接政府职能转换转移出的功能,完成治理结构的变革。西方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中有一些较为共通的东西和成熟的经验,是中国在进行非营利部门管理改革时应该注意的。本文从非营利组织的分类和法律管理体系、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内外部监督管理体制等三个方面简要阐述。

一、非营利组织的分类和法律管理体系

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非营利组织主要指以下三类组织: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依据《基金会管理办法》(1988)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和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前两种获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后一种视不同情况获得法人、合伙或者个体的行为主体资格。按照现行《民法通则》的规定,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法人具有民法中的法人地位。没有经过民政部批准!登记取得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被视为非法组织。

国际上对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法律框架有不同的模式。在美国,根据联邦税法501C3,在宗教、慈善、教育、科学、公共安全实验、文学、促进业余体育竞争或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等七个方面,从事非营利性、非政治性活动的组织可以申请成为慈善组织,获得税收优惠。除此以外,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统一规定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多种多样的志愿活动已经渗透在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之中。英国非营利组织的传统主要源于志愿互助和民间慈善,它们被称为“志愿部门”,比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非营利部门”的概念要窄,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1601年出台的《慈善法》和《救济法》,是世界上较早的专门规范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行为的法规。另外,有些国家针对非营利部门设有专门的基本法律,用以促进这类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其活动,如日本的《非营利组织法》,南非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德国的《结社法》,匈牙利的《公益组织法》,捷克的《公益法人法》等等,侧重点各不一样,但其作用地位均是使非营利组织纳入到整个法律制度体系之中。

总结国际上对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法律制度框架,主要可以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第一,对公民自组织的合法性的认可。在倡导结社自由的许多国家,非营利组织进行登记和取得法人地位是其获得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条件,但登记与否并不是组织合法性的前提。如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公民自组织被认为是公民的权利,注册与否则是可以选择的。不过,组织要获得税收优惠,则需要经过复杂的申请、验证,只有在经过批准取得相应的资格后才能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日本的《民法典》及一系列细致的法律规范严格定义了各类法人的设立程序,但同时也允许未经任何登记注册的“任意团体”的存在,它们不具法人资格,但同样具有组织合法性,日本众多的非营利组织都以“任意团体”的形式长期存在和开展活动。1998年日本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旨在为大量以“任意团体”形式存在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一个易于获得法人资格的申请和认证机制,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非营利组织采取任意团体的形式。在台湾,非营利组织的成立首先须经事业主管机构核定备案,再到法院进行法人登记,但台湾也有大量“非法人社团”,它们由于种种原因不去法院登记,同样能合法地开展各种活动。可见,无论是在具有悠久的结社传统的欧美法系国家,还是尊崇国家权力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大都为拥有法人资格之外的非营利组织留有一定的法律空间,且这一空间在许多国家或地区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日本和台湾正在推进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都体现了类似的趋势。

第二,完善的非营利组织法人制度。世界上的两大主要法系,即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或成文法系),和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对非营利法人有着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对法人最基本的分类是公法人和私法人,后者又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基金会在大陆法系中的地位属于财团法人,财团法人制度主要规定在民法典中,还有一些单行法规定一些特殊的财团法人,如对私立学校!医疗机构等,有些国家有专门的法律。如日本在法律上将非营利组织细化为许多不同的形式,有许多分别法管理,其法人形式主要包括:公益法人、社团法人、NPO法人、社会福利法人、学校法人、宗教法人、医疗法人、公益信托基金、共同组合、任意团体等。英美法系中没有区别公法和私法,非营利组织主要的法律形式包括非营利公司、协会和信托(Trust)。

第三,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非营利组织的分类标准。国际上对非营利组织的首要分类原则,首先是公益性与互益性原则,这一划分原则与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相关联。一般而言,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组织自身的优惠;二是对面向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方的优惠,公益性组织比互益性组织享有更多的捐赠方优惠。第二是会员制与非会员制,这一标准是按照组织性质划分的,与大陆法系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相对应,在运作、管理等方面均有不同特色。第三是按不同活动领域划分,如霍布金斯国际比较项目按照国际产业分类标准,设立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按活动领域分为12大类27小类。

综上所述,予以公民自组织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间,明确非营利组织的法人地位!将之纳入适当的法人制度体系,以公益性和互益性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分类,实行税收优惠等,是建立健全非营利组织法律体系的重要前提。

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在传统的“统治”观念中,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公益事业、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而现代“治理”理念认为,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非营利组织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一个良性的治理结构,需要不同治理主体的合理分工、合作努力,不同主体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伙伴关系”。在理念上,非营利组织应当既保持自己与政府和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形成良好的合作。那么,这一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体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应当如何分工定位!互补互促?英国的做法特别值得一提。

1998年,英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一份《英国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这不是一个法律,而类似一个备忘录,但其重要意义是它经过广泛的讨论,由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协商达成,共同签署遵循,为二者以后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和行为依据。这也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最重大举措之一。协议的基本思想是志愿及社会部门的活动对于发展一个民主、包容性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协议确认了志愿及社会部门对于社会的重大益处,同时表明政府应当进一步发挥在促进志愿活动和对志愿及社会部门提供支持方面的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协议的一系列共同原则中,主要包括:

(1)志愿活动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

(2)独立而多元化的志愿及社会部门对于良好的社会至关重要;

(3)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具有界限分明但相辅相成的作用;

(4)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在共同目标达成中的协作将使其能够更好实现各自的价值;

(5)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的不同责任形式使其能够适应不同利益相关群体,但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需要统一、客观、负责、开放、诚实和领导力;

(6)志愿及社会部门有权依据法律对其活动进行宣传,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7)政府在支持志愿及社会部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一些团体和组织的资助;

(8)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都认可促进所有人机会平等的重要性,无论他们的种族、年龄、健康状况、性别、性取向和宗教信仰。

在上述原则下,协议确立了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各自相对应的5项责任。其中,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承认和支持志愿及社会部门的独立性;以参与、明确、透明的原则提供资助,并需要就融资方式、签署合同、承包等方面征询志愿及社会部门的意见;对可能影响志愿及社会部门的政策制定需要征询它们的意见;促进互惠的工作关系;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一起建立评估系统,每年对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相应地,志愿及社会部门的责任包括:保持高度的治理与责任;遵守法律和相应规范;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与服务对象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促进互惠的工作关系;同政府一起对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英国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之间的协议尽管遇到许多问题,如贯彻落实困难,容易回到原来不信任状态等,但文件出台以来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最后还有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资金支持问题。政府是否应该予以非营利组织财政支持?什么力度合适?政府资助与非营利组织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这始终是讨论中的问题。西方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非常强,人们假想地认为它们的资金来源相对独立于政府,但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在42个国家进行的非营利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非营利组织的平均收入来源结构为:服务收费占49%!政府资助占40%和慈善所得占11%,其中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领域得到政府的资助尤其显著,分别占到该领域总资金来源的55%!47%和45%。换言之,尽管有些非营利组织担心过多地依赖政府的资金会带来独立性削弱的危险,但总体上,政府的财政支持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非营利组织开展的活动多为公益活动,它们所提供的基本上属于公共物品,这相当于替代政府履行了作为公共部门的一定职责。正是因为这样,政府要把一部分资源提供给非营利组织。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政府是否从财政上支持非营利组织以及支持幅度的大小,而在于政府提供这样的财政支持的方式是否会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根据许多国家的实践,政府采购是一种既能有效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同时又不至于过多干涉非营利组织内部事务的较好的机制。

中国于2002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采购法》规定了政府对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采购原则,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等六种政府采购方式,并指明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政府采购,尤其公开招标的方式,应是非营利组织获得财政支持的重要渠道,但在目前的实际运行中,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尚未被纳入采购的对象。因而,在政府采购的进一步实行中,有必要认识到非营利组织是政府采购的重要对象,政府采购需要认真贯彻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才能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

三、非营利组织的内、外部监督管理体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治理结构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其的监督管理,以及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对非营利组织的良好运作和作用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统一登记注册,在监督管理上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即各级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审核、双重负责、双重监管的原则,财务等情况通过年检上报,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对非营利组织的人事、财会、保障等方面尚缺乏系统性的规定,尚没有形成一个适应于非营利组织特性的组织建设规范。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模式基于不同的传统和社会制度结构,具有不同的特色,这些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建设也具有启迪意义。

第一,与法律制度框架相应的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机构。各国的法律结构不同,对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侧重点不同,管理机构也不尽相同,但一般趋向采用过程控制的原则以及在法治背景下的制度约束和社会规范。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模式是较为典型的过程控制。在美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没有一部专门的法规,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以税收为重点,管理的法律框架亦以税法为基础。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几乎不会受到什么限制,但它的行为受到卫生部门等的监督和规范,它的行为需要符合和遵守各方面的法律法规;统一的管理最重要在于税收方面,组织需要向联邦税务局报告财务情况,如果它申请获得了联邦税法第501条规定的税收优惠的资格,则由税务局负责审查核准,同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机制对其开展活动和运作的全过程实行社会监督。

日本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职责分散在许多部门中,经济企画厅负责一般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注册,文部省、厚生省则负责学校、医院等专业性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注册,对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依据特殊的法规规范。

英国的慈善管理委员会机制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也有意学习这一机制,希望借鉴到美国国内。英国的慈善管理委员会是一个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综合管理的机制,它统一负责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注册,并对年营业额大于1万英镑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审查监督。1993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赋予慈善管理委员会5项职能:对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注册、问责、监督、扶助、执行。慈善管理委员会在5位委员指导下工作,其中1位委员长、2名法律委员、1名会计、1名志愿部门代表,都是经公开选拔,由内政部任命的。慈善管理委员会是英国政府的一个特设机构,不隶属于任何部委,也独立于任何党派和政治权力而存在,向法院而不是政府部门负责。这一机制在英国非营利部门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可或缺。各国有不同的监督管理制度,但社会监督均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追问。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及官员被认为对公众负有“责任”(Accountability),从而延及到各种公益机构的公共责任。非营利组织接受了社会的捐赠和以税收优惠等形式获得的公益资产,前提是做出非营利性宗旨的承诺,因而有责任向公众做出交待。这虽然是一种非正式监督机制,但它使每一个对该组织关心或有疑问的人都可以对它进行检查、监督,一旦被发现问题,则会受到严格的处罚,相当于给了非营利组织一个强烈的自律激励。所以其操作成本低,实行有效,社会效益好,起到正式监督机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社会监督机制的首要原则是公开。非营利组织没有权利象企业一样拥有自己的“企业秘密”,它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其财务、活动、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一个公益机构需要交待的公共责任包括四个方面:财务责任,即对资金正当使用的责任;过程责任,即正当的作为和工作程序;项目责任,即对效益负责;优先权责任,即服务对象的相关性和适当性。

非营利组织对公共责任的交待应该包括被动公开和主动公开两种形式。前者指任何一个社会公众对有关数据、信息,包括组织的详细财务报表,有权随时索要、查询、置疑并得以答复;后者指每个非营利组织要将上述重要信息定期以简报形式或者在公共媒体上发布,需要公布信息的信息程度和具体要求一般依据组织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规模越大的组织其需要公开的数据越多、越要求完善。

与此相应的,还需要有媒体的独立和舆论监督。

第三,与非营利组织特性相适应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建设。在西方,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和其他组织一样是自然发生、生长的过程,在国家法律制度框架内构建起一套自己的管理机制。如一致的人力资源管理与流动机制,独立的财会、审计制度,票据体系,人员在社会中统一的保险、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制度使非营利组织融入整个社会结构和法律框架之中。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建设是从全能国家、单位体制中转型而来的,许多地方还没有被纳入整体的制度结构之中,如非营利组织没有与政府、企业组织接轨的人事制度,缺乏专门针对非营利组织的财会、审计制度(如非营利组织的利润计算、报表项目、评价标准等均与政府和企业的财务制度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税收票据不健全,社会保障没有覆盖非营利组织和为之制定相应的保险标准等,均是制约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型,非营利组织正在蓬勃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既可以看作是“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又有着其特殊的背景,尤其体现在政府角色及其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方面。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经验,现代公益事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建构,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同时也需要充分理解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条件,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放入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制度建设的视野中,真正实现基于社会自治的治理结构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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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忍、陈庆云主编:《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四篇：国外农村社区管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外农村社区管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农村社区作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新载体，是中国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快速推进，一批批农村社区建成启用。然而，中国农村社区管理滞后于农村社区建设，整体上管理水平低下，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区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农村社区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国外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早，在农村社区管理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农村社区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农村社区管理的主要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区自治管理组织的关系，国外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有3种：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日本为代表；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这里选取美国、日本和新加坡3个代表国家，对国外这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美国的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

在美国，只有密西西比州、缅因州、西弗吉尼亚州和佛蒙特州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他各州的农村地区很分散。美国农村社区通常指的是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农村居民点。目前，美国农村社区的占地面积大约为48.58万平方千米，人口规模在6000万人左右。美国是一个实行高度地方自治的国家，乡村自治在整个地方自治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乡村自治制度是美国农村社区管理的基础。村民委员会是美国乡村自治的权力机构，拥有一定限度的立法权。社区、村民是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在管理的过程中不受政府的干预。

1.村级自治体机构履行村自治职能，是美国农村社区管理的核心

村自治体机构包括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理事会是村的议事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和福利体系建设，以及设立与废止村其他办事机构等。村长是理事会的负责人，理事会其他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通常由村中比较有地位的人担当。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村长；办事职员实行聘任制，由村长任命并对村长负责，主要承担村的日常事务。村法官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任期一般是4年。村法官的职责是司法调解，类似于中国的农村司法员或调解员，虽然裁决的程序没有诉讼严格，但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2.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管理

社区会议、社区听证会和村民公决是美国村民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常用方式。在定期召开的农村社区会议上，村民听取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前一阶段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安排展开讨论。在社区听证会上，村民主要就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尽快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村民公决是美国乡村立法的基本要求。村民公决主要是村民对一些重大事项，比如村选举时间变更，村的设立、更名、合并和撤销，立法等，进行集体表决。

3.社区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美国社区组织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中心，主要负责社区公共福利事业工作，服务领域涉及社区治安、教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承担着社区治安、教育、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等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

4.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起辅助和指导作用，主要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指导

在制定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政府主要制定涉及农村社区住宅、民权、信用贷款和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农村社区管理方面的法律一般由农村社区的村民委员会制定。在宏观指导方面，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政策要求来推动一些和村民生活和生产相关的项目，带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通过扩展社区组织来执行有关政府社区开发项目，传递社会服务；建立一些公益组织，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满足社区居民不同层次的需求。

(二)日本的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

日本农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联合，主要表现为单个自然村落或多个自然村落的联合。日本农村社区的管理表现出如下两大特征。

1.政府和社区居民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处于双重主导地位

在日本农村社区管理中，政府和社区居民具有明确的管理分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农村社区的整体发展规划，政府的规划不仅仅是指导，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方向性，决定着社区的整体发展方向；并为农村社区提供经费、技术等，推动其发展。社区及社区居民的主要职责是执行政府制定的农村社区发展规划，并管理农村社区的日常事务。在处理农村社区的日常事务时，社区及社区居民有决定权，政府不会干涉。可见，日本农村社区事务管理的自治水平较高。

2.农村社区管理在多方共同参与下完成

从总体上看，社区自治组织，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以及半自治性、半 行政性组织共同参与日本农村社区管理。

日本农村社区的自治组织是町内会（有的地方称为自治区）。日本的市町村内部一般有村内会，有的村内会下面还设了班、组等基层构成单位。村内会具有社会性、志愿性与公益性特征，是农村社区居民自我治理的主要平台。村内会主要从事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基础的公共性管理、服务及其他自治活动，比如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交通安全、犯罪预防、筹集基金和防止灾害等社会和公益活动，以及能够增进农村社区居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活动。

日本农村社区有数量众多的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和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大都由社区居民组成，分布广，服务领域广泛，开展的活动包括社区治安维护、活跃当地文化体育生活、保护消费者利益、社区环境治理、增进社区般设置涵福利、社区就业和社区社会保障等。各种各样的农协是日本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的代表。农协除了对农民进行专业培训，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推广农业技术，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外，还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 社会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市町村公共团体一盖农林、民生、商工、卫生、劳动、土木和水产等方面的行政委员会，比如选举管理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固定资产评价审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这些半自治性、半行政性组织是日本农村社区的重要组织机构，主要从事国家层面的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办理地方自治事务，在实施政府基层管理和实现社区自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日本农村社区管理的重要补充。

（三）新加坡的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言的移民国家，人口主要由近100多年来从欧亚地区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移民社会的特性，加上殖民统治历史的影响，新加坡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社会特色。新加坡的国情和社会特点，决定了其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是行政主导型，行政管理力量贯彻于社区管理全过程。

1.政府直接干预社区管理活动

在新加坡，有负责全国社区管理工作的专门职能机构。人民协会是全国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总的协调机构和领导机构，具有半官方性质，主席由国家总理担任。全国又分5个区域设立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地域内的社区管理工作，主席一般由议员兼任。为了直接指导和管理社区工作，新加坡在社区内也成立了各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在社区管理中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行为。此外，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结合紧密，政府会对社区组织的管理行为进行引导，并统一组织社区管理层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管理行为等，在新加坡社区管理中体现了政府的社会价值观。

2.社区管理体系完善

除人民协会和社区发展理事会外，全国设了16个市镇理事会。市镇理事会受政府安排，负责辖区内社区的公共环境整治、物业管理等。再往下是公民咨询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按照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负责协调与组织社区的国庆庆典、植树节、讲华语运动和礼貌运动等各种大型活动，并修订社区内的公共福利。居民委员会是新加坡社区管理的最基层组织，主要负责社区的日常管理。比如，组织文娱活动、休闲旅游等社区交际项目，密切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发动组织社区内居民，实施各种美化公共环境的活动；通过组织邻里守望计划等，维护社区治安环境。

3.民间组织是推进社区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新加坡，有各类自愿福利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社区活动，为各类人群提供公共服务、救助服务和义务服务。“道德太和观”是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下有55个实体，不仅为残疾、贫困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帮助普通居民。

4.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意识不强

由于新加坡社区管理中的行政性和官方色彩较浓，社区居民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习惯于接受制度的安排，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较为薄弱，自主参与社区管理的程度较低。但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义工群体在新加坡社区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注重培养为社会自愿贡献的 “义工精神”，在子女就学、购买住房和荣誉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义工队伍发展。目前，新加坡有3.2万义工，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社区义务提供各种服务。

（四）3种管理模式比较

1.相同点

一是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都具有健全的社区管理机构，而且权责明确。二是社区组织均作为重要的管理主体，在农村社区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都切合本国国情，因此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不同点

一是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的介入程度不同。在自治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不直接介入农村社区管理，而是间接管理或用法律、经济手段调节。在混合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只是为农村社区管理提供指导与支持，较少介入农村社区管理。在行政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处于领导地位，直接负责农村社区管理工作。二是农村居民的参与程度不同。在自治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农村居民积极、主动和多途径参加农村社区管理。在混合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农村居民开始主动参加农村社区部分领域的管理。在行政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居民很少主动参加农村社区管理。

二、对中国的启示

1.建立队伍精良的农村社区管理机构

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管理机构中高素质人才缺乏，管理人员素质整体水平较低。要提高农村社区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为表现优秀的人才设计一些升迁和奖励的渠道，吸引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加入到农村社区管理中来。对在岗的管理者定期进行培训，培训前要做好培训需求分析调查，创新培训形式和培训内容，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培养一支稳定的素质高、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队伍。乡村精英素质相对较高、能力相对较强，在农村社区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威信，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资源和经济发展等情况又熟悉，如果参与社区管理，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又可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农村社区发展策略。要积极引导乡村精英参与农村社区管理，通过专业管理人员与乡村精英的互补，实现专业与本土相结合的高效管理。

2.培育社区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

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农村社区管理中，社区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服务缺位较多，服务水平不高，这跟社区组织发展不足、作用没得到很好的发挥有很大关系。政府要放宽社区组织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鼓励农村社区组织发展。根据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在农村社区倡导成立一些有特色的服务组织，比如，有助于社区居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的维权类社区组织，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公益类社区组织等。尽快完善社区组织相关立法，以制度化保障社区组织在农村社区管理中发挥应有功能，并为社区组织活动营造良好的条件、提供资金支持。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把一些社会性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来完成，放权给社区组织，逐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3.鼓励农民广泛参与农村社区管理

从整体形势上看，国外农村社区管理趋于自治化、公众化，这既符合世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也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健康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意识淡薄，缺乏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热情和能力，习惯于传统的集权和统一被动管理。要加强宣传和教育，让农民认识到在社区管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农民主动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意识。利益是人们采取行动的动力，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农村社区的整体利益联结起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社区管理事务的积极性。参与农村社区管理对农民的素质和能力有一定要求，要加强社会公德规范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农民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自觉维护社区利益；普及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造就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新型农民。增加农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渠道和途径，使农民能及时有效地反映诉求、实行监督。相关部门在制定农村社区公共政策时，要充分听取农民的建议。

第五篇：国外保障性住房的对中国的启示[推荐]

国外保障性住房的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投资新建或收购的，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保障性质和特定用途的住房。它是我国在新形势下对多年以来各类政策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安置房、廉租房等）建设、分配、管理工作进行总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作为解决居民住房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一种有效政策供给，社会保障性住房在发达工业国家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多层次供应体系和灵活高效的运作机制，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保障性住房正处于探索的初级发展阶段。因此，需要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模式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性住房供应和管理体系。

今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规模或将高达1000万套，未来五年我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十二五”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到8%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但这一计划要想真正实现需要健全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支撑。保障性住房本是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很有效地措施，20多年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市住宅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但就现在来说大量的问题都致使保障性住房不能成为一项切实利民的政策。与商品房相比，保障性住房制度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人开始怀疑这项举措的推行。

保障性住房在国外也是困难家庭居住的第一选择，有很多国家的保障住房政策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善。

以下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障性住房的主要政策在我国的适用度：

英国——“共有产权”模式：其方式就是先购买部分产权，然后逐步购买完全产权。英国的成功实践，让共有产权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目前在我国一线或二线城市，即便政府支付50%，很多居民家庭或许仍然难以负担剩余部分。所以，此举比较适合三线城市或者中等收入家庭。韩国——10年内完成“百万户国民廉租房建设”：这种按照计划进度，有序提供廉租住房，并有执行程序和保障举措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逐步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另一方面给予市场良性的预期，即政府在住房供应中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稳定居民的购房预期，减少对高房价的恐慌和炒房行为。相关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多方面的困难，这为我们今后解决困难是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方法。

日本——政府建金融公库并提供超低息贷款：对于当前贫富差距较大打中国来说，区分不同收入群体，提供不同的住房解决方案，是一种理想的思路，但政策执行中容易出现道德风险。而且，廉租房比重4%左右，或许难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要求。

新加坡——组屋和廉租房“双效保障”这一政策模型对于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中国而言，很有启发意义。因为它能够保障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可是，主要房屋由政府来解决，成本很大。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而言，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美国——美国以全面的立法保障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为实现“人人享有体面的住宅”的目标，美国采取金融支持、税收减免、租金控制、住房资助券等多样化措施,并在不同时期，根据居民居住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颁布相应的住房保障法律，通过法律强制达到住房保障目的。此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大量、持续性的高额财政投入，是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状况得以解决的关键。对于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的我国，美国的成功提示我们保障性住房实施的成功要以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做后盾。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性住房，更要快速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完善法律体系。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保障房政策的启示：

1、组建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主管全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是国家的法定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需要另外一个机构来审批。我国大陆地区可以参照其模式，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一领导下，组建一个独立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营专门机构，在各省市设立分支机构，专门分管各城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运营、维修。这样可以保障建设专项资金的高效运作、相关政策的真正落实和后期的运营维护。为了加快该机构的成立，可以考虑整合部分国有大中型房地产公司作为该机构的构成主体，让它们退出商品房开发领域，成为专门负责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管理、运营与维修主体。由于修建保障性住房不以盈利为目的，需要国家对其进行资金投入和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国有房地产企业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体现国有经济在支柱产业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2、建立与完善住房保障法律。住房保障实施有赖于完善的住房保障法规，对中低收入居民、特殊阶层、边缘化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以法律要求并保障财政拨款计划、租金控制计划、税收减免计划、抵押贷款贴息计划等的实施；对各种计划所惠及的人群具有明确的准入条件和收入标准，同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予以严惩。我国应借鉴美国住房保障的经验，尽快制定专门的住宅法和住房保障法，从立法层面对住房保障的实施计划、惠及对象、供应标准、资金运作方式、运作机构、保障措施进行法律界定。

3、住房保障体制的运作以维护市场机制为基础。西方国家将房地产市场中应由政府主导和有市场机制主导的两部分明确区分开来，大多数国家的住房保障的主要对象是中低收入者和无力为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特殊阶层，如刚毕业的大学生。住房保障只是住房市场机制的补充。

4、建立以住房储蓄为核心的保障性住房金融体系。无论是日本的官办的住房金融公库，德国的住房储蓄，还是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住房金融在住房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加以借鉴，尽快成立专门为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的机构，建立财政担保、补贴和市场之间的调节和补偿机制。

5、完善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和退出机制。实行土地出让与保障性住房供应挂钩的严格准入制度，在商品房土地出让过程中，严格规定并执行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完善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收入和成员结构等标准，住房面积标准以及相应的分级差价的标准。尽快建立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在收入标准、居住时限和分阶段租金水平上建立制度保障。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要更加明确应届大学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等中低收入人群保障性住房计划。

6、完善资格审查和惩罚制度。

国家需要制定出详细的相关规定以严格区分不同的收入群体，对不同的群体分别供应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房屋的面积和价格上也要有所区分。在接受居民的申请后，要从多方面考察，杜绝弄虚作假。房屋的出租和出售要严格监管，严禁炒房，确保组屋政策的顺利实施。

7、动态调整。

住房保障的广度和深度是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能力、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消费结构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住房保障应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保障的范围、方式也应随着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惊醒调整

除了上述方面，我国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还可以从土地来源、融资渠道等多方面来考虑。

保障房政策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但由于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因此不能全盘照搬。最重要的是针对不同收入档次的人，设立不同的政策。与国外相比，我们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主要体现在整体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我个人认为香港和新加坡的做法更值得借鉴。今后几年，随着我国对保障性住房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环境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