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与环保从矛盾转向和谐

第一篇：旅游与环保从矛盾转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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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假日经济的兴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旅游产业破天荒地推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我们崇安区也把旅游业作为我区服务业的主要产业。譬如说，开发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东林书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业能促进我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对我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多同学都谈了，下面我就讲讲旅游与环保的关系。

按理说，旅游业由于基本没有生产活动，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资源，与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应该是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冲突最小的产业之一，二者本质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因而能够达成一个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然而，这些年来发生的不少事件，却说明了这种互利互惠只是一种理论。在现实中，恰恰发现，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后，与环保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顾当前利益对旅游胡乱开发;旅游者盲目跟风,旅游时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对环境造成很大损害。旅游业也要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废水”，就是生活污水；“废气”，就是人们所呼出的二氧化碳，这对一些洞穴型景区和文物景区也会造成损害；“废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随意丢弃的杂物。有些旅游企业，违法经营，污水、油烟未按标准排放，对旅游景区造成很大损害。例如，古运河里流淌着脏物、菜叶、破布，散发着臭气；草坪被践踏；古迹被毁坏。那么如何在发展我区旅游业的同时，作好环境保护，使之达到双赢,使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是遗产而不是遗憾。我讲下面七点：

（一）正确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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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旅游与环保--从矛盾转向和谐

2000年以来，假日经济的兴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旅游产业破天荒地推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我们崇安区也把旅游业作为我区服务业的主要产业。譬如说，开发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东林书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业能促进我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对我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多同学都谈了，下面我就讲讲旅游与环保的关系。

按理说，旅游业由于基本没有生产活动，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资源，与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应该是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冲突最小的产业之一，二者本质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因而能够达成一个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然而，这些年来发生的不少事件，却说明了这种互利互惠只是一种理论。在现实中，恰恰发现，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后，与环保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顾当前利益对旅游胡乱开发;旅游者盲目跟风,旅游时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对环境造成很大损害。旅游业也要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废水”，就是生活污水；“废气”，就是人们所呼出的二氧化碳，这对一些洞穴型景区和文物景区也会造成损害；“废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随意丢弃的杂物。有些旅游企业，违法经营，污水、油烟未按标准排放，对旅游景区造成很大损害。例如，古运河里流淌着脏物、菜叶、破布，散发着臭气；草坪被践踏；古迹被毁坏。那么如何在发展我区旅游业的同时，作好环境保护，使之达到双赢,使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是遗产而不是遗憾。我讲下面七点：

（一）正确的行

第三篇：旅游与环保

2000年以来，假日经济的兴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旅游产业破天荒地推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我们崇安区也把旅游业作为我区服务业的主要产业。譬如说，开发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东林书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业能促进我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对我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多同学都谈了，下面我就讲讲旅游与环保的关系。按理说，旅游业由于基本没

有生产活动，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资源，与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应该是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冲突最小的产业之一，二者本质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因而能够达成一个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然而，这些年来发生的不少事件，却说明了这种互利互惠只是一种理论。在现实中，恰恰发现，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后，与环保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顾当前利益对旅游胡乱开发;旅游者盲目跟风,旅游时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对环境造成很大损害。旅游业也要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废水”，就是生活污水；“废气”，就是人们所呼出的二氧化碳，这对一些洞穴型景区和文物景区也会造成损害；“废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随意丢弃的杂物。有些旅游企业，违法经营，污水、油烟未按标准排放，对旅游景区造成很大损害。例如，古运河里流淌着脏物、菜叶、破布，散发着臭气；草坪被践踏；古迹被毁坏。那么如何在发展我区旅游业的同时，作好环境保护，使之达到双赢,使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是遗产而不是遗憾。我讲下面七点：

（一）正确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认识。我区领导要加强对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制度的学习，环境保护部门要第一时间将最新的环保政策报给领导,使领导能了解最新的政策,做到熟练掌握、自觉执行、主动运用。为我区开发新的旅游项目提供政策指导，使开发的旅游项目与环境保护的要求相适应。

（二）要从源头和主要工作环节抓起，对旅游景点开发和建设时,应在环保主管部门的指导、参与和支持下进行，并受其管理和监督。国内外旅游环保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规划上的失误是造成建设性破坏的祸首，规划上的低水平是造成旅游景点、旅游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上不去的首要原因。有鉴于此，在组织各种旅游规划论证会时，要邀请环保部门派人参加；对于其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部分，如不到位，不科学，缺少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责令其修改完善；对于缺少这方面规划内容的，则不予评审。

（三）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定的要求，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是从源头和主要工作环节上抓起的又一项重点工作。

（四）要从基层旅游企业抓起，开展创建“绿色饭店”、“绿色餐馆”的活动。如果我区的旅游经营单位，都能牢固树立环境保护基本国策，都能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标准，都能积极主动地为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而献计出力，我区的旅游环保工作就能向广度和深度不断进军。环保部门可以对旅游企业进行培训，定期评出“绿色饭店”、“绿色餐馆”，并授予旌旗。旅游部门要和环保部门一起，帮助这些单位总结经验，并采取共同表彰、共同推广的办法，促进这些新生事物向更高的水平和更广阔的范围发展。

（五）要与环保部门的同志们一起，进一步抓好宣传教育，促进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旅游者缺乏文明旅游的教育，践踏花草、乱刻乱画、乱丢乱弃、乱叫乱嚷甚至随地吐痰等不良习惯，是造成旅游点生态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消除这方面的污染，光靠旅游部门一家是不行的，需要教育、环保等各个相关部门共同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教育部门在对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文明旅游的习惯。我环保部门在进行环保宣传教育时，也能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有可能的话，旅游部门也可以和环保部门一起联合举办一些宣传教育活动，以促进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六）要积极引导消费者的旅游消费方式和旅游价值观，充分挖掘旅游的文化内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要注意的是，从最近两年的“五·一”和“十·一”黄金周旅游的教训来看，在了解景区的旅游荷载量以后，要控制一个接待上限，不要竭泽而渔。否则，即便有再好的保护措施和管理，也会不堪重负。

（七）旅游是一个利用资源的产业，不过，除了自然资源，伴生的文化资源也是产生旅游需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单纯的利用自然资源，除了容易造成资源破坏或者不好保护外，也难以刺激旅客多层次多角度长时间高强度消费，难以提高整个旅游产业的产出。所以，为了保护，也为了产业的效益，挖掘文化资源是旅游业及待着手解决的问题。像云南的迪庆，本来资源优势并不明显，就是巧妙利用了香格里拉的概念，将资源重新包装，在没有多少人为改造的情况下大大发展了

2000年以来，假日经济的兴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旅游产业破天荒地推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我们崇安区也把旅游业作为我区服务业的主要产业。譬如说，开发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东林书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业能促进我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对我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多同学都谈了，下面我就讲讲旅游与环保的关系。按理说，旅游业由于基本没有生产活动，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资源，与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应该是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冲突最小的产业之一，二者本质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因而能够达成一个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然而，这些年来发生的不少事件，却说明了这种互利互惠只是一种理论。在现实中，恰恰发现，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后，与环保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顾当前利益对旅游胡乱开发;旅游者盲目跟风,旅游时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对环境造成很大损害。旅游业也要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废水”，就是生活污水；“废气”，就是人们所呼出的二氧化碳，这对一些洞穴型景区和文物景区也会造成损害；“废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随意丢弃的杂物。有些旅游企业，违法经营，污水、油烟未按标准排放，对旅游景区造成很大损害。例如，古运河里流淌着脏物、菜叶、破布，散发着臭气；草坪被践踏；古迹被毁坏。那么如何在发展我区旅游业的同时，作好环境保护，使之达到双赢,使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是遗产而不是遗憾。我讲下面七点：

（一）正确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认识。我区领导要加强对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制度的学习，环境保护部门要第一时间将最新的环保政策报给领导,使领导能了解最新的政策,做到熟练掌握、自觉执行、主动运用。为我区开发新的旅游项目提供政策指导，使开发的旅游项目与环境保护的要求相适应。

（二）要从源头和主要工作环节抓起，对旅游景点开发和建设时,应在环保主管部门的指导、参与和支持下进行，并受其管理和监督。国内外旅游环保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规划上的失误是造成建设性破坏的祸首，规划上的低水平是造成旅游景点、旅游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上不去的首要原因。有鉴于此，在组织各种旅游规划论证会时，要邀请环保部门派人参加；对于其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部分，如不到位，不科学，缺少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责令其修改完善；对于缺少这方面规划内容的，则不予评审。

（三）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定的要求，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是从源头和主要工作环节上抓起的又一项重点工作。

（四）要从基层旅游企业抓起，开展创建“绿色饭店”、“绿色餐馆”的活动。如果我区的旅游经营单位，都能牢固树立环境保护基本国策，都能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标准，都能积极主动地为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而献计出力，我区的旅游环保工作就能向广度和深度不断进军。环保部门可以对旅游企业进行培训，定期评出“绿色饭店”、“绿色餐馆”，并授予旌旗。旅游部门要和环保部门一起，帮助这些单位总结经验，并采取共同表彰、共同推广的办法，促进这些新生事物向更高的水平和更广阔的范围发展。

（五）要与环保部门的同志们一起，进一步抓好宣传教育，促进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旅游者缺乏文明旅游的教育，践踏花草、乱刻乱画、乱丢乱弃、乱叫乱嚷甚至随地吐痰等不良习惯，是造成旅游点生态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消除这方面的污染，光靠旅游部门一家是不行的，需要教育、环保等各个相关部门共同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教育部门在对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文明旅游的习惯。我环保部门在进行环保宣传教育时，也能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有可能的话，旅游部门也可以和环保部门一起联合举办一些宣传教育活动，以促进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六）要积极引导消费者的旅游消费方式和旅游价值观，充分挖掘旅游的文化内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要注意的是，从最近两年的“五·一”和“十·一”黄金周旅游的教训来看，在了解景区的旅游荷载量以后，要控制一个接待上限，不要竭泽而渔。否则，即便有再好的保护措施和管理，也会不堪重负。

（七）旅游是一个利用资源的产业，不过，除了自然资源，伴生的文化资源也是产生旅游需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单纯的利用自然资源，除了容易造成资源破坏或者不好保护外，也难以刺激旅客多层次多角度长时间高强度消费，难以提高整个旅游产业的产出。所以，为了保护，也为了产业的效益，挖掘文化资源是旅游业及待着手解决的问题。像云南的迪庆，本来资源优势并不明显，就是巧妙利用了香格里拉的概念，将资源重新包装，在没有多少人为改造的情况下大大发展了[page_break]旅游事业，并用旅游收益进一步改善了自然环境，真正做到了旅游与环保的双赢。

总之，尽管旅游最终可能与环保发展成为利益共同体，但在现阶段，旅游与环保的关系处理不好，甚至可能演化为——生存还是死亡？只有各种制度建设到位，才可能将旅游与环保间的关系从矛盾转向和谐，才可能使旅游业长盛不衰。

第四篇：从“矛盾”到“和谐”──《荷塘月色》的文本解读

从“矛盾”到“和谐”──《荷塘月色》的文本解读

山东淄博市博山经济开发区万杰朝阳学校 张传海

关键词：矛盾、和谐、受用、无福消受、回归文本、个性解读

看了很多关于《荷塘月色》一文的分析、赏析、教学设计以及教案，受益多多，但又感觉有些不尽人意。所以不揣浅陋，将自己的一知半解于此献丑，实为抛砖引玉，为语文教学尽绵薄之力。开篇之前，先说一些看似游离于题外的东西，故本文的入题要从第三小节开始。但前两节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些观念性的东西一直限制着我们的视野，影响着我们的思考，进而制约了我们的解读能力，所谓南辕北辙。这对语文教学是一种戕害。所以先噜苏一番。

一、回归文本和知人论世

不可否认，知人论世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解读手段。所以很多论者在面对《荷塘月色》一文时，都敏锐地联系到了1927年的政局变幻，想到了国家的暗淡前途和知识分子的苦闷心境，也有论者联想到了作者因子女众多而引起的生活困难和家庭龌龊。应该说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当我们过分寄重于知人论世，而忽略了对文本本身的阅读和感悟时，往往会落入庸俗的窠臼，变而为索引派或考据派，这又是语文教学的大忌，会限制学生的智力开发和个性阅读的开展。笔者一直以为文本是阅读的第一手资料，知人论世只．．．．．．．．．．．．．．．．．是文学鉴赏和批评的辅助手段。文学作品具有她独特的表达方式，特别是一些不朽之作，它们在表达上的．．．．．．．．．．．．．．隐蔽性和多义性，带来了解读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多角度的立体研究和全方位的精密分析成为必要。但是，不管何时，文本都是第一位的，因此，在这里我不想再“知人论世”，只想就文论文。知人论世一旦走向极端，要么很可笑，因为很无聊；要么很可悲，因为很机械。它和“成分论”一样，必须关在专门的笼子里。中学语文的教学，因为担负着学生文本感悟能力的培养任务，尤其是在提倡个性解读的今天，这种对文本的回归就更加重要。基于以上不成熟的认识，本文所要展开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分析和感悟，走进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走进朱自清的内心世界。

二、从作家回归到人── 一个有痛苦有思想的生命个体

从各种现存文字看，朱自清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天真率直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学浸淫的人，因此他的散文并不难懂。只是作于1927年7月的这篇散文有着太多的巧合，那是一个多事之秋，更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任何一个稍懂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会条件反射似地想到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和汪精卫在武汉的“七.一五”。这些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现代史的记忆中是那么触目惊心，以致它们成为了1927的代名词。当此内忧外患关头，朱自清，能不有感乎？在文学评论和语文教学中，“知人论

世”都已成为一条重要原则，既然，朱自清是一位爱国人士，既然，1927年的时代背景有这些不得不说的故事，你回避得了吗？

朱自清是一代散文大师，这在文学史上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人格也是毋庸置疑的，“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存、朴素”（杨振声《朱自清先生和现代散文》），是我们景仰的教授、作家、有气节的中国人代表。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每一人在社会中都承担着多重角色，朱自清也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除了是作家、教授、有气节的中国人，还是一个男人、丈夫、父亲和儿子，换言之：一个凡夫俗子。他必然的也要经历人生的尴尬，会有他的烦恼和痛苦，会有他的叹息和歌哭。只是，作为一代文章大师，其叹息和歌哭也会成为经典，正如屈原的愤激和呼喊会成为《离骚》，李白的失路和困境会成为《将进酒》和《行路难》，朱自清的一次散步也造就了现代散文的一篇扛鼎力作。

通常，我们对大师和经典的解读，存在着仰视心理，这没有什么，但问题是不能因此简单化和概念化。李白代表着盛唐的豪迈和进取精神，鲁迅代表着近现代国人的反帝反封建精神，一定没有例外吗？推而论之，朱自清的1927年的文章一定只能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绑在一起吗？共性之中有个性，必然之中有偶然，这是个很大的命题，涉及到创作和欣赏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在此不再讨论。

我们只谈文本。不要任何文章外的东西参与进来，不要任何外来内容的干扰。为了拉近欣赏的距离，我们要求学生把朱自清想象成一个普通人，像作品所表露的：一个有妻子的丈夫，有孩子的爸爸，“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的有些小小烦恼的人。．．．．．．．．．．．．．．．．．．

从文本来看，作者也不想提那些烦心事，他显然不想再纠缠下去，只想摆脱它们。因此，虽然开篇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但接下来呢？他就散步去了，再接下来，他到了荷塘，还想到了采莲的艳装少女，最后就回到家了。所谓的“不宁静”已成过去，来无影去无踪，我们一些毫不相干的局外人，耿耿于怀作者为什么“颇不宁静”，岂非多此一举？

此为题外话，下面进入正题。

三、矛盾与和谐

《荷塘月色》一开篇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论者皆以为这是文眼，笔者深表赞同，而且还要细细品味：“不平静”而至于“颇”，可见事情有些严重，或很棘手。是“这几天”的事情，那么因时间短暂，又年代久远，原因就不宜深究；又因为只是在“心里”，连发妻都浑然未觉，这次不宁静，就无人知晓，或因难以启齿，或因知音难觅。在院子里乘凉而“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因月而想起荷塘，这颇让人想起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只是，东坡居士是因“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而朱自清却是“悄悄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孤独之感，隐隐欲现，这又颇似岳飞的“起来独自绕阶行”。但朱先生却又接着说了一段话，直抒胸臆，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矛盾和困扰：

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试析，“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则我没有自己独立的天地；“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则我在这一世界里不太得意；而且“一个人”在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到这里，“不．．．．．．．．．．．．宁静”的原因似乎出来了：孤独、不自由。但作者又说“这是独处的妙处”，“独处”没有感到孤独，却感到自由，称为“妙处”，则作者所谓“路上知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就不是被动的逼迫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了。他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已经点出。作者“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就揭示了这一生存矛盾。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爱热闹”、“爱群居”，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烦恼，带来了伤害，个人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都失去了自由。因此不得不“也爱冷静”、“也爱独处”，苏轼所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就是说这种生存的两难境地。（至此，回扣开头作者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不宁静，就是心里很乱，很烦，不安宁，不肃静。）

与此相对应的（按：这里可以知人论世一下，以自圆其说）是，朱自清1916年即与武仲谦女士结婚，1927年就有了五六个子女。武女士是1929年病逝的，那么1927年健康应该已出现问题，家务繁重、儿女嘈杂、经济困窘、家庭龌龊、确实使人烦不胜烦；如果工作上再有些不顺，心里不宁静就很正常了。．．．

这种矛盾心情，在中国的文人传统中是有先例的，他们的做法也很相似，如李商隐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李白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朱自清呢？他选择的是离开家，离开小院，离开妻子儿女，一个人在幽僻的荷塘边，沿小路一圈圈儿走下去。他看到了什么呢？

一般说来，课文的四、五、六段被认为是最精华、最成功的部分，因为在作者笔下，荷塘和月色都具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美，但这种说法有他的片面性，理解未免失之肤浅，好像作者面对美景忘了一切，“我

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作者都这样说了嘛。但这样看的话，就有些“为写景而写景”之嫌了。一代宗师，难道只为卖弄华词丽句和巧夺天工的修辞而摇唇鼓舌吗？果真如此，这就是一篇内容空洞的六朝文了，岂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乎？

来一起读第五段。作者看到了什么呢？思之再三，令人恍然。本段共六句话，原来前三句写了月光以．．．．．．．．及月光下的叶子与花，第四、五两句写淡云遮月和树影，最后一句总写。原来这一段是个“先分后总”的．．．．．．．．．．．．．．．．．．．．．．．．．结构，那么最后一句就要重视：“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因为“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或得月（前三句）或有一层淡淡的云（第四句）或否（第五句），“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天何言哉？大自然又何言哉？但朱自清已经感悟到了：那真谛就是“和谐”二字。至此，就可以明白第四段的内在深意了：前三句写叶子和花，静态；后四句写微风吹过来，动态。风乍起，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是“送来缕缕清香”，“ 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把四、五两段合在一起，可以看出这是两段充满了哲理意味和人生感悟的文字，作者由于某种原因，感到心里颇不宁静，但他没有向外人表露，更没有搞得家里鸡犬不宁，而是在夜深无人时到外面走走。在散步中，他领悟到了大自然的和谐美，不管是风止还是风起，荷塘都是美的；不管有月无月，荷塘也都是美的。所谓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喜怒哀乐从来难免，而能够保持一种内心的和谐最重要。但作者写来却又含蓄蕴藉，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将议论蕴涵于美轮美奂的描写之中，颇得唐人意趣，当然不同于那些一眼见底的所谓哲理小品。

四、“受用”与“无福消受”

同样的含蓄蕴藉之笔还有另外两处文字。一是“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作者大大方方笑纳的，是无边的荷香月色，这是雅事，当然可以大书特书，作者欣赏了，也领悟了，可谓字字珠玑，文质兼美了。还有一处是“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由荷塘想到采莲是很正常的，可是，这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又是唱着艳歌去的，这就有些意思了。“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作者说“我爱热闹”，那么他敢说“我也爱风流”吗？当然不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孔圣人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思”，还因为朱先生是教授，是作家，他要为人师表，还要立德立言。但他还是说：“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好一个“无福消受”！而且还“可惜”！而且还“真是有趣的事”！而且还记起了《西洲曲》里的句子：莲子清如水。中学老师曾经告诉我们：“莲子清如水”就是“怜子情如水”。朱先生知道吗？朱先生懂得“谐音”和“双关”吗？

当然知道。而且他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记得曾经有一个时期，《荷塘月色》在编入中学课本时，“采莲”的这一部分被编者删掉了，原因不详。或许在那个“只许革命”的年代，这种不健康的情调不够冠冕堂皇、不够伟大纯洁吧？

朱先生前妻早逝，后来（一直过了好几年），才有有了第二任妻子，从来没有听说中间和以后移情别恋或者搞婚外情，朱先生绝对自律很严。但是，这“采莲”一段却含蓄地流露出了一种强烈的个人欲望：对青春的向往，对爱情的颂扬，对快乐的留恋。生活是那样残酷，那样不遂人愿，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朱自清一面是学有所成的教授、著作等身的作家，是为人妻为人父为人子的家庭支柱，另一方面，他还是感情丰富、正当盛年的的“人”，他的欲求和理想都遇到了很大的矛盾，而且必须压抑在内心深处。

我们还是从课文中来找答案。这些矛盾，通过一次散步，也已被作者化解。那就是对于“荷香月色”且“受用”，对于“采莲”就只是在心里说“可惜我们已无福消受了”。孔子之“发乎情，止乎礼”，适可而止，不亦君子乎？作者的矛盾的内心世界又“和谐”了。

这样，作者就由“不宁静”进入了“和谐”，他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苏轼《赤壁赋》中说：

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人似的心理调适历程，个人的内心矛盾，终于归于和谐；个人的欲望痛苦，最终被明月清风所替代。从此，又天下太平了。

所以，对这篇文章，一位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一是情绪的宣泄和消解方式；二是欲望的转移和替代形式；三是篇章结构的内在逻辑；四是描写手段的多姿多彩。

第五篇：从社会管制转向社会权利

从社会管制转向社会权利

2013年08月30日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02期作者：潘加军 蔡小慎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高度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问题和矛盾显现，要求政府社会管理必须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和创新。理念引导行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则是更新主导理念和明确价值导向。受传统控制思维的限制，目前中国社会管理仍处于以维稳为主的社会管制阶段，这一价值取向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迫切地需要向满足民生需求、维护并增进公民社会权利方向转变。

一、传统管制思维下社会管理的困境

通过对中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审视和研究，不难发现目前的社会管理目标和手段，主要体现为旨在压制公共利益表达的维稳控制理念和主导价值取向。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创新社会管理作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但价值理念滞后仍然是制约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瓶颈”。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全面转型，传统控制思维下社会管理思路与新形势下价值体系诉求日趋相背离，甚至陷入难以逾越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权式的内在逻辑与分权化的民主趋势相矛盾。以维稳为主的社会管制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治行政一体化基础上的。这种社会管制的逻辑进路，就是强化行政控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以集权方式实现社会刚性稳定。其路径是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构建自上而下纵向“金字塔”式管理机构，通过命令、指示、政策、惩罚以及资源分配等方式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全面直线型管理和控制。在这种命令—服从的单向管制模式下，社会管理体制僵化，社会成员处于绝对服从或压制状态，公民大多被要求履行维护稳定的义务却忽视享有自由和权利。改革开放后，社会领域相对分离，原有管制体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民主与分权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市场和社会领域要求自治、平等、自由等分权趋势与传统管理体制内在集权逻辑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社会结构变迁、利益结构异质性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普遍成长更是激发了这种矛盾。社会成员对原体制的反抗由隐性向显性转化，由体制内向体制外转化，由个体向群体转化，社会秩序失重、混乱现象频现。

2.行政权力扩张与私人权利维护相冲突。当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碰撞与博弈日益复杂化，政府社会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稳定几乎成为这个社会治理系统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敏感的神经。”[1]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思维和诸多压力挑战下，地方政府很容易“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手段，将加强社会管理理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2]，由此社会强制成为常性管理手段。管理者倾向于按照政治统治逻辑，不断强化行政权力，用运动式的方法消除“不稳定因素”。在社会管制过程中，权力运行因制度约束欠缺和民主监督不足而不断扩张超出“权力边

界”，进入私人领域，挤压私人权利空间，面对“控制优先”还是“权利优先”的二难抉择时，前者往往成为了最终选择。与此相对应，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促使他们不断进行抗争、进行体制内或体制外维权，但又不得不面对权利制衡权力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于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越位”、行政控制过度和社会自主不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行政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冲突加剧，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社会公平和正义难得保证。

3.维稳高成本与管制低成效相偏离。虽然现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为政府社会管理提供了较强的技术基础和财政基础，但是持续上涨的维稳经费和各地频发的冲突事件对比反映出一个基本现实，即“越维越乱的恶性循环”[3]。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旧式“维稳”思维和以堵代疏的管制模式。近年来，为了应对各种公共安全事件，政府不断通过增派人员、增设机构和增加经费等来提高维稳效率。投入增加对于维持社会短期稳定是有成效的，但维稳模式的偏差却使投入增效大打折扣。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各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灭火式的管理策略和后果导向的反应式治标思路。具体而言，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不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增进社会福利为基础，从源头寻找诱发矛盾的原因，解决冲突产生的根源，而是着眼于对社会风险进行消极防御或事后补救，偏重于“末节处理”，不仅无法破除僵化维稳模式中“治标不治本”问题，而且这种事后管理的反馈控制过程必然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为代价。除了耗费大量的显性成本或有形成本外，政府管制形象下降、公信力流失、信任危机加剧等社会成本或道德成本增加也使得维稳成本与收益进一步拉大。

二、社会权利价值取向的现实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管理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以维权为中心的社会权利价值取向正是来自于转型期不断变革发展的中国实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实践的结果。这个价值取向旨在以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维护并增进公民各项权利和福利为核心，通过不断提供公共产品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机制来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具体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障。“社会权利的实现是需要物质条件的，因为诸多的社会权利在表现形式上就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这必须依靠经济的发展。”[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良好势头，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例如，从2003年到2011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1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8.1%。[5]经济稳定增长为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人们在医疗保健、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分配、养老福利等方面的服务从以往的低水平保障向较高水平的供给推进。与此同时，原有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支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随之转型，公平优先、权利优先逐步进入政府公共管理的视野。

2.社会利益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体分化和分配机制变迁，改变了传统社会管制的基础。“个体利益已由个人完全服从整体基础上的绝对依赖，转向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依赖，整体已被要求为个体利益服务，帮助和保证个体利益得以实现。”[6]公民权利、利益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国家公共服务保障供给不足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例如，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和社保问题等都是其供求矛盾的典型体现。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大众对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和文明生活条件的权利诉求与现有分配机制的冲突。因此，社会管理必须适应利益结构变迁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生态环境要求，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导向，通过改进和完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营造协调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冲突的良好氛围，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3.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和执政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本质和要求的高度概括，也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不断地维护和实现人的社会权利，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来,人本思想作为核心执政理念和主导价值诉求，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特别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导向。在人本主义理念指导下，政府开始从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逐步转向以尊重公民权利、维护公共利益、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发展目标上。通观社会管理领域，从体制设计、政策制定、服务目的和发展动力等各个层次，无不突显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地位。

4.权利维护是当前社会管理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的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8]。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解体后，人民群众从单位制下的依赖关系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契约关系转变，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迅速增长，个体或集体维权行动趋向自觉。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利益冲突现象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维权仍是当前社会管理的关键，例如因征地拆迁、劳工权益、环境污染侵害等引发的冲突事件大多是由于权利之争引发的。由于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维护机制,民众往往选择“非体制化行动”[9]进行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抗争”，导致冲突事件频发高发。国家作为维护公民权利的主导主体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作为当前社会管理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并为权利救济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动社会权利普及化目标的实现。

三、基于社会权利导向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思路

中国特殊的改革生态环境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复杂性、系统性和艰巨性。纵观转型时期社会管理领域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可以归纳集中于“一位三体”四个方面：核心导向模

糊、价值观念碰撞、制度安排短缺和组织行动冲突。因此，科学系统的社会管理创新设计必然是以实现和维护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从理念、制度和行动三个维度展开，其中价值认同是前提，制度安排是保障，组织协调是基础。三者之间是相互衔接、紧密联系的整体。

1.以培育公共精神为主线重塑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社会管理的精神内核和灵魂。重塑价值理念就是在多元意识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价值观的定位、共享与传播将政府与社会纳入同一价值体系中，并发展成一种集体行动意识，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完成协同治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结构分化形成的多元价值观催生了价值混乱和理念冲突，公共精神的缺失成了引发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以培育公共精神为主线重塑价值理念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10]。从公共精神的内涵来看，它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致力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营造人类社会生活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伦理规范，与人本服务理念存在本质一致性。因此，构建服务型政府和重塑公务员现代公共行政精神是政府公共精神培育的现实选择。从宏观层面看，政府须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作为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将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工具和基本途径，强化公务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强调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和权利本位的观念，增强公共行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回应日益增长的公民需求。除此之外，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社会大众“公民意识”的建构也是培育公共精神的内在要求。“公共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能力。作为一种理念，公共意味着所有人们，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或家庭的目的才走到一起来（公民的精神）”首先，应通过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和拓宽公共空间交流平台，使人们获得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增强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和彼此合作精神，提升公民的社会互信度。其次，借助于国民教育、大众传媒等途径营造良好的民主政治文化环境，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确立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规范。

2.以维护社会权利为重点全面推进制度创新。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创新、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作为调节、规范与整合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工具，制度是社会管理改革的基础，也是激发社会活力、满足公众社会权利需求的保障。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人口服务、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社会治安、互联网等各个层面管理上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变革与时代价值体系不符合的法律法规，健全人民群众的权益保护机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另一方面，公民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工具和渠道，厘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就是在公平正义框架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完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操作程序、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等。重点落实到社会权利上，则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基础，切实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以及对社会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例如，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公共产品均等供给；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

益机制、公共决策公民参与机制等。除了正式制度建设以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传统文化习俗引导、诚信意识与和谐理念建构、道德约束运用等非正式制度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制度创新的方式来看，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是制度变迁的初级行为主体，通过设定改革原则和方向、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或政策变革来实现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变迁模式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且有利于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是也存在容易忽视与制度需求主体之间的互动、甚至制度或政策被私人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俘虏的风险。因此，为了防止权力变异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同时也为了有效地实现制度供给均衡，政府在改革中应充分重视企业、社区等组织单元参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行动，广泛推进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工作，挖掘企业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的动力机制，从而激发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能量，由此弥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不足而增强持续创新的动力。

3.以分权为核心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集体行动机制。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多元参与和互动合作，意味着从社会管制走向社会治理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趋势。“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推动社会治理依赖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公民拥有足够的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将自己的社会权利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表达，才能使各个主体通力合作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分权或赋权将是维护和加强社会权利的基本途径。政府在培育和引导社会自治过程中，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会自主管理权力空间，并运用制度化手段确定行政权力、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点”和“有效边界”。需要指出的是，权力“边界点”是暂时的，具有动态性。理由是政府赋予社会的空间或权力是以社会组织和公民自主能力发育为前提，“边界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我治理能力。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整体基础还较为薄弱、市场不发达、传统管制因素等影响，政府主导型改革的“路径依赖”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政府分权或放权尚不能达到理论上设想的市民社会或善治状态。进一步说，如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公民缺乏足够的自主能力，即使赋予其空间或权力也很难实现整体“合力”。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政府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深入、社会组织崛起、公民自治能力增强等一系列基础条件的变化，政府将赋予市场和社会更多的空间和权力，三者的“边界”将趋于更加合理，将真正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网络化良性互动、分工合理、各负其责。

原文标题：从社会管制转向社会权利：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走向

注释：

[1]蔡志强《危机治理的价值重构——基于社会良序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0期。

[2]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载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载于《领导者》2010年第4期。

[4]杨雪冬《走向社会权利导向的社会管理体制》，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国家统计局《我国2003年—2011年GDP年均实际增长10.7%》，参见2012年8月15日国家统计局网站。

[6]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7]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载于2011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8]［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9]王锡锌《通过参与式治理促进根本政治制度的生活化》，载于2012年2月1日《法制日报》。

[10]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载于《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