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二元金融和谐发展之探索

第一篇：区域二元金融和谐发展之探索

区域二元金融和谐发展之探索 区域金融从空间差异的角度看，可区分为发达地区金融与欠发达地区金融，亦即二元金融；通过区域二元金融之间的互补互动，实现区域金融的和谐发展，对于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级联社在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和谐发展中应有所作为。在充分维护省农合机构组织体系完整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发达或相对发达地区农商行、农信社与欠发达地区农信社的互补互动，切实解决欠发达地区农信社解困和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做实省联社，充分发挥省联社的行业职能作用，促进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多最新相关资讯请点击合时代进行浏览…

区域二元金融客观存在与现实表现

区域二元金融是客观存在的，区域金融的空间差异即表现为二元金融。区域二元金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资源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存在明显差异的结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金融，实际就是二元金融从空间差异的视角进行划分的。区域二元金融空间差异长期客观存在，形成的原因包括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地理环境、货币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信息条件、金融人格、金融努力水平、金融政策、法规及制度等等。区域金融研究不同于传统金融研究，它将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相互作用引入研究范围，充分考虑具有广阔内涵的区域差异，并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研究方法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金融研究的视角。

以广东省为例，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金融特征截然不同，表现为较明显的区域二元金融。珠三角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主要面向企业与城镇居民，客户规模相对较大，金融交易活跃，具备集聚效益和外部规模效益，城市金融特征明显；而非珠三角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主要面向农村、农业、农户以及规模较低的企业，客户数量较多，金融需求小而散，缺乏规模经济，传统农村金融的特征明显。一是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差异，广东省80%的规模与效益是由珠三角地区创造的。截至2011年末，珠三角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账面利润和净利润分别占广东省的71%、70%、81%和80%。二是资本状况与抵御风险的差异，广东省80%的资本聚集在珠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股本、资本净额、净资产分别占广东省的67%、82%和72%。三是历史包袱和资产质量差异，广东省80%的包袱和不良资产均在非珠三角地区。

区域二元金融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

区域二元金融的客观存在需要我们选择促进其和谐发展的路径，不是被动地坐视其存在，而是要主动地进行制度安排。

首先，需要明确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对政府在金融市场中作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减少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培育一个竞争性的金融体系，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政府应在金融市场中积极发挥作用，以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对于二元金融差异较大，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严重滞后的现象，在政府立足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一背景下，政府不仅有条件而且有责任采取有效的政策促进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其次，是如何进行制度安排的问题。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自由经济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主导型的金融更能积极地促进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但政府的干预仅仅是对市场的有益补充，绝不是取代市场。因此，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目的应是保障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或者说使金融市场更有效地运作。我认为，针对二元金融的制度安排，在政策上要区别对待，有松有紧，有宽有严，其中包括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同时，在补偿方式上也应有多种选择。比如，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进行核销，对生活困难、面临破产的家庭的借款允许破产免债等；在区域金融合作上，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支持，促进区域之间金融资源、金融信息和金融技术的流动，优化其配置，从而使参与合作的主体实现“共赢”。同时，在金融制度的安排上不能“一刀切”、“齐步走”，比如要承认经济落后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不能不顾条件地推行市场化，按商业模式运作。

与国有商业银行不同，单个合作金融机构存在规模小、风险大、随时面临倒闭等问题，同时，合作金融机构具有同质性且都存在规模不经济导致经营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在促进区域二元金融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有其特殊性。从广东的情况，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扶持，社会各界对农合机构增资扩股的支持以及农合机构自身的努力，广东省农合机构从2002年底资不抵债870亿元到2011年底实现资能抵债870亿元，整体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广东省已有13家农商行挂牌，达到农商行准入条件正在改制的也达到了12家；与此同时还有20家农合机构有历年挂亏，且都集中在非珠三角地区。从未来农信社的扶持政策看，央行进一步的票据支持已经不太现实，而税收优惠效果甚微，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农合机构之间必须通过抱团取暖，通过省联社、发达地区农合机构与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的互补互动，最终促进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国外合作金融百年的发展历程看，单个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可通过自发结成合作金融体系及体系内的互补互动，解决了单个机构规模小、风险大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自发结成合作金融机构体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帝加鼎集团，在体系内部的互补互动上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资源共享。包括集团为基层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集体采购降低成本；对流动性、风险和利率的管理；通过设立的各专业性公司为基层提供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产品；借记卡和信用卡服务、运钞和其他商业服务；培训和选择管理人员和董事，同时参与基层合作金融机构班子的管理。二是系统的标准化。包括操作系统、政策和规范以及产品的标准化，统一的机构形象和品牌。三是整体的稳定性。即通过内部各种协议和章程形成一个稳定的组织机构，以免受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如建立突发安全基金、保险基金和保证基金来解决系统出现的问题；同时，集团作为一家主要银行，负责管理基层机构的流动性以及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四是建立内

部的规章和战略来完善强化治理结构。包括民主收集基层意见，形成决策，集团通过提供专家型服务来促进基层的竞争力；建立了直接对集团总裁负责的独立监管机构，建立严格的监管标准，并授予了对违约和困难合作金融机构监管的权利。

借鉴国外经验，要解决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做到以省级联社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与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的互补互动。互补互动，是指优势补充、共同参与和互相推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优势互补和相互作用并形成良性循环这一过程。如发达地区农合机构相对于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在机制、内控和管理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后者则在农村网点设置、地域分布和农村客户资源上有优势，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补；同时，农合机构之间通过互动，实现质量、规模和效益的提升。从互补互动的层次上看，我认为，目前农合机构互补互动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省级联社与农合机构（包括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的互补互动，如省级联社为基层农合机构提供信息科技、资金运用、产品研发和业务拓展等服务，帮助其降低经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二是发达地区农合机构与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互补互动，如发达地区农合机构与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在股权、管理、资金等方面开展的合作，实现双赢，缩小差距。因此，建立省联社与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的互补互动，是促进农合机构共同发展的一条现实的路径选择。

立足促进区域金融和谐发展的省联社改革取向

省级联社产生的初衷是中央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省级地方政府寄希望省联社的管理平台能够促进辖内农合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经过几年的改革试点，各省农合机构从整体破产的困境实现了整体经营上的可持续，省联社也从成立初期的倚重管理转变为目前强化服务职能。未来的改革取向，应该针对农合机构业务发展差异扩大的趋势，将省级联社改制为省级农村合作（联合）银行，为基层农合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业务发展支持，在省级农村合作（联合）银行与农合机构之间建立互补互动的机制，促进区域农合机构的协调发展。

将省联社改制为立足服务农合机构的省级合作（联合）银行

面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二元金融现象，作为省政府履行对省农信社的行业管理、服务、指导和协调的平台和载体，在促进农合机构的和谐发展上应该有所作为，并应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国外合作金融机构联盟总部可以同时具有多种功能，既是一家全能银行，其业务范围甚至包括信托、保险、经纪商等，又为辖内的机构提供各种业务服务，如国际业务、投资业务、产品研发、数据、结算，培训等等，有的还兼具管理机构、监督机关的功能。我国各省的省联社实际相当于国外合作金融机构联盟总部，如借鉴国外经验，将省联社重组成为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就可以为基层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业务服务。

国外合作金融机构都走过了从单个分散独立的合作金融组织联合成立合作金融体系的过程，而作为成熟的合作金融体系的标志，都是以总部为银行出现的，如德国的德意志中央合作银行、法国的中央农业信

贷银行、荷兰的中央合作银行、加拿大的帝加鼎金融集团等。从荷兰合作银行的发展历程看，初期全国有3000多家法人机构，之后逐步整合到目前的139家。1898年荷兰北部的6家合作银行及南部22家合作银行联合组建了两家合作银行。1972年两家合作银行合并组建了荷兰合作银行。再从德国合作金融机构发展历程看，自19世纪中叶舒尔茨和雷发巽分别成立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以来，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它们的中央银行、地区银行和国家审计联盟、互助保险协会、抵押和住房储蓄银行等形成了德国合作金融完整的系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合作银行的法律体系，如德国的合作银行是在德国银行法下注册的全能银行，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并与其他商业银行和社区银行开展全面的竞争。再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战略联盟，代表地区性的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并保护它们的共同权益和利益，对所属机构实施管理、通过技术和财务手段进行控制，并采用各种必要的方法来评价每个信贷互助银行操作的正确性，特别是成立新的互助银行和互助银行之间的破产和合并。由于合作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对基层合作金融机构的情况相对监管部门来说更为了解，信息收集的成本更低，同时，出于联盟本身对基层合作金融机构监督的需要，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对联盟授予了辅助监管（auxiliary supervision）和授权监管（delegated supervision）等做法，提高了监管的效率。国外合作金融发展，为省联社的改革取向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道路。

具体设想是，维持目前自下而上参股模式不变，将省联社改制为省级农村合作（联合）银行，为互补互动的实施提供体制上和财力上的保障。第一，省级农村合作（联合）银行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型，为全方位的互补互动打下体制基础。省级农村合作（联合）银行除了构建统一的数据信息系统、风险管理系统、银行卡系统、产品研发系统等，解决部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想干干不了或者干不好的事情，可以通过开展全方位的业务如批发业务、资金调剂、银团贷款、银证银保合作等业务满足基础法人机构的业务需求，增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整体竞争力。第二，省级农村合作（联合）银行通过做实和做强为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解困提供财力上支持。在做实做强省级合作（联合）银行的基础上，全面取消管理费，减轻基层机构财务负担，同时，还可以直接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特别是高风险机构参股或者控股，通过高“溢价”的方式剥离困难机构的历年挂亏和不良贷款，甚至可以给欠发达地区农合机构直接注资,为解决其历史包袱创造条件。

维护农合金融体系的完整是互补互动的前提

目前，已经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都有脱离农合金融机构体系的想法，各省在对农商行的管理上也采取了区别于农信社的做法。由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通过入股加入省联社组成农合体系（联盟）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区别仅仅在于这种体系紧密程度、类型和内部结构上。在体系的紧密程度上，如有的仅仅有内部信息交流等比较松散的体系；有的则有共同目标、标识以及一致的行为准则等结合紧密的体系。在体系的类型上，一种是自发结成的，如加拿大帝加鼎集团；一种是依法结成的，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另

一种是政府牵头实施的，如目前我国各省以基层信用社入股成立的省联社。在体系的内部结构上，有的是两层结构（基层合作金融机构—总部），还有的是三层结构（合作金融机构—地区性总部—总部）；从基层的合作金融机构的产权形式来看，有的是采用信用合作社模式，有的则是采取银行模式（服务范围已经超出了服务社员的范围，并与其他商业银行展开了市场竞争）；从体系本身来看，有的以银行的整体形象在本国和国际市场上开展业务，如德国、荷兰，有的甚至以金融集团的形象提供信贷、保险、信托等诸多产品和服务，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帝加鼎集团。

国外合作金融机构结成紧密的战略体系，实质上就是通过联盟内的互补互动，实现合作金融机构的做大做强，解决了单个合作金融机构存在规模小，风险大以及规模不经济导致经营成本过高等等问题。世界银行在一个跨国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合作金融体系的整合程度以及表现，通过分析也得出结论：紧密型体系的效率明显高于松散型。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在法律上规定单个合作金融机构必须加入合作金融体系。如法国的法律就规定，每个信贷互助银行必须加入一个地区性的联盟，并且每个地区性的联盟必须加入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战略联盟。我国的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规模小，产品少、服务层次和抗风险能力低的问题，结成合作金融体系，通过体系内的互补互动如战略规划、技术和业务支持、参股和控股等，完全可以克服单个合作金融机构的缺陷，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我认为，只有维护农合金融体系的完整，才能通过统筹整合广东省优势资源，帮助、支持和带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快速发展，以强带弱、以强补弱，实现整体解困、区域协调、共同发展。

第二篇：区域和谐发展挑战和应对

“消费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研讨会发言提纲

区域和谐发展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世界经济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并影响全球的每个地方，地区和谐发展面临重大的挑战。四大挑战：

1.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全球化进程加速；

过去，省、市或地区的居民为生活期望保存其工商业的特色；明天也会很像今天；今天，地方的居民已经知道，变化而非稳定是惟一的“不变”。跨国公司将在外造出更多代表本地特色的产品。

全球产业的地理位置在不断变化。可迁移的公司受到地方更低的成本或更好的技能和（或）一定的生活质量的吸引。而难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工商业适合于那些曾经弃其而去的地区？

本地企业迁移不只寻求低成本，也因市场需求所迫。曾经占有市场的地方企业现在面临正在侵入的、支配更多资源、提供更好更低价格产品的跨国公司的严峻挑战。

产业转移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交流、交通和信息系统的不断进步；这些又促使货品、服务、技术和资本的迁移越出国界，并使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相应地缩小。地方也不能期望保留他们所有的重要工商业。他们必须准备放弃那些正在萎缩和缺乏竞争力的部份，用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代替。

在旧经济时代，货品在某些地方制造是因为其最低成本的优势。他们有过明显的国家特征，甚至是特别的地方特性。而在新经济里，货物可以在几处制造、各地装配。

同样，服务业者也可从多地收集信息，在他地处理、解读和分析信息，再在别地传送信息。开始，公司将总部机构从城市移到城郊，然后又迁到低成本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外购其内部信息系统以从那些地域遍及国内外的特别厂商和技术处获取价值。

进一步，地方受重大的政治发展影响。全球势力的整体平衡正在发生改变。亚洲地区在兴起，随时准备步入日本和西方已取得的工业化水平。

冷战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资本短缺。大多数国家、地区和城市都有债务负担，不能筹集足够的内部或外部资金进行必要的投资以获取竞争优势、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化造成了公共部份有限资源的紧张。

而基本点是外在力量变快且常常出乎意料，进而转变了地方的命运。加上产业周期、贸易政策及相应的国家汇率变动，一个动荡的外部环境下的地方变动就可以理解了。

2.地区演进和城市盛衰使得地方风险增加；

通常情况，地方先从农村变成城镇，而后发展为城市和都市圈。近现代，城市从贸易中心转为产业中心，进而又变为提供服务。当污染、犯罪、拥挤、交通堵塞、教育和服务质量下降和高额税收等问题增加时，城市便向郊区扩展。起初人们坐车到城里工作，而后工作和就业的机会就逐步移到郊区，这种情形几乎在美国的所有大都市圈都发生过。

当人们离弃穷人增多、服务成本增高而又不能从上级政府部门补足资源时，城市却必须靠其财政资源过活，减少服务、维持固定运营。城市基础设施恶化、服务差距扩大、衰败延伸呈螺旋式发生。与此同时，都市继续从内圈郊区向外围远郊增大。工厂和办事处也迁到更远处。不久，围绕核心城市的新的功能良好的边界城市出现。核心城市则与一个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衰退中的经济和就业基础“争斗”。

上个世纪以来，新技术并不一定的出在城区而更多出现于能在经济活动中应用的任何地方——卫星通信、微处理器、机器人、激光、光纤、微机和集成电路。30多年前，城市经济学之父

Wilbur Thompson曾指出，因城市过快的周期性衰落不能承载老化的城市资产和产业及人口减少，使其赶不及下一稳定或增长期的出现。在人们认同需要加快对变化的反应时，对为何有些都市增长快于其他地方、有些甚至并不增长的原因解释却相去甚远。而我们知道地区衰落的成因远远多于与有关增长的快速变化的因素。

3.增多的竞争对手拼力争夺稀缺资源；

面对增加的问题，地方相应地通过增多的经济发展机构以针对突出的——规划、金融、市场营销、旅游和出口——有关地方提升的所有任务。这些机构用公有资金在本地和海外做广告、派遣推销使者。但不久他们就会发现，其他地方也在同样的努力并做得相当老到。

4.地方对本地资源过度依赖。

地区十大应对措施：

1.要确立应对挑战的战略愿景；

2.需要建立市场导向、策略性的规划流程；

3.必须采用一种真正的针对地方产品和本地客户的市场方法；

4.一定要确立与其他地区竞争的本地项目和服务的质量水平；

5.需要具备区域有效交流和促进竞争优势的技能；

6.要实行地区经济支柱产业的多元化和发展灵活应变的运行机制；

7.必须发展和培育本地企业家精神和特质；

8.必须更多依靠私营成分对本地的贡献度；

9.在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和领导的变化进程的差别中，各地需要发展自己独特的变化过程；

10.地方必须发展有组织的、程序化的机制，以维持地方发展，把握每一发展机遇。

影响世界变局的全球竞争、技术加速和政体分合迫使地区选择一条策略的、开创性的道路 以应对未来。

上海经济学会会员张惠俊

二○○五年十一月

第三篇：长三角与京津冀区域发展之比较

区域规划作业

长三角与京津冀区域发展之比较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都市经济区。三大都市圈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高，集聚趋势表现尤其明显，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三大经济圈的发展也不平衡，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言，京津冀经济圈的表现尚不尽如人意。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别是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积极探索城市联动发展的新路子，共同推进城市间深度整合，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区域整体抗风险能力、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现实选择。

下面对其中长三角、京津冀区域发展分别从总体水平、体制机制、产业结构、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前景展望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长三角、京津冀、经济水平、区域一体化、中心辐射能力

一、总体水平

（一）、经济水平

目前两大经济圈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远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各经济圈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

相比之下，京津冀经济圈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地位出现弱化趋势。尤其是相对经济水平，与长三角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在长三角快速积聚的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以其特有的活力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长三角人均和地均GDP分别是京津冀的1.43倍和2.19倍。无论按人口平均，还是按土地面积平均，长三角经济圈都是经济产出效率或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京津冀经济圈居后。

（二）、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京津冀经济圈相对经济水平较低，突出表现在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比之长三角经济圈还有一段距离。

在经济外向度方面，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京津冀的现实发展程度则相差较远。长三角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在规模上均已超过珠三角。外资投资的热点正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转移，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正在弱化，长三角将逐渐取代珠三角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长三角”一体化是入世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大量外企的存在，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升，整个“长三角”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地区，该 1

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是全国最大的外贸出口基地。

二、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京津冀都市圈的国家区域规划指导和政府间高层对话机制尚未形成，区域合作组织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行业合作网络体系建设不完备；合作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区域市场化进程滞后，民营经济发展不够活跃，有利于企业主体作用发挥的制度环境仍需进一步健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要素市场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

（一）、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缺乏市场响应的政府推动

在区域合作中，与企业行为、民间资本力量相比，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在资源配置、项目选择、资源整合、产业链形成等方面，政府干预过多，没能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作用。“大市场”、“小政府”的目标，与这一地区现状相距较远。因此，通过加强市场作用，改变政府的过多干预与限制是当务之急。

（二）、长三角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市场主导，政府疏导

在当前转型社会时期，市场和政府两股推动力量，应该是相辅相成，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但最终还是要依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由市场来引导区域内产业发展与合作。而政府应该是完善市场体系，制定各行业市场规则，引导市场准入，缩小区域差异，构筑大区域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共同保护环境，政府部门的作用有的地方要加强，有的地方要弱化，政府是否能够准确定位非常重要。长三角区域合作中，政府职能

三、产业结构

（一）、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重叠、缺乏分工协作

京津冀区域内部，产业配套水平相对较低，产业融合度不高，合作范围局限于产业链的低收益环节，很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零配件在区域内没有形成配套，科研成果也难以近距离扩散。除北京呈现“三二一”产业结构，津、冀两省市服务业发展滞后，没有形成产业梯度转移、对接合作的有效模式。

从全国来看，京津冀地区在总体实力上处于较低层次，在发展上处于后发层次，无论从目前的总量还是从对经济发展的投入上都与长三角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京津冀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大，地区间协调联系也是比较松懈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重叠、资源配置低效、市场建设无序等一系列问题。

（二）、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已有16座城市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圈产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不仅传统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以微电子、光纤通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比较

突出。呈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适应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形势变化，长三角经济圈适时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目标：上海提出要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浙江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江苏则要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这些战略有效地促进了长三角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升级。

四、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

从经济学考察，大都市经济圈是最有效率的空间组织形态。通常，在这种经济圈内有一个经济首位度大的中心城市，它与周边城市区域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或分工合作的关系，并且同时具有“极化”和“辐射扩散”两种效应。

主导型的合作共生、协同发展是经济合作的重要类型。上海充分发挥了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城市协作、共生发展，已经成为长三角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推动力；与此相比，京津两大毗邻的中心城市，在进一步整合优势、发挥区域增长极带动作用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没能形成区域城市间的合作共生机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京津冀区域的进一步发展。

（一）、京津冀地区经济首位度比较接近

1、“双头龙”现象

此经济圈的经济首位度不高，原因在于经济圈内都有两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北京、天津。京津冀经济圈受行政区划严重，北京和天津同属中央直辖市，产业结构类似，竞争动机强烈。这些年京津之间围绕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之争，围绕汽车、重化工等制造业之争，围绕北方产权交易中心等平台选择之争，围绕生态环境、水资源之争，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得京津与河北之间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异常突出。因此，有效打破行政分割，促进京津冀合理分工、协调融合发展，是该经济圈做大做强，向世界级大都市圈迈进，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2、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空吸”现象

虽然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已经提出很久，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很多贫困县和贫困村，这些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

（二）、上海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龙头效应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一方面上海对周边城市的优质要素资源产生巨大吸附力，一些优秀的企业、研发中心、以及优良金融资产和高素质人才纷纷向上海聚集；同时，上海的大发展也对周边城市区域产生较强的辐射拉动作用，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特别是，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各城市形成既竞争有合作的良性互动格局。“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蓬勃发展。

五、区域交通状况

可进入性、可畅通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设施基础。京津冀交通问题主要体现在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难以充分满足发展过程中的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长三角也存在此类问题，但行动比较积极，正在大力发展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畅通等工程。

（一）、京津冀地区对外交通发达，内部交通不畅

综合运输网络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与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路）。京津冀地区一直是国家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50年的大力建设，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是我国陆路交通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与联系是综合交通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许多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大都不能充分满足发展过程中的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方式单一，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客货运输缺乏选择与必要的竞争，这集中体现在北京同河北省城市间的交通及河北省内交通的问题。这是制约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发达的现代交通体系

长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以上海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长江三角洲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活动。陆路：沪宁线、沪杭线、杭甬线构成了这一交通体系的核心；水路：有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空路：有便捷的飞机，可以使人们在短时间内到达。2004年，有交通部牵头，江浙沪两省一市联合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长三角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将有11.8万公里达到30万公里左右，公路密度大体上接近欧洲发达国家水平。而高速公路也作为区域路网的骨架。这充分表明长三角发展区域路网的决心，将成为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

六、前景展望

由以上分析可知，京津冀地区的各项指标大多居于长三角之后，但也可以说其正处于蓄势待发、正在崛起的时期。

（一）、京津冀区域发展对策

京津冀经济圈区位条件独特、人文环境优越、创新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又面临着诸多有利的因素和环境，抓好新的战略机遇期，京津冀经济圈则有可能后来居上。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的奥运会，这次盛世不仅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也对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建筑、建材、房地产、旅游、广告、媒体等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赋予京津冀经济圈独特的优势。通过合理引导，这一优势将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促使这一地区形成具有“首

都圈”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但同时也应注意协调与周围城市的关系，统一规划京津冀区域，以避免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经济发展缓慢的现象出现。“核心城市无序的过度集中”的空间结构严重限制了发展，因此应通过调整区域空间结构来加快发展，包括实施核心城市即北京、天津，特别是北京的“有机疏散”与区域的“重新集中”，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实现从以北京为核心的“单中心放射式”向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双中心网络式”转变，重组发展空间。

外资北上步伐加快。近年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流向不断由南部沿海向中部沿海和北部沿海转移，尤其是日韩及欧美等跨国公司纷纷在京设立研发机构，京津冀经济圈对外开放呈现加快势头。随着外资大量进入和国际贸易的拓展，必将对京津冀经济产生类似于南方开放前沿的拉动效应，而且引资质量和外贸效益会更好。

（二）、长三角区域发展对策

相比珠三角和京津冀，长三角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清晰，关键是其中心定位比较明确。长三角对上海龙头地位普遍认同。区域内“中心——次中心——腹地”的结构一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带动着“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

虽在各方面比较而言，长三角区域的整体水平高于京津冀区域，但是从诸多方面上，长三角经济圈出现整体增速滑落的现象。这不难看出虽然长三角一体化的呼声迭起、进程加快，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存在，长三角目前仍旧是一种以行政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长三角城市间的战略联盟目前还没有达成，很多基础设施还处于分割状态，尚未形成行业布局协调、经济能量集聚、产业结构合理的理想范型。

2010年世博会花落上海，从各方面给上海带来了良机，上海正努力成为“世界城市”。上海强大的辐射力及其周边“近水楼台”城市的飞速发展，已经使苏、浙两省的所有城市都意识到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在资金、信息、人才、商品的流动中找到城市继续发展的机遇。以承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合发展。一是以现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联合成立世博会工作机构，协调推动世博经济发展；二是根据世博会规划和各个城市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交流协调，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整合现有交通资源，完善区域内高速公路网建设；四是联合制定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计划；五是围绕世博会，共建长江三角洲信息平台，实现世博会信息资源互通共享。

可以乐观地预测：如果能够切实把一体化进程不断推向深入，未来的长三角应当是中国及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区域，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中心区域。

第四篇：区域发展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战略需要，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同特征和经济地域上内在联系，提出“两区一带”的功能分区，即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发展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针对不同的区域提出相应的功能要求，对于湖体核心保护区强调生态功能，禁止开发建设；对于滨湖控制发展带，提出构建生态屏障，严格控制开发；对于高校集约发展区提出集聚经济人口，高效集约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定位，直接反映和决定它在国家区域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中的地位，着力构建“三区一平台”，即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和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围绕“三区一平台”的总体定位，着力构建“四大支撑体系”，重点打造“十大产业基地”，即着力构建安全可靠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调配有效的水利保障体系、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建设区域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旅游基地，光电、新能源、生物及航空产业基地，改造提升铜、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基地。

丰城市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西南部的重要县级市，要加大力度融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首先，要加快基础设施与周边区域的衔接，打造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重要的交通枢纽。其次，打造生态品牌，探索出丰城特色的生态低碳高效的发展路径。加强“中国生态硒谷”的品牌，发展以富硒资源为特色的生态旅游，休闲体验等。第三，要加快重要产业基地建设，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的“十大产业基地”相对接。丰城市处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高效集约发展区，具有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基地的资源条件，充分发挥丰城的能源优势，加快产业基地建设，形成完善的产业发展结构。

1.1.1.衔接南昌都市圈

丰城市距离南昌60公里，仅1小时车程，丰城市成为省会城市南昌的1小时交通圈的范围。南昌都市圈范围包括南昌及周边九江市、永修县、都昌县、余干县、东乡县、抚州市、丰城市、高安市、奉新县等县市，是江西省赣中地区的重要城市群。丰城未来在与南昌的一体化发展，要加强对接融入南昌城市经济圈。进一步加大与南昌经济合作，加快与南昌经济联系。做好丰城与南昌的对接体现在交通设施上，重点建设“三路一区”(丰昌大道、新105国道改线、昌吉赣城际铁路)建设，缩小与南昌的时间距离，实现“同城化”发展。同时，在产业结构上形成相互协作与分工，承接南昌经济辐射，发挥自身优势，强化产业基地建设，形成自身特色的产业结构。

1.1.2.打造丰樟高城市群

丰城、樟树和高安市是宜春市东部地区重要的城市群，是宜春经济发展的高地，对宜春经济发展起着领头牵动作用，“丰樟高“城市群总人口、区域面积分别占到宜春市的49.7%

和35.2%，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分别占宜春市的55.8%和52.8%。丰城市经济总量在三个县级市中居首，成为“丰樟高”城市群中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产业集聚区。丰城城市产业重点发展以能源、新材料为特色的，樟树城市产业以化工、医药为特色，高安城市产业以陶瓷、汽运产业为主，共同形成宜春市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极。

战略三：加强区域合作，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与成渝经济区协调发展：抓住西部大开发、成渝经济区大发展契机，积极融入成渝经济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区位特色，主动寻求对接点和联结点；借力成渝经济区的强大经济实力，大力发展配套物流配送、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与黔北地区协调发展：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经贸、旅游等方面联合遵义和贵阳，加快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白酒产业，构建黔北地区特色经济高地。

与赤水河谷和四川酒业重地协调发展：协调与习水、赤水等赤水河谷酿酒城市的发展，联合打造黔北赤水河谷特色经济区；协调与泸州、宜宾四川酒业重地的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促进西南地区名酒基地的建设。

第五篇：互联网金融之p2p发展之瓶颈

互联网金融之p2p发展之瓶颈

互联网金融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正在行驶在一个“交叉路口”，而征信体系的缺失，使得P2P很难健康发展。很多公司都走向了间接融资的误区，只有具备征信能力的公司，才能最终走向正确的方向。鼓励民间建立征信公司，有利于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央行已经准备发放这方面的牌照，网络公司掌握着众多的（信用）信息、有大数据处理的能力，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能力和信息，来建立民间的征信公司，帮助金融业更健康地发展。

现如今，细看那些做得比较好的P2P公司普遍遇到了担保方式对自身发展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的开始借助第三方担保，有的则通过提取风险准备金来保证投资人的本金安全，而这两种模式都有其局限性。

在中国征信体系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借款人的资信进行比较好地分析，我们国家也缺少财产登记制度，对出借人的资产情况和他的风险承受能力难以作出准确判断。这是制约P2P行业发展的两大瓶颈。投融贷P2P平台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由于央行的征信系统尚未对P2P行业开放，每家公司都需要去完善自己的信用评价体系，这为其带来了很大的成本负担，同时，也给P2P公司业务地发展增加了许多隐形风险。

近来，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其中提出“加快征信系统建设”和“推动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

现在大家都在呼吁，希望央行的信贷登记系统能够对社会开放，能够对P2P小贷公司开放。不过，央行的信贷登记系统如果向P2P小贷公司全面放开，将面临非常高的运营成本。因此，我们更要着力于建立民间的征信系统。央行已经开始在准备发放这方面的牌照，网络公司掌握着众多的（信用）信息、有大数据处理的能力，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能力和信息，在建立民间的征信公司，帮助金融业更健康地发展。，如果基于电商平台的网上借贷能够建立独立的征信体系，那么P2P平台就能够实现比较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