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破解市场化背景下村庄原子化难题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破解市场化背景下村庄原子化难题的思考

关于破解市场化背景下村庄原子化难题的思考

发表日期：2011年1月7日出处：中国农经信息网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牟成文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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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村庄原子化是指由于村庄的有机关联缺失而导致村庄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这是目前农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村庄原子化会造成村民组织观念涣散，制约农村社会的未来发展，对此必须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和反哺农业，重塑村庄的精神内聚力，建立和完善村民利益的表达和维护机制，发展各类农业行业协会或者合作组织。

［关键词］市场化村庄原子化

一、村庄原子化问题的特征分析

市场化后，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导致农民过多地关心自有土地的经营状况，从而减少对集体利益的关注。由于以前集体利益是连接村民交往关系的有机纽带，因此，当村民减少对以前集体利益的关注时，维系村民之间有机关系的纽带对村民的影响必然变弱。当这种影响弱化到一定程度时，村庄原子化问题就呈现出来。村庄原子化问题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主义逐渐成为村民的主要价值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们对“最本己”的关心往往是对“最上手”的、最容易“映入眼帘”的、最容易“来照面”的东西的关注。①市场化后，自有土地就是农民“最上手”的、最容易“映入眼帘”的、最容易“来照面”的现实存在，这样一来，对自有土地的关心也就成了农民“最本己”的、“不可逾越的”、“无所旁涉的”关注。在此语境中，利益主义必然会大行其道，并时刻压缩着集体主义的生存空间。这样，村庄在市场化之前所建构的组织性内聚力必然遇到空前困境，甚至面临着被裂解的危局。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强化了利益主义。

第二，村庄社会出现分层。市场化必然带来多元利益主体和格局，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村庄社会的分层。现在，一个村庄基本上会出现这么几种层次:经济能人，如农业专业大户、个体工商大户、私营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宗族势力人物;政治身份代表，如各种协会负责人、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中共党员等;社会权威，如曾担任过干部的老者、敢仗义执言者、具有特殊文化资源禀赋者、地方性知识传播者和推广者;普通村民等。②不同层次必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追求目标和利益趋向，而不同的利益追求目标和利益趋向必然衍生不同的利益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市场化必然伴生社会竞争，而社会竞争必然引致各种利益矛盾甚至冲突的出现，各种利益矛盾或者冲突的出现又必然会导致村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状况本身又必然会固化村庄的社会分层。

第三，村庄内部各种有机互动缺乏。首先，它表现为村民与村民之间互助关系的淡漠或冷漠。现在，村民之间互助行为的实施仅仅基于“有事”原则，即仅仅限于农忙或婚丧嫁娶等情况下才发生。而平时，出于“主动”原则而进行的彼此关心式交往则很少，在相当一些村庄甚至根本见不到，即使是族属之间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村民之间的负向互动(即彼此挖墙脚)反而很流行。比如，一些村民看到别人的庄稼比自己的长势好就心理不平衡，出于嫉妒而采取破坏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畸形心理，这些破坏手段常常表现为:砍别人的树苗;毒别人家的家畜和养鱼池中的鱼，甚至残害别人的生命等。其次，它表现为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关系的不协调。由于一些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通过不正当手段上任并在上任后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捞好处，所以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感表现得很强烈。这种状况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酵为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再次，它表现为村庄公益或者集体公益的难产。据调查显示，以一种“眼前看不到的利益”作为激励标的来刺激村民对集体公益的兴趣是很难奏效的，因为村民在对集体公益的预期缺乏足够信息支撑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根据路径依赖法则来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的，而在“无知之幕”的时候，村民就只能以不作为作为一种较优行为选择。③这就使得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非常有限。笔者最近在湖北省钟祥市B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调查过程中再次深深感受了这种状况。④

二、村庄原子化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第一，导致村民组织观念涣散。利益主义必然在市场化过程中撕裂村民市场化前所建构起来的集体主义意识，必然导致村民的组织观念向涣散方面演进。在调查中，鄂东A村的支书刘宗权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笔者的结论提供了佐证:“1974年，上级号召兴建水库，大队开了一次动员会，小队开了一次动员会，大家就踊跃报名、积极参加。我当时才初中毕业，便和诸多青年一起投入参加兴建水库的劳动。在兴建水库的过程中，完全是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我们肩挑臂扛，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直到工程完工。肩上、手上、脚上不知磨破多少次，我们都不在乎。而现在，即使想在村里修建一条小路，没有外面资金的注入或支持就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尤其是在‘两工’被取消后，村民更是没有任何组织性或集体性的制约。即使是开一次科技知识普及会议，都会有很多村民不到场。”⑤

在鄂中B村，支书王义祥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我任期内，两次动员村民把连接庙挡水库的沟渠进行整治都难得如愿。”⑥笔者在访问和问卷中发现，90%以上的村民都认同目前村民组织观念涣散的事实并对此表达了深深的无奈和隐忧。

第二，严重制约农村社会的未来发展。市场化后，村民对国家政策以及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基本上只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进行，却很难进行双向或多向度的互动。如此一来，“芝麻小的小事”也会演变成“西瓜大的大事”甚至“恶性事件”。的确，市场化的不完善性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村民的狭隘利益主义观念的成长。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村庄发展的内生力量缺乏，使村庄未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村民的多种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另外的途径比如到外地打工或者寻找各种发展机会

等来实现，而这些又会使本来就缺乏发展生气、动力和活力的村庄在未来发展上雪上加霜。

第三，严重影响国家意志在农村的践履。

利益主义必然造成村民在理解国家出台的有关政策、规定或法令中出现褊狭，从而造成政策、规定或法令在应有的效度内失灵。一般说来，村民对国家政策、规定或法令所作的习惯性理解就是基于“我向原则”，即朝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来理解。这种思维模式必然导致国家意志在农村的践履大打折扣。诸多农村调查证实了这种结论。⑦

三、关于破解村庄原子化难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村庄出现的原子化难题，笔者认为，通过以下途径来破解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第一，通过发展适合村庄自身特点的产业来提高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功能，是破解村庄原子化难题的物质性保障和基础。村庄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推进优势农产品板块建设，提高村庄的自我造血功能。具体思路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农业单产水平;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尊重村民意愿，适度发展规模经营，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可以根据最近出现的“村庄空心化、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等特点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可以发展农民土地入股、租赁、转让等流转时间较长的规模经营，优化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创新营销方式;对村庄的富余劳动力进行培训和转移，等等。

第二，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和反哺农业，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是破解村庄原子化难题的制度性保障和基础。市场化背景下的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弱质产业，尤其在开放性条件下，其弱质性更为明显。所以，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农业采取了积极的支持和扶助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支持与扶助制度。当前，在我国作为基础性产业的农业更是一种脆弱的产业，而且还是一个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行业。长期以来，农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应该是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如何反哺?有些专家提出建议:要完善以《农业法》为基础的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要充分利用不受限制的“绿箱政策”;建立健全重要的农产品保护制度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改革农业的宏观管理体制。⑧第三，发展和完善市场化背景下的村庄文化，重塑村庄的精神内聚力，是破解村庄原子化难题的精神性保障和基础。目前，由于利益主义的肆虐，村民自身眼界必然为利益主义所局限，这样，村民缺乏一种关照全局的“大视野”就成为一种必然。在此语境中，村民的市场观念必然会变得更加狭隘。因此，发展和完善村庄文化，重塑村庄的精神内聚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用适应新形势的、能满足村民有效需求的文化养料来建构村民的精神家园，并以此为契机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建议定期派一些理论工作者到农村去与村民接触，这样既可以及时了解村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所思所想，又可以及时把国家意志落实到广大的村民之中去。还可以派一些文艺工作者把一些好作品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到农村去，让村民的精神时刻保持健康向上，从而远离枯萎和“荒漠化”。(2)在马克思主义的“大

众化”和“生活化”上多下功夫。现在不少村民为什么愿意信仰宗教而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根据笔者的调查，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目前农村精神生活或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不少村民的精神的确有迈向枯萎的趋势;其二是在一些村民看来，宗教能走进他们的精神生活并能“生活化”;其三是作为一种“大众化”和“生活化”的马克思主义未能在村庄里、在村民中与时俱进。现在，很多村民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斗争哲学”。基于此，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以及推广上多花时间，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只有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可以“大众化”和“生活化”。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真正走向“大众化”和“生活化”的时候，它才能真正成为村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这时，适合新形势的集体主义在村庄的生长就不再是一件难事。(3)加强党组织、村委会、村干部的自身建设，抓好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有学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党员干部的形象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干群关系问题等一直是村民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⑨处理好这些问题对村民进行价值、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大量的农村调查也表明，党组织、村干部自身形象的好坏比一大箩筐的说教都管用。

第四，完善和创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建立和完善村民利益的表达和维护机制，是破解村庄原子化难题的社会性保障和基础。农村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性保障。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相比于城市是十分有限的。在新形势下，国家应在这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并建立长效机制;将农村教育纳入国家教育投资的“母项”;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城乡一体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现在农民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机制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政协制度、人民信访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为农民广泛参与政治、了解情况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是应该看到，农民通过制度性的政治参与进行利益表达的事例仍是非常有限的。对此，有专家建议:要改革现有制度架构中的信访制度;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的组织建设等。除此以外，笔者还以为，地方政府或者干部要经常主动下村庄、下农户去倾听村民的呼声，了解村民的所思所想，与村民进行沟通和交流。

第五，发展各类农业行业协会或者合作组织，是破解村庄原子化难题的组织性保障和基础。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产业化经营是一个主要趋势。产业化经营要求把农户家庭、农业行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合作组织等组合起来建立“四位一体”的高效农业模式。同时，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还需要有发达的物流体系相匹配。这样，农业发展的组织模式就必然成为一种集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模式，这种模式还可以将集散与配送、批发与零售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大大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增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注释: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8页。

②李小平等《村民分化与村民自治》，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③⑤参见牟成文2005年的《调查笔记》。

④⑥参见牟成文2008年的《新农村建设日记》。

⑦参见牟成文的2003年、2004年、2005年的《调查笔记》和2008年的《新农村建设日记》。

⑧李景波、胡胜德《二元体制结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创新》，载于《学术交流》2008年第6期。⑨夏振坤、冯桂林《农村社会热点:类型、特征与态势》，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5期。

第二篇：如何破解金融危机下农民增收难题

如何破解金融危机下农民增收难题

吴孔凡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连续5年快速增长。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比上年增加621元，实际增长8%，但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15781元相比，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而且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农民多渠道增收的良好格局趋于恶化，当前农民增收面临多重困境。农民增收面临多重困境

困境之一：金融危机减缓经济增长步伐，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带来较大压力 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逐步加重，国内就业增长受到明显抑制，海外回流劳动力不断增加，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其中农民工首当其冲，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农民工资性收入出现较大滑坡。

困境之二：主要农产品价格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带来较大压力

2007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53%，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47%，表明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农民收入的“大头”。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农产品需求减少和农产品进口增加等因素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主要农产品价格明显回落，市场卖难现象增加。近年来接连发生的苏丹红、毒韭菜、毒大米、毒饺子、毒奶粉等食品安全问题，对传统种植、养殖方式也带来巨大挑战。

困境之三：农业补贴政策对直接增加收入和刺激生产的效应正在逐步钝化，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带来较大压力

一系列含金量较高的直接补贴政策使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但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仍然较低，种粮成本上升较快，这些补贴相对于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而言，增收效果并不明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对直接增加收入和刺激生产的作用逐步钝化，效应逐步递减。有研究表明，2006年政府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为271亿元，仅占当年粮食全部生产成本（物质费用、人工费用和土地成本之和）的4%，相当一部分补贴被节节攀升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所抵消。另外，农业补贴政策具有普惠性，基本按农民承包地面积发放，与土地挂钩而不与生产者挂钩，农民种与不种都可享受补贴，一些农民为得到补贴宁可土地撂荒也不愿意转包给他人，这种状况降低了土地利用率，与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规模经营的政策导向相左。

困境之四：农村体制机制性弊端阻碍了“三农”发展进程，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带来较大压力

当前，影响农民资本性、财产性收入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善。现行土地制度在效率与公平、农民收益与社会稳定的权衡中更多地考虑了后者，强化了土地的保障和稳定功能，而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抵押、担保和买卖做出严格限制，这对于保障农民保有土地永久使用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明显而积极的，但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不利于农民获得应有的财产性收入。

二是农村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无论是作为产业的农业部门，还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民个人，要想稳步发展和做大做强，都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持。但当前农民、农村合作组织和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普遍存在，农村担保体系缺失，有效抵押物不足，使“三农”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另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缺失，农民遭受自然灾害和动植物疫病损失后得不到理赔。

三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近年来，农村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迈出了较大步伐，但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进展不平衡，标准低，覆盖面窄，功能弱，“碎片化”，农民对看病、养老、失业等心存恐惧，不敢贸然离土离乡，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规模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四是农村合作组织不成熟。目前，农村各类专业技术和经济合作组织发育较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技术指导、市场信息等服务，缺乏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谈判的能力，在市场竞争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影响了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

五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不健全。取消农业税后，以义务教育为代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农村事业农民办”的不合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但当前农业灌溉用水、村级公益设施等一些公共服务仍然需要农民配套投入或承担较重支出，农民承担的地区性、区域性、行业性负担仍然较重。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对策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社会发展越困难，农业的支撑作用越重要。面对不利经济形势和农民增收的严峻现实，应坚定不移地落实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十字方针，把农民增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一）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农民工在稳定就业中增加收入

农民隐性失业和返乡农民工“双碰头”，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应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工稳定就业。一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支持在农田水利、国土整治、植树造林、修桥筑路、生态环保等工程建设中实行以工代赈。二是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积极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就业岗位，规范企业裁员行为，减少农民工回流数量。三是充分发挥蓬勃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容纳就业的作用，吸引返乡农民工就近投入新农村建设。四是充分发挥农民工有条件自主创业的作用，从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回乡自主创业，发展乡村旅游服务业，广开就业门路。五是充分发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的作用，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充实培训内容，改善培训效果，提高农民工就业和致富能力。六是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对扩大就业的长效作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规定，清理各项乱收费，降低农民进城就业“门槛”，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

（二）完善利益激励机制，促进农民在粮食增产增效中增加收入

国际金融危机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越是危急关头，越要保持粮食安全，为宏观调控留下足够余地和空间。这就要求妥善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达到主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的目标。一方面要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加快科技创新，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逐步取消主产区资金配套，灵活运用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政策，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力增强相协调，让农民在粮食增产增效中增加收入。三是完善价格激励机制，发挥提价对农民增收的“利器”作用，在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的基础上，探索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比价关系，让农民获得价格上涨的实惠，通过明确的价格信号传导机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三）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确保农民在有效的支持保护政策下增加收入 支持保护农业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弱质、低效、零散的农业更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与保护。一是完善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利用扩大政府投资的有利时机，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夯实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农民生产生活成本。二是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将目前针对不同作物和牲畜品种的不同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方式和由不同部门分散管理的涉农补贴加以统筹整合，根据土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客观因素进行综合设计，推行一套“测算更加公正透明、设计更加科学合理、操作更加简便经济、运行更加规范有序、管理更加顺畅有效、监督更加严格细致”并与农民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单一支付体系，实现涉农补贴的统一申报、测算、审核、发放和监督管理，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补贴效率。三是制定严格规范的农产品安全标准，加大对农产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为农产品安全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四）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减负增收长效机制

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守着土地讨饭吃”的问题。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本和财富，兼具生产和保障双重功能，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严格农村土地管理、确保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可允许地方大胆试验，探索完善“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土地入股等模式，引导鼓励农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在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同时增加农民的资本性、财产性收入。

二是健全农村金融体制，解决“三农”贷款难和失血的问题。放宽准入条件，降低进入门槛，规范发展适合“三农”特点的小额信贷、村镇银行等草根金融；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建设；加快抵押贷款试点，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逐步将农机具、农业保险保单、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合同、农业订单、林权及房产纳入贷款抵押物范围；改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加快电子化建设，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健全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保障农民稳产增收。

三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广大农民保障不足和对土地过分依赖的问题。农民养子防老、土地养老的传统意识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密切相关。健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既是统筹城乡、保障民生的需要，也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需要。应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在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加快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为减少农民、加快土地流转创造良好条件。

四是加快发育农村合作组织，解决农民自我服务和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化的问题。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技术指导、信息咨询和融资服务，开拓农村市场，完善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五是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解决农民生产成本或负担仍然较重的问题。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和城乡一体化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完善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改变动辄要求农民配套投入的做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作者单位：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11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篇：破解征地拆迁难题的几点思考

破解征地拆迁难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在新城区各级领导的带领下，我区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氛围，群众普遍积极参与支持经济建设，众多项目建设得以顺利推进，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但在部分重点项目征地拆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需要尽快破解的困难和问题。

一、征地拆迁凸显的几个问题

1、群众工作不好做。目前，个别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难以推进，严重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比较突出的有：重点项目时代广场，是集公寓、酒店、写字楼、商业、地下停车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智能化城市综合体，其中两座高度为162米的双字座塔楼将成为呼和浩特市的标志性建筑。目前，因迎宾酒店和五个住户未完成征拆，影响项目整体实施。其中，迎宾酒店提出1.5亿的货币补偿外加提供三亩土地，因漫天要价一直无法达成征收协议。准备裁决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项目已历时12年，企业的财务成本不断增加，同时也严重影响城市形象。急需对迎宾酒店依法实施强拆，以此来影响和推动剩余5户的拆迁工作。

2、强制程序不完善。强制是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的最后保障，但由于程序不完善等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很少运用强制手段。一方面是强制程序较繁琐。为了保护群众的财产利益，国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程序，如果采取强制措施，至少需要一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影响项目建设进度，这种方法往往不被政府、开发商所采用。另一方面是程序执行不到位。如：大项目的征地拆迁都要求进行听证，但有些项目

相关部门怕麻烦或在许可条件上无法完善，弱化了这个功能，造成法律程序不完善，影响了强制手段的运用，甚至造成“断头”工程，影响地方政府的执政形象。

3、工作机制不健全。一是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成工作主体。征地拆迁市场化运作机制尚未成熟，没有充分发挥拆迁公司的作用，相应职能转由政府承担，造成工作错位。二是工作力量不足。一些项目如：星级酒店征地拆迁工作任务较重，但未成立项目办，在执行完集中强制拆除后，一些后续工作量较大，街道相关工作人员推进较为困难。三是工作人员积极性受限。征地拆迁工作经费相对有限，相关工作人员经济待遇相对较低;许多长期在征地拆迁一线的同志，经常被投诉或被个别群众辱骂骚扰，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积极性。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群众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一是补偿标准问题。二是安置问题。三是社会保障问题。

2、项目建设规划不够到位。由于各种原因，规划工作可能无法做到全面到位，给征地拆迁工作增加很多的工作量。

3、正常征地拆迁工作秩序尚未建立。

4、拆迁主体权责不够明晰。

三、破解难题的几点建议

1、提高征地拆迁市场化运作水平。要坚持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方向，改革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对那些通过市场可以调节、通过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可以解决的事项，都应当从行政管理职能中剥离

出来。政府要发挥在征地拆迁工作中的监督指导职能，着力协调好各方关系和维护好各方利益，建立正常的征地拆迁秩序。

2、充分做好征地拆迁前期准备工作。征地拆迁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做好各项前期工作是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有序进行的前提。要摸清情况，把土地类别、房屋面积、青苗品种规格以及受征人等相关情况调查清楚，登记造册。要制定完善的工作方案，把工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考虑在先，充分准备。要通过市场调查，制定符合实际并进一步细化的补偿标准，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宣传，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执行。要加强资金调度，工作启动前储备足够的补偿资金，确保在签订征地拆迁协议后，及时兑现补偿金，避免发生二次征用等问题。

第四篇：加快“三化”进程破解“三农”难题

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农民增收的难点和制约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诸多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矛盾：从宏观上讲，主要是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的矛盾。20多年前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效推动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农业效益的高额回报。从中观上讲，主要是农业人口的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在农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不足，农业融资能力差，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农民就业不充分。从微观上讲，主要是农民综合素质与现代农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农民缺乏技术、缺乏信息、缺乏资金，造成与市场、与科技、与城市、与非农产业等方面的脱节，难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只有着力化解这“三大矛盾”，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就业增加的“三增”目标。近年来，我们针对“三大矛盾”，紧紧立足区情，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路子，大力实施农业集约化、农村工业化、农民非农化，延长和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有效的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一、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加快农业集约化，发挥土地最大效益。把优势农产品做大，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我们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把农业产业调优、调强、调出特色、调出规模。针对台儿庄区地多、水多、饲草多的资源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积极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在规范土地流转的基础上，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构建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万户示范工程”为抓手，以示范带动调整。农民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既是调整的受益者，又是风险承担者。为解决农民怕担风险不愿调、缺乏信息、技术不会调的问题，2001年4月以来，我们在全区农村实施了农业结构调整“万户示范工程”，通过三年的努力，现已发展年收入一万元以上的各类示范户2.3万户，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全村，多村成基地”的发展格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调整的积极性，促进了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张。二是以搞活农产品流通为重点，靠营销拉动调整。全区农产品市场已发展到60多家，南洛蔬菜、泥沟蘑菇、张庄林果、马庄大牲畜、孟庄水产品等专业批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辐射面明显增强。我们还积极开拓外埠市场，加快建设销地市场。目前，我区已有3个企业列入第二批北京市实施“场地挂钩”生产基地，有3个品牌的农产品获得进京销售资格。我们积极依托这些企业和名牌产品，促进农产品销售。三是实施农产品优质工程，发展品牌农业。我们牢固树立“以质取胜、以质增效”的观念，从源头上把好农产品质量关，把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纳入标准化生产的轨道。无公害大米试种成功并通过了国家农业部检测，成为全省第一个无公害粮食产品，亩增收200多元；秋西瓜标准化生产技术被国家质检局认可，并在全国推广。先后有6种农产品通过了无公害产品或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围绕这些产品，加快基地建设。建成了邳庄镇标准化生产示范镇和4万亩无公害水稻、水田藕基地，2万吨无公害食用菌生产基地，1万亩无公害秋西瓜、甜桃生产基地，全区无公害基地面积达到8万亩。

二是把龙头企业做强，加快农村工业化，健全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应当是生产、加工、流通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必须树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业产业观念，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我们按照“建大龙头、带大基地、兴大产业、占大市场”的思路，坚持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大力发展产业链式龙头企业，实现农工商一体化。近年来，我们依托主导产业，培植了150多家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初步形成了以超越、翔宇两个玉米淀粉公司为龙头的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全区达到20万吨淀粉加工能力，年可加工玉米18万吨，使全区15万亩玉米全部实现加工增值。以丝绸公司、缫砍罚纬闪思胨砍癫盗矗壮可芰υ锏?00吨，较好的稳定了全区6万亩桑蚕生产，蚕农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普遍增强。以馋神食品公司、佳佳乳业为龙头，形成了肉制品、乳制品加工产业链，带动全区新上了10处大型奶牛养殖场、280多个养殖小区，养殖大户发展到5000多户，使畜牧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产业。以天工织造、鲁棉公司为龙头，形成了棉花加工产业链，年可加工棉花40万担。以宏润、天顺木业为龙头，形成了林木加工产业链。此外，我们还成立了28个具有服务、沟通、协调、公正和监督作用的农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保证了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三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好，加快农民非农化，让更多的农民创业致富。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从根本上致富农民，这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是突破人多地少资源约束的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有效组织劳务输出等措施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为加快农民非农化步伐，使大批农村富裕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力培育创业精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不断创新载体，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广大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素质，鼓励他们面向市场，发挥所长，创业致富。截止2003年底，全区民营经济单位达到14270家，其中民营企业达到600家，当年新增122家；实现税收8539万元，占全区税收总额的76.4%，同比增长26.1%。二是搭建创业载体和平台。规划建设了工业聚集区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已有50个总投资19.8亿元的项目入园经营，新增就业岗位1万多个。三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以职业中专、农广校等为阵地，采取不同形式，加强对农民尤其是对青年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健全完善区、镇、村三级劳动就业服务网络，规范中介服务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沿海和中心城市输出劳动力。去年以来，共组织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2万多名。

四是把支农政策利用好，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是主体，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事情都可以撒手不管了。政府的作用是引导、服务和宏观调控，要克服“越位”和“缺位”现象，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在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做好扶持、引导工作，把农民的微观活动引导到发展规划的框架之内，为农民提供市场和科技服务，指导农民种，引导农民调，帮助农民销，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了“项目农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高标准完成了10万亩涝洼地整理一期工程、二期世行中低产田改造、伊运河引水排涝和涛沟河回水段除险加固等重点工程。积极协调农贷资金，实施了“信用致富”工程，有效的解决了农民上项目缺资金的问题。去年以来，先后发放小额农贷1.8亿元，受惠农户达1.4万余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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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加快“三化”进程破解“三农”难题

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农民增收的难点和制约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诸多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矛盾：从宏观上讲，主要是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的矛盾。20多年前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效推动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农业效益的高额回报。从中观上讲，主要是农业人口的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在农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不足，农业融资能力差，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农民就业不充分。从微观上讲，主要是农民综合素质与现代农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农民缺乏技术、缺乏信息、缺乏资金，造成与市场、与科技、与城市、与非农产业等方面的脱节，难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只有着力化解这“三大矛盾”，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就业增加的“三增”目标。近年来，我们针对“三大矛盾”，紧紧立足区情，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路子，大力实施农业集约化、农村工业化、农民非农化，延长和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有效的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二是把龙头企业做强，加快农村工业化，健全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应当是生产、加工、流通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必须树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业产业观念，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我们按照“建大龙头、带大基地、兴大产业、占大市场”的思路，坚持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大力发展产业链式龙头企业，实现农工商一体化。近年来，我们依托主导产业，培植了150多家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初步形成了以超越、翔宇两个玉米淀粉公司为龙头的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全区达到20万吨淀粉加工能力，年可加工玉米18万吨，使全区15万亩玉米全部实现加工增值。以丝绸公司、缫砍罚纬闪思胨砍癫盗矗壮可芰Υ锏?00吨，较好的稳定了全区6万亩桑蚕生产，蚕农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普遍增强。以馋神食品公司、佳佳乳业为龙头，形成了肉制品、乳制品加工产业链，带动全区新上了10处大型奶牛养殖场、280多个养殖小区，养殖大户发展到5000多户，使畜牧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产业。以天工织造、鲁棉公司为龙头，形成了棉花加工产业链，年可加工棉花40万担。以宏润、天顺木业为龙头，形成了林木加工产业链。此外，我们还成立了28个具有服务、沟通、协调、公正和监督作用的农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保证了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四是把支农政策利用好，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是主体，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事情都可以撒手不管了。政府的作用是引导、服务和宏观调控，要克服“越位”和“缺位”现象，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在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做好扶持、引导工作，把农民的微观活动引导到发展规划的框架之内，为农民提供市场和科技服务，指导农民种，引导农民调，帮助农民销，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了“项目农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高标准完成了10万亩涝洼地整理一期工程、二期世行中低产田改造、伊运河引水排涝和涛沟河回水段除险加固等重点工程。积极协调农贷资金，实施了“信用致富”工程，有效的解决了农民上项目缺资金的问题。去年以来，先后发放小额农贷1.8亿元，受惠农户达1.4万余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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