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的从教生涯中

第一篇：在20年的从教生涯中

在20年的从教生涯中，时时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乐于奉献、热爱学习、不断进取、关爱学生、团结同志。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认真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方针，严格按照党的教育政策、根据教学大纲认真教学，为人师表，全心全意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无论在任何岗位担任什么工作，都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努力钻研业务，不断充电，学习掌握各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和其他教师一起钻研业务，探讨新课程改革，改变教育教学理念，认真开展各种教研活动，组织集体备课，写好教案，拟好学案，并大胆地开展教学实践，正确传授知识，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地位，注重学生的情感交流，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热心指导年轻教师，经常听课、评课，给予指点，使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成绩有明显的提高。

担任班主任工作20年来，在班级管理方面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掌握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开拓进取，适应新课程改革，勇于承担课改任务，受到同行教师的好评。本期担任学校七彩课堂的主研人员，五年级语文教研组长，曾撰写的论文《成就一片风景》《多角度评价学生》《学会感恩，幸福一生》等论文获得区级、市级一等奖和二等奖，指导学生先芸茄演讲，获得区级二等奖，指导刘星昱论文《论有害的矿泉水》，获市级一等奖。多次担任学校教研示范课，获得领导和同事认可，所担任的班级教学成绩名列前茅，所带的班级，获得家长和社会一直好评。以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自己的信念：“工作上多点吃苦，生活上少点享受；做社会、家庭、学校满意的好教师。”

第二篇：从教生涯总结1

从教生涯总结

张芳芳

本人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认真学习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认真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团结同志，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全心全意搞好教学，管教管导，言传身教，教书育人，严格遵循教师职业道德。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理论水平，丰富专业知识，有较强的教育、教学与教研能力，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一年来我很好地完成了学校分配的各项任务，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赞扬，得到了各位同仁以及学校领导的肯定与好评。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的工作进行总结。

一、抓好德育工作

我一贯将德育工作放在首位，积极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纪律与安全教育、法制教育，端正学习态度，形成良好的班风。除了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外，还注意结合教学内容采取比较灵活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逐渐摆脱传统的说教、强制灌输的模式，让学生有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如采取讨论、辩论等形式，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在不知不觉中愉快地接受了教育，自觉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时事政治，培养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并且使他们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二、教学教研工作方面

我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一直担任学校音乐教学工作。

1、努力做好教学常规工作

努力做好教学常规工作，除了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以外，还经常向有经验的老教师请教。课前能认真备课，吃透教材，深入了解学生，教案详略得当。上课遵循科学的教学程序，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课后能认真仔细地批改作业。同时积极参加教研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公开课以及到校外学习取经等活动，注重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每个学期均能对教学工作进行认真的总结，汲取经验教训。

2、教学中注重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结合本学科实际，积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我国历史悠久，在有关音乐史的了解中我注重介绍中国优秀的古代音乐文化成就，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3、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在教学形式方面我认真地进行了探索，通过这些形式，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新课标》指导下的教材活动性强，我充分利用教材，精心创设学生熟悉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2）、紧密联系生活实际。

音乐源于生活。在教学中，我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在现实世界中寻找音乐题材，让教学贴近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听到音乐，感受到音乐。（3）、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波利亚说：“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去发现，因为这样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内在的规律、性质和联系。”现代教育理论主张让学生动手去“做”科学，而不是用耳朵“听”科学。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活动的机会，使学生在动手中学习，在动手中思维，让学生在动手、思维的过程中探索、创新。例如，我要学生从我们的身边寻找动物世界中的音乐和节奏，载客后我还要求学生为常见的一些场景设置音乐。使学生在活动中探索调查的方法，体会音乐的乐趣。（4）、发挥合作优势，开发学生创新潜能

合作研讨，即在课堂中学生以小组形式为学习群体，突出学生的协作与讨论，充分利用集体的力量，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有利于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素质的提高，小组由不同性别、不同成绩、不同能力的学生组成，使优等生的才能得到施展，中等生得到锻炼，后进生得到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发展。我认为这样的教学，既发挥了学生之间的互补作用，又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使学生的思路得以开拓，观察能力、操作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锻炼。

在教学教研工作方面我做到常思考、常研究、常总结，重视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创新求发展, 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打好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把“自主--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作为研究与运用的重点，努力实现教学高质量，课堂高效率。

三、专业生辅导工作

专业生是我们学校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专业生的训练中我能做到定时间，定地点，定教学内容，定人，长期的认真的因材施教，学生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深受学生的喜爱。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在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及浏阳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中我指导的合唱多次获得了一等奖，李辉等学生又在长沙市以及浏阳市中小学生“三独”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获得市级以上奖项的学生若干。

以上是对几年来教育教学工作的简单总结，今后我将更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开拓前进。

第三篇：我从教生涯最难忘的一件事

我从教生涯最难忘的一件事

小学时，班主任问我“长大后要当什么？”我大声地说“当一个老师”。我的愿望成真，于1988年7月顺利考进了番禺师范学校，1991年7月毕业，走上三尺讲台。在这差不多二十一年的光阴中，我用我对教师职业的热忱，和对学生无私的关爱谱写着一个个的故事，引导着学生健康成长。

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作为老师，对着不同的学生要因材施教，关爱每一个学生。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个教师既要教书也要育人。教师是爱与责任的化身。对着电脑，想着“从教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说实话，教师的生涯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只有很平静地教学，很平静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之所以那么平静，大概是因为我懂得了“尽自己的努力教好每一个学生，无悔于心”这个道理吧。头脑中从教以来的事情历历在目，但最难忘的一件事却难以说起。从教满20年啦！留在我脑海的是深深的一句话“尽自己的努力教好每一个学生，无悔于心”。这句话引领着我，走过20多个春夏秋冬。力求关爱每一个学生，用爱心和自身感染学生。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学生——黄同学，她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升三年级了，什么知识也不会。刚接手时，本着我教书的宗旨——能教的学生一定不放弃。正因如此，与学生第一次见面我特别留意黄同学这位学生，哈哈，她还坐得不错，腰直直的，手叠放在桌面上。我特意表扬了她，还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摸摸她的头，黄同学羞涩 1

地冲我笑了。第二天，为了验证她是否什么也不会，我找一个空挡时间出了几道10以内加减法的算式让她算，果然，看了很长时间竟然一道也没算对。这样，我再把难度降低，听写10以内数字，也只对了3个。这是为什么？刚好，放学时，她妈妈来接她，我及时和她的妈妈了解情况。原来在黄同学几个月时，她妈妈背着她开摩托时出了意外，大人没什么事，但小孩抛出去重伤了，从死神的手里把她抢回来，人却......说着说着，她妈妈已是眼睛红红。她妈妈说：这么多年来，她都活在深深的内疚中，只要女儿能开心，以后能有基本的自理能力，在学校不受人欺负，学习怎么样也没所谓。和家长深谈后，我重新调整对黄同学的教育方向，不再对她的学习提出要求，她真的学不来，只是关心她的成长与自理。在班上，我让同学不要歧视黄同学，要多与她交谈，多关心她；上课时，只要不影响同学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做手工、画画）。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时时用一双关爱的眼睛，留心着黄同学的一言一行。一个月，咦！她在书上想写什么啦！课间还到讲台用布把讲台擦干净。我用心记录着她的点点滴滴，及时与她的家长交流。她在一天一天地进步，在家里能自己洗澡、扫到，还写作业呢！（虽然不知道她写什么）在学校里能和同学和睦相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虽然没当她的老师，但我还时常关爱她，她妈妈也非常感谢老师对女儿的教育与关爱。在老师、家人和同学的关爱中成长，先不谈学习成绩，相信她以后能自己照顾自己。

这件事告诉我，教育并不只是教知识，更应该育人，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教育需要，千万不要摒弃对特殊孩子的教育。这同时也体现“爱”的重要，每一个教育者，请用我们的爱心共铸祖国的未来吧！用爱的春风去吹拂颗颗稚嫩的心灵，用一腔热血去燃起新的希望！教师生涯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件难忘的事，更多的是一段难忘的心路历程，她让我成长了，让我更懂得珍惜这光荣而艰辛责任沉重的、而又是我所喜爱的工作。我难忘学生渴求知识的眼神，难忘那一声声稚气的“老师好”，难忘学生无忧的玩乐„„

第四篇：中国医改20年

中国医改20年

如何看待今日医改的突然转向？本报（南方周末）为此先出推出两组报道，上组报道聚焦于微观，对江苏宿迁的市场化激进改革、江西婺源的农村合作医疗，以及一家医院一波三折的改制，作了具体的呈现，这组报道则着重于梳理医改的历史脉胳，中国的医改，究竟一路怎样走来，我们力图还原一个粗略的背景。

时至今日，医改已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这一节点上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可以看出：简单的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只怕都过于轻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去反思问题，找到良方。

2005年仲夏，关于中国医改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医改向左，还是向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双方争论不休，暗流潜涌。鲜为人知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并且一直伴随着整整20年的医改进程，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此时改革开放刚刚举步，农村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一切显得十分冷清，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事实上，卫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预热”这一改革，当年3月召开的南昌会议，卫生部已经明确要对医院进行经济管理，但真正发动，却一直等到1979年。

“当时钱信忠部长、季宗权副部长是主要的推动者，”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回忆，“他们轮番对此讲话，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

几乎从一开始，这项改革就已经争论甚烈，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报》，在1979年11月16日的《情况反映》中，就汇编了7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要立意，就是从医院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医疗卫生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不应该强调其经济属性。”一位卫生系统的老干部回忆。

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院管理，这时已显露出诸多弊端，改革已成大势，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而此前的则只能算是医院改革，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

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

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一位领导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

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198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

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985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

“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做积极性很高，一旦全局铺开时，弊端也出来了。”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的一位领导承认。

当时开始出现一系列乱相，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成为当时议论的热门话题。

“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19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 业部

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在卫生部内部，政策法规司和医政司成为两种意见的代表部门，按照程序，政策法规司负责起草文件，“那是部长的秘书班子，负责的是宏观思路，而医政司主要抓医院管理，负责的是实务。”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种争论已经不局限于内部了，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这次卫生会议的争论甚至传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此时究竟医疗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这么大的争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医学专家丁会文当时任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院长，那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已经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医院情况还比较稳定，但不少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

医院分级管理，正是为了抵消一些负作用，在医政司的力推之下开始实行，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告诉于宗河：“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但分级管理只是技术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决“路线”之争？整个1990年代，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很多人是在守望中度过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对 新世纪的憧憬。

也就在这一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

这个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对此，本报于2005年7月21日以《宿迁医改，五年激变》为题报道了此案例。

事实上，早在1999年，辽宁海城已经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而这一切主要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力不愿投入的情况，已经在不断地加剧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恰在此关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2005年：医改突然变奏？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

这一报道最初并未引人关注，在卫生系统内部，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多年，实在已经司空见惯。

事实上，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5月初已经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他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这些话仍然属于观点争鸣的性质，也没有引起外界的重视。

医改话题被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又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在这两篇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是否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要作大的调整？

在此之前，官方透露的信息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去年7月曾公开表态：“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宋瑞霖还说，《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几个月内出台。

而到了去年年底，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放言：“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的重点。”

新一轮的关于医改的论战，随即暗流涌动，卫生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即认为，刘司长的表态，是他一贯的个人观点，而国务院的调研报告，与最终形成决策也是两码事。

“医改基本不成功这个判断，相信很多人深以为然。”一位专家认为，卫生部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看病贵、看病难成为社会问题，就足以说明现在的医改已经“撞了南墙”。

这中间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投入不足，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

目前对医改的讨论中，矛头均指向市场化，随即有评论指出，既要警惕“市场失灵”，也要警惕“政府失灵”。

“医改不成功，能否简单归罪于市场化？”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医改中，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始终扭曲在一起。政府主导，可能兼顾公平，但是效率是难以保证的，同时，市场化效率优先，但是公平又难以保证。

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7月1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中宣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上，对医改方向的措辞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机制。

但毫无疑问，决策层已经将目光投注到医改问题上，今年全国人大召开时，吴仪副总理曾对医药卫生界委员郑重表态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而在决策思维上，更为注重社会公平。”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认为，在此背景下，医改进行纠偏、甚至转向的可能性都存在。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卫生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制定新的医改方案，但何时出台，还没有时间表。

“医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解放前我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民心，首先是通过土地革命。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医疗卫生对公民基本健康的保障，就是第二次革命。”

本届政府在医疗改革上一定有进

第五篇：特教生涯中的

特

“乐”教生涯中的“苦 ”

信息来源：荆门特校 信息作者：全 梅

一九九一年四月，因工作调动，使我由一名普校教师转为一名特校教师。

当我带着几分喜悦,来到新的工作单位——荆门市特殊教育学校时，傻眼了。方圆几里路不见不用说高楼大厦。到处是高低不平的白石头，石头缝里钻出一些参差不齐的野枣树和杂草，远处的尔可以看见几位牵着牛的老人在晃悠晃悠。

就可以看见一条不太明显的坑坑哇哇的土路，路尽头的右边有五间低矮的简易平房。这便是当时特教室、食堂、办公室和学生宿舍。七名教职员工和十几个聋哑孩子就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开始，特校的特殊性没有多少人能理解，有时在公共场所还会受到冷眼和歧视，在学校也没有学生声老师，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工作的我确实有过许多尴尬和困惑。

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一位熟人，问我在哪儿上班，本来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勇气才轻声说：“在特校”，哪位熟人不了解特校是干什么工作的，便问是特务学校还是特警学校回答，旁边有一位中年妇女露出鄙夷的神态说：“哎呀呀，就是收聋子、哑巴的学校”。我听后仔了这位说话者，头发乱蓬蓬，身背“蛇皮袋”，脚上穿的布鞋可能是远古时代留下的“文物”。心个滋味，诸如此类的现象又何止这一次呢？

我是带着憧憬和希望走进这所学校的，当眼前的地理条件和受人歧视的尴尬，使我彷徨过、们忍受着终生无法与正常人相比的痛苦，如果说我们爱于“面子”不愿奉献，那他们会更痛苦。中在十几年的工作中，也正是这种信念时时激励着我用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去关心教育每个聋在荒山之中有一个似乎“封闭“的院子，顺着院子的围墙不远有一个开口处，那便是校门，走但走进校园看到这些残疾孩子用那种渴求知识的目光看着我时，我的心酸了。由于“上苍”的不公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想到这些，使我献身特教事业的信念由彷徨转为坚定了。为了能在助残日汇报演出时，让我班一名有残余听力的学生朗读一首诗，我逐字逐句地对口型，校此时，我流泪了，我为我的付出而流泪，也为我从事的特教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经过了几个月的辅导，最后，她终于能用较清晰、较准确地普通话朗诵完一首诗，终于在舞台上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