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探究关于纳税担保制度完善问题

第一篇：解析探究关于纳税担保制度完善问题

探究关于纳税担保制度完善问题

探究关于纳税担保制度完善问题

作者

王志敏（河北工程学院）

摘要：

纳税担保是税收征管法中的一项新制度，这项制度的确立足以影响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导致纳税担保制度在实践中的落空，这不仅仅影响了立法目的的实现，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型。

关键词：纳税担保、税收法律关系、性质、法律责任

纳税担保制度是民法的债权保障制度在税法中的引入，是现代各国税收立法上普遍采用的一项税收保障制度。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越来越倾向于将税看成一种公法上的债，因而将民事法律上与债有关的制度，尤其是债权保障方面的制度应用于税款征收中，担保制度就这样进入了我国税款征收制度中。我国在1993年发布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42条中就规定了纳税保证金制度。2001年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和2002年公布的实施细则用更多的法条规定了担保在税收征纳中的应用及相关制度，是税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辛勤工作的成果。是公法社会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对税款的征纳应当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制约了纳税担保制度的实施及其作用的发挥。

纳税担保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确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纳税担保制度的确立从理论上突破了原有公私法的界限，发展了我国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此前，我国税法理论界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传统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学者们认为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 1

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根据以上理论，税收法律关系被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征税权的行使与纳税义务的履行就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这种税收法律关系具有鲜明的公法性质。然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借鉴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对税收本质的论述：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指出作为公法的税法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于税法与私法本质上应为统一的。并进而提出“在内涵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治的宪法理念下，相对于民商法是从横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平面保护-‘第一次保护’而言，税法其实是从纵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立体保护-‘第二次保护’，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重要的保护” [1]。甚至有人提出将契约精神融入中国税法是税法现代化的要求[2]。税收法律关系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表述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并认为其在一定层面上也应遵循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甚至有的学者提出税收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与其他民事活动中形成的不应当有所区别，因而主张取消在破产财产分配中税收的优先权[3]。

担保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确立表明立法者们对税法私法化或社会化趋势的认可，承认税收可以被当成一种债务，适用私法上的担保制度予以保障。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因而有处于平等地位的可能，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也将在一定范围内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指导作用。这种认识将会有助于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

其次，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上的新变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转换税务人员的旧思维模式，更好地维护纳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变化将带来他们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等化。早就有学者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认为税务人员存在严重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自我中心意识，缺乏征税的责任意识[4]。而且，我国目前税法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一直只强调对纳税主体的教育，而忽视了对征税主体严格依法用权的培养和教育[5]。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6]。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要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就必须使征税意识建立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平价值观念基础之上[2]。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税务人员存在上述的特权思想，总是把自己摆在高于纳税人的地位之上，没有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观念或很少考虑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观念和思维模式会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纳税担保的应用将会有助于税务人员这些不正确观念的改变。在因发生纳税担保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中，税务人员与纳税相对人有机会作为平等主体参加纳税法律关系。如果制度设计得当，纳税担保得到

广泛应用，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措施将会退位于次要的税收保障措施，这种变化无疑会有助于税务机关权力意识的消减，与此同时，纳税相对人的维权意识也会不断提高。这既有利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三年的实践中担保制度并没有随法律的颁布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相反地，却鲜闻纳税担保被运用于税款征收的案例。当然，这一方面与我国的税收征管的力度、税收的法治进程、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等有关。比如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在2003年才公布《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实施纳税担保的试行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我国税收征管法对纳税担保制度的规定不完善，未能明确纳税担保的性质，具体实施的制度规定有缺失，这些都增加了该制度实施的困难。

一，税收担保的性质未能在法律上予以明确。我国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税收担保，但对纳税担保的性质未予明确规定。纳税担保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他与之相关的具体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因而导致了纳税担保制度实施的整个落空。

纳税担保是行政措施还是民事行为本身在理论界就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担保是一项私法制度，代表性的如台湾学者陈敏，他认为税收担保合同本质上是一种私法契约[7]。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维护纳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税务机关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民事救济形式实现税款的征收，而不享有超越担保债务人的特权，比如自力执行权，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来保障税款的及时入库，这将导致税款征收的低效率。因而有学者提出税收担保制度在形式上介乎公法与私法之间，从税法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公法对私法的借用，是公法私法化的一种表现[8]。俄滋（Goez）就提出私法规定类推适用于公法关系并非毫无限制。除关于财产请求权可类推适用，或公法上直接间接设有可类推适用之规定外，只有合于公法目的者才可类推适用[9]。还有不少学者干脆将纳税担保视为一项公法上的制度，认为其同样体现着国家意志并贯彻国家权力，如认为纳税担保是“税务机关对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者某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应征税款不能得到有效保证或难以保证的情况，所采取的确保税收收入的措施”[1]。

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并未明确纳税担保是一种行政措施还是民事行为。《税收征管法》第40条规定：纳税担保人逾期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根

据这一条似乎纳税担保为行政措施的一种。但是从《实施细则》第61、62条规定的纳税担保合同设立程序来看，又具有民事合同订立的特征。比如担保合同要经税务机关“同意”，而非“批准或认可”。在《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未明确规定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担保合同的内容的协商、合同的变更、解除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否可以类推适用适用民事法律，使得纳税担保的性质处于不定中，导致具体行为如何实施难以确认，税务机关或人员不得不回避或怠于使用纳税担保这种本来很好的预防税款流失的制度。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未明确纳税担保的性质还影响了低层次的立法活动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比如，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所制定的《关于实施纳税担保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就存在一些由于纳税担保性质不明确而导致的问题。该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纳税担保，是指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经税务机关同意或确认，以本办法规定的方式，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第三人应缴纳或解缴的税款及滞纳金提供担保的法律行为。从该概念看纳税担保与民事担保并无太大差别。但是该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第 二款则称：税务机关在要求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前，内部应先填写 《税务行政措施审批表》。该试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第三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纳税担保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对是否受理担保申请做出决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纳税担保在该试行办法的具体制度规定上却是被当成一种行政措施来建立的。税务机关作为公法权力主体在税收担保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整个程序中纳税人的地位与税收保全措施实施中的地位区别不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仅规定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保证人资格的认可权，试行办法却将纳税担保整个列入了需经批准的范围。而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因此，该试行办法的规定超出了《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在纳税担保中的权限规定，使纳税担保几乎成为纯公法上的继保全措施、强制措施的又一项行政措施。

纳税担保既是税法上的制度也应受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既非明文规定，税务机关不能随便利用行政权力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担保性质的规定不完善，造成纳税担保制度不过成了税款征收中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措施无区别的又一种税务机关享有的行政权力而已。法律中关于纳税人与税务机关

平等地位的规定在现有的具体法律规定下，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征管法》理应对相关制度予以明确的规定，从而有利于人们对纳税担保性质的判断，促进这项利国利民的好制度的实施。

二，相关的法律责任未设定，为税务人员怠于利用担保形式保障税款征收提供了方便。《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如何使用、解除、以及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对于税务人员怠于行使或者不当使用纳税担保给国家、纳税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法律责任却未予规定。虽然在《税收征管法》

第82条规定了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律责任。但是该条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由于担保措施使用不当造成税款流失或给纳税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情况。除此之外，《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这条规定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一权力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与民争利局面的产生，容易激化矛盾。如果税务人员能在纳税人发生经济困难时或之前积极、及时采取税收担保行动，税务机关就可以担保权人的面目出现，与纳税人的其他债权人不会产生直接的利害冲突，既保障了税款的征收，又不会激化与其他债权人的矛盾。但是，由于《税收征管法》没有规定怠于行使纳税担保的法律责任，导致一部分税务人员回避纳税担保，而寄希望通过优先权的行使保障税款的征收。还有，因为现在纳税担保很少被使用，所以由于纳税担保使用不当给纳税人造成损失的案例基本没有，但这不等于将来也会没有。对于不属于应当提供纳税担保或者不及时解除担保合同，从而给纳税人造成了损失的，难道税务机关不应比照民事规定给予赔偿吗？为提高税务人员应用纳税担保保障税款征收的意识，使担保进入税收征收程序中的立法目的得到实现，必须对纳税担保的使用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否则税务机关会从使用简便、费用少的角度出发，宁可从税源丰富的大户上满足税收收入计划做为替补或直接采取保全措施和强制措施来保障税款的征收，而舍弃程序规定不明确，又无责任制度对不行使进行制约的担保。

三，为充分发挥纳税担保的作用，应扩大其使用范围。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未结清税款、滞纳金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发生纳税争议欲申请复议又未缴纳税款的，以上三种情况纳税人应提供担保。但是为更全面地保障税款的征收，预防国家税款的流失，第31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情况也应包括在可以设置纳税担保的范围内。理由如下： 1根据实施细则第41条，所谓特殊困难是指遇上不可抗力导致较大损失或现金周转困难。而这些都应不会影响

纳税人提供担保的能力。担保人可以提供设备、土地使用权或经营用房产等做抵押，商标等无形财产做质押。这些担保措施既不会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又能使税款在纳税人情况好转后及时得到缴纳。

2如果不设置担保，由于在欠税的审核方面法制的不完备，一方面，在税务机关未明真相或未及时发现的情况下，有的纳税人会利用此理由来拖延时间，为他们偷逃税款或长期占用本应入库的税款谋取私利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有的税务机关为完成每年的税收任务就利用此条规定，和纳税人暗通勾结，故意延缓税收入库时间。如根据最新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云南省安宁市国税局在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存款余额超过8亿元的情况下，将其2002年应纳税款1．53亿元，延迟到2003年征收入库。湖南省湘潭市国税局岳塘分局在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底货币资金达3亿多元的情况下，未将其增值税欠税4500万元征收入库[10]。

除上以外，在纳税人发生特殊困难而欠税时不设置担保，还会增加应收税款的风险。如果纳税人在延缓缴纳税款的期限内不但未能恢复实力，反而走向破产的边缘，税款就有可能流失。当然，纳税人破产了，根据征管法第45条税务机关可以主张优先权，但这时行政机关完全是以国家权力机关的面目出现，行使特权，容易造成国家与民争利的局面，导致对立情绪。如果税务机关是以担保权人的身份出现就会完全不同。

纳税担保受到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11]。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主要是对税务机关权力的制约。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受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税务机关不能直接要求依法缓缴税款的纳税人提供担保。所以建议在下次对税收征管法进行修改时增加这一纳税担保适用情况。

税收征管法第一条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保障国家税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的。“保障国家税收”是第一位的，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是税务机关必须考虑的。纳税担保的广泛应用既可以保障国家税收的及时入库，又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行政权力的行使，加大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最终影响和改变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的思维习惯，使其向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方向发展。审计署最近发布的审计公告称，在经济欠发达的内蒙古、江西、四川等地区，税务机关为完成税收计划征收“过头税”10．02亿元[10]。这跟税务机关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纳税人依然存在严重的被奴役性有很大关系。《税收征管法》中规定了纳税担

第二篇：审计整改问题及制度完善（范文）

审计整改问题及制度完善

程燕玉

▲摘要随着审计工作的深化，除审计发现的问题外，审计意见的整改情况也逐渐引起重视，重审计轻整改的现象有所改善，但仍普遍存在审计整改相关制度建设问题。本文从审计整改的必要性出发，提出当前审计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提出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审计 整改 问题对策

作者程燕玉，宁波市江北区审计局，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浙江宁波315020）

审计整改工作足指被审计单位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采取措施改进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的过程。审计整改检查则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整改工作进行督检查的过程。温家宝总理曾经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后指出：“审计工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审计，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特别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审汁工作要取得好的工作成效，不仅要提高审计实施过程质量，能够发现问题，还要提高审计整改检查工作水平，促进被审计单位改正问题，其中，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一、审计整改的必要性(一)审计整改检查是国家审计的重要内容

2010年实施的国家审计准则将审计整改检查的内容和方式等进行了规范，审计整改检查已成为国家审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只有审汁查处而没有审计整改，审计工作则是不完整的，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查出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跟踪整改，不能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行政过失，就不能很好地落实履职为民的宗旨。审计整改检查可以促进被审计对象改进管理，从而提升审计工作成效。

（二）审计整改是审计质量的重要体现

审计工作质量不仪足包括审计工作实施本身及审计问题查处的客观、真实、正确，也应包括审计成效，如揭示问题是否最终得到落实与纠正。因此，审计问题的整改是审计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与体现。在高质量的审计报告作保证的基础上，进…‘步把审计整改检查工作做好，促进被审计单位更加切合实际地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杜绝类似违纪违规问题的再次发生，可以使审计质量体现出良好的客观效果。

二、审计整改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年来审计整改检查工作不断受到重视，但是在基层审计机关，审计整改检查工作是整个审计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重审计而轻整改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被审计单位的反应各异，有的避实就虚、有的轻描淡写、有的归咎于客观原因、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敷衍应付。这些情况使审计整改成为当前我国审计监督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一）追回违规资金难

审计多为事后监督，对于已经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已经花出去的钱，追回比较困难。例如较为常见的挪用专项资金弥补公用经费不足问题，当审计发现时，支出行为已经发生，要求整改单位收回已经不可能。即使被审计单位为了应付审计，采取其他财政资金归还被挪用的专项资金，实质上也是拆东墙补西墙。因此，对于这种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单靠追缴资金是无法整改到位的。

（二）问责相关责任人难

审计整改不仅要注重追缴违法违规资金，而且要注重追究相关责任。审计发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在主管领导等相关责任人的授意或故意操纵下发生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审计发现的问题涉及重大违法违纪行为、要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外，很少有人因为审汁发现问题而被问责，因为审计整改不到位而受到处罚的当事人更是少见。

（三）审计整改成果运用难

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许多审计建议仍停留在审计报告上。例如审计部门受组织部门委托负责组织实施审计，审计结束后将审计报告报送组织部门。对于审计建议落实好的领导干部，组织部门不给予表彰，对于不积极落实审汁建议的领导干部也未能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内容。同级人大、政府及相关部门未能充分运用好审计整改成果，难以实现审计整改效果的最大化。

三、审计整改难的原因分析

（一）审计整改缺乏法律和制度约束力

审计整改工作没有真正纳入法制轨道，审汁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有关审计整改工作的具体条款规定，审计机关审计执法手段单一。对某些能够整改而又拒不整改的问题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只能对其处罚而无法促使其整改到位。这是审计建议落实不力的根本原因。

（二）相关人员审计整改意识不强

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对审计建议的作用理解不够，对落实审计建议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落实审计建议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较多精力去建章立制，或需要与其他单位协调整改，使一些部门单位对落实审计建议有畏难情绪，不愿意花费精力去组织落实审计建议。对于一些前任遗留的问题，与现任领导无直接关系，…‘些领导干部认为与已无关，对落实审计建议有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一些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自身对整改工作也不够重视，一审了之、一罚了之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以罚代改并不能触动被审计单位下定整改的决心，一些审计人员即使意识到审计整改的意义，也因为审计整改到位的难度太大望而却步。

（三）审计建议的内容缺乏建设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审计人员受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等素质限制，对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未进行分析，难以使人透视产生问题的根源；有的虽分析了问题成因，但对上作实际研究不够深入，综合分析不全面，分析力度、深度不够，不能从根本上剖析问题产生的症结，造成报告提出的审计建议或者缺乏针对性，不能解决关键问题；或者缺乏可操作性和建设性，不符合被审计单位工作实际，无法引起被审计单位和责任人的重视并得到采纳。

四、加强审计整改的对策建议

（一）从法律层而修订完善法律法规，使审计整改有法可依在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中补充明确有关审计整改工作的条款，特别是对屡审屡犯的情况要明确处罚和处分的措施，以利于审计工作人员开展审计整改检查工作。

（二）从组织领导层面建立机制，落实审计整改责任 一是成立专职审计整改工作机构。要从根本上解决审计建议落实难的老问题，单靠审计部门是不够的，要使审计建议落实，整改工作得到领导支持，取得相关部门配合，应探索成立专职审计整改工作机构。针对整改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由专职机构出面协调，听取被审计单位和责任人对审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积极协助他们制定整改措施、规范内部管理，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并督促其及时整改，从而提升审计整改效力。

二是建立审计建议落实责任制。要使审计建议切实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审计建议落实责任制，使审汁建议的落实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审计报告报出具后，要求被审计单位按时报送审计建议落实、整改的书面材料。相关部门应将审计建议的落实、整改情况纳入责任人考核指标；对及时落实审计建议的，予以表彰；对确因客观原因暂时不能落实的要作出书面说明，并提出以后落实的措施、时限。

（三）从审计机关自身建设层面，加强审计整改认识，提高审计建议的可操作性，加大宣传，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审计整改

一要正确认识审计整改的重要性。审计法第一条即对审计工作的职能作了明确的阐述，促进被审计单位加强整改，是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审计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整改，加强审计整改工作是审计职能的本质要求。

二要切实提高审计建议质量。审计人员要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有效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对被审计单位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审查，摸清真实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找出问题症结所在，提出具有建设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便于被审计单位改正。三要加强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协调能力。良好的沟通是审计整改顺利进行的有效保障，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沟通、协调中要坚持原则，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被审计对象实际情况，妥善处理与被审计对象的关系，充分听取被审计对象的意见，做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四要重视审计案件的移交。对符合移交条件的审计线索一定要坚决移交司法、纪检、检察机关，加强配合，提高审计工作的权威，加大对违法乱纪行为的威慑力，从而促进被审计单位加强整改。

五要加强审计人员的责任意识。要制定和健全审计整改工作的相关制度，使其正规化、制度化，用具体可行的制度强化审计人员埘审计整改的责任。六是要增强审计工作的透明度。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用审计情况通报、审计公告等形式公开审计结果，用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来促使被审计单位加强整改。

[注释]廖红川：《关于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几点思考》，中国新技术与新产品，2011(17)。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听取审计工作汇报，并作重要指示，http://unit.xjtu.edu.cn/sjc319/sjxw/sjxw007.html。

[2]施向群：《审计整改落实是谨防屡查屡犯的重要措施》，新会计，2(I)11(9)。[3]张皓洁：《落实审计建议、抓好审计整改难点与对策》，现代经济信息，2010(10)。

[4]吕春仁：《创新审计问题整改机制的思考和探索》，金融经济，2011(14)。

[5]郭美艳：《从基层政府审计谈整改》，财经界，2014 [6]骆勇、朱长伟：《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几点思考》，西部财会，2011(4)。

第三篇：解析探究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完善

探究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完善

探究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完善 作者

赵玉宝 张继辉 袁晓东 [内容摘要]：

税收征管是整个税务工作的前沿阵地和关键环节。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体系，确保税收各项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从1994年起在一些地方试行“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模式，到1996年建立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的征管模式。到本世纪来，先在全国的城市和县城实施，并逐步向农村推进，力争在2010年基本完成这项改革。

[关键词]：税收 征收管理 分税制 事权与财权 征管模式 Zhao yu bao zhang ji hui Yuan xiao dong(AnHu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Bengbu 233041)[ABSTRACTS] :Tax levy and management is the frontier and key part of the whore taxing work;In order to establish such a scientrfic tax levy system that can adopt to the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And that fit on country environment, that Can ensure our tax levy functions work fully;since 1994,there has been:“Taxes paying declaration、taxes deputy, taxes checking ” Until 1996, We lane established such a New levy and management mode that based on taxes paying declaration and service perfection.Relying on the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y.Levy focusly, checking stressly In the now levy and management,We enforce first in an the cities in our country and put forward to the country 1

side step by step.And try our best to complete this reform basally in 2010.[Key words]: Taxes taxes levy and management affair rights and control over wealth levy and management mode

一、我国税收征管体制（systems）的历史沿革

1994年税收征管改革以前，我国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先是50年代实行的征管专集于一身的税式。也就是专户管理税式，是以专管员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它的特点是“一人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其征收管理的组织形式表现为征管查由专管员一人负责，按经济情况、行业或地税等因素设置税务工作岗位，根据纳税户规模和税收工作繁简配置人员，对纳税户进行专责管理：税款征收方式为税务人员上门催缴。我国自50年代至80年代，一直实行这种专户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征管模式与经济的飞速发展，极不相适应，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在1988-1994年进行了以建立征、管、查建立了分离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税收征管改革，在税务机关内部划分征收、管理和检查的职能部门，实行征管权力的分离和制约，同时实行专业化管理、以提高征管效率。但是，这种改革仍然没有突破50年代专管员管户和上门收税的传统征收管理模式。传统的税收征管体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一）税式转换缺乏进度，使征纳双方难以适应新的征管局面。

（二）规范化、科学化程度及征管质量均难以保证。

（三）税收征管体制未能从根本上跳出“征征收、轻管理、弱稽查”的旧有模式。

（四）专户管理员上门收税的方式，不利于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提高，使税款征纳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扭曲状态，同时分散了税收税务人员力量，削弱了税务稽查工作的力量。

（五）税务机关职能部门之间出现扯皮与内耗现象。

在保持原有征管模式的同时，1994年又在一些方试行“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模式，意在取消专管员固定管户制度，把纳税申报，中介机构的税务代理和税务机关的征管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

1996年的新的税收征管改革任务：建立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的征管模式。到本世纪来，先在全国的城市和县城实施，并逐步向农村推进，力争在2010年基本完成 2

这项改革。其特点在于过去的分散型，狙放型管理到向集约型，规范型的管理转变；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向现代化的科学征管方式转变；由上门收税向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转变；由专管员管户的“保姆式”，包办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其中核心是管理机制转变。

二、征管体制现状

自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征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是财征管理体制的目标税式，同时也是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目前作为税收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的法规性文件仍是1977年制定的《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但是在税收收入占财征收入9%以上的今天，财征体制的改革必然牵动税收体制的改革，分税制下的税收管理体制必然带有其自身的特点。

分税制是通过对税种和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确立政府间财力分配关系的一种制度，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征，是国家财征管理体制的一种形式，它是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广泛使用的收入划分形式，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我国于1994年出台了分税制改革方案。从我国目前分税制实践来看，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分税制内容，如按分税制的要求界定事权，财权，划分税种，分设中央税与地方税征管机构等等；二是仍然保留了企业所得税按行政来属关系划分这条旧体制尾巴，与企业深化改革和专业化联合趋势的矛盾日趋尖锐；三是共享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相当高，与比较彻底的分税制表现出很大的距离。因此，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它只是建立了分税制的一个基本框架，与规范、彻底的分税制还有很大距离。随着财征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必须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以便更多地体现分税制的原则。现行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遗留许多旧体制的痕迹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对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征分配关系，克服财征困难，强化财征客观调控功能，公平纳税负担，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税运行机制和财税管理体制，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保证改革顺利进行，新体制中保留了旧体制的一些不合理成份，或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例如分税制对企业所得税的划分，仍然沿用财征包干体制下的划分方法，中央企业所得税收入划归中央财征，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划归地方财征。与此相应的是，旧体制下某些弊端也随之被移植延 3

续到新体制中来，甚至还诱发一些新矛盾，主要表现如下：

（1）采用基数法确定地方财征收支基数，既会把财政包干体制的一些弊端移植延续到分税制中来，又有碍于中央财征收入比重的提高。

（2）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自然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的做法，虽然可以明确地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和中央企业往往产生亲疏厚薄的心理，难免使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税源而侵浊中央税基，不利于企业所得税的硬化，也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并且会助长盲目投资，在经济割据等地方保护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相违背。

（二）事权(affair right)与财权(control over wealty)的交叉贯通，划分不清

事权和财权相结合，事权划分是财权划分的前提，以事权为基础划分各级财征的收支范以及管理权限，这是建立完善的，规范的，责权明晰的分级财征八进制的核心与基础，而事权与财权交叉贯通，划分不清，这是我国财征体制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主要缺陷，也是这次分税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由于种种因素制约，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一直困扰我国财征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而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划分收入上，由于各级政府的事权不清，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边界不明，这使划分各级政府的财力，财权，财责缺乏科学依据，而不得不沿用以历史状况和既成事实为基础的基数法。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目前各级政府之间中权的划分自然处于清楚与不清楚并存的混沌状态，中央政府到底担负哪些职能，各级地方政府究竟又有哪些作用，其事权边界是不明晰的。事权划分是财权划分的基础，既然没有这个基础，而只是划分财力，那么，这种分税制也就只能是不完善的，不科学的，不规范的分税制。

分税制要求各级政府应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来确定各自的支出范围，使事权划分与支出范围相一致并和财力相适应，但这次分税制改革，在地方政府财征收入大量上交中央之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与旧体制基本相同，从原则上讲，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应该很清楚。如国防、外交、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经费支出以及调控宏观经济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由中央政府负责，而地区公共服务和一般社会管理事务由地方政府负担，但现行分税制运行中，自然沿用过去行政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做法，中央政府一方面包揽过多，经常是“上面清客，下面出线”，越俎代疱的事情相当普遍，这种各级政府职责范围界定不清，分财力而不分事权的分税制，必然导 4

致中央与地方财力不清，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从根本上讲，不可能较为彻底地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关系，当然，我们不可否以中央与地方在某些投资项目及经费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和重叠。因此，事权的划分只能是相对，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应该是按照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本着事权与政府职能转变，企业机制改造市场机制建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原则先易后难，逐步划清。

首先，在划分三个层次：第一，划分内外即划分政府与企业和私人间的事权范围，明确哪些归政府，哪些归企业和私人。第二，理顺地方各级政府间关系，明确事权在省、市、县乡政府间划分，第三，明确上下，即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确定哪些归中央政府，哪些归地方政府。

其次，进一步明确界定和划分政府系统内的事权和相应的财产，具体说来，先划清各级政府所担负的政治、社会、以及公共品供给的事权边界，然后再划清各级政府抽负责的经济事务边界，最后过度到形成较完善，规范的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分税制。

再次，完善事权与财权还必须考虑市场化进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确认哪些事情市场已经做了，政府应当相应调整职能范围。只有这样，财政才可能随体制条件，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变化，适应准公共品的范围的移动，推动增收节支，把资金投向政府应涉足的领域，提高财征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转移支付(transfer)模式不当，转移支付(transfer)力度不是

我国现行财征转移支付形式有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结算补助和专项补助（subsidy）等，其中，前三种形式属于无条件财征转移支付，专项补助属于有条件财征转移支付。但是我国目前采取的主要形式是税收返还，既无条件财征转移支付形式。从实行运行来看，这种形式对弥补地方一般性财力不足，实现纵向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政策引导能力不强，不利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第二，不利于节约支出和提高财征资金使用效率，第三，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总之，目前采取这种以无条件为主的收入分配型财征转移支付形式具有非常规范性和过渡性质，它无法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加以改革。

转移支付模式的再选择：

国际转移支付的税式有两种，一是单一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另一种是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其中横向转移支付是解决横向非均衡问题，纵向转移支付侧重于解决纵向非均衡问题，单一纵向横式操作简便，其 5

有稳定性和透明度，但对下级政府强制色彩较浓，纵横交错模式，由于地方政府参与了转移支付过程，体现了地区间相互支援关系，有利于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操作复杂。从今后发展角度看，我国的长远目标应是采取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但在现阶段，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多种因素制约，需要先致力于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形式，有利于中央政府调控和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偏重效率的宏观调控型财征转移支付模式，要健全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考虑以下两点：第一，转移支付规模要适度，并保持一定弹性，具体说来，一要考虑中央财征的承受能力，二要考虑地方行政事业的需求。第二，转移支付要趋于规范。

三、税收管理权和权限（limits of authority）的确立

税收管理体制是在各级政府之间，主要是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划分税收收入，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立法权的制度，它是国家税收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财征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体现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行使课税及其管理权，立法权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关系。税收管理权是指贯彻执行税法拥有的权限。它实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力，属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权限范围，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税收立法权；二是税种开征停征权，是指税目增减，税率（Tax Rate）调整和减免权。由于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发展情况的不同，分税制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税收管理体制，地方税种的划分，税收征管三大方面上。

（一）税收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

按照中央与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和范围划分，税收管理体制基本上有四种模式；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立法，税源共享模式；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集中税权，分散事权模式；三是德国为代表的税权集中，税种共享模式；四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大权集中，小权分散的模式。尽管各国税收管理体制都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但是他们共同规律也是很明显：A，分税制是建立在税收管理体制核心，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采用一种方法，B，实行适度分税制的国家，既设中央税，地方税，又设共税，税收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地方管理权限较少；C，实行彻底分税制的国家只设中央税地方税，不设共享税。而且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管理，征收也完全分开，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相对较大；D，不论是彻底分税制国家，还是中央适度分税制国家，不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中央集权国家，中央和地方税收的管理权限划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E，分税制国家制国家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税权与事权则不对应，征税权定国家介入 6

国民收入的一项手段，由此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通过税收上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方式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分配；F，国际上实行分税制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中央税收的优先课征权，以及执法的优先地位，如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征收个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征收所得税只能按照联邦国税局确定的所得税额征收，不得另行核定。

（二）建国以来，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

建国以来，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与财征管理体制相适应，税收管理体制有五次较大的变动： 1．第一次是1950年全国税政集中统一，各项税法由中央制定，税种的开征与停征，税目，税率的增减调整，都只由中央集中掌握。

2．第二次是1958年税收管理权限的较大下放，凡属可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税收，都交给省、市、自治区管理。

3．第三次是1961年适当收回部分税收管理权限。凡属工商统一税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盐税税额的调整，都应由中央批准。

4．第四次是1973年继续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属于个别产品和纳税单位的减免权，交地方掌握，企业适用的税率，由地方税定，进一步扩大了地方管理权限。

5．第五次是1977年进一步明确划分管理权限，由中央适当收权，对税收管理权限作了进一步明确划分，适应的把部分税收管理权限收归中央掌握，以利于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积极性。

（三）划分中央、地方税制及其管理权限历史发展 1．建国初期各税统管

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规定，除农业税外，在城市统一设置14种中央税和地方税。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则是规定：“除了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为中央人民政府财征部统一调度使用。” 2．1958年开始下放某些地方税管理权

1958年6月9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确定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规定对印花税，7

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等七种税收，在划为地方固定收入的同时，把税收管理权也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

1960年12月31日财征部党组提出，凡属工商统一税税目增减和部率的调整，应报中央批准。

1977年1月13日国务院《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明确规定对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减税，免税，变更税率，税额或停征；对屠宰税确定征税范围，调整税额和采取某些减税，免税措施，划归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掌握审批。

3．1985年开始走向按税种（category of taxes）划分的财征体制

1985年3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征管理体制的规定》，逐步采取按税种划分，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新财征管理体制。

（四）现行税收征管体制的主要内容

按照国务院1977年11月批转文件和其后的有关文件规定，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为国务院，财政部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分别列举了各级权限。1．属于国务院的权限

凡属国家税收政策的改变，税法的颁布和实施，税种的开征和停征，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都属于中央的管理权限，除各税税法按立法程序，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公布或授权国务院制定颁币外，一律由国务院统一规定。2．属于财征部纳权限

制定各税税法和条例的实施细则及解释税法，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开征或停征某一种税，盐税税额的调整，减免以及涉及外事，外商的税收问题，由财征部掌握，在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对某种应税产品或某个行业减税免税，对产品征税中的卷烟，酒、糖、手表等产品的减税，免税都由财征部批准。3．属于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权限。

除少数几个税种，如城乡人民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牲畜交易税等税种的税收条例施行细则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颁布外，主要是个别纳税单位因生产，经营，价格等发行 8

变化需要的定期减免税，这些权限下放以后，有利于地方因地利宜地及时处理某些具体问题。

科学的税收管理体制，即税收权限的合理划分，要做到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有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加强税收管理，对在分税制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在近期应该这样合理划分。

1．中央（central authorities）税种的立法权，开征停征权，税目增减，税率调整和减免权属中央。2．共享（Tax sharing）税的立法权，开征停征权，税目增减和税率调整权也属中央，但减免税一部分属中央，一部分属地方，3．地方税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层次管理制度：①一些对全国经济或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的税种，其立法权属中央，地方可拥有一定的减免权；②一些中等性税种，其立法权，开征停征权属中央。③一些小税种，其立法权，开征权均属地方。

4．改变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制度，税收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应按税种划分，改变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的做法。

四、划分管理权的原则（principtes）

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1977年税种较为单一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与过去较为集中的经济，财征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经济，财征体制和税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老的集中型税收管理体制，也就与经济发展的现实不够适应，正是基于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存在的矛盾问题和当前形势的发展，我国的税收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完善。

第四篇：解析关于完善刑事自诉制度的思考

关于完善刑事自诉制度的思考

王官扬

刑事案件包括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公诉案件，因此自诉案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关注，有关法律规范也较少，从而导致实践中制度供给不够，有关制度衔接不畅，给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了很大障碍。下面通过一个侵占案例，谈谈笔者关于完善刑事自诉制度的一些思考。

一、案件基本情况

某驾驶员丙常在一钢材市场用自有货车从事钢材运输业务。甲、乙两公司均为该钢材市场里从事钢材经销业务的公司。某日，甲、乙两公司均委托丙分别将其钢材运输到各自的工地上，然而丙接受委托后，却私自将两公司的钢材运输到其他地方倒卖并逃匿。丙私自倒卖的钢材价值40余万元。甲、乙两公司得知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询问了甲、乙两公司的业务人员以及丙所倒卖钢材的购买人等人员，认为丙涉嫌侵占，系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遂不予立案侦查，要求甲、乙两公司向法院起诉。甲、乙两公司于是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但法院以侵占不是刑事自诉案件为由搪塞，后又以侵占金额40余万元，系金额巨大，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应为公诉案件为由搪塞，在当事人告知侵占系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依据后，终以被告人下落不明为由不予立案。数月后，甲、乙两公司自行将丙抓获，并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以该案系自诉案件为由不肯接收，只同意暂时扣留。甲、乙两公司立即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但法院以犯罪地非其管辖地为由不予立案，且不愿对丙采取强制措施。法院不愿采取强制措施，甲、乙两公司又不能自行关押丙，否则有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然而又不能放走丙，否则法院会以被告人下落不明不予立案，无奈之下，只有请求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经当事人再三请求，公安机关最终同意先行羁押，但要求当事人尽快向法院起诉。甲、乙两公司在取得犯罪地系该法院管辖的证

据后，再次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但法院又以案件已由公安机关受理，法院不能再受理为由，不予立案，称应先由公安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并表示法院无义务到公安机关调取丙犯罪的证据。这样一来，甲、乙两公司陷入了两难境地：法院不愿对丙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公安机关不对丙采取强制措施，则丙势必逃匿，从而下落不明，法院则可以此为由不予立案;如果公安机关对丙采取强制措施，则法院要求公安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后才能立案，而公安机关一旦作出处理决定，因为是自诉案件，公安机关必然释放丙，丙被释放后必然逃匿，则法院仍可以丙下落不明为由不予立案。

二、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妨碍了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加之法院怠于担责，以种种理由对自诉案件不予立案，自诉人求助无门，被告人则逍遥法外，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法律被践踏。笔者认为，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告诉才处理的范围过宽。根据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和侵占案。立法者之所以将某种犯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该犯罪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比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二是该犯罪性质、危害程度比较轻微，比如侮辱罪、诽谤罪以及侵占罪。而立法者规定告诉才处理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稳定。因此，如何确定告诉才处理的范围，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稳定为判断标准。而要达到有利于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稳定的目的，则应当将可以行使告诉权的被害人的范围限于与行为人有一定亲近关系的人员的范围内。从实践来看，犯以上告诉才处理的罪名的行为人，并不都是与被害人具有某种亲近关系，例如以上侵占案，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仅是业务联系，没有任何亲近关系。因此，一旦被害人因某种原因无法提起自诉的，则司法机关无法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放纵了犯罪，显然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彰显社会正义。

其次，对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自诉案件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及时惩治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8条规定，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除了对是否犯罪有不同认识，或者被告人与自诉人关系极为亲近的外，绝大部分被告人在明知自己犯罪的情况下不可能自觉接受审判。例如上述侵占案的被告人，在收到倒卖钢材的赃款后立即逃匿，怎么可能要求他自觉到法庭接受审判呢?很显然立法者过高估计了被告人的觉悟水平了。然而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自诉案件，不区分情况一律不予立案，显然不利于维护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及时惩治犯罪。有的自诉案件，虽然被告人逃匿而下落不明，但有证据证明其犯罪，如果法院不立案受理，则不能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被告人就不可能归案，这必将放纵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其逍遥法外。

再次，将自诉案件限于被害人向法院起诉，不利于调查取证和确保被告人接受审判。《刑事诉讼法》

第18条第3款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对于后两类自诉案件，还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处理，但是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只能向法院起诉，而被害人甚至其委托的律师，并没有侦查权，很多情况下不能获取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更不能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能保证被告人到庭接受审判，被告人可能下落不明，从而导致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而从设立自诉制度，特别是告诉才处理制度的目的看，是为了赋予被告人诉权，将是否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决定权交由被害人行使，而在不能取得被告人犯罪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并不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目的，甚至可能因被告人下落不明而被法院驳回起诉，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被害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意愿狭隘地理解为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实际上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是要求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是对其诉权的处分，从实际情况来看，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因为公安机关享有侦查权，可以对案件进行侦查，可以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从而能保证调查取证工作顺利进行，保证被告人能到庭接受审判。但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是否起诉应由被害人决定。如果

存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受强制、威吓等特殊情况不能起诉的，可由检察机关代为起诉，但被害人仍为自诉人，检察机关仅为代为起诉人。

又次，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不够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4条规定，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那么什么情况是必要时?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实践中法院为了避免承担责任，都不愿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致使被告人“下落不明”而无法审理。

最后，立案监督机制缺失，法院对自诉案件不立案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法院对自诉案件不立案时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在法院不作出书面裁定的情况下也没有规定上级法院的监督程序，导致法院不予立案时被害人无任何救济途径。

三、完善刑事制度的建议

鉴于现行刑事自诉制度存在以上问题，妨害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笔者建议以下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

首先，合理确定告诉才处理的范围，将告诉才处理的范围限定在亲属之间。对于现行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果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系亲属关系的，为纯粹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由被害人决定是否提起自诉;而对于被害人与行为人不是亲属关系的，既可由被害人提起自诉，也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更有力的打击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其次，取消被告人下落不明不予立案的规定，凡是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的基本事实的，都应立案审理。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视情况采取强制措施，特别是犯罪后逃匿的，可以依法通缉，以保障自诉人的诉权得到真正保护，案情得以调查清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得到惩处。第三、自诉既包括被害人向法院起诉，也包括被害人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对行为人的涉嫌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有的自诉案件，如果没有公安机关侦查，被害人是不能自行搜集到证实行为人犯罪的证据的，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也是自诉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是否起诉应由被害人决定。第四、细化、完善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对于什么情况下有必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予细化和明确，以确保刑事自诉活动的正常进行，特别是对犯罪后逃匿被抓获的被告人，应一律采取强制措施。

第五、完善立案监督机制，保障自诉人获得有效的救济途径。如果自诉人向法院起诉而法院不予立案的，应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自诉人也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甚至可以直接向上一级法院起诉，以确保自诉人的诉权得到真正保障。

第五篇：解析探究法律援助

探究法律援助

作者

王保信

探究法律援助

摘要：

本文从法律援助产生的制度渊源着手，通过对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需要、利益衡平机制及法律理念的剖析，揭示了法律援助所蕴涵及应予彰扬之德性。

关键词：法律援助 德性 维系 彰显

法律援助的德性，系指蕴含于法律援助这一古老制度内核，并藉以维系、推动这一制度的理念、秉性和规则。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平等、公平、正义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时代，探讨法律援助的德性，无论是对过去积垢的揭露、反思与矫正，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设计与完善，应当说皆是不无裨益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德性溯源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为更好的为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 1

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大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仅表现为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因此常被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欧美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天赋人权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也进一步社会化，由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转化。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西方各国经济飞速增长，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西方各国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在司法制度上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代表了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

二、法律援助德性之维系

笔者认为，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纽带有三：保障基本人权的现实要求、法律援助各方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以及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

实施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通常被认为是律师为了公共利益而应其职业道德义务自发地向穷人提供援助的一项慈善行为，体现的是律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律援助被确认为一项国家责任，它成为政府为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而专门设立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

大众生存权利的保障责任。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即是将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一转变不仅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维系和发展，也为法律援助的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

（二）法律援助德性的维系还基于其各方当事人责、权、利的合理衡平

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是法律援助德性张扬的根基，它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援助是政府（或称国家）对弱势民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司法救济责任。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统治的需要，现代国家都负有为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司法救济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绝对义务，其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即：国家须从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无偿的支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弱势民众。时下，有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这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的本质要求。

第二，就受援者而言，其接受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生理的弱势，如聋、盲、哑、未成年等，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弱势如收入水平过低甚或没有收入来源等，还可以是其他的法定要件，如诉讼的性质或死刑案件等。接受法律援助者无须支付费用，但需保证自身符合条件的真实性，某些时候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三，就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理性的“经济人”，其进行法律工作是为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法律援助只是他们为社会应尽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是“无偿”的——必要的办案经费必不可少。这既是法律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上述各方的权责平衡不仅是法律援助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立法者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需加以凸现的必经之义。

（三）法律援助德性系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的。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有三，一

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这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

首先，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法律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同时，法律援助加快了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它不仅帮助人类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再次，法律援助的德性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完善。我国法律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规定了有诉诸司法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拥有诉诸司法的能力与途径。由于公民在法律方面的实际能力受其知识、财富、才干、身份、职业、地域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民能否诉诸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后又能够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往往会造成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诉诸司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着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德性之彰显

如果说对法律援助德性的阐释与剖析仅仅是拉开了法律援助舞台的帷幕，那么，对法律德性彰显路径的揭示则折射了法律援助的优雅舞姿。笔者以为，在《法律援助条例》业已颁布生效的今天，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的德性予以彰显：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法律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 “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及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学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张扬，法律援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在严格按照法律的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彰显法律援助“救济弱者、匡扶正义”的德性。

（三）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

司法部已经明确授权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对于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考虑到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地方办理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组织和协调处理高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和一些在本省影响较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确有困难的案件，但要明确不能由这些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办理。

《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指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经济落后、律师资源稀缺、目前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地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派本部门内专门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也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级差别。

（四）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收入统计制度的多方配合。这两年上述制度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今后须大力推动其进步。

[1] 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J]，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0。

[3]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3。

[4] 《宪政与权利》（美）路易斯-亨金 阿尔伯特-罗森塔尔 编 三联书店 1996年12月版,136。